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诗歌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共6篇）

篇1：魏晋南北朝的诗歌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探究

建安诗歌

（一）、建安诗歌的创作倾向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建安文学，实际上是指曹氏三祖（曹操、丕、睿）时代的文学创作，大致包括汉献帝和魏文帝、明帝时期的文学。建安文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成就在诗歌。重要诗人是曹氏父子，以及以他们为中心的“七子”，还有女诗人蔡琰。他们都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目睹了割据者的烧杀抢掠，饱受乱离之苦，对世事与人生有深层的思索。他们的.创作反映了时代特征与他们自身的风貌。建安诗歌具有以下一些基本倾向：

1、表现了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精神和要求统一的愿望。

2、抒写了人生苦短的哀叹，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3、反映了社会**的景象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

4、诗人创作个性得以高昂，文学开始走向自觉。

5、继承并发扬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又有所创新。

6、把乐府旧题的四言、杂言叙事诗，改变为旧调新内容或另创新题的五言抒情诗；

7、语言由质朴刚健趋向华美；

总体而言，建安诗歌呈现了一种慷慨悲凉、清新刚健的风格。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

（二）、“三曹”

1、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因此，其出身为清流所鄙视。他自幼机敏有权术，由讨伐董卓、镇压黄巾军起家。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建安元年（196），迎献帝都许昌，受封为大将军及丞相，后又进封为魏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其子曹丕代汉自立后，追封为魏武帝。

曹操是建安时期的文坛领袖，也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集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于一身，又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于戎马倥偬之余，写下了不少的诗文。

曹操的诗，今存20余首，全是用乐府旧题写时事。这些诗有四言，也有五言，而以四言诗的成就为高。他的诗按内容可分为三类。其一，反映汉末动荡的社会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的诗篇。如《薤露行》写何进企图借助四方军阀力量消灭宦官，结果自己先被宦官诛灭，又招来董卓作乱洛阳。《蒿里行》写关东州郡推举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而各路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诗末6句描述了这一景象：“铠甲生虮虱，万姓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有《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明人钟惺《古诗归》说曹操的诗是：“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其二，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统一天下的抱负的诗篇。如《度关山》、《对酒》、《龟虽寿》、《观沧海》等。尤其是他的名篇《短歌行》，全诗反复吟咏求贤不得的苦闷与贤人来奔而客主宴饮的欢乐，一唱三叹，形象鲜明地抒发自己在为国求贤过程中忧乐心情。其三，游仙诗。如《气出唱》、《精列》、《陌上桑》等。

篇2：魏晋南北朝的诗歌

摘要：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其突出特点为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民族矛盾尖锐。而其作为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玄学、佛学、道教开始兴起，社会思想的自由和宗教的多样化促进和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变化，许多新的文学体式形成并得到发展，诗歌的形式多样丰富，表现领域得到扩大。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脉络 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最初阶段，也是我国中古时期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期。建安文学发轫于汉末大乱之际，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的政治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异端思想突起，孕育了建安精神和建安文化。建安人在乱世中面对汉末的政治与文化浩劫，珍惜文化，关怀时事，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人文精神。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如曹操的《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都是这种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建安文人在重新认识和思考个体生命价值时，更加关注社会，他们的作品不是感伤个人的生死之期，而是表现忧时伤乱，将建功立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抒发强烈建功立业的愿望，这就使建安诗歌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也就形成了“悲凉慷慨”的诗风。

与悲凉慷慨的诗风相适应的是建安诗歌的形式，建安文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并加以改造，创作了大量的五言诗，使之成为建安诗歌的基本形式。建安文人或采用乐府旧题，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抒写国家大事、个人的壮志和抱负；或以乐府形式另写新题，将辞赋的语言声律带入乐府诗中，使五言诗既具有乐府诗的质朴，又有文人化的升华，将五言诗推向成熟。此外，建安文人还在杂言、七言诗等方面做尝试，如曹丕的《燕歌行》等，这对后来鲍照，庾信的杂言、七言诗创作起了推动作用。

文学史上的正始时期包括从正始到晋武帝泰始以前，即曹魏后期、魏晋之交的整个历史时期。曹魏王朝末期，统治集团争权夺势的斗争异常尖锐，夺权之人以阴谋手段诛杀名士，杀戮异己，翦除宗室，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恐怖时代。

在这种政治局面下，许多文人士大夫都采取了避世自全的态度，司马集团为掩饰自己的行为，又虚伪地提出“儒家名教”“以孝治天下”，面对恐怖与虚伪地现实，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显得尤为尖锐和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人的政治理想出现了危机和幻灭，人生信仰也发生改变，玄学开始盛行，文学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建安文学中对理想功业追求的热情和自信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个体生命价值能否实现的抑郁以及强大政治压力下个人失意的悲哀，诗风也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遥深，寄托隐晦。正始诗人开始逃避现实，以哲学的眼光理性地观察现实，使正始文学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

