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靴耳属分类研究概况

2024-05-02

中国靴耳属分类研究概况(共3篇)

篇1:中国靴耳属分类研究概况

中国分红保险发展概况与对策研究

[摘要]: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对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金融投资造成了严重威胁,并引发了信用危机。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分红保险投资对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抵御作用,并且还能为投资者增加收益。近年来,分红保险在我国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寿险行业的主流险种,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分红保险的探索和研究也日渐增多。本文在对分红保险基本内涵特征进行简要阐述的基础上,对中国分红保险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分红保险产品分析存在的问题对策建议

一、分红保险概况

(一)定义

分红保险是一种保单持有人可以分享保险公司经营成果的保险,保单持有人每年都有权获得建立在保险公司经营成果基础上的红利分配。简单的说就是分享红利,享受公司的经营成果。保户在按期交纳保费以后不仅可以享受到一般的保险功能,还可以定期获得保险公司对资金运用后所得利润的分红。

(二)主要特征

1.保单持有人享受经营成果。

2.客户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

3.定价的精算假设比较保守。

(三)红利计算基础

1.保费分红(现金价值分红)

以客户已经交付的保费(或现有的现金价值)为计算基础,对应分红利率为客户分红。实质是以客户交付保费的多少为权重,在全部客户间分配全部的可分配红利。因为对全体客户用统一标准,无论采用保费还是现金价值为计算基础,实际差异不大。

趸交客户,自保单开始可得到较高分红,假设各分红利率不变,则各分红数额相同;

期交客户,保单开始得到分红较少,随交费次数增加每年分红递增,假设各分红利率不变,则各分红数额等差递增;

因为期交客户交费总额大于趸交客户,在交完全部保费后,期交客户的分红可能高于趸交客户。这种模式是大多数保险公司的选择。

2.保额分红

保额分红是相对于保费分红而言的,以客户投保的保额为计算基础,对应分红利率为客户分红。实质是以客户投保保额的多少为权重,在全部客户间分配全

1部的可分配红利。

无论交费方式如何,每年的分红相同,假设各分红利率不变,则各分红数额也相同。

只要保额相同,期交的客户与趸交的客户分红相同,即不管交了多少分红一样,这是在经济学上难以成立的,只是对保费交清后长期分红的平均计算,是否对客户有利难以计算,不过肯定有利于长期缴费的期交客户(相对于同一公司的趸交客户)。

3.美式分红与英式分红

一般说的美式分红为:以现金价值为计算基础的现金分红。英式分红为:以现金价值为计算基础的增额分红。

(四)我国分红保险的发展现状

分红保险在中国的历史并不算长,虽然寿险投资类产品早在前几年就在中国产生,但由于平安保险公司的投连**,导致投资类寿险产品的发展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危及到寿险市场的发展;加上资本市场连年不利,投资类产品更是雪上加霜,而央行的利息又一降再降,加上利息税的征收,传统投资方式开始失宠,既有保底收益,又有分红收益的分红类保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从分红保险的发展来看,基本上是和资本市场的连连不景气紧密相关的,仅2002年,寿险分红产品保费收入就达到1121.7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49.3%,分红保险市场已经成为各大保险公司抢占市场份额的必争之地。

二、分红保险产品分析

国寿福满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

(一)产品简介:

国寿福满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一年一返还,即交即领,多重领取,满期给付基本保险金额,享受红利分配,享有高额保障。

(二)保险期间:

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保险人年满七十五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止。

案例:被保险人,张先生,今年30周岁,为自己投保国寿福满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年交保险费50000元,10年交费,基本保险金额为92954元,福寿金开始领取年龄为60周岁,可获得如下收益:

1.即交即领,高额返还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张先生年满74周岁年生效对应日,若张先生生存,60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前每年可领取9795.4元;60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起每年可以领取18590.8元直至74周岁年生效对应日。

2.福寿年龄,自由选择

福寿金的领取年龄为55周岁和60周岁,张先生在投保时可根据自己意愿自由选择。

3.多重领取,惊喜连连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张先生年满74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若张先生生存,在其60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前,可每年领取特别生存金500元;每年领取关爱金9295.4元;60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起每年领取18590.8元至74周岁年生效对应日;若张先生生存至其年满75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可再领取92954元。另外每年还可以按照公司经营情况领取红利。

