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鲁艺（精选5篇）
篇1：延安鲁艺
鲁迅美院2018毕业展：鲁艺80年，我们从延安走来
▲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致辞▲鲁迅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晓华致辞2018年5月23日，“艺术成就梦想——2018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季暨80周年华诞启动仪式”在鲁迅美术学院美术馆前草坪开幕，2018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季最先呈现的是本科生毕业展，展览分布在鲁美美术馆和体育馆两个展场，其中，美术馆主要呈现了油画系、中国画学院、版画系本科生的毕业作品，体育馆呈现了雕塑系、综合绘画系以及摄影系的毕业生创作。开放、多元、个性、鲜活开放、多元、个性、鲜活是看完本届鲁迅美术学院本科生毕业创作之后最大的感受，同学们的创作，很多时候已经不再局限于专业的范畴之内，创新性、创造力在不断地增强。▲开幕式演出▲开幕式演出▲开幕式演出“油画系今年的创作跟往年比进步非常大。”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副主任张志坚教授谈到本届鲁美油画系本科毕业生创作时讲到。▲魏宇航 《垂涎三尺》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油画系学生的创作不仅仅局限于架上，开始走向装置化和观念化，进行大胆的尝试，比如魏宇航的作品《垂涎三尺》，运用现成品，将骨头、绳子与不规则的画框组合在一起，同时运用色彩的组合，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充满力量感的作品，张志坚教授讲到，这位同学的创作在意识思维和开拓性上面做的比较好。他表示，虽然我们是油画系，但并不局限于架上绘画：“我们鼓励同学们，尝试新的材料，拓宽表现手段。”▲刘学东 《指鹿为马》刘学东的作品《指鹿为马》，虽然在手法是传统的，但在色彩、构成上以及画面的意识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色调、构成、思维逻辑，、非常的完整，张志坚表示本科生能画到这样的程度已经非常不错。▲油画系本科生毕业作品▲油画系本科生毕业作品▲油画系本科生毕业作品▲油画系本科生毕业作品他在总结本届油画系本科生毕业展时讲到：“我们可以看出同学们的创造力非常的强，思考也非常的深，从创作上可以看到非常开放的状态，也可以看出参展的45位学生都非常努力，每个人的面貌都不一样，我们也希望是这样，不要同质化，学生应该更多的体现自己的个性，在艺术上的思考和和追求。”▲展览现场▲展览现场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或者转变，张志坚表示得益于近几年来鲁迅美术学院的教学改革和当代艺术在校园中的推广，学生们在学习基本功的同时，他们的视野和思维也在不断的拓宽：“年轻人的心态是非常鲜活的，所以在作品中也应当呈现出来这种新鲜活的状态，通过毕业创作，我们可以反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好做到及时调整，以便更好的向前走。”▲李玲秀《看见的熄灭了 消失的记住了》中国画学院本科毕业生的作品给人的感觉也同样是具有创造力和创新性，中国画学院院长赵宝平在讲到本届本科毕业生的创作时表示，学生们在题材的选择上更多的是贴近他们自己的生活，在毕业创作上，不会规定学生一定要画什么?不论是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表现形式，尊重他们创作的自由。▲任冰冰 《背影之毕业季》反应在具体的作品上，李玲秀的《看见的熄灭了 消失的记住了》呈现的是她对于鲁美的情感，作品画面的主体是鲁迅美术学院比较有象征意义的鲁迅像，两边配合着画了上120位同学的头像，如何用中国传统水墨画表达现实生活，这位同学考虑的比较多;同样是以鲁美为背景进行创作的还有任冰冰的《背影之毕业季》，画面呈现的是校庆期间的校园生活，并配上文字性描述，呈现出一种非常真切的情感。▲陈宏军 《居安思危》▲现场展示作品▲现场展示作品赵宝平表示：“我们鼓励学生感受生活，不要为了创作而创作，也不能一味的借用传统的符号，进行没有自我的创作，我们一直强调学生们个性化的思考和创作，本科生作品能够达到非常完整的呈现，可能会很困难，但还是要凸显他们在艺术上的追求或。”比如陈宏军的作品《居安思危》，把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多种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强调自然生命，万物合一的概念，通过这种语言形式表达他内心的语境。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白描、彩墨、没骨等等多种手法，有人物、山石、树木、亭台楼阁形象非常的丰富。▲展览现场▲展览现场“从同学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本科专业教学还是非常扎实的。”赵宝平讲到，他表示鲁美中国画学院专业教学一直坚持两个方面：一个是传统，另外一个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还有就是从大绘画的角度出发，把中国画纳入大绘画视觉审美当中：“中国画在审美教学创作方面还有多种路径的可能性。毕业创作，我们主张学生要有宽阔的视野。要对身边的生活始终保持敏感的观察和思考。通过艺术形式的创造。将自己的内心、自然生活和社会和谐的统一在一起，表达真切的作品。”▲展览现场摄影系分为摄影专业和影视专业两个方向，本届本科毕业生呈现出来的现象是学生们的交流互动更多，对于数字技术、影像技术的运用更加成熟，创作更加符合当代语境，思维和材料的运用都在扩展。“之前我们强调对技术、材料和观念的运用，现在我们回归到创造力上。”鲁迅美院摄影系主任刘立宏讲到。本届本科毕业生让其印象深刻的作品是由吕格尔创作的《羌的山》，这件作品在形式、观念创作手法等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完整和成熟，已经进入到了艺术创作的阶段。▲展览现场作品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章《羌的山》，羌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民族，主要生活在中国西南部的高山中。2008年遭受汶川地震后，国家进行了大力的重建。原本是阻碍与外界相通的山，上面修好了能通车的公路后，山就成为了城镇化建设的加速器。这个古老民族正处于现代化进程的融合和矛盾之中。▲羌人相信释比能够接收天上神灵的信息▲释比王明杰，2018年2月▲已经完成重建的汶川新城的沙盘汶川也艺术家的故乡，所以《羌的山》的拍摄也夹杂着他的记忆，尝试以一种“身在此山中”的角度，寻觅我所期望的羌人和羌寨、山川，这种当代人和景观的关系。