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

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精选9篇）

篇1：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

各种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

BOT是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包括建设（Build）、经营（Operate）、移交（Transfer）三个过程：建设—经营—转让。

1．BOO（build—own—operate）即：建设—拥有—经营。项目一旦建成，项目公司对其拥有所有权，当地政府只是购买项目服务。

2．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即：建设—拥有—经营—转让。项目公司对所建项目设施拥有所有权并负责经营，经过一定期限后，再将该项目移交给政府。

3．BLT（build—lease—transfer）即：建设—租赁—转让。项目完工后一定期限内出租给第三者，以租赁分期付款方式收回工程投资和运营收益，以后再行将所有权转让给政府。

4．BTO（build—transfer—operate）即：建设—转让—经营。项目的公共性很强，不宜让私营企业在运营期间享有所有权，须在项目完工后转让所有权，其后再由项目公司进行维护经营。

5．ROT（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即：修复—经营—转让项目在使用后，发现损毁，项目设施的所有人进行 修复恢复整顿—经营—转让。

6．DBFO（design—build—finance—operate）即：设计—建设—融资—经营。

7．BT(build--transfer)即：建设—转让

8．BOOST(build—own—operate—subsidy—transfer)即：建设—拥有—经营—补贴—转让

9．ROMT(rehabilitate—operate—maintain—transfer)即：修复—经营—维修—转让

10．ROO(rehabilitate—own—operate)即：修复—拥有—经营

BOT项目的当事人

1．政府：东道国政府通过特许协议的方式将特许权授予私营企业。

2．项目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是东道国的法人。

3．其他参加人

1）建设公司；2）营运商；3）贷款人；4）招标代理；5）施工单位。

篇2：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

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 号)和川府发【2011】4号文件精神，区交通运输局在区委、区府的统一领导下，以实现我区交通的跨越式发展为目标，结合我区交通财力不足的实际，加大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近两年来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宜宾市忠谊投资公司、四川鸿林建设有限公司以BT形式投资我区4大公路工程建设，分别是盐坪坝到李庄工业园区（盐李路）、李庄食品工业园区干道公路工程、邱场乡至林峰乡公路（三黄路）菜坝镇至喜捷镇路（宜—泥路）。4大项目总需投资2.91亿元，现已完成投资2.08亿元；建设公路总长 21.1公里，现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8%，已建成通车11.1公里，路基工程已全线贯通，路面等建设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我区在招商引资的市场准入上没有限制，只要是具备公路建设的国家二级资质单位都可以参加投标建设，我区在政务服务上，从征地撤迁、用地服务、规划计设、工程监理到各项政务协调服务等全部安排落实了相关部门和乡镇专门人员进行项目各个环节的全程跟踪服务，保障了工程的如期顺利推进。

宜宾市翠屏区交通运输局

篇3：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

基础设施为物资生产和生活提供一般条件,是城镇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世界银行将基础设施分为公用事业设施、公共工程设施以及其他交通设施。[1]根据小城镇的特点,它主要包括电和气等能源设施、交通设施、邮电通讯设施、自来水供应与处理设施、环保设施以及防灾设施。

基础设施种类繁多,但其经济属性有着明显的差异。项目分类理论认为,根据在竞争性、排他性及外部性上的差异,一般可将基础设施分为经营型、准经营型与非经营型三类。[2]经营型基础设施类似于私人产品,以利润为导向,建设经营可完全市场化;准经营型为准公共产品,可以收费但相当部分难以收回成本;非经营型基础设施一般属于纯公共产品,难以由市场有效提供。基础设施这种属性上的显著差异及其相应的分类,使得社会资本不同程度地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理论上的基础。

表1 不同属性的基础设施及社会资本的参与度

如表1所示,根据项目分类理论,三种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各自涵盖不同的内容,社会资本的参与度也有明显差别。具体而言,对于经营型项目,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资本的参与度最高,政府部门可退出,代之以在资源配置中营造市场化的环境与条件,引入各类民营社会资本进入投资领域,发挥其投资经营高效率的优势,与此同时加强对基础设施服务尤其是定价上的监督。对于准经营型项目,社会资本参与度位于其次,可在大部分基础设施上不同程度引入,但由于这类基础设施在市场化经营中可能面临亏损,所以需要完善补偿制度,由政府给予社会投资者适量的补贴。对于非经营型项目,其突出的外部性决定了社会资本参与度最低,主要由政府主导,通过各种形式来投资建设。[3]由此可见,前两种类型的基础设施可采取市场化模式广泛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本文所谓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是针对这两者而言的。

二、社会资本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模式

湖北历来高度重视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予以重点支持。小城镇充分借力政策,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不少小城镇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大胆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积极引入社会资本,缓解资金瓶颈约束。调研表明,湖北省支持的一些重点镇、示范镇在这方面表现更为突出,效果显著,具有典型性,如表2所示。从湖北的实际情况看,社会资本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采取三种模式。

表2 湖北典型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引入社会资本的情况

注:资料来源于调研资料整理;以上只是比较典型的案例,其他未悉数列出。

(一)BOT模式

BOT模式涵盖B00T(建设—拥有—经营—转移)、BOO(建设—拥有—经营)、BT(建设—转移)、TOT(转移—经营—转移)等模式。[3]在湖北省一些典型的小城镇,这种模式已出现较多探索。如大悟县宣化店镇通过典型的BOT模式将镇区内的集贸市场项目市场化,由投资者融资1000多万元兴建总面积为2000多平米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并同时负责市场周围如步行街、停车场等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仙桃市毛嘴镇通过BOT模式引进武汉某公司来建设日处理污水4000吨的处理厂,以解决排水问题;西流河镇通过BOO模式建设车站;彭场镇通过BOOT模式融资1300万元,将自来水网延伸至镇区,彻底解决了7万多人的安全饮水问题。这种模式的运用使得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市场渠道供给基础设施并高效率地运营。

(二)PPP模式

PPP模式即公私合营(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4]最典型的是汉川市沉湖镇。该镇近几年来按照“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原则与福星集团合作,大力推进镇域内基础设施建设。福星集团在托管镇区3个村的基础上,陆续投入5亿元建镇兴村,刷黑、绿化、亮化镇区内所有主次道路,兴建福星中小学、文化体育中心、剧院、汉川市第三人民医院、大型购物广场、福星休闲广场、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同时搬迁改造福星农贸市场。这种模式既缓解了财政资金不足的压力,也完善了城镇功能。另外,宜昌夷陵区龙泉镇、武汉东西湖区柏泉镇等也采取这种模式建设基础设施。

