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窑洞的灯光

2024-07-02

延安窑洞的灯光(精选6篇)

篇1:延安窑洞的灯光

14、延安窑洞的灯火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让学生了解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从而使他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有关资料,锻炼学生收集资料、处理资料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了解“西安事变”“大生产运动”“解放全中国”等几个典型历史事件,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岁月,了解中国革命。

教学重点

让学生了解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了解““西安事变”“大生产运动”“解放全中国”等几个典型历史事件。

教学难点

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岁月,了解中国革命。

教学准备

有关西安事变的的资料 课时安排:2课时

第 一 课 时

课时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了解“西安事变”和革命战争年代延安窑洞的作用。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有关资料,锻炼学生收集资料、处理资料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了解“西安事变”,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岁月,了解中国革命。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同学们,延安被称为革命圣地,那是因为,在这里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运筹帷幄,作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指挥中国革命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胜利。当年,延安的窑洞,灯火总是彻夜不熄……

二、窑洞前面话革命

1、教师出示延安窑洞的图片,让学生观察并说出革命战争年代延安窑洞的作用。

2、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在革命战争年代,延安窑洞发挥的作用。学生结合查找的资料和已有生活经验分析。

3、学生也可以讲述革命战争年代里,党在延安的窑洞里指挥中国革命的历史故事,并引申到“西安事变”的学习中。

三、故事里论乾坤

1、教师利用音像或故事资料分析当时中国的形势:共产党在革命圣地延安、国民党反对派在南京国民政府、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在此背景下,发生了西安事变。

2、教师指导学生分小组整理自己了解的西安事变信息和资料,以小组为单位用讲故事的形式,介绍西安事变。

3、在学生基本了解西安事变的历史过程后,引导学生讨论:西安事变时应该放走蒋介石,还是不应该放走蒋介石?

四、教师小结

“西安事变”和革命战争年代延安窑洞的作用

五、布置作业

整理西安事变的有关资料

第 二 课 时

课时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大生产运动”“解放全中国”等几个典型历史事件。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有关资料,锻炼学生收集资料、处理资料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了解 “大生产运动”“解放全中国”等几个典型历史事件,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岁月,了解中国革命。

教学过程

一、复习引入

我们在上节课学习了了解“西安事变”和革命战争年代延安窑洞的作用。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大生产运动”“解放全中国”等几个典型历史事件

1、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我们今天的生活离不开工业、农业、商业

2、学生讨论、交流

3、小组合作学习。

二、大生产运动精神

1、在革命圣地延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怎样生活的呢?

2、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调查并探究当年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延安的生活情况,每个小组选择一个方面,例如:粮食来源、衣服来源、领导人在生活中的行为等。

3、学生结合大生产运动,以小组为单位分别发表各自的研究成果。4教师对学生的汇报给予评价和总结。重点引导学生感悟在革命圣地延安人们的艰苦奋斗和乐观主义精神。

5、汇报学习所得。

6、小组内交流自己的想法

7、小组合作,在小组内交流。

8、全班交流。

三、战役中谈解放

1、教师引导学生分析,自主学习战役时要探究的问题。师生共同分析整理:时间、战场、交战双方、战役经过、战略战术、战役结局、歼敌数量等。

2、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三大战役之一,按照上述主要问题结合相关资料进行自主学习,或选择某一个或几个问题将三大战役进行对比探究。

3、小组汇报学习成果,即主要围绕问题介绍三大战役,形成表格,进一步了解三大战役对解放全中国的作用意义。

4、教师要适时帮助学生把握汇报的准确才性和知识性,同时控制知识的难度。

5、教师引导学生谈感想。

6、讨论、交流、整理笔记

四、教师总结

我们了解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我们要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五、布置作业

思考:为什么中国共主党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呢? 板书设计

14延安窑洞的灯火 窑洞前面话革命

故事里论乾坤

大生产运动精神

战役中谈解放 教学反思:

篇2:论窑洞的建筑艺术

1.1 窑洞基本介绍

窑洞历史悠久, 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历经了四千多年的发展, 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穴居式建筑形式。由于当地有很厚的黄土层, 人们很好的利用了这种的地质条件, 在黄土层里凿穴而居, 该创造为居民带来更适宜的居住环境, 也成为现在备受关注的绿色建筑的典范。

窑洞一般用石头或砖筑造, 其上覆盖有厚厚的黄土, 建筑规模可大可小, 大则为多层或者并列多间, 小则为供一人居住的单间, 在窑洞外部部分还会加设庭院。窑洞一般高四米, 宽八尺至一丈, 深三丈, 正面的主窑比其他窑洞略高, 作正堂为长辈居住。窑口砌墙安门窗, 一般为一门三窑洞或一门二窗, 靠窑顶的窗子称天窗。窑内靠山墙均盘有土炕, 土炕一边紧接山墙, 一边紧连窑壁, 留有炕洞门。

1.2 窑洞的建筑特色

窑洞建筑形式丰富, 分为下沉式窑洞、靠崖式窑洞、独立式等, 其中靠崖式应用比较多, 它更多的建筑在山崖、土坡的边缘, 由下至上依山势呈台阶式分布, 下层屋顶即为上层建筑的庭院, 也是现代山地建筑的先例。而下沉式建筑更为相似于我们认知中的窑洞, 它由地面向下挖一个长方形的地坑, 再由这个坑的四面分别向各个方向挖洞建筑窑洞, 这个地坑也就成为窑洞的中心, 形成一个地下四合院。修窑洞一般以山形走向, 避湿就干, 避低就高, 避阴就阳。使得窑洞成为适应环境、气候等既生态又地域的民居建筑。

