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新闻思想

孙中山的新闻思想（精选6篇）

篇1：孙中山的新闻思想

2015年2月1日星期天，中山市徒步运动协会组织了第四次“健康徒步，绿色环保”的活动。本次活动出游地点是位于中山市南郎镇的孙中山故居，全程10.3公里，路途风景优美，具有中山市独有的风景人文气息。本次徒步协会出行，将中山市徒步运动协会向前来孙中山故居游玩的人士，展现了绿色环保出行，徒步健身的协会理念以及宗旨。

上午9时30分，活动参与人员在孙中山故居大门集合，由徒步协会会长以及执行会长带领下，一同从孙中山故居大门出发。今日天气晴朗，稍带清风，让人格外精神气爽。协会会员们身穿运动服，脚踩运动鞋，做好了充足准备出发。本期活动从孙中山故居大门出发，途径逸仙水库，辛亥革命纪念公园、翠亨美术馆，从逸仙水库择路折返，全程10.3公里，历时大约2小时。一路上，徒步协会的会员们手举徒步协会的会旗，一路有讲有笑地进行徒步，向游人展现中山市徒步运动协会的风采面貌，也让更多的游人对徒步这一项健康身心运动有所了解。

本次孙中山故居徒步行的一行人中，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小身影。她就是一位年龄仅为两岁多的小小徒步者。一大早就跟父母一同前来进行徒步活动，真正把徒步绿色环保这一理念从小做起了。拿着旗子的她，是否让你们更有冲动加入一个徒步爱好者大家庭。

通过本次活动，让徒步爱好者感受徒步的激情，体验徒步的快乐，强健体魄，锻炼意志。选择在孙中山故居出发的原因，除了因为孙中山故居是中山市的地标，更是因为该处独有的风景文化吸引力许多外地的游人前来观望。中山市徒步运动协会想通过本次在孙中山故居的徒步活动，吸引更多人一同参与该项有益并且能宣传环保的活动，从而让中山市徒步运动协会更加的壮大，协会的理念能传达给更多人。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全面实施《中山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2011-2015年）》，努力创建全国全民健身示范城市，激发广大市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推动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倡导绿色环保、健康徒步，经市民政局批准成立中山市徒步运动协会。中山市徒步运动协会的公共QQ群号为：344274313，欢迎各位对徒步运动有兴趣的人事一同加入这个徒步的大家庭中。

本期活动为春节前最后一期集体活动，后续的活动将会在年后，3月8日进行。中山市徒步运动协会就现在这里向大家拜一个早年，祝大家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来年3月8日继续与大家不见不散。

报名电话：*** 0760－22508999

篇2：孙中山先生如何利用新闻传媒

传媒 (medium) 是现代术语, 其科学定义是准确及时地对全面数据的发现和传播。传播渠道有纸类 (新闻纸、杂志) 、声类 (电台、广播) 、视频 (电视、电影) , 还有现代的网络类 (视频) 。即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收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本文仅就纸类传播渠道展开论述, 虽有单薄之嫌, 却丝毫不会降低考察孙中山利用媒体的价值, 毕竟他所处的年代并不具有今天发达的科技手段, 何况他的革命活动大多处于一种秘密或游离合法政权之外的状态, 自然不能与今天各职能部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专题报道、录音采访或铺天盖地的广告传播效应相提并论, 尤其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

一

严格说来, 孙中山与报界的接触始于1896年10月的伦敦蒙难。10月23日, 据受雇于大清驻伦敦公使馆的史赖特侦探报告说, 孙中山自清使馆脱险后, 在查灵十字的酒馆接受记者采访, 这次采访对孙中山心灵的影响是不小的, 它是一次世界性的新闻采访, 因为新闻纪录传遍全球。它把孙中山推向了世界政治舞台, 充实了他的使命感, 让他切实地感到他的使命就是要推翻满清, 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次日, 孙致函伦敦各报主笔, 不仅表达了对英国政府令其获释的谢忱, 对报界的同情和帮助亦表谢意。 (1) 获释后的孙中山, 心情自非寻常, 在其函寄香港牧师区凤墀的信中披露:“初报馆亦不甚信, 迨后彼二人 (指康德黎、孟森) 力证其事之不诬, 报馆始为传扬, 而全国震动, 欧洲震动, 天下各国亦然, 想香港当时亦必传扬其事。伦敦几乎鼓噪, 有街坊号召人拆平清使衙门者。” (2) 事后, 孙中山多次接受伦敦记者采访, 通过媒体披露事实真相, 强大的舆论攻势让他看到了传媒的力量, 也为此后长达9个月的留居英国生活提供了安全保障。