(三)融资平台建设

融资平台建设即通过构建融资平台来吸引社会资本,仙桃市的“张沟模式”最具有示范效应,其具体做法如下:一是培育镇级融资主体,由市城投公司出资1100万元、张沟镇出资1000万元,注册成立张沟城投分公司;二是明确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市城投公司作为主体向社会融资,镇城投公司作为用款方负责基础设施建设,镇政府则制定规划、提供融资担保。该模式的实际运行已初见成效,2010年张沟镇通过融资平台融通资金共计约1900万元,支持镇域内9条主干道及配套设施建设,并带动投资近5000万元,还建成南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填埋厂。目前,这一模式已逐步推广到彭场镇、毛嘴镇等其他小城镇。

当然,社会资本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除了上述三种模式之外,还有其他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模式虽然只是在一些典型的小城镇具有不同程度的代表性,并未广泛应用于其他小城镇,但它们毕竟体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小城镇发展的端倪,代表了市场化改革的一种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因此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三、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障碍

如前所述,就湖北而言,虽然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在一些重点镇、示范镇探索成功,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主流。社会资本投资经营小城镇基础设施依然面临诸多障碍,在动力、阻力与保障方面明显存在一些问题。

(一)投资收益低,社会资本“不愿进入”

首先,基础设施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共产品特征,投资收益偏低乃至亏损在小城镇较为普遍,社会资本投资经营的动力不强。从定价方面来看,相当部分基础设施的公共品特点决定了其在经营中不可能实行纯市场化的收费机制,定价偏低致使投资成本难以收回,合理的回报更无法保证。其次,从基础设施投资经营来看,单位成本不易降低,规模经济难以实现。这一方面囿于行政体制,社会资本的投资只能局限于狭小的镇区,无法与相邻行政区域形成协同效应,达到较大规模;另一方面规模经济的实现在人口上须达到临界值(如3万),而湖北746个建制镇中,城镇人口3万以上的仅占12.4%,接近60%的镇人口不到1万。[5]第三,湖北小城镇大多经济实力弱,而且“镇财县管”,不少小城镇“寅吃卯粮”,更无力对社会资本进行长期补贴。这些因素弱化了社会资本投资经营基础设施的动力。

以乡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为例,湖北现有乡镇污水处理厂50座,设计日处理能力为19万吨,而实际处理率仅约16%。乡镇用水人口少、囿于行政体制产生的重复建设是重要原因,规模经济难以实现。这直接导致污水处理成本达到0.8元/吨,高于中小城市。而2012年湖北关于建制镇开征污水处理费标准为“不得高于0.6元/吨”。这0.2元/吨的缺口原定由乡镇财政补贴,但从实际来看无法落实。最终导致一些企业退出或撤资,污水处理服务供给不足。

(二)准入壁垒高,社会资本“难以进入”

基础设施的供给长期以来由政府力量来完成,市场准入问题形成社会资本进入小城镇基础设施领域的直接障碍。在湖北近30个小城镇中,仅有1/3的小城镇对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进行了探索,且主要集中于市场配套、广场、污水处理等项目,而水、电、通讯等一些自然垄断性项目几乎全部由政府或者国有企业包揽,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的渠道少,边缘化倾向明显。经营市场同样如此。湖北省早在2005年就提出“开放基础设施经营市场,在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交通行业引进社会资本”,但大部分经营市场至今依然没有放开,依然主要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只有少数作为放权改革试点的示范镇如汉川市马口镇、仙桃市彭场镇进行项目招投标,但相关的制度也很不完善。这种高准入壁垒致使小城镇基础设施发展陷入“政府无钱建,社会资本不能建”的尴尬境地。

(三)融资服务滞后,资金短板突出

基础设施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民营企业融资需求大,但融资能力普遍偏弱。在湖北小城镇,针对民营投资企业的调查显示,在接受问卷调查的企业中,“需要融资”的企业占到近80%;而反映“融资很困难”的则超过60%。可见社会资本在投资基础设施中有着十分强烈的融资需求,但小城镇金融市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明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小城镇政府应着力于改善融资环境,提供融资服务。调研显示,政府在此方面的服务供给远不能满足需求。诸如仙桃市“张沟模式”的融资平台建设在湖北小城镇中屈指可数;小城镇发挥桥梁作用引进的金融机构、促成的银企合作也极其有限;在抵押品种与方式创新、信用担保服务方面小城镇还有较大的可作为空间。这种现状不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致使投资经营受困于“资金短板”。

(四)分担机制缺位,投资经营风险集中

社会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投资经营的风险。对湖北小城镇的调研表明,这些风险来源包括:一是政策风险,小城镇因在政策制定与项目审批上的“弱权”,使其缺乏基础设施发展的自主权,同时也无法确保社会资本投资的利益不受冲击;二是制度“缺位”的风险,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相应的制度还很不完善,社会资本的投资经营还无法在制度上得到充分保障;三是市场风险,小城镇经济实力不强、人口集聚少,需求潜力弱,风险可能性较大,而针对这些潜在的风险,目前尚缺乏有效的分散途径、分担或规避机制,风险更多地集中于社会资本上,客观地抑制了社会资本的进入。

四、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思路

上述分析表明,当前制约各类社会资本进入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经营领域并形成明显障碍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的滞后。因此,要形成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与经营的资本来源的多元化,尤其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需要着眼于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以此来强化社会资本进入的动力,消除阻力,同时增强各方面的服务与保障。体制机制创新可遵循构建或完善相应的动力机制、准入机制与保障机制的主要思路(如图1所示)。在具体实施路径上,针对小城镇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和其发展的内在规律,制度改革与创新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首先在有条件的重点小城镇先行试点,再由点到面逐步推广。

图1 社会资本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体制机制创新

(一)建立和完善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基于社会资本的经济理性,通过制度创新或政策引导,降低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成本,并同时形成良好的收益预期,从而真正从经济上使社会资本具备投资经营的动力。

1. 建立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协作机制,实现规模经济。

小城镇基础设施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意味着只有在经营上达到一定规模,才有可能实现经济效益。因此需要打破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各自为政的分散格局,建立小城镇之间面向社会资本的共建共享协作机制。具体而言,结合湖北小城镇分布“东密西疏”的不均衡特点和城镇化战略,在小城镇分布密集的鄂东区域,社会资本可在县域间的协调与统筹下,突破原有小城镇行政体制束缚而投资经营基础设施,并实现镇域间共建共享;[6]在小城镇分散、人口规模小的鄂西区域,通过人口的“内聚外迁”或撤并乡镇,集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投资经营的单位成本。