2 窑洞的建筑艺术

2.1 窑洞的空间序列

窑洞建筑的空间序列丰富, 人们在进入窑洞的行走过程中, 可以经过空间尺度、光影明暗的变化。在进入窑洞的过程中, 或需要从地面经过坡道、楼梯到达地下, 或需要由坡道上山再分别进入到不同分叉路而到达建筑入口。正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经历由公共空间到半公共空间的过程, 在这过程中, 空间环境光线逐渐减弱, 空间围合感逐渐增强, 在多个方面暗示人们环境空间的改变, 给人们一种更封闭的感觉;经过入口, 便来到了窑洞庭院, 空间豁然开朗, 在经历地下坡道的黑暗, 对比使得庭院空间更加明亮开阔, 同时也标志着人们正式进入窑洞主人的私人空间;庭院由四面墙围合形成, 自然光由开放的顶部射下, 保证了主人空间私密的同时, 给自然以最大程度的开放, 也是空间由半公共转向半私密的过程;接着再由庭院进入不同方向、不同功能的房间之中, 空间又一次转换, 由半私密变为私密空间, 空间环境由六面围合, 只在入口处有门窗采光, 使建筑为人们提供了居住生活的安稳感。在从室外到达建筑室内的过程中, 通过空间环境的改变, 给人们带来心理感受的变化, 由公共到私密的过渡, 使空间序列丰富而完整。

2.2 窑洞的入口

窑洞入口是进入窑洞的第一步, 也是窑洞建筑在地面上显现出的建筑, 人们经过窑洞入口到达地下开阔的庭院, 所以在其艺术形象的设计上, 也是丰富多彩, 各有特色。下沉式窑洞多是以坡道连接地面与地下, 在地面只留下一座门楼作为入口的标志, 有时也是直接进入的, 但在窑洞聚集之处, 若没有门楼作为标志的话, 人们往往难以发现或者走错, 所以会更多的建造入口门楼。门楼的建筑形式充满了西北建筑元素, 生土材料制作、拱形的入口门洞、以及上面简单水平的装饰线脚。入口坡道形式也多种多样, 有直通进入庭院的, 也有经过弯道进入的, 弯道的设计更多是外界地形条件的限制决定的, 在坡道转弯处, 有时会在上设置佛龛或者影壁等物, 也是入口的标志之一。

2.3 窑洞的庭院

庭院是中国民居中常见的形式, 但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人文环境的差异, 使得庭院的使用有了很大的区别。在窑洞的庭院中大多不会做明显的区域划分, 更多的是依据使用需求来划分其使用功能, 有时会在一些区域上作绿化处理, 一些区域上作为生活用水区域, 一些区域就空置处理, 作为活动区域。庭院涵盖了窑洞居民的大部分生活活动, 也是一个人们集散之地, 即有门厅又有客厅、起居室的作用。在地面的处理上, 就展现黄土地本真的样貌, 这样既可以不做排水处理, 让水由土面自由渗下, 又可以达到建筑美学上的统一。但同样也暴露了黄土材料的劣性, 易侵蚀等。在庭院的植物品种上, 多种植较为低矮的灌木, 或者种植农作物, 与北京四合院内高大的树木明显不同。庭院整体给人一种粗犷、自然的感觉。

2.4 窑洞门脸的装饰艺术

中国传统建筑中, 门有着重要的意义, 不仅作为庭院与建筑内部空间的分隔, 也有很多其他抽象的意义, 使得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窑洞门口是划分院落和窑洞的界限, 在它上部常作为审视重点而进行精雕细刻, 称为门脸。陕北和陇东的门帘常设拱形门连窗做法, 讲究的窑洞门脸还将花棂格窗嵌入, 里面糊白纸, 加上民俗文化的剪纸窗花, 形成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用麻纸裱糊木质窗格, 显得明亮干净, 而又保暖散气。当然, 门窗结构式样上也有其它形式。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 有些窑洞门面较为简单、粗糙, 有些门窗精雕细刻得制作考究, 但是总体框架结构大致是一样的。豫西窑洞多为小型的拱门, 门上往往设半圆竖棂花窗, 在大门外侧常设风门, 下部位是实心门肚板, 上部为花饰棂格, 而山西、陕西、陇东地区则多为半圆形门连窗, 显得非常精美玲珑剔透。

2.5 女儿墙

窑顶的女儿墙是砌筑在窑脸墙上部的矮墙, 具体有两个作用, 其一是为了防止雨水冲刷墙面, 由于大部分窑洞为生土建筑, 表面的防水功能较差。二是为了防止窑洞上的行人失足下落。同时它也是窑洞民居的顶部天际线, 而女儿墙以下与窑脸墙接触部位又是保护墙体的檐棚, 山区有用天然石板做檐板的, 也有用青瓦和板瓦做成檐棚的, 女儿墙既有砖石实砌的, 也有通花图案组成的。