4.全面保障,倍加呵护

张先生若于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因疾病身故,公司给付50000元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张先生若在其60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前,因前述以外情形身故,公司给付185908元与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之和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自张先生60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起,若其身故,公司按张先生身故后尚未领取的各期福寿金(不包括张先生身故前已产生但尚未领取的各期福寿金)与满期保险金之和一次给付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若张先生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180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其在60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前身故,公司按上述规定给付身故保险金后,再给付743632元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合同终止。

示意图例:

(图片来源于中国人寿产品中心)

三、分红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保障功能相对弱化

分红保险虽然有保障的功能,但是保障范围都很有限,保障的额度也比较低,与传统的保障类寿险产品有一定差别,尤其是单纯的储蓄型分红产品,除去保障功能外,与银行储蓄非常类似。

(二)分红的不确定性

虽然一般情况下分红保险都会有分红收益,但保险公司并不承诺有分红,只

是在投资实现收益的情况下才分配红利,在资本市场不景气的,红利分配一般可能会很低,甚至有可能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红利分配的不确定性加大了预期的不确定性,一旦红利过低,和投保者的心理预期产生差距,无疑会破坏保险市场的发展。

(三)部分险种承保利润过低、投资压力增大

分红险保费一般比较高,但保险公司在设计分红险种尤其是单纯的储蓄型分红产品时支付给代理人的佣金却比较低,因此一般不利于调动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导致某些公司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而不惜用其它险种的费用来补贴分红险种的情况,因此保险公司寄希望分红险种的费差和死差来实现收益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可能,红利的主要来源只能靠投资收益来实现,这就增加了投资部门的压力。

四、对分红保险未来发展的建议

(一)优化险种结构,发展传统保障类寿险

从保险行业的发展历史来看,承保获利和依靠投资收益来获利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在资本市场活跃的时期,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得收益一般会比较可观,但一旦遇到资本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依靠资本市场来获得收益的不确定因素就大大增加,近几年的无数事实也已经告诫我们单纯依靠投资,尤其是依靠股市来获得收益蕴涵着巨大的风险。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分红保险的大发展,更大程度要依赖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以及保险公司投资渠道多元化体系的有效建立。

世界各国和地区分红险种保费收入在总保费中的比重不相统一,在北美地区,80%以上的寿险产品有分红功能;在德国,分红保险占该国人寿保险市场85%;在香港,这一数字更高达90%。但是储蓄型分红保险产品在国外所占的比重并不算高,而我国有些保险公司几乎达到了50%左右的比例,在目前国内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再加上资本市场的不景气,保险公司积累如此大笔的资金,而投资的渠道却非常狭窄,资金运用的压力无疑会非常大;同时,在一段时期内,同一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过多的保费收入都集中到分红保险上来,险种结构偏重于分红类保险,传统保障类险种自然会大幅度减少,结果是一方面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降低,盈利压力增大;同时保险针对消费者的传统保障作用也会大幅度减少,不利于整个社会福利程度的提高。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各保险公司通过营销和管理的各种手段,积极主动地调整业务结构,提高业务质量,大力发展保障功能的险种,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二)规范销售行为

分红保险由于收益的不确定性,在销售过程中,销售人员为开拓业务极有可能发生违规行为,夸高收益率,误导消费者。目前关于分红保险的各种投诉或退保行为中,大多数都是因为代理人的误导导致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就是大力加强对分红保险销售人员的资格审核,加大对分红保险销售人员的金融知识培训和思想道德培训,提高分红保险销售人员的综合素质,规避风险。另外在分红保险的销售过程中,保险公司也应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民众对分红保险的认识程

度,尤其是对分红保险的分红知识要有清楚的认识,塑造分红保险的理性消费环境,避免消费者产生比较大的心理落差,破坏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强化管理,降低成本

分红保险的销售成本主要集中于销售渠道成本和内部管理成本,因此,要降低分红保险的销售成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分红保险的中介销售渠道建设,尤其是银保合作、邮保合作、证保合作。2002年全国寿险保费收入中,仅银行保险的收入就达到了388.4亿元,约占全国人寿保险保费收入的17.1%,为分红保险市场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国外来看,欧洲很多国家比如法国等的保费收人中,大约有60%以上都来自银行保险。之所以这么多国家都在大力发展银行保险,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利用银行、邮政等中介渠道销售可以大幅度降低销售成本,控制销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在兼业代理发展成熟的城市,甚至可以逐步减少通过代理人销售的比重,以便更好地发挥兼业代理机构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通过强化内部管理,努力降低内部运营过程中的各种成本尤其是管理成本,分红保险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承保成本过高,有些公司的承保利润甚至为负数,严重影响到寿险公司的生存,因此应加强对寿险公司的内部管理,通过提高工作效率等措施来降低管理费用,降低销售成本。

参考文献:

[1] 北京保险学会.中国保险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12~17.[2] 张红霞.保险营销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8.[3] 中国人寿网站.