更为机缘巧合的是曾任驻华外交官多年的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 (H·A·Giles) 约请孙中山写一篇自传, 以便收录于他编纂的《中国人名辞典》里。 (3) 孙中山欣然答应, 就其生平、从师游学大略作述, 10月26日便见诸《伦敦与中国电讯报》, 那年孙中山刚过而立之年, 也是他成为职业革命家的开始。应该说此次蒙难利用媒体的是康德黎、孟森博士, 孙中山则是媒体传播的受益者。作为当事人, 他受到的启迪显而易见。这件事使他“对于报界左右社会之力量, 至能达成政治力量所未能完成之任务, 有身受其惠之深切认识, 而觉革命主义之借助报纸宣传, 收效必能速于置邮, 是无疑也” (4) 。

1899年秋间, 孙中山便派陈少白赴香港筹办报纸。由于港英当局在广州起义后禁止孙中山入境, 孙中山在日本购办机器铅字, 筹措开办经费, 并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 将报纸定名为《中国日报》。1900年1月25日正式出版, 社址位于香港中环士丹利街27号, 社长兼总编辑为陈少白。同时出版日刊和旬刊, 统称《中国报》。特别是刊发章太炎所作《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和《解辫发说》等文后, “革命排满”之说滥觞。《中国日报》也成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 (5) 。1901年5月, 曾任《清议报》编辑的秦力山与戢元丞、沈翔云等在东京创刊《国民报》, 孙中山捐助印刷费1000元, 以示支持。《国民报》不断向读者介绍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革命历史, 为中国革命提供思想武器和历史依据, 还运用西方民权学说批判封建专制制度, 启发国民民主意识, 这与孙中山追寻的事业不谋而合。《国民报》停刊后, 在孙中山的支持下, 戢元丞回上海创办《大陆》月刊, 这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刊。报刊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遂成为革命党人的共识, 更有人生动地形容它是“无声之金鼓, 诛奸之妙器” (6) 。1902年开始留日的学生激增, 各省留学生纷纷成立同乡会并创办一批以省区为单位出版的学生报刊, 主要有《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直说》、《浙江潮》、《江苏》等。这些刊物将“革命排满”和“建立共和”互相渗透, 互相补充, 形成宣传革命的主旋律。

此际, 保皇党却依然固执己见, 试图通过报刊等舆论工具与革命党在海外展开阵地争夺。1903年10月, 孙中山抵达檀香山, 将老兴中会会员程蔚南创办的商业报纸《檀香新报》改组为党报, 亲自撰文就革命与保皇问题同保皇派展开论战, 澄清了部分华侨分子的糊涂认识。1904年孙中山对旧金山鼓吹保皇的《大同日报》进行了成功改造, 在他的举荐下, 留日学生刘成禺担任主笔;在新加坡、缅甸仰光分别创办了《图南日报》和《仰光新报》 (7) , 分别由《中国日报》记者陈诗仲、革命党人秦力山担任总编辑, 巩固了革命派在该地的宣传阵地。

1905年8月, 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黄兴提议将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机关报, 更名为《民报》。在此后的一年半中, 孙中山一直留居日本。其间除策划建立同盟会支部外, 指导《民报》编辑工作成为他的重要活动, 他的住地和报社相距不远, 《民报》的主编人经常到他那里商量, 有些重要文章是他确定题目, 口述大意, 组织专人执笔, 再用别人的笔名发表出来。直接以孙中山本人名义发表在本报上的文章仅有3篇, 即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在东京华侨及学生欢迎会上的讲话》及第10期上的《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在《发刊词》中, 孙中山第一次公开揭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 香港《中国日报》对“三大主义”刊发, 并将其简称为“三民主义”, 从此“三民主义”便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为国内外所公认。

