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设研究生论文入选国际学术研讨会

艺设研究生论文入选国际学术研讨会（共6篇）

篇1：艺设研究生论文入选国际学术研讨会

艺设研究生论文入选国际学术研讨会

近日，我校艺术与设计学院研二学生李方重的论文《姜丹书与林风眠美术教育思想比较》作为唯一一篇在读研究生所撰写的学术论文入选“林风眠诞辰11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大会进行了主题宣讲。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美术学院与广东省梅州市人民政府等单位共同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如英国牛津大学的苏利文（Donovan Michael Sulliva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的Katharine Persis Burnett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的.高美庆教授、韩国美术研究所文贞姬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陈履生馆长、清华大学的陈瑞林、陈池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陈传席教授、上海大学的潘耀昌教授、浙江理工大学莫小也教授等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中国美术学院。专家学者们共同交流探讨了被誉为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界的精神领袖、民国初期美术教育名家、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中国美术学院首任院长林风眠先生所坚持的“兼容并蓄”的学术思想和开创的“东西融合”的艺术道路及其及其弟子朱德群、赵无极、吴冠中、苏天赐、席德进等人所创造出的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篇章。

我校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李方重的学术论文《姜丹书与林风眠美术教育思想比较》在大会进行了主题宣讲，获得了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

人物名片：李方重同学是秋由浙江大学保送至我校艺术与设计学院，攻读美术学专业美术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研究生，研究课题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中西美术交流史、基督教美术和由我校莫小也教授主持的文化部全国“十五”艺术学科重点项目《澳门美术史》。其论文《试论孙诒让对甲骨文书法的贡献》被选为由温州市委宣传部、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和温州市社科联主办的，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温州市书法家协会、温州博物馆承办的“弘一法师遗墨研究暨浙南书学研讨会”会议主题宣讲论文；论文《民国初期甲骨文书法创作背景研究》获得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广东省书法院、《中国书法》杂志社等单位与南海区文体旅游局、丹灶镇人民政府等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广东省书法艺术“康有为奖”评展暨“岭南书法论坛”“优秀论文奖”。10月16日至18日，他还受邀赴广州出席了在广东南海丹灶举行的颁奖典礼和学术研讨会。

篇2：艺设研究生论文入选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2年12月26日, 由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中心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研制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国际引证报告 (2012版) 》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水产学会主办的《水产学报》入选“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是依据《CAJ国际引证报告》, 按2011年度中国学术期刊被SCI期刊、SSCI期刊引用的总被引频次排序并经40多位期刊界专家审议, 从我国5786种期刊中遴选出“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156种, 最低总被引频次分别高于1329种SCI收录的期刊。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看, “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已经具备相当国际影响, 迈进国际期刊门槛, 我国学术期刊整体“走出去”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为了让国际、国内作者与读者认知和支持我国的国际化期刊品牌, 整体提升期刊界走向世界的信心和目标, 大会为“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进行了颁证, 并在“中国知网”首页公布。

篇3：艺设研究生论文入选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刊讯 2月6日，由北京大学、义乌市政府主办，义乌市档案局承办的“日本侵华史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幸福湖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本次研讨会精英荟萃，高端对话，邀请了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步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教授王元周，原细菌战诉讼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等20多名中国专家、教授，并邀请了原细菌战诉讼日本律师团代表一濑敬一郎、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近藤昭二等日本专家，就日本侵华史料研究成果做总结探讨，并积极建言义乌崇山和平公园与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纪念馆的规划建设。义乌市档案馆还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等组织机构，就史料合作共享签订了4份合作协议书与备忘录。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场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也给义乌人民带来惨痛记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会上，义乌城投集团向与会专家、教授介绍了目前义乌正在规划建设的和平公园和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纪念馆。义乌市副市长王迎介绍，细菌战义乌纪念馆的功能定位是突出义乌、立足浙江、面向全国、影响世界，成为展示、教育、研究为一体、功能设施完善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篇4：艺设研究生论文入选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十字路口的国际合作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

