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精选6篇）

篇1：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乡村社会治理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詹鹏宇

乡村社会指乡或镇一级管辖范围内的社会。治理不仅包括政府的管理，还包括社会自我管理，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当前全面落实党的“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乡村社会治理是重中之重，这里生活着6.7亿人，另有2.2亿人虽然居留在城市，但决定他们福祉的根本之地还是在乡村，如农民工。因此，探讨乡村社会治理之道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市场化条件下乡村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分析

市场化是指市场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被用于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种状态。30多年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冲击、侵蚀、洗刷、重组着我国社会原有的一切秩序。乡村社会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社会治理取得巨大成就。在政治上确立了农民的主人翁地位，在经济上初步完善了乡村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然而市场化条件下的乡村社会，因为以下因素的制约，仍然难以摆脱弱势地位。

一是农业产品价格的“蛛网震荡”导致的市场失灵。乡村社会经济以农为本。在市场化条件下，农产品价格因特殊的生产、供需条件导致周期性波动：这类产品生产周期长，其决策依据现实销售价格刺激下产生的预期，而实际市场价格却取决于前一周期的生产规模。某个较低的初始供应量导致了较高的第一周期价格，而这一高价将刺激生产，使第二周期供应量大为提高；第二周期供大于求的结果会把该周期市场价格压至均衡水平以下；这一低价又会抑制生产，使第三周期供应量也低于均衡水平，从而推高价格„„如此循环，在PQ坐标系中便形成了一个蛛网状图形，人们称之为“蛛网震荡”，或“蛛网循环”。“蛛网震荡”加上交易费用高、自然风险大、生产周期长、离散型供给等原因，在形式权利一视同仁的“公平市场”中农业、农民会处于弱势。

二是分户经营的合作难题。由国家确立的乡村社会基本经营体制，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确定了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力和土地被分割成零星小块，限制了乡村社会更深入的市场化和经济发展。市场失灵与合作难题双重制约下的乡村社会，生产与生活陷入高风险和低水平发展的困境。家庭经营受限于规模太小，绝大多数只能提供农业初级产品，无力（资金、技术、市场信息、销售渠道）向后拉长产业链，生产出消费品，导致乡村社会单一的经济结构及对城市经济的依附。合作的高成本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强化了乡村经济的弱势地位。同时，离散型、原子化的市场主体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提供乡村社会公共物品，如生产所需的道路、农田水利，生活所需的环境整治、文化设施建设，而公共物品的缺失和不足，更进一步限制了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由此导致，扶贫越扶越贫，年轻一代以脚投票大量涌入城市。

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构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框架

从治理角度而言，解决农产品市场失灵问题的办法是拉长产业链，或仓储分时销售，对陷入蛛网震荡的初级农产品进行深加工，通过延长农产品产业链的方式避开或削弱市场失灵带来的损失。而这需要在分户经营的基础上提升农民组织化水平。解决乡村社会合作难题，同样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解决乡村社会公共物品不足问题同样需要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虽然说当前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积累时期的发展，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水平，具备以工哺农的财政能力。但是，国家财政能力再雄厚，也决不可能解决9亿农民的公共品需求，离开了农村社会自我组织，乡村公共品供给是难以优化的。农民组织起来，对于增加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改善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从治理的本义出发，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也是农民治理和治理农民的题中之义。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过程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乡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农民及其自治组织的参与。

在市场化条件下的乡村社会治理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但这次农民组织化不同于传统和人民公社时期，传统的中国农村依靠士绅和族权势力组织农民，人民公社依靠国家强制组织农民。在这两种组织形式，农民只是依附听令，很少个人利益追求。市场化条件下组织农民，依托的是市场分工引致的利益分化，农民因自身利益追求，自行组织各种机构，行使一定职能，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本质上这种组织是介于国家政权和个人之间，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公共组织。

理想状态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是国家政权、社会公共组织、个人三位一体的共治模式。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主要是指培育和发展具有一定作用范围和职能的社会公共组织。在乡村社会，按功能划分，农民组织应在3个方面提高组织化水平：一是政治维权组织。如农会、消费者协会等。二是经济合作组织。如帮工队、生产互助小组、专业合作社等。三是文化生活组织。如红白理事会、老人协会、秧歌队、农民技术协会等。