在山川穿行的这种体验，也是中国国画山水的参与形式，他也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图像只是过程的结果。第二章《上山寻海》(图像 影像)，小时候长辈给吕格尔讲过，家乡汶川在很久以前，是一片汪洋，吕格尔也似乎明确的记得，那时常在山上的泥土中找到过细小贝壳海螺的痕迹，于是有一天他买了个小铲子，徒步爬到姜维城的那座山上，想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找到这种沧海桑田的痕迹，可是一整天他的战利品只有一堆蜗牛壳，动物骨骼和一个写着1985年生产的搪瓷杯。▲张开双臂的雪人经过之后的资料查证，吕格尔发现在三叠纪时期，四川盆地是蜀海，汶川地区则属于滨海环境。他决定上山去询问羌人，是否与自己有共同的记忆，“你有没有听说过汶川在很久以前是一片海?”。▲布满蚂蚁的西瓜皮采访录像里有不同身份的羌人给了他不同的答案，释比给他讲诉了一些关于海的传说，有人理解成为了海子(他们那边的人称高山湖泊为海子)，有的人表示听说过并列举了一些沙石相关的例证，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明确的表示从未听闻。▲上山寻海“考古发掘”成果在这些过程之中，吕格尔遇到了很多与第一章《羌的山》有着微妙联系的景象，张开双臂的雪人，被涂抹的白石，假山，假马，熊猫，困住的佛像。▲地震后被遗弃的“星空帐篷体验区”第三章《星海》在山上吕格尔遇到了一个地震后被遗弃的“星空帐篷体验区”，他开始有了做《星海》的想法，在传统的物影成像和数码时代的数字上色之后，得到三联张的星海，最终用4.5x2米的大尺幅展览。他似乎找到了那片海，再绚烂的星空也仅仅是我制作出来的，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总长度4.5x2米的《星海》三联张▲《星海》制作的8x10黑白底片之一影视专业的作品主要以电影点映的方式呈现，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鲁美影视教研室主任张朋表示，公众可以完整的了解作品的情况，可以做出更加深入和公正的评判。▲现场影片展映本届影视专业本科毕业生呈现四部作品，其中三部为剧情片，一部为纪录片，它们分别为《蒲公英》、《半壁山》、《断片》和《1118》，均为现实主义题材，呈现小人物在时代大背景下的生存境遇，关于为什么关注现实题材，张朋表示：“现实主义是我们非常强调的，真人真事真感受的东西，更能让人产生共鸣，在教学中我们一直强调，观察世界、认知世界和表现世界的原点就是真诚。” ▲雕塑系作品▲雕塑系作品▲雕塑系作品而雕塑系本科生的毕业创作，也同样呈现出创新性、多元性和鲜活性的特点，在本届毕业展中，可以看到动态雕塑和科技雕塑的成分在增多，关于雕塑系本业创作，李象群在谈到时表示：“总体上来说，本届毕业生的创作非常不错，但我们还要继承优秀的传统，鲁美的肖像、人物在全国起到过重要的影响和引领作用，这点我们不能丢，否则就没有了特色。”▲雕塑系作品▲雕塑系作品▲雕塑系作品鲁艺80年，传承始终都在本届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季在呈现本科生毕业创作的同时，还开启了庆祝鲁艺80周年华诞的序幕，鲁迅艺术学院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被人们所熟知，但它和鲁迅美术学院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怎样的，人们或许并不了解。▲综合绘画系作品▲综合绘画系作品▲综合绘画系作品“无论如何，从小鲁艺来说，从建制传承来说，从鲁艺的旗帜来说，尽管历经碾转，枝蔓旁生，鲁艺的建制始终都在，鲁艺的旗帜始终高扬——在建制的意义上，1946年以前的鲁艺在延安，1946年以后的鲁艺在东北，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鲁迅美术学院党委书记刘晓华教授讲到。关于这段历史，刘晓华表示，1938年4月，在毛泽东亲自倡导下，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1939年7月，中央决定鲁艺等四校合并建立华北联大;同年11月，鲁艺恢复办学，开始正规化办学;吴玉章任院长，周扬主持工作;1940年，毛泽东再次题写校名，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4月，鲁艺与延安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改称鲁迅文艺学院，这是人们熟知的历史。▲综合绘画系作品▲综合绘画系作品人们不是那么熟悉的是，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8月末，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15曰，与苏联代表会晤取得一致，为防止抗战胜利后美蒋势力独占东北，由刘少奇主持会议，中央决定把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成立东北局，延安中央机构包括教育机构向东北转移。10月25日，毛泽东从重庆回来不久，接见延安大学领导，传达中央决定延安大学一分为二，大部去东北创建东北大学。毛泽东送行鲁艺时说，东北冰天雪地，有许多困难，但东北是必争之地，事不宜迟，说走就走。你们去了，要争取青年，办大学。11月15日东北大学建校队伍和鲁艺队伍出发;1945年12月30日到张家口，由于国民党占领要道承德、山海关、锦州，队伍难于进入东北，中央遂令周扬等东大建校领导参加华北联大领导工作。鲁艺队伍由吕骥、张庚率领绕道内蒙古继续北上，1946年6月到达哈尔滨。中共东北局1946年1月筹建，2月招生成立东北大学，之所以命名为东北大学，就是为与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打垒台。1946年9月，鲁艺奉命从哈尔滨迁到佳木斯，划归东北大学为东北大学鲁迅文艺学院，招收了鲁艺第七期学员;其间，张如心率延大和华北联大部分师生约100人于8月到东北，加入东北大学;1946年12月，东北局决定鲁艺脱离东大，1947年组建5个文艺工作团;1948年底，东北局决定鲁艺在沈阳恢复办学，成立鲁迅文艺学院，1949年9月更名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简称东北鲁艺;1953年2月，改变鲁艺综合办学形式;1958年改为鲁迅美术学院和沈阳音乐学院。▲1938年4月，鲁艺的《创立缘起》关于这段历史，刘晓华教授还强调到，1949年11月，华北局决定，华北联大美术部并入北平艺专成立国立美术学院，1950年为中央美院;另，1946年始，鲁艺延安留守人员分配到延大、中央党校文艺工作室、中央管弦乐团，留守处自行撤销，鲁艺在延安完成使命。至此，我们对鲁艺和鲁美之间的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那么在新时期，我们重提鲁艺或者纪念鲁艺有怎样的意义呢?