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共4篇）
篇1：王石：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
◆董事长的话：
人所共知，万科是家著名企业，王石是个著名企业家。做企业，做管理，名企业和名企业家也不能例外，都要遇到如何管理，如何处理人情那么些事。因为工作而造成“胃出血”还情有可原；因为企业内部的“窝里斗”而“胃出血”，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的。利时的管理应是扁平化的、高效的、和谐的。
人活世上，人情往来在所难免。做企业亦然。但要讲究一个度。说到底，别人愿意帮助你或认可你，首先得自己把人做好、把企业做好。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心做企业，把企业做大做强，就是对国家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这是我的感悟，也是向各位利时同仁推荐《王石：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一文的理由。
我在人情堆里这些年
“窝里斗”让我胃出血
28年前，我只身来到深圳创业。
如果一定要给那段过往安一个题目，我想应该叫做《1983》，我在那年所经历过的那些兴奋、尝试、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然而现在回过头去看，对我而言，真正的挑战却在于处理与各色人等的人情关系。
我第一次胃出血是上世纪80年代，还在新疆当兵开汽车的时候，当时因为胃下垂出现了胃出血的情况。原本以为离开部队，生活强度相对减轻，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出现。可到了深圳才发现，事与愿违。
在深圳的头几年，我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胃部大出血，而起因都是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和上面人拉交情，就是和下面人打交道。最常见的情况是骨干不合——这边有他无我，那边有我无他。而你必须做出选择，搞不好两个人全走。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章可循、无逻辑可言，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夜夜睡不着觉，急！想想骨干要是都走了，企业还怎么发展？我一个人能干出点什么？“窝里斗”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团队一盘散沙，而我必须要做的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今天看来，一个人活生生被气到胃出血或许更像是一句玩笑，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
即便是到了今天，我想起最初创业的那段依赖应酬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这也直接导致我之后在打造万科企业文化的时候，将简单、透明、规范确定为核心的文化理念。
中国烟酒文化有毛病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动气。在中国人的人情观里，应酬成为了躲不开而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习惯性将其隐晦地表达成为“一起吃个饭”，可真的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个饭？
做我们这行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应酬。我最怕接触的是酒桌上的应酬——一定要把你喝醉，一定要把你喝得钻到桌子底下，否则事情十有八九谈不成。
最近，我正在计划要向这样的现象宣战：万科内部禁止酗酒。
当然，你自己是酒鬼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你有病。我不愿意看到万科起来了，做出了优秀的产品，扩大了影响力，但我的中层干部我的一线老总，因为应酬，到了我这个年龄个个都患上肝硬化肝囊肿。如果因为应酬，万科和当地的官员、和客户伙伴之间没有处理好关系，那我宁可这生意做不成。
这个是最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酗酒除了对贡献GDP有点好处、对税收有点好处之外，对自身对民族没有好处。烟酒不分家，饭桌上喝酒，茶桌下吸烟。也经常会有人送我一些烟酒作为礼物。旁边人告诉我，这烟两千块钱一条。我觉得莫名其妙！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喝普洱茶，但你问我一般是喝贵的还是喝便宜的，我当然是喝比较便宜的。无论在谁面前我的答案都只有这一个，因为问题很简单，就好比咱们喝可乐，是喝比较贵的可乐还是比较便宜的可乐？可乐是很好，但它撑死了也就是一种饮料。如果你把可乐做到两百块钱一听，绝对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现在就有这毛病，把烟做到两三千块钱一条，抽一根就是几十块钱，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
我曾经行贿未遂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生意直来直去，靠产品来开展公平的竞争。任何人听到我这种想法或者当成一句玩笑，或者在心里暗自嘲讽我痴人说梦。的确，生意场上，交往应酬的确避无可避。我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你不去应酬，就得逼你底下的人去应酬。
真要想完全按照规定程序把事情办顺利了，也不能说不可能，只是几率比较小。尤其是在公司或者企业还比较小的时候。
对于这些令我嗤之以鼻的事情，其实我也曾经尝试过。
