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勤政约谈制度

廉政勤政约谈制度（通用8篇）

篇1：廉政勤政约谈制度

滁州市工商局党员干部廉政勤政约谈制度（试行）

为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思想作风建设，有力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结合全市工商系统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约谈制度是指约谈人针对约谈对象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但尚不够纪律处分而实行的教育、提醒、谈话活动，以帮助约谈对象切实整改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落实。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全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全体工作人员。第三条 实施情形

单位或个人在思想作风、执行制度、工作落实和廉洁自律等方面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适时进行约谈：

（一）思想作风方面：

1、精神不振作，不思进取的；

2、随意发表有损于单位形象、有损于同志间团结的言论的；

3、对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在背后发牢骚、乱议论、散步消极言论的；

4、存在其他不良思想作风的。

（二）执行制度方面：

1、违反国家工商总局“六项禁令”、省局“禁酒令”的；

2、违反市局一日工作秩序化规定的；

3、违反市局各项内部管理规定的；

4、违反市局效能建设有关制度和措施的。

（三）工作方面：

1、不依法履行职责，不依法办事，造成不良影响的；

2、不能与时俱进完成单位（部门）下达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的；

3、其他不负责任、贻误工作的行为。

（四）廉洁自律方面：

1、违反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

2、在遵纪守法方面出现违纪苗头或群众有反映的。第四条 约谈方式

采取一级抓一级、分级负责约谈的办法进行。市局纪检组长或分管领导负责与县市区局班子成员、市局机关各科室和直属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约谈，市局监察部门参加；县（市）局纪检组长、区分局分管纪检的领导负责与股（室）、所长进行约谈；监察部门负责与本单位一般工作人员进行约谈。第五条 实施程序

（一）当出现本制度第三条所列情形时，由监察部门提出实行约谈的建议，经纪检组长或分管局长批准，向约谈对象下发《约谈通知书》，将约谈时间、地点通知约谈对象。

（二）约谈原则上应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对情况较为复杂的，应有两名以上同志负责谈心，对普遍性问题，也可采取集体谈心的方式进行。

（三）每次约谈活动，约谈人应认真做好记录，内容包括约谈的时间、地点、约谈对象、约谈内容等基本情况。

（四）约谈结束后，约谈人应填写《滁州市工商局党员干部廉政勤政约谈情况登记表》，对涉及到需要办理的事项，应及时报主要领导批示或局党组会研究决定后，送相关责任人办理。第六条 实施要求

（一）通过约谈认定必须由约谈对象纠正的问题以及改正的错误，约谈对象要深刻反思存在问题的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并于5日内上报整改情况。

（二）监察部门对约谈对象整改落实情况要及时进行检查验收，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对整改不合格的，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责成写出检查、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直至党纪政纪处分。

（三）纪检监察部门要将廉政勤政约谈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考核。副科级以上干部要把执行约谈制度的情况列为个人年终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

第七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篇2：廉政勤政约谈制度

为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和省、市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和教育，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思想作风建设，提高廉洁从政意识，有力推动住房公积金各项工作开展，结合我单位实际，建立廉政约谈制度。

一、廉政约谈目的

按照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和********市委《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实施意见》要求，本着“教育在先、预防为主”的方针，通过约请相关责任人进行廉政谈话的方式，教育、帮助和提醒约谈对象端正思想认识、认真整改问题，以增强约谈对象的廉政意识、提高约谈对象的廉政风险防范能力，努力实现“资金安全、服务优质、干部廉洁”的目标，为住房公积金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二、廉政约谈对象

本廉政约谈对象适用于********市住房公积金系统正科职（含）及以下党员干部，必要时可延伸到一般工作人员。

三、廉政约谈方式

廉政约谈分为例行约谈、提醒约谈和专项约谈；组织者采取个别谈话和集体谈话的方式进行；约谈由中心纪检纪检监察部门组织实施。

（一）例行约谈。每个月约谈2～3个管理部（科室）主要负责人，了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情况。

（二）提醒约谈。通过群众反映、信访举报等途径，发现党员干部有违纪苗头，或者抓党风廉政建设不到位时进行约谈，使其警醒并认真纠正存在问题。

（三）专项约谈。党员干部在岗位变动、职务升迁；或者出差执行任务，或者负责重大项目、重要工作时，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门约谈，提出纪律要求和注意事项。

四、廉政约谈内容

（一）遵守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心党委决议、决定情况；

（二）严格执行《廉政准则》，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二十条意见”、市“三十条意见”，坚决纠正“四风”等情况；

（三）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履行“一岗双责”情况；

（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执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情况；

（五）组织推进和完成市委市政府、市住房公积金部署的重点工作情况等；

（六）廉政约谈需要的其它情况。

五、廉政约谈程序

1、约谈前，要向约谈对象下发廉政约谈通知书；约谈时，填写谈话记录；约谈后，谈话人与约谈对象签字。

2、约谈对象整改情况要存入个人廉政档案，纪检部门负责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经廉政提醒约谈后措施不到位、整改不力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责任追究。

六、廉政约谈纪律

（一）要事先通知被约谈人谈话时间、地点及有关事项，使被谈话人有所准备。组织廉政约谈时，约谈人不少于两人，并做好记录。

（二）被约谈人接到约谈通知后，要自觉接受约谈，不得借故推诿、拖延；确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约谈的，要进行补谈。