鲁艺精神：继承传统 着眼未来在这里最为重要的就是继承和发扬鲁艺精神，李象群说：“是鲁艺精神驱使我走出东北而又回到东北的。”那么何为鲁艺精神呢?在李象群看来：“鲁艺精神就是站在时代思想的前沿，是先进文化的先导，为社会大众服务，这才是当年全国有识之士投奔鲁艺的原因所在。今天看鲁艺精神也绝对不过时。当然，我们要做的是秉承鲁艺精神，用当代的思维来思考问题。”▲1938年4月鲁艺的《成立宣言》而在刘晓华看来，鲁艺精神是当年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二为方向，也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抗战服务，在今天新时代就是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鲁迅美术学院在新中国美术史中做出了众多的贡献，比如成立之初的连环画改造，出现了思想和艺术上都是经典的《八女投江》等一大批优秀作品，雕塑领域，比如矗立在北京农业展览馆的《庆丰收》，毛主席纪念堂的毛主席坐像头像是鲁美人创作的，改革开放后，鲁美迎来了大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油画家，在美术届产生了鲁美现象，以韦尔申等为代表的油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还有就是全景画创作，不仅在国内，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优秀的，还有就是全国爱国主义基地，差不多将近三分之二是鲁美参与创作的。▲1938年4月10日，鲁艺开学典礼时，毛泽东主席与鲁艺师生在中央礼堂。刘晓华表示，这种大型的集体创作，也体现了鲁艺的传承，集体创作坚持到现在，和二为方向，鲁美的坚持是分不开的，鲁美人心系国运、艺亦载道，能够坚持集体创作是非常不易的。“鲁美走到今天，天时我们和大家都是一样的，说地利我们不占优势，只能靠人和，大家团结一致把鲁美做得更好。”关于未来，刘晓华强调，鲁美要引进来走出去，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而这方面已经着手在做，比如中日国际服装学院建设，中英数字媒体学院建设，将来鲁美还会在国外建设分校。“学科建设上保持国内一流，同时要为地方服务，文艺要为当下的现实服务，同时也要为未来服务。”
篇2：延安时期鲁艺音乐教育的历史实践
一、鲁艺的创建与历史
1938年1月, 为了纪念在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 延安创作了四幕大型话剧《血祭上海》并公演, 这次公演推动延安艺术界新阵地的建立, 也就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1938年2月, 由毛泽东与周恩来亲自领衔, 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和周扬作为共同发起人, 发布了由艺术教育家沙可夫起草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 是为了培养抗战艺术工作干部, 便于向群众宣传革命, 并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力量, 使得艺术这样武器在抗战中发挥最大的功效。同期, 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投奔延安, 也为创办鲁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年4月10日, 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 设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等四个系, 沙可夫同时兼任副院长和教务处处长, 全盘主持鲁艺的工作。1939年夏天, 为配合中共中央加强在华北敌后文化工作及文艺干部培养的决定, 鲁艺与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青训班合并, 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奔赴前方。同年底, 鲁艺留存延安的部分师生恢复鲁艺, 由吴玉章任院长, 周扬担任副院长。1940年后校名全称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春, 鲁艺并入延安大学, 成为延安大学文艺学院。1945年日本投降后, 11月鲁艺由周扬带队, 随延安大学一同迁往东北新解放区。1946年7月, 抵达佳木斯并于同年9月更名为东北大学文学院。在延安的七年半时间里, 毛泽东对鲁艺相当关心, 亲自写下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并且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将鲁艺的教育方针定为: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 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毛泽东还指出, 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 是成为一个伟大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条件。而鲁艺在此期间, 克服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坚持办学。其中, 文学系共办学四届, 音乐、戏剧、美术系各办学五届, 培养了685名各类艺术人才。作家马烽、西戎、沙汀、何其芳、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等革命文艺工作者都曾在鲁艺工作学习过。培养出了包括穆青、贺敬之、冯牧、罗工柳、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李波、时乐蒙、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在内的优秀文学家、艺术家。同时, 鲁艺还根据战时实际情况和地方的需要, 培养和训练了大批直接为抗战服务的文艺战士。极大的活跃了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 振奋激励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起到了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 受到敌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二、延安时期的鲁艺音乐教育