农民组织的发展和成熟不仅有助于农民掌握和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他们在日益全球化的大市场中的适应能力，而且有助于分散的农民与大市场的连接，与其他利益体建立对话。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建立政权与农民之间、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有效联系，达到共同治理，促进乡村社会基层民主建设和促进各项公益事业发展的目的。

发挥乡镇政权的作用，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取消农业税后的乡镇机构改革及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乡镇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是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考虑乡镇政府职能问题，要从农村工作的现状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出发，重点强化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三是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

从实际情况看，随着乡镇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可支配财力减少和职能转向乡村社会稳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村社会出现“官权退、民权进”的局面。乡镇政权迫于节约行政成本、弥补履职能力不足的压力，主观上有着发展农民自治组织的动力。传统上，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结构，使得乡村社会组织资源相对稀缺，除了国家政权组织外，很难说有什么像样的“民间组织”，因此，乡村社会农民的再组织客观上仍不得不依靠乡镇政权的大力扶持。

乡镇政权在促进农民组织化过程中不仅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最重要的是要有本土计划和行动策略。一是把农民自发的维权活动引导为组织化的政治参与与理性对话基础上的协商解决，积极扶持农民维权组织的形成和民主发育，规范维权组织与乡镇政权之间的联系、对话和协商。二是借助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项目支持，相应地支持农民成立各类经济合作和公共事务处理的组织，加深农民经济合作，创建和壮大各类经济合作组织。三是采取多种帮扶措施，培育农民文化体育方面的组织资源，引导其开展活动，为丰富群众生活创造条件。四是加强党和政府对各类农民组织的监督和联系，如登记制、定期走访或座谈。五是建设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农民组织化提供成功案例、典型做法和创建范本，在引导农民组织化的同时，不断增强其组织功能、完善组织结构。（作者单位：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综合处）

篇2：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熊易寒

社会学者张静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指出，当代中国村落政治的一大痼疾在于：利益政治支配人事变更，张三通过上访或选举取代李四，但之后一切照旧，依然是通过个人关系运作公共事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始终无法建立一套现代的公共规则，导致公共服务原则付诸阙如。

张静的这一论断曾经让我深深地为乡村社会的前途担忧：村庄治理如何才能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跃迁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状态？当前的这种困局，是因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因为农民的组织化方式出了问题？如果说公共规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公共规则应该如何建立？是诉诸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还是依靠国家的“送法下乡”？

最近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的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一本是美国政治学者蔡晓莉(Lily L.Tsai)的《中国乡村的连带团体与公共物品》，另一本书则是国内青年学者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本专著从不同的视角回应或突破了张静关于“公共规则缺失”的论述。

蔡晓莉提出了一个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不存在西式民主的条件下，是什么机制促使中国乡村的公共机构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在当代中国的财政体制下，村内的公路、学校、卫生、排水、灌溉等公共设施主要依靠村委会筹资修建，各个村庄在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差异甚大。最初蔡晓莉猜想，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集体财产多寡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经验观察很快令她推翻了这个假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同样贫穷的两个邻村，一个村的道路宽敞洁净，而另一个村的马路则坑坑洼洼；而在富裕的福建沿海，同样是财力相当的两个村庄，一个村的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而另一个村除了有气派的村委会办公楼，连条像样的村道都没有。由此可见，“不差钱”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治理。此外，在这些村庄，公共机构和制度安排也大同小异，都实行村民自治，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基本雷同，蔡晓莉的调查显示：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并没有显著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 在深入细致的质性研究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基础上，蔡晓莉发现并论证了一个新的解释变量：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所谓的连带团体，主要包括宗族组织、社区协会、寺庙和教堂。蔡晓莉指出：即便没有民主或科层式的责任机制，只要当地官员属于某个希望他们提供公共物品的连带团体，他们便很有可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说，这些连带团体可以构成非正式的责任机制(Informal Accountability)，促使官员对民众负责。咋一看，这并不新鲜，完全是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路径，认为公民之间的信任、规范、合作与结社可以培育公民美德和共同体，提高政治参与度，进而提高政府的治理绩效。但是，蔡晓莉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资本对政府绩效和公共品供给都有正面影响。