篇2: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概况

关键词:中国绘画,形式风格,外部因素

从国人眼光来看,中国美术(古代美术)的文献资料已蔚为大观,即便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学院建制和中国美术史学科发展业已多年,这一基本事实构筑了中国美术史学的初步框架,至少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文献搜集、资料分析、画作风格研究、画家生平介绍等几个方面从现代分科的角度进行了详细而富有成效的搜集整理,而且更在日益发展的图像学研究上从形式分析角度吸收了当今海外学者的新进方法,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新月异的中国美术研究不再停留在搜集材料的初步方法上,以往“中国”这一词汇只是地理文化范畴上的对象,即研究的对象必须是中国从古至今的艺术品,包括绘画作品、礼器艺术、建筑雕刻等类别,而现今研究作是差的;在一种文化中一种行为被看作是正常之举,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被看作离经叛道。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1988年在汉城举办第24届奥运会,世界各国运动员、记者和一些官员都云集于此。韩国人爱吃狗肉,世人皆知,关键问题是,韩国人有一特殊习好,就是在杀狗之前,要用棍棒将狗乱打一通,理由是被打松的狗肉更好吃。这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愤懑,在西方文化中,狗被看作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狗肉是不能吃的,他们认为,吃狗肉已是不义之举,而杀狗之前又用棍棒乱打一气更是缺乏人道主义。以里根为首的美国政府向韩国政府提出交涉,说吃狗肉尚可,应废除棍打这一“恶习”,可韩国政府认为这是自己的传统,他人无权指手画脚。这触怒了里根政府,于是正告韩国,如果不根除“棍打”,美国将对韩国实行经济制裁。权衡利弊得失,韩国政府才被迫下令,全国严令禁止“打狗”。就这样,一场“狗”风波才平息下去。因为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差一点造成经济制裁,这在国际交往史上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实例。

中国学生与英美人交际时,总是不自觉地用汉语及中国文化的传统方式、观念对英语和英美文化进行对比、评价,甚至把中国文化和英美文化等同起来。例如,某外籍教师曾经非常气愤地告诉我,几乎每次她到英语角去都有学生问她“How old are you?”她说她真弄不明白中国人对别人的年龄为什么那么感兴趣。她回答了“I’m young.”之后,居然还有人追问具体岁数,常常弄得不知所措,感到很窘迫。当了解到学生问此问题并不想刻意去打听别人的隐私,只是想打开话题,避免冷场,为了练习口语随便问问而已时,这位外教才消除了心中的疑虑和不解。

交际双方加强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是至关重要的。许多实例证明,交际者对双方文化上的异同了解得越多、认识得越深,跨文化交际就越有可能获得成功。1987年,英国女王访问中国,她下飞机时身穿黄色服装并不是不经选择的,因为黄色是中国历代帝王的传统颜色。而她选择访问中国的日子更具有预兆性———我国的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九”者则涵括进了本土之外凡有志于中国文化且浸润其中经年有日的海外群体,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已经受到了国内相关专业领域的重视,如果在中国美术史学的教学过程中对此现象毫不加以关注的话,无异于抱着本土的研究目光固步自封。本文就拟从中国美术史学中传统绘画的角度谈谈海外近几十年来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些概况和突出的表现,以期得到一点启示。

绘画在中国传统美术中取得的尊贵地位与传统文人观念的发展密不可分,并且自有画史记载的作者始,就已经纳入了一个延续有脉的承传系统。海外很多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把眼光和精力从对青铜礼器的研究转到了对绘画的极度关注上,从而把中国画这个概念在文化内涵的界定上与西画作为两个独立发展的范畴来加以观照,由此构成了一个中国本土传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着稳定性。中国绘画在历史文化中的脉络和中国文人在特殊历史现象中的精神展现就成为一些西方学者所着重处理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接触画家作品时,不会仅仅论述风格形式上的特点,在展开与前代作品关系的阐释基础上会引入画家当时文化社会史的面貌,甚至是画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就是这一研究潮流中一位杰出的专家,应该说他的名字对在中国是吉祥的数字,预示着她的访问的成功。这是一个在外交中注意并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习惯而表达善意的极好的例子。而实际上,跨文化交际中相当多的情况是:交际双方对彼此的文化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是通过交往才逐渐有所了解的。