那还是在刚刚去深圳创业的时期。当时我是计划买车皮，考虑到批车皮的货运主任我之前又不认识，想着买两条烟送过去，或许会少点麻烦。
当时“三五烟”是十块钱一条，两条二十块。我让我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他家去。
一个小时过后，小伙计把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说人家不要。小伙计回来，我对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让你挣两条烟你没这个能力，现在让你花两条烟你都花不出去。”说完，我又自己骑自行车拿着烟找到了那个货运主任。
我把烟放在他家桌上。他看了一眼说：“你先回去。这事你明天让你伙计来也行你自己来也行。”在我临走的时候，他还笑着朝我伸出了两个手指：“你知不知道现在计划外车皮的行情？一个车皮两百块钱。”
我一夜没睡着，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计划外车皮需要两百块钱的好处费，而我买的两条烟才二十块钱，那我明天是不是得带着四百块钱去办事？
没想到第二天到了之后，他二话没说就把事办了，一个钱字都没提。之后我才知道，因为我那时带着民工买外贸的玉米，外贸卸货我都会帮着扛，那时他在外贸车站当货运主任，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城里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帮帮我。
“我手中的权力就是计划车皮，你只要一次性不超过十个，我随时给你批。”我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我的书里，取名叫“行贿未遂”。
那一次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钱权交易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导致“绝不行贿”成为了万科今时今日的一条基本办事原则。
其实要做到不行贿比较容易，因为我可以不设置这项支出。真正难做到的是不受贿，尤其是要保证你的部下不受贿。
遇到这种情况，我坚决报警。可能表面上看来非常可惜，但只要你干过坏事就不要心存侥幸。一个人行贿一定会有一本账目，他在你的公司里受贿，在其他公司一定也受贿，事发后他都会有所交代。而你一旦受贿就等于是一辈子背上了债务，一说严打你立刻就紧张，担心自己的事情会不会被发现。
求人在所难免
当然，我很理解现在很多企业会因为很多原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每个企业乃至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灰色摸索中寻找到一条正规的道路。
我还记得万科最初在进行文化改造的时候，我们参照香港的上市公司，做的招股通函和公司章程。
后来改造完成，钱也筹到了。当时在管理层内部就出现了一个讨论。由于当时国内连《公司法》都还没有，一切的办法和规定都是我们从香港照搬过来的，我们按照这样去做，会不会把手脚都捆死了？
当周围的所有人都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去遵守这个规则会不会被淘汰掉？
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态度：如果未来依旧不规范，没有那一套你就玩不下去了，那我宁肯放弃这个企业，移民到国外做个二等公民，起码不用遇事就低三下四去行贿。
做到现在，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官员或者手上有权力的人，你办事得通过他，他点名让你王石去。你去不去？肯定得去！你去了要不要说好话？当然要说好话！你说好话的时候，是不是违心？当然违心！
在当下，要想做到不求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坚决不要去触碰法律的底线。
篇2：我在人情堆里的这些年
“窝里斗”让我胃出血
28年前, 我只身来到深圳创业。我在那年所经历过的那些兴奋、尝试、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现在回头看, 真正的挑战却在于处理与各色人等间的人情关系。
我第一次胃出血是在新疆当兵开汽车的时候, 当时是因为胃下垂。本以为离开部队, 生活强度相对减轻, 应该不会再出现。可到了深圳才发现, 事与愿违。
在深圳头几年, 我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胃部大出血, 起因都是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和上面人的交情, 就是和下面人的交道。最常见的情况是骨干不合———这边有他无我, 那边有我无他。而你必须做出选择, 搞不好两个人全走。
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章可循、无逻辑可言, 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就夜夜睡不着觉, 急!想想骨干要是都走了, 企业还怎么发展?我一个人能干出点什么?“窝里斗”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团队一盘散沙, 而我必须要做的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即便是到了今天, 我想起最初创业的那段依赖应酬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这也直接导致我之后在打造万科企业文化的时候, 将简单、透明、规范确定为核心的文化理念。
中国烟酒文化有毛病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动气。
在中国人的人情观里, 应酬成为了躲不开而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习惯性将其隐晦地表达成为“一起吃个饭”, 可真的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个饭?