只有同时具备两种结构特征的连带团体能够在功能上替代正式的责任机制：首先，连带团体必须具有包容性，即对当地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其次，连带团体必须是嵌入性的，它的成员要包括当地官员。当满足这两个前提时，村庄的治理边界就会与社会边界重合。村庄就超越了行政区划的意义，不仅仅是行政版图上的一个小圆点，而是由共享某种传统、信念或利益的人组成的社群。当村庄内部存在这类组织时，村干部的行为会受到道德义务的约束，更多地为村民谋福利，因为他们与村民同属于一个共同体，有共同的血脉、信仰或者利益，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责任和义务。村干部或许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地方性知识来“忽悠”基层政府，摆脱正式制度的约束；但如果有连带团体的存在，他们就必须给自己的族人或其他团体成员一个交代，否则他们在社群中将丧失道德地位，这就构成了一种非正式激励机制，促使村干部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

通过向连带团体履行集体责任，村干部可以在集团成员中获得社会声望和道德地位。对于村干部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能够帮助他们执行难以执行的国家政策，譬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如果不履行集体责任则意味着道德地位的丧失，他们就会被排除在团体活动之外，甚至遭到连带团体的抵制，日后便难以在村里开展工作。

蔡晓莉用三种类型的连带团体来说明她的理论：其一，村庙。小型村庙为人们提供烧香、宗教仪式、节日演出的场所，有时还组织体育竞赛和旅游。当某寺庙委员会要求村干部修缮学校或公路时，村干部会很快回应。作为回报，寺庙委员会将宣传村委会的好名声。当村委会与村民发生矛盾时，寺庙委员会协助村干部与农民协商解决。寺庙委员会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可以对村委会提供公共物品施加积极影响。其二，乡村教堂。政府允许基督教教堂存在，但严格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加入。因而，乡村教堂不具有嵌入性，不能促进村委会对公共物品的供给。

其三、宗族或者说血缘集团。这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连带团体。当一个宗族把村里每个人包括在内，宗族的功能就与村庙类似。但如果宗族不覆盖全村，村民就被分成几个派系。嵌入某个宗族的村干部也可能组织一些项目，但这些项目可能只对他所属的宗族有利，全村却受益不多，这种情况往往会加剧村内的宗派斗争，不利于村民福祉的改善。

蔡晓莉的这个理论非常富有启发性，打破了我们对于公与私的传统认识。按照张静等学者的理解，宗族、家族、村庙等组织本质上是台湾学者林毓生所说的“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如行会、帮会、寺庙等）是以家庭式结构组成的，具有很强的“私”的性格，大多由血缘亲疏来决定的，以家庭为本位，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立的“私性社会”，不利于形成一套普遍性的政治游戏规则，无法突显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格”。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转化成“公民社会”的现代组织。张静的设想与之相近，主张以公共规则取代公私混合的结构。

然而，蔡晓莉的研究表明：公共性就蕴含在“私性”之中。当行政村的边界与宗族、宗教的社会边界重合，“私性原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公共规则”的功能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也就有了保障。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以我个人的亲身经验为例：去年年底，我祖母病危，按照乡俗，不能在城里去世，而必须回到乡下的祖屋里咽气，否则不吉利。但祖屋已经被我叔父租给了外乡的一个老太太。于是家里人找房客商量，是不是可以“借用”祖屋送终和办丧事，虽然这会给房客带来很大的不便，但对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作为回报，我祖母丧事期间，房客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女跟我们一起用餐。到了出殡的前一天，“上人情”（付礼金）的时候，这位老太太还是坚持要上一百元的“人情”，众人怎么劝都不肯罢休，只好收下。事后，我们私底下以红包的方式将礼金返还给她的孙女，她才没有推辞。

这个故事可能是城市社会的逻辑无法理解的：首先，按照房屋租赁关系，这位老太太完全可以拒绝房东的“无理”要求，因为她已经支付了租金，我们不可以“染指”她对房屋的使用权；其次，这位老太太非常贫困，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她独自带着孙女租住在我家的祖屋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坯房，破旧不堪，家徒四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完全没有必要给非亲非故的房东“上人情”。

但是，乡村社会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乡村社会的产权关系、群己权界是相对模糊的，人们不习惯跟熟人算得太清楚，如果算得过于清楚，那就表示：我不打算跟你来往了。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人情往来的方式“相互持股”，你中有你，我中有你。这样一来，我们对彼此就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乡村社会，礼物经济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一旦你退出礼物的循环，你就不再是游戏的参与者了，互不相欠，也就隔断了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正因为如此，在农村，丧事是集体的事情，几乎全村的老少都会参与其中，或帮忙，或出工（有低于市场价的报酬），最低限度也会出一份礼钱，吃一两顿饭。而在城市，丧事完全是一件私事，殡仪馆是一个封闭性很强的私密空间，一个社会成员去世了，甚至不会惊动他的邻居。