跨文化交际中应该注意到行为不当或违反禁忌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在研究跨文化交际时要重视对另一文化中行为规范的研究。据西班牙埃菲社2002年3月2日报道,西班牙政府向参加阿富汗国际安全和援助部队中的西班牙士兵下发《禁忌令》,人手一册。内容概括如下:在大街上和农村地区不许同阿富汗妇女握手;不许给阿富汗妇女拍照;阿富汗人祈祷时不许打断他们;在公共场合,男女不许有亲近行为;在阿富汗人家做客时,不要谈论主人的妻子和女儿;不要践踏阿富汗人祈祷用的地毯。从以上可以看出,在西班牙社会中,有的行为规范在西班牙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必须的,但在阿富汗却被看作是不道德的,是被禁止的。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应先熟悉其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掌握他们羞于启齿或不愿提及的领域,才能达到成功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胡文仲.交际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2]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3]胡超.论跨文化交际学的几个基本问题.宁波大学学报,1996,(2):30-36.

[4]胡经之,王岳川.中西审美体验论.苏丁编.中西文化文学比较研究论集.重庆出版社,1988.

[5]庄恩开.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对外交流[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6]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美国漫画中拟声拟态词的特征及功能分析

魏晓茹

(河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洛阳

摘要:漫画作为一种通俗的文学形式越来越受到大众的欢迎。拟声拟态词的大量使用是漫画语言的主要特色之一。拟声拟态词的使用除了具有增加漫画的立体性和形象性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很多的语用与语篇功能。本文从拟声拟态词的特征及其语篇与语用功能两个方面分析了美国漫画中出现的拟声拟态词,以探讨其在大众媒体的表现特点及重要作用。

关键词:漫画拟声拟态词特征功能

一、引言

欧美的现代漫画可定义为20世纪初到目前为止的欧美漫画,其中以美国报刊漫画发展最快,影响最大。大约在20世纪初,美国报刊上就出现了“社论漫画”,主要以漫画形式评论美国国策、政治等问题;而与此同时,作为“故事漫画”的表现形式,连环漫画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美国人喜闻乐见的一种文体形式。虽然20世纪以来漫画家继续用其犀利的漫画及辛辣生动的漫画语言针砭时弊,但随着个性化社会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生活和感觉的体验,漫画所关注及探讨的问题也越来越人性化,更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也为漫画在美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普及赢得了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众所周知,漫画主要由“画”配以说明性的语言构成,而漫画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具有有别与其他文体形式不同的特征。

二、美国漫画中拟声拟态词的特征

美国的漫画主要以报纸、期刊和杂志为载体,漫画作为各于国内同行研究者来说是相当熟悉的。高居翰研究中国晚期绘画史的三本巨著《隔江山色》、《江岸送别》、《山外山》中文译本已经出版,其中对元代和明代绘画着力甚深,而山水画又成为高氏所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他审慎而又精彩地阐述了那一历史阶段的画家之间无与伦比的关联性和画史上的复杂性,尤其是《气势撼人》一书由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座讲稿结集而成,主要讲述17世纪中国绘画史中的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对董其昌在晚明画史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重新给予了定位和介绍,还从新的角度驳斥了以往画史中对一些职业画家的习惯性偏见所造成的盲目判断。可以看出,高居翰除了对中国古代绘画史极为熟稔之外,本身在价值意义系统和“方法论”方面保持着高度的自省态度,从不人云亦云,没有从传统认知的角度和简单的视点去看待历史上的创作者,而是从相关语境尽力挖掘创作者在面对庞大传统遗产时所采取的回应方法和选择上的困境,同时涉及到对他们作品的品评和分析。

高居翰教授在美国研究中国画学史领域应属第三代学者,就像有的论者指出第一代研究中国美术的学者应属于汉学家,言下之意指的是早期欧洲影响下的凡属“中国学”研究范畴的专家行业,包括像语言、文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那个时候美术学还没有从“汉学”领域中独立出来;第二代学者则是二战后具有影响的对美术史学科独立性有相当自觉的研究者,像罗樾(Max Loehr)等,他不仅懂中文,而且对中国艺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加上吸收了德国美术史学家沃尔夫林的图像学成果,即对作品形式风格的演变持有自足说的论点,好像不太会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罗樾在此基础上针对青铜器纹样的研究发表了很具影响的论文。高居翰就是罗樾的学生,但是他没有完全按照老师的方法去对待艺术史的写作,而是在广泛参询画家对于社会历史的反映,把当时创作者和地

