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救济的途径

行政救济的途径（精选8篇）

篇1：行政救济的途径

文章标题：行政救济的途径

行政救济的途径主要有：行政机关救济和司法机关救济两种。

一、行政机关救济：

也称内部救济，是指行政管理相对方依法向有权的国家行政机关请求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进行纠正或追究其行政责任的一种救济途径。在我国，行政机关的救济主要是通过行政复议实现的。

二、司法机关救济

也

称外部救济，就是行政诉讼，是指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接受行政管理相对方的诉讼请求，依照法定程序和审判职权，通过处理和裁决行政争议，纠正行政违法，维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受案范围内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合理性进行审查。

行政诉讼的启动以行政管理相对方的救济请求为前提，提起行政诉讼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提出诉讼请求的管理相对方必须是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直接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2、被诉讼的对象是行事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主体，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

3、必须是法律、法规明文规定行政管理相对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的行为争议案件；

4、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行政诉讼有着严格、健全的法定程序，包括提起诉讼、受理、审理、判决、执行等，并对各个环节规定了具体的保障制度。

三、行政赔偿也是行政救济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时，受害人有权依照《国家赔偿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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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行政救济的途径

来源:胡律师网作者:上海律师 胡燕来所属栏目:人事仲裁

中小学教师因聘用问题与学校发生争议,如果把争议看成是教师对学校的某种处理决定不服,则可以依据《教师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在法定期限内未对教师申诉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教师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可以以教育行政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这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公布之前典型的处理方式。

通过行政申诉加诉讼的方式解决教师聘任纠纷,存在两方面的局限:一是申诉处理的争议和诉讼处理的争议已不是同一争议。就行政申诉而言,争议的双方当事人是教师和学校,教育行政机关是中间的裁决者;而诉讼过程中,原告是教师,被告则是作出申诉处理决定的教育行政机关,争议性质发生改变,即原来教师和学校之间的人事争议变成了教师和教育局之间的行政争议。这就好比原告当事人对一审法官的裁判有意见,以一审法官而不是以原审被告为被上诉人提出上诉。由于法院审查的是教育行政机关的申诉处理行为是否合法,而不直接审理教师和学校之间的纠纷,有违教师解决聘任纠纷的初衷。二是法院受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的限制,无法直接变更申诉处理决定。按照《行政诉讼法》立法精神,法院一般只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合法性审查而不作合理性审查,除对行政处罚决定显失公正的可以变更外,对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维持,不合法的撤销,不得予以变更,这就是司法变更权有限的原则。法院在审理教师申诉引发的行政诉讼案时,只能对申诉处理行为作合法性审查,由于教师申诉的规定在法律和规章中十分简略,行政机关只要作出处理决定,法院就很难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判定其有违法的地方。法院对教委的申诉处理决定之具体内容作严格审查,以法院判决书的要求来衡量申诉处理决定,实际上教育行政申诉制度对此根本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即便法院对申诉处理决定的内容不满,亦只能撤销处理决定,判决其重新作出处理决定,而不能直接予以变更。因此要有效解决教师和学校之间的原始纠纷,还须得到作为被告的教育行政机关的配合,使其按法院意见作出法院认可的申诉处理决定,否则法院也无能为力。法院不能就教师聘任纠纷径行判决,制约了此类争议通过行政诉讼渠道解决的有效性。

篇3：论行政垄断的司法救济

1 司法救济的优势

司法救济相对行政救济而言, 具有以下优点:

1.1 专门性。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 专门处理案件, 可以有效地解决法律纠纷, 保护合法权益。

1.2 中立性。司法机关相对于原告和被告双方处于中立地位, 和案件没有利害关系, 可以公正地处理案件纠纷。

1.3独立性。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 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可以充分行使司法职能, 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

1.4 终局性。司法救济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 可以在其他救济方式穷尽之后进一步保护受害权益。

2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行政垄断损害的受害主体当中不但有特定人, 还包括某行业领域中的不特定经营者以及这些经营者的相关利益人, 形成损害的涟漪效应。”实质上, 行政垄断破坏竞争秩序, 损害的是公共利益。为了更好地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和公共利益, 反对行政垄断应当采取司法救济措施,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所谓行政公益诉讼, 是指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行政诉讼, 它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对违法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对受到侵害的公共利益进行救济。

我国《行政诉讼法》将原告的资格限定在“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范围之内, 这是传统诉讼观念的反映, 不符合现代诉讼法制的发展。美国学者伯纳得·施瓦茨认为:“如果充分考虑到当今法律制度中公共利益要求, 那么可以为公共利益辩护的人的概念必须相应地扩大。”针对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这一真空地带, 应扩张原告起诉资格, 以维护公共利益。2000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 “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原告的诉讼资格, 使原告由“直接利害关系人”发展到“间接利害关系人”, 为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政诉讼法》的缺陷, 但这还远远不够。英国著名的行政法专家韦德在其《行政法》一书中指出:“法律制度的智慧足以解决这一问题, 法律必须设法给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找到一个位置, 以便防止政府内部的不法行为, 否则没有人能有资格反对这种不法行为。”法律必须授权给没有利害关系的人以起诉权, 以制止违法行政行为, 维护公共利益。

人民检察院能否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 理论界争议颇多。笔者认为, 人民检察院能够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从职权来看, “检察机关作为司法分权和制衡的产物, 一贯承担着维护整体公共利益的职责, 理应成为公益的代表。”《行政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代表国家和社会充分享有对社会公共利益有侵害案件的起诉权。检察机关对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权和其法律监督职权并不矛盾, 而是其法律监督职权在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具体体现。

除了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外, 公民个人也具有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宪法》第44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和检举, 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 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这里的申诉、控告和检举当然包括诉讼的权利。可见, 针对违法行政行为, 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是有宪法依据的。公民一经发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公共利益, 就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具有方便、快捷的优势。

另外, 法人、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也可以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关系主体, 法人组织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行业性, 能够维护某个专业或者某个行业的社会公益, 财力雄厚, 经验丰富, 参与行政公益诉讼具有优势。社会团体多以促进和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 理所当然能够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

在制度设计上要赋予检察机关、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行政公益诉讼权, 但检察机关应当成为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主体,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则起辅助作用。人民检察院在接到申请之日起2个月不提起诉讼的,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公益行政诉讼。

总之, 要制止行政垄断, 应当修改现行的行政诉讼法,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并完善相关的各项具体规定。只有建立行政公益诉讼, 通过司法手段反对行政垄断, 才能有效地打击行政垄断行为。

参考文献

[1]尚明《反垄断法》理解与适用[J].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348.