（三）要做好廉政约谈准备。约谈前，约谈人要做必要的调查核实工作，根据需要可请被约谈人提供书面材料，并认真听取被约谈人的陈述和意见。被约谈人接受廉政约谈，要如实回答问题，不得隐瞒、编造、歪曲事实和回避问题。

（四）必须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明确提出意见和要求。谈话要注意方式方法，尊重、维护约谈对象的合法权益。做到批评提醒到位、方式方法适当。

（五）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廉政约谈要注意保护检举、反映人的姓名、身份及检举、反映材料等有关情况。

篇3：廉政勤政约谈制度

今年以来, 第二稽查局根据全系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的部署要求, 按照“以人为本, 破解难题, 促进和谐, 保障税收”的思路, 把思想教育、破解难题和稽查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取得了良好成效。近日, 该局根据政治思想工作实际, 建立起了“约谈局长”制度。“约谈局长”制度, 是该局在新形势下发挥基层班子指导和服务功能的一项创新举措, 对理顺干部情绪、化解工作矛盾、汇聚集体智慧、提升工作质效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约谈局长”制度的建立赋予了干部与组织沟通交流的主动权, 让干部感受到朋友般的关心和组织的温暖, 并为搭建起建言献策新平台。制度建立以来, 共有20余人次与局领导进行了约谈, 为干部解决实际困难13件, 共收集建议15条, 其中已采纳使用6条。

篇4：预防约谈制度的实践与理论审视

一、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实践探索简介

自1992年10月检察机关在全国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以来，职务犯罪预防的主要工作措施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加之预防工作效果本身缺乏有效的测评指标，导致预防工作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种弱势之中，在不少基层院职务犯罪预防“单兵作战”，“路径不明”，进而效果不明的现象很大程度存在。为了克服“预防工作大而化之，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弊病，在用好职务犯罪预防各种传统方法、措施的基础上，拓展预防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紧紧围绕社会管理创新主题，创建了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下面，笔者对该制度内容及其实践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一）约谈制度内容

结合预防工作实践，江岸区检察院于2008年7月出台了《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检察约谈工作办法（试行）》。该《办法》规定：检察约谈是指检察机关依据法律监督职能和检察机关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责任分工，定期或不定期地约请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警示谈话，促使谈话对象及时进行整改，落实内控防范机制建设，预防或减少职务犯罪案件的发生；约谈主体为江岸区检察院，必要时商请约谈对象上级主管单位纪检监察等部门参加；约谈地点一般在检察机关，必要时在有关单位部门；约谈方式分个别约谈和集体约谈两种，对存在个别问题的单位进行个别约谈，对行业存在共性问题的单位进行集体约谈；适用集体约谈的对象为江岸区直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的负责人和个体私营业主等；适用个别约谈的对象为：管理制度明显缺乏，管理松散，存在发生职务犯罪隐患的单位或部门负责人、职务犯罪发生较多的领域和行业的单位负责人、群众意见很大或负面影响强烈或举报数量较多的单位负责人或相关人员、其他应当适用个别约谈的对象。此外，还规定了约谈报批程序、约谈后处理措施、注意事项等。总之，该办法对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从概念、主体、对象、程序等各方面都作了较详细的规定。

（二）预防约谈的实践操作及成效

1.对职务犯罪高危单位责任人，由预防部门以平和的方式进行咨询性约谈。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垄断性强等易发职务犯罪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主要业务部门负责人等，是加强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对象。针对这些主体，采取集体座谈和个别走访的形式，指出易发生职务犯罪的环节，帮助制定防范措施，促使其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在个别走访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约谈地点，从而使约谈对象能够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检察机关的建议，增强自我抵制腐败免疫力。如在重点工程武汉二七长江大桥三年建设时间中，通过对施工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重点部门人员和项目负责人进行咨询性约谈60余人次，发检察建议5份，督促新建改建规章制度11项，实现了廉洁工程的良好效果。

2.对职务犯罪发案单位责任人，由预防部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警示性约谈。对已经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检察机关预防、自侦部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约谈，对案件发生的动机、作案手段等相关情况进行通报，对领导班子和相关责任人发出警示，督促其深刻剖析制度、机制和管理方面的漏洞，找准案发原因，帮助制定相应防控对策。如针对2010至2011年期间，江岸区城中村改造征地拆迁过程中被立案查处的村官有24人之多的情况，江岸区检察院联合区委、区政府对全区28个村的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270余人进行了集体约谈，并对正在进行改造的村进行个别约谈。2012年至今，城中村改造中没有发生职务犯罪案件。

