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

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通用9篇）

篇1：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

党课思想汇报：学习党的原则与纪律 明确党员的权利与义务

敬爱的党组织：

很庆幸能有这样的机会聆听陈xx老师和冼xx老师的关于党员权利与义务、党的原则与纪律的教诲，深入浅出的讲说，加之结合时事，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了党的组织构建。

首先是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权利和义务的本质都是按照一定原则所指定的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是人的社会本质的表现形式，是社会本质的表现形式，是社会团体主流需要和主导势力意志的集中体现，其功能在于规范人民行为，维系社会稳定。因此，共产党员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也享有自己的权利，这是党组织发挥功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实现最终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

自1864年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规定了权利与义务，就不断地发展。虽其中也有倒退的时期，但至2004年规定以来的八项条款，已趋于完善。其中利益价值方面的有意见保留权、请求帮助权；公共权益方面的有参与权、建议权；不等诉求方面的有知情权、监督权；民主权利方面的有申请申诉权、选举与被选举权。这些完善的制度，保证了党的鲜活动力。

所以，充分行使党员权利，自觉履行党的义务，胸怀远大理想，坚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各项政策，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本领，钻研业务，立足本职工作，努力创造一流的工作成绩，大学生的本职是以自身成才为目标，以学习为中心，全面提高自身的身心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自觉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同不良风气和危害人民的行为作斗争。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社会主义“八荣八耻”的荣誉观。

第二次上课是关于党的原则与纪律。课堂上，冼xx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党的几条重要的原则与纪律。其中印象最深莫过于民主集中制，虽中学政治已有所了解，但都不全面。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它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就是党员和党组织的意愿、主张的充分表达和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就是全党意志、智慧的凝聚和行动的一致。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使党和国家陷入了巨大的灾难。这些历史经验也进一步证明，能否坚持民主集中制，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兴衰成败。

关心时事，也多少知道现在局势。3月14号温总理答中外谈到改革时，语气激动异常。而在关键时期，这一切，需要一个更加坚强的政党，而党的原则与纪律，则是重要的维持。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发展，我们的上层建筑当然也要发展、变革，只不过它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的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她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手写签名：

篇2：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

1.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从总体上说，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离的 ．．．．．．．．．．．．．．．．．．

从法律上说，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而存在的从主体上说，公民是权利和义务的主体 ．．．．．．．．．．．．．．．．．

从关系上说，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确保权力的实现 ．．．．．．．．．．．．．．．．．．．．．．．．．．．．．．．怎样做：一方面，要树立权利意识，珍惜公民权利

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也要尊重他人的权利 ．．．．．．．．．

另一方面，要树立义务意识，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2.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内涵：我国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履行义务、平等地适用法律

要求：在我国，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任何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受到保护，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会受到法律制裁注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法律实施上的平等，不是指立法上的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

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反对一切特权

我国宪法对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是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权利的平等

3.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原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给予的在我国，国家与公民的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

怎样做：公民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时候，要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

篇3：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

权利 (right) , 在《辞海》里作为法律用语来解释, 它与义务相对, 指人们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但这一解释过于简单, 缺乏历史精神和伦理内涵。社会权利, 就是社会主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向他人、向社会要求某种行为或不发生行为;所谓义务, 就是社会主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应该向他人、向社会提供某种行为或不发生行为。根据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 它分为道德权利、义务和法律权利、义务。

权利与义务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 他们是在社会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而产生的, 是人们按照当时社会的公正的道德和法律规范, 应当采取某种行为或不采取某种行为的社会意识和制度。基于权利和义务的正义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等。

一、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描述

罗尔斯把他的正义观念确定为“作为公平之正义”。罗尔斯通过进一步概括以洛克、卢梭、康德为代表的契约论, 并利用卢梭的自由平等的观点、借助康德的社会契约过程, 采用原初状态来证明和确立正义原则。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分两个层面:平等自由原则和不平等原则即“正义的第一原则”和“正义的第二原则”。

平等自由原则称之为“正义的第一个原则”, 这种原则认为: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权利。“第一个原则”要求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原因有二, 一是每个人都是人, 都是完全相同、完全平等的, 所谓的人权等基本权利便依据于人的天赋的、自然的本性, 也即是天赋人权;二是只要是维护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不论人能力大小、品德高低、贡献多少, 同样是构成社会的一分子, 同样参加了社会的缔结、创建;而结成社会、创造社会是每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最基本的贡献, 所以, 每个人不论对社会对他人的具体贡献如何不同, 但其基本贡献却是完全一样、完全相同的。不平等原则他称之为“差别原则”“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罗尔斯认为, 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可以合理地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 即使是最少受惠者也能获得最大利益, 而且这种不平等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第二个原则”涉及的利益主要是像财富、权力和权威等的分配问题。只要分配的结果能给每位社会成员带来利益, 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 它们就是正义的。表明罗尔斯承认, 由于每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非基本贡献不相等, 所以社会应该不平等地分配每个人的非基本权利, 能力较强、品德较高的人, 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便较大, 因而应该分有较大的权利, 反之, 则应得到较少的权利。然而, 在这种不平等的分配中, 获利多者往往利用的社会资源较多, 应该对利用资源较少者以补偿, 因为获利多者做出的贡献是因为获利少者让出了自己的权利, 所以获利较多者应给获利较少者补偿, 获利越多, 补偿应越多, 否则就是间接占有获利较小者的权利。这一原则规定了经济和社会福利领域的不平等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罗尔斯认为第二个原则优先于第一个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观点, 就一个正义的社会而言, 基本自由极为重要, 它不应由于任何人的任何利益而受到限制和牺牲, 只有这点得到保证, 才能去努力满足第二正义原则的要求。而在第二原则中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