正始之音的代表作家为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名士”，有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刘伶七人，也称“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嵇康的文学成就最高。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它的基本主题为忧生忧世，对生命的感化和体验完全是悲剧性的。如《咏怀诗》第三首以树木由繁华转为憔悴的过程，暗喻了魏晋之际的政治状况，表现了在当时处境下难以自保的忧患。对生命的忧惧与人生的剧痛，是阮籍产生了隐逸求仙的思想，所以《咏怀诗》中往往杂有游仙的内容，表现出对神仙境界的向往与追求，对现实污浊的鄙弃。《咏怀诗》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对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揭露，他常以比兴、象征的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感情，寄托怀抱，造成一种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效果。其语言朴实平易，感情真诚厚重，都是对建安诗歌传统的继承，同时以五言诗咏怀为题的组诗体制抒写性情，对后代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公元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取代魏室，建立了晋王朝，史称西晋。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三国分立的局面，统一了中国，社会状况明显好转。一些文人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纷纷向统治集团靠拢，很多人成为权门下的宾客，任诞之风有所收敛，个人意识不断减弱。文学表现的范围变得狭窄，缺少充实、激动人心的内容，像建安风骨那样明朗刚健的作品和正始时期隐晦曲折地揭露现实的作品已经很少了。以陆机、潘岳等人为代表，内容上拟古，讲究藻饰，注重形式技巧，形成华丽的风气，形成太康诗风。正如刘勰所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

而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的太康时期，左思的作品却独树一帜，其作品具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和批判精神。其《咏史》八首突破了咏史诗的传统写法，不止咏史事，而是借咏古人古事来抒写自己的抱负，情调慷慨激昂，文笔矫健雄劲；语言简劲，虽有工巧之致但不可以雕琢。

西晋经过太康、元康的短暂繁荣、安定后，发生“八王之乱”，晋室开始分崩离析。怀弟永嘉年间，因北方少数民族起义而陷入割据局面。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偏安政权，史称东晋。从永嘉起至东晋灭亡百余年间，“玄言诗”占据诗坛。东西晋之际，诗坛上代表作家是以慷慨悲歌著称的刘琨和以游仙诗为主导的郭璞。

东晋时代，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日益兴盛，文人士大夫普遍使用抽象的语言来谈论哲理，文学失去了艺术而变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了。当时佛学和玄学一样也受到重视，出现了玄释合流的局面。以专述老庄哲理而著称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东晋的玄言诗虽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对后来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等人的说理诗以及宋明理学之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东晋末年，山水诗兴起，陶渊明的田园诗给晋宋之际的诗坛带来新的生机。崇尚自然是陶渊明诗歌的核心内容，自然是指导陶渊明生活和创作的最高准则，他不像阮籍、嵇康佯狂任诞，而是出于率真，因而他的诗歌更接近自然化境地。他的诗歌给空虚枯燥的玄言诗坛带来一股清新诗风，其艺术风格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追求的境界。

南北朝是指东晋灭亡到隋统一的一百七十年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期。这一时期，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刘宋至陈，元嘉文学、永明文学、工体文学是三个主要发展阶段。（1）元嘉年间，代表作家谢灵运和颜延之的创作活动，上起晋宋之交，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把自然美景引入诗歌，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意象，在诗界独树一帜；下及大明、泰始之际，其间“才秀人微”的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乐府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2）齐及梁初为第二阶段，即“永明体”兴起阶段，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遂形成讲究格律，对偶的永明新体诗。永明体的形式特征为：句式渐趋定性，以五言四句、八句为多，律句大量涌现，平仄相配的观念比较明确，但还没有形成粘的概念。此外，用韵由疏而密，押平声韵居多，押仄声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经接近唐人。永明声律论和新体诗的出现，揭开了我国诗歌史上从比较自由的古体向格律严谨的近体转变的崭新一页。（3）梁中叶至陈末为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的阶段。宫体诗主要指梁陈时期以描绘女性体态与生活为重要内容，风格绮丽轻柔的宫廷诗。宫体诗发展到陈代更趋轻靡，如陈后主《玉树后庭花》、《乌栖曲》，江总《宛转歌》、《闺怨篇》等，内容空虚，风格浮艳。宫体诗虽然格调不高，但他的出现拓宽了审美对象的领域，对突破传统思想观念具有一定意义，对后代文学体裁的创新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宫体诗继永明体之后，使格律、对偶等诗歌艺术更趋成熟。

北朝文学除民歌外，文人作品比起南朝来，是显得很消沉的，特别是北朝初期“五胡十六国”的一百多年，几乎一段空白。诸游牧民族的长期混乱和野蛮统治，便是造成这段空白的主要根源，但其亦有其特色，北人学南与南人入北的双向交融，使北朝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诗坛别开生面。特别是庾信进入西魏北周，心怀屈仕敌国、思念故土的双重悒郁，诗风大变，并在北周形成“庾信体”。自孝文帝迁都洛阳，文学发展繁荣。对北朝文学影响最著的是齐梁诗风，北魏诗歌最早透露出南北文风交融的趋势。