[2][美]伯纳得.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M].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6:419.

[3][英]韦德.行政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364-365.

[4]田凯.行政公诉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88.

篇4：论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行政事实行为；救济制度；行政法律行为

一、我国行政事实行为概述

我国“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是由王岷灿率先引进的，将行政措施分为事实的行为和法律的行为。

从行为意图与行为结果的关系的角度，将行政事实行为界定为：行政事实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实施的，不以直接产生行政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是与行政法律行为相对的概念。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行政法律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关系如下：

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法律行为{

行政行为 { 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事实行为

二、中国行政事实行为救济的现行法律规定

中国对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分为非正式法律救济制度和正式法律救济制度。

我国对行政事实行为侵权提供非正式法律救济的制度是信访制度。信访的优点是受期限和时效的限制，受理事项极为广泛，行使灵活，程序简便。但信访制度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正式法律救济制度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仅是具体行政行为。只有某些行政事实行为才可以进入行政诉讼，而并非全部。行政赔偿诉讼，尽管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是一个进步，但这些条文并不能涵盖整个救济层面。

三、完善我国行政事实行为救济途径的思考

鉴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事实行为侵权案件的增多以及对其救济途径的狭窄单一，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急需构建并完善合理的救济制度，现通过综合比较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如何完善的一点思考。

（一）非正式法律救济制度

在非正式法律制度方面，我国的信访制度对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发挥了有力的作用，应该继续坚持。针对其不足，主要应做到以下三点：

1.划分行政机关职能，明确其权责

各机关权责分明，逐渐形成以人大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专门负责信访制度的机关，改革以往各机关相互推诿的弊病，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事实行为救济途径。

2.将信访制度与法制建设相结合，减少人治色彩

只有把信访制度同国家的其他制度衔接起来才是其价值之所在，通过完善其法律法规，才能更好的发挥其在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方面的作用。

3.建立健全行政事实行为的救济的信访程序

通过做好信访网站，公开透明的公布处理结果，建立可操作性强的具体程序，促进政府和群众的交流，方便其对政府的监督，从而使行政侵权事实行为得到救济。

（二）正式法律救济制度

1.修改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修改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即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复议救济范围。如此一来，类似于小商贩被城管打伤的案件便可以经由行政复议来审查并做出评判，既有利于发挥行政复议合理性审查的优点，又便利了行政相对人主张权利。

2.进一步完善行政赔偿诉讼，增加精神赔偿

（1）对行政事实行为要求赔偿的案件，应当规定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我国规定受害人通过现行处理程序向赔偿义务机关请求赔偿后，如果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做出决定，或者受害人对其赔偿决定不服，然后才可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新的《国家赔偿法》虽然取消了了确认违法前置程序，但是，还是规定了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即协商前置，无法直接向法院申请救济，无疑增加了行政相对人的诉累。因此应规定对行政事实行为要求赔偿的案件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2）增加精神赔偿。目前我国对违法行政事实行为的侵权赔偿形式只有支付赔偿金、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三种。鉴于德国等国将精神损害都列入国家赔偿法中，与民事赔偿相衔接，所以增加单独的精神赔偿是大势所趋，既符合我国的国情，又有利于我国同国际社会接轨。

对于财产损害，如果伴随有精神损害，也应当进行国家赔偿。且应该不仅仅是赔偿直接损失，也应该赔偿间接损失。只有这样，公民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四、结语

经过以上对行政事实行为国内外救济制度的研究，结合我国现状，得知行政事实行为仍是我国法律制度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做的并不到位。因此，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继续加大保护力度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3]陈晋胜.《行政事实行为的理论缘起》.《晋中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4]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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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试论行政指导的救济

（一）、理论分歧

在理论研究中，对行政指导的研究尚无统一定论，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考虑而产生了不同的定义，而对于救济问题，更是大相径庭，但综合起来可归结为救济与不救济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作出行政指导的行政机关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行政指导是相对人自愿接受的，其本身亦无法律上的强制力；而有的学者则认为，行政机关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这可以促进行政指导的质量，防止滥用行政指导，完善行政法制，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就是在行政指导制度发达的日本，面对行政指导救济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日本学者普遍认为，行政指导不产生法律效力，不具备法律拘束力，对相对人也没有强制力。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条规定：“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在其职权或其所管辖事物务的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要求特定人为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指导、劝告、建议以及其他不属于处分的作为。”因此，由于行政指导不属于行政厅的处分行为而不够成撤消诉讼的对象。但是，行政主体若以相对方不服从行政指导为由，作出某种制裁或其他的不利处分时，相对方可以该处分为争议对象，争讼行政指导的违法性。

（二）现存情况

在实践中，日本法院判例也认为，都道府县根据《社会保险医疗担当者监督纲要》对保险医疗提出的警告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因而不等于行政厅的处分。（最高法院1963年6月4日民事集第17卷第5号第670页）

