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欺诈举报

商业欺诈举报（共8篇）

篇1：商业欺诈举报

珠海修订社保反欺诈办法 举报社保欺诈最高奖3万元

为死人发养老金?去年，这一发生在珠海的乌龙事件经审计公告披露后引发关注。今后，这样的尴尬有望杜绝。南都记者昨日从市法制局了解到，目前珠海正在修订社会保险反欺诈办法，其中就新增了可以避免上述乌龙事件的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另外，《办法》意见稿还大幅增加奖金鼓励举报社保欺诈行为。

市审计局去年12月发布的审计公告披露，截至5月，市社保中心多发已死亡人员养老待遇14.22万元。原因是已死亡人员的直系亲属未及时按规定向公安部门及社保经办机构报告所导致。当时，审计给出的整改意见是，要求殡葬部门每季度提供全市火化死亡人员名单进行比对，从源头上切断问题的发生。

《办法》意见稿在第二十条规定，“殡葬管理部门每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死亡人员名单及身份证号等信息”，同时，镇(街)社会保障事务所每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报送丧失领取社会保险待遇条件的参保人信息。这在通过施行的办法中是没有的。

《办法》意见稿还规定，公安、工商、民政和机构编制等部门要及时向社保经办机构通报相关信息。

伪造个人参保信息、隐瞒离退休人员死亡或者服刑等丧失养老保险待遇资格、将身份证明或者社会保障卡违规转借他人就医等行为，都构成社保欺诈，都将面临相应的处罚。

有罚就有奖。为了鼓励举报社保欺诈行为，《办法》意见稿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社保欺诈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并给予奖励。同一案件若有两个或以上的举报人，以首位举报人为奖励对象。社保机构根据调查结果做出奖励决定的，要在3个工作日告知奖励对象。

奖金标准分五档，奖金最低500元，最高3万元。奖金额度相较于20的办法所规定的标准大幅上升，当时的标准分六档，最低200元，最高5000元。

《办法》意见稿还规定，举报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因案情复杂、诉讼程序等原因在一年内未结案的，可预先发放最低1000元的奖励金。

[奖励标准]

(一)举报涉及金额3000元(含3000元)以下的，奖励500元;

(二)举报涉及金额3000元(不含3000元)至10000元的，按涉及金额的30%进行奖励;

(三)举报涉及金额10000元(不含10000元)至30000元的，按涉及金额的20%进行奖励，奖励金额低于3000元的按3000元奖励;

(四)举报涉及金额30000元(不含30000元)以上的，按涉及金额的10%进行奖励，奖励金额低于6000元的按6000元奖励，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30000元;

(五)对举报及时，未造成基金损失的，视可能造成的基金损失情况按500元至1500元给予奖励。

[珠海修订社保反欺诈办法 举报社保欺诈最高奖3万元]

篇2：商业欺诈举报

日前，社保中心反欺诈办公室接到实名举报，反映本市退休人员方某早已去世，其外孙钱某冒领外婆养老金多年，且金额巨大。由于该案件涉时较长，且嫌疑人为港台身份，给前期查证工作带来了困难。反欺诈办公室主动联系公安和平分局小白楼派出所介入案件核查，获取方某的死亡证、火化证等重要证据，并确认钱某冒领养老金超过11年。最终钱某被成功抓捕并已刑拘，公安机关依法责令其家属退还骗保所得近20万元。

自《社会保险法》实施以来，社保中心已立案查处骗保案件1512起，涉及骗保人员2647名，判刑收监71名，追回被骗社保基金近万元。

市社保中心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发现任何欺诈违规获取社会保险基金的现象，请拨打举报电话23030390。还可以采取当面举报、信函或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举报，社保中心稽核监督部门为举报人保密，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举报奖励标准为：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按照查实金额的10%给予奖励，其他举报事项按照查实金额的1%给予奖励;追缴入库罚款部分按照2%给予奖励。奖励金额不足200元的补足200元，最高不超过20万元。(完)

篇3：论商业欺诈的内涵、危害及其生成

商业欺诈就是在商业活动中, 商业经营者采用提供虚假信息或者隐瞒真实信息的方式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或提供名不副实并可能对消费者造成身心损害和利益损失的服务行为。商业欺诈的行为在现代商业活动中大量表现出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 广告欺诈。

是指商业经营者通过发布广告故意制造商品或服务的假相, 或者隐瞒事实真相, 诱骗消费者做出错误消费决策的行为。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各种广告越来越多地进入信息高速公路, 广告欺诈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比如, 有些医疗广告借所谓专家坐诊, 或以患者、消费者的名义及社会公众人物现场示范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有些宣传药品质量、用途、疗效百分之百, 药到病除;也有的宣传保健食品具有治疗作用, 标注纯天然无害等误导诱骗消费者。

2. 质量欺诈。

商品质量欺诈是指经营者所经营的商品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甲代乙、以旧充新的行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有的经营者为降低成本, 牟取非法利益, 有意偷工减料、粗制滥造降低产品质量标准 (就掺假导致的欺诈行为将在本章第七节作专题论述) 。如美容院宣称自己的产品质量好、见效快, 可以迅速除斑、美白等, 实际上所购进和使用的是劣质“三无”产品, 其铅、汞等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如果消费者长期使用将造成皮肤过敏, 不仅达不到美容的效果, 甚至有可能造成毁容的严重后果。

[案例1]1987年6月24日, 美国政府向克莱斯勒公司及其两位高层管理者发出了一封长达14页的控告信。信上指责克莱斯勒在把车卖给经销商之前, 一些客车和轿车都先被断接了里程表, 让高层领导用上一段时间, 最长达6个星期, 然后再把里程表重新连接, 作为新车卖给经销商。政府还指出, 在过去的38年中, 这种情况始终存在。有的车甚至在出售之前就已行驶了400英里。更有甚者, 车子出了事故, 修好后又作为新车卖给消费者。

政府认为, 在1985年7月到1986年l2月这段时间里, 起码有6万辆车发生了类似情况。克莱斯勒的副总裁巴伦·贝茨 (Baron Bates) 拒绝接受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因私人目的滥用新车的指控。他为公司辩护说, 在一些车内断接里程表试车是克莱斯勒质量保证计划内容的一部分。他还解释说, 如果新车被开回家, 一定是出于排除潜在故障的需要。这些车平均被开过40英里左右, 少数车被开过65英里以上。克莱斯勒对外宣布, 在过去十年内, 因这些原因出事故的车不足40辆, 在交给经销商以前, 已经完全修好了。

1986年10月, 政府开始对这件事进行深入的调查。于是克莱斯勒停止了断接里程表, 且将试车限制在65英里之内。不但如此, 他们还在检查过的车辆上作出标记, 告诉购买者此车经过测试。

1987年7月1日。克莱斯勒的总裁里·亚柯卡 (Lee lacocca) 为克莱斯勒这种做法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他指出:“我们违背的不是法律而是人们心目中的普遍观念”。他还继续表示, 是政府使消费者对克莱斯勒失去信心, “以前, 我们请求消费者信任我们, 他们做到了。现在, 有人挑拨他们去怀疑这种信任。这简直是不可原谅的”。对于里程表, 亚柯卡说:“我们把事情弄糟了。发生了这件事, 我真是抱歉, 但你放心, 不会再发生, 这是承诺。”

