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考察要求

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考察要求（精选6篇）

篇1：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考察要求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征文

中国共产党党章修订的历史考察

（中共新密市委党校 河南郑州452370）

【摘要】我们党历来重视制定、修改和完善党章，特别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历史关头，总是通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党章，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新党章来指明方向。

【关键词】党章制定党章修订党的发展轨迹

【作者简介】

张彩红（1972-），女，河南新密人，中央党校毕业，现为中共新密市委党校高级讲师、新密市情研究室调研员。

党章既是我们党的根本大法，又是党的重要文献。党章确立的是党的旗帜，表达的是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体现的是党的整体意志和共同理想。我们党历来重视制定、修改和完善党章，特别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历史关头，总是通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党章，以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新党章来指明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先后通过了17个版本的党纲党章。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除外）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自身经验的积累对党章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九十年来，党章包括部分和全部、小动和大动等不同层面、不同程度进行修改完善已有15次之多，形成现在实行的比较完善的党章。党章的逐步完善与创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到成熟的历史过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见证了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奋斗过程。

一、建党初期党章体系（一大至六大党章，受共产国际指导)

1、一大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政治主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党的正式创立。党在创立之初，思想上、组织上、理论上的准备远不成熟，在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个“党纲”虽不是党章，但它实际具有党章的作用。提出了党的政治主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2、二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详细规定了党内的组织纪律规范

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第一部正式党章，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章程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宣告党的最高纲领是为将来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这部党章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6章共29条，近4000字。对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作了具体规定。

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后完成。这个 1

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规范。从三大到六大，党章的内容只做过局部调整，没有大的改动。

3、三大修正党章规定了新党员候补期，严格党员发展程序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章程共6章，30条。做了个别条文的改动，把入党介绍人从原来的一人增加为二人，进一步完善了入党手续的有关规定，第一次规定了新党员候补期，规定了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严格党员发展程序、提高党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4、四大修正党章规定支部为党的基层单位，重视党支部的作用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次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党支部，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规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地方各级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为“书记”。四大党章首次把中央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改为总书记。这表明我们党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注意发挥党支部的作用。

5、五大修正党章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

四大以后，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党组织空前发展，党员人数急剧增加。1925年四大时有党员994人，1927年五大时已达57900余人。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巩固队伍与提高素质的问题提上日程。1927年4月至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没有专门讨论修改党章的问题。五大闭幕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是唯一的不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章程共有12章，85条，在党章史上提出了很多个第一。第一次明确规定党员年龄必须在18岁以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第一次将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省委、市委或县委、区委)和基层组织三个层次；第一次规定设立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次规定选举产生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这是早期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团（即党组）的设置及其职责；第一次把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单独列为一章。五大党章是我们党历史上条目最多的党章，体系更加完整。

6、六大党章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

大革命失败以后国内一片白色恐怖，在国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已没有安全保障。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部党章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体现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密切联系，开篇即强调“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使党不能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领导革命和自行处理党内事务。

二、七大党章体系（七大至八大党章，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制定）

1、七大党章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走过了24年艰苦卓绝的历程，在长期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成为一个经过整风，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一致，在全国范围具有广泛影响的，对中国革命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的政党。

七大党章第一次增写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总纲，总纲以简洁的文字阐述了党的性质、宗旨、纲领和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加强党的建设的基

本要求等，极大地增强了党章的理论性和指导性。第一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和四项权利；第一次对民主集中制作了科学表述；第一次把“四个服从”载入党章；第一次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根本的组织路线。

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丰功伟绩，正是基于七大正确的路线方针。七大党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好的一部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得到了确认。

2、八大党章对执政规律的初步探索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需要来自党内外的监督，其关键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坚持集体领导。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一是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二是提出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群众路线的传统。三是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六条原则。四是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十项义务和七项权利。八大党章对于刚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作了明确阐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体现了执政党建设的新特点，党明确提出了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反映了我们党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新成果。

三、九大党章体系（九大至十一大党章）

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失误，党的自身建设也遭到严重挫折。在这20年当中，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三部党章，即九大党章、十大党章和十一大党章。这些党章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制定出来的，不可避免带有“左”的错误的痕迹。

1、九大党章背离了八大的正确纲领

1969年4月通过的九大党章背离了八大的正确纲领，在党章中肯定了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把接班人列入党章，这在党章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九大党章否定了八大党章明确的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党领导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在党员条件上，取消了党员权利和入党预备期，把八大党章规定的党员十条义务改变为五项接班人条件。在组织原则上，取消了八大党章中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发挥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等条文，并取消了五大以来设立的党的监察委员会。

2、十大党章继续了九大“左”的错误

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继续了九大的“左”的错误，沿袭了九大党章的总纲和条文，只作了个别的修改和补充。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败露，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

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

3、十一大党章十年内乱结束后的第一部党章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十年内乱以后的第一部党章。它恢复了八大关于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提法。在内容上与九大、十大党章比较作了较多的修改：增写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等。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十一大党章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四、十二大党章体系（十二大至十七大党章，党章规范、与时俱进）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恢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给十二大给予极大的期望，他说：七大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由邓小平主持修订的十二大党章在全面总结和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搞好执政党建设作了新的探索。

1、十二大党章探索执政党建设的原则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和两年徘徊之后，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制定的十二大党章。十二大党章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和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对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最终目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巨大优越性和必将取得胜利的前景，对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等作出了科学论断；对党领导作用的基本原则和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发挥领导作用，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等党的建设，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新党章还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更科学的表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的战斗力的基本要求，也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十二大首次将入党誓词载入党章，在党章的总纲里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总之，十二通过的党章继承了七大党章和八大党章的优点，清除了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对执政党建设的各方面都做了比较全面和完善的规定，这表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执政党建设的新探索。

2、十三大修正党章突出改革和制度建设，适应体制改革进程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展开，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方针，并通过了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只十二大章程的部分条文做了修改和补充。着重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党内选举制度的改革方面，表明党的建设正在走上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其中重大的改变有：改革选举制度，规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采用差额选举；为加强集体领导，提出党组织讨论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转变基层党组织的职能，规定企业和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不再领导本单位的工作，而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增写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等。

3、十四大党章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当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被写入十四大党章，第一次郑重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概念。

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地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郑重地载入党章。中共十四大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4、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这次修改只有7处，共计160个字，却引起了党内外的高度关注。党章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写入党章。

5、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通过的党章，是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部党章。党章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总纲部分；党章对党的性质及阶级基础作了新的表述，强调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从原来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新党章中增写“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充实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内容；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提出了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等新的要求；增写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可以申请入党的内容；增写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十六字原则；增写了街道社区、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任务；新增了党徽党旗一章。

6、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与时俱进

十七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高高举起。这次党章修改着眼解决两大命题：一个是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另一个是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确立什么建设目标和如何实现目标的问题。

十七大党章修改文字量虽然不太大，但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十个大的方面的内容修改和补充。

（1）是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2）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重大论断写入党章。

（3）是把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奋斗目标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是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党章。