二、罗尔斯对公正正义的论证

引出公平的正义的是“无知之幕”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任何人都无法认识到他在社会中的地位, 他的先天资质、能力、智力和体力方面的特别之处, 也不知道他们的特定观念或特殊的心理倾向, 他们会一致认为他们所选择的权利与义务是公正的。简而言之, 正义原则应当是一种社会契约, 人人一致同意即是它的证明。由于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的能力和资质不同, 不可能达成有关权利和义务的一致同意, 因此罗尔斯就假设了一个可以实现这种同意的状态:“无知之幕”, 也即是罗尔斯的契约论原则。正义原则所规定的是每个人一生中重要的利益:权利与义务;而在无知之幕的状态下每个人因为不知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 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那么他们在选择时就会以“最大最小值”规则做出选择, “以最坏情形做出决定。”这意味着, 处在原初状态的每个人在选择正义原则时, 必将根据他所认为的地位和能力最低下的人来做出决定。而地位和能力最低的人会选择平等地分配权利与义务;抑或选择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它不仅给受惠较多者带来较多利益, 而且给受惠较少者带来补偿利益;并且受惠最少者, 所得到的补偿利益便该最大, 也即是人人都有利益。所以, 无知之幕的作用在于它能够确保程序上的公正, 使结果不受任何无端的影响。罗尔斯看来, 处在原初状态下的人被迫对每个人公平。在理想的公平社会中人人都享有平等自由权利。事实上, 社会中的每个成员在有限的生存空间和资源环境中都想得到较多的利益, 这一要求又不可能得到满足, 所以要制定某种规则, 以达到公正合理的分配。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紧紧抓住了公平正义的这两个基本点, 把探讨既保障人们的平等自由的权利不受侵犯, 又使社会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分配公平合理作为其正义论的目的。

三、对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评价

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方法论上具有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罗尔斯继承了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传统, 把社会契约论作为其论证正义论的主要手段, 用虚构、假设的所谓“原初状态”, 来证明、推演自己的两个正义原则, 这种论证的方法确有它的合理之处。但是, 作为一种探讨社会正义的具有非现实对象的道德学说来说, 主要靠一种虚拟的抽象的方法还是很不够的。社会正义具有非常强的现实的基础, 探讨这一重大课题还必须有历史主义的方法, 把社会正义植根于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植根于社会现实之中, 这样才能为正义原则确定可靠的基础。

正义原则的契约性的证明是人人同意, 人人一致同意也是有不同的阶级基础和形式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资产阶级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 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来为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争取一切社会的认可。他们实行的剥削制是被工人所接受的也可以说是被工人默认的, 那么可以说对工人来说是公正的吗?因此, 罗尔斯的人人一致同意的证明, 只是一种虚构在现实中没有确立的根据。罗尔斯证明正义原则的正义性是主观的、随意的。既然是人人同意并没有做客观条件的限制, 就避免不了任意性和随意性。

其实,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 只是形式上公平正义, 实质上它并没有离开资产阶级的价值原则, 可以说是资产阶级价值原则的当代改造而已。资产阶级价值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并没有离开这一资产阶级的价值核心。两个正义原则和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观念是一致的:第一原则和自由优先性及规则对应自由;机会均等的原则以及第一原则中强调的人们对自由和平等权利对应平等;差别原则或曰惠顾最少受惠者利益对应博爱。可见, 罗尔斯的正义论虽然看到了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与人们的正义生活和自由平等之间的客观联系, 并对这些因素予以了足够的重视, 但由于他囿于资产阶级的偏见, 立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 不愿意把实现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平等同改变社会基本结构——资产阶级私有制联系起来, 因而他所追求的社会正义和人的自由平等, 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平均主义寄托, 而不可能最终成为社会现实。

四、正义原则的价值论证

罗尔斯只是证明了正义原则的契约性。一种正义原则是不是真正的正义原则, 不是个契约论问题, 更应是个价值论问题, 因为正义是一种人们行为应当如何的道德原则, 属于应该、价值、道德价值范畴。因此, 对于一种正义原则是不是真正的正义原则的证明, 只能是一种价值论证明而不能是一种契约论的证明。