东晋及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可分为三类：

（一）吴声歌曲

（二）神弦歌

（三）西曲歌,其民歌内容虽然单调，但由于所写之情极其真实，多从肺腑流出，所以读来仍感到清新可喜。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比南朝乐府民歌要丰富得多，而且情调也迥然不同：（1）南朝乐府民歌大多产生于长江流域，其诗中景物多秀美清丽，具有江南秀媚的特点。北朝民歌大多产生于北方，所以诗中景物多具北方雄浑的特点。（2）南方相对安定，统治者沉湎于歌舞、寻欢作乐中，诗中多以情爱为主。北方长期战争不断，人民生活痛苦，所以诗中多反映**带来的凄苦（3）同时爱情诗，南北乐府民歌也有不同，南歌委婉，北歌则爽快直接。北朝乐府民歌还有一些南朝乐府民歌所没有的内容，如反映贫富对立的《幽州马客吟》，也有写汉人反抗匈奴贵族的《杂歌谣辞》。北朝乐府民歌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其慷慨悲凉、刚健豪壮的艺术风格为文人所称道。

参考文献：钟嵘 《诗品序》

刘勰 《文心雕龙》

篇3：魏晋南北朝七夕诗歌概观

而现存最早的描写牵牛、织女爱情的诗篇，当为东汉末年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首诗意境清丽而又绵邈，含蓄的叙述中深藏着难以言说的幽怨和无奈。可以说，这是汉末动荡时期，孤寂漂泊的仕人将自己多灾多难的生命际遇和牛女相求不得的爱情际遇联系起来而发生的强烈的情感共鸣。故而诗虽“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谢榛《四溟诗话》)”，却包含着古人对爱情，对人生悲欢离合的深沉感思，表达了人们对爱情和理想永无止竭的追求和追求不得的苦闷感伤。至此，原本两个没有生命意识的星宿，也因为人们的丰富想像，成为一对遥遥相望，而无法互通情愫的痴男怨女。牛女的爱情也正式进入文人歌咏的范围。应该说，这首诗树立了后代七夕文学中织女悲怨形象的典范，也奠定了此类诗歌的感情基础。例如魏文帝曹丕的《燕歌行》有云:“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恨河梁”。曹植亦有《咏织女》诗曰:“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二诗皆是写人间织女仰望星河，而思念远行未归的良人。由此可见牵牛、织女二星，在当时人们观念中，已经是相爱而不得相见的情人的代表了。

到了两晋时期，牵牛织女故事流传益广，乞巧风俗初步形成，“七夕”节也逐渐演变为一个盛大的民间节日。《太平御览》记载:“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千筵上，以祈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可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但两晋文人现存的描写牛女爱情的七夕诗却只有四首：陆机的《拟迢迢牵牛星》、王鉴的《七夕观织女诗》、李充的《七月七日诗》、苏彦的《七月七日咏织女诗》。陆之《拟迢迢牵牛星》云：“昭昭清汉晖，粲粲光天步。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华容一何冶，挥手如振素。怨彼河无梁，悲此年岁暮。跂彼无良缘，睕焉不得度。引领望大川，双涕如霑露。”陆士衡之拟作，在意境和情韵上都不能望原作之项背。然其中透露出来的“悲此年岁暮”，叹老嗟卑的深沉人生幽怨却与原作一脉相承。再看王鉴《七夕观织女诗》：“六龙奋瑶辔，文螭负琼车”、“绛旗若吐电，朱盖如振霞”等句，表现出了其后到隋唐之前，七夕诗歌发展的一种新的倾向：由以往对牛女情感的委婉渲染逐渐发展到了直接描写仪容，铺陈场面。词句更是开始经过刻意的加工和雕琢，诗情日趋萎靡，描写日趋华丽。苏彦的《七月七日咏织女诗》也与王诗异曲同工，重点在于描写了人物的仪仗服饰。可以说，王、苏诗中的织女形象更像是一位哀感幽怨的贵妇人，和汉魏时期清新质朴的织女形象加以对比，这一时期审美观念的贵族化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从二人妙曼陆离的想象诗歌世界中，我们还能看到游仙诗的一些影子。

值得注意的是，两晋之前，描写牛女爱情的诗歌虽然也是以二人别离相思之事为主题，但仅仅局限于写牵牛、织女隔河相思的凄苦和怨别，，而与“七夕”并无多大关联，所以严格算来，并不能归入七夕诗歌之类。从两晋开始，这类诗歌中加入了两人相望、七夕相会又别离的完整情节，而正式成为名符其实的七夕诗歌。

