传统宪法

传统宪法（通用5篇）

篇1：传统宪法

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公民的法律素质，努力推动“法治凤凰”建设，更好地服务全镇中心工作，针对群众反映的涉法热点问题，根据区司法局和凤凰镇领导的指示精神，镇普法办拟于5-6月组织、协调相关职能单位开展以《食品安全法》、《武汉市查处和控制违法建设管理办法》(市政府189令)、《环境保护法》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法制宣传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 食品安全宣传周

活动组织主体单位：凤凰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所

1、 时间：5月第2周

2、 地点：全镇各村和凤凰社区

3、 形式：巡回宣传、集中宣传

宣传周期间，分别在三叉路菜场、镇中心小学等地采取悬挂宣传横幅、宣传车沿主要交通要道宣传的形式进行巡回宣传。 6月26日，在三叉路菜场设立宣传点，采取现场解答法律咨询、摆放宣传展板、散发宣传单的形式进行集中宣传。

二、环境保护宣传周

活动组织主体单位：镇环保办

1、 时间：5月第4周

2、 地点：全镇各村和凤凰社区

3、 形式：巡回宣传、集中宣传

宣传周期间，在三叉路菜场、各养鸡场采取悬挂宣传横幅、宣传车宣传的形式进行巡回宣传。

6月26日，在三叉路菜场设立宣传点，采取现场解答法律咨询、摆放宣传展板、接受举报和投诉、散发宣传单的形式进行集中宣传。

三、 其它事项

1、各参加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法制宣传工作，要安排专人负责专项法制宣传工作，力争把工作做实、做好。

2、各活动组织主体单位具体负责宣传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3、镇普法办负责安排、协调、配合各专项宣传活动开展，并安排宣传车进行巡回宣传。

4、各专项法制宣传活动集中宣传时，由各责任单位负责布置咨询台、宣传展板、宣传彩门及宣传会标。

5、各单位于5月4日前将具体活动方案报镇普法办。

6月26日凤凰镇普法办组织凤凰人社中心、环保办、食品药品监督所、城建办、工商所、司法所共六家单位在凤凰镇三叉路菜场举行大型的普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共发动二十多名公职人员参加，主要宣传了新的《食品药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新消法》《新洲司法》报、《武汉市查处和控制违法建设管理办法》、《村民养老保险办法》等法律，发放宣传传单两千多份、书籍一百多本，宣传展板六块，横幅两条。

过往群众纷纷咨询法律事务、争相领取法律书籍、传单。司法所还集中组织矫正人员参与活动，帮助布置会场、发放传单。在整场活动中矫正人员表现了极高的热情，认为在劳动中也学到了法律知识，了解了人们对法律知识的渴求。

我们认为这次活动既有普遍宣传的效果，也有重点宣传的意义，在法律中我们重点宣传了《食品安全法》，在普法对象上我们重点针对了矫正对象，取得了较好的普法效果。

篇2：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

在国家法律体系中, 宪法是根本大法, 马克思称之为“法律的法律”, 有人也称之为“母法”。宪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 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在宪法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健全了国家机构和制度, 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我国现在实行的宪法, 它由1949年“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发展而来, 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四次重要修正, 根据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进行不断完善。现行宪法凸现了“改革开放”这个鲜明的时代特征, 它能够很好地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基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 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总体上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 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现行宪法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同时又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有这些成就都和现行宪法的作用密不可分, 在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 这部宪法将持续发挥出它的巨大作用, 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会不断丰富和完善宪法, 其将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章程。

“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 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在我国宪法制度发展的历程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强调的那样:“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法治权威能不能树立起来, 首先要看宪法有没有权威。必须把宣传和树立宪法权威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事项抓紧抓好, 切实在宪法实施和监督上下功夫。”回顾现行宪法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六十多年的历史经验, 可以得出一个有力结论:“维护宪法权威, 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捍卫宪法尊严, 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 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宪法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贯彻执行, 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拥护, 才能发挥其根本大法的作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根本利益与宪法的实施息息相关, 这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 树立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 保障宪法的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当前,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就是树立宪法意识以及维护宪法权威, 这项任务必须常抓不懈, 要把工作落到实处, 发挥真正的效果, 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加强宪法宣传教育, 给“依法治国”打下扎实的思想基础