在价值领域里, 善是道德的总原则。正义是一种特殊的善, 是一类伦理行为应当如何的道德原则, 是通过社会制定的道德目的从一定的伦理事实中推导出的。因此, 道德目的是否是真正的道德目的, 伦理行为是不是公正的真正价值实体是判断正义与否的标准。如果二者都是, 正义原则必真。正义原则的价值实体应是利害交换的伦理行为。一种正义原则应是等利害交换原则。人际利害交换行为显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对等交换, 一类是不等交换。对照以上标准, 对等交换是道德的、善的, 即是所谓的正义, 小利换取大利和大害报复小害行为显然是不道德的、不应该的、恶的, 是非正义。可见, 正义、公平总原则是通过道德目的而从人际利害相交换行为中推导出来, 是通过二者而得到科学论证的。由此而来, 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人们应该平等地分有基本权利和义务, 因为每个人都同样是社会的一员, 他们对于社会的基本贡献 (缔结社会) 是完全一样的;人们因其对社会的非基本贡献不平等, 而应该不平等地分有非基本权利与非基本义务;同时, 获利多者如果较多地利用了社会资源, 便应该补偿给获利少者相应的权利。所以罗尔斯的观点印证了此价值论断。

而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原则又是公正的根本原则。一个人的权利与他的义务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是他所享的权利与他所负有的义务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他所行使的权利与他所履行的义务的关系。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与他所负有的义务, 显然不是他自己能够自由选择, 而是社会分配给他的。社会分配给一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只有相等才是公平的、应该的, 如果不相等, 则不论权利多于义务, 还是义务多于权利, 都是不公平的、不应该的。根据罗尔斯的公平原则, 由于每个人都具有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 那么也就有了尊重别人这种权利、保护这种权利不受侵犯的义务。有了保护权利的能力就应承担这种义务, 得到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对等, 这就是公正的。但由于不同的人资质不同、所拥有的资源不同, 社会分配给有能力的人的权力相应来说就大。社会对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仅仅有社会公平的根本原则“社会分配给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相等”是不能解决的。还须依据社会公平的根本原则, 进一步确立一些比较具体的原则。

怎样对有限的、稀缺的利益资源进行配置和分配才是“公正”的?这一标准是什么?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界定权利与义务时都面临的问题。虽然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主体对“公正”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像恩格斯所说, 在社会中, 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主体通过各种社会的活动的不断博弈, 最终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客观”标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向往的东西, 但是由于各种冲突和阻力, 各人的愿望都不会原原本本地实现, 而是会形成一个中庸的平均数, 人们在博弈中逐渐接受这种结果, 以一定的社会原则行事, 而维护着社会的平稳。所以, 尽管公正是人类活动的结果, 但是权利、义务的“公正”原则又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行为, 对于整个社会的权利、义务的“公正”原则来说只有从属的意义。权利、义务的“公正”原则和评判标准, 是由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的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参考文献

[1] (美) 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2]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M].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八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篇4：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

如同经济领域存在“流动性过剩”的风险，当下的舆论似乎也存在此类现象。舆论的“流动性过剩”是指：在一定社会语境下，舆论表达过度活跃，无论从广度、强度，还是从频度、社会影响度上来观察，都存在“过热”现象，由此带来的社会风险压力日益严峻，甚至会造成舆论在一定范围内的“决堤”。

互联网不是一块“飞地”。虚拟空间的信息流通和舆论表达，关乎公共福祉，故而不能放任自流。互联网空间若被污染得乱七八糟，信息噪音成为公害，对公众、企业乃至国家，均没什么好处。这个道理应是常识级别的，不难理解。

网络是现实的延伸，网上行为也是现实世界中人的行为，它不可能与现实绝缘，因此，网络空间的表达行为应当受到规范性的约束，网络虚拟空间不应成为法外之地。

微信新规的出台与实行，目的是让即时通信语境下的信息表达与传播行为规范起来，同时让权利与义务对等起来。该规定一方面要保障信息服务提供者与信息服务使用者的权利，同时强化了责任和义务。

对于公民而言，“微信十条”的出炉并不是限制了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是一种保障。新规让公民知晓权利与义务的边界，明白在使用微信时哪些是得到保护的，哪些是要受限、被禁止的，从而在微信平台上理性表达与传播。

2014年下半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将加大政务微信发展的力度。这是个利好消息。若能以此为契机，加强时政类新闻信息的供给，将有利于缓解公众的公共信息饥渴，有效改善时政类信息的供求失衡，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摘自《文汇报》 本文作者：张涛甫）

篇5：权利与义务作文

如今的我已不再拥有幸福童年，我失去了童年，但是在我回忆中留下了童年那深深的足迹。我现在拥有的是乏累青春。

可是在童年的世界中我拥有快乐，拥有活力，拥有天真和单纯。春天，约出小朋友去寻找春天带来的惊喜，我有活力。夏天，把家中早已备好的水枪拿出来，和小朋友打水战我有快乐。秋天，和小伙伴一起到树的摇篮下采集属于我们的秋集，我有天真。冬天，下雪了，天冷了，可我们一样快乐。我们打雪仗，丢雪球，溜冰，我有单纯。