南北朝时期，七夕诗歌的创作逐渐升温，七夕诗的审美意蕴也开始走向多元化。这一时期的七夕诗主流仍以牛女爱情为主题，写他们感叹一年一会的相聚苦短。如谢惠连的《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诗》：“落日隐璟楹，升月照帘拢。团团满叶露，析析振条风”、“昔离秋已两，今聚夕无双。倾河易回斡，欸情难久悰”，在清幽静谧的感情氛围中，抒发了分离、相聚、又别离的怅恨和徘徊。颜延之《为织女赠牵牛诗》则在对牛女的吟叹中，隐含着一丝年华易逝、欢乐似梦的感伤：“非怨杆轴劳，但念芳菲歇”。但这一时期的七夕诗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七夕诗与宫体诗的融合是南朝时期七夕诗歌流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七夕诗之所以在南朝创作数量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牛女的爱情故事，特别是织女的形象满足了此时诗风对女性细致描摹的需求，而描写世俗女性的美本身就是宫体诗的重要特征。试看沈约的《织女赠牵牛》:“红妆与明镜，二物本相亲。用持施点画，不照离居人。”“红妆”、“明镜”、“点画”这些都是宫体诗常见的意象。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时期的文人对七夕诗歌的偏爱已经由之前的寄托情感转变到了对人物容貌仪态的细细描摹。这种倾向愈演愈烈，导致七夕诗发展到后来，到了陈后主的笔下，已经和雕琢绮靡的宫体诗无异了。陈后主留有七夕诗七首，均为七夕节君臣唱和之作，如“玉笛随弦上，金钿逐照回。钗光摇玳瑁，柱色轻玫瑰。笑靥人前敛，衣香动处来。” (《七夕宴乐修殿各赋六韵》) ，不再表达人们对爱情的追求，而是指向了香奁锦帐，极尽描摹女性体貌之能事，表露出一种赏玩的心态。

展现七夕节时令景色和乞巧风俗，特别是“穿针”风俗的七夕诗在南北朝亦不在少数。这是较之前的七夕诗在内容方面的拓展。谢庄有一首《七夕夜咏牛女应制》，即为七夕观星时所见秋夜景象的描写。梁简文帝有一首《七夕穿针》云：“怜从帐里出，相见夜窗开。针欹疑月暗, 缕散恨风来。”还有柳恽的《七夕穿针》等，都是描摹女子七夕节穿针引线的仪容姿态，且带有明显的宫体诗的影子。这一时期的七夕诗还与闺怨诗发生了微妙的联系，以鲍照《和王义兴七夕》为突出代表：“宵月向掩扉，夜雾方当白。寒机思孀妇，秋堂泣征客。”鲍照首次将“征客”、“思妇”的意象带入七夕情境中，这样就使六朝七夕主题由直写牵牛织女本事转向表现现实人间边客思妇的离情。庚信的《七夕诗》则寄寓了深沉的故国之思:“隔河相望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著明年花。”这一主题的演变对唐代闺怨诗甚至与闺怨诗相关的边塞诗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纵观魏晋南北朝七夕诗歌的发展和流变，可以说，古诗《迢迢牵牛星》奇峰独立，奠定了后代七夕诗歌的基本审美规范和感情基调。而直咏二人情事，抒发别离之情并有所兴寄，是魏晋时期七夕诗歌的主要特点。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七夕诗歌与宫体诗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合流。唐以后的诗人则在此基础上开拓诗境，从不同的角度和情感出发，写出了很多别出心裁的诗作，如李商隐的“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七夕》) ，杜牧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七夕》)，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鹊桥仙》) ，或深情款款，或清新别致，或蕴含哲理，七夕诗词的内涵亦越来越丰富。

摘要：牵牛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由此而产生的“七夕节”也成为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这个传说从产生到定型, 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历代文人对这一主题的吟咏也处在不停的变化发展之中。而这些变化又是和当时的文学风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七夕诗歌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2]南朝·萧统.文选.中华书局.

篇4：魏晋南北朝的诗歌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文学本质观;诗歌创作

作者简介：杨懿，1988年11月出生，女，汉族，河北保定人，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在读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2-0-02

引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正相对应于先秦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同样在精神史上却是极自由、极解放的，带来一个时代的自觉，而这一时代的主体是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全社会对于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认识，进而促进了“文的自觉”。“文的自觉”这一概念最先是由日本铃木虎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中提出，而后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再次明确了这一概念“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这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由的文学自觉时代，必然带来文学本质观念的改变，对于文学是什么，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观念上的自觉，必然影响到当时的诗歌创作。

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包含三个层次的自觉：创作主体的自觉、文学本质观念的自觉、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实现了从外部研究转入了内部规律研究，并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的本质，开始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真实性与主体性，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对诗歌创作的抒情性的影响