在孙中山直接指导下, 《民报》高举“三民主义”旗帜, 汇聚宣传界精英, 像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章太炎等都曾担任主编, 暂且不论他们以后各自心路历程的差异, 就时势而言, 他们无疑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借助《民报》在正面鼓吹革命主张的同时, 还向改良派发起进攻, 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 使革命主张深入人心。显然, 通过这次论战, 孙中山已感受到了报刊释放的巨大能量, 他说:“《民报》成立, 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 以宣传正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 要求立宪之谬说, 使革命主义, 如日中天。” (8)

同盟会成立后, 海内外再起办报浪潮, 各地发行报刊数十种, 尽管发行时间长短不一、期次不等, 毕竟成为革命派宣传活动的基地, 有些刊物还成为同盟会地区分会的机关报。1911年7月, 同盟会中部总部成立, 《民立报》社的于右任、宋教仁、陈其美、范光启、吕志伊都参加了它的活动。不久, 中部同盟会决定《民立报》为其机关报, 民立报社也成为革命派的联络机关。《民立报》与其他革命刊物一道对革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翻阅《孙中山全集》发现, 许多珍贵的资料出自《民立报》的记载和宣传, 孙中山本人也多次接受该报记者采访, 及时报道和传递有关信息, 真正成为他的“喉舌”。

辛亥革命成功后, 孙中山曾总结说:“此次中国推倒满清, 固赖军人之力, 而人心一致, 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各报所以能收效果者, 由于言论一致。” (9) 又言:“此次革命事业, 数十年间, 屡起屡仆, 而卒睹成于今日者, 实报纸鼓吹之力。” (10) 这样的认识既是孙中山对自己多年重视传播媒介的肯定, 也是对报界人士艰辛苦斗、开花结果的一种褒扬。

二

作为职业革命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孙中山, 一生直接或间接交往的人士不可计数, 其中中外记者群体占相当比例。孙中山始终保持开放心态, 并不局限于自己党人的单一信息传播途径。据统计, 《孙中山全集》十一卷本中, 谈话及答记者问多达242篇, 演说、讲话193篇, 对报馆杂志致函或题词十数篇。《孙中山集外集》中有演说、致词或讲话90篇, 尚未包括同题异文, 谈话284篇, 对报纸杂志的题词有10余篇。 (11) 孙中山对媒体的重视可见一斑。

谈话作为一种人与人交流最普通的方式, 在沟通思想、交换看法、达成共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谈话对象 (受众) 是宣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也是宣传效果的最终鉴定者。记者群体向以问题独特、目光敏锐、善抓要害著称。与他们的谈话因得以及时传播而更富于影响力, 孙中山对此非常重视, 与记者打交道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涉及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

1910年3月28日, 孙中山抵达檀香山, 并一直逗留到5月30日。其间, 他数次对记者发表谈话, 被陆续发表在当地刊名为《晚间公报》和《广告者》的英文报纸上, 孙中山至少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只要现在的满洲政府存在, 中国就没有希望。因此, 正酝酿一场革命, 推翻满洲政府, 建立一个他们自己的政府, 实现民有、民享、民治。二是列强帮助现存政府将没有任何益处。任何国家, 没有某种利益, 却愿和满洲政府这样衰老而腐败的君主政体站在一起。 (12) 该谈话由于报界的传播, 引起了日本驻檀香山领事的注意, 随剪报以资料的形式寄回本国。

武昌起义爆发时, 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城, 闻讯后, 孙并未急于回国, 而是先行绕道英国、法国, 最后由马赛港出发返国。学术界多认同孙中山是为了争取国际社会的外交和财政支持, 我们亦可从他与伦敦、巴黎记者的谈话中窥见端倪。11月中旬, 伦敦《海滨杂志》记者访问孙中山, 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谈话, 事后将谈话内容整理成《我的回忆》, 交由孙中山核阅签名并发表。文中谈到海军时, 孙中山认为革命党“虽然也没有为取得他们的支持而进行任何接触, 但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可以使用, 取得某种谅解是不困难的” (13) 。言外之意, 革命党需要资金援助, 如果有充足的资金争取海军的反正,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还透露“此次武昌事起过于神速, 未能十分预备, 故困难之点尚多” (14) , 表明他对国内时局的担忧。在其后与巴黎《政治星期报》和《巴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 孙中山已经将外交支持的底线降到了最低点, 新政府表示承认清政府与各国订立的条约。为了争取外援, 他期望借记者之口传递求援信息, 他指出:“法为共和先进国, 当必稍以助中国者矣。” (15) 随后, 孙中山拜见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 就借款问题、庚子赔款问题、日俄同盟问题进行广泛交流, 最后还希望法国当局撤销他在法属安南留居的禁令。