亚柯卡宣布, 克莱斯勒将把现行“质量计划”中的发动机和传动系的5年或5万公里保修延长至7年或7万公里。而且, 保修的范围还将扩大到包括空调和刹车等系统。在这一计划中, 所有的车主都可以免费享受车辆检测。在“质量计划”的检验过程中, 如果车子发生故障或在销售前进行过修理, 公司将不加收任何费用, 换一辆崭新的车给消费者。接着, 克莱斯勒公司在报纸和电视节目中做了广告, 为断接里程表的事公开向消费者道歉并宣布补偿计划的主要内容。亚柯卡还认真地表示, 这项计划并不是出于对法律的判决。他说:“这是产品的更新, 这是我们诚实的再生。”[1]

3. 价格欺诈。

价格欺诈是指经营者将所经销的商品所标示的价格与实际消费价格不符, 并以此诱骗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购买的行为。商家常利用价格的明降暗升、欺骗性打折、返券等手段诱骗消费者购买商品。比如, 某商场在西装销售价格上标注原价5000元, 现价3000元。而事实上是原本的销售价格就是2000元, 而5000元只不过是人为的虚假标注而已;有的商家在销售旺季采用“买一送一”、五折起等打折、返券方式吸引消费者, 但一旦消费者购买, 商家又会对返券的使用提出严格限制, 使消费者落入被迫循环消费的陷阱。

[案例2]某百货公司对已有销售的商品进行特价促销。在特价标价签上标明原价和特价。该公司将商品进货价加上毛利率作为商品的原价。如TCL洗衣机 (XQB52-33) 标示原价为1998元, 特价为1698元。该公司不能提供特价的依据, 经执法人员进一步调查, 该型号的洗衣机实际销售价格为1188元。价格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并罚款2万元。[2]

4. 服务欺诈。

服务欺诈是指经营者故意不履行服务承诺, 或者设置附加条件, 减少服务项目和内容, 降低服务质量, 对服务过程中出现的过错或事故, 以种种借词来推卸责任, 这主要表现在中介服务、娱乐休闲、旅游度假、医疗美容、餐饮商场、摄影通信等行业中, 尤其是近年来出现在劳务、留学中介服务中的商业欺诈行为给消费者带来了严重的损害。由于许多劳务人员对我国外派劳务领域的相关政策缺乏了解, 对非法劳务输出渠道缺乏必要的辨别能力, 加之许多中介机构利用劳务人员欲到国外打洋工、挣大钱的心理, 施展各种并不高明的骗术, 导致大量淘金者上当受骗, 不仅使他们及其家人在精神和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 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恶劣的国际影响。

5. 合同欺诈。

所谓合同欺诈, 是指经营者以订立合同为手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 骗取消费者财物的行为。合同欺诈行为的种类很多, 诸如发布虚假信息以诱骗对方签订合同;预付定金或货款但实际上不供货或供假货;在合同条款内设置陷阱或故意设置对方无法履行的内容, 以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等等。

二、商业欺诈的性质与危害

商业欺诈是不正当竞争行为, 不仅利用虚假信息欺骗有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 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使诚实的经营者丧失了信誉和应有的客户, 妨碍了公平竞争、蚕食了社会诚信, 并最终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甚至会给人民生命健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破坏市场竞争秩序, 阻碍国际经贸交流合作, 妨碍经济健康发展。第二、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并最终损害自身的利益。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 是一个重复博弈。谁要是欺骗消费者, 谁最终就会被消费者淘汰出局, 这是一个基本的准则。马克斯·韦伯指出“假如一个制造商长期违反这些准则, 就必然要从经济舞台上被赶下去, 正如一个工人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就必然被抛向街头或成为失业者一样”[3]。第三、造成社会诚信危机。诚信应该是一个社会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一个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诚信是市场正常运转的安全阀。第四、商业欺诈会造成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 “剪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债足以将企业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第五、商业欺诈还会促使商业经营者经营素质的低劣, 造成商业背德经营的恶性循环。

三、商业欺诈的诱因与生成

任何一种商业不道德现象的产生和发展, 都有其原因。从宏观社会因素上看, 商业欺诈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等方面的社会条件相联系, 同该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规模有关;微观上商业欺诈同商业经营者的伦理价值观念和商业的管理、经营体制以及商业组织的自律机制相联系。商业欺诈除了经营者道德素质低下的原因之外, 具体来说还有以下方面:

其一, 信用监督与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在市场竞争中, 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实现类似一场博弈, 谁胜谁负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但是最基本的取胜要诀在于知己知彼。商业活动中的牟利与反牟利行为也就像博弈一样:如果商家追求短期利益目标 (一次博弈) , 那么商业欺诈行为发生的几率很高。因为此时没有法律制度监管机制, 信用机制起不到作用。但是当商家在追求长远利益时 (重复博弈) , 信用机制将自动发挥其功效, 即使没有外在的监督, 商业欺诈行为发生的概率也会大大降低。因为信息的共享可以激励商家在有限的博弈中按照无限连续博弈的规则进行决策, 也就是说交易对象之间如果实现了信息共享机制, 这就等价于一个商家在和同一个人交易。由于我国当前缺乏个人信用记录, 也缺乏其传递机制, 导致了整个社会信息传递的阻塞, 增强了欺骗的动机。

其二, 有效的产权制度不明晰。商业诚信本身具有内生性, 它内生于市场经济中人们为减少交易费用而重复博弈后的自利行为, 其基础是有效的产权制度。有效的产权制度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 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稳定预期和博弈规则。无恒产者无恒心, 无恒心者无信用, 毁坏了信誉的产权基础, 必然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完善的产权制度是维系和支撑诚信最基本的制度基础。当前, 我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改组、改制, 从表面看实行了公司法人制度, 但有的改制后的企业仍然是产权主体的悬空, 往往出现代理人权利和义务不相称的问题, 这一制度安排助长了寻租现象的出现。因此产权不明晰的国有企业往往不会重视企业的生命, 也没有追求企业长远发展的动机。有的私营、民营企业也不讲商业诚信, 这是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产权没有得到可靠的保障。由于国家对私有财产保护不力, 使得民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安全感, 没有稳定的预期, 自然只会尽力追求短期的暴利, 而不可能为建立信誉进行长期投资。

其三, 反欺诈手段不强劲。外界惩罚机制不会改变博弈本身的原则, 却可以通过改变当事人的效用预期, 即通过对商业欺诈行为的惩戒增大商业欺诈的成本, 从而改变最终的均衡结果。有了法律的惩罚机制后, 人们会更倾向于守信。正如波斯纳在对犯罪行为进行经济分析时所言:“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 所以某人才实施犯罪”[4]。当前, 我国存在有关遏制商业欺诈行为的法律不健全、执法不严、惩罚的强度不够等诸多问题, 不能从根本上遏止住那些精于算计的不法商家的贪利欲望, 因为他们坚信从违法当中所得到的利益要比受到惩罚所招致的损失要划算。