在抗战时期的大背景下, 鲁艺成立之初条件相当艰苦, 利用延安旧城北门外一处半山坡上的土窑洞, 由师生员工自己动手盖起简陋的平房, 并重新挖了两排除土窑洞, 将山下一处废弃了的文庙修整后作为教学活动的场所。图书馆本是高校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然而鲁艺在建院初期只有大约三四千册图书, 借阅一本文学名著往往需要提前几个月在图书馆预约登记。为了缓解借阅困难, 学院的师生开始自发的动手抄书, 从抄录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 发展到抄录剧本和长篇小说。由于国民党长期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 延安的各种物资严重匮乏, 所有机关、学校的物质生活都非常艰难, 鲁艺也不例外。食物以小米饭土豆南瓜白菜为主, 基本上无副食无油荤;单衣每年一套, 棉衣三年一套;七八个人一孔窑洞, 睡火炕通铺。尽管物质条件艰苦异常, 鲁艺的师生却一直保持着高涨的学习热情与奋发的进取精神。可供点灯的油不够, 大家就早睡早起, 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学习, 或是在月光如水的夜晚到窑洞外借着月光看书。作为对场地器材要求极高的音乐学府, 鲁艺音乐系没有音乐厅、琴房、音乐教室、甚至仅有一架风琴, 少数几把小提琴及二胡等民族乐器。没有场地, 技能课就在窑洞中进行, 天气许可的时候, 就在室外的草地或山坡上练声、排合唱。缺乏教材, 由曾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过的教员自己带来教材。1939年10月, 印度援华医疗队将其从国内带来的一些音乐唱片、书籍和一台唱机赠送给鲁艺音乐系, 使音乐系的教学条件及教学参考资料有了极大的改善, 并由此开设了音乐欣赏课。乐器极度匮乏, 师生就利用各种废旧材料自己动手制作出简陋的低音胡琴、大提琴、小提琴等乐器。直到1941年, 周恩来将一台别人赠送给自己的钢琴由重庆运往延安, 转赠给鲁艺音乐系, 音乐系的师生才开始用上钢琴。正是鲁艺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情调, 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抗战文艺干部和工作者。学生们在这里如饥似渴、分秒必争地读书、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除了刻苦学习, 鲁艺音乐系的师生还先后组织了民歌研究会、音乐工作团、音乐研究室、合唱团、乐队、演剧团、歌咏队等, 分赴农村与街头, 学习群众的语言, 搜集记录音乐素材及民间小调, 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 对音乐作品创作的形式与内容、表演风格和特色等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抗战时期, 鲁艺的音乐作品除了审美功能, 更多的是适应当时抗日救亡宣传的需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1939年, 根据著名诗人光未然的诗篇《黄河》, 冼星海连续写作六天, 抱病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奔放、豪迈、铿锵有力的诗句、旋律和强烈的情感, 构成了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 被公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1945年, 在周扬的倡导下, 鲁艺音乐系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 创作出一部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著名的歌剧《白毛女》, 并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 经久不衰。除此之外, 鲁艺音乐系还创作演出了《生产大合唱》、《农村曲》、《兄妹开荒》、《军民进行曲》、《夫妻识字》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可以说, 延安时期的鲁艺音乐系在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中, 走在了最前列, 成为显示人民抗战决心与力量的中流砥柱。
三、鲁艺音乐教育实践
鲁艺音乐教育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与其在抗战大背景下灵活的办学方式是分不开的。严峻的革命形势和迫切艰巨的任务, 使鲁艺音乐学院从开始就不能如同其他音乐学府一样按部就班的办学, 只能积极适应战时的需要, 运用灵活的学制, 采用形式多样的办学方式, 尽快为前线培养输送艺术干部。就其学习来说, 因现实情况的不同采取的短期培训式学制, 第一、二届学员采取的是三三制学制, 即学员在六个月的学习时间里, 入学后先在学校学习三个月, 然后统一到前线实习, 之后再回校学习三个月毕业。第三届则开始四四制学制, 学员的学习时间为四至八个月, 分为初级和高级班。初级班学员学习四个月后实习, 然后选择留在前线或是返校进入高级班继续学习。这种学制便于学生边学习边熟悉抗战前线情况并为之出力, 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抗战环境和实际需要而制订的特殊学制, 也是鲁艺音乐系对快速培养抗战服务音乐人才进行的一种探索。抗日战争进入相对峙的阶段后, 鲁艺音乐系及时调整办学方法, 趋向于专门化和正规化, 开始了由普及向提高的发展探索阶段, 并以西方专业的音乐教学体制为基础, 对民族音乐教育进行强化。因此, 第四届学习期限最长, 最初定为三年, 后来由于整风运动, 事实上只学习了两年半。鲁艺于1943年被并入延安大学后, 音乐系的学习年限从三年变为两年, 由于提倡下乡运动, 学生校外实习的时间明显增多, 纷纷奔向部队与农村, 在广大军民中去接受锻炼开展工作。在教学方式上采取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锻炼相结合, 在音乐创作上坚持由自主创作和民间艺术相结合。正是在这一时期, 创作出了一批类似《白毛女》这样有影响力的作品。鲁艺音乐系这种灵活的办学模式, 在抗战时期为前线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音乐人, 创作出的音乐作品, 在受到广大军民热烈欢迎的同时, 也在服务于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并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刘永昌.延安鲁艺开辟民族音乐之路[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08 (6) .