3.对舆情反映突出单位责任人，由预防部门联合相关单位进行调查性约谈。针对社会舆论反映强烈、存在职务犯罪隐患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主要责任人，预防部门联合区纪委进行调查性约谈，了解其在工作中和“8小时外”廉政制度的执行情况、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等，约谈结束后针对存在的问题发出检察建议，限期整改。2009年，江岸区检察院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税务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现象，先后深入区地税、国税等部门，对76人次进行调查性约谈，从中发现一起职务犯罪线索，经初查后转立案1件1人，对该区税务系统起到了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4.对新提拔的领导干部，由预防部门联合组织部、纪委进行宣教性约谈。针对区辖组织部门新提拔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预防部门主动与组织、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对其进行预防职务犯罪的宣教性约谈，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的责权统一理念，通过约谈及时掌握思想动态，为谈话对象建立廉政档案，提前打好“预防针”。自2008年以来，江岸区检察院联合区委组织部、纪委每年对新提拔的行政机关党政一把手进行宣教性约谈70余人次，建立廉政档案200余份，起到了较好的预防效果。

据统计，近四年来，该院先后对辖区内的行政执法单位、建筑单位、城中村改造的村干部以及新提拔的领导干部等进行了167次个别或集体约谈，发出检察建议236份，建立廉政档案389份，帮助和督促相关单位新建完善规章制度54项，营造了职务犯罪预防的良好氛围，开创了职务犯罪预防新局面。

二、职务犯罪预防约谈的法理属性及价值分析

（一）预防约谈的法理属性

职务犯罪预防约谈是检察机关结合职务犯罪预防实践探索的新兴预防手段，属于检察改革的范畴。一项检察改革是否有正当性？或者说是否有法理上的依据，是我们检察改革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笔者认为，职務犯罪预防约谈具有法律监督属性，这是其法理基础所在。

1.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本质和目的来看。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责是保障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权威和尊严。这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本质和目的所在。为此，检察机关通过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诉讼监督活动、职务犯罪预防活动等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了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从而最终保障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只不过有事先预防、同步预防和事后预防的区分而已。可以说，监督的本质和价值也是预防。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活动主要集中于诉讼领域，以至于理论界和检察机关自身许多同志把法律监督等同于诉讼监督。但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领域不断拓展，方式不断创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诉讼领域，在非诉讼领域同样可以实现更大的价值。职务犯罪预防就是新时期拓展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创新检察机关监督途径、增强监督实效的探索和有效实践。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检察机关查办案件职能的必然延伸，是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敬大力检察长在今年召开的检察长会议上也指出，预防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预防刑事犯罪、职务犯罪和诉讼违法都是法律监督工作的应有之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预防工作总的思路是，整合三项预防职能，构建检察机关预防违法犯罪工作大格局。

2.从职务犯罪预防约谈的内容来看。职务犯罪预防约谈的本质目的是通过和相关主体进行谈话，进而促使约谈对象及时进行整改，落实内控防范机制建设，最终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总体上讲，约谈的对象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已经发案的单位，二是未发案但属易发多发的单位或个人。对前者进行约谈，目的是防止二次犯罪，对后者则是防止初次犯罪，不管是防止初次犯罪还是二次犯罪，都是为了减少和防止职务犯罪。这与职务犯罪侦查的预防警示功能、目的具有本质一致性。在约谈后，对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松散，存在职务犯罪发生隐患的单位、行业，向其发出《检察建议书》。这也是同纪检监察部门的廉政谈话（约谈）本质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更具有针对性和强制性。因此，从职务犯罪预防约谈的目的、对象和处理手段等内容上看都是法律监督属性的体现，是检察机关为了进一步强化职务犯罪预防效果在预防手段上的一种自觉创新，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

（二）预防约谈的价值

1.有利于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和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具有内在的联系，是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内容要求。职务犯罪属于社会矛盾的一种，职务权力的不当行使又会引发、激发其他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百姓上訪或其他不稳定因素。事实上，近年来发生的诸多重大群体性事件背后都可以发现职务犯罪的现象。因此，通过努力预防、减少职务犯罪，进而避免引发其他社会矛盾，无疑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职务犯罪预防约谈通过对各种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对象进行约谈，及时提出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强化管理的建议，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从源头上消除不稳定因素，推动体制机制完善，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2.有利于从源头上治理职务犯罪。从近十年来中央一系列治理腐败的纲领性文件可以看出，我国预防腐败工作已经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宣教层面，必须要探索新的工作手段，让预防工作真正能够和惩治工作并驾齐驱。作为国家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主体，检察机关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反腐败方针，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上取得明显进展。然而，职务犯罪具有其特殊性，属于一种对合犯，典型的如受贿与行贿之间，两者是相互对应的关系，无行贿自然无受贿。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是预防措施的创新，其着力于警示有职务犯罪隐患或可能性的对象，使其及时消灭或遏制犯罪的念头，以达到从源头上减少腐败犯罪的发生。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约谈制度也适用于国有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对他们进行约谈警示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避免为求不正当利益，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从源头上有效减少职务犯罪发生。

3.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治追求的价值是公平正义，这也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和主体，企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要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这是政治服务于经济的应然之义。然而，在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因企业负责人被查处而导致企业经营倒闭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显然不利，但不查处又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随着职务犯罪预防领域的拓展，当前预防领域已经扩展到各类国有企业及非公有制企业，如湖北省检察机关就与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共同做好涉及非公有制企业的受贿、行贿犯罪预防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他一些省份检察机关也出台了类似措施。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作为职务犯罪预防的有力措施，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强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达到事前监督和过程监督，确保监督关口前移的目的；还有利于督促企业不断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避免案件查处完毕企业倒闭风险的发生。通过事先有效的预防约谈，也有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规则意识对市场主体的导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约谈制度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最终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的实践难题