种报纸和杂志吸引读者眼球的工具之一,其语言特征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适应并满足人们各种的文化及心理需求。漫画是图文并茂、以图为主、语言表达为辅的文学形式,其语言表达手法夸张,语言凝练而生动。作为漫画语言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拟声词拟态词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漫画语言的表达力。拟声词是模拟现实世界的各种声音的词汇;拟态词是用声音来表现事物的状态、现象、变化、动作等动态的情况。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其独特的语言,而拟声词拟态词在漫画中的使用非常广泛,是漫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漫画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也给拟声词拟态词提供了广大的发展空间,许多漫画特有的拟声词拟态词使得整个画面增添了平面文字所无法赋予的立体性和生动性,使整个画面充满活力、栩栩如生,从而大大增加了漫画的表现力。漫画中的拟声词拟态词具有很强的临场性和随意性,而且这些拟声词拟态词主要是用来渲染气氛,提升漫画表达力的,因此有相当多变异使用的现象,因此有相当一部分是字典中没有收录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语言学习者对漫画欣赏的难度。由此也使得对拟声词拟态词的研究显得极为必要。总体上看,英语漫画中常用的拟声、拟态词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A.对短促性声音和动作的模拟。

在漫画的创作过程中,作者不仅要通过有限的篇幅传达出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且还要通过简洁的语言表达使画面锦上添花。漫画中那些短促的声音和动作大都通过拟声、拟态词表达出来。这些表达短促的动作与声音的拟声、拟态词大多为域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结合起来,做出了既宏观又带有很精微特质的画家个人情绪对于画作影响的论说方法。

海外学者凭籍着他们的语言写作优势和很好的研究环境(比如很多国宝级书画藏于海外博物馆)提出了一些国内学者所不易看到的问题,加上他们不忽视对文献资料的细密考证,也研读了很多先辈学者的著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声势的海外中国美术学研究群体。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不可能都有涉及,论述中多有挂一漏万的嫌疑,像很多这方面有特色的专家,比如美国的李铸晋、方闻、包华石,班宗华等,所治领域和观察角度多有不同,像包华石近来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论文来看,他侧重于在相对政治文化环境下,海外中国美术史学领域存在的一些偏见和“盲视”,甚至是权力关系下存在的文化歧见和“误读”,其重点并不在于分析某个画家作品的精妙(就像很多论著那样),而在于受到西方学术大环境影响下新的研究角度的阐发,不着力于通史和断代史的长篇论说,构成了当前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中的新趋势,同时也冲击了固有的“学科”边界概念。

篇3:中国哲学研究概况分析

摘要:文章基于CSSCI数据,对2005—2006年中国大陆哲学学科的研究概况进行了多角度、全面的分析和评价。通过CSSCI收录的哲学论文和引文概况、哲学论文和著作影响力、基金影响力等方面的分析,对哲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整体性的把握。

关键词:哲学研究;引文分析;CSSCI;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8)06—0083—05

一、引言

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以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是从20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扩大,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水平进一步提高。关于本世纪前五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状况,我们曾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中展开过分析和评价。在此书中指出,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前五年中国的哲学研究已经呈现出新的态势,即:研究力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学科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增强。同时也指出,这一阶段的哲学研究仍处在不断探索之中,其学科建设和研究发展的趋势与水平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评价。在本文中,将利用最新的2005-2006年CSSCI收录的哲学论文和引文概况的数据,分析这一阶段哲学学科的发展状况。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把握2005-2006年间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面貌,本文在分析和评价中通常会引用2000-2004年的数据加以比较和说明。2000—2004年相关数据及分析,参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第三章“哲学”。下面将根据相关的基础数据对2005-2006年中国的哲学研究作出具体分析和评价。

二、哲学论文和引文分析

截至2006年,根据中国公开发行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目录,公开发行的哲学期刊约30种,排除二次文献类和其他非学术期刊,中国公开发行的哲学学术期刊20种左右,CSSCI共收录哲学学术期刊11~12种,每年收录哲学论文4000篇左右(这个数据包括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以及其他学科期刊发表的哲学论文,同时也排除了哲学期刊所刊载的其他学科的论文)。表1给出了2005—2006年间CSSCI收录哲学论文和引文概况。

从表1可以看出,2005年和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引用文献72310篇次,篇均引文数8.74篇,有引文的文章占有比例为89.9%。我们将根据上述论文和引文统计数据,并通过与2000—2004年的数据比较,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和评价哲学论文的引文概况。