做我们这行的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应酬。我最怕接触的是和政府环境的应酬———一定要把你喝醉, 一定要把你喝到钻到桌子底下, 否则事情十有八九谈不成。
最近, 我正在计划要向这样的现象宣战:万科内部禁止酗酒。
当然, 你自己是酒鬼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愿意看到万科起来了, 中层干部到了我这个年龄个个都患上肝硬化肝囊肿。如果因为应酬, 万科和当地的官员、和客户伙伴之间没有处理好关系, 那我宁可这生意做不成。
这个是最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 酗酒除了对贡献GDP有点好处、对税收有点好处之外, 对自身对民族没有好处。
烟酒不分家, 饭桌上喝酒, 茶桌下吸烟。也经常会有人送我一些烟酒作为礼物。旁边人告诉我, 这烟两千块钱一条。我觉得莫名其妙!
我曾经行贿未遂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生意直来直去, 靠产品来开展公平的竞争。
任何人听到我这种想法或者当成一句玩笑, 在心里暗自嘲讽我痴人说梦。的确, 生意场上, 交往应酬的确避无可避。我可以做到洁身自好,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 你不去应酬, 就得逼你底下的人去应酬。
真要想完全按照规定程序把事情办顺利了, 也不能说不可能, 只是几率比较小。尤其是在公司或者企业还比较小的时候。
对于这些令我嗤之以鼻的事情, 其实我也曾经尝试过。
那是刚去深圳创业时, 我计划买车皮, 批车皮的货运主任我之前不认识, 想着买两条烟送过去, 或许会少点麻烦。“三五烟”当时是十块钱一条, 两条二十块。我让我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他家去。一个小时过后, 小伙计把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 说人家不要。
我自己骑自行车拿着烟找到了那个货运主任, 把烟放在他家桌上。他看了一眼说:“你先回去, 这事你明天让你伙计来也行你自己来也行。”我临走时, 他还笑着朝我伸出了两个手指:“你知不知道现在计划外车皮的行情? 一个车皮200块钱。”
我一夜没睡着, 因为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计划外车皮要200块好处费, 而我的两条烟才20块钱, 那我明天是不是得带着四百块钱去办事?
没想到第二天, 他二话没说就把事办了。之后我才知道, 因为我那时带着民工买外贸的玉米, 外贸卸货我都会帮着扛, 那时他在外贸车站当货运主任, 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城里人一点架子也没有, 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帮帮我。
那次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所谓的钱权交易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导致“绝不行贿”成为了万科今时今日的一条基本办事原则。
其实要做到不行贿比较容易, 因为我可以不设置这项支出。真正难做到的是不受贿, 尤其是要保证你的部下。
遇到这种情况, 我坚决报警。可能表面上看来非常可惜, 但只要你干过坏事就不要心存侥幸。一个人行贿一定会有一本账目, 他在你的公司里受贿, 在其他公司一定也受贿, 事发后他都会有所交代。而你一旦受贿就等于是一辈子背上了债务, 一说严打你立刻就紧张, 担心自己的事情会不会被发现。
求人在所难免
当然, 我很理解现在很多企业会因为很多原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每个企业乃至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灰色摸索中寻找到一条正轨的道路。
我记得万科最初在进行文化改造的时候, 我们参照香港的上市公司, 做招股通函和公司章程。后来改造完成, 钱也筹到了。当时在管理层内部就出现了一个讨论。由于当时国内连《公司法》都还没有, 一切的办法和规定都是我们从香港照搬过来的, 我们按照这样去做, 会不会把手脚都捆死了?