联合国“千年宣言”和“千年发展目标”（MDG）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所取得的共识。“千年宣言”签署后的近15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状况正迅速改观；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和平与安全问题构成国际合作的主要挑战。尽管“千年发展目标”议程主要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主导，但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新兴经济体正对国际合作的前景和性质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在欢迎致辞中呼吁，为2015年后发展所面临的理念和战略挑战提供全面的分析和创新的思维方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陈东晓在总结中强调，应继续建设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全球挑战的学者网络，推进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的讨论。德国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伊梅·舒尔兹指出，必须基于既有经验和教训制定既有普世意义又能带来巨大变革的2015年后全球发展新议程；新议程应承认不同的发展需要，同时解决贫困、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等相互关联的全球性问题。为建立共同身份，全球发展合作的主要平台应从经合组织转向联合国。

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吴红波在主旨演讲中介绍了联合国对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设想和目前的各项活动，包括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设立开放式工作组的初衷。联合国尤其重视继续推进“千年发展目标”中未完成的各项任务，并将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统一议程的中心议题。联合国大会主席将于2013年9月就此组织专题讨论。吴红波强调“千年发展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石，2015年后发展议程将是一项具有普世意义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吴红波在交流中进一步介绍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的关键领域：首先，重中之重是要特别关注动荡国家及维持和平与缔造和平的相互关系。其次，人权问题应成为新议程的组成部分，但必须在从生存权到政治权的不同层次间实现平衡。第三，尽管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G20）并未就推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正式协调，但联合国欢迎G20发挥重要作用。第四，尽管包括建立联合国工作组在内的相关措施正着力应对联合国改革这一薄弱环节，但联合国系统内机构众多，难以协调。最后，新兴经济体应通过应对国内发展挑战和增加对南南合作的贡献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设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二、新全球目标的设定与未来发展

因为“千年发展目标”成功地争取到了各国对发展问题和确定共同发展目标的支持，与会者同意设立新的发展目标，但也指出不能简单地更新“千年发展目标”。要推进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一个框架性协议。许多与会者支持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普遍议程。酝酿新目标需要各方共同参与，目标的总体数量不应过多且应明确界定，应更多倾听发展中国家的意见。针对特定行业的目标和与“千年宣言”兼容的目标将受到欢迎。

与会者指出，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应考虑落实的难易程度。在确认各国动员国内资源完成目标的能力的同时，应积极争取私有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援助仍将发挥作用，发达国家应维持援助规模。南南合作将发挥辅助功能，不能取代官方发展援助（ODA）的作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反复引证，但各方理解不一：有的认为它应被理解为在诸如氣候变化的国际协商中发展中国家的更大政策空间，也有的认为它隐含新兴经济体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时应承担与经合组织国家不同的责任。对中等收入国家应对新议程作何种贡献的问题，鉴于其内部存在大量贫困人口，故有学者认为其主要贡献应是解决国内问题，而其他与会者则提倡责任的分担。

与会者也围绕援助的未来作用展开了讨论。有学者认为援助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也有学者认为新议程中援助仍应发挥中心作用。这引发了有关援助有效性与发展有效性议题（后釜山进程）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意义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两项议程的统一将进一步推进全球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新的“全球有效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并不适合新兴经济体的参与。

与会者还围绕2015年后发展议程协商过程中的重要行为体的作用进行了讨论。与会者了解到，欧盟将以开放的心态听取各方意见，欧盟正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联合国方面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面进展中，犹以201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为重点。新兴经济体需要通过与其他全球行为体互动和联合的方式在制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方面起建设性作用。在提出宏大而复杂的发展目标之前，新兴经济体应当首先启动操作层面的相关讨论，以便使辩论去政治化，使得今后的发展措施更为务实。

所有与会者一致同意，新的发展目标应当有更广泛的听众，媒体在吸引公众关注新发展议程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智库也将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正式协商开始前为辩论提供咨询。智库可以帮助政府制定基于事实的政策，在协商过程中帮助突破因政治因素而形成的各种困境。与会者们一致认为智库间的全球合作和共同立场能帮助其增强自身影响力。

三、新兴经济体与全球发展合作

与会者建议，如果能平衡新兴经济体的国内发展和国际责任，那么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可成为新兴国家的一项框架性协议，而“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统一将会促进这两者间的平衡。与会者一致同意，一方面需要用新理念来评估南南合作的贡献，另一方面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各成员国也需重新考虑对官方发展援助的界定。

