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保障

住房保障（共8篇）

篇1：住房保障

保障性住房市场公平分配的研究

摘要：在现阶段规制政策执行力缺失及信用违约成本没有制度支持的情况下，保障住房市场的公平分配需要引入罚金与刑罚作为规制的手段，并且加快完善相配套法律及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支持收入状况评定，直到建立行之有效的保障住房专业性机构。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房地产市场分配公平

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于加快解决群众住房困难，调整住房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住房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障性质，世界各国政府都对国民的住房问题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并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我国政府也不例外，自1998年住房实行货币化改革之后，出台了“富人购买商品房，中低收入者购买经济适用房，最困难的居民享受政府补贴的廉租房”政策，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但在实践运行中，保障性住房市场却出现了不少问题。

一、我国保障性住房市场现状

（一）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有待加强

1997-2008 年，尽管经济适用房投资总额从 185.5 亿元增加到 982.6 亿元，增长了429%，但其占城市住房投资比例却从 12％下降到 4.45％。1998-2007 年，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虽然从 1700 万平方米增加到 3500 万平方米，但从 2001 年开始，经济适用房的销售面积从绝对额上确实下降的。根据 2008 年的统计数据，全国已经建成的廉租房只有 350 万户左右，廉租房的保障面积尚不足 5‰。中央财政无法全包廉租房资金缺口，只能很有限地解决部分困难地区的廉租房建设资金缺口。按照相关政策，廉租房建设资金应以财政供应为主。然而，实际上只有少数城市可以做到。由于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廉租房的建设和推广远未达到预定目标。

（二）政策保障的目标对象偏离

住房保障政策本应体现为中低收入家庭或低收入家庭的倾斜和支持，但在实施过程中，政策保障对象发生了偏离，导致了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在公积金政策中，住房公积金由个人和单位依照工资一定比例同时缴纳同样的份额，受制于单位经济效益和个人收入，因此导致单位效益好、收入高且稳定的非低收入阶层受益较多，而真正需要扶持的中低收入阶层却收益较少或被排斥在住房公积金的受益范围之外。在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具体实施中，则出现“富人买经济房”现象。根据对北京、西安、太原三个城市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经济适用房主要满足了中等收入偏上家庭的需要”。此外，购买经济适用房的家庭在收入提高后如果不符合资格条件，或由于家庭人口出现变化，享受的保障住房本应退出或者应相应减小面积，但实际中这部分非政策对象群体却依然享受政策保障。由于非政策目标群体占用了大量的住房保障资源，使得其他群体无法获得政策惠顾，造成了对住房保障公平性原则的损害。

（三）经济适用房申购管理混乱

经济适用房的居住与购买，为何会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况呢？大多数人认为，各个环节的监督不力是导致种种怪现象的根源。通过调查了解到按照北京目前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大致可分为按类领表填表、核定总额、登记备案、网上公示持证购房六个步骤，而现有管理流程却存在诸多漏洞。在北京，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之一是家庭年收入不超过6万元，而由于我国并没有收入考评体系，使得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很多高收入人群钻了政策的空子。

（四）廉租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及相关政策缺失

对低收入家庭采取住房保障的前提是需要一个合理界定收入的办法，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合理的收入标准和有效的收入审核管理办法。目前全国对于收入监督系统均尚不健全，这对审核居民收入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缺乏有效的统计和监管机制是我国目前实施城镇低收入家庭的最大障碍之一。申请廉租住房的六个条件之一就是涉及到收入问题。由于银行不允许查询私人账户，致使一些申请家庭的收入与实际情况不符。目前，虽然已采取了通过街道居委会公示、监督等方式，但严格界定还是很难做到。从近几年的实施情况看，不少低收入家庭通过廉租住房制度切实改善了居住条件，但因收入增加或条件不符而退出廉租保障的人却寥寥无几。退出机制不完善，住房保障就是一个无底洞，一方面政府负担越来越重，而另一方面不该享受的人却不合理地享受了社会资源。

二、造成保障性住房分配不公的原因

（一）收入标准评估的模糊性

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住房状况千差万别，各地对于经济适用房申请者审核的标准各异。1994年建设部颁布的《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规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认定的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因而各地方政府在制定实施细则时，有的把中低收入理解为包括70%的城市中的中低收入家庭，有的则理解为涵盖30%的城市中等偏下加低收入家庭（除了作为廉租住房申请对象的最低收入的10%家庭）。2003年以后，各地政府都把经济适用房政策的目标群体定位在中等偏下的30%家庭，但由于灰色收入等问题的影响，这一界定在操作上仍难以明确规定。由于目前个人资金管理、信用管理等相关条件还不配套，要调查清楚一个人的家庭年收入并非易事。这使许多高收人的家庭或具有隐性收入的家庭也进入申请者的行列，这一现象被称为“购买对象失控”，从而使真正的中低收入家庭遭受排挤。