可是在我青春的世界中，春夏秋冬我们一直起早贪黑的上学，没有童年的快乐，只是无味的追求父母和老师的喜爱和夸奖，没有自己的空间。

在童年的世界里每次出门回来总是喊上一句：妈妈，我回来了，我饿了。妈妈总是应上一句；好宝贝。等等，马上就好了。

可是在青春的世界里，每次在出门上学回来。如果喊上一句：妈妈，我回来了，我饿了。妈妈总是应上一句：快点写作业，把作业写完了在吃饭。所以我们回家后只有默默的写作业。

在青春90后的我们的世界中，没有自主，盲目的顺从，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凡是，只要是父母说的话对我们都有一个思想；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我们应顺从，可是、这些都摧残了我们的活力，我们的青春魅力，我们好比是孙悟空，头上都有一个紧箍咒，则父母便是师傅如我们做的不如意他们便念紧箍咒。

在新的一个21世纪中，90后的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怎样支配自己的时间，树立自己的梦想

篇6：权利与义务作文

从前，希望她们都知道我喜欢的作家，各种安利给室友和闺蜜，她们没被我烦死，但自己却退却了。难道我不喜欢这个作家了吗？不，不是的，我只是把他放在了心底的角落里。以前，我不断的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欢他了怎么办？我没有给自己答案，总觉得不喜欢了他还是那个对自己来说在某一个阶段挺重要的人。

不是不喜欢，而是极其害怕自己会失望。读完《岛上书店》后，我就换了桌面，不怎么逛微博了，不怎么提喜欢的那个作家了。只是发现对于也许一辈子都见不到，而却对你影响很大的人，你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喜欢，像极了暗恋，而且是有很多情敌的，随时可能会失恋的暗恋。对的，我害怕失望，我接受不了，原本自己以为很美好的人，有一天突然会变得不美好。

记得有一个作家说过：喜欢书就好，不要喜欢叔。一直觉得会爱屋及乌，但现在觉得好有道理哦。后来问过一个资深的歌迷，喜欢一个歌手好多年，她说：是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很伤心，不是因为失望而是太过喜欢了，当得知他结婚时，比自己失恋还难受。

就像顾城的诗《避免》：你不愿意种花，你说：我不愿看见它一点点凋落，是的，为了避免结束，你避免了一切开始。

有的时候看电视剧，明明知道结局会是大团圆，但就是受不了人物之间的互相误会和折磨。曾经因为一个喜欢的演员在里面被虐，而放弃了一整部自己喜欢的电视剧，不知道为什么再也无法继续观看。

篇7：权利与义务作文

网上频频曝光虐待小动物的事件，似乎引来的只有关注和热火朝天的责骂，最后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受伤的还是受害者。人，不过是智商与动手的能力，以及种群的数量多一些，与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你也是动物罢，只是，这种动物的数量过多。就像蚯蚓，放个十几根在花盆里，恰到好处地帮助了花;而多了，满盆都是蚯蚓，还能有最初的效果吗?又不免说到优生优育，如今无论在什么地方，到处都是婴儿，几乎是“人手一婴”。发展的好，就是社会的福分;反之则为社会的败类，人，你有何权利生出如此之多的败类来增添地球的负担?当然，败类是当今社会的主要人员。人，为支撑如今高档次的消费，为了更多的钱，迷失了自己的梦想，难道人在世走一遭不能为了理想去搏一把?而是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为了一堆纸不分昼夜地劳作，为了拿到它——来用地球的树造成的纸买地球上的资源做成的产品?把地球上的东西化为己有，人，你有何权利?乱砍乱伐，致土地沙漠化;拐卖同类，为了体中器官;抢劫偷窃，放下自身尊严······放下对钱的渴望，为梦想而站!这是人类的权利。在鱼产卵期间是禁渔期，我不禁松了一口气，可捕鱼、偷鱼的工作仍在进行!用电，点死刚出生的小鱼，或刚产完卵的母鱼。难道鱼和人不一样是生灵吗?人，你有何权利?各大工厂，不是排水不行，就是排废气不靠谱，还有环保企业吗?拿走了用地球的树做成的纸，又用这些东西来伤害它，真是人心狗肺!各种丑闻，不堪入耳目，数也不胜数!

人，上帝造就你，地球养育你，到头来，你一次次地伤害他们，你把他们惹怒了，他们不再会原谅你，将会毁灭你!也会毁了他们自己。人，你有何权利?

你无任何权利!