篇3：延安“鲁艺”音乐的社会学特征
摘 要：延安“鲁艺”时期，音乐家们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这些音乐作品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和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多方制约和影响。基于音乐社会学视角，延安“鲁艺”音乐的创作生产满足了社会精神需求，具有创造性、集体性、主动性的特征；传播关系集中，具有接力性、透明性、规模性的特征；流行范围广泛，具有社会基础深厚、听众群体广泛、创作队伍专业的特征。
关键词：延安鲁艺音乐；社会学特征；创作生产；传播；流行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240-02
延安“鲁艺”时期，众多音乐家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活动中，创作生产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如歌曲《延安颂》、《南泥湾》等以及大合唱作品《黄河大合唱》，歌剧《白毛女》等，这些音乐作品在思想内容、表现手法和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多方制约和影响。
一、延安“鲁艺”音乐创作生产的社会学特征
音乐创作生产是社会音乐生产中主导性、核心性的生产活动，延安“鲁艺”时期的音乐创作生产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延安“鲁艺”的音乐家坚持音乐活动密切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这样该时期音乐创作生产呈现出了自身的特点：
（一）创作生产主体体现了特殊时期的主动性
作曲家是音乐创作生产的主体，社会生活中的人物、事件和自然景观等对作曲家的吸引和激励，促使他主动地去发掘创作的价值，并由此产生音乐创作的冲动。抗战期间，文艺工作者克服了重重苦难，不远万里主动来到革命圣地延安，面对革命根据地的抗战热潮，积极拿起了笔杆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投身于抗日宣传活动。著名诗人光未然曾在文章中回忆《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星海以六天时间的日夜突击，写完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调，又经过了一个星期，一面参加生产劳动及其他活动，一面写完了它的全部伴奏音乐”。①
（二）创作生产内容满足了社会精神需求
延安“鲁艺”创作生产的音乐作品，所表现的内容较为丰富多彩，反映了当时抗日根据地军民一心、英勇抗日的斗争场面，以及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开展的生产运动和反封建斗争等，如歌曲《打到东北去》、《南泥湾》等作品。从题材上看，这些作品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抗战、军旅、生产、群众生活等等。延安“鲁艺”的音乐创作生产和人民群众结合的更加紧密，充分展示出抗日战争时期，音乐创作生产高度适应了社会革命需求，也充分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三）创作生产方式体现了集体性的特征
通常作曲家在创作中集中展现个人的创作灵感和艺术才华，但在延安“鲁艺”期间，作曲家的创作生产方式却表现了集体性的特征，据王培元在其著作《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中回忆到：创作新歌剧《白毛女》的过程中，无论是编剧、作曲还是导演、演员，大家都参与了剧本的讨论，剧中故事情节、人物关系、还有人物的名字也都是集体讨论出来的。虽然音乐艺术体现个人情感，但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创作者的抗战决心和民族情感是共同的，很容易产生共鸣，使作曲家们集体进行创作有了可能性，同时，这种集体式的创作生产方式也表现出了当时音乐创作生产中的政治干预性，使得文艺创作生产个体化、个性化的色彩日益淡化，而政治化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则更加突出和强化了。
（四）创作生产成果体现出风格与体裁的创造性
延安“鲁艺”音乐是多产的，而且经典作品较多，体现了延安“鲁艺”的超群创造力。延安“鲁艺”的音乐创作从风格上看，具有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特征，从体裁上看，延安“鲁艺”的音乐生产创作除了歌曲，还有秧歌剧、大型合唱曲以及新歌剧，这些音乐体裁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创的，不仅当时在社会中有广泛影响，而且为我国新中国的音乐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一种社会的阶级的生活方式对音乐风格的制约延伸到实际的形式和音乐体裁的创造，而这些形式和体裁是与阶级的社会生活的形式和习惯相呼应的”。②延安“鲁艺”时期，在音乐作品的风格和体裁上体现出的创造性是与当时社会严峻的抗战形势相符合的。
二、延安“鲁艺”音乐传播生产的社会学特征
延安“鲁艺”的音乐传播途径有人与人直接传播和乐谱、书刊等媒介传播几种方式，这在当时的抗日战争和大众传媒不发达的客观条件下，显得略微简单，尽管如此，这些简单的音乐传播方式依然达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全国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一）音乐传播关系具有接力性
延安“鲁艺”时期，人与人直接传播的原始方式最好地体现了音乐传播关系的接力性。延安“鲁艺”音乐发展正值抗战形式异常严峻之时，作曲家们为战时而作的歌曲往往只能口耳相传，一传十，十传百，传遍整个抗日根据地，这种连环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人数逐渐增加，传播队伍日益扩大，使这种抗战宣传的音乐生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活跃于社会群众中，体现了音乐传播的接力性。
（二）音乐传播关系具有透明性
通常，传播关系的透明性是指我们在音乐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近距离的、面对面的传播距离特性。延安“鲁艺”时期的这种人与人直接传播的方式很好体现出音乐传播关系的透明性。“音乐传播的本质，是传、受双方共同对音乐形象的塑造和认可，并充分显示出人的创造性智慧和成功后共同获得的喜悦感，只有音乐家和听众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相互感染的喜悦感才能最大限量地迸发出来”。③例如，艾克恩在文章《<黄河大合唱>诞生前后的故事》中回忆到：“《黄河大合唱》在首次公演后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周恩来总理听了《黄河大合唱》十分振奋，亲笔给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④
（三）音乐传播活动具有规模性
抗战时期，延安“鲁艺”的音乐创作生产是丰富多彩的，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都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其歌咏活动也是十分普及。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圣地延安被称作“歌咏城”。延安“鲁艺”的合唱团、秧歌队、实验剧团等团体的音乐传播活动也是规模盛大的。如1939年3月，延安“鲁艺”实验剧团赴前方演出，“离开延安后，经西安东至渑池，北渡黄河进入山西，在山西境内和太行山区纵横几千里，足迹遍及垣曲、阳城、晋城、高平等十几个区县，历时9个月，于年终返回延安。”⑤可见，延安“鲁艺”的音乐传播活动规模盛大，传播效果良好。endprint
三、延安“鲁艺”音乐流行的社会学特征