2. 对部分准公共品的基础设施建立收益补偿机制。

准公共品在投资经营上由于其外部性往往难以收回成本。为使经济活动内在化,制度创新需要完善现有的收益补偿机制。对此,小城镇及县级政府应建立专项基金,对在准公共品的投资经营中出现亏损的社会资本制定补偿标准进行适当补贴,减少其亏损并使其适当盈利;或是许以在其他商业性、盈利性项目上的优先投资与经营权利,以弥补其损失,实现“双赢”。同时,社会资本投资周期长、资金回收慢,所以在投资建设的初期,小城镇政府对其可实施较大力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使其尽快收回成本。

(二)建立和完善准入机制

市场较高的准入门槛作为一种客观限制,其机制的改革旨在消除垄断,开放市场,解除社会资本进入阻力,使其与其他形式的资本处于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中。改革与创新的重点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的资本市场与经营市场的准入制度。

1. 逐步开放基础设施的资本市场。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撑严重乏力,社会资本又难以进入,降低市场的准入、逐步开放市场是缓解矛盾的重要途径。针对湖北小城镇现状,外部性较高、资金需求大、使用频率高的一些准公共品应是资本市场率先开放的重点,如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公共交通、市场建设等。这些领域的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应逐步调整财政资金主导市场的单一投资结构,通过项目招投标制度的完善,主动放松直至取消对社会资本的限入;并进一步将拍卖、租赁、承包、转让等交易形式引入市场,使社会资本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进得来”,也能良性运行。

2. 开放经营市场,建立完善的特许经营制度。

基础设施的资本市场与经营市场紧密相连,前者的开放也必然要求后者逐步放开对社会资本的限制。在小城镇基础设施项目运行中,湖北现有的特许经营制度所限定的主要基建项目经营主体仍为各类市政投资企业。现有特许经营制度的完善应对经营主体的界定更为多元化,并以“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来开放基础设施经营市场;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的经营模式、准入标准、经营时限、责权利等方面的内容,做到市场规范有序的运行。

(三)建立和完善保障机制

保障机制旨在为社会资本在投资经营基础设施过程中的融资、风险分担等提供保障和服务。它包括融资保障、风险防范以及政府配套等方面的完善。[7]

1. 提供更为完善的融资服务。

基础设施的投资经营离不开良好的融资服务。在小城镇融资相对滞后的情形下,小城镇或其所属的县级政府应发挥中间桥梁作用。政府部门、农村或城市各种金融机构以及社会资本三方合作,在明确资金使用的责权利基础上,政府部门争取使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品种,在信贷规模上适度倾斜,为基础设施建设融通更多资金;同时小城镇政府牵头建立信用担保的机构,为企业提供担保服务,或在一定期限内允许以民营企业所经营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抵押担保。

2. 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可引入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使社会资本、国有资本等多种资本形式收益共享,风险共担。这样既能集聚资金,又分散了风险。针对资产专用性强的特点,基础设施投资经营需要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使社会资本能进能出,不至于被“绑定”。县级政府要试点对小城镇的“放权”,赋予其更多的决策权与各项制度制定权,尽量降低政策风险与制度缺失的风险。

3. 增加政府投入,完善政府服务。

小城镇政府应转向相关的配套工程与服务,为社会资本投资经营基础设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在资金来源上,“镇财县管”的弊端不利于当前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发展。在“放权”的同时,县级财税应加大向镇级返还的比例乃至全额返还,以确保其对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小城镇政府可以尽量争取镇域内各种级别尤其是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支持;或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城市经营,如通过土地置换、城市广告经营等形式增加财政收入;小城镇政府还可以通过合作形式建立镇级融资平台,如试点通过上级政府代发地方债券来增强财力投入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摘要：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是小城镇发展的必然趋势。以湖北省小城镇为例,社会资本参与模式已呈现多元化的现状,但也存在动力不足、市场准入难、融资服务滞后、投资经营风险突出等明显障碍。因此,应从体制机制创新角度构建社会资本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力机制、准入机制以及保障机制。

关键词：社会资本,小城镇,基础设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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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贻林,阎孝砚.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理论与实务[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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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柯永建,王守清,陈炳泉.私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PPP项目的政府激励措施[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9):80-83.

[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建制镇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286-303.

[6]郑曙光.民营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制度构建[J].三江论坛,2007,(7):10-14.

篇4：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

在轨道交通方面，新建线路采取PPP模式，在建线路采用“股权融资”或“股权+委托经营”模式，已开通线路采取融资租赁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资产，14号线和7号线将有12个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800多亿的社会资本将参与其中。

在城市道路方面，对符合规定的国道及城市快速道采取BT模式建设，国道110二期将有3个项目向社会资本开放，吸引社会资本约60亿。

在综合交通枢纽方面，对于周边土地资源丰富的枢纽项目，采取公益性的交通枢纽和经营性的开发捆绑实施的建设模式，通过土地带条件招标的方式，落实综合开发单位，苹果园和望京两个交通枢纽项目，将分别吸引80亿和40亿的社会资本参与。

未来，北京还应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市郊铁路建设。国际大都市通行的做法，是在城市30—70公里半径圈的远郊区大量建设市郊铁路。与世界城市相比，北京的市郊铁路缺口较大。在加快市郊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现有铁路资源，发挥民间资本作用，做到合理布局，统筹安排。

一要加快北京市郊铁路S6线的勘验与建设步伐，建议2016年前完成试运行；

二要加快推进北京市郊铁路S3线的建设进程，建议2018年前完成试运行；

三要创新社会资本参与北京市郊铁路建设和运营的体制机制，创新PPP投融资模式，制订灵活的票价政策，改进各种服务模式，激发民间资本参与北京市郊铁路建设和运营的积极性。

加强社会资本参与首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将大大缩短首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进程，改善目前交通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现状，缓解日益紧张的交通拥挤压力。只要主管部门做好了风险管理的方案，设定了科学的技术和服务标准，实现了全程立體式监控，稳定、安全、便捷的首都公共交通体系就会逐步实现。

（摄影：李利）

篇5：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

回顾近几年以及今后几年我国的一些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所需投入的建设费用很大。而我国还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形成一套完整的政策,因此资金匮乏、建设速度缓慢和商业化运营不足等问题仍然普遍。

如何开辟多种融资渠道来弥补财政实力不足和建设资金的缺口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重大工程建设方面不能够回避的问题。项目融资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口,笔者认为,私人投资凭借其无法替代的优越性,能够逐步成为我国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 引入私人投资的必要性