文学在魏晋南北朝的“文的自觉”时代实现了独立，从道德伦理层面脱离，使文学的抒情性本质回归，彰显了创作主体，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这对当时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建安诗歌多是对于人生短暂的自我感慨的抒发，并有着极强的创作个性：曹操擅四言，风格较为质朴;曹丕乃七言之祖，语言风格较秀美;而曹植擅五言且兼具风骨与文采是当时诗歌的最杰出的代表，正如钟嵘《诗品》所言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气韵沉雄，体被文质”。到了正始时期，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如阮籍的代表作《咏怀诗》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

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到“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於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五言比四言决非语言表现形式上多一字与少一字的问题，而是改变了诗体形式、扩大了诗境的容量表达、咏吟有回旋的余地这即是“指事造形穷情与物最为详切”有滋味者便在于此。如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对生死的哀伤、对人生短促的反复咏叹其沉郁和悲凉的效果是四言形式难以企及的，此着重表明五言更有利于个人情感的抒发，并列举了优秀的五言诗句“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由此可见五言诗的繁荣发展是注重个人情感抒发的结果。

凡事过犹不及，过分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使得诗人的眼界只放于自身而忽略掉了整个社会的存在，只关注自己的内心情感和身边琐屑的事物，致使诗歌的内容单调贫乏、情感细腻却不动人，“尚词而病於理”（严羽《沧浪诗话》）。关于这种情况魏征曾在《文学传序》中具体谈到宫体诗便是典型代表：“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如萧纲的《咏内人昼眠》“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这首诗只是描绘了一幅美人昼眠图：梦绽娇靥、鬟压落花、席印玉腕、汗浸红纱，可谓活色生香，艳光逼人，极富感观刺激性甚至是欲望挑逗性。没有什么“情”抒发，而是用辞采浓艳细腻描绘了女性的外在形态美，并没有呈现出鲜明的情感生命与独特个性。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诗歌主体性的自觉文学本质观，对于诗歌抒情性有着重大影响。这一本质观念的转变使诗歌的“缘情”本质回归，获得独立地位，并侧重于个人情感的抒发，使得更便于抒情的五言诗得到繁荣发展。然而，物极必反，以至于使个人抒情成为诗歌的全部内容，虽细腻但却毫无“滋味”可言。

二、对诗歌艺术形式创造的影响

“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念强调文学的审美性追求，这就带来当时的诗歌创作注重艺术形式，如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其纤丽的情思，追求辞藻的华美、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沈约正式提出了近体格律诗的“四声八病”说及声韵理论，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实践，形成了新体诗“永明体”，即如《南史·陆厥传》所云：“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在诗歌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遣词造句，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都较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练。如齐梁时期的杰出诗人谢朓就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他的千古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选择了富有时令和环境色彩的词语来描写，比喻巧妙、色调和谐、对仗工整，浑然天成。谢朓曾经说过“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这就要求诗歌语言的清晰流畅与声韵的铿锵婉转相统一，如《游东田》“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此诗情景相生，充满诗情画意，尤其是“戚戚”“阡阡”“漠漠”等双音词的运用，使得音韵铿锵而富于变化。

然而过分僵硬地遵循格律声韵的理论，声病的限制，也不免对诗歌产生负面影响。这在钟嵘的《诗品序》中对当时声律之风提出的批判可见一斑：“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进《知音论》，未就。王元长创其首，谢、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在辞藻方面，追求华美及骈偶的运用。刘勰在《丽辞》中对于偶对进行了分类论述“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与此同时，讲究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其纤丽的情思，形成了“宫体诗”。宫体诗在格律方面在继承永明体的基础的上有了进一步发展，注重辞藻、对偶、声律。然而过分注重辞藻华丽的追求导致了“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文心雕龙·序志》）这种过分强调辞采反而使其情理被遮蔽而更加不明，致使诗歌内容贫乏，单纯咏物而毫无寄托，只讲究词藻与对偶，如萧纲的《咏云》“浮云舒五色，玛瑙映霜天。玉叶散秋影，金风飘紫烟。”

诗歌中的用典在当时也是非常流行，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诗歌的底蕴与历史感，但是过分的运用反而伤害了文学艺术的抒情本质，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言：“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颜延、谢庄，尤为繁密，於时化之……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当诗歌成为历史典故的堆砌，便失掉了诗歌的根本，成了胸有点墨炫于人的手段。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关于诗歌本质的审美观，对当时诗歌艺术形式，特别是诗歌的语言形式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形成了新体诗，并为后来的格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由于过分片面地追求形式美，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诗歌的抒情本质。