（5）是充实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增加了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建立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和程序等内容。

（6）是充实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写进了总纲部

分。

（7）把党在领导军队建设、民族工作、宗教工作、统战工作、外交工作等方面形成的方针政策写入党章。

（8）是把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党的建设上形成的理论成果和重要经验写入党章，党章总纲还充实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内容。

（9）是为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把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有关内容写入党章。

（10）是党章修正案关于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义务等方面进行了增写和充实。

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其增写部分（多达32处以上）反映了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成果，这无疑是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具有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特点和优点。其充实部分也是来自于对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实践中成熟经验和正确做法的科学总结，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优良作风。

九十年来，党章的修订是不断地适应新情况的演进过程，我党不断地把已经成熟了的经验和经过检验证明正确的结论写进党章。党章的历次修订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曲折过程，反映了党对革命和建设的认识的理论升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理论品质。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7600万党员的大党来说，把全党同志的思想统一到党章上来，自觉按照党章行动，使中国共产党真正具备担当民族和历史赋予的历史重任的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篇2：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考察要求

<<史学月刊>>2007年 第08期

作者: 刘保刚, 郑永福,是否有权利意识，是现代公民与传统臣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关于中国近代公民权利意识问题，学界有所论述。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近代之人权觉醒》一文中，就主要讨论了晚清时期人权的觉醒。大陆法学界的学者也有所讨论，夏勇在《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从法学、政治学角度，对中国近代权利问题有所分析。大陆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对该问题也或多或少论及。本文则在前人基础上，对其演变和特点进行阶段划分和系统考察。

一 权利意识觉醒时期（甲午战前～1899年）

中国近代权利意识觉醒主要得益于西学的输入。严复在《主客平议》一文中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1](p373)事实上，民权、人权概念的提出，都是受西学启发的结果。据学者考证：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1875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2](p9)此说还不敢确定。康有为仿照几何原理编著的《实理公法》（1887年）一书中称：“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3](p333)这应该是较早提到人权概念的，同样也受到西学的启发。虽然在甲午战前，民权、人权都被提到过，但作为一种主张被公开宣扬，并形成一种思潮，是在甲午战后。严复首先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说：“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赋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4](p73)

从甲午战前至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关于权利的论述，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基于人的价值实现谈论人权。比如谭嗣同说：“大抵全体，竟与一副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1](p386)其二，基于人格平等谈论人权。皮嘉祐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佛氏，立法于泰西。墨子兼爱尚同也，佛法之平等也，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已，而倡为君民一体也，名不同而旨则一也。”[1](p387)其三，基于人道主义谈论人权。比如黄遵宪在阐述妇女缠足的危害时，其中一条就是阐述妇女缠足有违人道。黄遵宪说：“夫讥不亲迎，《春秋》平等之微言；妻之言齐，《礼经》应有之义例。而乃曲附抑阴扶阳之说，只为冶容好色之求。以充服役，则视之如犬马；以供玩好，则饰之如花鸟。既不学以愚其心，更残刑以斲其性，遂使遇强暴则膝行而前，嗟实命则抱足而泣。锁闭在室，呼吁无门；战战在心，拳拳缩足。人权丧失，何义之有？”[5](p530)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权利的论述还仅限于抽象观念。既没有指出权利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区分所谓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更没有理论展开。

二 参与意识觉醒时期（1899～1915年）

戊戌政变的发生，阻挡不住思想解放的潮流。特别是随着新的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中国人对权利内涵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基于人格的觉醒认识人权。人格觉醒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之为人的人格觉醒。何启、胡礼垣说：“夫自主之谓，何谓哉？盖以人之一身而言也。人之一身而不能自主，此说也，虽极至下愚之辈，绝无学问之人，亦断断乎不谓其然。”[6](p412)二是公民人格的自觉。公民当然是与奴隶、臣民相对而言。戊戌变法前，国人基本上没有提到过公民的概念。戊戌变法后，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的内涵当然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利意识。邹容在阐述国民人格与奴隶人格的差别时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峙而不齿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欠缺之人。曰奴隶矣，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7](p357)

2.争取权利的意识。权利不仅是价值上所应必有，而且要努力去争取。梁启超说：“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8](p129)权利的保障，在于人们的争取。“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力而无所厌，天性然也。是故权利之为物，必有甲焉先放弃之，然后有乙焉能侵入之。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8](p128)要想争取权利，必须放弃圣君贤相的观念。“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入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曰趋于卑下。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则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固已久矣。”[8](p132)

3.对权利认识进一步具体化。戊戌维新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是抽象的、整体的，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具体而言，也就是没对权利作出进一步的具体区分。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具体化。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7](p362)这一时期，国人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也作出了区分。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说“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者，为消极自由。“人人有自发达其体力之义务，同时有不使他人妨害吾发达之权利”，为积极自由。[9](p1076)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女权意识的兴起。戊戌维新时期，对妇女权利的认识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主要关注缠足等不良习俗对妇女身体的戕害。这一时期，对女权的认识上升到要求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权的层面。秋瑾在《勉女权歌》中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10](p341)

4.特别强调国民对国事的参与权，尤其是国民对国家的义务。虽然这一时期思想界人人谈论权利，但他们强调的权利更多的是参政公权，而不是个人私权。正如严复所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1](p267)思想界所希望的是，通过对国民参政公权的强调，国民由爱一己之权利，去争取国家之权利。严复说：“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11](p267)这也就是说，参政公权是为了让国民关心国事，了解世界大势，从而培养其爱国之心，为国尽义务。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参政公权而非个人权利成为当时思想界关心的首要问题。邹容说：“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与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12](p100)权利是义务，争权利首先是为国争权利。梁启超说：“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当尽之义务也。”[8](p132)所以说，此时思想界所强调的“权利意识”、“权利思想”，其实是一种义务思想、责任思想。呼唤的是国民挽救危亡的责任心。

三 伦理人权时期（1915～1925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到新文化运动，人们自然想起科学与民主。其实，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先提到的是科学与人权。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青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3] 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明确提出个人人权：“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14] 将这一时期称作伦理人权时期，就在于思想界主要从伦理角度论述人权。

1.国家伦理与个人人权。国家与个人孰轻孰重？国家与个人谁是目的？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即国家是目的。民国建立后，有所谓的民权派与国权派之争，其实是反袁与拥袁之争。双方在对国家权力的认识上并没大的原则差别。当然，随着袁世凯一步步以加强国权为名，走向专制独裁，也有人强调了国民个人权利。章士钊是其代表。章士钊指出，如果不爱护人的权利，人道主义将不复存在。“人民自由权利之尊，宗教民族利益之异，皆置之于不甚爱惜之伦，以为无足轻重之事……治道至此，一如机