与会者就“千年发展目标”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内发展的意义交换了意见。尽管中国在“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该“目标”在中国国内话语和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并未得到明显体现，这也提出了国际发展目标的附加值问题。另一方面，“千年发展目标”在印度尼西亚的国内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印尼政府改革了其行政架构，在国家、地区和世界各个层次上都将“千年发展目标”作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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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视角看，制定“千年发展目标”的初衷反映了一种南北泾渭分明的思维模式，这正在发生转变。目前，欧洲各援助国的挑战是如何将发展合作从狭隘、孤立的政策领域转为包括环境和外交等多重领域在内的广泛国际合作。这种“超越援助”的发展合作理念也会成为通过援助以外的方式落实普遍议程的关键。

新兴经济体尚未建立起类似于经合组织这样的“援助产业”，而只是在发展合作中依循不同的途径而已。新兴经济体未能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交往过程中让“千年发展目标”明显地进入话语体系或起到规范性作用。相反，与会者强调了南南合作区别于南北关系以及传统发展援助的种种特性，并肯定了南南合作和官方发展援助拥有共同的目标。从诸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投资方面发挥比较优势的角度而论，南南合作和官方发展援助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仍有必要进一步承认两者的差异以实现优势互补。

与会者同意，短期内南南合作与发展援助委员会不会有汇合点，因为新的伙伴关系仍将由经合组织主导。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们指出，如果不愿意遵从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标准，那么除了批评其发展合作架构外，还应根据自己的标准评价各自对外援助的影响。因此南方国家应努力开始做好“自己的功课”，为推进这一理念而做一些分析性工作，如可在金砖国家机制下搭建一个南南合作平台，用以制定共同的标准和指标。这一工作被普遍视作是所有对外援助提供国最终达成共同标准之前必要的中间步骤。

尽管南南合作没有对“千年发展目标”的制定作出重要贡献，但有学者认为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设定过程中应得到改变，因为南南合作实际上已对“千年发展目标”的落实作出了重要贡献。明确承认南南合作的贡献也将是新兴经济体增强“软实力”的一种方式，这也将随着新兴国家继续增强其合法性和作为全球行为体的可信度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代表建议，在加强南南合作和官方发展援助的整合方面，受援国可发挥牵头作用。

与会者一致认为，须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其主要平台应是G20、联合国发展合作论坛、世界银行、IMF、地区性组织（如非盟，东盟）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目前的制度安排未能为新兴经濟体提供充分的政策空间。这主要体现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谈判过程和多哈回合谈判中，G20为八国集团（G8）所主导，“全球伙伴关系”中援助国仍占据强势地位。此外，新兴经济体相互间合作也较为困难，因为其相互了解远不如其对经合组织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同时其利益也难有交汇点。

讨论主要集中在BRICS、G20和发展合作论坛上。关于发展合作论坛，一些与会者赞成提升其地位。考虑到南南合作日益上升的重要性，应该促进三方合作。与会者强调论坛应先解决简单问题，后着手复杂问题。G20应成为一个解决复杂的发展合作问题的平台。该平台将推广以“首尔共识”为基础的、有关发展合作的多种灵活性解决途径。但是，合法性问题将仍然是G20的关键挑战。关于BRICS，与会者建议其向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敞开大门，建议其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平台（比如可以通过金砖国家银行），建议其引入与发达国家的对话机制。

与会者还讨论了新兴经济体合作的前景。一是引入诸如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议之类的行业讨论机制，也可通过如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多边组织进加强行业协调。二是加强南方各国的协调，尤其注重在多边协商之前达成共同立场，旨在增强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力。诸如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绿色发展战略等共同挑战，应是加强合作的优先领域。最近建立的印度发展机构也被作为增强政治声音的例子。与会者也强调了充分利用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发展势头的紧迫性。

篇5：艺设研究生论文入选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3月21—2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亚信上海峰会：亚洲安全和发展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泰国、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塔吉克斯坦、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的专家学者围绕亚信（即“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与亚洲新安全观构建、亚洲安全机制、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亚信成员国经济合作、亚信会议成员国共建“丝绸之路”、加强人文合作，实现民心相通、成立亚信会议智库圆桌会议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达成了诸多共识。