三、对诗歌境界创造的影响

“文的自觉”的“真实”文学本质观，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诗歌境界的创造上，使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更侧重于追求一种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自然境界，在此影响下的诗歌创作实践以东晋的陶渊明为代表。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即追求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性情，同时更重要的是其诗歌艺术的总体特征。这首先表现在他所独创的诗歌题材——田园诗，此题材多描写的是田园景物的甜美与田园生活的质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如陶诗《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无意于模山范水，注重的是主观精神与客观景物的相与为一，正与创作主体的虚静要求相契合，并且点出了言意之辨，认为言有尽而意无穷，注重一种抽象的自然境界中的真实，语言并非未经锤炼，只是不露痕迹，正如元好问所言“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与之相对不容忽视的是开创山水诗题材的谢灵运在诗歌中所追求的真实的自然境界，唐释皎然在《诗式》中说：谢灵运诗歌的“自然”，既不同于李陵、苏武那种“天与真性，发言自高，未有作用”的自然，而是“为文真于性情，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并且，沈德潜曾将谢灵运的诗歌与陶渊明作比较，“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陶诗胜人在不排，谢诗胜人正在排。”

此外唐朝伟大诗人李白所追求的清新自然的艺术境界源于元嘉三大家之一鲍照的影响，被其称之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如鲍诗《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全诗只言一字“愁”，却并未直接疾呼，而是“妙在不曾说破，读之自然生愁”（沈德潜《古诗源》）

无论是谢灵运诗歌的写实，陶渊明的写意，还是鲍照的拟乐府，都旨在创造一种真实的自然审美理想。由此而得诗歌本质的真实观，对当时诗歌境界的创造有着极大的影响，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非常重要的新的诗歌体裁——田园诗与山水诗，并达到一个高峰。同时，对于后来唐诗的发展与繁荣有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对于当时及后来的诗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唐诗的繁荣。但是由于片面地追求形式美，过分运用各种表现技巧使得作品内容贫乏，情调低下，风格绮靡。然而，不可否认自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文学本质观始，文学才获得了独立而繁荣发展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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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红梅，胡晓林.魏晋“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0，11，（2）：147-152.

篇5：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脉络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诗歌的地位仍是最重要。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五言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跃”的大发展时期；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交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他们继承了建安时期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山水诗在这一时期也大放光芒。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以下文段即是对这一时期诗歌发展脉络的简要介绍。正文：

按照一般的习惯，文学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上限为东汉的建安，下限为隋朝的统一。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到西晋的短暂统一。然后北方历经十六国、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各朝，南方从偏安的东晋到宋、齐、梁、陈相继，最后南北归于隋朝的统一，历时近四百年。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可以分为几个时期和南北两个地区。

其中，建安时期的诗歌尤为引人注目。建安时期的文人打破了两汉以来四百多年辞赋独盛的一统局面，第一次兴起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诗歌创作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建安时期文人毕集，优秀作品大量涌现，是我国文学，特别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在诗歌形式的发展上，五言诗的形式在他们的诗歌中被普遍采用，“居文词之要”，成为这一时期文人诗歌的主导形式。七言诗也在这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以后的诗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除此而外，女诗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长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歌。诗人以纪事、抒情、议论相结合的多种手法，记述自己被掳入胡的痛苦经历，犹如血泪染成的历史画卷，读来催人泪下。它是建安诗坛上一篇不可多得的杰作，与《孔雀东南飞》一起，历来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建安之后，以曹废帝曹芳的年号正始为起点，至西晋立国为止，文学史上称为正始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集团是“正始名士”和“竹林七贤”，前者是何晏、王弼、夏侯玄，后者则是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陶渊明，李白。

从西晋统一中国北方到它灭亡的五十年间，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远远超过了前代。诗人除了早期的傅玄、张华而外，还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以及后期的刘琨和郭璞。其中潘岳、陆机的文学成就最高，代表了西晋文学的主流，在当时并称“潘陆”。

西晋灭亡，东晋在建康建立国都。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历史上称为刘宋。刘宋的诗人，代表人物是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三人，他们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东晋时期由于玄言诗的笼罩而出现的倒退现象，在他们的手下得到了彻底的扭转，兴起了山水诗的新潮，完成了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重要转变，意义非同寻常。

这一时期的谢灵运吟成了如《登池上楼》、《游南亭》、《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石门岩上宿》、《七里濑》、《登江中孤屿》、《登上戌石鼓山》这样的名篇，写出了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石浅水潺氵爰，日落山照耀”这样的名句。以平淡自然的语言，描摩真山真水，给人于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的山水诗，对唐代诗歌，尤其是山水田园诗的影响，应该说超过了陶渊明。

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代表作有《拟行路难》十八首、《代堂上歌行》、《代结客少年场行》、《代放歌行》、《代贫贱苦愁行》、《代东武吟》、《代出自蓟北门行》、《代苦热行》、《拟古诗》等。他的乐府诗，把汉魏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浅近结合起来，并以强烈的激情、优美的文采灌注其中，使乐府诗获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发展。