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是关系到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大事, 甚至关系到依法治国的进程, 必须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 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广泛认识和遵行。全民普法和守法应该成为党和政府实现“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 让宪法基本精神普及广大人民群众,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增强全民法制观念, 真正弘扬宪法观念。此外, 不断创新手段和丰富途径, 着力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在中小学设立法律知识课程, 宪法教育要从青少年抓起。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宪政理念, 起好带头作用, 树立忠于宪法的意识, 、自觉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 带动广大群众学法守法, 在全社会形成遵宪守法的良好风气, 以实际行动为推进依法治国打下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维护公民基本权利,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 人民群众是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基础。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定要加以重视, 在建设民主政治的过程中, 要全面落实和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民主权利, 不断健全民主制度, 不断丰富民主形式, 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调动起来, 让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只要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 必须做到以人民为主, 帮助人民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要充分并广泛地听取群众建议和意见, 还要虚心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 保证人民依法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党和政府要运用法律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协调好各种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还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三、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不断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虽然宪法和法律是由党领导人民制定出来的, 但是, 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贯彻实施宪法必须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做到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维护好宪法法律的权威, 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好宪法法律的尊严, 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好宪法法律的实施, 就是保证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实现。党和政府要以法治的理念、体制、程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善于把执行宪法和法律与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机统一起来,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进一步提高政府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的榜样作用。此外, 还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 要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运用党内法规把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员领导干部尤其要自觉做“遵守宪法”的模范, 恪守宪法原则, 履行宪法使命, 依照宪法办事, 从而带动全社会严格贯彻宪法。

树立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 基础是全体公民, 关键是国家公职人员, 重点是各级领导。宪法确定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必须维护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讲的那样, 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要清楚地认识到, 是人民赋予了政府权力, 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 要严格按照宪法办事, 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确保政令畅通, 切实做到为人民服务, 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树立宪法权威, 维护宪法尊严, 这是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党员要带头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研究宪法实施过程中带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加强宪法实施中监督机制和保障机制的研究。真正做到宪法至上, 任何人、任何组织都要处于宪法的监督之下, 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民需要一部与时俱进的宪法, 他们更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全面体现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

摘要：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在宪法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保障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健全了国家机构和制度, 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的治国总章程, 想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树立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是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 才能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关键词：十八届四中全会,宪法,权威

参考文献

[1]王峰.我国宪法权威的缺失及其构建研究[D].安徽大学, 2003.

篇3：传统宪法

英国宪政传统中确实强调“自由”,但它一方面强调“贵族的自由”,另一方面强调传统文明秩序中形成的自由,由此“自由”的伦理基础乃是“高贵”(nobility)。这显然属于保守主义的自由观,伯克是其捍卫者,洛克、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都是其支持者或同情者,都强调“商业”、“德性”与“自由”之间的内在相关。而美国的“自由”则是《独立宣言》所主张的“人人平等”之下的自由,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传统,而非英国传统。美国宪法与英国宪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待法国大革命的不同立场。柏克在《法国大革命随想录》中就从英国宪法出发攻击法国大革命,而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潘恩在其《人权论》中则站在法国宪法的基础上,彻底批驳了柏克捍卫的英国宪法,宣称“人为的高贵(artificial noble)在自然的高贵(Noble of Nature)面前相形见绌”。在潘恩看来,英国宪法与法国宪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英国人的自由、专制时代的贵族自由和历史传统中人为塑造的自由,而后者强调公民自由、民主时代的平等自由和自然状态下上帝创设的自由。这两种自由理念无疑有天壤之别,而美国独立革命就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宪法传统。方纳教授在其名著《美国自由的故事》中生动地讲述了“自由”概念如何从英国人的“特权”(privilege)在美国变成推动不同种族、阶层的人以“自由”的名义追求人人平等。

至于“普通法宪政主义”这个说法,若强调普通法所保护的自由,则需要区分上述两种自由,若强调司法权与统治权的关系,则不能不面对司法审查问题。通常认为,普通法对美国宪政的最大贡献莫过于马歇尔在马伯里案中将普通法中“法院的职责就是告诉人们法律是什么”的司法判断原则篡改为“告诉人们宪法是什么”,并因此宣布立法无效的司法审查原则。尽管美国人倾向于将司法审查的起源诉诸英国大法官柯克(Coke),可由法官宣布议会主权的命令因为违宪或违反自然法而无效,对柯克乃至后来的英国宪法学家们来说显然是陌生的。以至于前些年,英国因欧盟人权公约而引入美式司法审查制度,在英国司法界和法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显然与“英美宪政”无关,而属于后冷战时期“全球宪政美国化”导致的“世界宪政主义”(world constitutionalism)的一部分。