篇8：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

真实性是会计人员职业行为中的一种重要的道德义务。下文从道德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分析把握真实性原则的条件性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同时,才能真正有利于指导会计实务层面的具体操作。否则,正如下文中所述,对一个没有独立权利的会计人员,我们又有何理由要求他坚持真实性这一道德义务呢?这恰恰是当今我国会计信息虚假现象中,所需人们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对此问题研究的目的是从道德权利与义务的视角,解决会计信息虚假这一现象,而不是为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寻找逃脱会计责任的理由。同时对现实财务信息虚假现象做出深层次的归因。

一方面,从道德义务与道德义务之间关系分析。按照美国著名会计学家霍斯金与迈克夫的观点,会计行为是一种“经济书写”。从业人员必须按实书写,不能说谎。因而,会计行为中一切弄虚作假都被视为说谎行为。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引康德的观念进行论证。康德认为要拒绝一切谎言。康德在《论出于利他动机说谎的假设权利》一文中,康德断言:甚至于当一个杀人犯向我打听,被他追杀的人是否躲在我的家里,而这个人作为我的朋友恰好是在我家里时,这时,我也不能够向他说谎(当然,在此假定沉默、支吾和拖延是不可能的)。因为谎言败坏了法律之源,法律以说实话为基础,若有一个最小的例外,都会使他变成一纸空文,因此,在一切宣称中,坦白和诚实是一个神圣而又绝对庄严的理性法令,不受任何权宜之计的限制。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人都无可选择,他必须讲真话。康德的主要理由是任何例外都会使原则法律自相矛盾,使他们的普遍性失效。道理看来确实是这样,但这是纯粹理性世界道理,也许是神的而非人的道理。人是复杂的,是具有二重性的,用康德自己话来说,人是同时属于理智界和现象界的,人有理性也有感性,有精神也有身体,每个人都只享有一次这样的生命,而从这里就可以引申出人的其他基本义务。例如会计人员保护家人的生命安全的道德义务、不做假帐的职业道德义务等。人不止负有一种基本道德义务,基本道德义务是一个复数,不是只有真实性原则才是我们的基本道德义务,保护家人生命安全的道德义务也是我们的基本道德义务。每个人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就有不同的道德义务。而当这些道德义务发生冲突时,我们就要衡量哪一个道德义务更重要。由此可见问题自然而然地被引入到伦理学的义务论中。并且,我们试图扼要地概括一下,在会计行为中,会计人员可据以选择的一些条件:

首先,会计人员得谨慎地分析自己的处境,在时间允许范围内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仔细地辨别自己是否真的有别的基本道德义务更迫切、更重要地摆在自己面前,因为只有一个道德义务才能凌驾于另一个道德义务,才能缓解或取消另一个道德义务。道德义务只受道德义务的限制,允许勾消某道德义务的,只能是一种在此时此地更迫切、更重要的道德义务。什么样的道德义务才能真正被人们认为是更迫切或更重要呢?人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当代西方伦理学中有两种主要的义务论是很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的。一种是罗斯的初始义务论,一种是罗尔斯和斯坎伦的非自利契约论。这两个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将道德的最终理由归结为义务,而道德义务本身是靠直觉或道德反思来确定的;后者认为道德义务还有进一步的理由,这种理由根植于人们之间的共识,即人们普遍接受的、共享的某种原则或理由。前者的道德义务论是建立在直觉主义的基础上,后者则将人们的道德义务建立在人们理性共识基础上,也可泛化理解为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前者对行为道德义务的价值判断具有很强的忽然性和偶然性,不能够从普遍意义上直接指导人们的行为。将后者的理论“改良”过来,并结合当下时代的特点,从伦理学的角度,我认为会计人员行为判断的道德理由应是财务领域的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仅是被人们所普遍接受和认同,而且它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我们日常会计实务中具有指导性。虽然当下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仍然较少,但是在道德层面上,财务领域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会计原则和会计规范在更高层次上的提升,是形而上的抽象概括。也是应对财务实践中伦理难题的理论前提,和进行伦理推理的理论依据。例如,政府相关部门已决定通过财政拨款方式帮助高校减轻因扩建过程中形成的沉重的外债负担。从经费上直接帮助了各高校的发展。因此,对于高校而言没有必要再以某种所谓的“理由”做假帐骗取政府拨款。但有些高校见利忘义,弄虚作假,故意增加财务报表中的负债款项。试图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但却忽略了其他高校急需雪中送炭的事实,忽略了诚实守信的道德义务。影响了自身的形象。某些高校的行为与核心价值体系产生了矛盾冲突。他们必须意识到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诚实守信是重要的、基本的道德义务。他们的造假也并非真正因为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如果这些造假的高校在开源节流,杜绝浪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方面下功夫,对自身的发展会更有利。因此,政府在拨款数额的判断上不能仅仅以学校帐面负债为依据。其次,即使真的处于这种矛盾冲突的伦理困境中,另一种道德义务真的迫在眉睫,我们也还是得最后地考虑一下是否用真实的办法仍有摆脱这一困境的希望,这一最后的优先权给予会计行为的真实性。因为从性质上说,做假帐是恶的而真实性是善的。具体到会计实务中,例如,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假如你是一家企业的管理者,你需要一大笔现金流入用来开发和营销一种新的产品,使公司摆脱经济困难。你确信能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但是你不能准确报告存货清单的真实价值,你得将一项现已过时的、甚至是报废多年的产品也包含进去。只要你捏造数字,虚报公司财务健康状况,你就能得到贷款并让公司保持运转。于是,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形:那种必须诚实、正直、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义务要求将与维护公司多数人利益的道德义务相矛盾。表面看道德义务之间发生冲突,但是我们忽略了其他抵押贷款融资的形式(如政府有关部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的股权抵押贷款等)。由此可见,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要充分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尽可能多地寻找既可以坚持真实性原则,又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道德义务与道德义务相冲突的现象。最后,如果处于真实性原则与其他道德义务不可兼得时,在充分考虑的行为后果时,我们也必须采取一种通观全局的整体观点,并坚持财务核心价值体系。即不仅要同时看到它对双方的影响,也要看到它对整个社会的长远影响。我们最后必须确认,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较高的道德价值,而有意识地牺牲某些道德价值。是我们面对道德价值冲突中,暂时妥协的一种道德妥协。对于这一妥协,人们有必要尽力加以补偿和弥补。例如,会计在工作中,由于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如果不做假帐就不得不进行生与死的选择。遇到这一情况该如何选择呢?核心价值体系提倡以人为本,人的生命价值最高。因而,会计人员就不得不放弃真实性原则,进行道德妥协。对这一妥协,会计人员应尽力通过可能的渠道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反映,弥补相关的各种可能的损失。

