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异议——金华中院

2024-07-25

执行异议——金华中院(通用4篇)

篇1:执行异议——金华中院

执行异议

来源: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者:唐飞京发布时间:2010-6-2 15:33:39【字号:大 中 小】 【关闭】

人民法院在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执行异议:即已被人民法院查封的(包括因财产保全查封的)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地产,早已有协议约定为案外人所有,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提出了执行异议,并要求解除对该房地产的查封。对此类的执行异议是否成立、应如何处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一定的争议,故有必要进行探讨。

一、执行异议的主要情形和原因

执行异议是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人民法院的执行提出不同意见,对执行标的物的全部或部分主张权利,目的是请求人民法院排除对特定物的强制执行。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七十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

案外人对人民法院查封的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地产主张权利,认为该房地产早已有协议约定为案外人所有的,其成因、情形比较多。比较典型的、法律关系比较清楚的如:均为公民的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在法院查封前就已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协议,款项已结清并已实际交付,案外人已占有、使用该商品房,但没有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俗称过户手续),后因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的纠纷,法院查封了被执行人名下的该商品房,案外人为此提出执行异议;又如夫妻离婚,原登记在男方名下的房屋约定为女方所有,房屋实际上已由女方占有使用,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后因男方的个人债务问题,该房屋被法院查封,女方为此提出执行异议等。相对疑难、法律关系复杂的也有很多,如我们遇到的几个执行异议:1、某镇政府与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双方进行土地使用权的调换,相抵后进行找补;协议已得到履行,但由于土地未进行评估,土地的调换使用也未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备案,土地使用权虽已转移使用,而转移登记手续至今未能办好;后由于该公司的货款纠纷,法院查封了仍登记在该公司名下而实际已由某镇政府占有、使用的土地使用权;为此某镇政府提出了执行异议;该情形中,则不仅仅是房地产未进行权属的转移登记问题,其土地使用权未经价格评估和未经国资部门批准备案而自行调换使用进行差价找补的协议是否有效问题,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2、甲公司将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有土地有偿转让给乙企业,但未办理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手续;乙企业在该土地上建起了办公用房、生产用房等,并用该房地产向丙银行抵押了贷款;后乙企业因债务纠纷被丁公司诉至法院,所有财产被法院查封,并在执行过程中折价抵偿债务;丙银行也提出起诉,法院依法确认丙银行对乙企业在该土地上建起办公用房、生产用房等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但驳回丙银行对乙企业提供的该土地使用权的优先受偿权;丁公司将抵债的乙公司财产扣除丙银行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抵押物公开拍卖由戊公司竞得;现甲公司也因债务纠纷被巳公司起诉,其名下的该土地使用权被法院查封,该案进了执行程序后,戊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该土地的使用权。这里面存在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的登记归属不一致的情形以及法院的各个执行行为要避免冲突的问题。3、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形是,执行异议人并没有实际占有、使用协议转移的房地产,如某企业因欠某公司货款,经自行协商,达成将某企业的房地产折价抵偿货款的协议,但未办理房地产转移登记手续,而实际上该房地产仍由某企业占有、使用,后某企业因其它经济纠纷,该房地产被法院查封,执行过程中,某公司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该房地产的所有权。

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地产没有及时转移登记到协议约定的案外人名下,从上述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情形分析,主要原因,一是当事人维权意识不强,对房地产登记的作用、后果认识不够,没有及时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二是不动产权属登记中费用多手续烦琐造成当事人的畏难情绪;三是房地产转移登记的条件还不具备,如对房改房规定要满五年才能交易、上述例子

中的土地未经评估和国资部门批准备案等,造成的转移登记不能等。

二、对于案外人的异议是否成立,主要有三种意见:

1、应以房地产权属登记为准。该意见认为,不动产权属登记是物权变动的权属生效条件,没有经过权属的变动登记,房地产的权属就没有转移。童兆洪认为:“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行政主管机关的登记。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与变更以履行登记手续为生效要件。”②该意见的观点称为房地产之物权登记主义,是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主流观点。该意见认为,确认房地产的权属,应维护国家房地产登记的公信力,以权属登记为准;而在执行过程中,更应如此,否则的话,将会给被执行人带来逃避履行义务的可乘之机,被执行人随时也完全有能力提供一份与案外人的协议,说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地产已经在法院查封前就转让给案外人了,再由案外人在执行过程中提出执行异议;以房地产权属登记为准,既是防止被执行人逃避义务的需要,更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推进法治的必然要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五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查封时,土地、房屋权属的确认以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的登记或者出具的证明为准”的规定,人民法院的查封应以权属登记为准。因此,只要该房地产仍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应视为该房地产的所有权没有转移,仍为被执行人所有,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地产进行查封是正确的,对于案外人以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地产已协议约定为其所有而提出执行异议并主张所有权的,法院不能认可,法院也不需要对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协议是否成立、是否有效进行审查,直接就应当予以驳回案外人的执行异议;至于案外人的利益只有通过其它途径与被执行人另行解决。

2、未经登记的不能对抗第三人。该意见认为,不动产权属登记不是物权变动的权属生效条件,而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该意见的观点也即所谓的对抗要件说。按照该观点,房地产权属的转移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以双方合意为准,而不能一概认为只有经过登记才发生权属转移;但是如果未经法定部门的不动产权属登记,该房地产权属的转移则不能对抗第三人,也即房地产权属的转移只有经过法定部门的不动产权属登记才有普遍的约束力,能对抗第三人,而不是仅仅约束房地产转移的双方。在实践中,该观点的适用比较容易操作和合理:对于房地产权属进行转移双方之间的纠纷的处理,以双方合意为准,而不论该房地产权属的转移有没有经过法定部门的过户登记;但如有第三人提出权属要求的,则以该房地产的权属登记为准,第三人完全可以根据该房地产的权属登记认为属登记方所有,这是维护国家房地产登记的公信力的最低底线。因此,对于执行异议的处理问题,该意见的处理与第一种意见的处理,虽然观点上有差别,但结果是一致的:案外人的异议不成立,人民法院也不需要对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协议是否成立、是否有效进行审查,应当直接予以驳回;并认为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的房地产权属转移,属合同中的履行不能,只有通过另外途径要求被执行人承担返还财物并承担违约责任、赔偿损失。

3、以房地产的实际归属并已实际转移交付使用为准。该意见认为,应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我国的法治现状,因为当事人维权意识不高、守法意识不强、登记意识不重是历史造成的;而在不动产权属登记中,登记机关的高收费强处罚低服务现象也是造成权利人不登记的一大原因,以及由于国家公权分权不尽合理、权利交叉运行造成的如房产与地产的权属主体不

一、或有房产权无地产权、有地产权无房产权等现象造成无法办理登记手续等,对此的法律上不利后果不能一概由当事人承担,国家应给予一定的救济和疏导。因此,一方面,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房地产权属的转移以双方合意为准,另一方面,在对抗第三人上,考虑到登记手续的滞后性、上述的种种当事人意识不足造成的不及时性、房地产登记的现状等客观因素造成的难以办理性以及国家应对此承担的责任等情况,不能一概要求只有不动产权属登记才能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应当对于已实际转移交付使用的,公众、社会、知情人认可的,法院应予承认这种“事实权属”,以保护受让人的权益和交易的安全;当然,房地

产的实际归属并已实际转移交付使用应在法院查封之前。因此,对于上述的执行异议,该意见认为,要对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房地产权属转移协议是否成立、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审查,如果合法有效和成立的,并已经实际转移交付使用的,案外人的执行异议就应认定成立,予以支持、解除查封;对于没有实际转移交付使用的,不能认为权属已经转移,案外人的执行异议则不能予以支持;至于房地产权属转移协议有瑕疵可以补救的,应准予并限期补救。