其四, 交易信息不对称。指交易各方拥有的有关商品生产、销售的资料信息差别较大。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 影响交易的公平、公正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俗话说, “隔行如隔山”, 这座“山”就是信息不对称。每一个行业都有其的特殊信息系统, 经营一种产品需要专业信息和技术信息以及销售人员的市场信息;不对称交易信息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对经营者与消费者信息成本的投入差异, 消费者往往没有对商品的诸如生产信息等信息进行成本投入, 这必然与经营者之间产生信息成本投入差异, 经营者利用信息投入差异获取利润正是为了补偿先前付出的信息成本。在商业活动中, 信息主要反映在商品质量及其所对应的价格上, 质量价格信息是商品信息的中心,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货币与商品质量的等价交换。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围绕价格进行资源博弈的过程, 对任何一种资源的优先占有都可以在博弈中获得相关的利益。交易信息就决定了这样一种现象: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交易中获取太多的剩余。因此在商品交易中, 商品价格定多高成本、收益的比例为多少消费者是很难分辨的, 于是欺诈就有了客观基础。

参考文献

[1]郭鸿宾.全球商业伦理六大案例[J].市场观察, 2000 (3) :8

[2]引自淮海路诚信网, 价格欺诈案例十三:标示的特价、极品价无依据, 2007-1-24

[3]李慧群.华为的管理模式[M].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6:99

篇4：反商业欺诈建设地方信用体系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创造条件，大胆探索，努力实践，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地方政府认识到位。行动积极，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应用成效明显

近几年，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积极性很高，把信用体系建设作为进一步优化投资贸易环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提出了诚信建设的目标和口号，建立了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等各具特色的领导推进机制。

建设了多来源、跨领域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各地都把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切入点。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苏、重庆、湖南、深圳、宁波、汕头等省市都建立了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浙江省企业信用发布查询系统入库企业数达到近80万家，数据种类达到88类919项；深圳市集成了97万多家各类市场主体的3432万多条信用信息：上海市个人联合征信系统入库人数达820万人，覆盖了全市87％的有信贷能力的人群；湖南省的“公民信息数据库”归集了全省9200多万条与个人信用密切相关的信息，涉及6627万自然人。

制定信用法规和标准。各地区根据需要，开展了信用立法、标准化方面的探索，对信用信息的内容、归集的渠道和时限、公开的范围和方式作出了规定，统一信用信息的数据格式和传输方法，为信用体系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技术保障。浙江省制定了《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发布管理办法》，湖南省出台了《湖南省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山西省制定了《山西省行政机关归集和公布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圳颁布实施了《深圳市企业征信与评估管理办法》等。

加强信用信息的应用，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各地围绕信用产品使用这一关键环节，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信用服务市场的发育。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带头使用信用产品，在政府采购、招标、公务员录用的过程中要求提供信用评估报告。浙江省企业信息查询次数已达到266万次：上海市个人联合征信数据库累计提供个人信用报告683万份，平均日出具信用报告6000份，个人信用报告成为个人信贷、就业、公务员录取的重要依据。截至2006年底，湖南信用网的访问量超过86万人次，公民信息服务平台年核查量高达300万余人次。

跨地区信息共享初具雏形。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开展区域合作机制，打造“信用长三角”，成立了江浙沪信用体系工作组，协调推进信用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制定了三省市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初步实现了信用信息的互通共享。

部门信用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信用分类监管逐步完善

依托管理职能，归集信用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企业和个人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覆盖了5.4亿的自然人和82％的企业信贷总额；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正在建立全国各类企业基本信息的共享数据库和吊销企业共享数据库；海关总署建立了进出口企业信用档案系统；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交易主体的以往交易记录、交易金额和频率设立了“关注名单”、“黑名单”等信息库；保监会计划建立包括客户投诉和高管人员、保险从业人员、投保人信用资料在内的信息系统；建设部对一级资质的房地产企业建立了信用档案系统，并建立了房地产估价师的信用档案。财政部依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建立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诚信档案系统等。

实施信用分类监管，提高监管效率。有关部门紧密结合自身工作特点，应用信用系统，对监管对象实行分类监管，初步建立了信用分类监管制度。比如，工商总局制定了《关于对企业实行信用分类监管的意见》，确立了企业信用监管指标体系，建立了企业信用分类等级标准，明确了在市场监管中相应的激励、预警、惩戒和淘汰的内部工作机制；食药监局2004年印发了《药品安全信用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并在部分地方进行了试点：海关对在册的30多万家企业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将企业划分为A、B、C、D四个类别；保监会推动行业协会对保险营销员实行“黑名单”制度，规范营销员展业行为。

探索部门间信息共享，推动联合监管。国信办在会同税务、工商、质检等部门开展企业基础信息共享的基础上，目前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通过对企业基础信息的比对和交叉稽核，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联合监管能力，在各地促进财税增收、加强市场监管、提高服务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海关、商务、工商、税务、外汇、质检、银行等部门加强了联系配合，形成了电子口岸、电子海关、大通关等制度安排，提高了监管效率。全国整规办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反商业欺诈监管信息共享和分析预警系统，并准备在全国推广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信息共享平台。

诚信宣传深入人心，诚信意识明显增强

各地、各部门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全国整规办等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等文件要求，深入开展诚信宣传教育。全国整规办会同中宣部等十多个部门和单位，连续举办“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营造浓厚的诚实守信社会氛围。吴仪副总理在宣传月活动的总结报告上批示：“这项活动抓得很好。今后每年都要坚持办下去”。经过近几年来大范围、高强度的宣传教育，“守信光荣、处处受益，失信可耻、处处受制”的观念深入人心，日益成为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共识。

行业信用建设和诚信自律逐步加强

通过商会、协会推动企业的信用实践是当前推动信用建设的有效途径。2005年12月，全国整规办会同国资委发布了《商会协会行业信用建设工作指导意见》，推动商会、行业协会制定行规行约，建立行业评议和失信惩戒制度，帮助企业建立信用风险管理制度，为企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开展企业信用评价。2007年年初，有44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开始了试点。

信用服务行业逐步发展。信用需求日渐增加

中国信用服务行业正步入发展期，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企业信用调查机构200多家，资信评级机构近80家，信用担保机构5000多家，商帐管理企业1500多家，其他专业信用服务机构500多家，信用服务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劳动保障部于2005年3月决定将信用管理师作为一种新职业，并于2006年1月颁布了信用管理师国家职业标准。上海市专门成立了信用服务行业协会，进行行业统计，开展会员服务，实行行业自律。

当前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当做好的几项工作

尽管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制约因素也比较突出。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当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从会上反映的情况

看，地区之间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发展很不平衡。一些地方对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急迫性认识不足，领导重视不够，工作机制不健全，人力、物力投入不足，局限于一般号召和动员，实际效果不大。希望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以后要向当地党政领导汇报，借国办指导意见的东风，争取地方政府采取实实在在的措施，把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真正抓起来。

二是打破信息封锁和垄断，实现信息公开和共享。没有信息公开，信用体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对政务信息的公开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这样80％的信用信息的公开就有了法律依据。要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契机，推动信用公开上一个台阶。首先，各部门要依托现有的电子政务系统，把本系统内的监管信息整合好，增加信用分类管理的功能，实现系统内的共享；其次，围绕各部门的管理需求，实现部门间监管信息的横向共享；第三，地方各级政府也要实现信息交换，有效地利用各部门自下而上归集的监管信息，直接服务于当地履行市场监管职能的需要；第四，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向社会公开监管信息，实现更大范围的共享，形成对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的联防。