从哲学论文的引文数量看,2005年至2006年有了较大增长,篇均引文数从8.40上升为9.01,有引文的文献比例从89%上升为90.7%。2005—2006年的篇均引文数量,比较2000—2004年的平均7.27篇有较大增长,有无引文文献的平均比例也由2000-2004年的81.2上升为89.9,提高显著。上述数据分析表明,哲学论文的引文数量呈现出稳定而显著增长的特征,说明学科研究的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研究者对已有成果的掌握和借鉴更加深入。比较2005—2006年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总体篇均引文数(8.62篇)和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有引文文献的比例(79.6%),哲学论文的篇均引文数和引文比例都要高出平均数。显然,哲学学科的发展相对成熟和规范。

从哲学论文引用文献的语种角度分析(表2),哲学论文所引用的文献中,37926篇次为中文文献,占被引用文献的近52.5%;11871篇次为外文文献,22513篇次为翻译文献,外文原文文献与翻译文献合计为34 384篇次,占被引用文献的47.55%。总体上看,相比较2000-2004年哲学论文的外文文献引用在总引用文献中所占的比例(43.34%),哲学学科对外文文献(包括译文)的引用有增长之势,说明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对外文文献的利用得到进一步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文文献的引用中,译文引用的比例约占65.48%,外文原文引用的篇次约占34.52%。虽然中国的哲学研究在对外文文献的利用中翻译文献还是占主要地位,但相比较2000—2004年原文文献在外文文献引用中的比例(31.45%),有了进一步提高。这说明中国哲学研究对外文原文文献的利用能力得到增强。

此外,在外文原文文献的引用篇次中,英文文献约占84.38%,其次为德文文献,约占7.33%,再次为法文文献和日文文献,分别约占2.94%和2.39%。这表明,英文文献是哲学研究者参考和引用外文文献的主要对象。值得注意的是,与2000—2004年相比,2005—2006年英文、德文、法文、日文文献的引用在年度数量上都有较大提高。如2004年英文文献的引用数为3 647篇次,2006年为5 852篇次;2004年德文文献的引用数为245篇次,2006年为505篇次。表明中国的哲学研究在外文原文文献的引用上有较快提高。法文文献的引用从2004年开始超过日文文献,2005—2006年正式成为继英文、德文之后的第三大外文引用文献,这说明法国哲学研究和法语哲学论著在中国的哲学研究中的重视程度加强且成为趋势。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引用文献的类型数据,对数据分析可以得到,哲学论文引用文献的类型中,占前三位的是图书、汇编文献和期刊论文,比例分别占约63.7%、18.72%和14.66%,其他各种引文类型仅占约2.92%。与2000—2004年的情况相似,图书被引量的比重较大,这说明哲学论文的引用文献最主要还是来自于图书,反映了大量哲学经典著作对学科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影响。但与2000-2004年的统计相比,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特别是图书文献引用比例下降和汇编文献引用比例提高,如图书文献引用在2000—2004年所占比例为75.67%,2005—2006年则下降到63.7%;汇编文献在2000—2004年所占比例为8.7%,2005—2006年则上升为18.72%,非常显著,而期刊论文文献的比重则保持平稳而略有上升,比2000—2004年的13.38%提高了1.28%。上述变化表明,哲学研究对收集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的汇编文献的利用增多,这说明研究中的文献意识和对新问题、新趋势的关注增强。继2004年网络文献的引用在绝对数量上有较快增长之后,2005—2006年网络文献的引用也有稳步增长,但相较2004年以前2倍以上的增长速度,网络文献的引用增长放缓。据笔者日常网络文献阅读的具体经验,这或许是因为网络文献大多是

已有成果的二次发布,原创性和实效性并不令人满意。因此网络文献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文章的类型以及各类文章的引文数量。其中,研究性论文占有重要比重,约为89.35%,篇均引文约为9.1篇;评论性文章约占3.95%,篇均引文约为5篇;综述性文章约占2.92%,篇均引文约为4篇;译文约占2.08%,篇均引文约为8.7篇。上述四类文章是哲学文章的主体。值得注意的是,2005—2006年哲学文章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译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如2003、2004年的译文发文量分别为22、36篇,2005、2006年则分别达到65、107篇。这表明,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与国外哲学界的交流扩大,日益关注国外哲学研究的发展和成果。此外,评论性与综述性文章在所发表文章中所占比例虽然没有提高,但篇均引文数均由2000—2004年的不足4篇而有所上升。这说明,学科发展的自我描述,特别是基础性的学术评论与批评仍存在不足,但有所改进。