1.1 弥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资金缺口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随之而来,我国的重大工程项目和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增多了。而目前,我国很多工程项目的特点在于:

1)需要的资金数额巨大;

2)多个方面需要投入资金,而光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是很难满足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支出的。融资渠道多元化是我国工程建设现在乃至将来的发展趋势。私人资本的投入能够有效弥补政府财政资金的不足,同时也分担了原本全部由政府承担的风险,因而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1.2 公共部门的投资效率存在很大问题

由于重大工程项目所需的投资金额大、运作风险大、资金周转慢、回收时间长,所以对于缺乏管理和监督机制的公共部门来说很有可能出现效率低、质量差、贪污浪费、偷工减料的问题。而如果引入私人投资,由于他们涉及到自身的直接经济效益,所以管理、控制机制比较严密,而且一些信誉良好的私人投资者,其建设质量、经济效益也应该会明显优于公共投资。

1.3 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如何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笔者认为除了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努力消除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结构,在经济政策上向三农倾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外,政府还可以适当考虑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上吸收私人投资。吸收少数富人的闲置资本有利于弥补重点工程项目上的资金缺口,同时也能够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还有利于缓和我国当前两极分化的局面,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4 公共部门过多地投入重大工程项目可能导致一些不良后果

政府过大规模投资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一般会导致财政困难,尤其是在举借外债的情况下,由于资金难以抽回而承担巨额的债务,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来说非常不利;另一方面,过多的投资,必然导致费用承担上的问题。所以,要想解决我国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上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引入私人投资是很有必要的。

1.5 私人投资成为重要融资渠道能够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私人投资成为融资渠道无疑能够推动市场定价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私人投资是减轻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压力,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

1.6 私人投资的增加有利于遏制政府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

其具体表现为:政府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会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而挤出效应强势的存在是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合理调整。私人投资的增加恰好能够弥补这一缺陷,进而遏制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

2 引入私人投资的可能性

2.1 我国的宏观经济条件有利于引入私人投资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投资体制一直是政府主导、公有经济充当主体。近10年来,这种状况虽有变化,但对投资主体的所有制属性歧视并未完全消除。事实上,私人投资发展要求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场准入,而党的“十六大”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规定,为我国私人投资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政策保证,从而拓宽了私人投资的市场准入,因而有利于私人投资的发展壮大。

2.2 政府为私人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服务环境

在私人投资建设的过程中,政府为私人投资创造的服务环境包括具体投资政策的落实,技术、法律法规以及信息等方面的服务,还包括帮助私人投资者提高管理和决策水平,达到良好的投资效果。现阶段我国正在逐步建立与完善针对私人投资的政府支持体系法律环境,这无疑是推动私人投资发展的重大举措。

2.3 社会各界为私人投资营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在私人投资发展的过程中,法律环境起到刚性的保护作用。目前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依法保护私人投资的正当投资权益,为私人投资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是有利于私人投资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的。

2.4 私人资本投资能力日渐增强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私人投资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而且他在技术、财务、管理上的水平日趋成熟。在投资金额允许的条件下,他们完全有能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3]。

3 引入私人资本可能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3.1 社会各个部门各阶层的协调问题

在引入私人投资后,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可能会更加复杂,需要政府部门来协调。这里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源于市场经济消极的一面即自发性。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利益驱动,当私人投资进入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时,可能由于市场经济积极的一面发挥作用,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可能产生一些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2)愿意进行私人投资的投资者可能很多,但是政府只能授权于少数人进行重大工程项目投资的特权。当垄断、特权和管制存在的时候,寻租行为便也随之产生。寻租的根源是政府,它的主要特征是不经过相应的生产劳动而将社会公众财富转移到一部分人手中,即一部分拥有特权的政府官员手中。这从根本上是与公平原则相违背的,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也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害和浪费。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法制进程,不断规范政府的行为,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4]。

3.2 产权制度是制约私人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

产权制度有利于降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我国私人投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私营企业产权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企业产权与个人产权不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私人投资的发展。

3.3 市场准入制度和赋税的不公

市场准入制度限制了一些私人资本的发展,同时还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如上文分析的寻租现象。而赋税的不公则直接关系到私人投资的回报问题。私人投资在一定的工程项目上取代政府财政拨款支出能够弥补财政缺口,帮政府节省资金,而私人投资工程项目之后政府还对其收取较高的税款,再加上在寻租那一块损失的资金,私人投资的收益将会大打折扣。

3.4 定价机制的问题

基础设施某些领域的定价机制僵化,明显阻碍了私人投资的进入。国家控制太死,没有灵活的调价机制,致使很多基础设施项目无利可图,不利于私人投资参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政府可以通过为投资者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用地,给新进入者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促进私人投资进入基础设施领域。

3.5 私人投资进入还可能存在某些障碍

社会普遍不放心私人投资管理基础设施。尽管政府曾经宣称:“只要不是禁止的产业,都可以投资”,但又没有具体公布私人投资可以将资金投入哪些方向,因而为私人投资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设下了一道障碍[5]。

3.6 行政审批,关卡重重

政府部门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巧立名目,对一些不需要审批的项目实施审批权,强行搭配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致使非公有主体投资成本上升,使参与投资建设的难度增大。这要求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4 结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只要政策得当,私人投资有可能成为社会各项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私人投资和政府财政投入的完全和谐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期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研究讨论。

参考文献

[1]黄琼,任若恩.北京奥运基础设施项目融资模式初探[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8(3):1-4.

[2]冯超.中国基尼系数的省际差异[J].统计与决策,2007(1):93-94.

[3]郭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适当引入私人投资[J].城市发展与研究,1999(4):26-27.

[4]李景.当前我国民间投资环境问题的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6.

[5]唐华东.非国有经济如何参与基础设施建设[J].决策咨询,2002(4):48-49.