一、树立亚洲新安全观，构建地区安全机制

亚洲面临着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热点问题与历史问题并存的挑战，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和现实存在的军事同盟与冷战思维加剧了相互间的安全困境。高玉生大使认为，亚洲是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跨国贩毒、网络犯罪等最大延伸区和重灾区，也是经济、环境、气候、食品和能源安全的脆弱区。亚洲安全观的构建要从亚洲安全的实际出发。安全问题的处理应坚持摒弃零和思维、确保相互安全、积累互信、扩大共识的原则。各国应通过外交手段协商解决彼此间的纷争。历史与现实问题应得到妥善解决。各方要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形成新安全观，为亚洲地区形成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提供思想、政治、理论和法理基础。

亚洲新安全观重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原则，各国需共同努力让亚洲成为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合作的榜样。外交部欧亚司副司长苏方遒表示，新安全观倡导世界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互不猜疑和敌视，平等相待，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的合作。安全是共同的，应该让地区所有国家都参与区域安全架构的建设，防范一国安全问题的溢出效应。安全是相互的，不应该也不可能追求绝对安全，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的基础上。安全是综合的，经济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综合管理。

外部大国因素不可忽略。地区大国要有足够的意愿提供安全公共产品，为促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发挥示范作用。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研究所的谢尔贝克·朱里亚夫（Shairbek Dzhuraev）认为，亚洲国家还没有完全主导自己的实力，外部大国仍主导着亚洲事务，这使亚洲的力量格局具有高度的不平衡性。域外大国插手地区热点问题让许多问题更加国际化、更趋复杂、更难解决。大国之间相互竞争的利益关系，有时让小国无所适从，担心被边缘化，沦为牺牲品。大国之间的争斗往往会牺牲小国的利益，亚信会议需要考虑到处在边缘地带小国的利益。亚洲安全机制需制订具有规劝性甚至强制性的规范，有效敦促大国之间保持理性协调，不选边站队，不折腾添乱。

构建亚洲多边安全机制应学习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欧洲地区存在过的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认为，多边安全体制概念是逐步发展的。亚洲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多样性、国家大小和发展水平的悬殊，亚洲比欧洲复杂得多。亚洲多边安全机制的创立、改善和修补需要发挥亚洲的优势，结合亚洲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既要学习其他地区好的经验，同时也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东北亚安全机制应是多层和多边的，应该从低到高发展，从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海上救援、能源安全这些软议题向硬议题逐步发展。

通过分享与欧洲安全合作的经验，俄罗斯能够为亚洲安全机制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俄罗斯科学院的维克多·拉林（Viktor Larin）认为，俄罗斯赞赏亚信会议提供的机会和中国在亚信会议中所起的领导作用。参与亚信会议有助于俄罗斯重返亚洲和欧亚地区，有助于其亚洲身份和认同的建立，有助于其在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俄在远东地区的能源和经济政策，目的在于帮助俄融入亚太安全体系，帮助亚太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与繁荣，促进彼此之间的互信。俄希望真正成为亚太的一部分，尤其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伙伴被亚洲国家所接受。俄转向亚洲是认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反西方或反美，而是俄的多元化战略。