2.6 室内装饰

窑洞的室内装饰充满了当地风格, 由于民居建筑的特质, 决定了内部装饰较少, 即使为装饰也是以实用性为主。在窑洞的内部一般只有一间房间, 整个房间只有功能上的区分, 建筑外侧为厨房, 里侧则为居住的炕, 空间分而不隔, 使得室内空间的使用充满更大的自由性。在色彩的装饰上更多的使用红色, 红色的窗花、红色的帘布, 这些与民间的风俗不无关系, 但也为窑洞的装饰提供了很多地域性特色。

3 窑洞的建筑艺术的特点

3.1 地域性

窑洞无论从建筑材料到建筑风格都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而窑洞的建筑艺术正是适应窑洞的建筑本身应运而生的, 这使得窑洞在装饰艺术上、空间节点特征上、建筑空间序列上都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在装饰上, 在女儿墙上有砖石砌筑的花纹, 在门窗上木制的纹样, 及贴在门窗上红色的剪纸画, 都显示出西北淳朴、原生态的特征。在庭院、入口的空间节点的处理上, 正是由于西北的气候、地质、经济及人文因素才形成的相应的模式。

3.2 适应性

窑洞的建筑艺术不是为了装饰而装饰, 而是伴随着建筑形成而应运而生的, 装饰成为建筑一部分, 女儿墙的空洞既有了美观的作用, 又可以减少材料的使用, 减少建筑上部的重量。空间序列中, 由公共到私密的过渡, 正是由外部逐步深入到内部的过程, 由地面走到地下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自然的形成了一个适合人们心理变化的空间序列变化。

3.3 实用性

由于民居的建造和使用目的更为直接, 使得其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性极强, 装饰艺术亦是如此。在庭院的处理上, 直接采用裸露的地面, 种植低矮的灌木或农作物, 都满足了人对建筑最基础的需求, 同时也使得窑洞庭院生趣盎然。

4 总结

通过以窑洞民居为主线, 对传统民居的建筑艺术的研究, 试图探究传统土建筑的现实意义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影响传统民居的建筑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其中包括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建筑体系是社会主体中一个大的细胞体, 它的生长体现了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地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生活方式、自然环境、思想观念等特征, 传统民居是建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与这些特征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 它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对于正在探索现代建筑出路的中国来说, 应该立足于本身具有的地方性条件, 传承传统艺术中的精髓, 其实只要最大利用地方环境和当地资源所提供的条件, 结合当代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 最终达到包括人、建筑、文化的协调发展。这也是对窑洞民居生态建筑学研究的目的与价值所在。

摘要:窑洞是民居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在许多方面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在黄土高原窑洞中有许多地方都表现出当地的艺术特色。西北人在性格中既有豪放粗犷又充满了细腻质朴, 这些都在直接体现在建筑的创造中。为此, 着重关注窑洞的建筑艺术, 主要研究并总结了建筑空间序列、窑洞入口空间、女儿墙、门脸装饰、庭院、窑洞室内装饰等的艺术特色, 试图通过这样的整理来使得窑洞可以得到更全面的发扬。

关键词:窑洞,建筑艺术,地域性

参考文献

[1]侯继尧.窑洞民居[M].北京:中国建工出版社, 1989.

[2]荆其敏.中国传统民居[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9.

篇3:延安窑洞飞出的《军歌》

我們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善战的队伍,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无畏惧,绝不屈服,永远抵抗,

直把那日寇驱除国境,

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

抗战的歌声多么嘹亮。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的战场,

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敌人的后方。

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向华北的原野,

向塞外的山岗!

细心的人会发现,这歌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有些相似,却又有些出入。没错,这确实不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而是其前身《八路军进行曲》的原版歌词。

在73年前的红色圣地延安,一个叫郑律成的作曲家和一个叫公木的诗人受《黄河大合唱》的启示,一起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便是其中曲目之一。鲜为人知的是,曲作者郑律成并非出生在中国,而是来自南朝鲜。

作曲家与诗人一见如故

1937年,抗战爆发后的延安吸引了大批国统区的爱国青年和进步学生蜂拥而至。在浩浩荡荡的人流中,有一位身背小提琴和曼陀铃的清瘦青年尤为引人注目。他的脸上洋溢着激动和喜悦,身上还带着烫金封皮的《世界名曲集》。这个青年就是出生在朝鲜南部(今韩国)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一个贫苦家庭的郑律成。这一年,他才23岁。

郑律成原名郑富恩。他因酷爱音乐,改名律成。他尚未来到人世,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他的父亲郑海业是个爱国者,支持儿子们参加抗日救国斗争。郑律成的3个哥哥都参加了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大哥和二哥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在革命斗争中献出了生命。

1933年5月,郑律成随三哥秘密来到上海,然后乘火车前往南京,进入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成为以暗杀作为手段的反日独立运动团体“义烈团”的一员。在学校封闭式培训半年以后,郑律成毕业了。多数同学被派回朝鲜或满洲搞军事斗争,郑律成却被“义烈团”团长金若山派到南京鼓楼电话局,监听日本人的电话。为掩护身份,郑律成学习声乐、钢琴和小提琴。他每周都要从南京去一次上海,跟著名外籍教授克利诺娃学习声乐。克利诺娃认定他如能到意大利深造,即可成为“东方的卡卢索(20世纪名扬西方乐坛的意大利歌唱家)”。

但是,郑律成没有去意大利,而是出现在前往延安的人群中。到达延安后,他的音乐才华很快被发现,被安排进了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又成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

延安边区抗日军民热情四溢的生活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郑律成的创作热情。一天,延安城里召开大会,郑律成和鲁艺文学系的女诗人莫耶从北门外的山坡上放眼望去,山野田间到处飘荡着年轻人的歌声,整个延安都在歌唱!郑律成激动地对莫耶说:“写个歌颂延安的歌词吧!”莫耶也早就被火热的生活所感染,于是连夜写出了《歌颂延安》(后改名为《延安颂》)。郑律成读完后,兴奋地说:“我去谱!”