三、笔者意见

合同法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意见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比较来说,第一个意见的观点比较绝对化,第三个意见的观点则不能够防范被执行人与案外人串通逃避债务行为,不利于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利益,也有损国家登记的公信力;相对来说,第二个意见的观点则既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同时又考虑到了实际情况,实践中也能够把握,但也需要完善。

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是一种社会公示、公信制度和方式。物权具有排他性,其变动常产生排他的效果,若某一物上已经成立物权,则与之不能两立的有着同一内容的物权,因此,要发挥物权的排他作用,防止他人对物的争夺,对他人财产的侵犯,法律必须设立物权公示制度及公示方法,物权的公示,就是物权享有与变动的可信赖于社会公众的外部表现方式——登记,其所体现的是国家对不动产物权关系的干预,目的旨在明晰各种不动产物权,依法保护物权人的合法权益,并由此产生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也即不动产登记机关在登记簿上所作的各种登记,具有使社会公众信赖其正确的法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制作的房地产权属转移的裁定,人民法院应当明确告知受让人及时办理登记手续,但其权利追朔到相关法律文书生效之时。按照该规定,房地产的权属“只有经登记方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③,这还是房地产之物权登记主义,但又规定物权变动的日期并非从登记之日起算,而是从法院所作出的权属转移裁定生效之日起计算,这则可以说是对抗要件说的观点。该规定是上述二个观点(相当于前述第一个意见的观点和第二个意见的观点)的折衷,以维护国家登记的公信力为原则,同时保护了交易双立的权益。

笔者认为,不动产物权的权属转移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二种效力,对内即对于转移双方来说,可以以不动产的实际交付占有使用为权属的转移,如果经公示没有异议的,登记机关也可以以此时间作为权属的转移登记时间;对外效力又可分为二种,一是,不动产物权的权属转移是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引起的,如合同行为,则应以登记为原则,即没有经过权属的转移登记,包括尚在办理过程中而尚未核准登记的,房地产的权属就没有转移,房地产权属转移双方以外的任何人都可以不承认该不动产的权属已经转让和改变,而认为仍为登记名义人所有,也即不得对抗第三人;二是,不动产物权的权属转移是因法律事件引起的和因法院的裁判等非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引起的,则不能以登记为生效条件,而应视为已发生转移,前者如父母死亡引起的子女对于其遗产的继承,后者如行政上征收、刑事上没收及法院的其他判决引起的权属转移等。

本文讨论的是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协议转移房地产权属问题,该不动产物权的权属转移是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引起的,应以登记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有些法律工作者认为,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房地产权属转移协议合法有效和成立的,并已经实际转移交付使用的,应认为该房地产权属已经转移;否则的话,不认为权属已转移而支持申请执行人的主张并驳回案外人的执行异议的,就必将要案外人退出其已占有使用的房地产,这在执行中是很有难度的,不能得到案外人的配合和群众的理解,容易引起冲突,社会效果不好;同时要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另行解决,又增加新的纠纷。

对此,笔者能够理解他们的顾虑和执行实践中的难度,但笔者认为,在上述执行异议中,如仅仅是案外人的权益和申请执行人的权益二方面,案外人方,因物权未变动,还不享有物权,其权益是要求不动产物权的权属转移,这是合同之债,其享有请求权;申请执行人方,其享有的也是一个债权、请求权,二者都没有优先权,但现在涉及到维护国家登记的公信力、保护案外人合法的交易安全、以及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实现三方面的利益,这就需要考虑保护权益的轻重的选择;一方面,维护国家登记的公信力、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实现,明显要重于保护案外人合法的交易安全;而且,这还涉及到维护法律统一的尊严、推进法治进程、提高当事人法律素质和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等问题;另一方面,任何交易都有风险,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的房地产权属转移协议也有风险,没有及时进行转移登记,造成协议履行不能,其后果应由协议双方承担,国家及其他当事人不能为此作牺牲和利益受损。第三,就执行难度来讲,无论如何都要牵涉到腾退出房地产的问题,区别是被执行人在占有还是案外人在占有;就社会效果来讲,社会效果是相对的,不能说让案外人退出占有使用的房地产的社会效果就不好、支持了案外人的异议就会有好的社会效果,而应该讲,严格依法办事,从长远来看,是最好的社会效果,牺牲了法治原则,从长远来看,是最坏的社会效果。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意见,对于登记在案外人名下实际属于被执行人的房地产,法院执行机构是没有权利直接认定和作出判断的,只有通过另行程序依法确认。那么,笔者认为,对案外人以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地产已协议约定为其所有的,法院执行机构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认定和作出判断,认为这是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实际属于案外人的房地产的,也是不妥当的。