其实,“英美宪政”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建构是为了在“冷战”背景下显示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继承的欧陆革命传统的区别,从而在政治哲学中构造一种“反革命”的政治理念(即如何用宪法来终结革命)。然而,这个概念过分强烈的政治性及其意识形态的党派色彩不仅把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比如潘恩、联邦党人或反联邦党人,降格为目光短浅的“反革命分子”,看不到他们为全人类探索良好政治秩序所承担的使命,更妨碍我们认识美国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的革命性贡献,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宪法概念。一如潘恩所言,“宪法不是仅仅在名字上存在,而是在事实上存在。它不仅是理想,而且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宪法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东西,政府只是宪法的造物”。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constitution这个频繁出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政治思想家们著作中的古典“政制”概念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宪法”概念,前者强调“政制”乃风俗民情(mores)的自然产物,而后者强调“宪法”乃是人为创造的产物。由此,美国“宪法”绝非历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普通法”,而是启蒙思想家根据自然权利学说人为创造的“律法”(Law)。正如世界和万物是上帝的创造物,那么国家则是由人的宪法构造,霍布斯所理解的“利维坦”这样的人造国家,并没有在英国实现,而是在美国实现了。不同于欧洲十六世纪以来主权国家的兴起以王朝世系或民族为基础,美国的建国基础既不是某个民族,也不是某种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宗教信仰以及这种信仰下产生的宪法。正因为如此,美国例外论者往往在“创世记”的意义上来理解美国,美国宪法也真正获得了类似于“圣经”的地位。恰如考文教授所言:“宗教改革以天经地义的《圣经》取代了一贯正确的教皇;而美国革命用一纸文件的统治取代了国王的统治。”(《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序,考文著,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版)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原旨解释与自由解释(或德沃金的《道德阅读》)对美国宪法的不同理解类似于基督教中的旧约与新约。

由此,美国宪法实际上是哈耶克所批评的“唯理主义”的欧陆传统的产物,美国宪法与英国宪法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完全对立的宪法观。“其一是其根本法下的人民的自觉设计的新概念,新的宪法定义;其二是古老的传统观点,其中,‘宪法’这个词仅仅适用于从某民族的现实制度和它们的发展中推演出来的实在原则。”(麦基文,2页)美国宪法的这种唯理主义特征就体现在美国宪法是一部人为设计的“成文宪法”(written constitution),马歇尔在创立司法审查学说时就特别借重于“成文宪法”思想。如果以美国宪法的标准看,英国根本就没有宪法。在潘恩对英国宪法的众多批评中,一个概括性的批评就是英国人对“宪法”一词喋喋不休恰恰证明英国根本就没有宪法。潘恩的批评固然是为美国独立革命张本,可连对英国政体充满向往的托克维尔也认为英国宪法并非“真实的存在”。

在整个启蒙时代,英国人的自由曾经令欧洲人神往,而英国宪法也被看做是继承了罗马和欧洲中世纪“混合宪法”(mixed constitution)思想的衣钵,成为启蒙思想家探索良好政体的范本。而美国宪法的出现使得“成文宪法”的现代性特征成为宪法的标准模式,以至于任何新成立的国家都必须制定成文宪法。十九世纪以来,英国宪法缺乏成文宪法典的形式和英国人的自由一样越来越遭到了质疑,英国不仅承受着边沁等推动的成文法改革的压力,自然也承受“成文宪法”的压力,因为按照美国宪法的标准,“英格兰却成了例外。……英格兰,也许是现代欧洲国家中最具宪法精神的国家,但却是唯一没有将其宪法诉诸正式文件的国家”(麦基文,11页)。为此,英国宪法学家们不得不面对“成文宪法”难题,解答“英国是否有宪法”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差不多构成了英国宪法学中隐秘的传统。

梅特兰的《英格兰宪法史》就可以看做是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回应。这部著作通过历史研究来挖掘和整理英国的宪法实践及其宪法传统。梅特兰在书中实际上区分了:constitution与constitutional law这两个概念,后者类似美国宪法那样作为法律而存在,而前者则具有更广泛的古典内容。梅特兰所撰写的著作属于constitutional history, 其中大量的内容是关于土地法、财产权、刑法、行政法等,而直接标明“宪法”(constitutional law)的只是一小部分内容。在他看来,要真正了解英国的constitution,就必须了解英国的土地法,因为英国议会的发展差不多依附于不动产法。同样,要理解十七世纪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宪法斗争,就必须理解当时的刑法和刑事程序法,比如令状和人身保护令。而除了这些法律,还包括“宪法道德或宪法实践的规则,宪法习惯,宪法惯例或宪法默契”。