如上文所言，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其重要作用，但是作为一项检察改革举措，它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与实践无缝对接，充分发挥制度的应然效果。我们看来该制度仍然面临一些难题，需要进一步进行反思，经历一个渐进式完善的改革逻辑过程。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约谈常态化难以保障

实践中，检察机关参与约谈的人物一般都是检察长或主管预防的副检察长。虽然领导出面约谈可能更加突出检察机关对约谈的重视程度，强化约谈的预防效果，但职务犯罪预防具有长期性和对象上的广泛性，而检察机关领导通常公务繁忙。作为一个检察机关的领导，其主要职责是决策，对检察活动进行领导、管理、指挥，而不是对具体业务进行操办。显然，通过检察长或副检察长出面约谈，是将其领导决策角色置于决策实施角色，本质上是发生了角色混淆。这种角色混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预防约谈效果的强化，但从常理上讲，其不可能常态化。在此情况下，约谈制度常态化何以保障，便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该制度是否会仅仅作为“亮点”“一闪而过”？

（二）制度的刚性难以保障

一项制度是否有刚性，一方面取决于其是否有严格的惩戒措施，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其效力位阶。从各地建立的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看，大部分都规定了约谈对象不配合的惩罚措施，即对于拒绝约谈者，记录在案，抄报组织、纪检部门及约谈对象上级主管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约谈顺利进行，但几乎都没有规定约谈之后，被约谈对象不采取整改措施时检察机关如何处理。虽然有的规定了回访制度，但回访若发现没有整改，则未规定检察机关可以进一步采取的措施。约谈后被约谈者不整改，显然约谈的效果为零，从本质上讲也是否定了约谈制度的效力。另一方面，还可以发现，该制度几乎都是由基层院创建，然后一些地方逐步推广到地市级范围。改革既可以从下而上，也可以自上而下，显然约谈制度的创新走的是前者路线。自下而上的改革有利有弊，其弊端在于改革举措的效果可能不强，因为其缺乏高层的权力和位阶作效力保障。约谈制度同样面临此命运，虽然该制度有多年的实践积累，但目前高检院、省院都没有对该制度作出相关规定。

（三）约谈对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可能造成障碍

从约谈目的看，它是立足于预防职务犯罪，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讲究的是“防患于未然”，对象具有广泛性。这一方面可以使想进行职务犯罪的或可能实施职务犯罪的人不去犯罪，但另一方面因为约谈带有“广撒网”的性质，就可能导致在此过程中给那些已经实施了职务犯罪的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进而在检察机关还没有对其采取侦查手段之前就已经转移了赃款赃物或采取了其他反侦查手段，这无疑给后续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带来了阻力。

（四）约谈制度配套措施不健全

约谈虽然具有“广撒网”的特点，但并不是“盲人摸象”，仍然具有一定针对性，否则不仅精力不够，效果也将大打折扣。约谈的主要对象是有职务犯罪隐患的对象，那么何以判断有职务犯罪隐患？这就需要借助其他力量来掌握相关信息，如需要有健全的行贿人档案查询系统，需要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的协调配合，需要加强与检察机关内部自侦部门的协调配合，需要加强与被约谈对象上级主管部门的配合，以共同来做好预防约谈工作。实践中，与上述外部力量的协调配合机制并未有效健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预防约谈的开展。

当然，除以上问题之外，还存在诸如职务犯罪预防队伍人员少，专业化程度不高，预防工作缺乏法制化保障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约谈制度的效果。

四、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的理论展望

为了使职务犯罪预防约谈制度能够在实践中长期坚持下去，发挥其应有价值，避免“昙花一现”，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从制度本身以及制度运行的环境加以完善：

（一）厘清角色分工，确保制度常态化运行

基于检察长或副检察长与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干警在分工上有明显界限，我们有必要在具体的检察业务活动中深刻认识并严格遵循此规律。偶尔的角色突破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长此以往实际上损害的是整个检察管理活动的正常秩序，不利于检察业务的健康发展。预防约谈效果的强弱并非根本上取决于代表检察机关进行约谈的主体的官位高低，因为约谈是以检察机关的名义进行，而非检察首长个人名义。应当摈弃依靠检察首长个人影响力来开展约谈的做法，代之以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或联合其他相关内设机构的干警，由他们代表检察机关，以检察机关的名义开展约谈活动，唯有如此才能逐步使约谈活动常态化，此过程也是在社会公众中不断树立检察权威的历程。

（二）进一步增强约谈制度的刚性

一是要完善约谈制度的惩戒措施。任何制度如果惩戒措施不健全，那么制度的目标必将难以真正实现。因此，要进一步规定在约谈之后，存在问题不整改，经回访督促仍然不整改的，应将有关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同级组织、纪检监察部门进行通报；有违法犯罪线索的及时启动相关调查或侦查程序。通过这种“家丑外扬”的方式来迫使其进行自我“改良”。另一方面，建议高检院或省院应当尽快将实践中这种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更高层次的规范性文件加以明确和推广，通过赋予其更高的效力位阶来增强其制度刚性。当然，从更高层次和长远角度而言，有必要推动职务犯罪预防的法制化建设。在各种制度中，法律制度具有最高的效力，是预防、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有效武器和最终屏障。当前，我们还没有系统、完备的预防职务犯罪法律体系，因此，有必要适时在现有省级人大制定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基础上，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力求从法律上对预防工作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履行各项预防职能，其中应涵盖约谈内容，使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法可依，推动预防工作走向法制化轨道。