因此,笔者认为,案外人以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房地产已协议约定为其所有而提出的执行异议,不能成立,法院不能予以支持。

注释:

①童兆洪主编:《民事强制执行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版,第175页。②童兆洪主编:《民事强制执行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版,第95页。

③葛行军、范向阳:“涉及房地产执行的若干问题——法发20045号文件解读”,《人民法院报》2004年2月28日,第3版。

篇2:浅析我国的执行异议之诉

( 一) 执行异议的概念

执行异议是指案外人、利害关系人或原案当事人不认为法院有合法的理由实施执行行为, 主张自己对执行标的拥有实体权利, 从而提起异议之诉, 申请终止或撤销法院的执行。执行异议之诉是一项特殊民事诉讼制度, 发生在民事执行环节中, 由案外人提起诉讼, 表达对执行标的实体权利的主张, 并由执行法院进行审理。

( 二) 执行异议的类型

民事执行异议有两大类型, 其一, 实体上的执行异议。案外人就涉案财产的实体权利归属主张自己的权利, 属于实体法律关系范畴的执行异议。其二, 相对地, 程序上的执行异议。法院在执行涉案财产过程中, 存在程序法上的违法行为, 由此造成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受损, 法律就赋予利害关系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权利, 申请终止执行, 恢复自己权利的正常状态。

( 三) 执行异议的特点

首先, 执行异议具有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特点。判决形成后, 就可能无意或因当事人故意隐瞒而对案外第三人的利益进行了无权处理。其次, 具有对司法权力制约的特点。设立执行异议制度, 让法院的执行权力的行使有了底线———案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再次, 执行异议程序的启动具有一定被动性。司法机关无权启动, 启动权利赋予案外的利害关系人。

二、问题与探讨

( 一) 从一个执行异议之诉案件说开

案情简介———案外第三人A某与被执行人B某曾为夫妻关系, 育有一子, 二人离婚时, 在离婚协议中写明双方共同所有的一所房产由A某居住; 如果转卖, 则房款均分, 同时B某将自己所得款项全额赠与儿子, 并以其子的名义存入银行, 年满十八周岁之前, 无权动用此笔款项。另有一处车库为共同财产, 该车库是由B某借得其母十万元购买, 婚姻存续期间一直无力偿还, 后经过商议, 将车库抵押给B某的母亲, 并约定有经济能力后可以回购; 后由A某自行筹款购回车库。期间, A某一直带着儿子居住在原有房产中并且正常使用车库。但房产和车库的署名一直没有更换, 都在B某名下。

婚姻关系结束后, B某从申请执行人C某处承包了一所饭店。二人达成委托经营协议, 按约定, 申请执行人C对被执行人B某享有饭店经营期间所得利益的债权。后来, 由于经营不善, 饭店难以正常盈利。B某诉诸法院, 要求A某支付租金100万。经过两次审理, 法院最终判决A某赔付。根据判决结果, A某申请查封B某名下的房产和车库。A某主张自己对车库和房屋享有权利, 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 后被裁定驳回, 于是A某继续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诉讼请求为: 确认自己对车库和房地产的所有权; 终止执行法院对其享有全部权利的车库和房产的执行行为; 执行法院的执行庭受理了该案。经过审理, 法院判决A某所提车库的异议成立, 终止执行; 但房产因为没有发生实际的赠与行为 ( 未经转卖) 仍为共有, 异议不成立, 继续执行。