二、实施“丝绸之路”战略，促进亚洲经济整合

亚洲擁有多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各国应加强理念交流，在构建地区发展共同体的过程中，进行科学有效的分工协作。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杨光研究员认为，中国一方面从亚洲国家获得能源和初级产品供给，有力地改善了他们的贸易条件，中国庞大的需求推动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与此同时，中国输出的廉价贸易品降低了亚洲国家的进口成本，总体上推动了亚洲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善。另一方面，中国对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符合当地经济特征，尤其是相关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转移比较适合这些国家工业化早期的发展。因此，亚信机制下的亚洲地区合作是基于当前亚洲实际提出的符合亚洲经济现实需求的战略。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显著区别于美国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后者旨在建立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和南亚的经济发展带。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的纳杰姆·拉菲克（Najam Rafique）认为，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倡议，吸引了更多成员和组织，涵盖了更广泛内容，更符合亚洲国家的发展实际。它强调倡导与谋求和平发展，是一种经济导向的新安全观。亚洲国家之间的有效合作至关重要，当前亚洲国家需要增进经济合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消除国家之间的合作壁垒，打破相互之间的隔阂。中国的“丝绸之路”战略有助于亚洲区域内资源的配置和优势互补，有助于增进地区间的合作发展，更好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中，所有这些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努力，都将有利于亚洲地区的真正发展和互信。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需要维护好持续性强劲动力，从“需求驱动”和“压力推动”差异的角度探讨丝绸之路发展的路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李新研究员认为，“一带一路”是各国内外需求驱动的政策表现。从中国方面来看，西部大开发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形成了向外拓展商品市场和稳定能源资源来源的内生性需要，而有利的经济环境增强了中国参与地区一体化的兴趣，也为各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可能。这种“走出去”与“引进来”有机结合的发展态势，加上“以本国为中心、平衡各国利益”的政策取向，有助于亚洲国家进行战略调整，为更高层次的开放奠定基础。亚洲国家正面临这样的发展需求，需要为政策上的互联互通提供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借助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释放本地区经济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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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亚洲地缘政治与经济架构需要进行沟通和整合。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合作可以增进政治互信，为相互间在安全领域合作奠定基础，并为全面合作提供持续推动力。打击“三股势力”，消除安全威胁，有助于保障亚洲东西部通畅，增进各经济要素的互补与融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石泽研究员认为，在推动亚洲合作模式上，由于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异，中国应避免用单一模式推动亚信合作；注重务实合作，不必追求大而全的机制，应立足于双边和具体项目；经济合作应该充分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争取在一些小多边、次地区的机制上进行合作；亚信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可以与南盟、上合、伊斯坦布尔进程等现有机制有效结合，以组织间合作的方式提升实际效率。

三、促进亚洲人文交流，扩大智库深入合作

亚洲地区的特征不仅体现在政治理念与发展模式的不同，更表现为文化多元和种族多样。国际关系差异性的处理结果关系到它将成为合作和创新的动力还是阻力，进一步夯实还是销蚀社会文化认同的基础。从地区合作实践来看，文化认同的强劲支撑是地区一体化成功的关键。同时，各国在促进地区合作的相互磨合的进程中逐渐会衍生或建构出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这是人类文明在互动中不断演化与进化的必然历程。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健研究员认为，地区文化认同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是回应性认同，每个成员在与地区内外的他者在相对性和差异性中确认自己的地区身份。第二是功能性认同，各国在交往过程中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逐渐形成了利益的共同体。每个国家意识到自己与这个共同体具有密不可分的利益关系。第三是归属性认同，在长期交往中，形成一种文化上的紧密联系。目前亚洲地区的合作文化认同，基本上属于前面两个层次。

文化认同既是国家间长期人文合作的结果，也是在更宽广领域进行深度合作的黏合剂。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和公共关系学院的王蔚教授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创建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多样性意味着差异，差异需要交往，交往促进了发展，而发展最终成就了文明。亚洲东西部在文化上具有共性，如悠久的文明史和文化传统，当前都面临现代化任务，都与丝绸之路相关，总体上保持着良好关系；但也存在差异性，如发展程度不同，国家之间和民众之间贫富差距明显，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各异等。和平与发展是它们的共同诉求，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交流合作打造利益共同体，是共同努力的希望与方向。

亚洲人文合作重在保留和尊重各文明或文化特性，体现地区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亚洲人文合作不仅包括人员往来、文化交流、媒体互动等，还有为此准备的各种服务平台与机制，为不同思想的平等互动与包容互鉴提供制度支持。人文合作的内容绝不是清谈与务虚，更要体现在务实领域中。在本次會议上，主办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研究员强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愿坚持和延续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亚洲精神，发挥主席国的积极作用，主办年度亚信智库圆桌系列会议，作为亚信会议的二轨机制，协调相关国家的研究单位，定期深度探讨共同关心的与亚信会议相关的具体问题，并以开放包容的形式在目标酝酿、议题设定、原则确立和机制建设等方面寻求共识，逐步进入亚信会议相关决策进程，为实现亚洲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与共赢的愿景作出贡献。