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态度:如果未来依旧不规范, 没有那一套你就玩不下去了, 那我宁肯放弃这个企业, 移民到国外做个二等公民, 起码不用遇事就低三下四去行贿。
做到现在, 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官员或者手上有权力的人, 你办事得通过他, 他点名让你王石得去。你去不去?肯定得去! 你去了要不要说好话? 当然得说好话! 你说好话的时候, 是不是违心? 当然违心!
篇3：王石:人情堆里这些年
登珠峰与吃顿饭，二者孰难孰易？
相信一万个人心里有9999个人的答案都是一样。最简单地推算逻辑是：几乎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吃掉无数顿饭，却未必登得上一座高山。
但作为两度登顶珠峰的创纪录者，耳顺之年的王石看待这个问题时却意外地成为了少数派。
纵横商界几十载，历练无数。王石何以给出这样的答案？“宁登一座山，不谋一餐饭”的言语背后，又暗藏着哪些他未曾提及过的往事？
“窝里斗”让我胃出血
28年前，我只身来到深圳创业。
如果一定要给那段过往安一个题目，我想应该叫做《1983》，我在那年所经历过的那些兴奋、尝试、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以后再也没有遇到过。
然而现在回过头去看，对我而言，真正的挑战却在于处理与各色人等间的人情关系。
我第一次胃出血是上世纪80年代还在新疆当兵开汽车的时候，当时因为胃下垂出现了胃出血的情况。原本以为离开部队，生活强度相对减轻，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再出现。可到了深圳才发现，事与愿违。
在深圳的头几年，我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胃部大出血，而起因都是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和上面人的交情，就是和下面人的交道。最常见的情况是骨干不合——这边有他无我，那边有我无他。而你必须做出选择，搞不好两个人全走。
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章可循、无逻辑可言，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夜夜睡不着觉，急！想想骨干要是都走了，企业还怎么发展？我一个人能干出点什么？“窝里斗”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团队一盘散沙，而我必须要做的就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今天看来，一个人活生生被气到胃出血或许更像是一句玩笑，但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
即便是到了今天，我想起最初创业的那段依赖应酬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这也直接导致我之后在打造万科企业文化的时候，将简单、透明、规范确定为核心的文化理念。
中国烟酒文化有毛病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当然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动气。
在中国人的人情观里，应酬成为了躲不开而必须要过的一道坎。很多人习惯性将其隐晦地表达成为“一起吃个饭”，可真的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吃个饭？
做我们这行的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应酬。我最怕接触的是和政府环境的应酬——一定要把你喝醉，一定要把你喝到钻到桌子底下，否则事情十有八九谈不成。
最近，我正在计划要向这样的现象宣战：万科内部禁止酗酒。
当然，你自己是酒鬼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你有病。我不愿意看到万科起来了，做出了优秀的产品、扩大了影响力，但我的中层干部我的一线老总，因为应酬，到了我这个年龄个个都患上肝硬化肝囊肿。如果因为应酬，万科和当地的官员、和客户伙伴之间没有处理好关系，那我宁可这生意做不成。
这个是最基本的对生命的尊重，酗酒除了对贡献GDP有点好处、对税收有点好处之外，对自身对民族没有好处。