( 二) 问题的提起与探讨

由本案以小窥大, 提出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一些问题, 分列如下:

1. 诉讼事由

A某作为案外第三人主张停止执行的理由是主张自己对房屋享有所有权和居住权, 法院对异议进行了受理, 承认了该权利类型属于合法的异议之诉的提起事由。但新《民事诉讼法》解释中提到的诉讼事由比较笼统———指具有排除执行进行的实体性权利。通常而言, 在所有权范畴内, 权利的性质比较统一, 不用加以区分。然而在他物权范畴内, 就存在例外情况。普通的担保物权可以成立, 如留置、抵押。但用益物权中的租赁权, 因为“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 房产的实际交付根本不会对租赁者产生影响, 就不应当纳入合法事由。

案外人因为自己权益受损而提出异议, 但不是所有类型的权益都可以具有阻断执行进行的效力, 只有那些高度相关的实体性权利才可以阻止物的交付或转移。比如所有权, 因为是完整的无权, 在实践中, 也成为主要的诉讼主张。为此, 笔者建议诉讼理由应当在条文中列明权利种类, 如所有权, 用益物权, 担保物权、典权等。同时应当注意到例外情况。比如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虽然需要登记, 但是如果对价已经交付, 而尚未进行登记转移, 在异议之诉里, 仍然可以成为权利的主张理由, 1如本案中的车库的所有权就在C某, 因而对车库提起的执行异议得到了认可。再如, 并不是所有的用益物权都可以成为诉讼理由, 租赁权也是一种对房屋的利用行为, 但是执行导致的产权转移事实上不会对其产生影响, 因而租赁权享有者不能主张执行异议。由此, 诉讼理由的成立一方面是符合权利种类, 另一方面, 强制执行必须要对案外人的权益造成实质的威胁和损害。

2. 管辖

在本案中, 案件的审理直接由执行庭处理。这可能是出于审理效率的考虑, 因为执行庭较审理庭更直接接触到执行标的的信息和其他流程。但笔者认为由执行庭审理执行异议的案件是混淆了审执关系的做法。审判权和执行权是两种独立的公权力, 通过权利划分和独立可以起到相互制约的效果, 防止内部滥用权力。将执行权力交给执行庭, 如果执行行为确实存在不正当的地方, 让执行机构自身纠错, 无疑增加了纠错成本, 更难达到纠错目的。为此, 笔者建议, 审理执行异议案件的机构应当明确为执行法院所在的审理庭。一方面, 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审理对象仍然属于实体性权利范畴, 因而与它们常规处理的案件性质上无差, 不会增加额外的审理负担。另一方面, 正因为是对实体性权利的审查, 因而审判人员相较于执法人员具有更高的专业知识。最后, 由审理庭管辖执行异议案件, 符合审判权执行权分离的权力设置规制, 能有效的对执行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 也符合执行异议之诉的特点。

3. 前置程序

异议之诉在正式向执行法院提起之前,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 还有一道前置性程序需要完成———提出执行异议。如本案中的案外人A某, 在正式提起异议之诉前先被驳回了异议申请。设置该前置条款的立法动因是考虑中国目前的法治程度较低, 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恶意异议执行的申请, 从而造成司法审判资源的浪费, 需要先提交异议申请。然而, 笔者认为法律的规定不应片面注重司法和执行的效率, 而牺牲了普遍性的法律原则。而且, 增加一条前置性起诉条件, 也并不会当然地降低司法资源, 本案中的A某在被裁定驳回申请之后, 仍然决定起诉, 对于那些真正主张自己权利的主体而言, 这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而言, 增加的前置程序反而是对资源的浪费, 是一种程序上的重复。