篇6：艺设研究生论文入选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能源安全风险评估和应急机制

近年来，随着能源需求不断快速增长，防范能源安全风险已引起各国的重视和关切。有学者认为，应从地缘政治事件影响、运输线路的稳定性、环境与气候变化四个维度来加以分析。国际社会应携手努力，为实现能源及其他资源的可及性、价格合理性与可持续供应性打造良好环境。中国应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与美欧等主要国家或地区加强联系，扮演领头角色，积极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参与运输线路尤其是海上航道的保护；三是致力于生态营造与低碳环境建设。中国需加强同亚洲利益相关方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同时借鉴欧洲经验，构建更加稳健且与防范能源安全风险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有学者阐述了欧盟对能源安全风险的认识，认为随着能源需求量日益上升，欧盟面临的供应竞争与威胁也不断加大。为应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不稳定性挑战，欧盟成员国需加大国内能源开发力度，尽力实现能源进口的多元化，并通过技术提升来改进能源使用效率。为应对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在考虑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欧洲在非传统天然气开采方面需保持谨慎态度。总体上，尽管面临挑战，欧盟并未陷入能源困境，今后要考虑长远需求，通过与能源消费国和生产国强化合作，出台转型性或改造性政策，努力影响世界能源市场。

有学者从法律视角出发，认为现阶段中国应积极利用双边投资条约来化解海外能源投资风险。目前，中国能源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主要面临遭受偏见与质疑、征收与国有化以及战争与内乱的风险。鉴于中国已与外国签订了100多项双边投资条约，因而需要更加注重平衡自身利益，通过双边投资条约来保护海外能源资产。具体而言，中国需要在明确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按照合作开发、跨国并购、贷款换资源等不同投资方法制定相应的利益保护措施，对主要投资风险与争端做好预防与处置安排。

有学者通过回顾两个世纪来英国、日本、美国、苏联对大西洋、印度洋、波斯湾等海上能源运输线的垄断与争夺，强调保护海上运输线路在维护海外能源利益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并认为中国参与对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运输线的保护有利于其维护地区利益与能源安全。甚至在中东地区，中国也可适当参与排雷和打击海盗活动。

二、西亚北非地区能源安全

西亚北非地区是全球能源的主要供应来源地，同时充满地缘政治风险并对区域内能源安全形成重大影响。有学者分析了大中东地区的主要地缘政治风险，认为该地区的主要冲突点仍是冷战遗产。在意识形态作用下，俄罗斯仍在保护自己的盟友。作为中东老牌大国，伊朗油气资源丰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站在什叶派穆斯林立场上对抗美国。以色列受益于伊朗的资源，两国事实上拥有共同利益。以色列屡次欲与伊朗妥协，但因伊朗与美国关系不佳，伊以关系也未能正常化。此外，伊朗与土耳其也相互猜忌。预计伊朗不会持续发动资源战争，转而依赖土耳其和中国，在核能力发展方面会与西方国家加强谈判，谋求妥协。

有学者指出，中东过去50年始终是世界能源版图和权力的中心。但21世纪以来，全球能源格局发生了若干变化。美国开发了页岩气与致密油，加拿大开发出油砂，巴西也在尝试开采深海油气，这对中东的能源权力结构造成了冲击。因此，需要思考美国在西半球能源供应状况的改善对中国的意涵。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度的提高将使自身面临诸多风险，如海上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恐怖袭击风险、投资目的地国的腐败状况等。中国应当发挥巨额外汇储备在能源市场中的作用，同时为外资进入油气行业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除确保海上通道畅通外，中国还需花大力气保障陆路油气基础设施特别是长距离管线的安全。

有学者专门分析了西亚北非恐怖主义风险对该地区能源安全构成的威胁，认为许多国家内部都存在足以引发动荡的力量，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伊拉克境内的“基地”组织分支，以及利比亚南部地区的武装势力等，当前叙利亚国内的乱局也使部分恐怖组织获得了合法地位。从总体上看，西亚北非的恐怖主义风险正在上升，沙特南端靠近伊朗的地区、也门南部阿比扬地区都存在激进的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力量在西亚北非呈现出星星点点的蔓延趋势，亟须各国政府采取有效行动。

有学者指出，中国应坚持实施多元化战略来保障能源安全，既要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政策，与油气生产国及相关国家保持双赢合作关系，又要立足自身，在国内想办法，抑制进口量的过快增长，同步实施油气进口的多元化战略，实现多供应源、多通道进口。在这方面尤须加强中阿合作，稳定中东油源。办好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对于巩固和提高中阿能源合作水平意义重大。拟议设立的银川能源交易所可从煤炭交易起步，逐渐走出国门，进入国际能源市场。此外，上海自贸区也不妨引入中东的石油资本。