梅特兰的研究建立在一个独特的法理学思想之上,它不满于边沁、奥斯汀在欧陆传统上发展起来的“普遍法理学”(general jurisprudence)“从一些理性的和逻辑的设计出发”来研究宪法问题,“将法律看做是由许多独立的部门组成,给这个标上宪法,那个标上行政法,这个标上刑法,那个标上财产法”。在他看来,“法律就像一个身体,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联系,并相互依存”。这种法理学思想以及按照这种法理学思想对英国宪制史的扎实研究,事实上已经回应了“成文宪法难题”,因为美国宪法无疑是这种“普遍法理学”的产物。为此,梅特兰在书的最后特地用很少几页的篇幅来处理“宪法”的定义。在他看来,究竟什么是“宪法”,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答案,而“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因为我们的宪法并没有特殊的神圣性”(536页)。英国宪法属于普通的成文法,没有成文宪法典(constitutional code),自然不需要诉诸成文宪法这个权威。梅特兰针对的是成文宪法问题,但对美国宪法却只字未提。

梅特兰有资格对美国宪法视而不见,因为他的研究表明英国不仅有漫长的宪法史,而且英国宪法的含义远比美国宪法的含义要丰富,至于成文宪法问题,“对专断统治的限制已经深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以至于英格兰并不存在对国民幸福的严重威胁,从而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采用正式法典”(麦基文,11—12页)。梅特兰从宪法史的角度对英国宪法的辩护无疑是成功的,但这种辩护依然需要在法理学意义上解决“什么是宪法”问题。不少英国宪法学家就此做出了不懈努力,比如布赖斯就提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用来区别美国宪法和英国宪法。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宪法学家当属戴雪。

戴雪在其名著《英宪精义》中第一次从法律科学的意义上全面厘定了英国宪法的内涵,并从英国政治实践中提炼出英国宪法的三个主导性原则:议会主权、法治原则和宪法惯例。为此,戴雪全面阐述了隐含在梅特兰著作中的“宪法惯例”学说,认为宪法包括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国家主权权力的分配或行使的所有规则(rule)”,它由两套在特征上完全不同的原则(principles)或准则(maxims)构成:

其中一套规则是严格意义上的“律法”,因为这些规则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无论这些规则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也无论这些规则是以成文法形式颁布的或源于一大堆习惯、传统或以普通法而著称的法官创造的准据)。这些规则所构成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才真正符合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统称为“宪法律”(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另一套规则是由惯例(conventions)、默契(understandings)、习惯(habits)或常例(practices )构成的。这些规则尽管也规制着行使主权权力的几个成员、大臣和其他官员的行为,但它们在事实上根本不是律法,因为它们无法由法院强制实施。由于这个原因,这部分宪法可以称之为“宪法惯例”(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或宪法道德(constitutional morality)。(英文版23—24页)

戴雪对宪法的理解意味着宪法并非必然是美国式的法典化的成文宪法。尽管戴雪本人并没有直接使用“不成文宪法”概念,但宪法学说中依然把戴雪看做是确立“不成文宪法”(unwritten constitution)概念的重要倡导者,后来詹宁斯在《法与宪法》中就直接使用“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来概括英国宪法与美国宪法的区别。不同于梅特兰,戴雪在著作中用了一些篇幅专门讨论美国宪法,他根据其对宪法的分类,主张美国成文宪法仅仅属于“宪法律”,从而进一步强调美国存在着大量的宪法惯例。不过,对这个问题戴雪也只是一笔带过,他更关心的是英国宪法惯例,而非美国宪法惯例。

戴雪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在法理学意义上将英国宪法置于与美国宪法同等的地位上,从而有力地回答了“英国是不是有宪法”的问题。不过,仔细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以美国宪法为标准,英国宪法不过是一个例外而已。英国宪法学家显然不满足于此,当代宪法学家惠尔彻底颠覆了美国宪法与英国宪法在法理学中的不同含义。

惠尔显然不满足于梅特兰以来英国宪法学家们强调英国宪法的古代宪法特征,而直接面对美国提出的“现代宪法”问题。不同于梅特兰、戴雪、詹宁斯的著作,惠尔在薄薄一册《现代宪法》中,完全按照“理性或逻辑设计”来研究宪法问题:宪法是什么,宪法怎样分类,宪法应当包括什么,宪法能主张什么权威,宪法怎样变化,宪法政府的前途等等。在第一章中,他直接批评了宪法学说中流行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分类似乎将二者对立起来。而在他看来,真正的宪法就是不成文宪法。为此,他进一步发挥了戴雪提出的“规则”学说,主张“政府体制都是由这种法律规则和非法律规则混合而成,这种规则的集合体就可以叫‘宪法’”。而“法律规则”与“非法律规则”的区别就类似于戴雪提出“宪法律”与“宪法惯例”的区别。