三是加快信用立法和标准化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保障。中国在信用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已经成为制约信用体系建设的主要瓶颈。应当通过立法，规制信用信息的记录、归集、公开和使用的行为，规范信用服务机构的设立和运行，明确管理制度和运作模式等重大问题，保障社会信用体系健康发展；通过标准化建设，统一信用信息技术标准，避免重复建设，并为信用信息的互联互通奠定技术基础。

四是充分发挥各类主体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信用体系建设不能政府“一头热”，要发挥行业组织、企业、公民和信用服务机构等各类主体的作用。各类市场主体都要形成信用风险防范和自律制度，在做出市场决策前，要对交易、投资对象的资信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并从自主调查为主逐步转向利用社会化的信用服务。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要积极推进行业的信用建设，建立信用记录，实行信用评价，褒扬守信行为，强化行业成员的守信意识，配合政府监管部门，惩戒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行业信用自律。

五是扶持信用服务企业发展，规范其执业行为。目前中国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无论是规模、结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都存在很大差距，信用市场存在供需两缺的现象。可以说，专业化、社会化的信用服务是社会信用体系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枢纽。各地都要采取措施，培育信用需求，扶持信用中介企业发展，做好服务和监管工作。

六是切实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继续大力开展形式多样、贴近实际、惠及群众的诚信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形成“守信光荣得利，失信可耻受损”的社会氛围。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认识和处理的几个关系

在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结合自身的实践，深深地感到，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除了要做好上述具体工作之外，还必须深入思考和研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规律，充分认识社会信用体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基本关系：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对各类社会主体信用信息的公开、汇集、传播、加工和利用，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由于信用信息分散、封闭、滞后、虚假所导致的矛盾，弥补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在行政管理和司法活动中、以及各类社会主体在经济社会交往中信息不完全的缺陷，形成透明、严密的社会监督网络，规范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强化他们的信用意识，惩戒失信行为，褒扬诚实守信，从而维护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要正确处理地方、部门先行先试与形成全国统一模式和体系的关系

就社会信用体系本身的特定性质来说，必须统一、完整，实现全覆盖，才能充分发挥效能。但在现阶段，在认识还不完全统一，实践还不充分，目标模式还不十分清晰的情况下，如果一味追求自上而下统一模式，必定会陷入无谓的争论，反而会拖延社会信用体系的进程。从这几年地方信用体系建设的实践看，一些地方已经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探索出了可行的运行模式，取得了初步的应用效果，并且出现了两个积极的趋势：一是地区之间的不同探索有趋同的倾向：二是地区之间相互联通、实现共享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已经开始出现“信用长三角”等区域内融合、联通的机制。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中国统一、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形成，可以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地方、部门率先形成局部的信用体系，再通过局部体系之间的互联互通，最终形成覆盖全国的体系。这种途径，一方面可以在局部推进的过程中及时发现矛盾和问题，及时纠正，避免在全国范围内由于模式选择不当，冒然推进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和延误；另一方面，还可以在地区之间的不同模式中取长补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国情的运行模式。

正确处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条块关系

当前，条条和块块开展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性都很高，并且根据各自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可以说，条条和块块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信用体系，都是中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条块之间还没有形成互相联通、有机并存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封闭。事实上，不论是条條还是块块，都对社会信用体系有着急迫的需求，也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条条侧重于通过信用分类监管，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能：块块则侧重于树立地方形象，改善贸易投资环境，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条条和块块之间应当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取代。对条条来说，上级机关应该鼓励和支持下级机关积极参与当地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提供信用信息；对块块来说，要积极组织推动本地各部门之间实现信息联通和共享，为各部门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能提供帮助。

正确处理政府推动与市场化运作的关系

当前，社会信用体系任务十分急迫，信息资源处于分割、封闭状态，信用立法滞后，信用市场发育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必须积极行动，有所作为，承担起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责任。我想，主要是完善信用法律制度，建立信用体系管理体制，整合信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公开，禁止各部门利用职权搞信息封闭和垄断，强化信用监管，引导信用需求，培育信用服务市场，清除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各种障碍，支持信用服务机构的设立和运行，同时要加强自身信用建设，促进失信惩戒机制的建立。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握政府推动、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原则，支持市场化运作的信用服务机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政府只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必要的支持，并进行有效的监管，不干预其日常经营活动。政府部门不应当利用自身所掌握的资源搞市场化经营，也不宜以政府名义直接搞企业信用评级。

正确处理信用体系建设与应用的关系。

篇5：解析本案差价补偿不属于商业欺诈

[基本案情]

2005年6月10日，原告王玉华、纪学婵夫妻二人在五星电器公司购买海尔牌彩电、冰箱、洗衣机各一台，并支付货款合计人民币9898元，被告开具了发票和送货单，双方约定6月15日送货至原告住地。被告销售人员同时向原告二人承诺，在盐城市范围内同行业商家购买电器，如低于五星电器公司所销售的各类电器销售价格，按商品差价的3倍予以赔付。

2005年6月11日，原告在苏宁电器公司得知其在被告五星电器公司处购买的海尔牌彩电、冰箱、洗衣机的价格高于苏宁电器公司销售价格629元时，即与被告交涉。被告五星电器公司出具了承诺书一份，载明：“兹有顾客纪学婵，在五星电器公司购海尔牌D34FV6-A彩电一台，价款5399元，海尔牌BCD-153TC冰箱一台，价款1599元，海尔牌XQG52-D808洗衣机一台，价款2900元。与苏宁电器公司差价629元。五星电器公司有差价三倍赔付。现顾客要求三倍赔付金额1887元。以上机型全部原包装，绝无样机或打折机。”原告纪学婵在此承诺书上签字予以认可。同日，五星电器公司影视部要求原告到苏宁电器公司开出正规发票并承诺无条件退款。原告即按被告要求到苏宁电器公司再次购买了海尔牌彩电、冰箱、洗衣机各一台，计价款9269元，并将发票交给五星电器公司。

2005年6月16日，被告五星电器公司按承诺向原告赔付了与苏宁电器公司的海尔产品销售差价的三倍1887元，并退给原告在苏宁电器公司购买的海尔产品货款9269元。6月28日，原告向盐城市消费者协会投诉，认为被告未按约定将其在被告处购买的海尔产品送货给原告，要求退款，并赔偿原告有关交通费、住宿费，消费者协会调解未果。2005年11月15日，原告诉至法院。

原告诉称，被告以价格最低、优惠价等虚假承诺误导顾客，让消费者信以为真，不再货比三家，被告的行为是一种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在原告提出苏宁电器公司同样商品的价格低于被告五星电器商品价格时，被告又要求原告开出苏宁电器公司同类商品的正规发票等种种限制性条件，目的是想让原告主动放弃索赔。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因此，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五星电器公司返还货款9898元，并赔偿货款的一倍9898元，同时由被告承担原告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1000元，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被告对商品价格的“三倍差价”的承诺，实质上是让利于消费者的一种优惠价格措施，由于苏宁电器公司销售的海尔产品价格比被告低629元，被告已按承诺支付了差价三倍的赔款1887元，正说明了被告的诚信。同时，被告当庭表示还愿意退还差价款629元，请求法院判令原、被告双方继续履行合同。

