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精选10篇）

篇1：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道德制度化、法律化,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是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加强制度伦理建设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加强各个领域的道德规章和法律建设,同时又必须将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内.

作 者：陈应春 CHEN Ying-chun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政法学院,湖北,荆州,434023刊 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GTZ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年，卷(期)：30(5)分类号：B82-052关键词：道德制度化 道德法律化 道德规范 道德立法

篇2：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行政伦理:降低行政官员道德风险的有效途径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如何降低行政官员的道德风险,确保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一行政目标的实现,是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揭示行政伦理和行政官员道德风险的内在联系,分析行政官员道德风险的成因,讨论行政伦理何以能够有效地规避道德风险,并提出行政伦理规避行政官员道德风险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作 者：郭小聪 聂勇浩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广东,广州,510000 刊 名：成都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ENGDU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年，卷(期)： 8(6) 分类号：B82-051 关键词：行政官员   道德风险   行政伦理   代理人  

篇3：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互联网如今已经成为初中生日常学习、生活中不可获缺的指导性媒介,使得师生之间距离得以拉近,当中信息资源特有的种类多元、传播快速便利、交流互动、时空无限制等性质得以全方位彰显,整体上贴合信息时代赋予的诸多规范诉求。强化对初中生群体信息技术应用的伦理、人文、道德和法制教育,提升个体信息真伪鉴别技能,使得他们善于负责任地应用网络,显得十分紧要。

一、网络环境下初中生群体思想道德教育面临的全新挑战困境论述

网络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其令初中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发生系统性变化结果之余,更对初中生思想伦理道德观念造成深度的冲击效应。

首先,网络内部不良道德观念影响初中生身心健全化发展进程。因为网络本身保留强烈的匿名和开放性,使得诸多有关黄色、暴力等信息全面涌入,结合以往调查结果认证,当中非学术信息中存在几乎5成左右的色情信息,对于伦理道德理念体系原本脆弱不堪的初中生来讲,是一类严重威胁因素。

其次,网络对初中生情感表达和人际交往能力的束缚效应。网络环境下的人员交往如若长期延续,就会使得行为主体产生严重的冷漠倾向。须知网络内部一切交往形式都是在虚拟情境中布置交接的,初中生在长期扮演隐形人之后,有关主体、现实人际关系和距离观念都变得十分薄弱。再就是网络中出现的信息都未经过实证考验,人员之间的信任感和自我安全感也就同步骤降,逐渐地网络便成为初中生学习、生活中不满清晰的解毒剂,长期吸引着他们。

二、新形势下我国初中生网络伦理道德教育的科学合理化控制途径

究竟怎样妥善地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初中生群体伦理道德观念修缮,避免他们长期经受当中的消极因素侵蚀,往往需要相关指导教师结合诸多实际状况进行反复认真思索。归结来讲,想要顺势消除网络对学生思想品德的负面影响,强化网络伦理道德教育途径开辟实效,需要尽心竭力地处理好以下工作内容:

(一)加快信息素质和思想品德教育的融合掌控进程

面对网络信息技术对初中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的诸多挑战问题,作为现代专业化初中思想道德教学主体,要不断提升个人网络技术操作技能和职业道德素质,争取在学校大力支持下和其余教师合作组建一类高水准的思想品德教育管理团队。须知知识经济换取信息化热潮的主要特征,便是信息网络化。所以,初中思想道德教学主体必须顺应时代革新拓展诉求,主动吸纳融合最新思政教育理论和相关实践操作经验,同时透过不同培训途径参与锻炼自身计算机网络熟练操作技能。另外,依照初中生身心发展特征,选取富有针对性的讲解内容和形式,如多媒体课件呈现或是生活化情境演绎等,进一步令学生在多元信息交叉渗透和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下,培养出网络信息灵活化搜集、筛选、鉴别和传递应用的能力。

(二)强化网络信息内容监督规范力度,维持网络伦理道德教育环境的净化结果

不同地方政府和学校领导需要结合各类实际状况,进行网络信息监管控制法律法规、体制、技术手段等革新调试,力求令人民今后一切网上操作行为得以校正,令以往频繁出现的黄色信息和知识产权随意窃取行为等得以成功地遏制,避免对初中生网络伦理道德教育的重复性侵扰危机。最近阶段,我国接连出台和网络信息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计算机信息网络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和《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不过涉及初中生专属的网络伦理道德监管法律条文、管理措施和技术操作手段几乎没有。国家有关机构完全有必要尽快同步修缮未成年人保护和科学技术推广等法律条文,在为初中生学习网络科学、技术提供大力支持基础上,深刻强化内部信息管理和技术综合化防范力度。希望借此凭借创新型技术手段维持网络内部不良信息的过滤效果,加快规范网络新闻的进程,最终衍生出切实有效的贯彻路送你网络信息“把关人”类职务守则。

另一方面,初中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工作要及时拓展到课外,将课外各类独特的教学辅助资源优势条件倾数发挥,令初中生身心至此获得前所未有的净化和熏陶感染机遇。这部分实践项目可以说是初中生进行社会了解、知识增进和友谊之窗开放的核心指导平台,更是实施现代化网络伦理道德教育管理方案的最佳契机。相关指导教师完全可以考虑将思想品德教育课程向科技活动之中细致引入,督促学生积极地参与到个人网站、主页、应用程序等设计制作竞赛活动中,希望利用和网络信息相关联的科技实践项目,令学生将网络沉迷热情顺利地过渡转接到学习、身心健康成长和锻炼成才等方向之上。

综上所述,学校教育必须保证和网络技术、运营等机构建立长久化合作交流关系,才能成功地在学校光纤网络之中安装过滤软件或是监视器,借此有效降低初中生触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内容的几率,令他们愿意接受更加健全系统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自觉控制上网的时间。

参考文献

篇4：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律制度；关系

儒家思想不断地总结，吸收，继承的历程中发展成熟，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常连用。其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最早源于孔子。儒教通过三纲五常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规范社会道德的同时也成为了封建统治者禁锢劳动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使得其中的愚忠思想滋生蔓延。