烟酒不分家，饭桌上喝酒，茶桌下吸烟。也经常会有人送我一些烟酒作为礼物。旁边人告诉我，这烟两千块钱一条。我觉得莫名其妙！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喝普洱茶，但你问我一般是喝贵的还是喝便宜的，我当然是喝比较便宜的。无论在谁面前我的答案都只有这一个，因为问题很简单，就好比咱们喝可乐，是喝比较贵的可乐还是比较便宜的可乐？可乐是很好，但它撑死了也就是一种饮料，如果你把可乐做到两百块钱一听，绝对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现在就有这毛病，把烟做到两、三千块钱一条，抽一根就是几十块钱，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
我曾经行贿未遂
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生意直来直去，靠产品来开展公平的竞争。
任何人听到我这种想法或者当成一句玩笑，在心里暗自嘲讽我痴人说梦。的确，生意场上，交往应酬的确避无可避。我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你不去应酬，就得逼你底下的人去应酬。
真要想完全按照规定程序把事情办顺利了，也不能说不可能，只是几率比较小。尤其是在公司或者企业还比较小的时候。
对于这些令我嗤之以鼻的事情，其实我也曾经尝试过。
那还是在刚刚去深圳创业的时期。当时我是要计划买车皮，考虑到批车皮的货运主任我之前又不认识，想着买两条烟送过去，或许会少点麻烦。
当时“三五烟”是十块钱一条，两条二十块。我让我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他家去。
一个小时过后，小伙计把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说人家不要。
小伙计回来，我对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让你挣两条烟你没这个能力，现在让你花两条烟你都花不出去。”说完，我又自己骑自行车拿着烟找到了那个货运主任。
我把烟放在他家桌上。他看了一眼说：“你先回去，这事你明天让你伙计来也行你自己来也行。”在我临走的时候，他还笑着朝我伸出了两个手指：“你知不知道现在计划外车皮的行情？一个车皮两百块钱。”
那天我一夜没睡着，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个计划外车皮需要两百块钱的好处费。而我买的两条烟才二十块钱，那我明天是不是得带着四百块钱去办事？
没想到第二天到了之后，他二话没说就把事办了，一个钱字都没提。之后我才知道，因为我那时带着民工买外贸的玉米，外贸卸货我都会帮着扛，那时他在外贸车站当货运主任，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城里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帮帮我。
“我手中的权利就是计划车皮，你只要一次性不超过十个，我随时给你批。”我后来把这件事写进了我的书里，取名叫“行贿未遂”。
那一次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钱权交易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导致“绝不行贿”成为了万科今时今日的一条基本办事原则。
其实要做到不行贿比较容易，因为我可以不设置这项支出。真正难做到的是不受贿，尤其是要保证你的部下。
遇到这种情况，我坚决报警。可能表面上看来非常可惜，但只要你干过坏事就不要心存侥幸。一个人行贿一定会有一本账目，他在你的公司里受贿，在其他公司一定也受贿，事发后他都会有所交代。而你一旦受贿就等于是一辈子背上了债务，一说严打你立刻就紧张，担心自己的事情会不会被发现。
求人在所难免
当然，我很理解现在很多企业会因为很多原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每个企业乃至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断的灰色摸索中寻找到一条正轨的道路。
我还记得万科最初在进行文化改造的时候，我们参照香港的上市公司，做的招股通函和公司章程。后来改造完成，钱也筹到了。当时在管理层内部就出现了一个讨论。由于当时国内连《公司法》都还没有，一切的办法和规定都是我们从香港照搬过来的，我们按照这样去做，会不会把手脚都捆死了？
当周围的所有人都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去遵守这个规则会不会被淘汰掉？
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态度：如果未来依旧不规范，没有那一套你就玩不下去了，那我宁肯放弃这个企业，移民到国外做个二等公民，起码不用遇事就低三下四去行贿。
做到现在，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官员或者手上有权力的人，你办事得通过他，他点名让你王石得去。你去不去？肯定得去！你去了要不要说好话？当然得说好话！你说好话的时候，是不是违心？当然违心！