乡村社会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社会则是人造的、规划出来的。后者是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在那里产权清晰，几乎一切公共物品都依赖正式组织来提供：在小区，有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在小区之外，有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大大小小的单位。乡村社会没有那么多正式组织，也没有那么多的财政支持，不少公共物品都是由非正式组织来提供的，以私性的逻辑运作出公共的产品。

简言之，与城市社会相比，乡村社会具有更强的人情性质，群己权界不那么泾渭分明，公与私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向外看，是私，向内看，则是公。公私的界限是模糊的、权宜的、非正式的。在特定的条件下，“私”完全可能服务于公共性的目标。公共性的建立不必以抑制私性为前提，正相反，对私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生成公共性。也就是说，公共性是有层次的，有“大公”（国家），也有“小公”（各类社群或集体），“小公”构成了“大公”与“小私”的中间地带，可以发挥缓冲和纽带的作用，促成公与私的重合。

但是，公与私的重合，毕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每个村庄，都正好有一个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的连带团体；更糟糕的是，正如蔡晓莉意识到的，过度依赖非正式制度可能会给将来建立正式制度造成困难。那么，如何处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一书力图解决的问题。刘伟的逻辑起点与张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农民并非缺乏“公心”，也不乏集体行动的能力，事实上，农民常常为一些公共议题而集合起来，形成各色各样的群体性活动，只不过，这些群体性活动往往“只开花，不结果”，他用“没有产出的政治”来描述这样一种结构性困境：围绕各种类型的利益，村民群体性活动往往可以迅速展开，但由于国家（主要是基层政权）对此缺乏回应，加之活动过程中精英/信任的缺乏（实质上是权威的缺乏），导致群体性活动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用政治系统的理论话语来说，就是只有政治输入（通过群体性活动进行利益表达），却没有政治产出（形成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或决议）。

基于这一经验事实，刘伟认为：国家仅仅在村落安排一定的现代制度并不能自然带来有效的治理，更为重要的，需要有一种力量和机制将现代制度嵌入村落并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这似乎又回到了张静的问题。刘伟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两味药：

一是国家的合理、适度介入。在他看来，涉及公共事务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客观上需要与国家的有效衔接，村民群体性活动之所以难以达成，除了市场化和家庭经营带来的利益分化、纠纷增多之外，国家的基层代理人对村落的介入方式也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的行政化干预；另一方面，又常常存在国家“不在场”的情况。国家时而“越位”，时而“缺位”。这样不仅损害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权威，也侵蚀了村落社会所剩无几的自主性。因此，国家需要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去积极回应村民的群体性活动和政治诉求。一方面让自生秩序在其应当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应调整其介入范围和介入方式，帮助村落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在新的基础上与自生秩序相衔接，共同生成村落中的治理结构。

二是乡村精英与社会信任。在刘伟看来，“没有产出的政治”，其根源还在于村落政治共同体的解体。刘伟的研究虽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但却极力避免这一研究范式的结构主义之弊，没有就农村而研究农村，而是把当代中国农村放置到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当今村落共同体的部分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化的结果，因为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其中的精英分子或在城市定居，或到县城和乡镇购房置业，这样不仅导致了能人的流失，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村民的博弈链条，降低了彼此之间对于未来长期合作可能性的预期。博弈论早已证明：长期的重复博弈有利于人们选择合作，而短期的博弈则可能诱发欺诈与不合作。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当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或可能离开村庄，村民之间的合作也变得越发不可能。那么，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如何再造精英和重塑信任呢？刘伟指出，国家应该让渡部分发展空间，或是供给相应的资源，帮助农村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并展开相应的群体性活动。结合蔡晓莉的“连带团体”理论，我们在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时，应当使其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嵌入性，一方面要向全体村民开放，但必须是志愿性的，不得使用强制手段；另一方面也不妨将乡村干部吸纳到顾问、理事会或监事会中来，但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能由乡村干部直接领导或控制。如果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连带团体的功能，那么，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将有可能大为改观。