1产生背景

一般认为，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国家和法的最终形成，夏朝形成了一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法律制度。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地理条件，中国法律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儒家思想与法律的相辅相成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中开辟了有自己特色的君权专制主义，在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注重在思想领域中的禁锢和限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时代性。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使得中国古代法律呈现国家主义、礼法结合、法定特权、无独立审判权。

2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关系

儒家纲常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紧密相连，并且相辅相成，相互引进。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这与我国法律制度相互呼应。这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迹可循。

首先表现在朝代的立法原则上。汉武帝时期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三纲成为法律制度的核心和宗旨，以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这样一来，德主刑辅纠正了秦朝专任刑罚的偏失，以儒家的德礼教化和刑罚惩治相结合，更有利于维护王朝的长治久安。同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汉代的法律司法制度也表现出浓厚的独家色彩。唐代立法指导思想是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集中体现了初唐法制指导思想的基本精神，既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有强调德礼和刑罚在实施政教中的关系是德本刑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表现为贞观君臣明法慎刑、以宽仁治天下的民本主义思想，形成了融礼法为一体，相互为用的治国指导方针，对后代历朝产生了重大影响。唐朝作为法律最成熟的朝代之一，所产生的唐律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無论是其律条还是对律条的解释。都集中题词安乐儒家的礼法精神，全面贯穿礼的核心内容——三纲五常。这是儒家思想与法律在相互融合中达到了最完美的契合，成为目前保存下来最早，最完整的传统法典的楷模，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明刑弼教。著名理学家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做了新的阐释。他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法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又从“礼法合一”角度对“明刑弼教”进一步说明，之后中国封建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对明清两代法律实施的方法、发展方向和发挥的社会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次，表现在一些罪名的变动。例如《北齐律》正式确立“重罪十条”的罪名，重罪十条是直接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重大犯罪的总称，内容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隋唐直至明清封建法典所规定的十恶，就是在此基础上稍加损益而成的在维护。重罪十条江儒家纲常礼教内容引入律法，促进了礼与法的结合。

最后，儒家纲常伦理和法律制度在某些情况下相互融合，相互转化，表现为法律儒家化。《晋律》首立“准五服以制罪”制度。“五服”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确立亲属之间亲疏远近制度。古代服制把亲属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制不仅确立婚姻、继承与赡养等关系，而且也是亲属相犯时施用刑法轻重的原则。在刑法适用上，凡以尊犯卑，服制愈近处罚愈轻，服制愈远，处罚愈重。凡以卑犯尊，服制愈近，处罚愈重，服制愈远，处罚愈轻。准五服制度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法律成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其影响极为深远。

3儒家思想的价值

纵观儒家思想发展的数千年，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法制的进步，从重刑到慎刑，从残酷刑罚到礼德教化，展现了统治者恤刑的法治观念，推动了社会走向法制文明化。

篇5：制度伦理与社会道德进步

制度伦理与社会道德进步

道德建设不能就道德论道德，社会道德秩序的形成和巩固要通过制度的.力量来调整和规范。制度伦理是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的统一，它是社会道德进步的基础。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道德“失范”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伦理环境的建设人手，制定并完善一整套能够有效约束社会成员的合理的制度体系。

作 者：李仁武 作者单位：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东,广州,510070刊 名：探求英文刊名：EXPLORING年，卷(期)：“”(4)分类号：B82关键词：制度 制度伦理 道德进步

篇6：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德性伦理,制度伦理,公民道德素质,路径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公民道德素质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新时期提高公民素质不仅需要加强个体的德性伦理,而且越来越需要通过制度伦理的路径。

一、传统社会道德建设中德性伦理路径的局限性

在古代中国,主要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社会政治结构,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和政治型相结合的范式。宗法和专制的结合,在政治上表现为儒法合流,在统治方式上呈现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用政治伦理秩序代替法律秩序,政治伦理高于或大于法律,因此法律制度在古代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相反,古代中国的个体的德性伦理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并与政治相结合,通过严刑酷法等手段加以巩固。古代中国由于孔子、孟子提出的“礼治”、“仁政”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而忽视法律(刑)的现实作用,而最终未被使用。鉴于以前历史的教训,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伦理政治主张,这个理论由于符合当时古代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被成功实施。董仲舒从“天人合一”、“受命于天”的角度出发论证了封建等级制和“三纲”、“五常”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所谓“三钢”,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指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在形成过程中,逐步与封建社会的德治的有关制度相结合,从而使伦理、法律、政治三者高度融合为一体化的制度格局。

在古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中,传统社会的个体德性伦理不仅有利于个体积极履行自己的伦理义务,而且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例如,作为社会成员,最先考虑的是如何履行自己的伦理义务,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礼记•礼运》)。通过“忠孝”一体化的伦理教导,不但促进家庭的和谐,还促进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以宗法型特征的德性伦理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德不如私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私德主要通过“五伦”等一系列儒家伦理来解决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只有私德范畴,儒家伦理只是针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关系给出了规范做法,而对陌生人的公共领域空间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伦理规范。另外,中国的私德是一种等级化的血缘亲情伦理。对不同的个体按照血缘亲情关系排列出等级亲疏,并给予不同的伦理规范。总体上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德性伦理是一个重私德、轻公德的社会,或是放大的私德代替公德的社会。

第二,压抑个体的主体道德性。在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德性伦理,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中,德性的要求是个人的良心、仁慈、谦和和诚信等;在个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中,德性的要求是个人要服从整体和社会,如牺牲、奉献和责任等。因此,传统社会的德性伦理忽视了个体主体的权利,压抑个体的主体道德性,个体更多的是应尽的义务。

第三,导致出现伪伦理的现象。在传统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之下,封建的旧道德不过只是统治者们宣传教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或是用来约束被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在实际生活出现了伪伦理的现象。例如,汉朝的统治者不遗余力地表彰孝道,还通过教育、行政和法律手段推行“以孝治天下”,因此使整个汉代社会孝行的故事层出不穷。中国古代宣扬的“二十四孝”,汉代就占九例。但是在汉代孝道的制度化下出现了孝德的异化,使孝道走到了它的反面,成为了反道德的力量,甚至出现了“愚孝”“伪孝”的现象。