（三）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这主要是充实和完善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要在现有系统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那些主动行贿、多次行贿，以及由于种种原因未被立案查處的行贿行为信息，扩大该系统的社会知晓度和公开度，逐步改变当前该系统查询的被动、封闭状态，让公众能够便捷、有效地查询到相关行贿信息，从而增强社会对贪腐现象的监督力度。二是要进一步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出入境管理制度、重大行为报告制度，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有效掌握官员职务行为是否廉洁规范行使，也是有利于加强预防约谈工作的及时性和针对性。三是要建立健全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制度。首先要加强与组织、纪检监察部门的协调配合。在当前我国预防腐败体制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强与组织、纪检监察的协调配合。其次要加强与金融、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动协调。与这些部门建立完备的联动协调制度，有利于准确掌握相关信息及时对官员进行监督。再次要健全与检察机关内部自侦、控申部门的协调配合制度。因为，这些部门通过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受理相关投诉或控告，能够有效地掌握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信息，这也有利于预防约谈有效开展。以上种种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都是为了增强约谈的针对性和准确性，因为犯罪预防以犯罪预测为基础，预测准确，犯罪预防就会有效。

（四）提升预防队伍专业素质

职务犯罪发生的领域具有广泛性，可以说职务犯罪几乎存在于各行各业，只是有的部门或行业的发生率高，有的较低而已。而且现在职务犯罪手段越来越专业化、复杂化和智能化。因此，预防约谈要想真正发挥遏制腐败发生的关卡作用，约谈的内容就不能泛泛而谈，不能停留于宣讲几条法律规定和几个案例的层面。负责约谈的检察干警应当加强学习，扩充知识面，如要尽可能掌握金融、会计、行政管理等知识，从而提高专业素质，使自己能够针对约谈对象所处的部门和行业提出有针对性的、专业性的问题、意见和建议。职务犯罪惩防和职务犯罪好比“猎人”与“猎物”的关系，两者之间不断斗智斗勇，因此，提高“猎人”，即检察干警的素质便成为关键之道。

篇5：某学校党支部廉政约谈制度

为切实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做到主动监督，关口前移，早发现、早提醒、早预防，增强约谈对象廉政意识，督促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根据市、区、局《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清单》、《党风廉政建设领导责任清单》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清单》制定本制度。

廉政约谈是是指约谈人与特定的对象通过约见谈话的形式，了解沟通情况、指导督促工作、及时提醒警示、教育帮助约谈对象端正思想认识、认真整改问题，切实做到廉洁自律。

一、通过对约谈对象进行廉政方面的谈话，督促约谈对象提高廉洁自律意识，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不廉洁行为进行提醒，及早预防，督促改进错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

二、廉政约谈对象为全校党员干部，重点为学校中层干部。

三、要对以下情况进行廉政约谈 （一）对市委、市政府及上级部门决策部署、局党组决定重大事项落实不力的；（二）不认真履行“一岗双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力的；

（三）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不强，损害司法行政机关形象的；（四）廉政风险防控不到位，履职不到位，致使出现工作隐患的；（五）不认真履行“管行业必管行风”纠风责任，群众来信来访较多，出现不稳定因素的；（六）服务承诺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结制、首问负责制落实不力的；（七）存在“满浮散懒”，推诿扯皮，不敢担当，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的；（八）不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遏制“四风”不力；有不廉洁行为或者违纪苗头，但情节轻微，不构成党纪政纪处分的；（九）其他认为应该约谈的事项。

四、廉政约谈由学校党支部组织实施。

五、主要是以个人约谈为主，个别情况下可以集体约谈或座谈。廉政约谈要按以下程序进行（一）向约谈对象发送约谈通知，通知包括约谈内容、时间、地点，以便使约谈对象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二）在正式约谈时，约谈人员不少于 2 名。约谈人员要如实陈述问题不得隐瞒、编造、歪曲事实和回避问题。

（三），要做好约谈记录，约谈结束后，约谈对象要认真阅读约谈记录，对记录不准确的地方，有权要求改动。对约谈记录无异议的，要在约谈记录上签字摁印。

（四）约谈结束后，要向局党组汇报约谈情况，并将约谈有关材料存档保存。

（五）约谈方式和内容 1、日常约谈。对约谈对象本部门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本人及其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及廉洁自律的情况，进行约谈；对干部岗位调整后，由主管领导适时进行约谈。

2、警示约谈。对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同一问题多次投诉，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部门（党支部）负责人进行约谈。约谈对象应就可能存在问题的原因做出说明，并提出防范的对策和整改措施。

3、诫勉约谈。由局监察室根据群众信访举报、执法监察、行风评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等活动中发现的在廉洁自律、履行职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约谈对象进行告诫，并要求及时进行整改。

4、约谈内容。要求及时了解掌握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提出工作要求，并对任职干部重申廉洁自律和明确履行“两个责任”的要求，开展廉洁自律承诺；对