没过几天,在一个有毛泽东等领导人出席的晚会上,鲁艺的女歌唱家唐荣枚唱起了郑律成作曲的这首歌,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毛泽东也连连点头称道。以后,郑律成的劲头更足了,一鼓作气谱写了《延水谣》、《生产谣》等歌曲,而且同样在延安军民中迅速传唱开来。

1938年8月,受党组织的派遣,一直在晋绥军区从事宣传工作的公木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公木,1910年6月出生在直隶省束鹿县(今河北省辛集市)北孟家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公木是笔名,原名张永年,又名张松如,“公木”由张松如的“松”拆解而来。1928年,公木先考入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两个月后又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抗战爆发后,他决定携笔从戎,并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介绍,赴山西参加了晋绥军区的抗日战争,成了一名文武双全的八路军战士。在晋绥军区,他首次使用“公木”这一笔名写作长篇叙事诗《岢岚谣》,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与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斗争,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农民抗日英雄娄德明的形象。之后,他又创作了《崩溃》、《哈喽,胡子》、《万纳太太》、《鸟枪的故事》等诗作。

到延安后,公木在抗大仅仅学习了4个月,就被调至抗大文工团专职写歌词,不久又担任了抗大政治部宣传科时事政策教育干事,但仍然业余从事诗歌创作与研究。这年底,郑律成也被调入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音乐指导。

两人一见如故。

窑洞里诞生的红色战歌

一天,郑律成到公木的窑洞串门,公木恰巧不在,他无意中翻看到公木笔记本里的一篇短诗《子夜岗兵颂》:“一片鳞云筛出了几颗流星/相映溪流呜咽鸣/是谁弹奏起这一阙乡曲/四周里低吟着断续的秋蛰……”郑律成一下子就被那优美的诗句和意境所感染,就悄悄为它谱上了曲。当他带着浓浓的朝鲜口音把歌唱给公木听后,公木惊叹不已:“多美啊!多么动听的旋律!难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水乳交融吗?”郑律成告诉公木:“你写的诗符合整齐律和对称律,节奏响亮,音韵和谐,有乐感。”

两人惺惺相惜,从此,一个写诗,一个写曲,越走越近。

1939年四、五月间,郑律成听说了从晋西游击区来延安医治跌伤的诗人光未然与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合作写了一部《黄河大合唱》的消息,便向公木提出搞个《八路军大合唱》,约公木写词。

关于两人合作写“大合唱”的过程,公木在文献纪录片《永远向前》的采访中也回忆说:“当时冼星海和光未然合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很受欢迎。‘大合唱’这个名称就是由此听说的。那什么是大合唱呢?不但我不了解,郑律成也不很了解。郑律成就跟我说,咱们也写个大合唱吧。那咱们写什么呢?就写八路军吧,八路军大合唱!就写8支歌,八路军嘛。他连起来做个谱儿,大家一块儿唱。”

1939年7月,在主持抗大工作的副校长罗瑞卿的率领下,抗大数千名教职员工奔赴华北敌后办学,政治部只留下了公木和郑律成。他们两人原本是要被安排到即将成立的抗大三分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的,由于各部门人员一时还难以调配齐全,工作上也就出现了暂时的空暇。于是,他们趁这段时间开始了《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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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坐在昏暗的窑洞里构思,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创作了7首歌词:《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一家》,加上原来的《子夜岗兵颂》一共8首。

公木不是科班出身,作词常常听郑律成的意见。从命题构思到谋篇造句,他都依照郑律成的要求完成。郑律成设想《骑兵歌》中有马蹄嗒嗒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有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八路军进行曲》则要长短相间、寓整于散、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插上三四个字的短句,诸如此类,公木凡能做到的都统统照办。

创作《八路军军歌》歌词时,公木联想到的是平型关大捷的场景。他心想,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第一仗,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振奋了中华民族的士气,所以写八路军军歌,不能不提平型关。于是,“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这两句响亮的歌词被他写入《八路军军歌》中。

歌词完成了,接着就是郑律成的工作。

郑律成谱曲很“神”,公木回忆郑律成的创作过程时说:“没有钢琴,连手风琴也没有,只是摇头晃脑地哼着,打着手势,有时还绕着屋当中摆的一张白木楂桌子踏步转悠;意识到我在带着笑意注视他,他就走出窑洞,躲到崄畔或爬上山坡去‘创作’。制谱似乎比作词更费斟酌些,他也经常用鼻音哼哼同一个调儿来,征求我的意见……”有的老战友说,郑律成是在窑洞里敲着盆、拍着腿写成此曲的。

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琢磨,9月初,《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编曲完成。这部大合唱从多个侧面塑造了八路军将士的英雄形象,堪称中国音乐史上一部表现人民军队战斗生活的优秀大合唱作品。