[裁判要点]

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1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作出(2005)亭民二初字第574号民事判决：被告五星电器有限公司盐城大卖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给原告王玉华、纪学婵人民币629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0元，其他诉讼费用300元，合计1150元，由原告负担1000元，被告负担150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评析]

近年来，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赢得更多的消费者和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许多商家纷纷在价格和服务上推出新的举措，承诺对商品差价进行补偿就是其中一种。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承诺商品差价补偿，是否构成商业欺诈。

1996年3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50号公布的《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将以虚假的“清仓价”、“甩卖价”、“最低价”、“优惠价”或者其他欺骗性价格表示销售商品的等十三种虚假或者不正当手段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列为欺诈行为。被告作出的“盐城市范围内同行业商家购买电器，如低于五星电器公司所销售的各类电器销售价格，按商品差价的3倍予以赔付”的条款，是对价格的一种承诺，即保证五星电器公司销售的电器如果不是最低价格，被告愿意以三倍差价补偿。市场经济，决定价格的因素存在多元性，因此价格变幻莫测，有可能出现一天一个价的情况，被告不可能通过监控其他商家的商品价格，随时调整自己的商品价格。因此，被告承诺消费者，只要发现不是最低价，被告愿意承担三倍差价，此种承诺除了可以为商家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外，给消费者也得到了实惠，因此，商家并不存在欺诈的故意，被告的行为并不同于《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第四项列举的以“最低价”等虚假或者不正当手段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而是一种正当的商品促销行为，故不应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对原告提出的赔偿一倍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由于被告五星电器公司的承诺行为不构成商业欺诈，并且已按承诺兑现了三倍差价补偿，原、被告双方的合同依法成立，且不存在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因此该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对于本案判决主文中的第一条“被告五星电器公司五日内退回原告王玉华、纪学婵人民币629元”，编写人认为此条非原告的诉讼请求，按照不诉不理的原则，不应在判决主文中交待。对于原告提出的交通费、住宿费以及其他损失费用，应支持原告为取得差价三倍补偿时所花费的合理部分。对于诉讼费用，基于应当支持原告取得部分损失补偿，故对诉讼费用，被告也按比例承担部分诉讼费用。

篇6：商业欺诈举报

为贯彻落实商务厅及合肥海关联合印发的《关于安徽省打击外贸领域商业欺诈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皖商贸发字［2005］42号)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本部门工作职责，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根据《方案》精神，结合我市外贸领域的实际情况，加强宣传，重点打击外贸领域

三类商业欺诈行为：利用外贸合同诈骗行为；低开、虚开出口发票行为；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的价格瞒骗和假出口行为。通过发挥各部门联合监管的功能，达到整顿和规范对外贸易秩序，维护对外贸易环境的目的。

二、工作重点

（一）关于预防利用外贸合同骗取资金的欺诈行为的发生。

由滁州市商务局牵头，工商、公安、税务、外管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机制，形成滁州市建立对外贸易信用体系建设的方案，充分体现各部门功能互补、信息共享以及发挥各自监管职能，形成监管合力。同时，根据我市工作的进展情况，商务局、工商局、公安局、税务局、外管局等部门将组成联合工作小组，现场办公，协调相关问题，落实具体实施工作。

（二）严厉查处低开、虚开出口发票的行为。出口发票是出口企业根据国际惯例向进口商自行开具的一种形式发票。我局将会同税务、外管等部门在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尽快制订程序化的、可操作的管理措施，严厉打击低开、虚开出口发票的行为。同时，要高度重视，加强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宣传教育，将治理低开、虚开出口发票的行为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常抓不懈。

（三）严厉打击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的价格瞒骗、假出口行为。在进出口环节，积极利用海关风险监控机制，广泛开展对外贸领域内的价格信息核实以及企业稽查。综合运用查缉和规范两种手段，将打击进出口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与规范企业进出口行为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制裁违法企业，又要鼓励守法企业，引导企业经营行为走向合理合法的正确轨道上来，在外贸进出口领域，形成一个良性、长效的综合治理机制。

三、职责分工好范文版权所有

为更好地开展打击外贸领域商业欺诈行为专项行动，有效协调相关部门在专项行动中的工作，商务局会同公安局、工商局、国税局、外管局等部门组成打击外贸领域商业欺诈行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商务局对外贸易科。办公室作为专项行动领导办事机构，主要职责包括：召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和成员会议；负责执行领导小组的决议；督促、落实相关部门在专项行动中的工作任务；调查督办专项行动中的重大或典型案件；推动市际信息共享制度；向领导小组提交工作报告。定期沟通对外贸易领域中利用合同诈骗的案件；定期汇总现有对外贸易经营者违法违规信息，各部门内部要确定本系统内信息的汇总机制；对滁州市对外贸易信用工作予以指导和协调；会同相关部门向滁州市相应对口部门提出要求，形成滁州市对外贸易信用体系建设方案并尽早实施。加强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宣传教育力度，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分析低开、虚开出口发票对我市商品、企业以及国家声誉造成的不良影响；尽快推动关于治理低开、虚开出口发票管理办法的出台；对依据办法查实的低开、虚开出口发票的对外贸易经营者进行处罚；敦促地方有关部门将治理低开、虚开出口发票作为整顿和规范外贸秩序的一项长抓不懈的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商讨建立进出口商品价格信息共享制度，违规违法企业通报制度。

四、工作进度

按照《安徽省打击外贸领域商业欺诈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部署，分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2005年12月—2006年1月，动员部署阶段，印发工作方案及实施方案，做好相关的前期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2006年2月—2006年3月，组织实施阶级。按照工作方案和实施方案规定的职责分工和工作任务，组织实施，配合有关部门对部分进出口企业进行行政执法检查。

第三阶段：2006年4月，总结、验收阶段。对外贸领域商业诈骗行为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和主要经验与做法、成效进行总结、验收。

篇7：商业欺诈举报

牵头部门：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责任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ＸＸＸ

配合部门：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厅、省新闻出版局、省广播电视局、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建设厅、省物价局、省监察厅、省民政厅、省旅游局、ＸＸ银监局、省林业局

二、整治目标

（一）打击广告违法行为，惩处一批违法广告发布者、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定期曝光一批影响恶劣的典型违法广告案例，使违法广告得到有效遏制。

（二）继续保持高压态势，深入开展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活动，查处大案要案，摧毁传销网络，严厉打击传销头目，杜绝大规模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的反弹。

（三）严厉打击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欺骗群众、非法敛财、非法集资等各种商业欺诈行为，使以欺诈为业、钻法律漏洞、连续作案的违法犯罪团伙得到严厉惩处。打击各种合同欺诈行为，严肃查处利用合同进行违法活动的大案要案。

（四）开展医疗服务市场整治，取缔无证行医，依法严惩医疗服务领域违法活动，建立和完善打击非法行医的长效监管机制。

（五）依据特许经营的有关法规，加强对特许经营商的资质审核，规范特许经营行为，维护特许经营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整治重点