三、哲学论文和论著的影响力分析

2005—2006年,CSSCI中的哲学论文引用的期刊论文从2005年的4622篇次,增长到2006年的5969篇次,总计引用10591篇次。根据统计,2005-2006年在哲学学科被引4次以上的期刊论文共计69篇。

在被引用次数较多的论文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的占近40%,主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等。被引用超过10次以上的3篇文章中,有2篇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主题相关的论文:一是署名为“青年哲学论坛部分成员”的《被边缘化还是自我放逐: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对话》;一是穆南珂的《喧嚣与骚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性和现实性问题》。再如,俞吾金的《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高清海的《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被引用次数达到了8次。此外王南湜的《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三重意蕴》,张一兵的《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引用次数达到了5次以上,说明这些论文在相关研究领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

以道德哲学与伦理问题为主题的论文引用频次也较高,其主题包括应用伦理学的本质特征、生态伦理、环境伦理、技术伦理、信息伦理等。如廖申白的《公民伦理与儒家伦理》、刘福森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被引用次数达到7次以上。邓安庆的《无本质的应用伦理学——对当前应用伦理学本质特征争论的质疑》和甘绍平的《关于应用伦理学本质特征的论争》,是应用伦理学研究中被引用较多的文献。梁俊兰的《信息伦理学:新兴的交叉科学》和杨通进的《环境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对伦理学中的新兴方向展开介绍,被引用次数均达到了4次,说明相关领域已被研究者关注。

中国哲学被引用频次较高的论文主题主要集中在简帛研究、牟宗三研究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如李尚信的《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与卦序问题》、林忠军的《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引用次数均为5次。邓晓芒的《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关于智性直观(上、下)》、杨泽波的《牟宗三超越存有论驳议:从先秦天论的发展轨迹看牟宗三之超越存有论的缺陷》,被引用次数也在4次以上。此外,林乐昌的《张载对儒家人性论的重构》、方克立的《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等有关中国哲学家的专人研究也有较高的引用次数。

西方哲学被引用频次较高的论文主题集中在康德哲学、语言哲学等领域。如邓晓芒的《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李洪儒的《试论语词层级上的说话人形象——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一》、《系词——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语言哲学系列探索之二》等,有较高的引用率。

科学技术哲学被引用频次较高的论文主题集中在科学和技术理性的反思、系统及其复杂性研究等。如郭贵春的《科学隐喻的方法论意义》、孟建伟的《科学与人文的深刻关联》、赵建军的《技术理性的现代展现及其未来命运》、邹成效的《技术生成的分析》、钱学森的《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吴彤的《复杂性概念研究及其意义》等,有着较高的引用率。

哲学文章引用较多的期刊论文大多为国内,国外成果通常较少被引,说明本学科学者对能够反映国外哲学研究新近成果的引用还有待加强。

2005-2006年,哲学论文引用28次以上的图书约有100种,它们可视为在哲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图书和论著。

分析这些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近100部著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与领袖人物文集。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被引4 137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引268次)、《邓小平文选》(被引200次)、《毛泽东选集》(被引189次)、《列宁全集》(被引183次)、马克思《资本论》(被引155次)。

其二,在西方哲学著作中,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著作被引用的次数较多,说明这些著作对中国的哲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如柏拉图《柏拉图全集》(被引38次)、《理想国》(被引63次);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被引53次)、《形而上学》(被引68次)、《尼各马科伦理学》(被引55次)、《政治学》(被引52次);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被引¨3次)、《实践理性批判》(被引62次)、《判断力批判》(被引86次)、《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被引71次)、《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被引54次)、《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被引45次);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被引172次)、《小逻辑》(被引133次)、《法哲学原理》(被引131次)、《精神现象学》(被引114次)、《美学》(被引60次)、《逻辑学》(被引47次)、《历史哲学》(被引37次)等。与2000—2004年的图书引用情况相比,有相当数量的西方现当代哲学著作进入了视线。除热度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海德格尔哲学论著之外,政治哲学著作、现象学经典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反思现代性和后现代理论著作被引用频次增多。如约翰·罗尔斯《正义论》(被引107次)、《政治自由主义》(被引37次);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被引40次)、《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被引31次);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被引43次)、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被引37次);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被引32次)、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被引31次)。此外,还有一些西方的社会理论著作引用次数较高,如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被引43次);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引38