与日本相似，我国于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4款亦明文规定了“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将行政指导排除在司法救济的范围之外，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行政机关的不当指导给相对方权益造成损害的事例屡见不鲜，以下笔者将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对行政指导的救济问题予以阐述。

行政指导由于其具有较拥有法律强制力的行政行为更大的灵活性与民主性，使得行政指导的内容就显得更具有复杂性，一般以为，行政机关通过指导给相对方造成的损害有以下情况：

（一）、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指导本身无任何瑕疵，但是接受指导者因其它的原因遭受了损失。譬如棉农接受了有关部门的指导种了大量棉花，但在收获季节恰遇连绵雨水，造成了较大的损失，此时，行政机关与棉农损失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基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可给予一部分的补偿。

(二)、行政机关因自身的信息或情报有误而作出了不当的行政指导，给被指导者造成损失的。譬如某地菜农接受了当地农业部门的指导,种植了大面积的大白菜，但结果由于大量新品蔬菜的上市，再加上外地价廉物美大白菜大量涌入本地市场，致使该地菜农的大片大白菜烂于田中，损失惨重。对于这样的行政指导，指导者应考虑到行政机关在占有信息、情报方面的全面性、权威性而负有一定的补偿责任。

（三）、当行政指导作出后，受指导者确是出于自愿而接受了该指导，结果由于行政指导的内容本身违法而使受指导者遭受损失，如国家明令禁止走私行为，但有些地方政府从地方局部利益出发，指导有关人员如何进行走私或如何逃避打击，使受指导者因此遭受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对其行为给予相对方全部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如因接受指导而直接花费的费用、遭受的罚款等。而且，这种行政指导应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四）、当行政指导者以行政指导为名，行行政命令之实时，应允许受指导者穷尽一国（地区）对行政行为的所有救济手段。此时不仅要审查行政指导有无法律依据，更要审查指导者有无事实上的强制（包括潜在的强制）。如对不接受指导的当事人给予不利益处分、公布不服从者的姓名，使其产生心理压力，给接受指导者以本不该有的额外奖励，融合其它手段促使当事人接受指导。法律所要控制的，正是这种行政指导。

从上诉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我国，对行政指导救济的研究仍处于发展阶段，两个国家的法律都明确了行政指导的不予救济性。但是，在实践中，行政指导这种内含事实强制力的行政行为的确会给相对方的权益造成损害，给行政指导以救济，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必然。

第三部分 关于行政指导救济模式的构建

关于行政指导救济的缺陷，这是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在实际运用中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行政指导脱离了理论的范畴而呈现出多样性。现代行政法要求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是保证社会活动稳定的基础，而行政指导因为其在事实上的强制力使这种平衡被打破，相对方处于一种弱者的的地位。给相对方以救济，保持这种动态的平衡是现代行政指导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事前救济模式

我国《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亦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也将行政指导排除于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法制不健全的一种体现，本身受案范围的规定就是对公民诉权的一种限制，只要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就应当有申诉抗辩、寻求救济的权利。我国《国家赔偿法》也未将行政指导的赔偿救济作出规定，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缺陷。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行政法律的国际化也势在必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议定书》的要求，行政指导意见也应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列，因此，笔者认为，扩大我国行政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必须的。在此，笔者就对我国行政指导救济模式的构建提出几点看法。

笔者认为，将行政指导纳入救济的范畴，应当从实体救济与程序救济两方面出发，而程序救济更多体现在事前救济方面，从程序上对行政指导的决策、实施给予规制，使对相对方权益的损害消灭于未然。笔者认为，在事前救济模式中，美国发达的听证制度是值得推崇的，可以说，在美国，虽然其行政指导的救济如日本一样也是一片空白，但其发达的听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弥补了这种缺陷。听证制度，就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中，在其主持

下，在有利害关系各方的参与下，对特定问题进行论证辩明的的程序。无论政府决策抑或行政方法，只要行政指导决策不是恣意妄为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使行政指导内容真正反映社会生活的需要，并得以有效的实施。因此，在行政指导过程中，行政主体应该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并通过咨询、协调的方式广泛征集各方面的.意见，使行政真正科学化、合理化。

一、事前救济

在我国，笔者认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两级审议、一次公示的制度的事前救济模式是可行。

第一级审议：在拥有作出行政指导职权的行政机关中，应建立诸如日本经济审议会的专家审议会制度。在日本，审议会不仅在行政指导 决策过程中积极参与、配合行政主体，乃至成为左右政府决策指导的重要力量存在，而且，审议会还积极的制定各种设想和展望，为政府的行政指导决策提供示范。

中国政府行政指导决策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同日本相比尚属初露端倪，1993年颁布的《科学技术进步法》确定了专家论证制度。该法第7条第2款规定：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确定科学技术的重大项目，应当充分听取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意见，实行科学决策的原则。

可见，在行政机关中建立专家审议制度是符合现代行政发展需要的。专家审议会应当由涉及此部门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代表组成，针对行政机关的提案，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性、合法性、合理性与可行性的论证，保证指导政策的内容不至于超前或落后，违法或违背规律，给接受指导的相对方造成损失。

第二层审议：在行政指导经过专家审议之后，还应充分发挥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对于涉及面广、影响时间长的长期远景规划性的行政指导，应该在每年人大召开时交由人大代表审议通过，并在以后人大召开时对其作用的发挥进行讨论，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其进行修改；对于短期内、涉及面较小的指导性意见，应征集相关行业的人大代表的意见，从中吸收合理的因素，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此外，在行政指导进行过程中，应随时征求各界代表的意见，以保证其良好运行。

公示程序：在一项行政指导作出之后，行政机关应及时向社会公开，以增强其透明性，在此程序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书面形式原则。书面是程序规范化的基础，口头形式难免于任意性、缺乏责任性相联系。