二、现代社会道德建设中制度伦理路径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由与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小农意识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公民意识。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主要依靠血缘、情理和关系等来维持彼此的交往和信任,是一种“熟人社会”;现代社会是主要依靠外在的强制的力量来建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是一种“陌生人社会”。

在农业文明向商业文明转变中,经历了小农意识到公民意识的转变,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就迫切需要制度伦理来给予保障。制度伦理相对于德性伦理而言,有其自身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制度和伦理包含着制度(“实然”)和伦理(“应然”)之间的内在统一。就制度而言,它是一种伦理的外在体现;就伦理而言,它是一种制度的内在支持。制度伦理要求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必须要有伦理道德观念的内化,要求伦理道德观念必须外化为具体的制度要求。其对公民道德素质建设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具有普遍的约束机制。公民道德区别于传统的个人道德,主要表现在公民道德由私人领域的“私德”转变为公共领域的“公德”,是一种开放性的道德体系。公民道德作为公民之间在社会交往的行为规范,不仅在个人品德和家庭美德中有所体现,而且更多地体现在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公民道德不但在“熟人”社会中起作用,还要在“陌生人”社会中发挥作用。实际上,公民道德是需要一种强制性的制度来进行管理和监督,进而形成普遍的约束机制。传统的“熟人”社会之所以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秩序,不仅依靠严刑酷法的强制力量,而且更多地形成了熟人之间的监督。而制度伦理主要依靠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强制性来实现,在实现方式上主要以客观性、稳定性和强制性为特点,并且依靠政府和社会组织等来保障和监督其实行。因此,制度伦理就具有了普遍的约束机制,从而达到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目的。

第二,具有底线伦理的意义。制度伦理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的体现,具有底线伦理的意义。底线伦理是指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维系自我人格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是体现在法律和制度中不可违反的道德原则。[1]制度伦理能够反映一定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决定现实社会生活应具有的道德秩序和应达到的道德水准。制度伦理的首要作用就是通过制度的约束,帮助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明辨是非、认清对错、区分美丑、判别善恶、尊荣知耻,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个体逐步建立和追求自己的道德理想、道德价值和道德信念。另外,制度伦理不仅调整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还协调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的关系,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平和道德秩序。现代社会,由于交往主体的多元性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只有拥有一个良好的、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能使每个人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和自由。这样的制度安排必然是德治和法治的统一,而制度伦理正是实现这种内在统一的一种路径。

第三,有助于个人自我道德人格的养成。制度伦理能够把制度所规定的内容成为人们践行的行为要求,进一步把道德责任和义务内化为个人的道德自觉,从而实现道德现实和道德理想的结合,最终养成社会所要求的道德人格。罗尔斯认为:“一个人的职责和义务预先假定了一种对制度的道德观,因此,在对个人的要求能够提出之前,必须确定正义制度的内容。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职责和义务的原则应当在对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确定之后再确定。”[2]也就是说,人们总是首先选择制度的根本道德原则,然后再选择属于个人的道德准则。如果个体的道德人格的要求离开了外在的制度的伦理道德原则,那么就失去了个人自我道德人格养成的外在条件基础。

三、新时期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制度伦理路径方向

所谓制度伦理,是通过制度来调节人们之间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道德意识的总和,它体现在各种制度安排和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中,是主体认知和处理社会关系的一种实践精神。制度与伦理具有密切的联系,其实质而言,二者都是调节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在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如下:其一,制度是组织按一定程序并以立法或规则等形式制定出来的,具有强制性,从而确保社会治理正常执行;伦理是公众约定俗成的秩序和关系,具有非强制性,能够引导社会治理正确的价值导向。其二,制度是外在的规定,是一种硬约束,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守;伦理是内化的自律,是一种软约束,是人们自觉自愿履行的义务。

新时期提高公民素质与制度伦理相结合,关键在于公民道德制度的伦理化和公民道德内容制度化这两个方面的建设。制度伦理的第一要务就是为整个社会制度体系的建构提供必要的伦理支撑、价值理念和道德论证,还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伦理考量。对制度的伦理评价不能简单地用动机论和效果论来进行评价,而是必须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物质条件,以及人的认识水平来作出评判。公民道德内容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制度并颁布实行“道德奖惩法”,对拾金不昧、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和无私奉献等崇高的道德行为进行表彰和奖励,并形成制度化和常态化;另一方面,将一部分公民基本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法规和制度,加大对失德、败德等违反道德底线的行为的惩戒力度。

第一,注重对制度本身的伦理考量。从制度安排来看,需要对制度的构建进行伦理考量,道德要为制度提供相应的伦理支持。制度构建的首要价值就是社会通行的正义原则。罗尔斯指出:“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接受着一种公平的正义观管理时,它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亦即,它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在那里:(1)每个人都接受、也知道别人所知地满足这些原则;(2)基本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满足、也普遍为人所知地满足这些原则。”[3]一种制度只有其伦理道德上的正义的目的性和合理性之后,才能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和支持,才能确保制度的正常运行。在公民道德建设中,不仅要考虑制度构建的伦理性,还应注意制度确立后适用的价值考量。比如,制度执行时,要对相关的执行者进行相应的培训,使其了解制度的本意、核心价值以及遇到特殊情况的处理方法等。同时,要对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及时地跟踪和反馈,以便了解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确保制度的实施。

第二,重视伦理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一方面,“制度化的伦理”,即从根本上树立了道德的权威,从而促进了道德的内化,增强了道德的调节功能。我国2013年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子女“常回家看看”正式入法,体现了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这些涉及家庭道德或个人品德时,并不能仅靠法律制度的强制性来解决,还应靠道德的“软约束”和内在的良心来疏通,进一步促进道德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伦理的制度化”,即道德转化为法律。道德是法律形成的伦理依据,而法律是一定伦理精神的体现。我国大多数省区市也制定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政策法规,深圳市还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来为好人提供法律保护。我们要继续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化解好人的道德风险,保障好人的合法权益,褒扬好人的道德行为,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

第三,注意伦理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区别。伦理道德是非正式的规范体系,是依靠风俗习惯、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进行调节和引导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制度是正式的规范体系,主要依靠强制性的规范力量来进行调节和引导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只有充分认识到伦理和制度之间的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才能进一步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法律依赖道德而被认同和遵守,一个人的道德素质提高了,必然会自觉地遵纪守法。

参考文献

[1]李仁武.制度伦理研究——探寻公共道德理性的生成路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第19页.