盘，轮轴一旋，举凡人道主义所赖以存，民之秉彝所赖守，博爱行谊之风，衡平司直之道，悉为磨洗以去，不可复求。”[15](p172)章士钊还认为，国家、社会公益是一时，个人权利是长久。“为权说者之通病，在昧于一时久远之分。有时抹一小己一阶级之权利，诚不失为社会暂时之益。然若为社会计及久长，求其福祉，则此种权利，将万无蹂躏理。”[15](p17)无疑，章士钊关于权利的论述，在中国权利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位置。但在当时，这种看法尚属空谷幽音。真正将个人权利置于国家权利之上，作为一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接受，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一涵在《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一文中说：“今吾国之主张国家主义者，多宗数千年前之古义而以损己利国为主。以为苟利于国，虽损其权利以至于零而不惜。推厥旨归，盖以国家为人生之蕲响，人生为国家之凭借。易词言之，即人为国家而生，人生之归宿也，即在国家是也。人生离外国家，绝无毫黍之价值。国家行为茫然无限制之标准，小己对于国家绝无并立之资格，而国家万能主义实为此种思想所酿成。”[16] 要想改变国家万能主义观念，必须首先改变国家伦理观念。高一涵认为，把国家当作人生道德，幸福的归宿，必然造成国权过大，“必损人民之自由以为国家之刍狗”[16]。正确的国家观念应该是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而是保护权利的机构。“国家职务在立于亿兆之间，以裁判其相侵相害之事实，调和其相需相待之机宜。奖励其自由，所以发其自治之动因；保护其人格，所以期其独立之结果；人民求其归宿，必取径于权利之一途。国家惟立于人民之后，持其权力，鼓舞而振起之，以杜其害，以启其机，足矣。”[16]

2.政治伦理与人权。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君师主义。严复曾说：“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虏矣，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11](p191)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于这种传统的君师主义也作了深刻批判。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一文中，对君师主义的危害作了详细剖析。其危害有三：（1）专制政治的基础。“扩张国家的权力，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凡信仰、感情、思想等事，莫不受国权之拘束；则道德的范围，道德的解释，皆由统治者自定，于是专制的弊端见矣。”[17]（2）贤人政治的基础。“柏拉图以道德为国家的绝对目的，所以柏拉图又尊尚贤人政治。因凡在道德法律混合的国家，其国家的元首，不是教主，即是家长，不然则是„首出庶物‟„天亶聪明‟的伟人……所以被治者之沦灵启智，皆须得治者为之引导。此即贤人政治所以成立之基础，以元首不自信为贤人，则必不敢“揭櫫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也”。[17]（3）政教混合政治的基础。“中古以后，道德属宗教的范围，法律属国家的范围，本有界线。惟元首并法律道德而皆干涉之，则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教主与„元后作民父母‟的皇帝合而为一矣。”[17] 总之，君师主义是极权政治、神权政治的思想沃土，不消除君师主义的思想，人权社会就建不起来。

3.社会伦理与人权。人与人当如何相处？传统伦理的要求是克己无欲，牺牲一己以利他人。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高唱为我主义，个人主义。李亦民在《人生唯一之目的》一文中说：“撒格逊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于世也。富于独立自尊之心，用能发展民族精神，以臻今日之强盛。我国惩忿窒欲之说，入人最深。凡事涉利己者，皆视为卑卑不足道，必须断绝欲求；济人利物，乃能为世崇仰。不知自我欲求，所以资其生也。设无欲求，则一切活动立时灭绝，岂复有生存之必要。顾欲以人力禁制之，于是日言合群公益者，尽变为涂饰耳目之名词。”[18] 济人利物，只能建立在先有自我的基础上。“如谓人曰汝须爱人，须利人，须爱物，顺利物，为达爱人利人，爱物利物之目的，虽牺牲本身，亦为当然之事，则必决定一前提曰„人也者，为人与物而生者也‟，然后乃有立脚之根据。否则其结论为不可通。盖叩其何以爱与利不在本身而在人物，不能得切当之解答也。人类既无为人为物之天职，则所当为者舍我而外，更有谁哉……为我两字既为天经地义，无可为讳……人性之自然，天赋之权利，吾人所当自为主张者也。”[18]

4.家族伦理与人权。关于传统家族伦理对人权的危害，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人批判过。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批判更为猛烈深入。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总结了宗法制度的四大危害：“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幼卑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生产力。”[14] 应该说，其他批判家族伦理的文章，虽言词激烈，但基本上没超出陈独秀的论证范围。

四 法治人权时期（1929～1936年）

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论战的开始。1932年12月，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拟定宪法。围绕着制宪问题，人权问题又被提起。这一时期围绕着人权论战与制宪问题，国人的权利观念有哪些变化发展，这正是笔者要讨论的问题。

1.厘清人权概念。自从严复在中国介绍西方天赋人权的概念后，一个时期内，人们从没有对天赋人权的内涵作出详细的解释。进入民国后，有人对天赋人权，特别是“天赋”二字提出质疑。严复在《民约评议》一文中，就认为天赋人权不合事实。“天然之自由平等，诚无此物”，“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此也。”[11](p337)章渊若在《民国日报》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不应该用“人权”，而应改为“民权”。章渊若认为“人之本义，既带天地之性，则人权之上，即不带天赋二字，亦有天赋之精神也”。而天赋人权是过时的理念。他认为把“人民身体、言论种种之自由”，作为“构成人格之要素，为做人之自然权”，“国家目的，只在保障人权”是不对的。[19] 还认为：“国权之所以应限制，国家之所以不得任意侵犯人民之自由，乃因人民之自由，为发展人民智德体优性之所必需；而人民之所以必须发展其智德体优性者，则因社会联立关系之需要，为完成其分工合作的社会使命也。故现代人民之自由，不仅有其消极的限制，复应有其积极的限制。”[19] 这也就是说身体、言论自由等权利不具价值目的，只有工具意义，为了人的积极发展，国家可以进行积极干涉。

对于这些质疑，人权派作出了回答。首先，他们认为人权是人生必需，而非抽象名词。罗隆基说：“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须的条件。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进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目的的必须条件。”[20] 这也就是说，人权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是“抽象的名词，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口头语”，而是切切实实的维持生命、表现自我所必需的条件。其次，他们认为事实与价值不能混为一谈。人权派也并不认为，在历史上某个时期，人类有过完美自然的社会，那里一切人权都是具备了。但是，人权派坚持“人权先国家法律而存在，意谓先承认了这些人类生活上必须的条件，而后才谈得上国家，谈得上法律”[19]。关于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派认为：“国家……是人的工具；人不是国家的工具。”[19]