2、透明性原则。公示程序的核心就是增强对这一行政指导的透明性，从指导作出的理论、现实依据，作出的具体程序到行政指导的具体内容都应当向社会公开，让相对方知悉、了解此行政指导，以影响其最终决策。

3、及时性原则。行政指导决策并非行政指导的终极，行政指导只有得到有效推行，取得相对方的协助，方有实质意义。

中国有较多的行政指导只表现为内部文件的行式，并通过漫长的公文旅行始得传到基层行政机构，这一方面缺乏透明性、公开性，缺乏公正的形式；另一方面很可能因事过境迁，已无实际指导意义。此外，行政指导以利益诱导为依托，理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现实中，相对方已积极响应行政指导，但诱导利益却迟迟不能兑现，这无疑使得行政指导的功能大打折扣。因此，及时性原则体现了行政指导之决策公布、推行、诱导利益兑现之及时性的要求。

“完善的利益表达渠道与利益综合机制的存在是政治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标志”。行政指导作为现代施政的中心，其决策过程也就是一种资源配置过程与利益分配过程，在决策过程中设置听证制度，既是利益表达渠道畅通的保障，更是决策结果公正而合乎理性的保证。听证制度体现行政指导目标合理与过程合理的统一。

上述三个程序并非必须同时存在，对于具体行政指导或影响范围小的抽象行政指导通过一、三程序即可。但对影响范围大或影响全局的抽象性行政指导必须符合上述三个程序。

二、事后救济模式

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违法或不当的行政指导难免出现，为了保证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给予相对方以事后申诉的机会是必要的。由于行政指导在性质上的特殊性，对其给予行政复议不太实际，这容易导致上下级之间的相互袒护，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将行政指导的救济纳入司法领域才是最有效的。由于行政指导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存在，笔者认为，对此两种行政指导的司法救济应该给予区别对待。

1、对抽象行政指导的救济

抽象的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在其职权范围内针对特定的相对方作出的政策性指导。由于相对方的不特定性，使在救济时出现困难，对此，笔者认为适度引入西方的公益诉讼制度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在抽象性行政指导导致一个地区的不特定的相对人的权益受到损失时，当地同作出行政指导的行政机关同级别的人民检察院可针对具体情况独立立案侦查，依法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对政府的行政诉讼，以保护不特定多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其争得适度的补偿。这样的公益诉讼完全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产生的，也避免了个人同行政机关诉讼中举证不利的弊端，同时也避免了集团诉讼，重复诉讼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是一项完善的制度。

2、具体行政指导的法律救济

对于针对特定相对人的行政指导，相对在认为具体行政指导请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后，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通过司法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由于相对方在实际中的不利地位，应按照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进行诉讼

由于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灵活性、复杂性，使得一一列举各种具体情况的救济方式不太显现实，但给予行政指导相对方以依法提起诉讼的机会，从各方面给予具体分析，最终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是最重要的。

以上对我国行政指导救济模式的构建实际上已突破了我国现有的法律，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以明文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指导的不可诉性，但笔者认为，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不应有限制的，对行政主体的错误行政行为也应该是有错必纠的。当前的这种规定，只能说明我国法制的不完善，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加快，将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强制力的行政为纳入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也是指日可待的。

结语

行政指导，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模式，以日渐成为各国现代施政的中心。然而在行政指导日益发展的同时，对其救济仍是一片空白，给予行政指导救济是行政知道走向成熟的标志，可以说，没有完善的救济体系，就不会有完善的行政指导制度，将行政指导救济纳入法制轨道，这不仅是现实的重要，也是法制行政的需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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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润生、宋功德：《论行政指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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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程雁雷、《行政法的博弈分析：以行政合同为例》载《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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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皮

纯协、胡锦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2）信赖保护原则是德国行政法院所确立的一项制度，是指合法性、安定性、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权衡，如果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行政机关不得撤消违法的行政行为或在给予合理补偿下才可以撤消。

篇6：试论行政指导的救济 论文

文章摘要：本文从对行政指导的分析入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对行政指导进行分析，给行政指导救济的必然性与现实性以理论依据，并对我国行政指导的救济模式进行构建。

关键词：行政指导 博弈分析 事前救济 司法救济

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围绕着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斗争展开的。直到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始终支配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30年代后，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使资本主义世界摆脱了危机，带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干预成为世界的主流。

20世纪70年代，“滞涨”危机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在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起落中，一种新的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指导应用而生，它兼容了二者理论现实与政策主张的合理性，各取所长，以更为民主，宽松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管理方法的空白，黏合了行政关系，节约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信任、沟通、合作的现代行政法人精神的形成。

然而，一项制度的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前，行政指导已被广泛接受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对于救济，它仍是一片空白。即使在行政指导发达的日本，对行政指导的救济亦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使救济问题成为行政指导制度的一项缺陷。

第一部分 关于行政指导救济的概述

行政指导作为在二战后才兴起的行政管理模式，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存在有诸多的缺陷，仍在逐步完善之中。在当前，对行政指导的争论最大的莫过于行政指导的救济问题了，笔者认为，对行政指导的救济问题进行研究首先应从行政指导的理论分析入手。

一、行政指导的概念

相对于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应用，行政指导在理论上的研究还是不成熟的，各国的学者对行政指导的概念、性质仍存在争论，对行政指导的救济更缺乏统一的认识。一个完善的行政指导的概念的形成，是定义者在对行政指导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概括的过程，它应准确把握行政主体、目的性、法律依据，抽象性与具体性，单方性等方面的内容，这是对行政指导的性质进行分析的基础。