大合唱完成不久,抗大三分校正式开学,郑律成被调到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工作,公木则在三分校做教育干事。

郑律成虽然离开了抗大,但他经常回来为三分校的官兵们教唱《八路军大合唱》。一时间,不论在课堂还是在训练场上,不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在集合会场,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在唱:“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北有黄河,南有长江,波涛滚滚流向东方”……

当然,在这几首歌曲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八路军进行曲》。

传遍根据地的“大合唱”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八路军进行曲》的歌词,充分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把人民子弟兵驱逐日寇、收复失地,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一往无前的战斗作风,用凝炼集中、铿锵有力、热情奔放的语言表现出来。而整个曲调与之配合得天衣无缝,音乐嘹亮,气势磅礴,形象地刻画出人民军队坚定自信、英勇豪迈、无坚不摧的革命气概,因而深受广大军民喜爱。

1939年冬天,《八路军大合唱》由鲁艺音乐系油印成册,并由郑律成亲自指挥,在中央大礼堂进行专场演奏,公木也被邀去参加。当时既未宣布谁写词,也没说明谁作曲。公木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从不计较名利,在台下听听,听完就走了。也没认为自己写的东西有多么了不起。”

但《八路军大合唱》却像长了翅膀,不只在延安的山山岭岭间回荡,还很快传到了前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记者爱泼斯坦曾讲过他到解放区时,第一次听到八路军军歌的情形:“我不知道这么美的歌是什么内容。我对一个同志说我想知道歌词。我们一路骑马,我就一路翻译并在一张折叠的纸上记下来。那天晚上我写消息时,就引用了几句歌词。”

不久,《八路军大合唱》得到我军政机关的肯定和赞扬。1940年5月,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把这两个年轻人请到文化沟青年食堂,吃了顿延安的美味佳肴—红烧肉和“三不沾”(也叫桂花蛋,是用鸡蛋黄、淀粉、白糖加适量的水搅匀炒成的,不粘盘,不粘牙,不粘筷子)。萧向荣告诉他们,他们创作的有关八路军的歌曲已由抗大学员传唱到各个根据地,很受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为此特向他们祝贺并敬酒,祝他们今后合作取得更大的成就。随后,《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刊登在总政主编的报刊上。其中,《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八路军进行曲》曲谱。

1941年8月,延安举办“五四青年节”征文活动,共征集稿件150件。《八路军大合唱》以《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为名,被评为音乐类甲等奖,获得奖金40元。据说这些奖金是由中央领导同志捐赠的,其中毛泽东捐赠300元,周恩来及王稼祥各捐赠200元。

在延安,公木从婉转抒情的青涩少年到以笔代枪的热血战士,烽火、革命彻底淬炼了他。同在抗大的诗人朱子奇后来回忆:“(公木)经常身背黄挎包,带着地图、讲稿,有时还拿根打狼棍,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他爬山过河,满头大汗,快步如飞……白天奔跑,宣传党的时事政策,晚上在寒冷的窗户破了的窑洞里,在暗淡的一根灯芯的小油灯下,埋头写诗。”

1942年4月末的一天,一封粉红色的油印请柬,静静地躺在公木的书桌上—“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原来是毛泽东主席与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联署的请柬。

5月2日,公木挽起裤腿,淌过延河,以惟一一位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兴冲冲地前往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到,出席“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 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那幢石砌二层楼房的门口,公木看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在一一与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亲切握手。毛泽东当时并不认识公木,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鲁艺副院长周扬向他介绍说:“这是公木,《八路军大合唱》的词作者。”毛泽东微笑着紧紧地握着公木的手说:“你写得好啊,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希望你以后多写一些反映兵的作品。”毛泽东的话,给了公木莫大的鼓舞。

《八路军进行曲》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唱得响亮,甚至在抗战后期连国民党的部队也爱唱。国民党陆军上将孙立人是著名的抗日将领,1997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纪念孙立人文集》中写道:“他也特别喜欢‘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支进行曲,并在军中教唱。到后来听说这支歌成了《解放军进行曲》,才不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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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调整折射时代风云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在延安的朝鲜同志,终于盼望到能够回到离别许久的祖国怀抱。郑律成思乡心切,心儿早已飞向祖国。全体朝鲜同志在离开延安前在罗家坪合影留念。郑律成与夫人丁雪松简单地收拾了行李,带着两岁多的女儿郑小提,随大队人马风尘仆仆地奔向祖国。

随着中国抗战取得胜利,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人民解放战争,八路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八路军的番号撤销。1946年,《八路军进行曲》这首见证了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著名进行曲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其中的一些歌词根据当时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也做了调整,比如把原歌词中的“善战的队伍”、“永远抵抗”、“直把那日寇驱除国境”、“华北的原野”等词句进行了修改。

改名后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依然是进军的号角,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紧随着人民军队进军的步伐,响震河山。人民解放军高唱着它进行了三大战役,高唱着它百万雄师过大江,高唱着它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在隆重的开国大典上,这支名曲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演奏曲目,回响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之后,郑律成又回到了中國,随即加入了中国国籍,定居北京,继续从事音乐创作。