2.法治与人权。这一时期，关于人权讨论的显著特点是非常重视法治与人权的关系。人们对法治的认识，除了强调人人守法，特别是当权者更应守法外，更注重的是法律应具的精神：（1）拥护人权的人认为，法律精神应该是保障人权。罗隆基说：“争人权的人，主张法治，逻辑上是对的，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20] 如果离开保障人权而谈法律，那就是法律之治而非法治。罗隆基说：“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21]（2）人权先于法律而存在。丘汉平在《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一文中说：“说人民的权利是宪法所给予的，没有宪法就没有人权，要有人权就要有宪法，这是很不通的，很矛盾的，因为人之生存权利是先宪法而存在。”[22] 人们之所以强调人权先于法律存在，有两个考量：一是强调人权的至上价值。因为如果认为人权依赖法律为根据，那么法律既可予之，亦可取之。二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而言。在中国，把人权规定于法律之中，始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无论是《临时约法》或以后制定的约法、宪法，在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中，都有一句话：“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正是这条规定，给统治者以玩弄法律的凭据。所有权利都成了“左手与之，右手取之”。人权拥护者希望的是，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法律是不能干涉的。即使有特殊情况，也应该是只能限制，不能停止或取消。

五 权利理论的深入探讨期（1945～1949年）

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关于权利的讨论趋于沉寂。抗战胜利后，思想界的讨论重新活跃并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基本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实现权利的社会基础，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强调普通人的权益意识，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基础。以前思想界探讨权利意识，更注重的是国家权利，或言论、思想自由等。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确，但毕竟与普通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这一时期，思想界更强调普通百姓争取权益的重要。李浩培说：“笔者以为我国的不真正实行法治，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人民自身。权利需要主张，方能确立，需要维护，方能保持。一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可能被他人违法侵害。于此被违法侵害的情形，如权利人能依法保护其权利，以各种合法的手段与违法者相周旋，并寻求适当的救济，则其权利仍有保持的希望，而法律效力亦赖以保持。故权利人的努力卫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实有拥护法治的效果。相反的，如权利人不卫护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则权利人的行为，等于权利的抛弃。如权利人每次被违法侵害权利时，每次予以容忍，则在侵害者与一般人的心理中，将逐渐视违法的侵害为正当，而权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将归于乌有，法律亦将等于具文。故不卫护依法享有的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实毁弃法治。不幸，我国的一般人民，大都有权利而不卫护。”[23] 这也就是说争取权利，争取法治，不但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

2.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自由是指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民主更注重对政治的参与权利。无论自由或民主，都是思想界极力提倡的。但二者关系如何？谁是基础？以往思想界基本上是二者并重，从某种程度而言，或许更重民主，认为民主是自由的保证。这一时期，思想界更重视自由，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邹文海说：“民主政治产生于自由主义之后，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闭塞的社会，迷信的传统，专制的威权，完全是不能生长民主种子的石田……人民从无知无识的奴隶，变成有选举权的公民，还是要经过无数的奋斗和努力的。但是没有自由主义作动力，一切的运动都会归于失败。”[24]

3.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关系。抗战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以苏联为榜样，还是以英美为榜样。其争论的背后，包含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哪个重要。或言之，也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哪个更重要。当时人们的普遍观点是：“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权，而利则不足；苏联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权则不足。”[25] 最理想的当然是二者兼顾。杨人楩说：“民主政治演变到今日，显然要包括经济民主的意义，否则便是倒退或固着，必为自由主义者所摈弃。不过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努力达到兼而有之的地步。”[26] 那么二者不能统一时怎么办呢？有人说：“中国人需要丰衣足食是天经地义，而自由则更可贵。”[25] 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此看法是，虽要二者兼顾，也有主次之分：个人自由第一，社会公道第二。张君劢说：“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说一国之中，有千万人民，各人的才能、思想、职业、境遇各不相同，政府无法以一种统治的大法使其平均发展，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能力，唯由听其自由发挥所长，倘使政府干涉，才能是无法发挥的，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人民，既各有各的职业，境遇，好比工程师、工匠、农夫无法使其一律，但其生活程度，教育机会、求业机会、参政权力，应差不多求其平等，否则，要使教育普及、工会组织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压迫无产阶级，不令其得到自上发展的机会，人生乐趣的享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公道为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27](p366)

篇3：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的历史考察

中巴建交的时代背景

1950年1月5日, 巴基斯坦驻苏联大使喀莱西照会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并电告外交部长周恩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 相信巴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将在互利的范围内趋向密切。”[1]1291月29日喀莱西再次托王稼祥转交致中国政府的照会, 其中称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与主权的基础上, 尽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并声明巴基斯坦政府已于1月24日宣布:“已撤销对现以台湾为基地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之承认。”[1]1292月4日,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回复喀莱西大使, 表示中国愿意与巴基斯坦建立外交关系, 并同意达朱丁作为巴基斯坦政府特派员前来北京, 就中巴两国建交的初步程序问题进行谈判[2]23。

从以上看来, 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将会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随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巴建交之事又被延误了一段时间。朝鲜战争爆发后, 巴基斯坦由于美国的压力不得不参加了“联合国军”, 这使得中国对巴基斯坦抱有怀疑态度。另外, 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苏联“两大阵营”理论的影响, 中共领导人把巴基斯坦看做英美帝国主义的“傀儡”, 同时认为该国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外交部一份关于巴基斯坦概况的文件中指出, “该国 (巴基斯坦) 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仍在英国的掌握之中……巴民族资产阶级相当弱小, 统治阶级多属于封建地主分子, 对人民运动镇压极为残酷。近年来美帝国主义势力已日益侵入巴基斯坦”[3]。由于以上原因, 中巴建交被延误了近一年的时间, 但是其间中巴两方都没有停止发展关系的脚步。1950年印度等一些国家无理责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但是巴基斯坦政府对此持谨慎态度, 并宣布拒绝参加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 巴基斯坦也积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回联合国, 获得应有的合法席位。1950年9月25日, 巴基斯坦外长在联合国的发言中说:“中国不是申请加入联合国, 它本来就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而且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不管国民党政府愿意与否, 它都必须承认自己已不能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4]6就中国方面来讲, 虽然建国初期制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但是也注重和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正如当时周恩来所说, “我们要依靠进步, 争取中间, 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 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 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5]49。

中巴建交具体过程

1951年1月3日, 巴基斯坦向中国表达了建交的愿望。当时, 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代办提交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一件备忘录, 声言该国政府已任命阿默德·阿里为驻北京临时代办, 并训令其早日赴任接洽有关与我国建交事宜。中国迅速回复了巴基斯坦, 同意巴方的任命, 愿意与巴方代表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磋商[6]。3月份, 阿里作为巴基斯坦代表经印度来到北京。4月25日, 阿里礼节性地拜会了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对于阿里的到来和其肩负的建交使命, 中国方面作出了以下准备。第一, 外交部鉴于巴基斯坦“ (1) 与我国传统关系和美英帝国主义不同; (2) 该国业已与国民党匪帮断绝关系; (3) 我方在巴基斯坦并无太多财产; (4) 该国为亚洲国家; (5) 该国为第一个将与我国建交之回教国家”[7]的情况, 决定由章汉夫代表周恩来部长接见阿里。第二, 关于同阿里建交谈判问题, 外交部制定了两个方案。阿里来到中国带着巴基斯坦政府的介绍书, 该介绍书中指明了阿里此行是为了建立巴基斯坦驻中国的大使馆, 中方接受了该介绍书就意味着同意了与巴政府建交, 但是介绍书中没有涉及谈判建交的问题。对此外交部提出了两个建交方案: (1) 在章汉夫副部长接见阿里时向其指出“巴基斯坦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原商定需经历谈判过程, 而该介绍书上并未提及有关谈判建交之初步程序……再提出介绍书中是否为巴基斯坦政府之肯定意见, 待其答复后即视为建交谈判结束”[7]。 (2) 如果两国建交需要谈判, 则由外交部交际处向阿里说明:仍需按照原商定程序进行谈判, 该介绍书可待谈判结束后再行送交[7]。