孙中山返国后, 国内报界密切关注, 像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大陆报》、上海法文《中法新汇报》、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字林西报》、《亚细亚日报》, 等等。12月26日, 孙中山接受法国《中法新汇报》总编辑莫耐斯梯埃的采访, 谈话中孙表达了希望法国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愿望, 同时表示要“所有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共同利益”, 向记者袒露了他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1912年1月6日, 刚刚就任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接受《大陆报》记者提问时, 强调外交是一国最重要政策, “建设伊始, 宜首重法律”, 否则, “第法律尚未编定, 虽有俾斯麦、拿破仑之才, 掌握外交, 亦将无用” (16) 。

由此可见, 孙中山先生娴熟地与记者群体打交道颇值得玩索, 特别是他利用报刊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等优势将自己治国理念、个人理想渗透其间。媒体对孙中山关注的倾向大体上也是在支持和反对之间进行取舍, 通过对孙中山的追踪来审时度势, 为各自的集团利益提供参考。总体而言, 无论是党人媒体还是非党人媒体对孙中山选择的事业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他对媒体的利用是相当成功的。

摘要：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孙中山与新闻媒体有着不解之缘。一方面孙中山是新闻媒体追踪的对象, 期望能通过他捕捉清末民初时局的若干动向;另一方面, 孙中山也因势利导借助新闻传媒的力量表达、传播他的政治理想, 二者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互赢的过程。

关键词：孙中山,新闻传媒,记者,利用

参考文献

[1][2][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 中华书局, 1981版, 第35、45～46、46、557、560、561～562页。

[4]胡道静:《中国国民党党报溯源》, 《新闻史上的新时代》, 世界书局, 1946年版, 第29页。

[5]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 第160页。

[6]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绪言》, 大汉印刷公司, 1912年版。

[7]陈玉申:《晚清报业史》,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14～215页。

[8]孙中山:《中国之革命》, 《孙中山选集》上卷,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9][10][16]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 中华书局, 1982年版, 第348、337、14页。

篇3：孙中山思想观念的发展

一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中国，使中华民族陷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孙中山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早就怀有“改良祖国，拯救同群”的宏愿。但是，早期的孙中山与何启、郑观应等改良派关系比较密切，受改良思想的影响，思想观念中还存有改良的成分。

1890年，孙中山致书已退职的封建官僚郑藻如，提出“兴农会以倡导农桑”，“立会局以禁绝鸦片”，“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1]的三点主张。并建议在香山县试行，然后再推广全国。1891年前后，孙中山写成《农功》一文，提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改良中国的农业生产，反映了孙中山在不触动封建经济基础的前提下，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愿望[2]。

1894年6月，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建议开设农师学堂，举办农艺博览会，派人出洋考察，开垦荒地，集中经营等等。把“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作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3] 《上李鸿章书》反映了孙中山的改良观念。可贵的是，孙中山并没有固守改良的主张。在全国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改良思想风靡全国的时候，孙中山毅然摒弃了改良的观点，选择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道路。

二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逐渐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认识到上书请愿等改良方法无济于事。特别是甲午中争中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清军的节节败退，帝国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面对这些情况，孙中山认识到“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移强迫”[4]，必须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是解救中国危机的唯一出路。

1894年11月，孙中山创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5]的主张，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目标。

1905年，孙中山倡议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根据孙中山的提议，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的纲领。不久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又把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样在中国首次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

民族主义就是要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民族独立的中国；民权主义就是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即用“平均地权”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的对立。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它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的真挚同情和关怀，其实质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基本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提出的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客观趋势，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以崭新的姿态投入革命斗争中。他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论战，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得到更广泛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孙中山还多次领导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但是每次起义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派的政治影响，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专制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种种原因，辛亥革命最后失败了，没有能够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是这次革命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悟，民主共和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三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仍坚持革命立场，为保卫共和，保护约法，继续奋斗。他先后领导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同封建军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但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正当孙中山陷于极度的苦闷和彷徨的时候，他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以敏锐的目光和坦荡的胸怀热情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虚心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的建议，改组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孙中山组织召开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大会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作了适合时势要求的新解释，形成了反帝、反封、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了对外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反对民族压迫，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新的民族主义具有了反帝的内容，把反清的旧民族主义发展到反帝的新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直接民权。提出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专有的原则。主张实行直接民权，国民不但有选举权，而且还应有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等。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实行新的选举制度，使人民真正参加管理政权。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具有崭新的内容。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指出“除了谁领导谁这一问题以外，当做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6]。