篇7：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法律职业道德；道德危机；制度设计

法律职业道德是在当前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日渐形成的一个概念。法律职业共同体当前比较明确的主体是：律师、法官、检察官。

法律职业道德从广义上讲应属于社会主义法治的范畴，是法学科目中法理学研究的对象。职业道德就是某一职业的行为规范，法律职业道德就是法律执业共同体在适用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或在实施法律实现依法治国过程中面临无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款而又不得不作出判断时所遵循的一种价值准则或一种职业信念。

现行法律中明确调整执业共同体的法律有：1996年5月15日通过，2001年12月29日修正，2007年10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5年2月28日通过，2001年6月30日修正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法官法》；1995年2月28日通过，2001年6月30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调整执业共同体行为规范的有：2004年3月20日中华全国律师协通过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2001年10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2002年3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以上法律及行为规范均有法律职业道德的价值体现，是具体而明确的而且具有可操作性。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及社会关系的复杂多样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价值观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即出现各种道德危机。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道德危机是指律师在执业、法官在行使审判权及检察官在行使监督检察权时出现一种不符合以上法律及行为规范的一种价值导向，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及正义品质。

律师道德危机表现为：其一、某些律师在为当事人提供社会法律服务的同时会赚取依收费标准收取的律师费，当律师对案件有一定的把握，当事人前期不愿意或无力支付费用时，律师为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可能在前期投入办案费、案件诉讼费用，等案件维权或诉讼成功后从索赔额中获取一半或以上的提成；其二、某些律师在竞争日益激烈、案源不充分的情况下，通过同行之外的其它人介绍案源并给予回扣的方式合作；其三、某些律师不提升专业方面的业务及提高自己的品格修养，而是与法官拉关系，争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向自已这边倾斜。

法官道德危机表现为：其一、某些普通法官审判任务繁重，如一个上午会安排开四个庭，工作压力大，收入低，所以有因受贿而落马情况发生；其二、某些法官为了做到和谐社会，保持与上级法院联系感情，经常发生业务请示，如立案请示及审判请示，不能保持独立审判权，且一个案件在立案审批的过程中可能因为请示或讨论达四个月之久才把案件立下来。

检察官道德危机表现为：违法办案和司法腐败。检察官的出现比律师和法官要晚很多，其在素质方面尚需进一步提升。如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侦查义务；使用当事人提供的虚假证人证言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

当前中国法律职业道德危机的表现，是一种法律人不正确的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法律职业共同体在中国的法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乎着国家法治真正的实现。法官行使的审判权，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检察官行使监督检察权，纠正着侦察机关或审判机关程序或实体不公，同时行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管辖权，其中律师是最活跃的群体，他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邻里之间的争吵，大到国与国之前的纷争，都在发挥着或大或小的作用，律师也是与民众接触最多的一个职业群体。法官和检察官是代表国家在行使权利，律师是代表民众在行使权利，他们运用的共同载体都是法律，有着共同的职业信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以上职业共同体的道德危机亦可通过以上职业信仰来进行修正。

因从事律师执业多年，现就当前中国法律职业中律师执业的道德危机进行具体的分析并提出制度设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定义的律师是：“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并依法纳税。在当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律师事务所虽然不是一个去工商局进行登记的商事主体，但亦是自负盈亏。律师自找案源，自己给自已发工资，自已为自已交社保、交住房公积金并承担自已在所内的办公费用。律师事务所的这种体制迫使律师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存先解决温饱，再解决发展，所以律师每天面临的问题是今天是否进帐，这周是否进帐，这个月进了多少帐的问题。而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进阶制度亦要求每年年收入多少，连续三年年收入达到多少才可以申请二级合伙人，二级合伙人申请一级合伙人同样有创收的规定并且要一级合伙人讨论通过，所有的一切都要数字作为基础，都是以律师的业务收入作为基点来进行评比的。就像上学时到了暑假和寒假时看成绩，律师所到了半年或一个会计年度也都要看自已的半年或一年的数字收入一样。这种状况在全国是大同小异，只是在深圳这个城市会显得更加明显，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在律师事务所是贯彻得最彻底。

现今的律师事务所除少数实行公司集团制管理外，大部分律师事务所都是律师单个个体制，或所内两个、三个、七个、八个组成一个团队互助合作式办案，专业互补，或平时碰到专业性较强的案件找其它律师单个进行业务合作。在一个综合性的大律师事务所内，如果想把某一个领域做得很有气候，就需要做一些有益的尝试，不管是在业务开发还是利益分配的探索上，如何进行规范操作又使得利益最大化这就需要法律职业道德进行价值指引。

在律师执业道德危机表现一的形式中，就是深圳某些律师事务所在办理律师业务中已然采取的一种方式，具体为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维权时与当事人达成的一种合作方式。知识产权的申请保护成本不高，但是如果某一专利产品市场反响好，立马一大批厂家照抄，维权成本就高，需要专利权人投入人力、财力进行维权，而有时专利权人认为侵权，法官倒不一定认为侵权；有时判定了侵权成立，执行不到位，维权工作做了白做。这时，就有专利权人与律师谈合作，专利权人采取零成本的方式，完全交给知识产权律师进行维权，有收益五五分成或者律师拿到更高的比例，律师拿到授权后，便开始采取各种措施，自己去市场上找侵权厂家，然后自已去立案起诉，权利人只是配合办理一些手续，然后收成，风险也完全由律师去承担，如果索赔不到位，则颗粒无收还有可能贴上诉讼费或办案费用及时间成本。在这种律师与权利人合作分成的方式中，是否符合律师执业的道德，则要进行具体的分析。首先，律师虽然在代理案件中要赚取律师费，但律师不能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其次，律师在法律服务中特别在法律诉讼中不能主动去挑起事端，完全取代权利人决定提起诉讼，这样会无端浪费国家司法资源，会产生大批量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案件；最后，这样做的效果律师或权利人可能就案件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收益且也能一定程度上遏制侵权行为，但是整个社会将会对律师的评价降低，因为可能会认为现在的律师依然就是一种古代“讼师”的角色。