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坚持抓早、抓小，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及时进行约谈。

（六）约谈对象按照要求汇报工作，回答约谈人提出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整改措施等；（七）约谈对象不得无故回避约谈，不得隐瞒、编造、歪曲事实；（八）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约谈的，要进行补谈。

（九）不遵守廉政约谈有关要求的，措施不到位、整改不力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责任追究。

六、学校党支部对约谈对象的廉政承诺或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措施不到位、整改不力的，一经查实，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责任追究。

七、在约谈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正面教育、预防为主”的原则，遵守相关纪律，尊重、维护约谈对象的合法权益。做到批评提醒到位、方式方法适当。

八、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廉政约谈要注意保护检举、反映人的姓名、身份及检举、反映材料等有关情况。

九、本制度从发布之日起实行。

XX 学校支部委员会

篇6：廉政约谈汇报材料

一、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落实情况

在抓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上，我市分公司领导班子始终保持认真严谨的态度，积极履行各项职责，努力营造企业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了我为组长、纪检组组长为副组长、纪检监察、党群、计财、人力资源等部门责任人为成员的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结合实际进行党廉工作规划，做到与经营发展同部署同落实。1月份完成市分公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的修订，班子成员和各部室的职责任务进一步明确，检查考核措施也更加细致。我代表市分公司党组与各县区分公司、市分公司各直属单位一把手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进一步将责任层层落实到人。

二是强化常态教育。坚持以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月和纪律教育月两项活动为载体，多层面、多形式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章、《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持续强化队伍整体的纪律意识。

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在容易滋生违纪问题的重要节假日，市分公司均提前印发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文件通知，由我或者纪检组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进行专项部署，向各级党员干部强调各项纪律要求并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

四是强化作风督查。今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在分公司班子的指导下，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对工程建设、采购项目、经费管理、人事变动、评先推优等进行全程监督。

总体上，全市各级干部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良好，一年来未出现任何重大违规违纪问题和安全生产事故。

二、班子及其成员和个人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及执行上级重要决策、部署的情况

作为一级邮政企业的领导，我和班子其他成员都能坚持以身作则，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坚守党纪党规、令行禁止，严格按照上级要求部署，结合企业实际认真开展工作。

一是在思想上能自觉运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自己，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学习，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我和班子其他成员能够认真参加学习研讨，相互交流心得体会并进行自我剖析，在提升个人党性修养上做努力。

二是在政治上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拥护党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保持原则，能够对照“五个必须”，以“七个有之”为戒律，严格要求自己。

三是在行动上能够严格贯彻执行上级各项决策部署。一年来，我市分公司认真贯彻执行集团公司和省公司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在创新机制建设、优化业务结构、拓展服务平台等方面积极谋划、强化落实，较好地凝聚了各层级力量，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实现了较好发展，超额完成省公司下达的任务目标。

三、执行民主集中制、落实“三重一大”等制度、规定的情况 市分公司领导班子一直致力于提高企业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水平，始终坚持把民主集中制放在首位，不断增强组织观念和全局意识。凡涉及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大额资金使用等事务，都坚持遵循“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并严格执行。“三重一大”事项提交会议决策前都由主管部门经过较为充分的调研、论证和评估，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并接受纪检部门和群众的监督，涉及资金项目能严格执行预算程序，没有存在仓促议事的现象。在决策落实过程中，各执行部门都能坚持按照集体决策结果开展工作，对重大工程项目做到阳光操作、公开公示，没有存在弄虚作假、暗箱操作以及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的现象。事后，我们采取项目审计、群众意见调查等方式，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结果进行检查，对相关单位、相关负责人起到较好的约束和监督作用。

四、遵守八项规定情况

严格按照省公司下发的自查整改工作方案，组织各职能部门分别围绕落实“八项规定”、信访问题线索、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内部审计、选人用人、领导人员执行薪酬政策、“小金库”治理等方面的情况进行深入排查，经查没有发现新的情况，之前存在的公务用车和办公用房超标问题也已按规定完成整改，各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六、领导班子及成员和个人的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及个人重大事项

这两年来带领市分公司班子开展工作，让我比较深地体会到，我们的班子是一个有责任感、团结、务实的集体。思想上，对主动适应新常态、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有较深的认识。我和班子其他成员对事业一直抱着深厚的感情，对当前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促进企业转型、实现改革成效，让员工分享更大红利感到迫切。分营以来企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这让我们对未来也同样充满信心。年初，在我的牵头下，市分公司领导班子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形势、企业面临的环境变化、机遇和挑战进行研讨和分析，对集团公司、省分公司的工作会议精神进行深入研究，立足自身情况，进行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思路和发展措施，提前做好攻坚克难的准备。

观念上，我们能够坚持走群众路线，努力为基层做好服务。领导班子各成员都是从基层长期实践中走出来的干部，作风比较严谨务实，日常与基层和员工的联系也比较紧密。每到基层走访，我们都主动和一线员工进行交流，了解基层真实的情况和员工内心诉求，对大家反映的困难，我们都尽最大能力给予解决，努力给广大员工创造出比较优良的工作环境和锻炼平台，让员工对我们、对企业感到满意。