（一）严厉打击在平面媒体、电视媒体、广播媒体上发布的违法食品、药品、保健食品广告和医疗服务广告，包括以新闻报道形式发布的广告，以公众人物形象和名义发布的广告，夸大功能的种子、化肥、农药、兽药等农资广告，夸大投资回报的广告，宣传、夸大治疗作用的保健食品广告，以及夸大功能疗效的药品广告和医疗广告。

（二）严厉查禁各类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对国办发〔２００５〕５５号文件列出的６项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予以重点打击和取缔；严厉打击“拉人头”式的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活动，对参与人员多、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以及在校学生、少数民族特殊群体参与的案件要加大查处力度；规范转型企业的营销活动，摸清企业的经营情况，加强监督管理，对有违规培训和传销活动的及时查处，对曾从事传销和变相传销被查处过的转型企业实行重点监控。

（三）严厉打击利用买卖、加工承揽、旅游、中介服务、农副产品订购、重要生产资料以及外资合同进行欺诈的违法行为。

（四）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的高额回报、虚假打折和降价为诱饵的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和以特许经营为名骗取加盟费、坑骗投资者的商业欺诈行为。

（五）严厉打击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相应资质、资格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纠正医疗机构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行医以及出租、外包科室的行为，查处滥开高价处方、乱收医疗费用的行为，禁止和取缔非法义诊。

四、整治措施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打击商业欺诈，营造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今年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各级各部门要站在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抓好落实，确保打击商业欺诈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二）认真组织，明确责任。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专项整治工作的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要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整治重点，制定整治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整治工作。要落实整治工作任务和整治工作责任，明确部门职责，协调联动，形成合力，确保实现整治工作目标。卫生部门负责医疗服务市场整治，商务部门负责特许经营秩序整治，公安、工商部门共同负责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

（三）加强宣传，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各级各部门在整治活动中，要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专项整治工作，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要设立公开举报电话并向社会公布，鼓励群众举报投诉，认真调查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对查处的典型案件，要及时向社会曝光，震慑不法分子。

篇8：商业欺诈及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在当今时代, 交易已成为市场主体有效配置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但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商业欺诈也愈演愈烈, 并成为危害社会经济秩序有效运转的一大隐患。而各种影响恶劣的商业欺诈案件的层出不穷, 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近年来屡屡发生的毒奶粉、黑心棉、地沟油、问题疫苗以及近来为人所瞩目的瘦肉精事件等等, 其实质都是商业欺诈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商业欺诈行为从根本上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正常有序的市场交易, 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扭曲配置, 增加了市场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 推动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频发, 危害了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及经济利益并给受害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最终导致了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以及商业道德的沦丧。

探析商业欺诈的成因可以从法学和经济学两个领域入手。由于商业欺诈首先是一个法学概念, 因此法学领域的相关研究著述有很多;而商业欺诈的发生乃至盛行又有着深层次的经济学原因。笔者将基于经济学视角深入剖析商业欺诈的成因, 以期对治理商业欺诈能有所裨益。

一、商业欺诈的经济学涵义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68条对欺诈所做的定义:“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 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 由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尚没有对商业欺诈涵义作出清晰界定, 因而理论界对商业欺诈具体内涵的界定就存在着分歧。而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认为商业欺诈是指在商业领域中用欺诈的方法, 使对方当事人受到损害的侵权行为;二是认为商业欺诈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经营过程中, 采取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三则是认为商业欺诈是指商法人、商自然人在买卖过程中以欺诈手段牟取暴利的一种违法行为。

由于以上三种理论观点对商业欺诈涵义的具体界定各有不同, 因而在法学界引起了诸多争议。例如, 有的学者在论述商业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时认为, “商业欺诈的主体是特殊主体, 只能是经营者和消费者, 即实施欺诈行为的人必须是经营者, 被理性人是消费者, 它是区别于一般民事欺诈行为的主要标志” (王旭东 朱军华 程立等, 1998)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消费者虽是商业欺诈的常见对象, 但商业机构也可能成为商业欺诈的对象, 而个人在一定条件下也能成为商业活动的欺诈者 (罗泽胜, 2009) 。此外, 不同学者对于是否应将故意作为商业欺诈的主观形态也存在着争议。而当前通行的做法是在商人对商人的欺诈、商人对政府的欺诈等商业欺诈行为中, 将故意作为欺诈行为成立的主观要件;而在商人对消费者的欺诈行为中则不将故意作为其构成要件。

为了弥补法学角度对商业欺诈具体界定的不清,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对这个法学概念重新做以阐释和说明。经济学研究有个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所谓理性人假设是指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都是理性的, 其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建立在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 即在约束条件下试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由于商业欺诈的实质是理性的经济主体为谋取经济利益而采取的非法行为, 因此我们可以从经济学角度对商业欺诈作如下定义:商业欺诈是指商业活动中的理性人在约束条件下为获取最大商业利益而采取虚假或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相对人, 从而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行为①。这个定义不仅囊括了法学角度对商业欺诈的定义:将商业欺诈所涉及的双方——理性人和相对人——都包括在内, 并提出了构成商业欺诈的核心要件——理性人欺骗、误导相对人;更从经济学角度阐明了商业欺诈的实质:商业欺诈是在约束条件下, 理性人为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而采取的理性行为。这一行为是建立在理性人比较欺诈与不欺诈两种行为净收益的基础上的, 即如果理性人商业欺诈的净收益大于不欺诈的净收益, 则其倾向于在商业活动中采取欺诈手段;反之, 则其倾向于在商业活动中不采取欺诈手段;如果理性人商业欺诈的净收益与不欺诈的净收益相等, 那么他基于道德约束, 更倾向于不采取欺诈行为。现实中影响商业欺诈净收益大小的最直接因素则是商业活动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其中, 法律制度对商业欺诈行为的惩罚力度、商业欺诈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大小、商业活动中理性人和相对人各自所拥有的信息量的多寡、双方交易次数的不确定性以及有过商业欺诈史的理性人是否能被市场淘汰等等, 均是商业活动所面临的约束条件, 而这样的约束条件又直接决定商业欺诈的净收益, 从而影响着理性人的商业欺诈决策。正是由于商业欺诈的发生机制可从经济学方面做以深入剖析, 因而从经济学视角重新定义商业欺诈, 对于充分理解、剖析商业欺诈的本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商业欺诈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经济学界对商业欺诈的研究主要是从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三方面入手的。其中博弈论认为由于当事人之间的博弈次数存在着不确定性, 博弈双方在不确定他们之间是否还会发生二次交易以及对方是否会欺诈的条件下, 就会在首次交易中尽量选择能使自己获益最大的交易方式, 而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博弈双方均倾向于选择欺诈行为, 从而在整个商业活动中造成了囚徒困境的后果——博弈双方均在约束条件下做出了最优选择, 但这个最优选择对他们整体而言是帕累托低效率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则认为经济人拥有完全信息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 现实中从事交易活动的双方存在着对交易对象以及环境状态认知程度的不同, 这就使得交易的一方必然拥有比另一方更多的相关信息。由于信息和其他稀缺资源一样也能带来社会财富, 因而在理性人的假设下, 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获取最大经济利益, 就倾向于利用信息以牟利, 而商业欺诈就是最好的牟利方式;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则认为由于商家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 而现有的市场经济又存在着信息保障、产权、法律保障等制度供给不足的缺陷, 难以对商家的违法行为构成有效制约, 这就会变相鼓励纵容商家的机会主义行为, 导致商家为获取更大利益而选择选择欺诈行为。而当容易诱发商业欺诈的制度模式沿着非绩效的路径发展, 并且越陷越深时, 就会最终陷入锁定的轨迹中, 促使越来越多的商人加入到理性人的行列中来。以上三种理论虽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商业欺诈, 但并未系统阐明商业欺诈产生的根本原因——理性人商业欺诈的净收益大于不欺诈的净收益。因此基于当前理论研究的不足, 笔者将运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理论系统分析商业欺诈的成因。