针对此种律师执业道德危机，其根源在于侵权人法律意识淡薄，侵犯知识产权成本低，惩罚力度小，所以屡禁不止，被侵权人痛失市场，律师出面打击维权获利。律师作为法律的维护者，可以与当地知识产权局组织企业进行知识产权培训，发挥每一个企业的积极主动性，由制造型企业转变成创新型企业，增强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法制意识，尊重彼此知识产权，律师亦在培训或宣讲法律时获得讲课收益。这就是一种良性循环，律师在实现社会效益的同进亦获得商业效益。律师要在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点，如：可以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约定风险代理，先收取一定基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再按广东省律师收费指导价格中风险代理最高30%收取律师费。

在律师执业道德危机二的表现形式中，解决此道德危机的制度设计要从律师自已做起，不给介绍人回扣。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虽然写明“律师应当公平竞争，不得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但在后面的惩戒条款里并没有明确的处罚规定。所以律师要高尚经营自己的事业，不做的业务就不做，不要给自已带来不好的声誉。

在律师执业道德危机三的表现形式中，与法官拉关系，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可做的是律师应该在法庭上依据专业知识据理力争，法官亦会居中自由裁量，这实际上就是公平。

总之，在律师执业中出现的以上三种道德危机表现形式及还有现实中存在的其它的诸种表现形式，只要律师心中有社会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均衡比较、有高尚职业的理念、有公平、正义的信仰，都会化制度于无形，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中付诸实施，实现法律职业道德向着公正、诚信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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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进学.法律职业：概念、主体及其道德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3]唐永春.法律职业道德的几个基本问题.求是学刊，2003年9月第30卷第5期.

[4]谢莹.论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律職业道德的构建.法制与社会，2010年11月（中）.

[5]王晓明.浅谈法律职业道德.法学之窗，2007年10月.

[6]张文显，卢学英.法律职业共同体引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6）.

篇8：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问题的提出

(一) 社会公益捐赠具有道德属性

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 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道德的内容, 善良、美丽、正义、光荣、公正等是道德内容中的最高层次, 也是评价人们意愿和行为的最高标准。

(二) 现行法律规定没有体现出社会公益捐赠的道德属性

社会公益捐赠行为的基本特性在于其自愿性和主动性, 但我国有关公益捐赠的法律并未体现其上述特征。

1. 税收优惠规定不完善。

2. 公益捐赠的行政背景。

(三) 社会公益捐赠活动中的信用度受到质疑

随着捐赠活动的增多, 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社会公益捐赠活动中的社会信用度常被质疑。对于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 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和信息查询系统;捐赠款物的来源、运用和去向等重要信息不公开透明化, 直接导致公益组织行使捐助职能的社会公信力不足。捐赠人诺而不捐, 出现了所谓的“诈捐门”, 甚至有的假借捐赠名义进行走私、套汇、逃税等违法活动。这不仅打击了我国刚刚进入上升阶段的公益捐赠事业, 同时挫伤了社会各界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

二、社会公益捐赠法律制度重构的要求

(一) 以道德为主线, 法律体现道德的要求

道德是社会公益捐赠的固有属性, 社会公益捐赠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一种道德行为。在社会公益捐赠产生之初, 对捐赠的理解局限于“扶危济困”的观念上, 捐赠资金大多流向了救灾、济贫等领域, 而诸如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科研等领域的捐赠才刚刚起步。但是随着社会公益捐赠的发展, 社会公益捐赠不仅是弱势群体受救助的途径, 更重要的是其承担着促进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的职能, 对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以及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益事业在社会中的需求与作用日益增大, 需要将基于道德的社会公益捐赠法制化。[3]但在社会公益捐赠法制化过程中, 其道德属性被忽视了, 法律的国家强制力被过分强调, 阻碍了社会公益捐赠在我国的蓬勃发展, 也突显了社会公益捐赠在实践中的困境。所以, 在重构社会公益捐赠法律制度的过程中, 必须以道德为主线, 贯穿于社会公益捐赠法律制度的建构中, 以使基于道德的社会公益捐赠法律区别于其他法律。

(二) 引入社会信用体系

社会信用体系, 就是建立在信用道德观念和信用法律理念基础之上的概念, 是一个以信用文化、信用制度、信息技术为基础, 社会分工明确的各类主体信用活动构成的有机系统, 涵盖了以政府为主体的政务信息信用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企业信息信用体系、以个人诚信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信用体系以及以市场中介为主体的社会商务服务信用体系等多方面内容。[4]

三、社会公益捐赠法律制度重构的具体措施

(一) 规范社会公益捐赠中不同主体的地位

1. 政府部门。

2. 规范捐赠人、受赠人及受益人的权责关系。

(二)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激励的目的是鼓励捐赠自愿, 促进整个社会的公益活动蓬勃的发展, 社会公益捐赠的激励机制建立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 确认公益组织的独立法律地位。

2. 完善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

(三) 增加社会公益捐赠的透明度

1. 建立信息披露制度

社会公益捐赠是法律和道德所共同调整、认可的行为, 社会公益捐赠中的信息披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捐赠人的信用状况;二是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披露捐赠人的信用状况的是为了防止捐赠人“诈捐”, 保障受益人利益的实现;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则是为保障捐赠人的权利和受益人的利益。所以, 银行、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应密切合作, 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将各自的数据连接起来, 进行信息资源共享, 建立作为捐赠者的企业、个人的信用信息公共平台, 将企业、个人信用信息公布于众;其次, 公益组织作为受赠主体有权利接受捐赠款物, 并享有一定的处分受赠财产的权利, 应当建立自己的财务和审计制度, 并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 同时, 应当将接受捐赠款物的情况及其使情况通过一定方式在合理的范围内公开, 并为捐赠者进行查询的便利。