刘宋之后的齐朝，立国虽然只有二十多年，但因为永明新体诗的出现和艳体诗的露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阶段。所谓“永明体”诗歌，概括起来说，就是对诗歌提出的关于声律方面的要求：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平声为平，其余为仄。在五言诗的两句中，一句之内，平仄交错；两句之间，平仄相对。除此而外，又规定必须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一般以十句为一首，除首尾四句外，中间的六句必须两两对仗。而所谓“艳体诗”，就是以华美的词语描写女性之美男女之爱的诗歌。它是上承汉代女性美之赋，近学南朝民歌的结果，下启后代宫体诗的先声。

刘宋时期的代表诗人是谢脁，他与他的同族前辈谢灵运都擅长山水诗的写作，后人称他们为“大小谢”。他的诗歌以写景见长，如《入朝曲》、《玉阶怨》以及含有“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之句的《游东田》和含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句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都是传诵千古的名诗。

梁代立国时间较长，而以梁武帝为首的社会上层又对文学的特别爱好与重视，加上刘勰、钟嵘等文学批评家的出现，在文学上形成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在诗歌方面，宫体诗、边塞诗的兴起，七言诗的发展，对后代影响都很大。

陈代诗歌，基本上是沿着梁代诗歌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尤其是诗歌的形式方面，五言诗更加格律化，对仗和声律的运用更加严格也更加熟练；七言诗在前代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兴旺的势头。在陈后主为首的宫廷文学集团中，宫体诗仍然十分盛行，但它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陈代最著名的诗人，是与庾信并称徐庾的徐陵。当时所谓的“徐庾体”，就是“宫体诗”的另一种叫法。徐陵的诗歌，流传至今的，大约有四十首。除了宫体诗之外，一些乐府题材的边塞诗，如《陇头水》、《关山月》、《出自蓟北门行》。另外江总的诗歌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他是陈代善于七言歌行的第一人，如《闺怨篇》即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首。他的另一首《宛转歌》长达三十八句，是陈代也是南朝最长的七言歌行。

在东晋及宋、齐、梁、陈相继更迭的时候，北方的诗坛相对来说显得沉寂一些。而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庾信、王褒却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庾信奉梁代君主之命在出使西魏期间，梁朝被西魏所灭，他被迫留在西魏。并且受到器重，身居显贵，还被尊为文坛宗师，受到皇帝的礼遇。这种特殊的景况使他既有羞愧之感，又有故国之思，他后期的许多诗歌一变年轻时轻艳流荡的诗风，成为苍劲悲谅的作品。如《拟咏怀二十七首》、《寄王琳》、《重别周尚书》、《山斋》等，尤其是《题画屏风》二十五首，开了后代题画诗的先河。王褒的经历与庾信相类，也是梁国大臣被迫羁留西魏、北周，成为那里的文坛宗师。他的诗歌主要有：《燕歌行》、《关山月》、《渡河北》等。

在文人诗歌不断发展的同时，南北朝时期的民歌也有了可喜的收获。南朝民歌分为“吴声”与“西曲”两个大类，其中吴声三百四十多首，西曲大约一百三十多首，总数大约在五百首上下。前者产生于六朝古都建业（即今南京）地区，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将它们一起编入“清商曲辞”类中。吴声的主要曲调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独曲歌》等，西曲的曲调主要是舞曲，如《石城乐》、《乌夜啼》、《襄阳乐》、《三洲歌》等。

汉乐府民歌反映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南朝民歌的内容则以男女爱情为主，很少涉及其他内容。而且，由于地域、经济、思想观念、统治阶级的喜好等方面的原因，这些爱情诗篇的内容以偷情私合为多。语言则明朗而巧妙，大量应用双关隐语。诗歌的形式主要是五言四句，对以后的五言绝句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篇6：魏晋南北朝的诗歌

关键词：嵇康、魏晋南北朝

一、嵇康其人 嵇康字叔夜，三国时期魏国人，自幼丧父，由母亲和兄长抚养成人。虽然母亲的娇惯养成了嵇康桀骜不驯的自由性格，但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以及自身过人的天赋仍然让他博览群书且涉猎了包括历史、音乐、书法、老庄学说甚至打铁等各个方面。嵇康早年靠着家族财富和兄长照顾过着优裕地生活，成年后迎娶了曹魏宗室女长乐亭主为妻，官拜郎中，后又迁至中散大夫。不过这些官职都是清净闲散的职务，嵇康并没有留下在官的活动记录。

据史书记载魏晋时期男风盛行，上层男士出门前必要敷粉施朱，熏衣配器。其中又以潘安、夏侯湛尤为以美貌出名，但后人未必知晓嵇康风度亦非凡，当为一世之标。《晋书》上说：“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世说新语.容止》中也写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成语鹤立鸡群正是出自于此。嵇康之美可见一斑。