显然,在会计行为中,我们必须意识到:虚假会计信息是会计人员的生存权受到威胁下的“万不得以”,我们必须尽力去避免。是在特殊状态下的特殊帐务处理。符合核心价值体系中生命价值最大的原则。我们不能用教条去规范变化万端的现实;但同时又强调,这只是在某种极为极端、极为特殊的条件下,对“真实”的随机变通和补充,必须具备善良动机,并最终能取得合乎“常道”的、善的结果,这是一条严格的限定。但同时,从社会方面我们要努力去消除那些无形中以生存压力去强制会计人员造假,或者以厚利去诱发会计人员造假的社会条件,这甚至是更重要的。但从个体角度来说,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即会计人员,负有恰当地坚持真实性原则的基本道德义务。

另一方面,从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在一些人看来,既然有了道德义务,何需什么道德权利?确实,道德义务的崇高在于履行义务的不求报偿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履行义务不求报偿的自我牺牲精神不等于履行义务没有道德权利。道德义务是以道德权利为前提的。会计人员履行真实性原则时,如果没有保障行使道德义务的权利,甚至不具备其行为选择的自由,真实性原则只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望。

首先,只有存在并拥有履行会计职业道德义务的道德权利,才使履行会计职业道德义务有正当、善的理由。诸如:一个没有独立行使财务管理权的会计人员遇到了上级领导的会计信息造假指令。而这一指令与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会计法规根本不相符。是对会计人员必须保障会计信息真实性道德义务的践踏。没有独立行使财务管理权的会计人员他有什么权利来干涉造假这一不道德行为呢?会计人员没有独立性作为职业行为的权利,履行真实原则的道德义务又从何论起?显然,只有承认并拥有履行会计职业道德义务的道德权利,道德义务的履行才是理所当然的。其次,会计人员的道德义务与道德责任是同等意义上的范畴。怎样确定会计人员的实际道德责任?如果会计人员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利,何以有主体的道德责任?在实际工作中,多数会计一旦掌握了部分理财权,就很容易失去自主性和独立性,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权利。会计人员常被权力的网络体系推着走。因为他属于个人利益的谋求者,他只有在这个权力集团中才能保证自己的个人利益得到实现。所以,只要他希望个人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或者不受损失的话,他就需要听从这个权力体系的安排,努力与这个权力体系保持一致,做这个权力体系的一个被动的从属性的因子。丧失独立性的会计是不可能坚持说真话的。这是一种潜规则,是在正式公开运行的规则以外存在的另一套事实上起着支配作用的运行规则,它是一个不成文的,却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规矩”的东西,它尽管不是冦冕堂皇的正式规定,但却事实上支配着现实的会计人员的行为。因而,会计人员的独立性是真实性这一会计道德义务的前提条件。最后,会计人员维护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道德义务的履行未必是绝对无条件的。对于会计人员个体来说,即使在道德生活中,维护与争取自身正当生存、发展条件也是正当的。因为,物质生活本身构成了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基础,人们应当也有权利通过自己合法合德的劳动享受生活,对现实利益合德合法地追求是正当的、善的。在当代社会,会计人员获取正当的、应得的物质利益是一种必然之事,并反映为一种务实的时代精神气质。

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普遍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归罪于会计人员个体道德品质的堕落。诚然,操守缺失,品行低劣,无自律精神,有不义之心,这些当然是会计信息失真的会计人员个体主观原因。一方面会计人员道德操守、自律精神,确实是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的最重要、也可能是最后(但往往靠不住)的防线。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如果某行业腐败成风之时,简单地用会计人员个体道德品质来解释社会普遍会计信息失真现象,显然是很不深刻,欠说服力。例如,当我们的牛奶行业充满各种问题的时候,把原因都归结为某个人的问题,这是不合理的。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当寻找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得以形成的社会客观条件与基础,追寻造成这种社会精神沦落的社会客观根源。不能简单地以会计人员的道德状况来解释会计信息失真现象。必须透过现象,寻求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把握了这种因素,才能在对会计信息失真这一类的社会道德失范现象做出较为合理且较为深刻的回答。