篇4：人情堆里这些年
登峰吃饭 孰难孰易
商场遇到官员或手上有权力的人，你办事得通过他，他点名让你去，你去不去？肯定得去！你去了，要不要说好话？当然得说！你说好话的时候，违不违心？当然违心！ 28年前，王石只身来到深圳创业。如果一定要给那段历史安一个题目，应该叫做《1983》。那年，历经兴奋、尝试、大起大落、大开大阖。回首望去，真正挑战，却在于处理与各色人等之间的人情关系。
王石第一次胃出血，是上世纪80年代，在新疆当兵开汽车的时候。因为胃下垂，出现了胃出血。原本以为离开部队，生活强度相对减轻，胃出血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可是，到了深圳方知，事与愿违。
在深圳的头几年，王石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胃部大出血，起因都是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不是和上面的人讲交情，就是和下面的人打交道。最常见的情况是：骨干不合——这边有他无我，那边有我无他，你必须做出选择，搞不好两个人全走光。
这样的处理方式，无章可循、无逻辑可言，遇到这样的情况，王石就通宵睡不着觉。急！骨干要是都走了，企业还怎么发展？一个人能干出点什么？“窝里斗”导致的最终结果是：团队一盘散沙，必须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一个人，活生生被气到胃出血，或许像是一句笑话，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即使到了今天，想起最初创业的那段，依赖应酬过日子，王石仍然心有余悸。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都是一个“人情化社会”，只是表现形式不相同。
人情关系，本是一种很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当这种建立在血缘、地缘等自然共同性基础上的“人情”介入公共领域，形成权力对于个体的“叠加”、“挪用”时，人情关系就被扭曲和异化了。
烟酒文化 难以避免
导致胃出血的原因，不可能仅仅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而动气。在中国人的人情观里，应酬成为“躲不开、必要迈”的一道坎。很多人习惯性地将应酬隐晦地表达成“一起吃顿饭”。真的是安静的吃顿饭吗？
做生意的人，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应酬。如果缺乏应酬，和当地的官员、客户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某一笔生意就做不成。他们最怕接触的是有些人——一定要把你灌醉，一定要让你喝到钻进桌子底下，否则事情十有八九谈不成。当然，你是酒鬼，则是另外一回事。企业家们不愿意看到：企业发展了，做出了优秀的产品、扩大了影响力，而他们自己却患上肝硬化、肝囊肿。
对生命，应当有最基本的尊重。酗酒，除了对贡献GDP有点好处、对税收有点好处之外，对自身、对民族都没有好处。烟酒不分家，饭桌上喝酒，茶桌下吸烟，经常会有人送烟酒作为礼物。还有人说：这烟两千块一条，好不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熟悉的人，都知道喝普洱茶好，一般是喝贵的，还是喝便宜的？当然是喝便宜的实惠。无论在谁面前，答案只有一个，道理很简单，就好比喝可乐，喝比较贵的可乐、还是便宜的可乐？可乐好是很好，它撑死了也就是一种饮料，你把可乐做到两百元一听，绝对是脑子有毛病。
中国现在就有这种情况，把烟做到两三千元一条，抽一根就是几十元钱，不是莫名其妙吗？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生意直来直去，靠产品来公平竞争——任何人听到这种想法，都会当做一句笑话，心里暗自嘲讽：痴心说梦！生意场上，交往应酬的确难以避免。聪明的人，可以做到洁身自好，与之相对应的是：你不去应酬，就得逼你手下的人去应酬。
行贿未遂 事也成交
真想按照规定程序，把事情都办顺利了。这不是不可能，只是几率较小。有位企业家计划买一趟车皮，考虑到自己不认识批车皮的人，想着买两条烟送过去，以便少点麻烦。当年，“三五烟”是十块钱一条，两条二十块。企业家让一个小伙计将烟送到货运主任家里。一个小时过后，两条烟原封不动地拿了回来，人家不要。小伙计回来后，遭到劈头盖脸的一顿批评。
这位企业家只好拿着烟，亲自骑着自行车找到货运主任，把烟放在他家桌上。货运主任看了一眼烟说：“你先回去吧，这事明天你自己来也行，让你伙计来也行。”临走的时候，他笑着朝企业家伸出两个手指头说：“你知不知道现在计划外车皮的行情？一个车皮两百元钱。”一个计划外车皮，需要两百元好处费！两条烟才二十元钱，那明天是不是得带着四百元钱去办事？没想到第二天，货运主任什么话也没说，就把事办了。钱的事，一个钱都没提。