2. 完善行业监督管理体制

目前, 我国对社会公益捐赠款物的监督呈现这样一种状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既是捐赠活动的管理者, 又是捐赠活动的受赠主体, 身份交杂、难以管理和监督;公益组织一手负责募集钱款物资, 一手要分派实施, 没有募捐和执行的专业分工, 不能开展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捐赠款物使用的随意性较大;捐赠者的知情和监督权通常被忽略, 而受益人作为捐赠中的弱势群体通常无法行使监督权。完善行业监督管理体制首先要政府放权, 减少对公益捐赠事业的行政干预, 真正成为公益捐赠的监管者和协调者;其次, 要通过具体的措施保障捐赠者的监督权和知情权;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 接受政府、捐赠人、受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最后, 还可以考虑成立公益捐赠行业协会, 实行行业自律, 对公益捐赠行为的实施、公益捐赠款物的分配等进行行业监督。

3. 规范受赠主体

按照《社会公益事业捐赠法》受赠主体包括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 政府在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境外捐赠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受赠人时也可以作为受赠主体。如前所述, 法律将政府界纳入受赠主体, 既不利于政府的监督管理, 又限制了公益组织公益活动的开展。所以, 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受赠主体只能是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 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公益捐赠活动进行宏观上的管理及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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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李莉.中美个人捐赠的比较研究[J].华商, 2008.

[3]黄黎玲.社会公益捐赠法制化的道德基础研究[J].理论与改革, 2013 (3) :131.

[4]胡卫萍, 刘婷婷.保障我国社会公益捐赠机制顺利运行的思考[J].老区建设, 2008 (22) :17.

篇9：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市场经济 腐败 法律 道德 制度衔接

【作者简介】　王冰，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论基地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学。王宜军，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法律和道德，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两大武器，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层面发挥作用，严刑峻法针对重大的违法犯罪行为，使人不敢贪，伦理道德约束轻微普遍的日常行为，使人不想贪。要从源头治理腐败，不能仅仅依靠严刑峻法，更要根除滋生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培育完善的道德体系，增进个人的道德情操。然而，尽管理论界和实践界已经充分认识到法律和道德在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巨大作用，但对两者的关系、地位和功能的认识却存在偏差，普遍的认识误区是重法律轻道德，重惩罚轻预防，重显性制度轻隐性文化。这种认识误区不利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也无法从根本上防范和杜绝腐败，是反腐倡廉一手硬、一手软的认识论根源。

法律和道德尽管存在着形式和功能上的不同，但从制度主义的角度看，法律和道德也具有极大的共性，它们都是制度（institution）的两种形态，是规范和约束人类行为的两类社会规范体系（social norm）。它们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但这种转化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和程序。法律不能也无法完全替代道德，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延伸。

一、市场经济背景下人类社会的领域划分及其决策原则

人类社会可以大体划分为经济、政治和社会三大领域，在这三大领域中存在和处理的物品（或行为）分别是商品（经济行为）、政治物品（政治行为）和社会物品（社会行为）。商品即正常市场中以金钱计价并交易的普通物品；政治物品是那些同公民权利有关的具有公共性的物品，如选票、权利、兵役、教育等；社会物品则是那些同情感、家庭、社会有关的物品，如感情、性活动、文化物品、人体器官、社区活动、野生动植物等。针对不同的社会领域、物品以及与之相应的人类行为，人们会采用相应的决策原则——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原则、政治学中的政治人原则和社会学中的社会人原则，这些原则也相应形成了不同学科和学者理解人类行为的基本人性假设。在经济领域，人们将交易的物品视为商品，采用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nicus）的利益计算原则，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做出对个人有利的选择。在政治领域，人们处理的物品为政治物品，采用政治人（homo politicus）的公平正义的决策原则，以公共利益的最大为决策目标。在社会领域，人们处理的物品为社会物品，采用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的情感原则，以行为是否合乎情理来进行决策。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在这些不同的决策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领域的社会规范（social norm），以维持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持续。通常而言，个人能够区分自己活动的领域并采用相应的决策原则，如果他错误地选择了某种决策原则，如将经济领域的原则用于政治领域，即进行钱权交易，则会引起他自身的不安以及社会的反对，这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腐败。相反，如果将政治或社会领域的原则用于经济领域，则有可能被讥讽为僵化和古板，经济领域以利益的最大为目标，经济活动要求“在商言商”。

商品、社会物品、政治物品具有本质的区别。商品以金钱进行计价和配置，社会物品和政治物品则不以金钱计价和配置。不同物品存在着不同的配置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一种基础性方式，但并非唯一方式，将社会物品和政治物品理解为“资源”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它隐含地意味着人们以商品的方式来评价和对待这种物品。政治领域中的公共权力不是商品，它要求以公平正义的原则来进行配置，如果由市场交易来配置这些物品，就意味着政治的腐败。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价格来衡量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社会制度，这一社会制度具有一些内在的优势，它可以充分利用分散在市场中的海量信息，内生地激励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私利并在一定程度上自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因此，市场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和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市场体制也是一种道德体系，它意味着人类社会将越来越多的原本并非由市场配置的物品转化为由市场配置的商品，市场的经济人原则日益取代了社会人原则和政治人原则，经济正在入侵社会和政治领域。如下图所示。

二、隔离社会领域的制度屏障

在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中，社会都将演化出一整套具体的制度屏障来隔离这三个领域，并保障各自领域的合理运行。这些制度屏障包括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在制度主义看来，道德和法律都是约束人类行为、规范个人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制度安排，在这一点上它们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仅仅表现在它们作用的形式上。

首先，道德是约束人类行为的隐性制度。道德存在于人们的内心深处，通过人们的自律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能够依据道德感自觉或不自觉地区分不同的社会领域，并根据这些领域相应地采用经济人的利益原则、社会人的情感原则、政治人的公正原则来进行决策和行为。如果他违背了这些原则，则会感到一定程度的伦理困惑乃至道德自谴。除非他能够彻底地抛弃这些道德原则，这也就意味着他完全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如果他有一丝一毫的悔意或闪念，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的“良知未泯”。这种道德自谴和道德底线是一种强大的隐性力量，它们从内在的观念上隔离不同的社会领域，制约和规范人类在这些不同领域的行为，延缓着社会的演变，维护着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和谐。