总之,在治理会计信息虚假问题上,倡导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同时,应更多地从社会的角度把握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会计实务中,只有在事关会计人员生死存亡的情况下,才可做出道德妥协。对于这一妥协,人们有必要尽力加以补偿和弥补。这是道德实践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以及实践低层次的道德原则应服从高一层次道德原则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罗纳德·杜斯卡.会计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版.181

[2]霍斯金、迈克夫.会计学:一门学科规则.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99版.136

[3]何怀宏.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94版.89

篇9：论档案立法中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关键词：档案立法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对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的颁布实施，促进了档案工作的法制化，增强了人们的档案法律意识，推动了档案事业的全面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部法律制定于上世纪80年代，受当时各个方面认识和立法理念的局限，这部法律在一些制度设计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缺陷。尤其是《档案法》作为一部調整档案法律关系各主体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关系的法律，在立法理念上，没有能够很好地遵循对等、公正、利益均衡的原则来调整各主体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关系，存在着“档案立法赋予行政主体权力内容和义务约束的不对称”、“档案公布权的设置存在主体错位、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等严重缺陷”的现象，“现有《档案法》对社会往往是重义务轻权利，对档案机构则往往重权力轻责任”，“综观《档案法》一个突出印象是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对此，笔者认为，《档案法》在修订时，其立法理念，应当因时而变，及时更新，在调整档案法律关系各主体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上。要确立对等的立法理念，使任何一方不得侵犯另一方的合法权益。

1档案立法应确立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的立法理念

法律是以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为核心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构成了法律规范结构的基本范畴。在法治中，法律就是通过对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的设定来调整利益关系的。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相互对应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应该是对等的。“法之规范的核心内容是规定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对于行政机关而言也就是职权与职责，立法者在权利与义务配置时的规则是：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对于行政管理的主体行政机关而言，行政职权的享有就意味着相应的职责，一旦法律赋予其一定的职权，就必须积极认真地行使，不得失职也不得越权，并要接受各种监督。对被管理的一方而言有服从行政管理的义务，也就有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进行管理的权利，并有法定的各种救济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任。”因此，档案立法应确立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的立法理念。

在法律规范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的关系中，既不存在没有权利(权力)的义务(责任)，也不存在没有义务(责任)的权利(权力)。因此，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也不可能存在。对于权利(权力)主体来说，它有一定的限度，行使权利(权力)不能无限制；对于义务(责任)主体来讲，应当作为或不作为的界限是明确的，不能无限制地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也不能不承担任何责任。对于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来说，应当是对等的，有多少权利(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少义务(责任)。上述情况同样存在与档案法律规范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的关系中。《档案法》作为一部规范社会档案事务的行政法律，既是针对社会的个人、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也是针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档案机构的。因此，在档案立法中，必须确立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的立法理念，享有权利(权力)必须承担义务(责任)，承担义务(责任)必然享有权利(权力)。在《档案法》中不仅要科学地界定社会的个人、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权利与义务，更要科学地界定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与档案机构的权力与责任。使他们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防止对社会重义务轻权利和对档案机构重权力轻责任的不对等现象。对社会重义务轻权利，必然增大档案机构的权利范围，这就意味着必然相应地缩小了档案机构的义务范围和扩大了社会的义务范围：而对档案机构重权力轻责任，必然增大档案机构的权力范围，这就意味着必然相应地缩小了档案机构的责任范围和侵害了他人的权利范围，也是对他人合法权利的一种变相的限制和剥夺。从而产生一种特权，“特权的大量存在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法治。”

2档案立法中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不对等的主要表现

现代立法要求确立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的立法理念，但是，看现行的《档案法》却并不容乐观，“现有《档案法》对社会往往是重义务轻权利，对档案机构则往往重权力轻责任”，“综观《档案法》一个突出印象是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其主要表现：

2.1对被监管者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不对等，重义务轻权利，过于侧重于义务。《档案法》在总则第三条中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这里只强调社会公众具有保护档案的义务，而没有提及社会公众享有利用档案的权利，明显的不对等。

《档案法》第十六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其他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和不安全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取代为保管等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措施：必要时，可以收购或者征购。前款所列档案，档案所有者可以向国家档案馆寄存或者出卖：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卖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严禁倒卖牟利。严禁卖给或者赠送给外国人。”该条规定非国有档案所有者具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出卖申请的义务、接受代管的义务、严禁倒卖的义务、接受征购、收购的义务。但是却没有对尊重和保障非国有档案所有者的合法权利做出任何明确规定。非国有档案所有者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