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发展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因此主张“农夫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力”。使农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归己所有，真正解除农民的痛苦，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另外孙中山还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提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生。这一主张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发展民族经济的意义，同时也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的客观历史要求"。

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放弃了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在一些基本原则上接受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飞跃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7]新三民主义的各项主张，在基本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纲领基本一致，符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因此，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孙中山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不断探索努力进取的一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最先摆脱改良思想的影响，坚定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顺应时代发展，与时俱进，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断更新，不断发展，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1] [2] [3] [4] [5]《孙中山全集》第一卷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6，8，52，20页。

[6][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66，653页。

篇4：谈孙中山思想观念的更新

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一生奋斗，努力探索救国救民

的真理。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随着历史的发展而

发展，跟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使自己的思想观念不

断更新，能够“顺乎天理，合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

们循着孙中山思想发展的轨迹，对孙中山思想观念的

不断更新不断发展做一探索。

一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

入侵中国。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侵华战争，把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中华民族陷于严重的民族危机

之中。孙中山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者，面对国势日危、

民生凋弊的局面，他早就怀有“改良祖国，拯救同群”

的宏愿。但是，早期的孙中山与何启、郑观应等改良派

关系比较密切，在思想上也受到何启、郑观应等改良

思想的影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一开始就走上革命的

道路，而对清政府还抱有幻想，试图通过改良来改变

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

1890年，孙中山致书已退职的封建官僚郑藻如。

郑藻如是广东香山县人，曾任津海关道和出使美国、

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等职，1886年因

病退职在家居住。孙中山信中主张效仿西方国家进行

改革。他提出“兴农会以倡导农桑”，“立会局以禁绝鸦

片”，“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的三点主张。并建议

在香山县试行，然后再推广全国。1891年前后，孙中

山写成《农功》一文，提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改良中

国的农业生产，反映了孙中山在不触动封建经济基础

的前提下，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愿望。

1894年6月，孙中山约同陆浩东去上海走访郑

观应，并结识了王韬，经王韬介绍到天津求见当时在

清政府里掌握军政、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李鸿章，并写了一封长达8000多字的《上李鸿章书》，

想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主

张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以发展中国的工农业生产，使工商业摆脱封建制度的

束缚，根本改革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使用制度，达到

国家独立富强的目的。强调优先发展农业，指出“农政

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建议开设农师学堂，举办农艺

博览会，派人出洋考察，开垦荒地，集中经营等等。把

“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

作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孙中山认为如能采

用他的主张，“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

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李鸿章

对孙中山的主张并未理睬，也没有接见他。

《上李鸿章书》表明了孙中山满腔的爱国热情，是

一份希望通过改良实现国家富强的政见书，也能看出

孙中山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改良思想。可贵的

是，孙中山并没有固守改良的主张。在全国维新变法

运动进人高潮，改良思想风靡全国的时候，孙中山毅

然摒弃了改良的观点，选择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

道路。

二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逐渐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

认识到上书请愿等改良方法无济于事。特别是甲午战

争中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清军的节节败退，帝国

主义列强的虎视眈眈，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

这些情况使孙中山认识到“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积

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移强迫”，必须用暴力推

翻清王朝的统治，才是解救中国危机的唯一出路。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夏威夷群岛的檀香山华

侨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并联合20多名关心祖国前

途命运的先进人士，创立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

体——兴中会。在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中，提出

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兴

中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

合众政府”的主张，第一次向全国人民提出推翻帝国

主义走狗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目标。

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反映了孙中山

早期民权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

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并

修订了《兴中会章程》，把斗争矛头更加尖锐地指向清

朝反动统治。同时孙中山积极联络广东各地会党，准

备发动武装起义，袭取广州。经过充分准备，决定于

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利用重阳节回乡群众来

省城扫墓的机会炸毁两广总督署，在广州举行武装起

义。但因谋事不周，此次起义尚未正式发动即被镇压。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孙中山等人揭开了中国资