其次，法律是道德的延伸。法律以显性文本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外在的惩罚和强制来进一步强化道德对不同社会领域的约束，更加强有力地维持各个领域的正常运行。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的各项具体法律法规是经济法，如我国的《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证券法》、《食品安全法》以及各种具体的产品质量标准，等等。这些法律针对正常的商品交易行为，其功能在于规范商品市场，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保护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保障各类市场交易能够以公正、有效的方式进行。如果企业家违反了这些法律，就意味着企业家的“腐败”。在社会领域中运行的法律是社会法，诸如《婚姻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它们对于家庭赡养、性活动、赌博、环境、动物植物、代孕、人体器官等具有社会性和伦理性内容的物品的处理或者商业性买卖进行禁止或规范，如果个人违反了这些法律法规，如不赡养老人、进行赌博卖淫嫖娼活动等，则可以被视为他在社会领域的“腐败”。政治领域中的各种法律法规就是我们熟悉的公法，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各种党纪党规，这些法律法规对诸如公民权利、公共职位、公共权力等各种政治物品和公共物品进行隔离和保护，保障它们按照一种被社会大众广泛接受的公平正义的原则进行配置。如果政治人物违背了这些法律法规，则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政治领域的“腐败”。因此，从社会规范的角度理解，腐败的本质是对既有社会规范的一种违反，即社会学中所谓的“社会失范”。这些种类繁多、体系庞杂的法律法规的社会功能，就在于从各个具体的层面保障不同领域的有序运行。

道德和法律并非互不相干，互不影响，也并非可以只依赖其一，而忽视另一。在制度主义看来，道德和法律都是规范和约束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道德以内隐的方式通过自律制约人类行为，法律则以外显的方式通过惩罚制约人类行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延伸。道德和法律可以相互转化。然而，法律永远也不可能对人类社会活动的所有方面进行全面详细的规定，如果将法律比作一座房子的框架结构，那么道德就是这座房子的沙石灰浆，仅有法律而没有道德，这座房子就会四面漏风，甚至框架结构也无法长久维系。对法律的尊崇本身也是一种道德习惯，法治的国家必定是一个德治的国家，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德治的国家，这种德治表现为传统社会中延伸到人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礼乐教化，在传统的人格化的社会中，这些礼乐教化并不需要转化为成文的法律法规，它们同样成功维系着传统中国社会的和谐、秩序和稳定。但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这种礼乐教化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我国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要进行道德秩序的重建。

三、廉政法律与道德的制度衔接

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或称为人格化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规范个人行为以及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主要是伦理道德，而非法律制度。从文化传统上而言，中国人并不习惯于运用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捍卫自己的权利。这并不能被简单地界定为愚昧落后，而是适应历史上我国农业社会背景的自然结果。在制度主义看来，这种德治而非法治也是最为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形态。但在当前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一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尚未完成，具体表现为农民工群体的庞大和城镇化水平的低下。二是熟人社会和人格化社会的特征仍然明显，具体表现为社会关系和人情网络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这种处于急剧转型期的社会中，原有的约束人们行为的诸多道德规范要么不适应社会的要求而被逐渐抛弃，如传统的三纲五常；要么由于其约束力不强而被某些权势人士不断突破，如少数政府官员的贪腐；要么勉强转化为法律制度但由于其缺乏习惯性、神圣性、权威性以及其他制度的配套，而无法得到严格地遵守和执行。因此，在我国这种巨型的社会转型国家，政府管控整个社会的难度要远远高于业已成熟的工业化国家。

在反腐倡廉领域，道德与法律的制度衔接，需要注意以下三个个方面的问题：

（一）制度的多样性

法律、道德、党纪、礼仪、校规、家法等，都是各种针对不同组织、不同领域、不同活动的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也被称为社会规范（social norm）。针对规模、层次和类型不同的组织，制度可以表现为整个社会中的道德、家庭中的家法、班级中的班规、学校中的校规校纪、一个党派的党纪、国家的规章制度或成文法、全球的国际法等等。针对不同的社会领域，制度可以表现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微观组织如学校和家庭制订的各种管理规定通常不被认为是法律法规，但从制度的角度看，它们同法律法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化，成文的法律法规可能向社会的更多领域扩展，将原本不存在社会规范或者由非法律的道德规范调整的行为，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这种法律法规的扩展和变化意味着法律意义下私人空间的变化，这种私人空间的变化一方面意味着个人自由的扩大，人们可以做越来越多的在传统社会和计划体制下被法律禁止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私人空间的细致、严格和规范。但是，不论法律多么细密，它永远不可能涵盖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法律只是维持社会运转的基本网格，这些网格中间还存在无数的缝隙，这些缝隙需要道德、文化、礼仪等其他类型的隐性制度的补充，隐性制度比法律更加基础，同个人日常生活的关系更加直接。法律以道德为基础，没有对道德的遵从，就没有对法律的敬畏。

（二）法律的制度成本及其可执行性

由于法律通过外在的强制惩罚来约束人的行为，所以，法律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才能够发挥其惩戒作用。为了保证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就有必要设置公安和检察机关，对人们的违法行为进行辨别、举证、指控和处罚，这些措施必然带来极大的司法成本，即制度成本。如果某项法律的制度成本过高，超过了社会能够承担的限度，那么这项法律则无法执行，除非司法机关甚至国家领袖能够承担这些成本，强力推行此一法律，最终它也有可能改变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观念和习惯，法律才能够生根发芽，但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廉政法治化进程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法律执行成本的降低有赖于法律被民众接受和习惯的程度，无法被民众接受和习惯的法律就必然会导致其执行成本过高，而只能停留于纸面，无法成为真正的法律，也必然损害法律的神圣性。

廉政行为涉及公共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其配偶子女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大量基础性日常行为，市场经济背景下财产的数量、类型和来源又空前复杂，要通过法律和外在监督对这些行为进行全面地监控，就势必全面而深入地进入公务人员的私人生活，导致高昂的执法成本。如《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如实报告本人收入，本人及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房产、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明确要求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这些党纪的全面贯彻落实需要非常严格地执行，需要对收入、子女配偶、房产、投资、礼品等看似琐碎的细节进行全面、严格、详细地界定，并且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和空间。因此，法律只可能对重大的行为和程序进行规定，剩余的部分不得不留给道德领域来加以规范。