由是观之，蔡晓莉之所谓社会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重合，其实也就是刘伟所说的国家与村落的有效衔接。而刘伟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组织建设，若能取代村庙和血缘集团成为连带团体的主流，不仅能够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也有助于张静所谓公共规则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位学者的研究视角或有差异，但最终的理论关怀和现实指向却是高度一致的。

参考文献：

（《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刘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九年版；Lily L.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张静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六年版。）

篇3：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一、宗族法管制

一般意义上, 宗族是始发于我国原始社会并在封建社会得到蓬勃发展, 且以父系血缘为存在依据的自治性人群聚合体。宗族法则是在该聚合体内产生且发生效率的法律体系。归纳起来, 该法律体系具有如下特征:其一, 以宗族为发生和适用环境, 超出了这个空间, 其就只能处于束手无策之状;其二, 内容细致繁杂。可以说, 宗族法规通常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职业的选择、婚姻的缔结、纲常伦理的遵守及信仰娱乐的选择无不被包括在其中。其三, 以自身力量及国家力量为其强制实施的保证, 即除了依靠本族所设立的监督、审判机构以外, 宗族法还竭力寻求官府的支持, 以保证其权威性。也恰是这种在宗族单位内产生、运行, 且得到国家支持与认可的民间法律,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乡村治理过程中, 从各个向度维持着乡村正常的生活秩序。具体说来, 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形成并保护族内成员的等级秩序。

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作为传统社会的基层细胞组织, 宗族体亦不可避免地受到此种大气候的影响。结果, 即使在以血缘为联系依据的宗族组织内, 人们也有不同的等级和地位。然而, 等级制度作为一种人为的设计, 并不会天然地存在下去。要保证其运行, 外在力量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国封建社会的宗族法设置了为数不少的条款来维护族内等级秩序。

2. 规范族员的婚姻关系。

婚姻在人类的繁衍过程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历史和观察现实我们可以发现, 有序的婚姻行为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混乱的婚姻关系则可能引发诸多的矛盾与纠纷, 并最终威胁社会的稳定与存续。因此,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规范婚姻关系都是统治者义不容辞的任务。那么, 我国古代社会是如何规范人们的婚姻行为的呢?笔者以为, 宗族法承担了重要的功能。对此,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如《项里钱氏宗谱》就规定到:族人有同姓为婚, 或娶同姓蘸妇者, 本房应从速禁阻;倘有倔强不尊, 则应报告族懂, 予以重办”。

3. 限制宗族财产的处置与分配行为。

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多子多福的社会。因此, 一般情况下, 绝大多数的家庭皆有若干后代。而这些后代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内。当他们步入成年并建立家庭之时, 分裂成更小的支系便成为了其不可回避的现实。此时, 宗族财产的继承与分配也理所当然地摆在了宗族成员的面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我国古代社会的宗族法普遍设置和安排了宗族财产处理方面的规定。如山东费县赵氏家谱《家规》就明文规定:“凡本族不肖子孙私自砍伐祖坟林木者, 逐出本族, 死后不得入祖坟, 并送交官府法办”[1]312。

4. 调处族轻微刑事案件。

除了国家法对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进行审判、处置以外, 情节较轻的犯罪行为主要由宗族法加以规范。对此, 是有相关明证资料的。如魏氏《宗式》“禁赌博”条就规定:“族内子弟参与赌博者, 责三十板;引诱教唆者同罚;父兄参与赌博者, 每赌一夜罚银二两, 入祠修理;再犯呈官”。

二、村落习惯法调节

村落习惯法, 是指同一聚居村落的人们在从事农林牧副渔生产和生活过程中, 经过长年累月的重复和逐渐公认, 固定下来并为其世代信仰和遵从的那些群体性习惯、规矩的总和。在我国,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此法皆存在, 且在乡村的治理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价值。那么, 在我国的古代社会, 其究竟是如何规范乡村秩序的呢?对此, 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论证。