产阶级革命派武装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序幕，在中国近

代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在欧美期间，

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一方面大力从

事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研究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考

察。他广泛涉猎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法

律、外交等方面的书籍，分析研究欧美的社会政治制

度，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另外，孙中山还

考察西方国家存在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接

触到一些社会主义学说，发现“国家富强，

民权发达”的欧美国家，并不能使人民达

到“极乐之乡”，多数平民受少数资本家压

迫剥削的现象比比皆是，还存在着再次暴

发革命的危机。为避免中国革命重蹈欧美

的覆辙，预防资本主义“文明的恶果”的产

生，他试图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结合起

来，“毕其功于一役”，这就形成了孙中山

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学说的萌

芽。

1905年，孙中山倡议将兴中会、华兴

会、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中

国同盟会。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

立。根据孙中山的提议，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

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之纲领。不久在同盟会机

关报《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又把同盟会的革命纲

领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样在全国首次

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

民族主义就是要推翻满清的统治，变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中国为民族独立的中国；民权主义就是要推翻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

主义即用“平均地权”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贫

富分化的对立。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不可能真

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它反映了孙中山对劳动人

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的真挚同情和关怀，其实质是

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最先进的，它基本适应中国社

会发展进程中提出的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社会变革

的客观趋势，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

的愿望。三民主义思想是孙中山从建立兴中会以来民

主革命思想的发展，也是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政

治思想上的基本内容。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以崭新的姿态投入革命斗

争中。孙中山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改良

派的思想论战，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到更广泛的宣

传，民主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孙中山还多次领导

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都失败了，但是每次起义都

不同程度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派的

政治影响，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为全国革命高潮的到

来准备了条件，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

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由于种种原因，

辛亥革命最后失败了，没有能够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地位。但是这场革命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民主共和国的

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三

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仍坚持革命立场，为保

卫共和、保护约法挺身而出，领导“护国运动”和“护法

运动”等，同封建军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但结果

仍以失败而告终。正当孙中山陷于极度的苦闷和彷徨

的时候，他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不

愧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以敏锐的目光和坦荡的胸

怀热情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

欢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孙中山虚心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的建议，改组

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

年1月，孙中山组织召开了以改组国民党为中心内容

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确立了“联俄、联

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

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

组织形式。国民党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

线的建立，也反映了孙中山新时期民主革命思想的发

展。

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大会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孙

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

三民主义作了适合时势要求的新解释，形成了新三民

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明确提出了对外免除帝

国主义的侵略，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新的民族主义具

有了反帝的内容，从而把反清的旧民族主义发展到反

帝的新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主张普通和平等的民

权，提出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人所专有

的原则，主张实行直接民权，国民不但有选举权，而且

还应有创制、否决、罢免等权，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实

行新的选举制度，使人民真正参加管理政权。

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发展了“平均地权”的思

想，指出：“中国以农为主，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

农民为尤甚”，因此主张“农夫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

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

荒徼，以均地力。”他主张“耕者有其田”，农民辛勤劳

动的果实归己所有，才能真正解除农民的痛

苦。另外，孙中山还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

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计民

生。这一主张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发展民族经

济的意义，同时也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

国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老路的客观历史要

求。

孙中山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放弃了旧

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在一些基本

原则上接受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把旧三

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革命民主

思想的飞跃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三大

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二民主义，新三民主

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

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

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

的时代产生的。”新三民主义的各项主张，在基

本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纲领基本

一致，符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要求，因此，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

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孙中山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不断探索、努力

进取的一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是最先摆脱

了改良思想的影响，坚定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顺应历史发展，实行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

民主义。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在革命实践中总结

经验教训，不断更新、发展自己的思想观念，为中国的

民主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那种与时俱进的

篇5：论孙中山的义务教育思想

关键词：孙中山；义务教育；教育权

在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实践中，他以革命家、政治家的敏锐与思想家的深沉，一贯重视教育，并在许多论著和演讲中，阐述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许多问题，形成了深刻的教育思想，指导了民国时期的教育决策，揭开了民国教育史的新篇章。孙中山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本文就其义务教育的思想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实行义务教育的原因

孙中山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是基于中国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多个因素。

从历史上看，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者剥夺了广大民众受教育的权利，造成现实中教育落后、民智衰退的严重局面，国民当中目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说明国民受教育的程度极低。