由于中巴建交之事已经基本确定了, 而且两国之间也没有重大的利害冲突需要协调, 因此最后决定实行第一个建交方案, 即接受阿里带来的介绍书作为建交谈判成功结束的标志。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阿默德·阿里对建交事宜交换了意见, 章汉夫接受了阿里的介绍书, 并提议两国互派大使。双方商定两国与1951年5月2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两国分别在北京和卡拉奇建立大使馆。

在中巴建交中有件事情值得在此提一下, 那就是当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所递交的国书究竟是给英王, 还是给巴基斯坦总督。由于巴基斯坦与我国建交时还是英联邦自治领的成员, 因此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递交的国书是以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名义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毛泽东在接受巴基斯坦大使的国书时还开玩笑地问道, 巴基斯坦大使是否要由英国王室任命。当外交部人员向巴基斯坦代办阿里询问时, 阿里表示“按一向惯例, 中国驻巴大使国书应由主席致英皇”[8]。但是随后他又称, 现在情况或有变化, 他准备打电报回去问问。外交部亚洲司建议:我们国书只由主席致与巴基斯坦总督纳齐穆丁即可, 不必致于英皇[8]。但是根据身在巴基斯坦的临时代办郑为之来电指出:巴基斯坦为大英联邦自治领之一。英皇为巴基斯坦兼任元首, 国书应致给英皇, 而且经证实, 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致巴基斯坦的国书也是这样做的[8]。最终决定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国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致书于大不列颠爱尔兰暨英国海外诸自治领国王乔治六世陛下”[8]。但是, 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呈交国书后的颂词是对巴基斯坦总督的, 而不是英皇[9]31。这样做既照顾了巴基斯坦的特殊国情, 又显示了我国与巴建交的真诚之心。

创设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早在1951年初, 巴基斯坦方面表达了建交的愿望后, 中方就开始进行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创建工作了。中共中央决定由韩念龙担任首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1935年参加革命, 曾任新四军和解放军纵队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军政治委员, 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治委员等职。由于他长期从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 政治上可靠, 有丰富的人际交往经验, 于1949年12月调入外交部工作。当时韩念龙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团团长一职, 身在朝鲜。中央军委于1951年2月28日电令韩念龙即日回国, 准备去巴基斯坦担任大使的工作[9]6。5月18日, 外交部正式电告巴基斯坦方面和中国驻各国大 (公) 使馆, 韩念龙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6]。

在韩念龙赴任巴基斯坦之前, 外交部任命郑为之为临时代办, 为建立驻巴大使馆做前期工作。郑为之于6月27日到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创设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 由于西方势力对于中巴建交持有敌视态度, 因此对中巴建交之事处处刁难。郑为之等先遣工作人员经香港出境时, 英国殖民当局派了数名便衣跟踪、监视我方人员。而且英国方面佯装没有得到中方人员出境的通知, 故意留难[9]3。因此我方人员在香港颇费了一些周折才得以过境。其次, 由于对巴基斯坦的情况不了解, 初到此地的中方人员遇到很多麻烦。比如郑为之等人到达巴基斯坦时, 正值当地的伊斯兰宗教节日, 政府机关经常放假或者停止办公, 外长也出去度假了。来到巴基斯坦十几天的时间里, 巴方一直没有安排中方人员与巴基斯坦外长会面, 也没有排定向巴方递交中方的介绍信并开展相关工作的时间[9]4。但是中方人员排除各种困难, 在短期内完成了创建大使馆的工作, 为韩念龙大使到任做好了准备。9月3日, 韩念龙大使及随行人员抵达卡拉奇。巴基斯坦政府代表, 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驻巴基斯坦公使, 以及华侨代表和巴方各界代表来到机场迎接。韩大使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讲话中他说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与巴基斯坦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在中巴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上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对亚洲与世界和平亦必大有裨益。”[10]9月10日, 韩念龙大使向巴基斯坦总督纳齐穆丁递呈国书。11月12日,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默罕默德·罗查向毛泽东主席递呈国书。从此, 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巴建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

中巴建交后的三四年内, 两国关系并没有取得进一步发展, 而进入了一个冷淡时期。主要表现在, 双方缺乏高层领导互访和政治方面的联系, 仅仅在经贸关系上有所接触。这主要是由于, 一方面两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 建国初期我国又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注重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 巴基斯坦由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和军事上的依赖, 使得其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跟着美国和西方集团的调子走。如1954年巴基斯坦加入西方军事同盟, 同年又加入了旨在包围、遏制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台湾问题上, 巴基斯坦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1955年, 巴基斯坦总理曾宣称, 如果国民党政府把自己定义为台湾政府的话, 或许巴基斯坦会承认它[11]66。

篇4：中国传统法文化之考察

关键词：传统法文化；现代法治；法文化考察

以我狭隘的观点来看，法律学者，准确地说应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人，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关注甚少。就我本人而言，在大学本科时认为反映传统法文化的法制史并不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一来觉得枯燥乏味，二来认为法制史对于将来打算从事律师实务的我来说，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随着阅历的增加和知识储备的丰富，我渐渐开始明白，不懂传统法文化，难懂中国历史，难懂当下法治和未来。

一、传统法文化的起源

中国传统法文化伴随着封建制度的步伐确立和发展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政法思想的碰撞与摩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法文化背景，即“天理”、“人情”和“国法”的交融。溯至夏商周时期，最初的权威者创造了权威出于“天命”的说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有些原则与通常认为的公平明显不符，因此 “天命”开始遭受质疑。后来周朝统治者举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旗帜，开启了“以德服人”的“德治”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其中儒、道、墨、法四家的政法理论奠定了中国法文化的基础。而儒家和法家思想更是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制度的指导思想，甚至在当今的现代化法治背景下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儒家思想所认为的社会规范中，道德和礼的作用远高于法，因为道德合乎绝大多数人相近的人性，最容易被一般人所接受，而礼作为日常行为规范，以具体的规定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更易被遵守，因此在社会规范的金字塔中道德和礼居于顶层地位。只有法，处于金字塔底层。儒家学派认为法是由统治者制定，因此法的好坏有赖于统治者素质的高低，而且一旦将社会规范以法的形式强制规定下来，既会出现法律挂一漏万的现象，也会导致贪图利益的小人砖法律漏洞的情况。因此他们认为法律应该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法家的思想，正与之相反，法家极力主张法律应当成为唯一的社会规范，所谓的道德和礼仪并没有确切的内涵，也没有较高的执行力。同时，他们主张重用法的强制力，以重刑的方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作为新时代的法学生，我显然不太喜欢法家思想的偏执，但可能带着对法律的一丝偏爱，我也不完全赞成儒家思想。我认为其夸大了道德和礼的作用，而轻视了法的作用。站在不同的立场，所谓的道德和礼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若以此来判案，法官便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过在读到张伟仁先生的看法时，我的心里稍微平衡了点。他认为儒家并不轻视法，更没有说不要法，只是由于法的缺陷，故需要道德和礼的支持。对这样的观点，我还是比较赞同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我不是一个唯法律的人，我也清楚法律的合理性局限于立法者的思维，同时也受制于时代的变迁。这也引发了我另一个思考，就是在现今的社会治理中，如何才能更好地运用好道德和法律这两把剑？这也是目前立法者和司法者应当深思的问题。