1. 道德教化方面。

道德教化是我国古代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内核。村落习惯法作为古代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亦不可避免地带有此种特征。对此, 是有相关证据的。如北宋神宗熙宁九年, 陕西蓝田吕大临、吕大防自发就制定了吕氏乡约。该乡约有四:一为德业相劝, 即希望约中之人, 居家时能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 在外时能事长上、接朋友、教后生、御童仆;二为过失相规, 即如有犯过, 则请约正以义理教诲之。不听教诲者, 则劝其自动退出;三为礼俗相交;四为患难相恤, 即凡有水灾、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之家, 可以告诉约正, 约正则邀集约中之人, 互相救济。邻里之间, 如有患难之事, 虽非约中之人, 乡约中亦规定予以救济。[2]224

2. 处罚一般性犯罪方面。

阶级的存在使诸如偷盗、抢劫、赌博等轻微犯罪行为在我国古代民风淳朴的乡村成为了一种正常现象。这严重危害着乡村地区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成为乡村动荡的根源之一。因此, 要维护良好的乡村秩序, 就必须对这类犯罪行为进行防范与处理。那么, 从法律的角度讲, 我国古代社会究竟如何对之进行处理呢?笔者以为, 除了宗族法的调处以外, 村落习惯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此, 有资料可以证明。如台湾的村落习惯法就有庄中“如有持顽藉端, 强抢耕牛等物, 即与贼同论。若系本庄串通各庄匪徒, 发觉后, 加倍议处”[3]149等诸多规定。

3. 保护农业生产方面。

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阶段的国家, 一直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形态, 村落成员更是以土地作为生存的基础, 乃至全部生活的核心。这种社会和经济特点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村落习惯法中。实质上, 只要我们细心地去总结, 便不难找到证明的材料。如, 作为村落习惯法之一的《禁田禾》就规定到:“特会乡众, 歃血立盟, 尽行禁止。凡居民人等, 务宜体谅遵守, 各家俱要严固栏匣, 毋得仍蹈前弊。同盟之人, 逐一轮次, 早晚巡察。不拘何人田地, 若遇牛马、鸡鹅等畜践食禾苗, 即时拿获, 会众赔偿。倘有恃强不服者, 必鸣于官府;阿纵不举者, 连坐以同罪。使物不滋害, 人得安生, 钱粮有所出办, 举家有所依靠矣。特禁”[4]。有些村落还专门设立青苗会, 以保护农业生产。如, 据《中国民事习惯大全》记载:“青苗会 (规则有拘束一般乡人之力) , 农民于禾稼将成之时, 营预防人畜之损害, 而成一种会约, 村镇各户, 咸遵守而弗违焉”[5]19。此外, 有些村落还有渔业生产的一些习惯法。

4. 开展互助活动方面。

我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国家控制功能膨胀, 社会服务功能萎缩的社会。那时的统治者们关心得更多的是如何维护阶级统治秩序, 至于服务百姓则不是他们的治国重点。所以, 当有些弱势群体需要救助的时候, 国家的职能往往是空缺的。在这种情势下, 弱势群体的自我救助便显得极为重要。贫困乡民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 他们也极为自然地选择了自我帮助这条路。对此, 我们可以从一些历史记载和习惯中找到依据。如, 山东《商河县志》就记载有一种丧事互助的形式“中人窭” (窭, 贫而简陋的意思) 姓, 平时剧钱为会, 有丧之家, 轮流分用。白衣素冠, 持幡前导者, 号曰‘丧社’, 其社条之严, 凛如法官。或谓之‘随会’, 有‘纸杆旗幡会’, 有‘礼宾会’, 有‘拜棚布幕会。其念经礼忏, 名曰‘作斋’, 亲友夜集, 名曰‘伴坐’, 又曰‘坐棚’。”

三、国家法威慑

国家法指由特定国家机构指定、颁布、采行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在社会的治理中, 其有重要的价值。早在春秋时期, 管子就用“法者天下之至道也, 圣君之实用也”、“不法法, 则事无常, 法不法则令不行”、“法者则民之父母也”等话语来强调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管子·论法》) 。在实践中, 思想家的这些法治思想演变为成了实在的法律。回顾历史, 我们便可发现, 我国古代社会的历代王朝基本都形成了自己的国家法律体系, 用以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作为整个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 乡民也必然受到国家法的制约。对此, 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些文献记载中找到依据。如光绪休宁《葆和堂冠婚丧祭及扫墓差遣各仆条例》就规定:“朝廷号令甚严, 于斗牌、打架、赌博、盗窃四事, 法在必究, 更觉凛然。尔等小心安分, 庶可以保身家。设有犯此四事者, 鸣官究治理。”[6]131另湖北麻城宣统年间的《鲍氏宗谱》则干脆指出:“兄亡收嫂, 弟亡收弟媳者, 免祀, 送官治罪。”[7]601