1、行政主体

行政主体，亦即指享有国家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并能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对于行政指导的主体，学术界对其的认识已趋于一致，即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为实现一定目的而实施的行为，它不包括行政组织系统内部上下级之间的业务指导，因此，行政指导的主体也就是行政主体。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条规定：行政指导，是指行政机关在其职权或其管辖的事务范围内，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要求特定人为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指导、劝告、建议以及其他的不属于处分的行为。

2、目的性

行政指导的目的属性是行政指导制度据以存在的基础。就行政

篇7：行政救济法案例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全省各级法院审理的各类一审行政案件已近7万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案例。值此“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周年宣传月”活动之际，省高院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案例十件予以公布。这些案例或在行政审判和依法行政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或在全省及当地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或对一些重要法律、法规修订完善产生了重大推动作用。本版我们报道这批优秀案件，希望读者能从中了解《行政诉讼法》在我省实施的不平凡历程。

□本报记者 翟 敏 张羽馨税费改革遭遇巧立名目

拆迁价格评估谁说了算

【背景】1999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正在酝酿。国家对农业税费的征收项目、收费金额、执行程序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有效地监督，不少地方巧立名目，规定了五花八门的收费项目，给原本收入就不高的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生活负担。同时，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规范和管理，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现象在农村层出不穷，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案情】1999年1月7日，某镇陈某等1144户农民认为镇政府在《农民负担监督卡》所列的项目和标准之外，另以“生猪屠宰税”、“农业特产税”等项目强行收费，镇政府的行政收费行为侵犯了他们的合法财产权益和人身权利，向县法院起诉，要求退还多收的税费。

法院针对本案人数多、范围广、影响大的特殊情况，兵分两路，一方面积极向村民了解情况，一方面主动与县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根据法律规定和现实状况，提出司法建议。在法院的建议下，县委县政府积极配合，成立了工作小组进驻镇政府，全面了解农民税费征收情况，对所涉及的税、费逐项进行了审查和清退。同年6月15日，陈某等1144名原告主动撤诉。

【点评】法院在审理这起集团诉讼案件的过程中，通过与本案一千多名原告的交流谈心，了解到当时农业税费征收的现状、税费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以及普通农民对税费征收的意见和想法，并将这些从个案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概括总结，整理成切实可行的司法建议，主动向有关部门通报，为解决纠纷和矛盾提供决策依据。这项工作推动了当地农业税费制度改革的步伐，减轻了广大农民负担。本案的处理为国家实施税费改革提供了直观性的参考，对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拆迁价格评估谁说了算

【背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因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行政纠纷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行政审判工作的难点。其中，被拆迁房屋的价值补偿或者被拆迁房屋的补偿价格又是拆迁双方争议的焦点。因此，评估机构对被拆迁房屋价格的评估报告就成为行政裁决和行政审判的关键性证据。而《拆迁条例》并未就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作出明确规定，致使审判实践中如何审查评估报告的合法性成为审判难点。

【案情】2002年4月9日，拆迁人W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W公司）的百货商场建设项目由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立项,先后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批准书以及房屋拆迁许可证。由于原告宋某对被拆房屋补偿价有异议，且要求产权调换，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市建设局作出拆迁纠纷裁决，要求被拆迁人宋某应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搬迁完毕；房屋安置补偿费共计为685651.88元；W公司在项目完工后提供一处项目房屋（面积与被拆房屋面积相当），拆迁人调换房屋价格以市场评估价为准；W公司安排过渡房一套供被拆迁人临时居住。宋某对该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裁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拆迁房屋进行价格评估时，没有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不能达成一致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中抽签确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在抽签前三日在拆迁地点公告抽签的时间和地点。本案中房屋已经被拆除，遂依法判决对裁决中15日内搬迁予以维持，其他内容均予以撤销。并判令建设局对此拆迁纠纷依法重新裁决。建设局上诉，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点评】S市两级法院首次依据《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一地方性法规中关于评估机构选择的规定对房屋评估报告进行合法性审查。本案中，在拆迁双方未能就评估机构选定达成一致意见时，S市建设局违反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采信违反法定程序单方委托的评估机构所作评估报告，其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违法，故该行政裁决构成违法，依法应予撤销。

此案对于澄清行政审判中一些模糊认识、统一司法尺度具有积极作用，对规范行政机关拆迁裁决行为和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示范意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采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被多部有关拆迁的专著引用，并被各大网站广为转载。

工伤确认遵从法律原意

【背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工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在工伤认定中，通常情况下事故和伤害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就有这样的特例，在发生事故一年多后产生了伤害，如何确定此因果关系，理解法律精神原意，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一个考验。

【案情】2004年6月，杨某在和师傅王某共同拆卸汽车的拉杆球头时，王某用榔头敲打过程中有铁屑溅入杨某的左眼，杨某滴了眼药水后疼痛缓解，故未去医院诊治。2006年10月3日，杨某感觉左眼视觉模糊，到医院就诊后，医生采用手术治疗从其左眼底部取出一块铁屑。后杨某向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市劳动局以申请超过规定的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市劳动局将《工伤保险条例》中“事故受伤害发生之日”理解为“事故发生之日”，没有考虑该情形的特殊性及事故与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遂依法判决撤销《不予受理通知书》，市劳动局重新对杨某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二审法院维持判决。

【点评】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事故发生时，工伤伤害后果尚未实际发生和发现，而当伤害后果实际发生并被确诊是由事故引起的，已经超过了一年。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未曾有类似的案例。审理本案的法官们在法律法规无明确规定又无判例的情况下，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真正理解法律精神原意，以良好的法律素养作出裁判，较好地取得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裁判结果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征地补偿如何确定标准

【背景】近年来，由征地引发的行政争议大部分是由补偿安置问题引起。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建立的征地补偿协调和裁决机制，在征地行政争议的化解工作中正日益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对此类裁决的法律性质、裁决范围、裁决效力等，仍存在较大争议；此类裁决被提起行政诉讼后能否受理、如何审理，也是行政审判所面临的司法难题之一。