二、传统法文化对现代化法治的启示

上述对传统法文化的探讨展示了其不完善的一面，同时也揭示了传统法文化的精髓之处。在“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领导人、法律学者倡导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这正是对传统法文化的肯定和升华。

传统法文化中的“仁政”与“德治”。与现代依法治国不同，传统中国的封建制度更多为“人治”模式，然而在传统法文化中却不失“以人为本”的“仁政”思想和注重道德教化的“德治”思想。这与现代法治理念倡导的尊重和保护人权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具体而言，传统法文化的“仁政”要求统治者要以人为本，注重民生，通过关爱人民百姓来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德治”思想主张用道德来规范人的行为，在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道德的作用。同时主张“德主刑辅”，强调以道德教化为主，以刑罚惩戒为辅。社会主义现代法治提出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吸收了传统法文化中优秀的“仁政”和“德治”思想，又正确处理道德和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并重地位，而非掉入“德主刑辅”的传统误区。

传统法文化中的“慎刑恤刑”思想。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的各种残酷的刑罚执行方式给人滥用刑罚的印象，然而若仔细分析传统中国的刑罚制度，便不难发现传统法文化中的“慎刑恤刑”思想。无论是发轫于西周时期的“三纵”、“三宥”制度，还是隋唐时期的三复奏、五复奏，明清时期的朝审、秋审制度，无不体现着法律的人性化特点，与现代化的法治精神相契合。

当然，传统法文化所包含的优秀成分不只这些，例如本乎人情、据于事理的情理精神，以义务为本位的礼教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以及“无讼”的价值观等等，这些精神或多或少带着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仍然不影响其被现代法治所继承和发展。

三、结语

传统法文化既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完善现代法治和走向未来重要的一步。从近代中华法系解体，着力学习西方法制到倡导挖掘中国传统法文化的优秀资源，这个发展轨迹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法治的完善最终还得回归到对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中。无论是从事法律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法律实务的工作者，都不能缺少传统法文化引导下的法治思维。而且只有充分理解了传统法文化，才能去芜存菁，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1]张伟仁.中国法文化的起源、发展和特点（上）[J].中外法学，2010（6）.

[2] 张伟仁.中国法文化的起源、发展和特点（下）[J].中外法学，2011（1）.

[3]齐延平，孟雯.中国法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J].法学杂志，2012（8）.

[4]傅鹤鸣.传统中国法文化及本体论证明[J].求索，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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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考察要求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到1983年为“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阶段；1984年到1991年为“逐步放开与分类管理”阶段；1992年到1999年为“市场取向与政策调整”阶段；2000年至今为“整合力量与全面推进”阶段。这一政策演变，大大促进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改革与进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人才工作基本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标志着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 人才政策 历史演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人才政策迅速摆脱了“左”的错误倾向，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新时期党的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可以划分为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逐步放开与分类管理、市场取向与政策调整、整合力量与全面推进四个阶段。

一、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1978-198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但由于计划体制的束缚和屡次政治运动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首先遭遇到人才瓶颈。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针和干部队伍“四化”原则的指引下，党在人才政策上开始了拨乱反正与恢复整顿。

平反冤假错案。十年“文革”以及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受害者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工作已经从局部开展起来，但进展较慢。1977年12月，中组部在胡耀邦主持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到1985年，平反工作基本结束，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了工作。他们倍加珍惜重新获得的工作机会，心情舒畅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或担任新的职务，精神振奋地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推翻“两个估计”，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两个估计”是1971年8月“四人帮”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来的，其内容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 “两个估计”对建国后17年教育工作作了全盘否定，它像枷锁紧箍在全国数百万知识分子头上。1977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义正词严地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此后，党中央撤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这一举措，为恢复正常的教育制度、开创人才工作的新局面提供了条件。“两个估计”的推翻，等于否定了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基于此，1978年4月5日，党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

2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戴在许多知识分子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这项工作到1980年基本结束，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作了适当安排。

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10月10日，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1982年2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消除党内和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由建国初的“团结、教育、改造”转变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上来。与此同时，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事情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将知识分子放在与工农兵同等的地位，为大批知识分子入党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543恢复高考等教育制度。1977年8月，邓小平在召开的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中断了十一年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终于恢复了。此后，党中央还在1978年4月至5月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是非，会议提出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尊师重教”等方针，对调动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性，指导我国的人才培养工作走上正确轨道具有深远的意义。

干部人事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1983年10月，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提出要本着“管少、管活、管好”的精神，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实行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和分部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下放干部管理权限。1984年4月，中央书记处进一步提出，要实行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办法，把下管两级改为原则上下管一级、考察两级的制度，同时提出给企事业单位更多的用人自主权。这一改革，扩大了下级党委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管理权限，调动了下级用人的积极性，有效地解决了统得过死的问题，促进了管人与管事的合理结合。

二、逐步放开与分类管理(1984-1991)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起点，我国拉开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帷幕。各项改革事业的深入，必然要求对计划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才人事制度进行全盘改革。党的十三大后，党和政府以建立2 公务员制度为突破口，逐渐放开了在人才管理、培养、就业、流动等方面的管理制度，探索适合改革开放要求的分类管理体制。

以分类管理为主要内容的人事制度改革。我国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特点是高度集中统一，这种利用单一模式统一管理各类人才的人事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基于此，1987年的党的十三大在分析我国传统人事制度弊端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其基本思路是：“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为建立分类管理的人才人事管理制度，党中央选择的突破口是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庞杂的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十三大报告指出：“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即制定法律和规章，对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同时，党中央还明确提出了“政企分开”的原则，强调行政力量不再干预企业的运行和管理，事实上给予企业在人才工作上的极大自主权，这就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开始独自探索人才人事的管理方式开辟了道路。

以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的人才培养体制改革。198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展开的新阶段。《决定》指出我国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在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上，《决定》指出：“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任和权力都交给地方。”这一举措，扩大了地方办理基础教育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各级政府、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夯实了我国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程。在高等教育方面，《决定》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因此，必须“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为了调动各级政府办学的积极性，《决定》提出要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