从上述记载中,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法律对乡村进行控制的行为, 即所谓的“鸣官”、“送官治罪”是存在的。但需注意的是, 正如学者所言, “古代中国人为了寻求指导和认可, 通常是求助于这种法律之外的团体和程序, 而不是求助于正式的司法制度本身”[8]3,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国家法律对乡村的干涉、介入现象并不常见。若村民们发生一般性纠纷, 通常他们也不直接寻求国家法律来解决, 而是首先求教于宗族等传统性社会力量。只有当族内的权威人物和机构不能处理, 或其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的时候, 才会选择“鸣官”。所以, 同宗族法和村落习惯法相比, 国家法更多的是一种威慑作用。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人口比重较大的社会。意味着统治者们若要维持统治秩序, 就必须采取适宜的措施对乡村进行治理。否则统治便不可能长久。本文以为从法律控制的角度看, 其乃宗族法、村落习惯法及国家法共同管控的过程。

关键词：法律控制,古代社会,乡村治理,政治艺术

参考文献

[1]孙盛运.清代家谱汇编[M].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2]和田清.中国地方自治发达史[M].汲古书院.1939

[3]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

[4[]明]熊寅畿编:《尺牍双鱼》

[5]施沛生.中国民事习惯大会.[M].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6]孙盛运.清代家谱汇编[M].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7]吴强华.家谱[M].重庆出版社, 2006.

篇4：构建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组织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基层治理方式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新的形势下，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确保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文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举措，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是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核心。党组织在农村基层各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由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我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任何时候不能改变。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核心作用不能削弱。为此，文件从组织覆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要求。二是健全基层民主制度，这是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基础。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涉及转变乡镇机构职能、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功能等方面，文件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三是创新农村基层管理服务，这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途径。文件要求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健全农村基层服务体系、扩大小城镇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覆盖等、加强“三留守”关爱和服务、健全农村治安防控体系等，意图在于给农民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让农民享有更加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还对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等方面作出了部署。

在文件“改善乡村治理机制”这一部分，引人注目的一条政策是：“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单位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地方，可以开展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

1987年国家公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来，我国村民自治机制不断完善。但在新形势下，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种情况是：近几年，根据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就业的新形势，一些开展了农村社区建设试点，有的打破了原有村民自治单位的范围，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平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农村基层治理单元如何调整，基层群众民主自治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建设农村社区，要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因此，这次文件提出在一些农村社区试点单位，可开展以农村社区为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主要是指那些打破原有自治范围的农村社区，要组成相应的村民自治组织，保障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实行。

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单位范围很大、人口较多、居住分散，一个自治单位往往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村民小组，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自然村。这些年加大了对农村基本服务覆盖力度，但公共服务和重要公共设施一般都在村委会所在地，其他村民就很不方便。同时，现在许多地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这样就形成村民自治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的状态，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因此，近几年，一些地方选择村民较多、具备自治基础的村民小组，开展建立村民委员会的试验，目的在于探索实现土地所有权、村民自治权的统一，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下沉。在充分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可开展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就是说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村民小组，依照法律组建村民委员会。

文件出台这项政策，是中央依据各地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的具体体现，也是允许、鼓励基层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的具体体现，意图在于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农民群众的民主自治权利。需要明确的是，这项举措是试点政策，要通过一段时间和一定范围的试验，为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积累经验。各地情况不同，无论是在农村社区、还是在自然村设立村民委员会，都不能一哄而上，必须按照统一部署，依照一定程序，稳妥有序地进行试点工作。

篇5：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有事都会找乡贤请教

在江苏省宝应县鲁垛镇贾林村，69岁的刁人贵的家是村里的“地标”。他家大门口挂着的“三和调解室”“三和人口文化书院”两块牌匾也特别醒目。堂屋 墙上还写着“家庭和美、邻里和谐、代际和谐”“宣讲法律、解读道德、共建和谐”的字样，这个小院落内还集合了书报阅读、婚姻计生法宣讲等多种功能。