（三）道德对法律的补充和支撑

道德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行为的看法和观念，是对这些行为的“对”或“错”、“好”或“坏”的基本判断，并在实践上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每个人都会有他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判断，从这一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道德人”。这种道德观来源于个人的家庭、教育、社会背景以及独特的生活和成长经历。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必然适应具体社会及其历史阶段的具体需要。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形成了一个社会的主流道德观，这一主流道德观能够维系该社会的稳定与持续。道德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形态的不同而不同，随着时代的演化而演化。道德观最终表现为文明形态，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当今世界存在的八大文明，如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等，究其本质而言，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八种道德观，是这些文明中的人们对待人类社会基本问题的一些共享的观念和看法。

在廉政领域中的各项法律，其实并非凭空创设，而是将业已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各种道德观念加以编撰，并公布实施而已。几乎每一个领导干部、共产党员，甚至普通人都能够区分他是否在正确地使用他的公权，他是在为公还是为私，他的行为是否正当，只不过道德和法律的区别在于，违反了法律，他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而违反了道德，他只需受到内心的谴责。而法律总有漏洞，在没有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法律并不足以制约人们的违法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不违法，并非因为惧怕法律的惩罚，而是法律已经成为一种道德习惯，人们根本没有思考过违法的可能。一旦他有这种思考，又缺乏足够的道德反省，那么滑向违法的深渊也就是一种必然。

四、结论

道德包含法律，法治建设是道德建设的组成部分，道德建设的难度更甚于法治建设。法律和道德，作为制度的两种形态，都是社会化的产物，我国当前的市场化进程是一场14亿中国人道德观念和法治观念转型与重构的过程。形成和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决定了我国廉政建设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明确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关系，在强调法治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道德建设，采用切实可行的手段和措施推进道德建设，应当是我国现阶段廉政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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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制度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

【论文摘要】 党政干部的道德修养关系着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威信，对社会道德的发展具有示范、导向作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加强理论学习和道德实践，完善道德立法，健全道德素质测评指标体系，加强对党政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是加强党政干部道德建设的现实路径。

党政干部的道德修养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对社会道德的进步具有示范、导向作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而一个具有自主、自觉追求，在行动上践行道德准则的党政干部，才是真正合格的党政干部。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他又强调，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些都为我们加强党政干部的道德建设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一、加强党政干部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党政干部必须具有为时代所需的，为当好“人民公仆”所需的基本道德修养，才能履行好职责，完成好党和人民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1.党政干部的道德修养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党政干部的人品官德不仅反映着个人的学识修养。而且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形象。加强党政干部的职业道德建设可以规范党政干部的言行，强化国家法规制度的权威.从而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党政干部的道德规范有很多直接来源于国家的法规制度，他们的从政道德实践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法规制权威的高低，人民群众往往通过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动来观察和评价党和政府的形象。

2.党政干部的道德修养对社会道德的建设与进步具示范、导向作用。由于党政领导干部在国家和社会公共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职责，其言行举止、道德取向，不仅社会各界所瞩目。而且成为社会效仿的目标。在全面建设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各级党政干部道德素质提高了，就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文明风尚的形成，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3.党政干部的道德修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察世界、判断事物的基本标准，也为党政干部加强道德养，提高抵御不良风气的能力提供了行动指南。党政领干部重品行，最重要的就是要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体系，践行共产党人的道德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保持德品行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加强道德修养，遵守从政准则保持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和精神境界。

二、加强党政干部道德建设的现实路径

1.加强理论学习和道德实践，为党政干部道德素质高确立前进方向。党政干部道德本质上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而且自律更重要。党政干部要将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自觉，必须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从内心世界人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的侵蚀。党政干部要提高道德素质，首先要加强理论学习，强化理论武装。其次要注重道德的实践锻炼，在道德实践中，陶冶自己的道德情操，检验自己的道德观念，修正自己的道德行为，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2.健全和完善干部道德立法，为党政干部道德素质提高确立法治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党政干部道德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依法治国是我党的治国方略，这在客观上要求道德建设法制化。只有加强道德立法，对党政干部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强制性的道德规范，才能强化道德的权威性。加强道德立法，应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导向，严格规范党政干部的从政行为。党和国家已经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一系列规定，党的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第三十四条关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中又增写了“加强道德修养”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这对于从制度上强化党政干部道德修养，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具有重要恿义。

3.构建干部道德素质测评指标体系，为党政干部道德素质确立评价依据。提高党政干部加强道德修养的积极性.离不开明确、具体的道德素质测评体系。党政干部素质的外在多表现在政治、思想、作风、业务、道德等方面，党政干部道德素质的内涵也是丰富的，如对待工作，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对待权力，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公道正派，勤政为民；对待同志，平易近人，以诚相待等。要根据党政干部道德素质的内涵，制订出关于党政干部道德素质测评的指标体系，为党政干部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提供科学依据。有了这样一套道德素质测评指标体系，党政干部就可以根据这一指标体系，进行自我评价，党员群众可以对党政干部进行民主测评，最后由组织部门作出综合评定，并把这个测评结果作为党政干部提拔、升降、奖惩的重要依据，将那些道德素质高及其他方面素质高的党政干部提拔到更重要的岗位上来；对那些道德素质低下的人，坚决不予提拔和重用，该警告的予以警告，该免职的坚决免职，形成用人问题上的正确导向。

4.加强对党政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为党政干部道德素质确立约柬机制。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抓源头.一定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作为一个重点。在新的形势下，对党政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党组织要抓好干部的理论学习，要健全学习制度，要端正学风，注重学习效果；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充分利用理论阵地，加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尤其是道德理论教育的力度。提高党政干部的道德素质.必须强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措施。各级党组织要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党内生活中要讲党性、讲原则，弘扬正气、反对歪风，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各级党政干部一定要过好双重组织生活会，虚心接受别人的帮助，党组织要对道德素质高的党员干部进行大力表彰，对道德素质低的干部要作妥善处理，对腐败分子要坚决惩处，维护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提高党政干部的道德素质，必须发挥监督的作用。没有党内外各种渠道、各种形式的监督，就会使党政干部道德素质要求流于形式，党政干部就会放松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丧失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的自觉性。因此，要按照《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的要求，全面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切实发挥党的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落到实处，构建起科学的外部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 贺军.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若干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 谢忠平.试论党员主体地位.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