实行更加灵活的人才就业体制。我国传统人才就业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国家统包统配，这种体制容易造成人才的积压与浪费。为了从整体推进我国的人才就业体制改革，党中央和国务院于1986年先后制定颁发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四个文件，提出要普遍推行劳动合同制，废除“子女顶替”和“内招”职工子女的办法。文件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在改革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对于消除我国传11109

3 统就业制度中包得过多、统得过死、能进不能出的弊端，逐步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就业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人才就业体制的放开，改革大学毕业生的统一分配制度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和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三种不同办法。此后，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思路：“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统包统分’和‘包当干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毕业生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鼓励和引导人才合理流动。在统包统配的人才就业制度下，由于缺少人才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在户藉和档案管理等制度的约束下，人才很难在社会上流动。针对这种情况，1986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通知》在给予科技人员一定的择业自主权的同时，对人才流动中的争议也作了一些规定。1987年1月20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提出了“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的“双放”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促进科技人才的正常流动，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提高科技人才的自身素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也提出：“党内党外，都要创造人员能合理流动、职业有选择余地的社会条件，破除论资排辈等压抑进取心和创造性的陈腐观念。”此后，我国的人才流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起来，人才市场也就在适应人才流动和人才就业体制的改革中呼之欲出了。

三、市场取向与政策调整(1992-1999)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使党的人才政策面临又一次新的调整，主要任务是把计划体制下的人才工作机制和体制调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

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体系。建立比较完善的人才市场体系，让人才市场在人才资源合理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的人才市场是由政府人事部门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演变而来的，但这些人才服务机构不是也不可能成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纯粹市场化的社会组织和完全的利益主体。1994年，党的十四届三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并把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列为“当前培育市场体系”的重点之一。为培育和规范我国人才市场的发展，中组部、人事部于1994年8月联合下发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人才市场的意见》，《意见》提出我国培育和发展人才市场的总体目标是：实现个人自主择业，单位自主择人，市场调节供求，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意见》还对人才个体、用人单位、人才市场和政府的地位与作用做了原则性的规定。1996年1月29日，人事部又颁布了《人才市场管理暂行规定》，为规范我国人才中介活动、单位招聘和人才应聘等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人才市场13 4 的正常发展。

全面推行公务员制度。党的十四大后，党中央以推行公务员制度为重点，以市场化为导向，按照“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的要求，全面推进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是“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结合机构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按照这一要求，国务院在总结前一阶段国家公务员制度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1993年8月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截止到1998年底，我国公务员制度入轨工作基本到位，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在中央和省、地（市）、县、乡（镇）五级政府机关基本建立，标志着我国人事人才分类管理制度初步确立，也标志着我国政府机关人事管理工作初步实现了由适应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

适应科教兴国战略的科技与教育政策调整。1995年5月，党中央确立了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为配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科技政策和教育体制改革也出台了新举措。在科技政策方面，党中央提出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这一方针，不仅有利于科技人才的自由流动和活力激发，也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在教育改革方面，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2月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坚持协调发展，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办学效益，实行分区规划，加强社会参与”15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全方位战略。为落实好《纲要》，党中央、国务院又于1994年6月召开了新时期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使《纲要》规定的目标进一步细化、量化，任务分阶段、分步骤到位，政策措施更具有可操作性。

人事人才工作的两个重大调整。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16的要求。经济社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求人事人才工作要调整思路，实现自身的变革。基于此，国家人事部制订了《人事工作1996－2000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我国人事人才工作要努力实现两个重大调整，即把适应计划经济的人事管理体制调整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上来，把传统的人事管理调整到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上来。“人事人才工作的两个重大调整”犹如人事工作的两个轮子，一个是改革创新人事制度，坚持依法治事；一个是坚持以人为本，重点抓好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随着人事人才工作“两个调整”的确立、实施和深化，我国的人事工作逐渐摆脱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事管理模式的束缚，人事部门的角色和职能、人事人才工作的宏观思路、总体布局、目标任务、工作重点、管理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四、整合力量与全面推进（2000年至今）5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2001年12月加入WTO后，我国人才工作的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与此同时，我国的人才工作也进入到需要进一步整合力量、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人才资源在事业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整体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党管人才的原则，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了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整体推进。2000年6月，党中央颁布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在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措施，拓宽和加大了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标志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开始由单项突破阶段进入整体推进阶段。《纲要》颁布后，党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人事工作的法规和文件，重点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制度的改革：2002年7月9日，在修订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基础上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3年12月31日，下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4年，先后颁布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等“5+1”文件，重点解决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干部监督等问题；2005年4月27日，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法》，标志着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日益完善。2007年11月召开的的中共十七大继续提出要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

在党管人才的原则下整合力量。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和完善了党管干部原则。进入新世纪后，在总结党管干部经验的基础上，党中央于2002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党管人才的基本原则。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和此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对党管人才原则的内容和要求进行了更加细致的阐释。党管人才原则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方位变化和领导方式转变的自觉认识和科学把握，有利于人才工作更好地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有利于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人才工作合力。为落实党管人才原则，2003年6月9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作为全国人才工作的领导机构。与此同时，各地方陆续建立了专门的人才工作领导和管理机构。在党管人才原则的通领下，全国上下基本上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

人才强国战略的全面实施。2003年12月19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会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是今后我国人才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全国人才会议的召开和《决定》的颁布，是中国共产党人才工作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的人才工作进入到全面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新阶段。会议结束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人才工作的发展规律，采取多种措施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从多方面探索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新方式方法。在 6 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抓住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等重点人才队伍建设。在促进人才流动与人才市场建设方面，人事部于2004年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人才市场的意见》，提出了“健全机制、创造环境、理顺体制、完善体系”的人才市场发展目标。在人才培养方面，逐步免除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学费，放缓了高校扩招的步伐，加大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支持力度。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论述科学发展观时继续指出，要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人才政策逐渐摆脱了左的错误倾向和计划体制的束缚，改革越来越深入，思路越来越清晰，处理党与人才群体关系的方法也越来越理性。在党的人才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人才工作各个环节和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才工作的民主化程度和科学化水平明显提高，制度化建设稳步推进，市场化环境日益成熟，人本化色彩日趋明显，国际化态势不断进步。中国共产党的人才政策的历史演变，大大促进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改革与进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人才工作基本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标志着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

篇6：中国历史文化论文考察要求

冯敏

中国共产党党章是我党建设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党的快速、稳健发展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我党的发展史上，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并修订了党章，使得我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先进思想。

一、党的建设的良好开端

从五四运动前后，在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主义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列宁建党学说的基本原则，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为榜样来建党[1]。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该纲领包括政治任务和组织原则两方面的内容。在政治任务方面，确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基本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在组织原则方面，依照民主集中制的精神，采用委员会制度，规定了各级组织的机构和制度；要求党员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发展党员作了严格的规定，强调党员要接受党的纲领和政策，忠实于党，经党员一人介绍，并经过考察才能入党[2]。

一大纲领的突出特点是鲜明的战斗性和高度的原则性，以明确的语言表达了列宁建党学说的一些重要原则。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为党的发展指明了总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发展史上，也是一个良好开端。