篇7：党风廉政约谈记录

谈话时间：

谈话地点：

谈话人：

记录人：

谈话对象：（姓名、职务）

篇8：廉政勤政约谈制度

税务约谈是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通过对纳税人所申报缴纳税款等资料进行纳税评估后，发现存在税务问题和疑点的，主动约请相关纳税人到税务机关进行解释和说明，给予其必要的提示与辅导，引导纳税人自查自纠，依法缴纳税款，并对涉税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和处罚的税收征管制度。

税务约谈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其成本从税收征纳双方角度分别来看主要是税务机关通过纳税评估确定约谈对象、约谈过程本身的成本，而纳税人进行约谈的遵从成本包括准备举证资料、约谈花费的时间以及少量费用。与此相比，其收益的改善却是十分显著的。通过税务约谈，征税机关不仅节省了税务稽查所需消耗的大量人力、时间和费用，还收回了欠缴的税款，而纳税人经自查自纠补缴税款，避免和减少了企业由于受处罚而带来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因此，这种改进是一种双赢的促成，应该得到充分的运用和推广。

当前，实施税务约谈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以及我国香港，而其中香港的税务约谈制度是最完善的。在香港，税务局通过抽查调查对象，与其进行约谈，如发现偷税漏税情况，纳税人就要交出少报的税款，并接受税务局的罚款处理。但是，税法赋予税务局长酌情权。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纳税人实施不同程度的处分，比如提出检控、以罚款代替监控或评定补加税款。香港自从1991年实行以约谈为基础的税务审查以来，税务局追回了大量的透漏税款，成效显著。

二、税务约谈的意义

税务约谈是税务机关为适应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而进行的一种税收征管制度创新，它通过建立以纳税人自主管理为基础的税收征管服务新体制，推动税收征管效能的大幅提升，从以往“重检查、轻管理”的模式向“以征为主，以查为辅，征、管、查相结合”的模式转变，实现从粗放型管理走向集约化管理，也体现出新型税收制度的价值取向。具体说来，实行税务约谈制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税务约谈体现了税收管理从强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成为构建和谐征纳关系以及良好税收环境的有效的润滑剂。税务约谈制度在征纳双方之间引入了对话局面，充分尊重和保证了纳税人的税收地位，征税机关对待纳税人的态度也从过去的“事后监督打击型”向“事前管理服务型”转变，这实际上是将以人为本作为税收管理的指导思想的重要体现。

第二，税务约谈有助于实现征、管、查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当前税收征管三大环节协作不够、衔接不畅的问题，弥补了原有体制的不足，为征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征收、管理、稽查专业化分工，分权制衡，有利于提高效能，但在目前情况下，由于三大分工没有完全理顺，存在协作不够、衔接不畅的问题。约谈制度的引进能够使税务部门在纳税评估和约谈过程中加深对税源信息的了解和掌握，从而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税务约谈向纳税人提供了一个主动解释、说明的机会，帮助纳税人及时纠正违章行为，降低或节约纳税成本，提高了纳税人的经济效益。纳税人因对税法、税收政策缺乏了解或者了解不及时以及理解不全面而出现的非主观故意的漏报、错报、少报在约谈过程中可以及时改正，补缴税款，免除处罚，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这不仅使纳税人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也维护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第四，税务约谈推动了纳税人逐步走向自主管理，由过去全面调账检查转为在实施检查前对纳税人进行综合评估，使得税收征收管理的成本和稽查工作的压力大大降低。税务机关也可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有效配置稽查资源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税收能最大限度的足额入库。

第五，税务约谈充分体现了税收征管基本原则中的诚信和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为依法治税、倡导诚信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也折射出一种新的行政执法理念，对提升税收征管工作的整体效能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三、完善税务约谈制度的若干建议

税务约谈是税务机关适应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的内在要求，是在法定的检查方法之外而采取的灵活的行政管理手段，是税务系统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重要表现。但由于税务约谈制度形成的时日不长，加之应用实践的范围有所局限，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借鉴国外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税务约谈制度，结合我国国情，笔者为税务约谈制度的完善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1、从立法角度出发，给予税务约谈制度明确的法律效力

目前，由于税务约谈工作刚刚起步，有关税务约谈的法律依据很少，仅有四个规范性文件，分别是《关于加强新办商贸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若干意见》、《税收管理员制度（试行）》、《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但是这四个文件都是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若要以此作为税务约谈制度的立法依据，显然存在法律位阶太低，效力不足的缺陷，一旦发生税务行政争议，在司法审查程序中将会使税务约谈制度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因此，应当制定颁布效力更高的统一立法，使税务约谈制度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同时，在税收实践中，应分清情况，区别对待，把握好标准，对那些依法纳税意识差，有明显违法意图或行为的纳税人，决不能姑息迁就，要坚持依法征税，维护税法尊严。

2、制定合理的约谈程序，保证税务约谈工作顺利开展

税务约谈工作的参与者包括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约谈程序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约谈工作能不能顺利开展以及能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只有公平、合理的程序才能促成征纳双方进行约谈，积极达成协议，自觉履行义务。

首先，税务约谈的前提条件，即什么情况下能够进行税务约谈，应予以规范化、统一化。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已实行税务约谈的各地方税务机关的规定不尽相同，这实际上也是由于税务约谈制度缺乏法律依据造成的。