三、中亚地区能源安全案例

中亚地区油气储量丰富，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是大国竞相博弈的场所。2014年美军撤离后，阿富汗安全局势变化是否会对中亚国家与大国在中亚的能源利益造成直接影响？有学者认为，中亚的能源利益不会与阿富汗的安全形势形成密切关联。总体而言，中亚国家都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世俗政权，不大容易受到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冲击，宗教激进主义对中亚国家没有太大吸引力，他们更想成为土耳其式的世俗伊斯兰主义。因此，中亚的能源形势更多取决于中亚国家内政情势的演变。目前，中亚国家与外国能源企业的关系已发生变化，但基本没有改变合作共赢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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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专门分析了中亚国家内部的三大政治风险：一、制度缺陷，政府透明度较差，行政与司法体系不成熟，经常被政治化；二、政府官员经商现象严重，过程缺乏透明度；三、政治优先方向不断变化，对能源领域投资者提出挑战；四、政府强调经济多元化，外国投资者不再过于依赖油气领域。未来几年，中亚五国中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将面临领导层交接，外国能源企业因此会面临复杂的投资环境。尽管能源断供的可能性很小，但与总统继承相关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大。

有学者基于中亚高加索地区地理环境与油气管道分布的描述，强调了该地区能源供应国也有自身的安全需求，认为他们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油气储量没有苏联解体初期宣传的那么多；二、大部分油气资源为西方企业控制；三、资源开采条件恶劣，投资环境不理想；四、领土争端不断，如纳卡冲突、俄格冲突、里海划界问题等。而中亚高加索地区国家亟须应对的能源安全风险则包括自然灾害风险、社会政治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此外，国家间能源债务与跨境水资源纷争也可能影响该地区的能源安全。

有学者探讨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特殊意义。作为开放的多边合作项目，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既缓解了中国天然气供应紧张的局面，有利于中国能源运输安全与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同时也符合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管道起始国及过境运输国的国家利益。由于政治意涵不强，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可增强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多边经济合作的信心。还有学者对塔吉克斯坦跨境水资源开发问题进行了思考。塔吉克斯坦人均水能资源与淡水资源均居世界第一。为蓄水发电，塔吉克斯坦在境内建造了数十座大中型水电站，这导致它与阿姆河下游国家因农业灌溉用水问题发生矛盾，而开凿卡拉库姆运河则使咸海发生渐趋枯竭的生态危机。塔吉克斯坦利用跨境水资源亟须寻求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建议今后在妥善续建大型水电站的同时，大力发展小型无坝水电站，支持推广节水农业和膜下滴灌技术，积极开发地下水资源和矿泉水资源，并引流萨雷兹堰塞湖水，减少隐患，接济咸海。

四、中欧能源安全合作展望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能源安全面临系统性问题与风险，主张通过国际合作与协调，将挑战有效转化为机遇。中欧在能源领域合作空间巨大，但需加强相互间了解，增进互信。有学者指出，中欧之间的政治体制与文化差异导致双方在能源安全认知和理解上也产生差别。中国首先着眼于能源供应的安全，致力于实现满足能源需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三大目标。同时，中国习惯自上而下制定政策，同时又有各省市相互平行的法律法规。因此，促进中欧能源安全合作需要双方超越文化差异进行沟通协作。

有学者认为，发展低碳能源可以成为未来中欧能源安全合作的新方向。目前，中欧对海外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都很高，同时，双方能源消费结构也很不合理。在化石能源价格高企的背景下，中欧可相互借鉴节能减排经验，尝试通过扩大低碳能源应用来携手实践低碳计划。也有学者认为，当前中欧能源安全合作机制仍不够充分，很多事务亟须共同行动。中欧能源安全合作应区分轻重缓急，将一些工作当成重要起点，比如为能源企业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共同保障非稳定国家内能源企业职工的安全，相互交换对地区和有关国家局势、风险的分析结果，通过二轨对话形式缩小议程范围等。今后，中欧双方还可进一步借助国际组织达成的多边协议来共同营造稳定的能源供应环境，并以此促进区域间与国家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