既然所有宪法都是由这两种“规则”构成的,那么,所谓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别也就失去了意义:“在所有国家,不只是英国,法律和非法律规则、成文和不成文规则,是混杂在一起而构成政府体制的……把宪法分为成文和不成文的做法是应该抛弃的。较好的区分是: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和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或者更简单些,遵循本书采纳的宪法定义,此即有宪法典的国家和没有宪法典的国家。”(14页)惠尔对“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的重构,实质上奠定了“不成文宪法”的正当性基础。如果按照我们目前对“不成文宪法”的定义,那么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属于“不成文宪法”,所谓“成文宪法”不过是“不成文宪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宪法规则”的汪洋大海中,成文宪法典不过是一座孤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宪法,那么英国宪法才真正应当成为宪法的标准,而美国宪法反而是一个例外。

从梅特兰、戴雪再到惠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宪法学家们构筑的宪法学传统。这一学术传统的形成,首先来自于应对“成文宪法难题”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无一例外地捍卫英国宪法传统,但这种捍卫不是一种简单的“爱国主义”,而是带着一份英国人惯有的自信和高傲。正如惠尔在《现代宪法》中借助一个英国人与法国人的对话解释了英国人对“成文宪法”的态度。这个英国人认为英国宪法是上帝对英国人的恩宠,但法国人则提出两个难题:第一,上帝的恩赐怎么会只局限于英国;第二,怎么看其他国家的宪法?对于第一个问题,英国人的回答更多基于一种信念,认为只有在英格兰,“谦逊、独立、责任和安详等诸种高贵品质才奇妙地融合为一体……这些,都无法在世上的其他民族中找到”。至于第二个问题,英国人的回答很干脆:“对不起,我只能说,他们做他们想做的。”这意味着英国人打心眼里就不关心美国人的成文宪法。其实,正是英国人的这份淡定、从容、孤傲和自我期许,才成就了英国人那种“高贵的自由”。

然而,英国宪法学传统的形成更依赖于一种法学方法。既然法律是一门经验科学,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宪政实践中凝结起来的、发挥宪政作用的制度和规则,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概念中存在的宪法条文。继梅特兰关注活的宪法实践,戴雪坚决反对从布莱克斯顿到边沁和奥斯汀的“普遍法理学”所代表的“名教癖”和“形式癖”,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英国宪法的虚构或批判,认为这种方法无力揭示英国宪法的“真理”。在此基础上,惠尔坚持“宪法说什么是一回事,实践中发生什么完全是另一回事”。为此,他考察的不是被人们称之为“宪法”的法典或法律文本,而是考察政府的体制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我们换一对宪法概念来说,英国宪法学的传统就在于研究“实效宪法”(effective constitution),而非“规范宪法”(normative constitution)。

塑造英国宪法学传统的这种法学方法,与英国宪法学家同时作为法律人和学者的个人伦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法律人,他们对规则带着特殊的偏爱,关心并挖掘生活秩序中的真实规则,而作为学者他们对知识和真理怀着敬仰和谦逊,竭力涤除可能的傲慢和偏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宪法学排斥政治哲学或“普遍法理学”,而在于坚持学术与政治、学者与政治活动家、哲学真理与流行俗见的区分。而抵制政治的党派诱惑与卑俗的流行意见的最好方法就是坚守法律人的本分和学者的尊严,这种个人伦理品质不仅使自己能真正向哲学敞开,而且能为自己赢得一份真正的自由。正是英国宪法、英国宪法学的思想传统与英国宪法学家的个人伦理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构成了英国的constitution,塑造了英国人独特的生活风格和精神气质,也为英国人在人类文明史上赢得了高贵与尊严。而中国宪法学人要在今天的世界上赢得高贵和尊严,无疑要以英国宪法学家们为榜样。

篇4：人民的宪法，还是法官的宪法

关键字：宪政；宪政国家；人民宪政主义；司法宪政主义

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41-01

世界是由人组成的世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但正因为不同人的欲望，这个世界才会如此丰富多彩和辉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休斯（Hughes）曾有名言说：“我们的确生活在一部宪法之下，但宪法就是法官所说的。”而人的欲望在根本上是相通的，近些年来，公民法权意识的勃兴，合宪性审查之吁求的澎湃奔涌，现行规范违宪违法审查制之阙如，在特定政治体内，在公共议题上，谁适合或应该拥有最高权？是“人民的宪法”，还是“法官的宪法”？