【案情】2002年至2005年期间，Z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Z市政府）经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批准，分若干批次对Z市新区的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戴某等8人的房屋及承包地均在征收范围内。因对征地补偿标准有争议，戴某等8人于2008年1月10日向省政府提出裁决申请，请求公开征地及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和标准；撤销不合法的补偿安置标准，要求政府依法重新确定补偿标准。省政府于同年4月16日作出裁决，认定补偿款、评估价款符合相关文件规定，遂作出裁决予以维持。

戴某等8人不服，向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省政府维持原裁决。戴某等8人以省政府为被告向省高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过细致深入的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中规定的“补偿标准”，应是指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中确定的适用于某一具体征地项目中所有被征收人的具体补偿标准；行政机关对此“补偿标准”争议作出的裁决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在审查裁决合法性的同时，可对有关申请人是否具有获得安置补偿的资格、实得的具体补偿数额是否符合法定标准等内容进行附带性审查，但不对征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在此基础上，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本案系我省第一例起诉省政府征地补偿行政裁决的案件，其审理思路和裁判结果，为其他此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行政机关更为规范有效的运用征地补偿标准裁决的方式化解征地行政争议，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小区景观用地开发商能否改变用途

【背景】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涉及各方利益的碰撞，从而引发相关矛盾。行政诉讼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要求，案件的处理应力争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而行政诉讼协调正是化解“官民”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实质性诉求、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人民法院能动司法、和谐司法的必然要求。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协调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先后施行，行政诉讼协调工作日益受到全省各级法院的高度重视并日趋规范化。

【案情】1998年，S市建设房屋开发公司与S市地产开发经营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受让S市馨泓花园地块土地。开发商将其用于商品住宅建设，并通过规划审定。开发商先后完成五期商品房开发。每次开发结束后经分割登记，分别领取剩余土地的使用证。馨泓花园小区1幢、5幢的156名住户认为剩余土地中绿化和景观用地使用权应归小区业主共同享有，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土地使用证。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S市成片住宅区公寓式住宅用地的分宗定界意见》的规定，分宗原则上按一幢住宅楼用地为一宗地；凡公共设施用地，如道路、河流及公共绿地等，原则上不划入宗地。根据该规定，在公寓式住宅部分开发完毕后的土地分割登记中，道路、公共绿地等不是作为已开发的土地作扣除计算，而是转入剩余未开发土地的范围内。省法院行政庭的法官多次组织当事人和相关部门反复协调，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最终促使开发公司修改了后续建设工程的规划申报方案，并与住户达成和解协议。

【点评】本案审理中，法院通过准确把握案件事实，认真分析引发矛盾的内在原因，妥当运用工作方式方法释疑解惑，最终促使当事人相互理解、互谅互让，案件最终得以和解处理。该案的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充分体现了法官善于抓住案件主要矛盾并充分运用协调技巧处理纠纷的司法能力，是人民法院以行政诉讼协调的方式实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经典范例，被省法院评为2009化解重大矛盾案件。“正当程序”首次写进判决书

【背景】2004年，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下，正当程序概念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可以自动地适用该原则判决。依照正统的观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由具体的法律、法规来界定的，法院的职能是正确适用法律、法规来审查行政行为，法律制度的完善（包括程序制度的发展）不是法院应当考虑的事。

【案情】曹甲、曹乙是亲兄妹，与其母曹陈氏（丈夫早逝）居住在民安巷31号，该处原有几间东草房和1间南草房。1954年，曹甲之妻张某迁入民安巷31号居住。后曹乙出嫁迁出。在曹陈氏与儿媳张某及其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生活期间，经翻建和新建，民安巷31号先后形成了砖木结构、砖混结构的房屋计7间。1986年1月30日，曹陈氏去世。1988年9月28日，房产管理机关将上述7间房屋登记为张某所有。2003年10月28日，曹乙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1988年将民安巷3l号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给张某的具体行政行为。市政府于2004年4月2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确认房地产管理局确权给张某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张某不服该复议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市政府无证据证明已采取适当的方式通知张某参加复议，应属严重违反行政程序，且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的结论中也有复议审查对象不具体的瑕疵。遂判决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曹乙不服，向省法院提起上诉。省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是全国法院把“正当程序”直接写入判决书的第一个行政诉讼案件，法官在判决书中明确提出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并将该原则作为裁判依据，判令被告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该案编写的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用，受到行政法学理论界的高度评价，被行政法学者在专著或论文中反复引用，有学者甚至认为该案“使得正当程序原则闪亮登场”。2010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所有行政行为都要程序正当”，更凸显了该案在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重要价值。

强拆赔了500万

【背景】当前，各地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强拆”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大部分行政机关能依法行政，但也有少数行政机关缺乏法治意识，野蛮执法，表现为不按照法定程序强行拆除房屋或设施，实施强制措施时既不通知行政相对人到场，也不对房屋及室内财产办理公证或其他符合正当程序的见证，更不与行政相对人办理物品交接手续等等，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案情】2006年9月22日上午，某地拆迁指挥部组织人员强制拆除了其认为是违章建筑的生猪养殖场的房屋4836.92平方米，实施强制拆除时没有通知生猪养殖场人员在场，没有对房屋及室内生猪及其他财产办理公证，也没有与生猪养殖场办理物品交接等手续。生猪养殖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区政府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判令该区政府赔偿给其造成的损失272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指挥部强制拆除生猪养殖场的行为违法。由于指挥部属区政府组建的临时机构，因此，对生猪养殖场在此次强拆中造成的合法财产的实际损失，该区政府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故判决确认区政府的强制拆除该生猪养殖场房屋的行为违法，并判决赔偿生猪养殖场经济损失人民币5268923元。区政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省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点评】本案是江苏省实施《行政诉讼法》以来，确认赔偿数额最高的一起行政诉讼附带赔偿案件，有力地保障了强拆案件中相对弱势群体的权益。案件事实本身并不复杂，被诉行政行为从行为主体到整个行为程序，都缺乏相应的依据或授权，理应被确认违法。但发生这种情况后，双方对损失数额如何确定却极易发生争议。本案中，法院积极能动司法，充分运用“谁主张、谁举证”、“优势证明标准”、“举证责任转移”、“合理性原则”等证据规则，确定了行政赔偿数额。该案的圆满审理，对强拆行政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根据该案编写的案例被省法院《参阅案例》刊用。信息公开政府不应沉默