从革命和建设的观念出发，孙中山也认为普及义务教育是极为重要的，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而教育是人的智力开发、素质培养、能力提高的重要手段。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人人都应受教育，此乃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全体国民皆有受教育的权利，提高科学文化程度，民族才能兴旺，国家才能富强。

孙中山还曾多次指出：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讲究“教养之道”，做到“学校遍布中国”，通国之人，皆奋于学。他认为西方各国近世崛起的根源就在于“人无贵贱皆奋于学”。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不发展教育是不行的，只有“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中国才可以与西方相媲美。

孙中山把人口的质量看作国家强弱、民族兴衰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中国国土辽阔，地带温和物产富繁，实占天然之优越，剩下来就是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问题了。表现在实业技术和人才的缺乏。这正是民族资本发展困难的原因之一。“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

孙中山遵循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认为实行普通义务教育是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他十分关注教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认为普及义务教育首先应普及普通教育（尤其小学教育），然后再普及中等教育。教育的顺序应该“由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当陆续按级而登，以至大学而后已”；而在各级学校教育中，“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可见，孙中山始终重视普及义务教育，强调发展普通教育。

孙中山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接受良好的教育。他看到，中国人民知识程度的不足，传统的封建思想在农民中根深蒂固，他们都习惯于做奴隶，而不知道做主人，所以人民的觉醒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前提。

孙先生曾对中国的教育抱有很大期望，热切地希望“欲使中国教育居世界第一等位置，必当使全国人民无不识字，有一百数十万的专门学者，有一万几千的发明家，必如此乃可以为世界第一等教育”。

二、免费义务教育

孙中山主张普及义务教育必须免费。他认为：“让人人都能读书，才可以说是普及义务教育制度；若是不然，便是贵族制度，便是资本制度。” 民国元年（1912年），孙先生提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法定男子5～6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20岁为止，并视此为中国国民的一种权利。1920年，他在《地方自治实行法》中强调说：“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学费、书籍与及儿童衣食，当由公家供给。” 1922年1月，孙中山又提出无论贫富，凡在10岁以下的儿童，都要“给教育到底”。1924年4月，他在广州对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演说中更加明确指出，“要那些穷家小孩子都能读书，不但是学校内不收费，有书籍给他们读，还要那些读书的小孩子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要那些小孩子自出世以后，自小长成人，国家有教有养，不要小孩子的父母担忧。” “无论贫富，凡在10岁以下儿童，都要给教育到底。”“多办义务学校，让一般没有钱的人都可以去读书。”

孙中山认为义务教育的经费由国家拨付，使那些家境贫困的人不至于辍学。要使贫苦儿童都能安心上学，就要免收学费，并且要解决他们的衣、食、住、书籍等问题。因此，他主张学费、书籍与学童之衣食全由政府供给，以免除贫苦学童的后顾之忧。

三、办好义务教育的条件

孙中山认为，要想发展教育，必先发展经济，仓廪实而民知礼节，衣食足而民知荣辱，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才会有受教育的要求。他认为，繁荣的经济是发展义务教育的坚实基础。他主张通过发展铁路、矿山、航运等国有经济来筹集资金，满足义务教育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达到免费普及义务教育，他还极力主张招商引资，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孙中山在强调普及义务教育，广泛开办教育的同时，指出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必须开设师范学校，培养更多的合格师资，发展师范教育是普及义务教育的当务之急。孙中山对师范教育特别重视，肯定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教师要做“国民之模范”，他认为要普及义务教育就必须解决师资问题。“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优级师范学校不可。”

他认为发展师范教育，培养合格的教师是普及国民教育的关键。他说：“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所而急办者也……惟有学识，方可担任教育：盖学生至学识，恒视教师以为进退，故教师之责任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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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孙中山开发大西南的思想

我们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勋，缅怀他为国家进步和民族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同心实现“中国梦”。

孙中山十分关注西南的发展，并在其演说和著述中多次从开发西南自然资源、改善西南民生和巩固大西南国防地位的战略出发谈到开发西南的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开发西南的宏伟设想。

开发大西南的动因

孙中山心目中的大西南地区范围比较大，它包括云南、四川、贵州、广西、西藏、青海以及湘粤两省的西部。

孙中山开发西南思想的产生与其开发西北思想形成的原因有诸多相似之处，包括巩固国防、抓住一战后的时机发展经济、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等。