宪政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实行宪政，就如人权、民主一样。民主政治是国家公共权力机构最重要的要求，它是对人民负责，在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中，法官与人民之间就存在一个悖论。众所周知，宪法是关于主权之构成和运作的真实规则，其概念的含义并非亘古不变。自18世纪以来（而不是在此之前），人们习惯于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politeia翻译为宪法：“一部宪法就是对一个城邦政府机构的安排，特别对最高政府机构的安排。”这一定义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在其宪政著作中提出的，宪法是一项实质性的法律，而不仅是形式上的标准。再经由古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中，有学者指出，我国宪法是以宪法概念为主，将其作为一种改革的纲领和我国的宪政经验，从体系到法制化的转变，是我国确立了宪政制度实施的基本要素。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对法规的合宪性与合法性的控制，被有些学者称为“人民宪政主义”，也可称作政治宪政主义，即是为确保人民宪政平和的展开，确保人民宪政的自我巩固，在常规状态下，应通过公议程序来引导和规范的方式。人民宪政主义，是通过人民的、政治的、公议的、民主的渠道，限制权力的滥用，遏制邪恶的特权利益，强化政治责任和回应性，维护和扩大平等的自由，塑造对共同的制度框架和文化的认同，推动政治改良和宪政转型。人民宪政主义是以人权保障为旨义的宪政主义，拥有人类所共同追求的普世性价值。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民宪政主义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宪政的革新与超越。

而司法宪政主义也是由历史生成的，是以观念和制度的演化为轴，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所谓普适性的关于宪政制度的框架构造及其相关的理论，是以英美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司法至上的宪政主义，是在“高级法和根本法”的观念及同为制衡的三权分立要求下形成的。笔者认为司法宪政是推动和探索宪政建设的司法途径，是推动司法改革中的宪政运动前行，推动司法改革的宪政改革万山，从而更好地引入司法上的合理性，在宪政建设中，进行司法公正和司法改革的宪政建设。

具体的说宪法原理上，司法宪政主义包含两个基本假设：现代公民的法律标准可以在公共问题的定义上理智的达成共识，这些共识是宪法民主的基本规律；司法程序在寻求民主共识的进程里，比民主过程更可靠。但这两个假设是站不住脚的。现代的政治问题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普遍且合理地不同看法：一方面的在经验上，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因果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很难确定；另一方面，对公民的福利和价值规范识别也存在分歧。在公共组织的标准上存在分歧的问题，如果是通常且合理的，普通的法官可以在他们的解释或决定建立“正确的”的基本权利上；如果不能认为，对于围绕人权和平等的差异，比民主本身更全面、合理的是在司法过程中的判断。

相比与司法宪政主义，笔者更主张“人民宪政主义”，它不仅更正当，而且在中国特定的制约条件下，也是更现实可行的选择。我们每个人都深有同感，那就是我国三十年的法制改革是伴随着原先的党政一体化或党和国家一体化的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这个改革目前并没有完成。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作为宪法的绝对权力仍然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发挥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因此，依法管理国家的背后存在着强有力的政治色彩。在这种政治色彩的主导作用下，对于我们思考宪政主义，尤其是所谓的司法宪政主义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倡导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看法，加之法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体系，对抗和争议等，都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力量。笔者认为实体决定的正当性问题的解决需要转化为在决策过程中的合法性问题。当处理分歧和必须采取行动时，它可以按照平等无私的关怀和尊重的原则，反复斟酌不同意见并作出决策；这将可能反映了更具包容的“公共理性”，更能促进立法本身来实现理想的自由；还可以促进公民的意识整合，从而形成监督他人恣意妄为的有效机制。

作者简介：徐若尘，1990年9月，汉族，安徽马鞍山，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篇5：“八二宪法”中的政治宪法结构

中国的宪法学术脉络中为何会产生这样一种“政治宪法学”的倾向呢？这要从二零零一年中国宪政进程中的一次伟大而悲壮的“制度模仿”谈起，即著名的“齐玉苓案”。该案涉及受教育权侵权的问题，最终以最高院的专案司法批复和黄松有法官的代表性解读而激起了中国初步成形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对“宪法司法化”的热烈讨论与制度吁求，之后的宪法学研究在整体上也以配合姿态转向基本权利体系和违宪审查技术。该案之细节与黄法官的具体论证不在这里展开，但其对美国司法审查模式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然而，这一场对两百年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制度模仿式的“普通法革命”却错置了两国迥然有别的法政传统与宪制结构，最终导致该项寄托宪法学者无数情思的司法批复在二零零八年被明确废止。这一批复是最高院司法能动主义的典型体现，从草草而悄悄地登场，到草草而悄悄地退场，“栈道”明修了，“陈仓”却未能暗度。根由就在于：这不是一个普通法国家，宪法文本中的既定权力结构是中国宪法的真实存在，而非“虚置”，最高院的失败尝试本身就证明了中国司法从“职业天命”观出发的宪法想象无法获得中国宪法内部任何决定性政治力量或法律传统的支持，证明了法官眼中的中国宪法遭遇到了另外一种中国宪法——政治宪法，还证明了宪法的法律性和直接依托普通法院的“宪法司法化”无法承载中国宪法的整体生命。