这本来是考虑到我国审判实情而设置的, 为了减轻这类案件的积压, 增加审判压力, 这一环节便起到一个筛选恶意异议之诉的功能。但笔者仍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权利真正受损的案外人是不会因为这一环节的设置而放弃起诉。同时, 这样的门槛设置也不利于对案外人权利的救济。最后, 因为案外人之诉涉及的权利是实体性权利, 所以应当由正式的审判程序加以确认, 而不是通过审查审核的方式来决定。

摘要:本文讨论的对象是民事诉讼制度中的一大热点, 也是难点的执行异议问题。近年来, 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 导致强制执行法院判决时, 可能正侵犯了案外人的合法权利, 从而出现执行异议的难题。虽然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相继出台, 进一步填充了制度上的细节规范, 但仍然存在适用上的问题, 本文将结合一个典型案例探讨现行的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问题。

关键词:执行异议之诉,案例分析,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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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执行异议案件办理规范问题研究

关键词:执行异议;司法实践;审查要点

一、办理执行异议之诉案件可能出现的问题

异议人主体资格认定错误。依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有资格提起执行行为异议的人,必须是执行案件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执行行为对其利益产生影響、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其利益不产生影响、与其没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则不具有异议人的主体资格、不得作为异议人提出执行行为异议。

在案外人异议裁定或执行监督裁定书中赋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执行复议的权利有误。依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七条(原第二百零二条、第二百零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中正确适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202条、第204条规定的通知》第2条、第3条之规定,适用执行异议、复议程序进行审理,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的,才能申请执行复议;对案外人异议裁定不服的,不得以申请执行复议作为救济途径;案外人异议和执行监督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书均不得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权利。

对是否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6条,执行和解协议应该具备一定的形式要件,即应当是采用书面形式,或者记入法院的执行笔录并经由双方当事人签章确认,并且提交给法院附卷。不具备上述形式要件的,不得认定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

以执行和解协议没有履行完毕为由申请恢复执行的,错将执行和解协议作为执行依据采取执行措施。依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之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恢复执行的,应该是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不是恢复执行和解协议。能作为法院强制执行依据的,只能是原生效法律文书。案件恢复执行后,应严格按照原执行依据确定的内容执行,而非继续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

异议裁定遗漏审查异议请求事项。异议人提出两个或多个异议请求的,异议裁定只对其中的部分请求事项进行审查并作出回应,而未对其他异议请求事项作出处理。

对拍卖被执行人惟一居住房屋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出现偏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7条的正确解读是:人民法院在强制执行程序中,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必需的居住条件后,可对被执行人惟一居住房屋采取拍卖措施。也就是说,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是拍卖被执行人惟一居住房屋的前提条件。由于被执行人惟一居住房屋强制拍卖后他们将不再保留有生活必需居住房屋,执行法院至迟应在裁定拍卖时,依法制定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居住房屋的安置方案。未制定相应保障方案时,不得裁定拍卖涉案房产。

二、规范执行异议之诉案件的对策

(一)执行异议之诉裁判结构的确定

2008 年《执行解释》第 18 条、第 22 条只规定,案外人与申请执行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04条规定提起诉讼,由执行法院管辖,但未明确由执行局还是审判庭来处理。鉴于目前执行机构审判力量的相对薄弱,该类型案件应当由审判部门进行审理。同时,应进一步区分审判部门,一般应由作出原生效裁判、调解书的民商事审判庭依照诉讼程序审理;执行依据为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或执行法院并非作出原生效裁判、调解书的一审法院的,应当根据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的性质,由各归口民商事审判庭进行审理。

(二)民事执行异议之诉的提起事由的界定

鉴于 2008 年《执行解释》第 15 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事由的规定的过于笼统。在审判实践中,应当结合我国的现行实体法相关规定,以下事由应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提起事由。案外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204 条规定提起诉讼的,须主张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足以阻止其转让、交付的实体权利,具体包括:①所有权,包括单独所有权和共有权;②用益物权,但执行不妨害案外人占有使用的除外;③租赁权,但执行不妨害案外人占有使用的除外;④股权;⑤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实体权利。案外人有多个异议事由的,应当一并主张。