其次，税务约谈在实施过程中，税务机关要事先向纳税人发出书面通知，并允许纳税人准备相关材料、凭证等，对于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按时接受税务约谈的，可根据其申请考虑批准延期约谈。

最后，经过约谈，针对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应规定什么情形下税源管理部门有权进行处理；什么情形下直接转入税务行政处罚程序；什么情形转入税务稽查程序。

3、重视日常管理与稽查，提高税务约谈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在我国现行的自行申报、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税收征管模式下，以查促管是保证纳税人足额申报的重要手段。目前，税务稽查主要忙于专项检查，日常稽查没有真正发挥以查促管的作用，在对税源的征管上，征管基础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不佳，从而造成纳税评估工作的有效性、准确性受到很大限制，而纳税评估恰恰是税务约谈实施的前提，因此，税务机关要重视日常管理与稽查，全面了解纳税人的深层次问题，掌握足够的、准确的、及时的信息，使税务约谈工作有的放矢，准确有效。

4、明确界定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

税务约谈制度应赋予纳税人必要的权利：纳税人在约谈之前的合理时间有权获得通知；确实有特殊情况无法按时接受约谈的可申请延期；纳税人有权就税收专业问题聘请专业会计师作为约谈顾问；约谈过程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和完成，不能变成变相羁押；约谈过程不能采取诱供、逼供等不合理的方式；约谈的笔录应当允许纳税人过目，并进行修正。

当然，明确规定纳税人的相关义务和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对增强约谈制度的潜在威慑力，提高约谈制度的实施效果尤为重要。应当规定纳税人必须承担以下义务：不能无故拒绝或推迟税务机关发出的约谈通知；如实回答税务机关的询问；对税务机关提出的疑问，进行说明并尽量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对于关键问题的回答，不得编造虚假事实进行掩饰、搪塞或提供虚假证据，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

5、切实规范税务机关的权利和义务

税务约谈凸显了税务机关的管理、服务职责，通过税务约谈，纳税人因对政策误解，对法规认识不正确等犯的错误能被允许及时改正，从而免去受处罚的成本，这也是公法私法化的体现之一。那么，在税务约谈实施的整个过程中，税务机关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并被授予适当的权力，接受必要的监督。

从程序本位主义的角度来看，程序正义在税收征管程序上的体现为对程序理性和程序自治的要求。在税务约谈制度实现的程序过程中，程序正义要求税务机关应在约谈前向纳税人发出通知，约谈时要听取纳税人的意见，保证纳税人的人格尊严；税务管理和税务稽查相分离；在进行税务检查时出示证明，告知身份；对约谈情况进行记录，记录内容须经纳税人确认签字，税务机关对自己所做出的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并进行举证等等。

然而，要有效发挥税务稽查约谈制度的功能，还必须应当考虑给予税务机关在税务约谈制度中和纳税人就税款和处罚进行妥协的裁量权。

首先，纳税评估中发现的计算和填写错误、政策和程序理解偏差导致一般性问题，或存在的疑点问题经过约谈、举证、调查、核实等程序认定事实清楚，不具有偷税等违法嫌疑，无需立案查处的，可提醒纳税人自行改正，作为自查补税，不作处罚；对于纳税人少缴税款的行为，在税务约谈过程中无法举证说明，但主动承认错误，申请补缴所欠税款可以减轻处罚；发现纳税人有明显偷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或其他税收违法行为嫌疑的，要立即移交给税务稽查部门处理。

其次，在约谈中，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和纳税人达成税收协议。虽然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来看，其合法性还有待商榷，但这一做法无疑是有益于征税成本的减少和征税效率的提高的。所以，如何尽快完善税务约谈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放权”给税务机关是税务约谈制度亟需解决的问题。有学者已经提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包括征纳双方签订延期偿还税收的协议、减免税收的协议以及将纳税人在税务约谈中交待已构成犯罪的行为视为自首情节，在移交给公安机关处理的时候，可以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等等。这些建议对于有效实施税务约谈，构建新型税收征管制度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当然，对于税务机关所拥有的裁量权应当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监督：一方面提高裁量权实施批准权的审查级别，建立完善的备案制度，另一方面，要形成在稽查机关内部同级稽查部门之间相互监督的制约机制，实现分工制衡，保证裁量权有效公平合理的运用。

“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查找证据，同时引入约谈机制，整个检查过程在和风细雨中进行，不仅让纳税人口服心服，而且达到了检查一户规范一户的目的。”一位税务机关的干部这样评价约谈制度给税务检查工作带来的好处。税务约谈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我们希望将其制度建设、组织实施、激励约束、效果评价各个环节不断完善，实现税收征管工作中征纳双方的共赢。

摘要：作为一种税收征管制度的创新, 税务约谈制度不仅建立起和谐的征纳关系, 还实现了税收征管的帕累托改进, 体现出税收工作正朝着管理服务型转变的趋势, 对提高税收征管效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 税务约谈工作刚刚起步, 还需要不断的完善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文章重点对此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税务约谈,意义,完善,建议

参考文献

[1]杨斌:中国税改论辩[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2]林文生:税务约谈制度的比较研究与思考[J].当代财经, 200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