然而，一次失败的尝试，一个司法批复的被废止，并不意味着中国宪政之路的中断。相反，这启发我们一方面要认真对待中国宪法的文本，另一方面要重新解释中国宪法中的政治宪法结构与原则，从而呈现出“立法者”而不仅仅是“法官”视角中的中国宪法。“宪法司法化”及其所有的技术性储备都是必要的，但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如何使中国宪法获得真正的“政治生命”，如何通过宪法建构出意志饱满、行为理性的“人民”，显然，这些关于中国宪政转型的核心目标很难通过仅仅赋予中国宪法以“司法生命”来达成。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没有普通法传统，也没有被普通法国家长期殖民的历史，更因为其文明的连续性和坚强的“政治生命”而在所有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独树一帜，反复地在“西化”与“化西”之间寻求自主性的建构之道。相比于黄法官对美国模式的钟情，中国宪政更加合理的选择似乎应该是欧陆式的建构理性进路。当然，如果我们是具有保守改良德性的宪法学者，我们就必须完整而严肃地对待宪法文本，科学而理性地解释中国宪法自身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生命，从这一真正严格的科学起点出发讨论中国宪政转型的基本问题，这正是政治宪法学者（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ts）的核心使命所在。

让我们回到中国宪法文本本身来进行解读。这里构成解释对象的当然是现行有效的一九八二年宪法（含四次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结构的解释存在不同的理论模式：法条主义者通常会采取法官的视角，以“限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作为紧缩而简明的宪法解释目的论结构，对于宪法中的政治原则通常存而不论；政治宪法学者通常会采取立法者的视角，侧重宪法结构整体意涵和政治理性的解释与阐发，重视宪法的“权力构成”（constituting）功能和公民的参政权面向，凸显宪法的共和主义维度，即国家构建与公民成熟。宪法司法化论者基本上是一种法条主义进路，或曰司法宪政主义进路，而政治宪法论者通常是一种结构主义进路，或曰政治宪政主义进路。以法条主义（司法宪政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宪法，则其许多内容无法纳入法官式的规范分析的范畴或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宪法规范”，因此会有学者提出“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的命题，如张千帆教授认为中国宪法实施需要清除文本障碍，即中国宪法不应该规定基本经济制度、公民积极权利和公民宪法义务，显然，这里对中国宪法文本的“定点清除”的内容恰恰就是相对于美国宪法所“多”出来的内容：（一）基本经济制度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二）公民积极权利属于现代宪法发展出来的“第二代人权”，作为近代宪法典范的美国宪法并未反映这一发展，也未有效吸纳和包容；（三）公民宪法义务的伦理基础不是国家主义，而是共和主义，完全可以在更加合理与正确的伦理基础上予以证成。宪法司法化论断有如下预设：（一）宪法实施=司法审查，不适宜司法审查的宪法规范不宜作为宪法规范；（二）中国宪法体量太大，普通法院无法承载，需要“清除”其过分张扬的政治内涵和多出近代宪法的现代宪法内涵。在政治宪法论者看来，中国宪法文本中需要“定点清除”的恰恰就是其“根本法”的政治生命所在，是其宪法权力结构和道德基础得以确立的核心支点，是中国宪政转型的“刚性约束”所在。

法条主义者的文本清理通常还只限于中国宪法本文，不包括独具特色的“序言”部分。然而，中国宪法序言的真正意义绝不在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这样的法条主义论辩，而在于对宪法的“历史生命”与“政治生命”的正当性论证。没有宪法序言，我们将无法理解宪法总纲中的国体条款，更无法理解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大部分宪法现象。中国宪法的序言无疑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很不具有现代性的、融合了中国古典政治的天命观与西方政治神学的真理代表观的政治合法性论证系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序言中对中国宪法主权结构的复合性界定，即“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陈端洪教授称之为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并基于“各族”无法满足主权叙述单一性的要求，将之修正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序言的叙事格式，党的领导权并非来自人民的周期性选举，而是其真理代表资格通过历史竞争与选择而确证为一种“正确”的民族代表。这样一种基于真理的代表制成为宪法总纲第一条国体条款的理论基础。但中国宪法的复杂性在于其建立了二元的合法性论证系统，第二个系统规定在宪法总纲第二条的政体条款之中，其制度化表述是人民代表大会制。陈端洪从中国宪法的主权原则出发，结合中国宪法的结构性变迁，梳理出了中国宪法的“五大根本法”，这是对中国宪法之“政治宪法结构”的非常重要的理论概括。