延安“鲁艺”时期，群众歌咏活动，以及广播、电台等宣传阵地给延安“鲁艺”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致使音乐作品具有了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因此，延安“鲁艺”音乐的流行状况表现为流行速度快，社会冲击性强。
（一）音乐流行的社会基础深厚
延安“鲁艺”的音乐作品广泛流传顺应了社会和人民的需求，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人们不会忘掉音乐，在饥寒交迫的苦难中，人们更需要音乐。延安“鲁艺”时期的音乐广泛流行，正是满足了人民大众的精神需求，顺应了人民大众寻求民族解放、独立自主的愿望。延安“鲁艺”的作曲家引导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激发了人民群众大无畏的精神动力。延安“鲁艺”创作生产的音乐流行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都与社会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音乐流行的听众群体广泛
音乐听众对于音乐作品的创作、演出的态度、反应和需要对于音乐的流行是至关重要的。延安“鲁艺”作曲家顺应了时代潮流，为满足了民众的精神需求，创作生产了优秀的音乐作品；民众对于音乐作品的积极接受，也极大地促使它的流行。因而这些音乐作品具有了广泛的听众基础。“秧歌队常常是走到哪里演到哪里，每天都要连续演出好几场，不少老乡揣着干粮从几十里地以外跑来看我们的新秧歌，我们演一路，老乡们就跟一路，屡看不厌”。⑥
（三）音乐流行的创作队伍专业
延安“鲁艺”聚集了一大批音乐家，他们一边授课，一边创作，既为国家培养了新一代的音乐工作者，又创作了许多流传至今的音乐作品。如郑律成的《延安颂》、安波的《游击队》、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许多著名的作品都是在延安“鲁艺”时期问世的。这些作品紧密地配合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顺应了革命斗争的形式发展，从各个侧面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坚强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民族独立的愿望。音乐家们基于抗战需求、民众愿望源源不断创作出优秀的音乐作品，为音乐的流行提供了深厚的技术基础和后备力量。
综上所述，延安“鲁艺”音乐的创作生产满足了社会精神需求，具有创造性、集体性、主动性的特征；音乐传播关系集中，具有接力性、透明性、规模性的特征；音乐流行范围广泛，具有社会基础深厚、听众群体广泛、创作队伍专业的特征。
注 释：
①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写作故事”.曾刚编.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M].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25、27.
②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64.
③曾遂今.音乐社会学[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260.
④艾克恩.永远震响的号角——《黄河大合唱》诞生前后的故事.曾刚.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M].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30.
⑤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82.
⑥李焕之.延安新秧歌运动产生的前前后后.曾刚编.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M].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207.
参考文献：
〔1〕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曾刚编.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M].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3〕白玮.鲁艺的新音乐教育与新音乐风格[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4（3）：25-28.
篇4：延安鲁艺
抵佳的延安鲁艺因此时隶属于东北大学 (延安大学达佳的改称) , 是多个学院中的一个, 称为“鲁迅文艺学院”, 故简称“东北鲁艺”。
东北鲁艺下设四个系, 音乐系、戏剧系、美术系和文学系。但在刚开始办学不久, 奉东北局宣传部的命令, 于1946年底暂时解散学院建制, 形成四个文艺工作团。主要在佳木斯地区进行文艺创编与宣传活动的是东北鲁艺文工团二团, 又被称为“合江鲁艺文艺工作团二团”。
随延安鲁艺迁来佳木斯的成员, 囊括了众多当时知名的音乐家, 如吕骥、向隅、马可、瞿维、寄明、任虹;戏剧、文学和美术系的大家更是人数众多。东北鲁艺既要本着延安鲁艺的办学精神进行“变通性”的办学, 又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 配合时政, 对民众进行思想教育、并参与到剿匪、土改等革命战斗工作中去, 所以,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东北鲁艺发挥了巨大的文艺宣传作用, 也在解放战争中摸索出了符合时代特色的办学思路———即以艺术实践 (包括创作、排练、演出加宣传) 为宗旨的办学体系。
东北鲁艺文工团二团筹建于1947年4月13日, 由张水华负责, 主要成员有郝汝惠、白韦、马可、张长河、颜一烟、汪云才等。
一、农民组的创作
东北鲁艺文工团二团是四个文工团体中比较有“创意”的一支。在本着基本艺术实践原则不变的前提下, 边实践边进修学习, 团体中相继成立了创作组、演唱组、农民组和儿童组。在充分考虑到我国以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为主的社会结构的情况下, 鲁艺二团增强了农民这个演出群体的成分, 在农村演出中重点吸收了部分土改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和少数的民间艺人, 在演员队中成立了农民组。话剧《王家大院》 (原名《地主罪恶》) 、秧歌剧《定大法》、大鼓《灯下劝夫》 (侯相明编) 即是“农民组集体创作”的代表作品。
话剧《王家大院》 (1) (一幕四场) 1948年元旦创作并排演, 剧本则于1948年4月由东北书店出版发行。剧情取材于民间故事《半夜鸡叫》, 通过地主压榨农民的几个事例, 如半夜鸡叫让长工下地干活、设赌局让长工把一年的血汗钱输光、黑心无耻诬陷长工等罪行, 来揭露封建恶势力是如何剥削贫下中农的故事。教育意义在于使劳苦大众幡然觉醒, 积极投身到反抗压迫的斗争中去。
话剧《王家大院》是由少数不过是小学一二年级文化水平的、多数不识字、土生土长的农民创作的。绝大多数农民创作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 你一言我一语, 形成故事编写成了剧本。农民组边创作边演出边修改, 后来由张水华亲任导演, 相继在佳木斯、哈尔滨等地作为重头戏多次演出, 被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剧情“表现得那样真实, 它用那样生动的语言, 表现了农民与地主家庭的各个成员之间又各有他们自己的面貌”, 认为“《王家大院》是由群众自己来创作, 而由一些文艺工作者从旁加以协助完成, 这个一个好办法” (2) 。此剧后又参加了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演出, 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中央文化部还颁发了一面“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光荣锦旗。