(三)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审理程序的完善

1.关于诉讼主体的界定

执行异议之诉的原告,目前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没有太多争议,主要是被执行人的主体地位问题。2007 年《民事诉讼法》及 2008年《执行解释》规定,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如果被执行人反对案外人所主张得的实体权利,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申请执行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04 条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对执行标的许可执行的,应当以案外人为被告,被执行人反对申请执行人请求的,应当以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为共同被告。那么,被执行人同意原告的主张或者不置可否时,其地位如何没有规定。调研组认为,鉴于被执行人对案件一般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该情形下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将其列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被执行人不反对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请求,其主体地位类似于民诉讼法上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人民法院依职权将被执行人追加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无法对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的请求表明意见的,应将其列为共同被告。

2.适用证据规则的问题

(1)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否定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在执行标的上的权利,故在此情形下,执行依据不宜直接作为证据加以使用,但应由案外人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即使被执行人对案外人的权利主张表示承认的,亦不能免除案外人的举证责任。

(2)法院在执行程序中调取的证据应作为审理程序中证据予以适用。异议之诉程序的启动以执行程序的启动为前提,异议之诉的提起正是基于原、被告与第三人对执行程序中的执行标的存在实体权利争议,异议之诉的诉讼标的与执行程序的执行标的具有重叠性,有时甚至是同一性,两个程序的证据具有关联性,其证据的证明对象均指向所争议的执行标的(诉讼标的),因此,执行程序的证据可在异议之诉程序中予以使用。

3.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表述问题

执行异议之诉意在阻止执行程序的进行,同时又是诉讼标的实体权利的争议,因此,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当首先具有请求停止执行的主张。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应当表述为请求对执行标的物停止执行。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请求应当表述为请求对执行标的物许可执行。当事人诉讼请求不明确的,法院应当予以释明。同时,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案外人一并请求确认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或要求对其主张所依据的相关实体法律关系进行裁判的,一般应当合并处理,被执行人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案外人未同时请求确认其对执行标的物享有实体权利的,法院应当予以释明,经释明其仍坚持不增加的,法院不在判决主文中予以宣告,但应当在判决的事实和理由中予以阐明。

三、结论

将案外人的实体权利争议纳入诉讼程序的轨道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意义重大。但我国现行的立法以及司法解释中有关执行异议制度的规定仍然不尽人意。因此,对于审判实务中存在的疑难问题,我们需要加强与法院执行部门、民事审判部门沟通,借鉴外地法院先进经验和做法,来加以积极应对。

参考文献:

[1]许莎丽.论我国民事执行异议之诉[J].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0(06)

篇4:浅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关键词:执行异议;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司法解释

民事诉讼法和民诉法解释中有关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定是对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很大完善,可以看做是执行立法史上的里程碑,指导并规范着今后更为文明的执行工作。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执行异议的一种正当性保障的救济方法,发生在民事执行环节中,是一项特殊的民事诉讼制度。具体是指在有关权利主体提出执行异议,经受理的执行法院进行初步审查和处理作出裁定后,案外人对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请求执行法院通过审判程序解决争议而提出起的诉讼。将执行异议之诉明确规定下来,由最初的一元的实施程序,变为二元的实施、审查程序,使执行救济制度的构建更加完善。

一、执行异议之诉的性质定位

(1)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提起,是由于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享有并且法院的执行行为妨害了其享有的实体权益。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只需要根据异议之诉,作出禁止强制执行的决定即可,并不需要进一步作出执行标的实体权利归属的判决。因此,在执行过程中,若要排除法院对执行标的的执行,案外人只能通过提起异议之诉达到目的,其他诸如确权诉讼等均不能实现这一目的。所以,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应为请求法院排除对特定执行标的的执行行为。