次)、《经济与社会》(被引34次)。

其三,西方哲学论著被引用的大多是译著,翻译者中较有影响的有:贺麟、苗力田、王晓朝、何兆武、宗白华、蓝公武、邓晓芒、韩水法、李幼蒸、洪汉鼎、孙周兴、何怀宏、万俊人等。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性论著中,被引30次以上的有: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被引36次)、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被引31次),较为突出。

其四,中国哲学被引用频次较高的著作集中在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家的文集或译注集。如《论语》(被引78次)、《孟子》(被引28次)、《老子》(被引97次)、《庄子》(被引77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被引70次)、《朱熹集》(被引28次)、《二程集》(被引103次)、《船山全书》(被引47次)、《王弼集校释》(被引43次)、《张载集》(被引41次)、《王阳明全集》(被引42次)、《陆九渊集》(被引31次)。此外,一些历史著作被引次数也较多,如《史记》(被引58次)、《左传》(被引28次)。上述统计,包含不同版本的合并结果。现当代学者中,冯友兰、侯外庐、张岱年、牟宗三等学者的研究性论著影响较大,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被引57次)、《中国哲学简史》(被引48次)、《三松堂全集》(被引43次);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被引39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被引34次);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被引31次)。此外,在传统经典文献的整理中,杨伯峻、楼宇烈、陈鼓应等学者的注释性论著影响较大。

分析上述著作的出版单位可知,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对哲学研究具有较大影响。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出,哲学文章中引用次数较多的著作与论文,彼此的主题不太一致。如在引用次数较多的论文中,与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相关的主题不占主要地位,而这类主题则是所引用著作的主要主题。这说明,著作是哲学学科研究的基础性文献,这些文献对于哲学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来说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相比较而言,所引用的论文主题大多是新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热点。从论文所引用的论著大多是古典著作的和外来论著看,中国的哲学研究在创造出具有影响的原创性、经典性的成果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哲学论文的基金分布

近年来,各类基金对哲学学科的资助也逐步增加。根据教育部、国家社科规划办的有关数据,2002年以来对哲学项目的基金资助力度稳中有升。例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由2004年的85项增加到105项,特别是青年项目的资助力度加大,由2002-2004年的平均每年12项左右增加到2005年的25项和2006年的24项。详见表5。

由于各类基金对哲学学科资助的加强,2005—2006年间基金项目的发文量逐年增长,已从2004年的311篇上升至2005年的457篇,而2006年又有较大增长,为713篇。表6列出哲学学科2005—2006年各类基金项目的发文情况。

表6中,发文数最多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51篇),其次是省(市)基金项目(252篇)和教育部基金项目(230篇)。其中教育部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数上升幅度最大,说明其资助力度逐年加大,成果也较为显著。省(市)基金由于资助的单位多,难以统计究竟有多少单位资助了哲学研究项目以及哪些基金成果较为突出。但从发表论文的篇数增长看,该类基金的资助力度已在逐年加大。从表6可以看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基金的发文量较大,说明它们对哲学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表7给出了哲学基金论文被引统计。2005—2006年哲学基金共发表论文1170篇,被引592篇次,基金论文篇均被引0.51次,低于2005—2006年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论文篇均被引率0.991次。

在表7中,对哲学研究有重要资助的如国家社科基金与教育部基金,其篇均被引率略低于平均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上述基金发文量大,平均后篇均被引率受到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论文被引相对于发文的滞后性,发文量较大的基金论文篇均被引率的考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客观评价;还有一方面也由于哲学学者较注重项目的最终成果(专著和研究报告),而忽略了项目的中期成果(论文),使之在发表时没有注明基金资助信息,造成引用统计时无法获得这些论文的基金信息。

我们注意到,国家社科基金哲学论文的篇均被引率已由2000-2004年的0.212次,上升到2005—2006年的0.46次;教育部基金哲学论文的篇均被引率已由2000—2004年的O.324次,上升到2005—2006年的0.45次。说明这两大基金的管理水平和论文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五、结语

通过对2005—2006年CSSCI哲学学科数据的分析,对2005-2006年中国的哲学研究概况有一些总体的认识和评价:一是哲学学科的研究力量在规模上进一步增强,哲学论文数量大增;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较快发展,其他的哲学研究方向如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等,发展较为平缓;三是哲学各学科方向对自身的描述、反思和建设较之以前更为自觉,研究中更为注重基础性文献的使用,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所面对的实践问题、时代问题得到持续性的关注;四是基金资助力度加强以及基金论文质量上升等。通过具体分析,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中国的哲学研究整体上还处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学科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仍然有待于增强,学科的不同领域以及二级学科的发展还不够平衡,原创性、经典性的成果不多,学科的发展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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