秧歌剧《定大法》 (一幕四场) 是侣朋于1947年12月创作的。所谓“大法”即《中国土地法大纲》。剧情完全遵照土地法大纲的条款, 对贫雇农进行政策宣传。通过地主掩藏或变相安置财物、杀牲口、毁农具、给村人投毒等恶劣行径, 说明我党是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 推出《土地法大纲》这一惠民爱民的好政策。同时, 以演剧的形式, 对民众进行宣传, 掀起了新一轮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令笔者不解的是, 印行的剧本记录了歌词, 曲调没记。在剧本尾页加“注”处则特别说明:“各演出团体可自己配曲, 自己删改。需原配曲调时, 请来信向佳木斯合江鲁艺工作团 (即二团) 索取。”笔者推测, 在特定的时代, 限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不便, 加之采集民间音乐、创编民间音调的表演在东北鲁艺工作者们当中已经非常普遍, 各地流行的曲调或是大同小异、或是当地人有尤为喜爱的歌调不为他地人所了解。这样处理, 会更易拉近与当地群众的距离, 进而达到宣传教育目的。
二、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东北分会的缘起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抗战中对于新民主主义音乐之建设, 作了重大贡献。在东北的会员们要求成立东北分会, 以便进行工作。推出寄明、白韦、李鹰航等三同志负责筹备, 现正进行登记旧会员, 征求新会员, 成立组织, 搜罗各地之民间音乐材料, 整理出版等工作。
这是1948年5月8日《东北日报》第四版的“文化消息”栏刊出的一则消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是于1939年3月5日在延安鲁艺音乐系师生的倡导下建立的社团机构。初时称为“民歌研究会”、“中国民歌研究会”, 1941年2月正式定为此名。主要任务是收集和研究中国民间音乐。此时, 东北鲁艺师生已经在东北地区的广阔土地上活动开来, 耳闻目睹、整天创编排演的无不是与东北传统音乐密切相关的艺术作品, 加之以吕骥、马可、向隅、寄明、瞿维为首的延安鲁艺音乐家大力倡导借鉴本地音乐进行创作的艺术理念, 以及难以割舍的“延安情怀”, 诸多因素都促成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东北分会的成立, 并为东北地区民间音乐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合江省鲁艺农民组集体创作:《王家大院》, 1948年4月东北书店印行。
篇5：延安鲁艺
摘 要：延安“鲁艺”的新型音乐体裁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技术积累，民间音乐研究开拓了“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新模式，毛泽东《讲话》精神为“红色经典”音乐指引了创作方向，专业的创作队伍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人才储备。延安“鲁艺”音乐在推动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同时，奠定了中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
关键词：延安鲁艺音乐；红色经典；价值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239-02
延安“鲁艺”音乐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20世纪“新音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鲁艺”为新中国的音乐创作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延安“鲁艺”音乐创作从抗战歌曲到大合唱，从以秧歌剧为代表的歌舞音乐，再到新歌剧，完成了中国新音乐创作的跨越，奠定了我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
一、新型音乐体裁的探索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技术积累
抗战时期，延安“鲁艺”的音乐家创作了大量的歌曲。伴随着延安“鲁艺”歌曲创作的丰富，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相继创作了大型合唱作品《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自这两部作品为起点，在延安掀起了“合唱运动”的热潮。之后短短的二、三年间，延安相继产生了三十多部大型的大合唱作品。冼星海自己也认为《黄河大合唱》是一次崭新的尝试。“《黄河》歌曲的创作，虽然产生在物质条件很缺乏的延安，但已经创立了现阶段救亡歌曲的新型歌曲了。”①虽然此后延安“鲁艺”时期创作的大合唱作品中，其艺术成就远没有超越《黄河大合唱》，但是这一时期的大合唱音乐创作，从延安传播至全国，其团结奋进、勇于抗敌的精神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大合唱作品的创作也奠定了中国合唱艺术的基础。
建国后50、60年代，随着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合唱艺术的创作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合唱作品。如《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江上的歌》《祖国颂》《红军根据地大合唱》等等。还有196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30周年而创作的大型合唱作品《红军不怕远征难》（简称《长征组歌》）。
新歌剧也是诞生于延安“鲁艺”时期的一种新型音乐体裁。1945年，延安集体创作的《白毛女》被赞誉为中国新歌剧的奠基之作。《白毛女》的成功演出，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虽然关于创作手法引起了众多争鸣，但毕竟在我国歌剧是新型产物，创作者一边创作一边摸索着中国新歌剧的发展道路。在陆续几年的争鸣、反思和改进的大讨论中，中国新歌剧的发展逐步走上了繁荣的道路。如《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1957年“新歌剧讨论会”后的10年间又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如《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可见，延安“鲁艺”初期的歌剧，虽然音乐结构简单、歌剧表现手法不完美，但自《白毛女》诞生后，其创作经验和创作模式影响中国剧坛半个多世纪。
二、民间音乐研究开拓了“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新模式
“鲁艺”在延安的7年多的时间里，始终坚持对民间音乐进行研究和探索，在音乐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学习和研究民间音乐一直贯穿于音乐系的教学和创作中。这一时期，对于汲取民间音乐精华而创作的成功经验也备受关注。尤其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关于民族民间音乐与创作的研究和讨论异常热烈。