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歌词,在不同年代都有不同的变化。1939年原始歌词版本里“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一句,在1949年的版本中变成为“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在1964年拍摄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攻入上海的解放军战士脱口唱出的是“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现在人们熟知的军歌版本则为“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最初手稿末句为“向华北的原野,向塞外的山岗”,1949年版本则为“争取民主自由,争取民族解放”,但如今的歌词是“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随着局势的急剧变化,军歌的歌词也与时俱进。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军歌版本显然将以前抗日的号召改为“讨蒋”的檄文。1945年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被正式确立之后,歌词“胜利的旗帜”又变成了“毛泽东的旗帜”,另有一说此前曾被调整为“朱德的旗帜”。

而建国后的公木,则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各种政治运动。他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3年又被摘去“右派”帽子。1965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被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但“文革”开始后,公木再次遭遇批判。

直到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正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1976年12月,郑律成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

1989年8月2日,公木以及郑律成的夫人丁雪松受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嘉奖。两位老人分别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上将手里,庄重地接过了特地为他们制作的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谱的纪念牌。公木参加嘉奖会后便默默返回长春,没有张扬和煊染。

1998年10月,公木因病不治。他的墓碑上没有生卒年月,却工整地镌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原始歌词。

2009年,郑律成被评选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模之一。在国庆60周年大阅兵上,阅兵方队在军歌声中走过天安门广场。此时,这支红色军歌已整整诞生了70年。有位退伍军人说:“我虽然早已脱下了军装,但最喜欢唱的还是军歌,听着那激扬豪迈的旋律,仿佛又回到了军营,顿觉热血奔涌……”

篇4:创造传奇的延安窑洞

70多年前,毛泽东曾在南方游击多年,没有找到坚固根据地。后来,长征到陕北,住进延安窑洞,从此,小小窑洞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中国工农红军迂回在连绵纵横的黄土高原,得到掩护、得到补充、得到营养,成功了革命,孕育了延安精神,中国革命也从此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毛泽东曾说:“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

在延安众多的窑洞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居住过的窑洞。走进糊着白纸窗花、门窗斑驳的窑洞里,映入眼帘的却是如此一辙的陈设:破旧的木桌、木椅、木沙发、木床,木桌上还摆放着一盏小小的油灯。这里,说雅一点称作窑洞,说俗一点叫泥洞或土洞,地上是泥土,洞墙是泥土,洞顶还是泥土。窑洞内有一个隧道式小门相通,这些窑洞都是卧室兼办公、接待多种用途。很难想象,老一辈革命家就是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然而,置身其间,你一定会感受到这窑洞无穷的魅力,艰苦、浪漫、温馨的气氛扑面而来。尽管窑洞生活艰苦,但毛泽东等革命前辈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和革命乐观精神。老区的老乡介绍:有一次,国民党进攻延安的炮弹落在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面,把地面炸了一个大坑,飞起的弹片还把附近的一棵大树的树皮都炸掉很多,毛泽东依然坐在窑洞里批阅文件。警卫员从外面拣回两块弹片递给毛泽东看,并焦急地劝他赶快撤离延安。可是,毛泽东接过弹片,在手上掂了掂,轻轻地敲着说:“嗬,真是块好钢呀,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当敌人逼近了延安,周恩来焦急地再次请毛泽东动身时,毛泽东却一身轻松地说:“好吧。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这就是毛泽东,泰山崩顶眼不眨!就在这窑洞,一次次重大决策、一个个战略部署、一场场革命风暴都是在这里形成。在这里,党中央、毛主席运筹帷幄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大生产运动,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窑洞生活、战斗了整整13个春秋。

无论走进王家坪、杨家岭或是枣园,你都会发现毛泽东的窑洞里,都摆着书柜或书架。不难看出,毛泽东视书如宝,惜书如命,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还始终坚持博览群书,阅古批今。除此之外,便是桌上的煤油灯。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有一盏用铁皮制成小小的油灯,表面褐红色的油漆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脱落,延安时期干部、群众都是点着这种油灯。为了节省灯油,毛泽东非常注意节约用油,每当他凝神思考时,就把灯芯拧进一些,调小灯光,待动手写作时再将灯芯拧高,调大灯光。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用这种油灯,在这阴暗、潮湿的窑洞里,夜以继日地看书学习,坚持写作。一次,脚下的木炭烧着棉鞋发出焦味他才发觉。《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为人民服务》等著名篇章,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写成的。《毛泽东选集》四卷159篇文章中,就有112篇是在延安窑洞完成的。简朴的窑洞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微弱的灯光照出了真理的光芒,照亮了中国前进的征程。没有延安窑洞的灯光,哪有祖国的东方红!