篇6：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

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一词最初作为工程术语用来指建筑物承重部分的结构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学家开始将“基础建设”引入经济领域，用来概括那些服务于国家、城市或区域的基本的设施和系统。1994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对基础设施的定义为“永久性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

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是该国居民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评估该国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同时，基础设施也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制约基础设施的诸多因素中，资金是核心因素。依据国际经验，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应快于加工工业投资的增长。没有基础设施的超前发展，就不可能有经济的成功起飞。曾经我国在特定的体制背景下，过去基础设施的投资基本依靠政府进行，而目前政府财力又难以全部满足投资需求，国家预算内投资日渐减少。这使得其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成为经济起飞的瓶颈障碍。

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祉具有重大影响，可以为经济增长、减轻贫困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创造重大收益。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巨额投资，并且增加供应饮用水、卫生设施、电力、电信、和运输等服务。这些投资使居民和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基础设施完备程度有助于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实现生产多样化、扩大贸易，能否减轻贫困、改善环境等方面的问题。

二.基础设施的特点

1.社会性和公益性

在社会性上，绝大多数基础设施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面向全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它构成社会上所有单位包括企业和居民的基本投入物，对于市场价格水平有重要影响，也是直接解决居民福利的基本要素。因此，基础设施常常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公益性上，基础设施对社会公众生活具有改善作用。

2.基础建设周期长，需要高额的初始成本，投入产出比率一般较低

基础建设的资本规模和技术工程一般来讲是巨大的，而且投资具有不可分割性。由于基础建设周期长，资本流动性差，决定了基础建设的投资风险大而产出率较低。基础建设初始的固定成本很高，并且产品和服务的增加所需投入的边际成本很低，所以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平均成本随着产品和服务量的增加而逐步下降。

3.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公共物品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定谁来得到它，因为生产者在技术上无法排斥那些不付费而享用该物品的人，或者排斥的成本高到使排斥成为不经济。多数基础设施与自然垄断有关。

三.中国基础建设投融资模式的变迁

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的变迁与经济体制的变迁密切相关。建国以来，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整个社会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由政府包揽，投资决策权和项目审批权高度集中于政府；投资资金来源于财政预算拨款；投资运行靠行政系统和行政手段，忽视了市场调节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财政拨款已无法满足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银行贷款成为基础设施建设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这期间，政府推出了《关于基本建设投资实行贷款办法》，开始实行“拨改贷”，同时在项目投资和建设领域建立投资项目评估制度，并开始在工程建设中推行项目建设投资包干措施。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国家实行投资体制改革，中央政府不再包办全国的项目投资。各地纷纷建立自己的城市建设公司或城市投资公司，由政府授权对城市建设和维护资金进行筹措、使用和管理，提高了城建的融资能力和城建资金的使用效益。地方政府为了筹集建设资金，尝试让政府投资公司和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除此以外，地方政府纷纷建立举债机制，扩大政府投资规模。通过政府性投资公司，大量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及国内商业银行贷款。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政府开始尝试放松对基础领域的管制，充分引入竞争，以广辟融资渠道、提高投资效率。2001年12月国家计委颁布了《国家计委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开始尝试“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基础设施融资新路。基础设施多元化融资渠道初步形成。与此同时，自1996年来相继颁布了《关于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暂行规定》、《关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试行资本金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规，加强了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约束。

四.项目融资

1.项目融资的基本概念

传统的公司融资（Corporate Financing），是指一个公司为了建设一个项目时，利用公司本身的资信能力，以公司本身作为债务人而进行的融资方式。贷款方在作贷款决定时将该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作为评估的主要依据，而把该公司所要投资的某个具体项目的财务、风险等情况作为次要的参考因素加以分析。即使该具体项目失败了，贷款方还是可以从该公司的整体财务效益中得到本金和利息的偿还。

项目融资（Project Financing）是指投资者为了建设某一个项目时，首先设立一个项目公司，以该项目公司而不是投资者本身作为借款主体进行融资。银行等债务提供者，主要以该项目未来现金流量作为还款的来源，并且以项目公司本身的资产作为贷款的主要保障。

对比这两种融资方式可以发现：项目融资的情况下，民间资本较容易进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领域。而在传统方式下，资金的来源无论是政府财政拨款、银行或国际组织的贷款，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资本直接参与基础建设融资。

2.项目融资的基本特点

1.项目导向

以项目本身的现金流和资产作为融资安排的基础，而不是项目的投资者或发起人的资信为基础。根据项目自身的现金流量来安排还款计划，可以比一般的商业银行的贷款期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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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共担

在项目融资的情况下，与项目建设营运有关的各种风险，将设计安排给投资者、其他利益相关的参与者，以及贷款银行，由所有各方进行分担。

3.突破投资者自身筹资能力的限制

有些大型项目的资金需求量巨大，超过了投资者意愿承受的程度，在传统公司融资的方式下，将很难融资，因为一旦该项目投资失败，投资者本身将面临破产的境地。如果利用项目本身的现金流量和资产来安排有限求索权的项目融资，则投资者承受的投资金额和投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得投资大型项目成为可能。

4.融资成本相对较高

与传统方式相比银行的风险相对加大，所以银行融资成本将加大。另外投资者和项目公司需承担其他额外的成本费用，如融资顾问费，律师费用等。

3.项目融资的常见模式

1. BOT模式

1.1 概述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移交。政府给予某些公司新项目建设的特许权时通常采取这种方式。私人愿意融资建设某些项目基础设施，并在一段时期内经营该设施，然后将此转让给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

BOT涵义是，政府同私人部门的项目公司签订合同，由该项目公司筹资设计并承建一项具体项目，并在双方协定的一段时期内，由该项目公司通过经营该项目，偿还项目债务闭关回收投资，获取收益。协议期满后，项目产权无偿转让给所在国政府。政府让私人参与项目投资运作的方式有：（1）转让管理权 （2）转让资产权（3）转让特许权。在这其中，转让管理权是比较有限的民营化，在这种方式中政府仍然拥有传统的所有权，仅让私人参与管理。这种方式着重于降低服务成本。转让资产权则与此相反，是一种完全形式的民营化，私人实体向政府部门付现金获得国家资产进行经营。如果政府在这种民营化中只要创造出一个自由的市场环境，那么从长远来看，监督和规则可能更为重要。转让特许经营权则介于转让管理权与转让资产权之间，以政府的某种权力转让某些服务，通常是建设或运作某项特殊设施，这就是所谓的BOT，有时也被称为“公共工程特许权”。

1.2 BOT的功能

BOT是一种集融资、建设、经营的转让为一体的多功能投资方式。（1）融资功能。由私营公司及财团进行融资承包建设项目时，从融资方式看有汇集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出口信贷、银团联合贷款等。（2）建设功能。BOT建设项目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这个大系统中，既有项目主体、咨询设计、工程实施、还有经营等组织系统，因此BOT系列投资方式与国际工程承包方式密切联系。（3）经营功能。项目的经营功能是通过政府给予投资项目的特许经营权实现的。而项目经营管理方式涉及到投资合作方式、投资回报方式以及风险承担问题。因此BOT系列的经营又与国际技术贸易、补偿贸易、租赁贸易等相互结合。（4）转让功能。其转让的条件是随着投资合作方和转让内容的不同而不同，转让涉及到技术转让、股权转让、经营权转让和项目移交等多种转让合同。