【背景】在信息化的时代,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自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以来，政府信息公开的状况并不太如人意。由于政府信息数量极其庞大和部门之间的信息千差万别等原因，在确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范围方面较为原则,使政府机关有较大的自主性或者随意性，与公众的实用性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案情】2008年11月7日，吴某向市政府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国家公务员过渡的所有文件的信息。12月23日，吴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认为市政府没有在法定15日内履行信息公开的职责，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后2009年1月13日，吴某从市政府领取了11月10日人事局提供的4份文件。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从被告处已领取了人事局提供相关文件，要求依法公开相关信息的目的已经达到。遂判决驳回吴某的诉讼请求。后经协调，原告吴某在上诉期间提出上诉而后又自愿撤回上诉。

【点评】此案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以后，该市法院受理的首例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此案的审理，一方面大大促进了该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深入开展，使得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示了目前法院通过案件审理努力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思路和方式。该市法院办案过程中，不就案办案，而是拓宽思路，多做协调工作，最终实现了案件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门诊设在小区须听证

【背景】近年来，我国政府的公共行政模式，正逐步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管理，越来越多的运用行政许可等授益性行政行为的方式。但服务行政也应依法施行，否则也可能对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案情】某综合门诊部设在福康苑小区内，该小区112名业主自2008年9月底起，就该综合门诊部造成环境污染等问题，多次到环境保护局、信访局、卫生局等处上访。后起诉至法院，诉称卫生局不顾居民的反对，滥用职权，在不告知、不听证的情况下，批准综合门诊部开设在福康苑，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撤销执业许可证。

法院经审理认为，医疗机构设立在福康苑，其所进行的医疗活动，特别是对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如有不当，必然会给小区居民带来不利影响，判决撤销被告卫生局作出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法院向市政府和卫生局发送了司法建议，建议其加强执法监督，完善行政程序，从源头预防行政争议的发生。

【点评】《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前，卫生行政机关对医疗机构的审批设置只要符合其行业规定即可，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但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施行后，对行政许可行为作了明确的程序规定。如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法院的判决有效保障了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完善行政许可听证制度、规范行政许可行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投机倒把”已过时

【背景】《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是一部我国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制定颁布的，以保障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常发展为立法指导思想的重要行政法规。但在《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暂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其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其中的许多规定已经与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明显相悖。1997年刑法修改取消投机倒把罪后，有关撤销《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的社会呼声便一浪高过一浪。

【案情】工商行政管理局某区分局以涉嫌销售无合法进口证明的商品为由，对A公司立案查处。区工商分局认为A公司经销无合法证明进口商品的行为属于《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项所指的“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对A公司作行政处罚决定。A公司不服，向市工商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工商局的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处罚决定。A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A公司的诉讼请求。A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省法院认为，《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项和第二款，在适用时应当进行与其上位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有关原则和规定相符的解释，即依照上述条款作出的认定及行政处罚决定，不能与《立法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相悖或抵触，否则应视为违法或无效。认定人区工商分局以该条例作出处罚决定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据此，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撤销区工商分局作出的7处罚决定。

篇8：论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救济

关键词：行政允诺,违法,救济

一、行政允诺行为的界定

现代政府为了达到公共管理的目的, 不断创新行政管理的方式, 在借鉴了其它部门法产生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管理方式后, 行政允诺行为作为一种新型行政管理行为再次得到承认。事实上, 行政允诺行为并非现代政府的“专属发明”, 早在我国古代官府发布的悬赏告示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行政作为中都有所体现, 只是将行政允诺行为提升到理论课题加以研究是现代才认识到的。因此, 国内外学者对行政允诺行为的界定并不相同。德国学者毛雷尔将行政允诺定义为“行政机关做出的采取或不采取特定措施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日本有学者认为行政允诺行为是指“行政机关为完善自身机能而向相对人邀请做出某种行为的承诺”。我国学者对行政允诺行为的界定也有自己的见解:闫尔宝认为“行政允诺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 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做出的为自身设定公法上的义务、使相对人获得公法上权利, 从而在行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建立起行政法律关系的单方表意行为”;高鸿认为“行政允诺是指行政主体依其行政职权所做出的待条件成就时履行相关义务的信守性允诺”;宋超认为“行政承诺是指行政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 公开向全社会做出的旨在严格依法办事、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服务环境等方面的一种自觉性允诺行为”。

总结以上各家观点可以看出, 行政允诺行为一般被定性为一种附条件的具体行政奖励行为, 或被归为行政合同行为, 还有一种是目前视点较为全面的即行政主体做出的新型行政管理行为。笔者认为, 行政允诺行为是行政主体为达到行政管理的目标, 单方面做出的在其权限范围内为自身设定公法上的义务, 保证对相对人的承诺实现的行为。

二、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概念

“违法”一般是指对法律义务的违反, 而非大众意义上的不符合法律规定。从行政允诺行为的角度看, “违法”指的是行政主体做出的具体行政允诺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效力要件, 其无权通过该行为为行政相对人创设某种法律关系且行政相对人也无权承受这一法律关系。