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挂着一幅毛泽东在窑洞前给120师指战员作报告的画。主席两眼充满必胜的信心,凝视前方,双手掰着指头在数数的姿态,身上穿着一套粗布衣,裤子的双腿上打着两快大大的补钉。这就是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这就是我们的领袖的风范。望着这幅画,激起了人们对革命先辈的无尽的思念,无限的崇敬,更加热爱毛泽东主席艰苦朴素的崇高品质。这,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光辉形象。

在枣园周恩来同志窑洞前,摆放的纺线车似乎还在不停转动。它是大生产运动的历史见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物资供应遇到极大困难。于是,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在百忙中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各自都承包了“责任田”,带头种菜、锄草、施肥。当地老农还把朱德同志称为“种菜高手”。1943年秋,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军民纺线比赛中还双双获得“纺线能手”称号。

在那难忘的延安窑洞里,没有等级的差异,没有心灵的樊篱,从领袖到战士、学员人人平等,谁也没有特殊。在这里高级将领和普通士兵促膝谈心,一起对弈,情同手足,亲如一家。

篇5:延安窑洞真是“特权染缸”吗

不久前,有学者在网上发表《延安窑洞中的特权——读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以下简称《特权》)一文。从具体论点来看,《特权》作者仅以萧军日记中一些似是而非和道听途说的现象为论据,就认为延安时期存在不平等和领导者的特权,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延安时期的陕北社会经济非常落后,加之又是特殊的战争环境,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得不实行供给制。这种制度在實行过程中难免出现萧军等看不惯的事情,但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根据有关陕甘宁的史书和资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供给制主要在机关、部队、学校及一些事业单位实行,供给的项目包括办公费、伙食费、津贴费、粮食、被服及其他费用。从伙食费标准看,当时确实有大灶、中灶和小灶之分,但绝对不是只有党的领导人及其家属子女可以吃小灶,政府规定残废军人、保育院与托儿所儿童及政府批准的文化技术人员均按照小灶标准发给。在津贴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上也有差别,但绝对不是党政部门和机关工作人员最高,有关文件规定对国际友人、非党人士、文化技术知识分子和老、弱、妇、孺、病员等供给予以优待。对此,有不少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中外人士都有相同的回忆。徐懋庸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说:“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1938-1939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10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

篇6:延安窑洞的灯光

1943年11月22日,周幼马出生在延安的窑洞里,是这批洋“红二代”里最早出生的。父亲马海德是美国人,于1933年来到上海、1936年到达陕北保安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央红军的卫生总顾问,也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保健大夫。

父亲是投身抗战的洋博士、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

周幼马的父亲马海德19lO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23岁获得日内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当年他和2个朋友来到上海,本来他只是想来研究一下热带病,写篇论文就回美国。然而,在上海的十里洋场里,没有受到西方经济大萧条影响,洋人不用会说中国话就能挣很多钱。在那里他的医术能派上用场,于是他就打消了原先只呆上1年的念头,留了下来。

他来到上海后不久就结识了比他早到的外国进步人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进步人士,由此他参加了他们组织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又通过他们结识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当时已是在秘密地为中国共产党做工作。她请求马海德去为中共地下党做些事,把诊所让出来提供给他们开会用,购买了大量的医药器材送给苏区,护送中共要员上船去苏联开会等等。

1936年初,长征刚结束的中央红军来到陕北这个不毛之地,总人数从七八万减员到7000多人,而且身体情况都非常不好。毛泽东身边在中央红军里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医生,所以毛泽东写信给宋庆龄,请求她找一位医术好的外国医生来为陕北红军提供医疗帮助。宋庆龄推荐了马海德。马海德也觉得,光靠他在上海行医是医治不了中国人民的“病”了,于是他下决心奔赴陕北参加红军投身到中国革命中。

在和他同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经历了种种困难后,终于来到陕北临时中共红都保安。他看到的是一批优秀的受过高级教育、有着多年斗争经验的革命者在领导着红军,这些人为能使中国人民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在努力奋斗着。于是他便留下来,成为了第一个加入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他是中共里第一个外国专家,毛泽东马上任命马海德为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进入延安以后,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他筹建了八路军总医院并在那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个加入了中国国籍,继续担任卫生部顾问,将全部心血倾注在消除中国的性病和麻风病的事业上。1988年他代表中国官方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他把他一生最想做的事办成了。在他去世前,中国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的称号。

从延安走出来的摄影记者

周幼马出生在陕北延安。父亲是美国籍,按美国法律由于他出生时还没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美国人了。在延安,生活方面他比一般同龄孩子要好些,而且有一个时时刻刻在呵护他的父亲和非常能干、全职、全心去教养他的妈妈。因此,小幼马在战争岁月极其艰险的环境下能健康地成长。

在解放初期,幼马的父亲工作很忙,常常要带着医疗队去少数民族边疆给百姓治病,母亲忙着拍电影,去东北拍“八女投江”等电影,很难带他在身边,所以只能把他送到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八一”小学住宿读书。在他们班上的同学里就有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后当过海军副司令;何长工的儿子何光伟,后当过国家旅游局局长;黄敬的儿子俞正声现在是上海市市委书记。军队干部子弟有个传统就是“热爱党,听毛主席的话,守纪律,听老师的”。由于他也可以挂靠在这个群体里,虽然父亲是美国人,但也是在红军时入党的“老革命”;所以,周幼马在小学里学到了很多“八一小学”的传统。

周幼马的初中是在北京远郊鹫峰山下的“四十七中学”上的,班上绝大多数同学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这使周幼马真正地学到中国农民艰苦奋斗、任劳任怨的精神,但他自己也尝到了晚上饿肚子饿得睡不着觉的滋味。

周幼马高中上了“清华附中”,校舍在清华园里,每天天刚一亮,就有大学生们在看书,还有些人是光着脚走来走去,上课时才把鞋穿上。他们的学习非常刻苦,周幼马自己说:可惜我当时太爱玩了,没学到这种精神。后来他母亲不放心他住校不读书,就把他转到离家不远的“二十二中学”接着上高中,没想到又开始了谈恋爱。他说他最不喜欢学的课程是“俄语”,自然没能学好俄语,却娶了俄语课代表做了他的夫人。