(2)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性质定位。目前学界对于执行异议之诉的性质大致有形成之诉说、确认之诉说、给付之诉说、救济之诉说等。笔者赞同将其定位为形成之诉。从形成之诉的基本功能来看,是要变更或消灭既存的法律关系,从其裁判效果来看,是改变或消灭原法律关系的内容,追求的是实体法上的一种“形成效果”。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诉的目的是排除对某财产的执行行为,若将该诉理解为给付之诉或者确认之诉,其判决效力并不能必然排除法院对执行标的物的执行行为,也不能实现诉讼的目的。由此可见,执行异议之诉所追求的效果是程序法上的形成效果,排除法院对案外人享有权利的标的物的执行行为,从而保护案外人的实体权利。所以,其本质上是程序法上的形成之诉,这种解释更加符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制度的功能本源和目的。

二、关于前置程序——执行异议的问题讨论

(1)执行异议的审查方式。民诉法将执行法院对案外人异议的审查作为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前置程序,但是对案外人异议程序的审查形式在司法实践中一直有颇有争论。不少学者的观点认为应当采取严格的形式审查或实质审查,此观点过于片面化,会导致执行异议审查的无法达到制度设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应将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相结合,在形式审查的基础上,适用有限的实质审查,这样既能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救济途径,也能兼顾执行程序本身的效率和效益,充分发挥该制度的积极作用。司法实践中,案外人的异议主张本身就是基于实体权利而提起,所以主要作为程序保障的案外人异议制度不可避免地要承载着一部分实体审查职能的任务。如果执行裁决部门完全采取形式审查标准,那仍旧是对标的物权属进行表面判断的简单重复,案外人异议程序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制度价值。

(2)执行异议作为前置程序是否必要。作为前置程序的执行异议审查,首要突出的特点是其程序的简单性,将其设置在前,可以先行解决一部分案外人异议问题,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执行效率。其次,若案外人不经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诉讼,则可能出现审判部门已对案外人异议进行审理,而执行机构不问甚至不知案外人异议的尴尬。再次,随着我国财产登记制度等完善,财产权属状况越发明晰,在此情形下由执行机构通过相对简单的程序对案外人异议先行审查,其难度较小且裁定迅捷,还能够起到释法、教育的效用,避免一旦表示異议就必须另行提起诉讼的呆板与繁琐。所以,执行异议制度作为前置程序是十分必要的。

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起诉条件的问题分析

民诉法解释用了多达13个条文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多个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其中不乏大力完善和进步的亮点,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1)管辖法院的确定。立法规定由执行法院管辖,但执行法院受理案件后,还可能存在“委托执行”的情形。从法理上分析,受托法院的执行行为应当视为委托法院的行为,案外人应当向委托法院提出异议之诉。然而,这样对当事人和法院都会产生不便,特别是对执行处分的具体内容等难以查明。而且,受委托法院具体实施的行为,都应当是其可以自主裁定和实施的。那么,既然是受委托法院的执行行为侵害了案外人的权利,执行异议之诉也应当向该法院提起,由该法院审理并撤销执行行为才为妥当。因此,在存在委托执行的情况下,受理执行案件的法院只是行使了形式意义上的执行管辖权,而实质意义上的执行管辖权是由受托法院行使的,此时受托法院应当理解为执行法院。

(2)案外人的证明责任。立法明确规定了执行异议之诉的证明责任都是由案外人来承担。针对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来说,将证明责任分配给案外人是无可厚非的,但为何在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中,案外人也承担着证明责任呢?

执行异议之诉的正是基于案外人的前置程序的裁定来处理实体权利主张,导致了执行申请人无法通过充分的前置程序维护实体权益,因此法院在作出停止强制执行裁定时再给予执行申请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机会。所以不管何类主体提起,诉讼实质上都是处理的同一诉讼标的,简单的来讲就是阻碍强制执行的措施,这符合的是案外人的利益主张,所以应当要求案外人对存在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证明责任,从本质上看,这仍符合证明责任的一般规律。

参考文献:

[1]杨与龄.强制执行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张卫平.案外人异议之诉[J].法学研究,2009(1).

[3]唐力.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完善[J].法律实务,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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