安徽省枞阳县政府为振兴本地经济,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给予某建材公司10年内不批准新上同类项目的承诺。在该承诺践行四年内, 当地政府未批准任何一家公司新上该建材公司涉足的同类项目, 结果该承诺导致了该建材公司在当地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经营, 也导致当地政府期待的扩大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的目标落空。此前, 关于地方政府因未兑现招商引资时给出的奖励或优惠承诺而引起官司的报道屡见不鲜。为避免各地政府在向民营企业招商引资中出现“乱承诺不兑现”的问题,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0年曾出台规定, 将政府在招商引资合同中承诺税费减免等内容视为行政合同, 若不兑现就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我们应该看到, 对于行政主体做出的承诺并不会一概表述在行政合同中, 那就不能按照行政合同来追究行政主体的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行政行为违法并予以撤销:主要证据不足的;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违反法定程序的;超越职权的;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就是指行政主体违反合法行政行为法律要件的与行政公共性 (或行政目的) 相悖的行政行为。行政允诺行为作为现代政府的新型行政管理方式, 其不必得到法律法规的授权也无需提供事实证据, 因此其违法性就体现在职权的运用上。案例中枞阳县政府给予的承诺其实就是违法行政允诺行为, 因为地方政府并没有权限承诺给予市场主体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枞阳县政府是滥用职权来达到行政管理的目的。

三、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法律责任

从分析实证法学角度看, 违法行为是产生救济权法律关系的法律要件事实。而救济权法律关系的实现就是通过法律责任制度得以落实的。因此, 寻求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救济途径就必须分析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法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是责任主体违反法定义务而应承担的否定后果。行政责任可以分为惩罚性责任和补偿性责任两大类。前者是以制裁责任主体为主要目的的行政责任, 如行政处分;后者是以弥补和恢复因有责主体违法而导致他人受损和正常行政秩序受破坏为主要目的的行政责任, 如恢复原状。对违法行政行为进行撤销是处理违法行政行为的正常方式。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的本质是因为该行政行为的存续已对公共利益产生了重大危害, 而撤销则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最大体现。违法行政允诺行为本质上仍然属于授益行政行为, 则因该违法行为已经产生了信赖利益, 就必须在信赖利益保护和依法行政原则之间进行衡量。故在违法行政允诺行为产生存续力后, 其具体责任方式就要以违法行政允诺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为依据和标准, 且要考虑信赖利益保护和依法行政原则之间的利益衡量。对此,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补充了若干违法行政行为的处理方式, 对于违法行政允诺也是可以适用的。

四、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的救济

(一) 非诉救济

1.复议救济

复议救济可称为行政上的救济, 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可向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其设置的专门机构申诉, 请求救济。复议救济是一种功能较全面的救济途径, 其程序较为简单便捷, 效率较高, 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的重要方式, 也是相对人采取的主要救济途径。违法行政允诺行为是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职权做出的行政允诺行为, 因此也可以采用一般违法行政行为的救济方式——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可以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撤销违法的行政允诺行为或纠正不当的行政允诺行为, 恢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使相对人获得合理的权益或排除相对人所承担的不合理的义务, 并责令有责机关就相对人受到的损失进行弥补。

2.调解救济

基于行政职权的不可处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 对于违法行政允诺行为引发的争议, 笔者认为是可以适用调解方式解决的。一方面, 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允诺是基于其行政管理中的自由裁量权决定的, 无需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 因此其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做出的违法行政允诺行为, 可以通过调解使行政行为重新归位到合法行使职权的范围内的办法消灭其违法性;另一方面, 在实践中, 行政主体的承诺内容也常常具有一定的幅度 (如奖励的比例为一定的幅度) , 这也为双方进行调解提供了前提。

3.行政赔偿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并没有明确将违法行政允诺行为规定在行政赔偿的范围内, 违法行政允诺行为因为无需法律、法规的明确授权, 在实践中往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违法确认标准, 因此在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出台之前, 对于违法行政允诺行为往往很难获得行政赔偿的救济。但是, 随着法律的不断修正, 违法行政允诺行为相对人通过寻求行政赔偿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方面, 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改变赔偿归责原则由原来的“违法确认原则”到现在的“结果原则”, 不再要求必须先经过确认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程序才可判定其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0修订) 第一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 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害的, 违反行政职责的行为。这些变化都为行政允诺相对人获得行政赔偿救济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

(二) 诉讼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 (法发[2004]2号) 中规定了行政允诺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为行政允诺的诉讼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

诉讼救济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的审判职权和诉讼程序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 纠正行政违法, 维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监督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 对造成损害者判令赔偿的救济途径。

违法行政允诺行为因其本质上是授益性的行政行为, 违法授益行政行为是以撤销为原则, 不撤销为例外的。不得撤销的情形仅限于:一是撤销将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危害, 即行政主体做出的违法允诺撤销将不只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影响, 还会造成地区的公益受损;二是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优于依法行政原则的情形, 即违法行政允诺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行为产生了实际信赖并值得被保护, 且该信赖使相对人做出了相应的行为, 若撤销使其恢复原状会使相对人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此外, 还需满足受益人的信赖利益必须大于行政主体做出违法行政允诺行为所欲维护的公共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但撤销该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因此, 在通常情况下, 法院可以直接判令撤销违法行政允诺行为, 在例外情况下, 法院可以通过确认违法行政允诺行为违法的方式做出判决。

行政允诺行为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行为, 是地方政府依法管理行政事务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途径, 但是理论的缺失和立法的空白, 致使行政相对人在行政主体违法做出行政允诺行为后无法及时找到合理的途径寻求救济, 因此, 我们应当更加注重对行政允诺行为的规制, 以期这种新型行政管理方式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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