我们以N和E分别表示商业活动的正常收益和欺诈能给理性人带来的额外收益, 则理性人在商业活动中选择不欺诈时, 其经济收益为N;相应的, 一旦采取商业欺诈手段, 其经济收益就变为N+E。另外, 假设理性人无论是否采取欺诈手段, 其所付出的经济成本C都是一样的。

由于任何经济行为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 因而只有当商业欺诈的净收益超过不欺诈的净收益时, 才会有商业欺诈发生。假设理性人承担欺诈代价的概率为P (0<P<1) 。则商业欺诈发生的条件为:

(1-P) (N+E) -C ≥N-C (1)

我们对 (1) 式变形后可得下式:

(1-P) (N+E) ≥N (2)

反之, 商业欺诈不发生的条件为:

N> (1-P) (N+E) (3)

如果商业欺诈行为受到惩罚, 结果除剥夺欺诈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外, 仅对因商业欺诈而遭受损失的相对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此外, 理性人不再承担任何欺诈代价或其承担的其他欺诈代价因过于微小而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修正 (3) 式中商业欺诈不发生的条件。因为商业欺诈的经济收益还包括商业欺诈行为受惩罚后, 理性人所能获得的收益。若以N0表示不欺诈时的正常收益, N1表示欺诈受惩罚后的收益, 则商业欺诈不发生的条件就变为:

N0> (1-P) (N0+E) +N1P (4)

如果在查处商业欺诈后, 为了能对其他有欺诈想法的经济主体产生震慑作用, 我们除采取上述措施外, 还从法律、公共舆论等方面加大对理性人的惩治、谴责力度, 使其承担的其他欺诈代价增大。这时, 商业欺诈不发生的条件就变更为:

N0> (1-P) (N0+E) +N1P-WP (5)

其中W表示理性人承担的其他欺诈代价。对 (5) 变形后可得下式:

(N0-N1) +W>E (1/P-1) (6)

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E (1/P-1) 定义为欺诈诱因, 它是按一定概率计算的理性人商业欺诈的收益, (N0-N1) +W则表示理性人商业欺诈的成本, 它由因欺诈而遭受的损失 (N0-W1) 和其他欺诈代价W共同构成。

由 (6) 式可看出, 欺诈诱因直接取决于理性人承担欺诈代价的概率P以及欺诈带来的额外收益E。前者与欺诈诱因成负相关关系, 后者与欺诈诱因成正相关关系。不同的经济体由于外部社会、制度环境的不同, P值一般也是不同的。但对于某一个经济体而言, 其P值一般是恒定的。我们假设P值是一常量, 这时欺诈诱因就直接取决于欺诈的额外收益E。一般而言, 欺诈额外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商业活动双方信息分布的不对称程度。双方的信息分布越不对称, 欺诈的额外收益也就愈大, 信息优势方利用信息牟利的动机就愈强烈。假设理性人与相对人信息分布不对称的程度为I, 则:

E=f (I) (7)

其中f (I) 是关于I的单调增函数。

结合 (6) 式、 (7) 式, 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商业欺诈不发生的条件:

(N0 -N1) +W> f (I) × (1/P-1) (8)

在欺诈诱因既定的情况下, 理性人商业欺诈的成本为 (N0-N1) +W, 它包括因欺诈而遭受的损失 (N0-N1) 和其他欺诈代价W两部分。当正常收益N0既定时, 欺诈受惩罚后的收益N1与欺诈的经济成本成负相关关系。如果理性人因为一次欺诈行为而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 使得其欺诈受惩罚后的收益减少为零 (N1=0) , 则N0就全部成为欺诈的代价。此时基于 (8) 式, 我们就能得到两种治理商业欺诈的思路:一是减少欺诈的额外收益E, 二是加大理性人承担的其他欺诈代价W。又因为额外收益E是经济活动双方信息分布不对称程度I的增函数, 因而就需要通过完善法律规则、市场机制、信息传导机制等措施, 减小经济活动双方信息分布的不对称程度。

商业欺诈之所以会发生, 主要是因为其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但由于商业欺诈面临着被发现从而被施以惩罚的风险, 因而理性人一旦采取欺诈行为, 其后果则是不确定的, 因此我们可以运用预期效用理论进一步分析商业欺诈的成本和收益。

假定理性人有一个固定的时间t从事经济活动, 其中用t0代表其在经济活动中用于商业欺诈所花费的时间, 则 (t-t0) 就代表其采取合法的经济行为所花费的时间。现在考虑在理性人花费时间用于商业欺诈②的条件下, 时间t0内只有以下两种情况发生:a:理性人承担欺诈代价, 我们设这一情况发生的概率为P;b:理性人不承担欺诈代价, 相应的设这一情况发生的概率为 (1-P) 。如果情况a发生, 则理性人所能获得的总收益为Ya;如果情况b发生, 则理性人所能获得的总收益为Yb。那么在总时间t内, 有以下两式成立:

Ya=E (t0) + N0 (t-t0) -W (t0) (9)

Yb=E (t0) +N0 (t-t0) (10)

在 (9) 式、 (10) 式中, 我们把各变量均看做是时间的函数。由于理性人是否承担欺诈代价是不确定的, 而根据预期效用理论, 当事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预期效用由各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来加权, 因而有下式:EU=P×U (Ya) + (1-P) ×U (Yb) (11)

其中U (Ya) 、U (Yb) 均是因收益而获得的效用, EU是预期效用, 即理性人在承担欺诈代价和不承担欺诈代价两种情况下分别获得的效用的期望值。对理性人而言, 其采取欺诈行为与否的决策是以经济理性的方式做出的, 也即在时间t内, 理性人将以能否实现效用最大化为标准来做出是否欺诈或欺诈多少的决策。对此, 我们可以用无差异曲线图进行分析。图1中, 纵轴 (Yb) 表示理性人不承担欺诈代价时的成本和收益值, 横轴 (Ya) 表示承担欺诈代价时的成本和收益值。对于理性人而言, 由于他要寻求实现最大效用, 因此他的选择最终要在转换曲线上, 并且此时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应与转换曲线的斜率刚好相等, 否则理性人通过改变分别用于商业欺诈和合法经济行为的时间可以进一步提升他的效用水平。现在, 假设理性人将他的全部时间预算t都用于合法的经济行为而不是商业欺诈, 那么其结果就是惟一确定的, E (0) =0、W (0) =0、Ya=Yb=N0 (t) 。但从图1中可以看出, 此时理性人的无差异曲线与45°线相交于A点。在A点处, 转换曲线斜率的绝对值大于无差异曲线斜率的绝对值, 这意味着对理性人而言, 减少用于合法经济行为的时间以增加用于商业欺诈行为的时间能进一步提升他的效用水平, 此时理性人的最优选择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减少合法经济行为以增加欺诈行为, 直到无差异曲线与转换曲线相切为止, 也即在图中的P点, 理性人的效用水平达到最大值, 理性人再也不能通过增加商业欺诈行为来提升他的效用水平。假设在P点, 理性人用于从事商业欺诈的时间为tm, 此时Ya=Ya’, Yb= Yb’, 则其期望收益 (E (Y) ) 的最大值为:

E (Y) =P×Ya’+ (1-P) ×Yb’ (12)

也即:

E (Y) = P×[E (tm) +N0 (t-tm) -W (tm) ]+ (1-P) ×E (tm) +N0 (t-tm) ] (13)

我们设无差异曲线的斜率为商业欺诈的边际收益, 转换曲线的斜率为商业欺诈的边际成本, 则图1的分析说明了商业欺诈的形成是其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结果。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要有效降低理性人的商业欺诈行为, 就要提高商业欺诈边际成本, 使理性人的最优选择点沿着转换曲线向A点移动, 激励其在经济活动中花费更少的时间进行商业欺诈;同样的, 假若商业欺诈的边际收益上升, 这将会使理性人最优选择点沿着转换曲线不断远离A点, 激励其在经济活动中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商业欺诈, 并会促使更多的经济主体加入到商业欺诈的行列中来。因而治理商业欺诈的关键就在于同时改变商业欺诈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 直到理性人从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不再从事商业欺诈——也即理性人的最优决策点移到A点时为止。

三、有效治理商业欺诈的路径选择

近些年商业欺诈呈现出快速蔓延的趋势, 业已延伸到医药、广告、食品、房地产、烟酒等各个行业。此外, 商业欺诈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也逐年递增, 并成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应对、惩治、规避商业欺诈, 也就成为我们整个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商业欺诈的盛行既然有其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那么其最终的治理也就离不开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笔者通过第三部分的分析已经指明商业欺诈行为实质是理性人对自己的成本收益做出理性判断后的理性选择, 因此我们基于第三部分的分析, 来探讨商业欺诈的有效治理路径。

上文中的 (8) 式已经阐明了发生商业欺诈可能涉及到的各个变量, 现在我们来探讨 (8) 式中各变量变动的实践意义。

1.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 提高理性人因欺诈而遭受的损失 (N0 -N1) , 能有效抑制理性人进行商业欺诈的冲动。而提高 (N0 -N1) 的关键在于增大其不欺诈时的正常收益N0或减小其欺诈受惩罚后的收益N1。一般情况下, 理性人的N0是不变的, 而N1的大小则受制于外界的市场、制度环境等约束条件。因此就要通过约束条件的改变, 强行降低N1, 促使理性人在经济活动中主动弃用商业欺诈手段。具体方法可采取限制乃至禁止有商业欺诈史的经济主体继续从事相同或类似的经济活动, 实行行业准入“一次即否决制”;此外, 还可以通过建立信用档案登记制度的方式, 记录所有有过欺诈行为的经济主体并允许社会查阅、舆论报道, 以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 使得理性人的商业欺诈行为一旦被发现, 不仅自身身败名裂, 更会永远的背上黑名单, 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与其他经济主体同等的经济地位, 从而使得理性人从个人利益出发, 不愿也不敢从事商业欺诈行为。

2.加大理性人承担的其他欺诈代价W, 也能有效抑制理性人商业欺诈行为。理性人承担的其他欺诈代价主要包括道德层面和经济层面两个方面。道德层面是指其因不法行为而良心上受到的自责, 而经济层面则指因不法行为被法律惩罚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对此, 一方面, 我们要加大社会诚信宣传, 并加强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育, 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培养良好的道德行为风范。因为诚信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基石, 而职业道德的广泛遵守则有助于市场经济沿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没有个体对道德理念的信奉, 市场经济最终也会异化扭曲;另一方面, 我们还需进一步完善有关商业欺诈的法律制度。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化初期, 法律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对商业欺诈的惩罚力度不够, 从而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商业欺诈的不正之风, 再加上法律制度本身所存在的漏洞以及执法机构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 都使得理性人的商业欺诈行为得到纵容乃至变相鼓励。因此完善法律制度, 加大惩治力度也是我国治理商业欺诈的重要举措。

3.减少经济活动双方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I, 是治理商业欺诈的关键所在。商业欺诈之所以能存在, 除过理性人的成本收益核算外,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理性人与相对人之间存在着信息分布的不对称。信息分布得不对称不仅使得占有信息更多的理性人可以利用信息非法牟利, 更使得相对人难以有效甄别理性人所发布、宣传的信息, 从而容易在经济活动中遭受商业欺诈。信息分布的不对称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经济活动双方关于交易的商品存在着信息分布的不对称, 例如卖方对于货物的瑕疵总比买方知道得多;另一种则是双方对各自交易对手的“商业诚信史”不清楚, 例如相对人不知道理性人是否在之前的经济活动中有过商业欺诈行为。这样就有两种思路治理因信息分布的不对称而导致的商业欺诈。针对第一种情况, 应在法律规则中制定“要求信息优势方公布有关商品除涉及商业机密外的一切信息, 否则将依法受到严惩”的条款;此外, 还应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 曝光不依法公布商品信息的信息优势方。针对第二种情况, 应加大社会、政府资源的投入力度, 建设高效的信息传递平台, 将经济活动双方的守法违法行为记录在案, 并促进此类信息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 这样就能有效警示有不法冲动的理性人, 实现整个社会信用机制的良性循环和市场的自净化功能。

4.增大理性人承担欺诈代价的概率P, 也是治理商业欺诈的重要环节。理性人承担欺诈代价的概率也即是其商业欺诈行为被发现惩治的概率。概率P值越大, 理性人从事商业欺诈的期望成本也就越大, 从而欺诈冲动就越小, 反之概率P值越小, 理性人从事商业欺诈的动力也就越强烈。而要使P值变大, 关键在于发挥社会的及时监督作用以及政府的及时惩治。一旦理性人有了商业欺诈行为, 无论相对人是否受到损失, 都应有激励去揭发理性人的不法行为, 从而扼杀理性人再对其他经济主体进行商业欺诈的可能。而要做到这一点, 政府就需要制定法则及时补偿主动揭发的相对人因商业欺诈而遭受的损失并给予其一定金额的奖励。此外, 社会应加大对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监督作用, 并及时曝光涉及欺诈行为的理性人, 以便执法机构及时介入干涉。此外, 应加强政府执法部门的建设, 加大执法力度, 改变目前欺诈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小且处罚力度不够的现状, 提高法律监管的威慑力, 使法律监管真正成为遏制商业欺诈的有力武器。

从图1还可看出, 治理商业欺诈的关键在于提高商业欺诈的边际成本并使其边际收益降低。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提高理性人因欺诈而遭受的损失 (N0-N1) 、加大理性人承担的其他欺诈代价W、减少经济活动双方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I以及增大理性人承担欺诈代价的概率P等四个方面。

加大以上四个方面的建设, 有效抑制理性人的商业欺诈行为, 充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构建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 当有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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