周幼马高中毕业后是有机会上中国医科大学的,只要父亲写张条子就可以了。他问父亲:“我报考医科大,学医行吗?”父亲连连摇头:“算了吧,你照相要是照坏了还可能可以重照,当医生要是治坏了人那可了不得,你照相去吧。”周幼马没有学成医,而是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新闻摄影系。大学的学习生活周幼马如鱼得水,成绩优秀。不想两年不到就赶上“文革”浪潮,学院停课闹革命,周幼马不想放弃摄影专业,于是就争取做了《红卫兵报》的摄影记者,这也有机会拍下了许多照片,包括批斗彭真、陆定一。也拍到毛主席1967年参加“五一”节活动等珍贵的历史镜头。

“文革”3年后,周幼马被送到张家口65军劳动锻炼。掏粪、挖渠、浇水、吃小米饭……这都不算什么,最令他痛苦的是不能照相,手痒心痒。1970年斯诺访华,毛主席、周总理都接见了斯诺。周幼马的美国叔叔也获准来探亲,他被父亲叫回了北京,和父母一起接待叔叔3个月。周幼马借此机会写了封信给周总理:“我是电影学院学生,很希望还能从事摄影工作。”周恩来很快回复:“可以到宋庆龄的《中国建设》杂志去工作。”宋庆龄是马海德的最好朋友之一,但她还是要看看周幼马的摄影作品,周幼马赶紧送了几张照片,宋庆龄看后很喜欢地说:“你来吧,也给我做私人摄影记者。”就这样,周幼马同时又当了10年宋庆龄的摄影师,她生命中最后10年的几乎所有照片,都是周幼马拍的。对于给宋庆龄拍照一事,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

周幼马从1971年到现在一直在《今日中国》(过去称《中国建设》)杂志做摄影记者,已有41年了。他走遍除台湾以外的祖国各省、市、区,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说走遍了祖国美丽的万水干山,尝到了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还多次遭遇危险,其中一次在1976年7月底,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用消防车的云梯拍照片时,云梯突然倒塌,他从17多米高的地方摔下来,造成身体多处骨折,摔掉了5颗牙,差点儿送命。在梯子倒下的一瞬间,他双手紧紧抱住的是胸前的照相机。半年后,又去采访摄影了,

美国身份的幸与不幸

如果说是由于曾是老红军、老中共的美国父亲,让他们一家与中央领导们亲近,也同样是因为美国父亲身份,让周幼马感到了不少苦恼。在“抗美援朝”要打败美国野心狼的年代,周幼马第一次体会到人情的疏离。“虽然也是中共党员,是老革命,又加入了中国籍,但我父亲还是知道自己还是被人当作美国人,为此,他知道这个

时候应该怎么做。”主动地离开了卫生部,到皮肤病研究所工作了,而后不久就带着医疗队,翻山越岭下农村,去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医治麻风病和性病,仿佛一切又回到了1936年时的陕北。就冲这一点,周幼马非常尊重父亲的决定和做法,父亲太伟大了。他在解放后不当官、不做领导,而是从事连普通医生都不愿意做的、最脏、最不好办的工作,但是他做到了。

1988年,马海德去世了。令周幼马深感羞愧的是,父亲生前对他最大的愿望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认为,他组织上不入党也一样能为共产党干事,只要思想上行动上入了党就行。所以直到父亲去世,都没有入成党。在父亲的葬礼上,邓颖超拉着周幼马的手说:“幼马呀,你一定要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共产党员。”旁边的记者问周幼马,“你是党员吗?”周幼马说:“不是。”直到3年后的1991年,周幼马才终于像他父亲一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了入党的心愿。

在信仰的问题上,周幼马看得很明确:“我没有第二条路”。在心底里,周幼马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彻底的中国人,是个吃过苦、经过了各式各样运动的中国人。他目睹新中国的诞生,在各种运动中成长,也有“文革”动乱的灾难,30年后,新的春天才到来。又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是一个强壮的汉子,立于世界之林。如今自认为世界大哥大的美国,在金融危机,国债危机时,也得指望当今的中国“英雄”来救“美”了。当然也有人间“这个社会足够好吗?”周幼马说:“没有足够好的社会,全世界都没有。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环保大气污染、腐败、效率低、干部队伍过于庞大等,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才能一一解决。”

周幼马是中国外文局所属《今日中国》杂志社享受政府津贴的“超龄”高级记者、全国政协委员。现在周幼马同老母亲、儿子、孙子四代人仍住在北京后海边的四合院里。而每天接送孙子去幼儿园是他的一件乐事。有一件还总是让周幼马操心的事,那就是马海德基金会,他是“基金会”的理事长。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周幼马的母亲捐出父亲在国外得的奖金和家里的存款,为继承马海德的未能完成的事业,成立了马海德基金会,为的是来帮助中国的麻风病事业。“基金会”还设立了“马海德奖”,是为表彰那些在治疗麻风病工作的优秀医生、护士以及进行麻风病研究的人员。从1989年至今,每年表彰10名,获奖者除获得证书和宣传马海德为人民服务的书籍外,还得到5000元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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