在笔者看来，陈端洪对基本权利的价值评估与重要性排序过低，其根由在于陈端洪认为基本权利只具有消极性质。实际上，政治宪法学完全可以通过对基本权利积极内涵的解释抬高公民作为参政权主体的宪法地位，赋予公民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外更加宽泛的参与权利。这需要对中国宪法总纲第二条做出合理解释。该条第一款规定了人民主权原则，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原则，可以说，一切违背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形式都不具有宪法上的合法性。笔者认为中国宪法上的人民主权原则作为“宪法之道”化成了两个代表制“肉身”：一是指向国体条款的真理代表制，其核心宪法含义是通过先进政党完成代表性的制度化；二是指向政体条款、具有程序意义的人大代表制。在这两种代表制之外，中国宪法还保留了人民实践某种“直接民主”的制度空间，即宪法总纲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参与民主制，即“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里的“依照法律规定”为作为代表制形式的人大系统施加了明确的立法义务，即通过有利于人民参政的立法来保障人民的参政权。这样一种“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具有人民主权的“原型”意味，但不是制宪权意义上的人民的整体出场，而是宪（法）定权意义上的有序参与，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公民依据法律对国家权力过程的参与权和公民在社会领域中的自治权。中国近几年宪政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大立法和政府行政日益重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在中央和地方呈现出对于“参与式治理”的高度共识和相应的制度供给行为，这正是对中国宪法文本中之“政治宪法”原则的回应，具体而言是对“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的回应。

笔者认为，中国宪法的道德基础在于追求一种更优越的民主生活，而不仅仅是一种西方式的原子化的消极自由，即在代表制民主之外发展出一种依赖宪法的共和伦理和公民的公共美德的参与民主制。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应该相对简约地概括并排序为：（一）第一根本法：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二）第二根本法：人大至上的民主代表制；（三）第三根本法：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四）第四根本法：作为公民人格基础的消极自由权。可见，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为人民主权的宪法实现提供了相对复杂的制度结构，第一、二、三根本法属于“人民”之宪法存在的具体制度形式，属于中国宪法之政治法属性的直接标志，而第四根本法构成前三个根本法的正当基础和逻辑前提。这里的排序标准并非基于道德基础或逻辑优先性，而是基于中国宪法落实“人民主权”的制度优先性，即有关根本法在促进“人民主权”的宪法实现方面的制度功效。如果没有以“自由”为核心的公民人格，任何一种代表制或直接参与制都不具有始原性的正当性。至于陈端洪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等根本法可以相应归并到此处的“四大根本法”范畴之内。经过这样的结构性整理，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便更加清晰、更具规范性也更有实践价值了。

本文意义上的政治宪法学是宪法学而非政治学的核心理据在于以“人民主权”之宪法实现为根本目标，坚持以更加科学与彻底的学术态度完整对待中国宪法文本，侧重解释和建构中国宪法文本内部的“政治宪法结构”，归结出“人民主权”在中国宪法上的实践形式，评估相关实践形式的现状、效果与制度理性，探索推进相关实践形式的制度优化路径。根据这里的分析与整理，“人民主权”在中国宪法上的实践形式呈现为一种“三分法”结构，即“双重代表制+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其中“双重代表制”是人民主权的主要制度形式，包括真理取向的“党的领导代表制”（宪法文本依据为序言中的“四项基本原则”条款和总纲第一条的国体条款）和程序取向的“人大民主代表制”（宪法文本依据为总纲第二条政体条款之第一、二款），而“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是一个巨大的民主制度容器，代表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有义务为这一制度容器的具体化和充实化提供制度与程序。

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法学家和司法精英推动的“宪法司法化”难以承载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因而可能只具有相对有限的价值和意义，且很难成为推动中国宪政转型的、具有充分之实践理性的解释框架与建构框架。经过结构性整理的中国宪法的“政治宪法结构”构成了中国宪政转型的“刚性约束”，同时也构成了转型成功与否的枢纽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