1.3 BOT运作方式

一个典型的BOT项目要经过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确定项目。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适合以BOT的方式进行，因此政府需要选择并确定哪些项目可采用BOT方式来建设。有时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存在一定的风险，金融机构不愿投入资金，或由于经济效益不佳，除非政府提供一定的补偿，私营企业不愿参与，还有些项目由于当地法律规定的原因，只有修订法律后项目才能实施。因此在此阶段，政府的工作就是进行技术、经济及法律上的可行性研究，确定适合进行BOT方式的建设项目。

第二阶段：招标准备及要约阶段。在该阶段中，政府准备一些招标和要约文件，提出招标的有关条件，邀请有兴趣参加投资建设的私人企业、金融机构或财团提出项目建设经营及贷款等方案和建议。

第三阶段：承建商投资前评估阶段。调查项目的可行性，准备基础设计；与贷款方协商；组成承揽项目的集团。

第四阶段：评价阶段。政府对所得到的方案和建议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在此基础上，选择具有承担此项工程经验和能力的承建商以及信誉较好的贷款机构。

第五阶段：谈判阶段。对项目的各方面条款进行协商，所有的法律文件都将在此阶段形成。

第六阶段：执行阶段。承建商与政府谈判，取得贷款方的承诺。

第七阶段：经营阶段。承建商按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在规定期限内，对已建成的项目进行经营。

第八阶段：转让阶段。经营期满以后，承建商将项目的所有权按合同规定转让给政府。（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为中国银行长宁支行）

篇7：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众参与

农村基础设施是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基础的各种要素的总和。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公共特性, 建设决策要最大限度的反映公众偏好, 充分体现从过程到结果的公平, 实现项目追求的公共利益。为此, 公众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十分重要。

把公众参与机制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充分体现了项目建设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和追求社会民主的理念, 对减少因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而给项目建设带来的各种干扰, 对缓解项目建设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负面效应都有积极的作用。

(一) 提高投资的针对性

由于地方政府的强势和追求效率的考虑,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往往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 忽略了广大农民对基础设施的实际需求, 从而出现了农民急需的、涉及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难以供给, 而一些农民不需要或者需求较少的基础设施供给却大量过剩的结构失衡现象。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要注重从农民自身需求出发, 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 赋予农民更充分的民主权利建立科学的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

(二) 提高投资效率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短缺现状实际是伴随着结构失衡而存在的。以往的决策机制往往是基层领导根据个人的偏好和主观愿望进行决策。出现了脱离农村实际和需求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与农村实际需要的设施不足相伴随的是大量的已有的基础设施闲置, 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在基层财力有限的条件下, 投放于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本来就微乎其微, 如何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基础设施的供给符合农民的需求, 对扩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有积极意义, 而建立农村基础设施的需求表达机制是关键。

(三) 减少矛盾冲突, 有利于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决策过程中始终存在利益的竞争和冲突, 如征地拆迁、青苗补偿、设施受惠范围的覆盖等, 如果处理不好往往引发农村的基层矛盾, 干群关系紧张, 如果能让公众参与到项目的决策、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去, 就可以通过相互间的磋商和妥协达成共识, 将促进各方沟通与理解, 调动各个利益方的积极性, 有利于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减少和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 项目决策更为科学, 减少和防止腐败事件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运动”认为, 公众参与可以提供给专家制定政策或规划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还可以减少政府对重要决策的失误。政府决策的失误意味着会造成政府决策成本和时间成本增加, 效率低下, 所以公众参与会使政府决策更科学、更合理, 政府失误也就会尽可能降低。公众参与使政策的制定主体以及被执行主体都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制定出符合程序的、公正的公共政策, 从而避免作为分配资源的公共政策带有暗箱操作的性质, 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公众参与建设项目决策, 有利于发挥社会监督功能, 增加项目建设的透明度, 避免“豆腐渣”工程出现, 杜绝贪污腐败。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众参与现状

(一) 政府层面

长期以来受“大政府、小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 以及在政绩考核、职位升迁及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基层政府及职能部门已经演变为拥有相对垄断权力和相对独立利益的行为主体, 他们为了维护部门或个人的利益, 往往会利用掌握公共资源的权力, 采取目前普遍存在的一种政府决策、职能部门执行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加上缺乏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谈判制度, 农村公众难以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反映自己的意见或表达自己的需求偏好。

大部分政府官员和规划者尽管在理论上承认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但由于担心公众参与讨论项目决策问题会引发马拉松式的“议而不决”, 甚至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和危及政局稳定, 政府不敢放心的让公众参与到项目决策实质性环节, 更多的是集中在项目具体实施内容上, 但在规划的设计、管理和实施上, 既没有提供公众参与的途径, 也没有真正听取公众对规划的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的规划决策由当地的主要领导人立项定案, 使公众难以关心和支持规划与建设。应该说, 我国现阶段的农村公众参与基础设施的规划, 基本停留在“非参与”阶段。

(二) 农村公众层面

目前, 农村公众普遍缺乏参与的热情。农村社会的精英分子大多外出打工而获取直接的利益, 农村公众的参与缺乏主要的诉求代理人, 即使少数农民有参与的愿望, 也因为参与的渠道不畅或成本过高而丧失热情, 或者存在搭便车的心理而被动参与。农村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成为最底层的一级政府,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 如果基础设施建设与自己和本村的利益和目标一致, 就会表达出极高的热情, 反之就会有抵触情绪, 而对关乎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基础设施则较少关心。总的来看,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公众参与的要求仍停留在与自身小环境密切相关的事务上, 而对与农村发展长远利益相关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的建设还未表现出足够的热情。

(三) 参与过程缺失和互动性缺失

公众缺乏建设的全过程参与, 很多时候似乎仅仅是一个政府的“姿态展示”, 政府当局将公众的意见建议收集上来, 但这些意见、建议是否被采纳, 对建议被采纳的村民是否对其反馈了意见并给予适当奖励等等后续事情不了了之。整个参与过程仅仅是开了个头就没有下文了, 而建设过程、后续管理、资金运作并没有公众的参与, 极易导致各种矛盾和腐败的发生。参与过程没有形成一种“参与———反馈———再参与”的连续、互动机制, 导致公众参与仅仅是一种象征, 或者政府摆出的一种姿态, 从而使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丧失。