被称为乡贤的刁人贵的工作得到了不少村民认可。“他是村里的贤人，我们有事都会找他请教。”村民高程喜说，2000年以前村里在赡养老人、生产分 配、修路修桥等方面矛盾频发。而老刁发动组织了“三和杯”竞赛活动，15年来坚持评选了12届好公婆、好媳妇等多个奖项，在评选活动中，让群众赶有目标、学有榜样，村里风气明显改善。

贾林村支书朱成奇说，现在村民不欠集体钱、自觉禁烧秸秆，全村多年无一例刑事犯罪、青少年犯罪、集体上访和重大安全事故。

“在我们这里，乡贤发挥的主要是文化治理、价值引领的作用。”太仓市双凤镇庆丰村支书梁金龙告诉记者，村里特别设立了几支队伍，其中一支就是曹瑞钦 等乡贤领衔的社会公德评议团。其关键作用就在于评议，把真善美、假恶丑拿出来晒晒，让人们看清哪些行为是值得弘扬的，应该效仿的，又有哪些行为是应受到鞭 挞的，坚决防止的。对乡贤的认知还应更加全面

70多岁的杨文华曾经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他曾经把一个小厂的年产值做到了上亿元。2011年退休之后返乡，他发现故乡高邮市朱堆村这些年变化不 大。在文化建设方面，由于当地是苏中知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过车桥战役等重大战役，却没有一个烈士纪念碑，只留下了一些无名无姓的烈士墓。为了更好地发挥红 色文化的教育作用，杨文华耗时3年搜集烈士资料，并集资建设了烈士纪念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杨文华仍然有点激动，200多个乡亲，自己掏钱，没钱的做义工，起早贪黑，用了30多天修建起这座高大的纪念碑。

但是，杨文华的一些做法，当地的一些基层干部却不是很认同。一些镇、村干部认为，朱堆村是一个经济薄弱村，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仅5万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是首要的。“杨文华提出的道德建设的调子高了一点，也超越了农村现实需求”。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更看重在外的“成功人士”能给村里捐一些钱，对于这些乡贤推动民风改善的工作重视不足。一位村支书说，村里最看重的还是能不能带头致富，能不能为村里的公共事业无私奉献。

还有些地方将乡贤简单等同于好人，将乡贤助力乡村治理简单等同于好人好事，忽视了其中的文化传承和乡村治理的积极意义。

专家表示，无论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还是促进村风民风改善、传承乡村文化，都是乡村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应该厚此薄彼，发挥好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需要各方做出共同的努力。应大力培育乡贤群体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当前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应把法治的作用和道德的规范结合起来。乡贤是推进“德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建议采取切实措施培育乡贤群体，推进乡村文明建设。

盐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姜友新建议，在创新乡村治理的规划中，应把发挥乡贤作用纳入其中，一方面应引导退休官员、专家、学者、商人回乡安 度晚年，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等反哺家乡，延续传统乡村文化的文脉，使回乡的乡贤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要立足本地开展重塑乡土精英 活动，实施民间人才挖掘和培育计划。

一些专家建议在村民议事会中增设乡贤理事岗位，与相关人员共同议事，把复垦房屋补助、安置房分配、建设资金管理等事关村民切身利益、影响集体发展的事项摆在桌面上共同商议。

篇6：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传统中国国家如何实施乡村治理，一直是中外学者尤其是社会学界关注的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方式都是由农业文明决定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供给远不能满足乡村社会的需求，乡村治理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张健博士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就是针对这一热点所做的系统研究，该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学术成果，于2012年7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纵观该书，其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了不同时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扮演及其行动逻辑，检视了不同模式的乡村治理绩效，并对未来乡村治理的模式进行了预设。该书结构严谨、框架清晰、观点鲜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洞见，作者娓娓道来，读之如置身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画卷中，让人掩卷、沉思、感悟。

首先，张健博士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以大历史的方法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层面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乡村治理问题涉及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是需要认真重视和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以史为鉴，实现中国乡村治理的善治，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完善、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次，张健博士的著作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具有严谨的逻辑分析体系，从时间维度上，对传统社会、近代社会、新中国的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治理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找到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本书的分析框架。

再次，张健博士突破了以往静态的、结构化的国家、民间精英和农民的关系图景，以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在洞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和行为基础上，张老师将围绕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发生的事件嵌入到非仪式化的平静的村庄生活场景中进行观察，从而动态的把握了隐蔽在乡村表层之下的各种微妙关系及其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