《档案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由国家授权的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公布：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对档案公布权的设置存在着严重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国有档案公布的主体法定为“档案馆和有关机关”，从而剥夺了广大社会公众利用者的档案传播权，档案的编纂权(因为这些权利的相关行为被划入到档案公布的范畴内而被禁止)。社会公众利用者在被剥夺了档案公布权的同时，却无从获得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只有遵从的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

2.2档案监管者的权力与责任的规定不对等，重权力轻责任，过于侧重于权力。《档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档案，是……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档案法》第二条所称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属于国家所有的，由国家档案局会同国家有关部门确定具体范围”。但是，究竟哪些档案属于“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档案法》和《实施办法》颁布以来，“国家档案局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档案法》和《实施办法》赋予了“国家档案局会同国家有关部门”确定“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的权力，而纵观《档案法》和《实施办法》却找不出相对等的责任。由于没有相对等的责任，所以“国家档案局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对此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就使得《档案法》一直处在空中楼阁的尴尬地位。

《档案法》第六条规定：“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档案事业，对全国的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和指导。”“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在《实施办法》第七条和第八条中还规定了具体的职责。但是，《档案法》在赋予了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监督和指导”的权力和具体的职责时，却并没有对其履行职责效果制定相应的责任，也就是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

《档案法》第八条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在《实施办法》第十条也规定了具体的职责。但是，同样，《档案法》在赋予“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权力和具体的职责时，也没有对其履行职责效果制定相应责任。同样是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

《档案法》第十五条规定：“鉴定档案保存价值的原则、保管期限的标准以及销毁档案的程序和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档案法》虽然赋予了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鉴定档案……程序和办法”的权力，但是，却没有规定其相对等的责任，使得“鉴定档案”和“销毁档案”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使得档案鉴定工作难以开展。

在《档案法》第十六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中，可以看出在对非国有档案的监管方面，只是规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代管、征购和收购权力，有出卖审批和监督其牟利的权力，却对这种全方位监管下非国有档案损毁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所应承担的责任未做出任何规定。

《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档案馆应当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并为档案的利用创造条件，简化手续，提供方便。”《档案法》虽然赋予了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少于三十年”和“多于三十年”开放档案的权力，但是，却没有规定其相对等的责任，使得“少于三十年”和“多于三十年”开放档案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对于档案馆来说，“应当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也是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

关于《档案法》第二十二条设置的档案公布权的规定，对国有档案的公布权来说，权力和责任应该是对等的，有权必须有责，国家授予档案馆公布国有档案的权力。那么，档案館就必须履行其公布国有档案的职责。但是，遗憾的是纵观《档案法》和《实施办法》只有授予档案馆公布国有档案的权力和公布档案途径的条款(《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而没有规定档案馆必须公布档案的职责条款，也没有规定国有档案公布的时间限定，更没有对国有档案公布的范围作规定，是分批分期公布开放的档案，还是全部档案，还是开放的部分档案?也就是说档案馆不公布档案并没有一点责任。使其在对国有档案公布上权力与责任不对等。

3档案立法中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不对等的原因

3.1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我国档案立法对国家权力的偏好或倾斜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中国自古以来即具有深厚的中央集权主义的传统”，“民众的公、私权利在法律上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和普遍的轻视。长期以来，国家权力总是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国家本位、权力本位的思想由此产生、形成、强化和固化。”在此影响下，反映在档案立法上，就是以国家为本位，强调个人和集体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以义务为本位，大力倡导服从和奉献，淡化权利意识，强调社会公众对国家应承担义务。

3.2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档案法》是1988年开始实施的。当时，我国虽然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计划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的政府把社会实体的活动包起来、管到底、包揽一切的“全能政府”的观点和“管”字当头、管理为主的“政府中心主义”的理念还在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档案法》第十六条对非国有档案的全面管制是集中的体现，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虽然《档案法》在1996年经过修改，但并未触及到《档案法》的立法思想，《档案法》依然保留了很多基于社会控制而对监管者赋予的过多、过大的权力。现行《档案法》由于立法思想方面的原因，在注重社会公平、尊重被监管者权利及对监管者权力限制方面的规定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

4对档案立法确立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对等立法理念的思考

4.1档案立法要体现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的对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监管者必须具有为社会服务的理念，要逐步削弱监管者对社会的强制干预职能，扩大被监管者的权利，确保社会公平。这就要求立法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立之法必须是中立的、公正的，体现在档案立法中，就是要注重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的对等，为社会监管者设置什么权力，也必须为其设置相对等的责任：为被监管者设置什么义务，也必须为其设置相对等的权利。在档案立法中强调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的对等，其意在于在保障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局部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和谐统一。

4.2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在档案立法中，对档案监管者不仅要设置权力和与之相对等的责任，还要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做出相应的规定，监督档案监管者行使权力和履行责任。因为，相对被监管者来说，监管者是“强者”，没有监督，权力就有可能被滥用：没有监督，虽有责任也可能不负责而不作为，建立监督机制，监督档案监管者严格依法办事，防止滥用权力，追究不作为，保证档案法规的正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