三、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公众参与的途径

(一) 建立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和由下而上的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有法律法规、体制、机构等一系列保证。对政府而言, 要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决策相结合, 把管理权下放.对公众而言, 则是主动参与。在法律法规方面, 应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公众参与规划的方式、途径等。在体制方面, 应明确政府、规划部门、公众对应的责、权、利, 避免管理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机关。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改革, 应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明确划分各部门的权限, 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并加强监管机制, 使之各司其职, 权责对等。在机构方面, 一方面应提高规划委员会中公众代表的比重, 增加他们在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另一方面应建立公众参与规划管理的中介机构, 如社区组织、农民协会、社会机构等, 使之成为公众参与规划管理的组织者和代表。

(二) 完善村级“一事一议”选择方式

在村级自治条件下推行的“一事一议”方式虽然在农民表达自身偏好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超出了村级范围, 这种方式就受到了极大限制。因此, 可以考虑在村级“一事一议”的基础上, 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将自治范围扩展至乡级, 并结合抽样调查, 建立一套“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需求表达机制, 形成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的模式。其次, 健全和完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发挥农民代表的作用, 使农民的意见得到充分的反映。

(三) 创新公众参与的模式

推进农村民主建设, 创新公众参与的模式。实际上, 除了政府集中决策外, 还存在代表制、精英制、投票机制等多种选择方式, 这些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集中决策下信息缺失的缺陷。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扩大集体选择参与面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建立农民协会, 使农民的各种不同利益有相应的渠道得以表达, 从而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农民的各项权益。在分散的农民个体直接参与集体选择行动, 影响力极小的情况下, 通过农民协会这样的组织可以极大地扩大集体选择的参与面, 提高农民在集体选择中的影响力。因为农民协会自身既可以作为一个集体决策主体, 提供部分基础设施的供给, 同时还可以代表农民参与到由政府组织的集体选择中去, 使政府决策能够反映农民利益。我国各地农村积极探索公共决策机制的建设, 积累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如, 事前公示、事前听证和共同磋商等。

(四) 全过程的公众参与

已经运用的公众参与方式, 大多是对规划编制过程中的设计方案的展示和评价规划审批阶段的公众参与, 规划实施阶段的部分公众参与则多针对某项基础设施建设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公众正常工作、生活、学习等的严重问题。规划前期的公众参与也仅局限于设计者为调查现状而走访群众, 开展座谈、咨询等形式的调查, 是一种“被动式”的过程参与。而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管护、成本补偿等后续环节中, 农村公众则缺乏知情权、参与权, 而这些环节恰恰是最涉及农民利益的部分。建议借鉴国外把公众的知情、参与作为公共项目各项工作合法性前提的这一做法, 出台一部关于公共投资项目建设管理系统的完整的法规条文, 并在其中以“必然性规定”确立公众参与公共投资建设项目的法律地位, 从法律上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各个环节所必须遵守的程序严格规定, 保证农村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从程序上实现对建设项目全过程的有效监督和约束。

参考文献

〔1〕〔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谢明, 陈幽泓, 任睿译.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政策透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2〕邓淑莲.中国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篇8：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

[关键词] 人力资本 收益分配 实现基础 风险补偿机制

一、实现基础与影响因素

学界认为企业生产要素的谈判力由其稀缺程度、生产贡献、退出成本、承担风险的能力及其禀赋等5个方面共同构成，这些方面的变化导致了企业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博弈均衡的变化，并使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具有可实现性。但由于谈判地位的“历史差异”，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实现程度会因行业特征、企业类型、生命周期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而存在较大差异。

1.行业特征。波特认为行业的成长性是构成企业竞争力的首要因素。竞争力事实上就是企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组合与博弈均衡。财务理论研究也表明，行业特征、产品竞争等对企业融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行业特征对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谈判力及其参与收益分配的实现程度具有重要影响。

2.企业类型。总体来说，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实现程度随着企业中物质资本支配地位的递减而递增，随企业社会化程度增大而递增。在业主企业中，雇佣者几乎不具备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资格与机会。合伙企业特别是有限合伙的出现提升了人力资本的谈判力，但由于物质资本仍是主要风险载体，其谈判力很有限。随着公司制企业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公司资本外部网络化配置的时代背景，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可能性、全面性及有效性等均得以大大提升，作为企业创新载体的技术骨干尤其是高层次企业家人力资本开始共享经营权和收益控制权，并由此日益主导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特定模式。

3.企业生命周期。企业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力量对比是一个动态博弈均衡，这种资本构成随企业成长阶段而具有时期特征；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在应视企业发展阶段中对资本构成的依赖度而相机实施。在初创期和成长期，由于面临很多风险，企业要依赖于充裕的物质资本并注重对管理人力资本的有效激励。在成熟期，持续发展战略的需求使物质资本依赖大大弱化和间接化，通过企业家人力资本重组资源、实现结构型增长成为核心要务；经理人市场、创新人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使忠信的管理人力资本和“创新者人力资本”具有更多选择权，此时，面对职业经理的产权困惑与职务挥霍，以及创新者人力资本的机会损失与“创新困境”，企业仅靠高薪激励和长期合约束缚已难达到好的治理效果。所以，赋予管理人力资本以产权归属感以有效遏制代理成本，为创新者人力资本开辟进出“自由通道”以有效革新其参与收益分配的模式就成为有效的激励途径。这种依赖在衰落期更加显著。

4.公司治理结构。发达国家已从物质资本为基础界定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实际上转向了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复合资本为基础、以其权利配置为核心的治理结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成为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重要制度环境。不少观点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对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模式的影响主要限于管理人力资本。笔者认为，这只是沿袭了传统思路，其实传统激励方式同样可以有效的运用于所有的“创新者人力资本”。这不仅可以体现企业对知识经济下技术的合作创新趋势的深刻认同，并可在收益分配模式上有效体现“要素贡献准则”，且对管理者人力资本几乎独享人力资本收益分配权也是一个有效的制约和权衡。

二、特别风险的特殊补偿

在知识经济信息实时化、资本配置网络化背景下，随着生产资料、债券、股票以及基金市场等非人力资本的市场运作体系日益完善，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趋于弱化和间接化。考虑到其特殊产权特征导致的日渐套牢的人企关系，作为实际风险承担者和企业价值真正载体的人力资本应当享有特殊的、有效的风险补偿与保障机制。

1.突破合约壁垒与相机治理合约——收益权的动态前提。基于套牢的人企关系也即合约各方共同营造的、指向长期的专业合作壁垒会给企业尤其是人力资本承担的高风险带来高效率的匹配收益吗？长期合约的进出壁垒以及由此引致的、高昂机会成本下的人力资本的进出“惰性”将使企业面临“创新损失”，使契约合作背离初衷。此时，要再造高效的合作共赢机制就必须冲破原有合约壁垒，重新构造新型的企业外部网络关系。所以，知识经济下资本合作的长期合约或企业资本配置的网络化态势将必然是实时、动态的，而治理方式则应采用相机治理与共同治理相结合的全新方式。