1938年7月，延安“鲁艺”音乐系在吕骥的倡导下，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民歌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出版了《绥远民歌集》《陕北民歌集》。1941年2月，“民歌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该会在探求音乐创作的民族风格，改造和利用旧形式，创造新形式，学习民族传统，借鉴西洋音乐等方面树立了榜样”。②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的《讲话》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延安“鲁艺”的民间音乐研究工作得以深入的发展，其视野从收集整理民歌扩展到说唱、戏曲，其创作从歌曲延伸到秧歌剧、歌剧。此后，陕北大地上掀起了“新秧歌运动”，出现一批新秧歌，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1945年，贺敬之、马可、张鲁、瞿维等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是学习和研究民间音乐的成功体现，它为中国歌剧创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延安“鲁艺”的民族音乐研究，开拓了音乐创作的新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音乐家继承了延安“鲁艺”音乐的创作传统，开拓了新音乐的发展，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如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克拉玛依之歌》《蝴蝶泉边》《乌苏里船歌》等等。
三、毛泽东《讲话》精神为“红色经典”音乐指引了创作方向
“政治体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艺术，以支持或反对它们的发展，以给它们一定得激励。古今中外，我们都可以发现政治多少直接或间接地干预音乐舞台，致使一些音乐服务于政治的目的性非常明确。”③
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这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④
延安“鲁艺”的音乐工作者聆听《讲话》之后，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投身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并且尽力创作了适应他们的欣赏口味的新音乐。“鲁艺”音乐家创作的音乐作品易学、易唱，贴近生活，反映抗战时事，群众参与性强，曲调简单，节奏明快，深受群众喜爱。音乐家们在向底层民众普及新音乐的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化新音乐的创作道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讲话》指引了延安“鲁艺”的创作方向，确立了音乐创作的“革命性、民族性、大众性”的风格特征。延安“鲁艺”的音乐创作受到了当时抗战时局的影响和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指引，力求作品以抗战为目的、以现实为题材，服务抗战、贴近民众，扎根民间音乐。建国后的音乐创作也秉承延安精神、“鲁艺”精神，以《讲话》为指导，创作了一大批以“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为特征的优秀“红色经典”音乐作品。endprint
四、专业的创作队伍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人才储备
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一直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一部分文艺青年及爱好音乐的青年人奔赴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延安逐渐聚集起了一批艺术人才。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多所大学，其中包括专门培养艺术人才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延安“鲁艺”。“鲁艺”聚集了众多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音乐人才，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音乐工作者。
延安“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的第一所培养艺术人才、艺术管理干部的院校。它在音乐教育上创立了一个崭新的体系，在培养艺术人才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鲁艺”音乐的发展和创新不但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有实际工作能力的音乐艺术干部和一批专业创作人员。
建国后，“鲁艺”的众多师生成为各地区音乐工作的领导骨干和音乐创作的主要力量，他们呕心沥血地为新中国音乐艺术的创作、教学及音乐事业的发展继续做着贡献。如音乐家安波，1938年2月入“鲁艺”音乐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他创作了歌剧《纪念碑》和《草原烽火》。1964年，他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任编导和音乐组长。再如音乐家刘炽于1939年入“鲁艺”音乐系，师从冼星海学作曲和指挥。建国后他创作的著名作品有歌剧《阿诗玛》、大合唱《祖国颂》、歌曲《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
延安“鲁艺”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民音乐家，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干部。如吕骥担任中国音协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李焕之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央民族乐团首任团长兼指挥等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为我国的新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总之，延安“鲁艺”时期的音乐生产和传播活动对国民的音乐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的历史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艺术范畴内，更体现在政治范畴中。延安“鲁艺”音乐文化的创造奠定了中国“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的基础，当代“红色经典”音乐的流行与传播正是延安“鲁艺”音乐文化精神的传承和社会影响力的必然结果。
注 释：
①冼星海.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曾刚.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22.
②谷音，石振铎.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6.16.
③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140.
④黄华.陕北礼俗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156.
参考文献：
〔1〕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曾刚.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M].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3〕计晓华.试论延安鲁艺时期中国化的音乐创作[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4，（2）：42-45.
〔4〕白玮.“鲁艺”与中国大学精神的塑造[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6，（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