巩固西南国防。物产富饶的西南各省，早为外国侵略者觊觎。近代以来，英、法等国一直觊觎富饶的大西南。到了20世纪初，英法等国的侵略活动进一步由中国西南边疆渗透到内陆各地，大肆倾销商品，攫取了内河航运权、矿产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等。与此同时，西南还长期处于军阀割据、战乱不断的局面。仅民初，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之间的战争、西南军阀内部各派间的战争就达数十次之多。在外敌入侵和军阀混战的形势下，西南国防地位遭到了严重削弱。

孙中山认为，只有加快西南的开发，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才能打破省区隔阂，掌握发展主动权，才能加强和巩固西南的国防地位。

开发自然资源。西南地域辽阔，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据民国初年调查，西南拥有铁、铜、锡、磷、锑、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数十种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较大；该地区河流众多，山高谷狭，拥有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此外，森林资源也分布广泛，极具开发潜力。西南自然资源虽然极为丰富，但在清末民初，其开发利用却相当薄弱。孙中山开发西南自然资源的目的，正是想通过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逐渐把西南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矿产基地和能源基地，以促进当地和全国经济的发展。

改善民生。民国初年，西南境内有藏、彝、羌、苗、壮、回、土家、瑶、布依、侗等少数民族，民生状况极为恶劣。一方面人多地少。据统计，1912年，四川达5300多万人，云南有1200多万人，贵州1100多万人。而当地山区多，平地少，人均耕地相应少，更加剧了人多地少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民贫。据载，1914年全国人均收入为4122元。西南人民比当时全国人均收入水平还要低很多，生活极为贫穷。孙中山希望西南各省当局应从改善民生状况方面做切实功夫，因为“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只有当地人民安居乐业，才能有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也只有真正解决了当地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结束大西南的贫困落后状态。

大力发展交通业

孙中山充分认识到了交通业队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他意识到了正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落后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为此，他非常重视以交通业为首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发。

而在交通业中他又特别重视铁路的建设，他认为“铁路尤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对于西南地区铁路的开发，他进一步指出：“以西南铁路系统开发西南山地之矿产利源，正与以西北铁路系统开发蒙古、新疆大平原之农产利源，同其重要。此两铁路系统，于中国人民为最必要。”对于铁路建设的重要性，孙中山提出建设多条铁路干线为主要框架的大西南铁路网。

除了铁路之外，还应该重视公路和水运建设。各地应重点修筑公路，力争穷山恶水的地区能通行汽车。关于水利建设，孙中山认为大西南河流众多，水利资源丰富，应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水能资源。另外，大西南地区还可充分利用长江丰富的水运和水能资源。他主张疏通河道，发展航运。在发展长江上游航运方面，孙中山指出，“如使改良更进，则浅水船可以直接四川首府之成都”，使成都这座“中华西部最富之平原中心”与长江航运系统连通。他还专门提到了开发三峡水运，构建了三峡工程的蓝图，计划在南津修筑三峡大坝。

孙中山把发展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作为开发重点，不仅可以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而且可以带动大西南社会经济的全面腾飞。

发展大西南的优势产业

孙中山提出的西南地区优势产业的开发措施主要包括大力发展农牧业和采矿业。

大力发展农牧业。孙中山指出，西藏、青海两省大部分地方都适宜于发展畜牧业，应在包括西藏在内的西部地区建设农业基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使其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蛋、奶、肉食生产基地。

发展采矿业。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一样也拥有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而要发展近代工业产业，必须依托矿业提供原料，对此孙中山也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主张西南地区应该依托其资源禀赋的优势，积极发展采矿业，采用近代先进技术，走开采与加工并举的路子，这既有利于本地区资源的开发，又有利于近代工业的发展。孙中山对西部的主要矿业作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孙中山认为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是中国铜储量最大的地区，应该充分把握这种资源优势进行利用开发。至于其设想的各种矿产的具体开发形式、经营方式等环节则与西北地区的开发设想并无多大差异，主张大胆引入私人资本进行经营开发。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孙中山认为，由于西南地区基础薄弱，因此在开发过程中除了依靠本地区的艰苦创业外，还必须依靠政府的扶持，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投入。

他提出的对西部开发的扶持政策主要包括：发展金融业，多样化形式筹措开发资金；推行扶贫政策；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以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