2.构建二元异质资本结构——收益权的确认基础。财务结构的概念最早由Fama提出，指企业金融流量中用于各类支付的比例，资本结构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笔者在此运用财务结构广义概念，主要是因其更适合以下现状：在由技术创新和资本泛化引致的资源网络化配置环境中，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空前扩展与资本依赖的深度普及逻辑地要求资本结构安排能明确地体现出不同要素所有者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变化。但传统资本结构及其盈利项目的收益安排，却并不能体现人力资本的价值贡献与利益要求。资本的泛化以及核心资本的地位转移使得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产权共享与共同治理必然要求突破传统的资本同质假设和一元束缚，建立以非同质假设为基础的二元优序资本结构。

3.共同、偏重的财务治理权——人力资本产权的实现路径。人力资本参与控制后，公司治理的重心由原来的监督、约束经理人员转变为要素所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为此，有必要建立完善以下机制：第一，在组织结构上，通过制度确定董事会、监事会中各资本所有者所占比例；第二，比照物质资本计量模式，科学计量以切实实现人力资本产权化；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其核心专用性、边际报酬递增的动态性等特征，使其享有与其价值贡献度相匹配的共同而有所偏重的财务治理权。

参考文献:

[1]杨瑞龙 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3

[2]蒋 琰 茅 宁:资本网络化配置下的财务学思考[J]. 会计研究，2004，7

篇9：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

一、资本市场融资基础理论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

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金融体系十分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离不开资本市场, 两者存在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的密切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庞大的城市基础设施系统必须要有完善的金融支持系统。资本市场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主要是为了满足中长期资金的需求和政府等机构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需要。资本市场交易的品种繁多、期限各异、方式多样, 通常主要包括证券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长期存贷市场等。资本市场的基本作用, 就是资本通过证券、基金、债券等金融工具的交易, 为资本供求者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机会, 以适应不同投资和融资的要求, 将资本导向有效的使用方面, 形成新的要素配置。一方面使资本增值, 投资者受益;另一方面促进新供给的尽快形成并发挥效用。

资本市场上的各种金融工具以不同的方式和期限为基础设施和市政公用事业建设和经营提供必要的资金可以有效地解决项目的资金筹措问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领域为资本市场开辟了新的业务空间, 有利于资本市场扩大规模, 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巨大, 资本市场在满足这一巨大需求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扩大业务范围, 并且还能创造出新的金融工具。

通过资本注入方式的改变, 可以有效地改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企业的运行机制, 降低过高的资产负债率, 提高资金运营效率, 逐步消除因体制原因积累的风险, 真正推动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切实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体制改革, 真正实行投资多元化。

总之,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培育资本市场的结合, 通过资本市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既是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 又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 是两者朝着同一方向和相同目标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二、资本市场融资环境下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

我国对于城市基础建设问题的认识一直比较落后,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城市基础设施的经济效果认识不足;二是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经济性质和它的市场化的建设和运营体制认识不足。这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上, 更影响到政府决策。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城市基础设施的经济效果无从体现, 市场化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体制也无法形成, 而我国畸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客观上也抑制了作为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吸引力关键因素之一的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潜在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化进程加快,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城市的需求日益迫切, 城市基础设施的滞后和供求矛盾更加突出。面对矛盾, 理论研究者和城市政府的决策者加强了对城市基础设施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探索, 逐步认识到: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 城市基础设施必须适度超前发展;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应自觉运用市场机制。在实践中, 面对生产和生活对基础设施需求的不断提高, 一方面国家通过设立新的税种, 提高税率, 增加城市的财政收入, 并实行专款专用, 以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另一方面, 为了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不足, 各地城市政府做出种种尝试, 从开始的加大财政投入, 争取国家资金, 到后来打破财政单一投资体制, 向银行贷款实行负债建设, 推进土地批租、吸引外资, 对一些基础设施的使用收费, 如收取过桥费、排污费以筹集资金用于桥梁、道路、能源以及环境保护的建设等, 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操作方法。同时, 对一些公用事业的收费相应做了调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建设, 我国各城市的基础设施得到了迅速发展, 为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也大大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对于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仍然还有很大的不足, 很多城市基础设施旧账未还又添新账, 基础设施滞后已经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其中的资金严重短缺是许多城市提高基础设施水平首先遇到的问题, 为此, 理论界和各地城市政府开始积极探索新的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建设道路。

面对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投资缺口, 反思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所走过的道路, 分析未来基础设施资金的可能来源, 我们可以发现, 首先, 随着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向居民收入倾斜, 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整个城市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 而且这个趋势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缓解和逆转的。同时, 城市中的教育、政府机关等部门要花费财政金额中的大部, 因此, 主要靠加大城市财政投入解决需要适度超前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难免力不从心, 而国家的财政资金又是有限的。地方的建设主要还得地方自己解决;其次, 基础设施投资大、回收周期长, 在没有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机制之前, 想大量地吸引以盈利为目的的国外和本市以外企业、个人的投资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去是不太现实的, 更何况外资的引入由于受国际经济景气状况影响, 不确定性很大;第三,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逐步深入, 银行越来越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机构, 资金回报率成为银行贷款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同时银行系统实行了垂直化管理后, 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单纯的行政命令方式来获取大笔贷款资金的影响力下降;第四, 由于城市土地的稀缺性, 靠出让土地长期使用权、以土地带动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筹措资金虽然解决了一时的燃眉之急, 但不可能形成长期的资金供给。因此, 无论是发行债券、向银行贷款还是吸引国内外投资, 必须保证使投资者得到合理的回报, 如果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的低效率使得银行和债民的投入不但很难得到预期的利润甚至连本全都很难回收, 吸引资金将是一句空话。

总之, 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改革必须与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效率相结合。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环节, 要想拓宽融资渠道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首先要保障各种投资的资金回收和合理收益, 否则以盈利为目的的资金就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去。但是城市基础设施外部性的特点和我国城市公共物品实行的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模式, 决定了单纯的项目融资方式虽解决了融资问题, 但很难解决资金回收和效益问题。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城市其它公共物品的建设必须开拓新思路。

参考文献

[1]沈芝峰.资本结构理论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1]沈芝峰.资本结构理论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2]张沈生, 张炯, 柳正.项目投资与融资决策的理论方法与模型研究[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2004, 20 (4) .[2]张沈生, 张炯, 柳正.项目投资与融资决策的理论方法与模型研究[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2004, 20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