二、党的建设的逐步发展

随着党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开展，新生的共产党迫切需要在正式党章的基础上建立党内的正确关系和正常生活，发展党组织，以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

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该党章继承了一大纲领的优点，并且体现建党以来的工作经验，规定了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其核心是建立严密的各级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性。

该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正式党章，标志着党的创立工作的圆满完成。

二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对于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具有广大群众性的党作了有力的论证，并对党的组织纪律，特别是党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作了严格的明确的规定[3]。

党的三大和四大，均通过了党章修正章程，其中三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其目的都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以适应革命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为提高党员质量，第一次增加了党员候补期的规定。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为加强组织建设，第一次规定了党的基层单位为支部。这两个修正章程反映了全党对于自身建设和党章的高度重视。

四大以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高潮。党组织空前发展，党员人数剧增，党的力量得以发展壮大，但同时带来了党在发展中如何巩固自己组织的严峻问题。为了正确处理我党所面临严峻形势，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该决议案正确反映了革命斗争迅速发展和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对于党组织的健全与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基本上保持了第三次修正章程的内容，在组织制度方面首次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该党章最显著一点是：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

六大对中国革命现状认识不足，另外，大会是在国外召开，多数代表由中央指定，过分强调了工人成分，党章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照搬了外国党的经验。这就造成了该党章的两个缺陷：第一，脱离了当时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实际，没有把根据地建设党的经验反映到党章中，这就未能解决在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在根据地建党这一紧迫的问题。第二，把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使党不能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领导革命和自行处理党内事务。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提出：“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各国共产党可以“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自此，六大党章除部分正确条款外，其他条款已停止执行。

三、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从六大到七大的十七年中，党内外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党根据实际情况，在1945年七大上进一步修改了党章。七大通过的党章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最好的一部党章，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当时党对民主革命时期党建规律的认识，远远超过了以前。第二，该党章是我党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党章，也是延安整风以来全党清算教条主义、解放思想的产物。第三，该党章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

七大党章的突出特点是：第一，增写了总纲部分。第二，第一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七大党章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特点。第三，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第四，更加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制度。第五，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这些都标志着七大党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的一部党章。

四、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初步探索

自1949年解放后，我党成为执政党，并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即将全面展开。为了应对当时我党建设所面临的严峻形势，1956年党的八大对党章做了进一步修改。

八大通过的党章和修改党章的报告是建国以来毛泽东建党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是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初步成果。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执政党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群众路线，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对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充分的规定，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健全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方针列入党章；对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于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认识不全面；对于执政党建设规律及党的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党章的权威性和执行党章的严肃性，以及党章可能遭到的破坏都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八大党章的许多规定没能引起全党足够重视，一些规定也不够具体，缺乏制度的保证，使整个党章没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践踏。

五、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十年文革是党的建设遭受空前破坏的时期，也是党的建设理论出现错乱时期。九大和十大通过的党章都是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产物[3]。

九大是在1969年文革的高潮中召开的。九大党章是文革的错误指导方针在党建上的集中反映，是适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的需要而产生的。该党章突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根本任务；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作了错误的论述；取消了党内民主、集体领导、党员权利和义务以及预备期等条文；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对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背离党的性质，违反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在党章中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1973年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强调文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所谓“反潮流”的口号。十大党章删去了有关林彪的内容。

六、党的建设在徘徊中前进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重申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了党员预备期的规定等。但该党章没有能够纠正十大党章中的错误。

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反映了当时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状况，存在严重的缺陷，但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十一大的党章不可能解决党的建设问题。

七、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从1979年始，党开始对党章进行修改。1982年十二大又对修改后的党章草案进行了讨论与修改。由于充分发扬民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解决了我党建设中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该党章的特点是：第一，有一个内容比较充实的总纲。第二，党章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求更加严格。第三，在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两个方面作出了充分、具体的规定，强调集体领导的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第四，对改善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体制，对加强党的纪律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对密切党和共青团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许多新的规定。

在党章总纲中规定了加强党建的三项基本要求：第一，要求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第二，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针对党的当时的状况提出来的，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八、党的建设在改革中探索

1987年党的十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其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差额选举办法；党组织讨论决定重要问题，要进行表决；增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规定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不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而由中央委员会决定或批准；规定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不再领导本单位的工作；取消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经济和文化组织的党组。

按照十三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加快和深化改革这一中心任务，充实和发展了总纲的内容，把党的领导改变为仅为政治领导。报告强调党建问题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重申从严治党的方针；提出党要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特别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在党建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是党执政以来历史经验的宝贵总结，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

九、党的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十三大到十四大的五年，党经受了国内外政治**的严峻考验，但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决策。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困扰和束缚党内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4]。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专题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载入党章。

在党章的总纲中写上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增加了关于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肯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增写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问题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对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制定了党的建设的四项要求：第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

党章明确强调，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坚持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关于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的规定。

十四大的党章删去了原党章“党的中央组织”和“党的地方组织”中有关顾问委员会的两个条文。在“党的中央组织”一章中增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职权一条，在“党的纪律”一章中增加了关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和对党组织、党员执行纪律的要求一条。

十、党的建设面向二十一世纪

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党章做了进一步的修改，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加以调整补充，形成了关于邓小平理论的论述。另外，总纲中把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以《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为题，论述了党的建设的关键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通过十五大报告及党章修正案，为把党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向二十一世纪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十一、党的建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党章进行修改所遵循的总的原则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江泽民十六大报告中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纳入党

章，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5]。

党章总纲部分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对党的性质作了新的表述，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十六大党章修正案根据大会报告对党面临新考验和党的自身建设新任务的论断，明确提出党的建设要解决两个历史性课题：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是根据当前我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所提出的新要求，实际是党的建设中带有方针性质的重要思想。此后，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十二、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2007年十七大报告对党的建设作了全面论述，强调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十七大修改党章遵循的原则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体现科学发展观等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把十七大报告确立的理论观点、战略思想、工作部署写入党章；坚持发扬党内民主，集中全党智慧；保持党章的总体稳定，仅修改那些必须改的、在全党已经形成共识的内容，努力使修改后的党章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6]。

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在总纲中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写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内容；对党的基本路线内容作了充实；对党的领导和党的

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在条文部分，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形势变化，对党员、党的干部和党的基层组织提出了新要求；在党的组织制度和党的纪律等方面也作出了一些新规定。

修改后的党章既坚持了党的建设基本理论、基本经验和党的建设优良传统，又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因而能够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加强改进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因此十七大党章将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根本法规保证。

中国共产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在先进理论指导下，从一个新生的政党，成长为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富强的，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伟大政党，并将继续带领各族人民将中华民族推向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峰！参考文献

[1]张敬民．《中国共产党历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樊天顺，马俊杰等．《中共党史导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5月 [3]施善玉，鲍同等．《中国共产党党史知识集成》．长征出版社．2001年1月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2月 [6]王伟光，韩保江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