二、嵇康之死嵇康卒于公元263年，死时年仅40岁。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嵇康因得罪钟会，为其构陷，最后被司马昭处死。那么嵇康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自己的锒铛入狱的呢？嵇康在临终诗作—《幽愤诗》中写到“匪降自天，寔由顽疎”翻译过来即是他认为自己终致囹圄，是由于性格“顽疎”，招来了谤议。诗中强调了自己愧恧的心情和守朴的志向表示希望度过目前的厄难，然后去过“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的超尘绝世生活。由此可见嵇康虽然已经认识到自己招致上层阶级不满但仍然没有看清楚局势，认为自己还有一线生机，这是相当愚蠢的。

其实在笔者看来，嵇康之死是必然的，原因有三:其一，当时掌权集团领导者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政治斗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不仅如此他还借典抨击，所作《与山巨源绝交书》隐晦的羞辱了司马氏集团残暴虚伪的统治。作为时代名人，嵇康的影响太大，司马昭难以从思想上统治，政治上也不能统治，嵇康必然不能活。这里读者难免有疑问，这又给钱又给权的天上馅饼哪里找去？嵇康为何百般推辞？其实这跟司马昭非正统皇帝的尴尬身份有关。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患病去世，年仅8岁的曹芳登机为皇，辅佐大臣司马懿势力对当权的曹爽势力发动了政变，史称“高平陵之变”，此役拉开了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序幕。嵇康“非汤武而薄周礼”惹恼了篡位的司马懿，此后当然不受待见性命危矣。

其二，嵇康性格自由清高，孤松独立，为世俗所不容。向秀曾叙述其与嵇康的友谊：“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钟会陷害嵇康时，给其安上的一个罪名就是“言论放荡，非毁典

谟”。嵇康好老庄之道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但却犯了“营内而忘外”一忌，言行越发放荡不羁最终受人诟病而遇害。

其三，以清流身份得罪了身处高位的钟会。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的多次不愉快经历，注定会是嵇康之死的一大推手。钟会身出名门，是曹魏大臣，书法家钟繇之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年少得志，十九岁入仕，为秘书郎，三年后又升为尚书郎，二十九岁时就已进封为关内侯。仕途顺利的钟会也是需要朋友的，他看中了同样满腹诗书的嵇康。但尴尬的是多次拜访，都没得嵇康什么好眼色。有一则故事就说道，显赫后的钟会造访嵇康，嵇康不加理睬，继续在家门口的大树下“锻铁”，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钟会觉得无趣，于是悻悻地离开。嵇康在这个时候终于说话，他问钟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对此记恨在心，对嵇康的钦慕之情渐绝。

由此可见，从吕氏兄弟产生纠纷，嵇康从中调停，事后吕安被吕巽倒打一耙，嵇康愤而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到最后嵇康因受牵连投入监狱等等一系列事件或许只是一个陷阱，为的就是除去这个上层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嵇康之死已成定局。

三、嵇康成就

嵇康擅音律，对音乐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即音乐产生于自然之间,是客观的存在。另一方面,针对于传统儒家“移风易俗”的乐论,嵇康认为音乐要靠本身所包含的平和精神去感染人,也就是

用“和”之心去打动人。弹奏由嵇康所做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曲— “嵇氏四弄”曾被作为隋炀帝的取仕条件。由此可见，嵇康于音乐之途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这里笔者想着重介绍一下嵇康的代表乐曲——《广陵散》。相传《广陵散》并非嵇康所著，而是得益于他的一次山中奇遇。说是嵇康曾到洛西去游览，晚上宿于华阳亭。偶遇一位山中奇人，此人为嵇康弹奏了《孤馆遇神》和《广陵散》两首乐曲，嵇康听后为这两曲所震，起了求教之心并发誓绝不将曲子传授给第三人，客人倾囊相授直到嵇康学会弹奏后便走了，甚至连姓名也没有留下。嵇康毕生独爱此二曲，直至临终前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最终被拒绝后，他的遗愿便是再弹奏一遍《广陵散》，有文章描绘当时《广陵散》“仙乐袅袅如行云流水，琴声铮铮有铁戈之声，惊天地，泣鬼神，听者无不动容”。嵇康以琴声代话语尽诉悲壮之情，海内之士无不痛之。

嵇康除擅音律外养生一道上也颇有造诣。他继承了老庄的养生思想，进行实践颇有心得，由他所著的《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学史上第一篇较全面、较系统的养生专论。后世养生大家如陶弘景、孙思邈等对他的养生思想都有借鉴。《嵇康集》十卷书中，篇篇含养生之理，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自己也身体力行，其友人言：“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最后不得不提到嵇康的文学成就。《诗经》以后,嵇康是四言诗的代表作家之

一。他对《诗经》从形式、语言以及赋比兴手法上进行了取法,使得自己的作品沾染有浓浓的四言诗古韵古风的味道。另外一方面, 嵇康的诗大抵都可以用“超尘脱俗”来形容,这大概与嵇康超尘脱俗的情怀、隽洁的情意、高洁的人格以及坚强峻切的性情是相契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