当今社会，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人情关系与腐败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情，本是一种很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一旦被利益关系所左右，就变得功利化了。扭曲的人情关系，成为社会不良风气和贪污腐败滋生的温床。
要做到不行贿比较容易，可以不设置这项支出。而真正做到不受贿，很难！遇到这种情况，只要你干过坏事，就不要心存侥幸。一个人行贿，一定会有一本账目，他在你的公司里行贿，事发后都会有所交代。你受了贿，等于是一辈子背上了债务，一说严打，你立刻就会紧张，担心自己的事情会不会被发现？当前，你办事想做到不求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坚决不要去触碰法律的底线。
商场求人 在所难免
中国企业，要花大量的时间“做人的工作”；中国老板，要花大半的时间，应酬于酒局饭桌——人情关系与商业法则之间的矛盾，让企业家们左右为难。当与利益关系之间建立起相互转换的地下通道时，简单的“人情”二字就被注入了新的内涵：一种囊括了情义、地位和利益的交易载体。人情成为一种债、一种负担，束缚了中国人的生活，挤压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
办事先要想到“找熟人”，关系不同则价格不同，请客送礼之风愈演愈烈。在商业领域，当“关系”成为整个社会的润滑剂、潜规则的时候，腐败、低效、不公、败德便会滋生。之所以盛行，实在不是它合乎事物的本性，更不是它有益于社会，而是它是一种习性，一种风气，一种能为人带来好处的东西。为了这种习性和风气，为一部分人带来好处，让社会付出了极昂贵的代价。
《庄子·列御寇》中记载了一段故事，宋人曹商被宋王派遣出使秦国。去之时，宋王只许给几辆车子；回来时，却得到秦王赐与的百辆车子。当他遇见庄子时，得意地炫耀说：“以往，身处穷闾陋巷，布衣草鞋，疲颈黄面，我不如你；当我一旦见到大国之君，便得车百辆，比你强了。”
庄子一笑，说：“据我所知，秦王长了痔疮，召医治疮。谁能破痈溃痤，可得车一辆；谁肯舐吮痔疮，可得车五辆；谁治疮的手法愈下贱，得的车就愈多。你是怎样治疮的呢？竟然得到了如此之多的车！真恶心，请你走开吧！”这个故事，讽刺了那些为了谋取利益，宁愿丧失人格的小人。
人情关系 重在精神
毛泽东有句名言：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这个“精神”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一种超越，一种不甘平庸、不甘屈从、不甘得过且过的血性和品节。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一个民族没有精神，就会失去脊梁骨，不能自信、自强、自立；一个家族要有点精神，否则就会家业衰败，一代不如一代。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不乏“汇聚天下之财，而利归于天下”的精神，清代的晋商、徽商、温州商人“三大商帮”中的杰出代表人物身上，都体现了这种精神。有许多鲜活的例子：大商人在创业前，穷过、富过，无论穷富，身上都体现了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很多企业家，应该找到一个根。而孔子思想，就可以看做是企业的根。不少经销商在乎的是既得利益、眼前利益，不惜过度承诺，挂羊头卖狗肉。经商的目标，应当为消费者服务，坑害了消费者，带来的是短期利益，损害的是长期利益。
《论语》的核心思想体系是“仁、义、礼、智、信”，分析消费者、分析员工、分析自己，都强调人性。深刻理解消费者、相关者，让他们得益，让他们实现自身价值，你的价值也就实现了。
从孔子思想中，引伸出现代社会生活、企业经营管理的很多深刻洞见。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的现代道德，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支柱。中国企业家，并非是只有“欲望”而没有道德追求的人。
无论东方圣人还是西方先贤，他们的精神财富都值得学习和传承，他们不可能预见千年后事，不可能直接解决人类当今的问题。后人只有在圣贤之“道”的平台上，去创新突破、发扬光大，真正着眼于实践的创新精神，真正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推动时代进步。这才是现代儒商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