（二）资格审核不严

资格审核是住房保障中公平性最容易受到扭曲的环节。保障性住房的分配首先要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核。目前资格审核程序表面看似公平，但由于我国金融系统和税务系统的不完善，以及个人信用制度的尚未建立，在资格审核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住房保障的公平性极易受到损害。在审核家庭收入之时，目前所能计算的是面上的工资收入，而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收入则是隐性的，几乎难以计算；住房保障所需的单位收入证明可信度也很差，容易弄虚作假，这就有可能导致实际高收入者也进入经济适用房购买和廉租房承租行列。虽然制定了保障对象的标准，但缺乏严格的审核制度；或即使建立了审核制度，但缺乏对申请人住房状况和收入状况的真实掌握，无法准确审核保障对象的实际收入，造成了保障供给与保障对象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影响了住房保障政策的公平性。

（三）监督体系上互动性与时效性不足

首先，从购买销售上来说，在经济适用房分配过程中，坚持了住房申请者的分类体系。目前由于住房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而且惠及人群的广泛性，这样不可避免出现了经济适用房的热销。其次，受益人群也出现难以甄别的状况，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科学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从而使得“中低收入家庭”变成一个十分宽泛而模糊的概念。在社会诚信系统未建立的条件下，购房者家庭年收入等材料

都可以通过造假等多种渠道获得。最后，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起飞阶段，人们收入水平界定的不确定因素很大，明确界定中低收入阶层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这些原因导致经济适用房一部分流入实际上并不缺房而着眼于升值的投资者手中。

三、保障性住房分配公平的有效规制手段

（一）建立监督机制并增强惩戒力度

社会监督是保证公平性的有效手段。推行严格的审核和惩戒制度，把好住房保障最后一关。推行严格的审核和惩戒制度是保障性住房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证，我们应该明确界定购买对象，资格审核由多重门槛改为双重门槛，即住房条件、工种、收入、级别等条件改为依靠收入和住房条件来衡量，达到其福利保障的目的。增强惩戒力度，通过行政、法律手段对弄虚作假者进行处罚，增加其欺骗成本，遏制其骗购、骗租的企图。对通过弄虚作假已骗取住房保障者要通过法律及行政手段严厉惩戒，回收已购或已租住房，取消其在一定年限之内的购房或租房资格，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通过法律手段追究其刑事责任，以维护住房保障的公平性。

（二）住房保障法规的建立与完善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住房制度改革，虽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曾经颁发了相应的条例和条令，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涉及住房保障的法令，甚至连基本的《住房法》都没有颁布，住房保障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加以干预，公共住房政策的实施缺乏立法体系强有力的保障。住房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保证住房货币化改革顺利实施的基础，住房法律为住房保障明确了保障目标、保障模式、保障计划、保障实施策略，这为解决城市边缘化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因此，我国应该借鉴美国住房保障的经验，尽快制定专门的住宅法和住房保障法，从立法层面对住房保障的实施计划、惠及对象、供应标准、资金运作方式、运作机构、保障措施进行法律界定。

（三）分权化治理进入和退出甄别机制

住房保障制度针对的是无力在房地产市场购买商品房的中低收入困难家庭，而不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普惠制度，因此，准确界定购买对象是实施住房保障制度得以成功的关键。但是，由于国家没有建立完善统一的个人收入金融管理机制，个人收入的实际数额很难确定。而且，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个人收入高、中、低的标准也难以统一。这就直接导致了无论是经济适用房制度还是廉租房制度，都无法由中央政府制定统一的准入标准。另外，各个地区中低收入家庭的户数、居民拥有的房产、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面积、实际的需求与供给规模等信息不同，中央政府如要全面掌握就显得勉为其难，而且这些信息还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而地方政府在这个方面有着中央政府无可比拟的优势。无论是信息的收集、整理，还是对信息变化的追踪和反应，地方政府都比中央政府更准确、更快捷。因此，住房保障的分权型体制能够发挥地方政府对本地的信息优势，从而减少中央政府的信息成本。

（四）建立严格的收入考评制度

为了保证符合条件的中低收入者买到经济适用房或租到廉租房，杜绝不符合条件的人“搭便车”，一个最基本而又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通过严格的收入考评搞清楚申请者的真实收入状况。为此，一是要建立收入考评机构。近年来税务、社会保障、民政、建设等部门都根据各自工作的需要在一定范围开展家庭收入调查。

为了减少信息搜集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有必要建立一个机构或者由某个部门承担这项工作，或者几个部门联合开展工作，资源共享。二是建立家庭收入申报制度。国家税务总局在《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要建立个人收入档案制度，以提高纳税人信息来源的真实度。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其意义不仅仅是有助于税务部门合理征税，对于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和银行也是非常重要的。税务部门建立的收入档案其对象是纳税人，但除此外还有许多不符合纳税条件的家庭和个人的收入状况需要掌握。应当统筹考虑这个问题，可采取统一管理、部门分工、任务衔接的办法，比如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税务部门负责掌握符合纳税条件的家庭和个人的收入状况，其余家庭的收入状况由社会保障和建设等部门负责调查。

（五）建立行之有效的保障住房专业管理体系

在公共住房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专业管理体系，这个管理体系由不同的机构组成，这些机构从功能上可以划分为决策层和执行层。决策层指为公共 住房专门成立的决策协调机构，负责制定政策和长期发展计划，整体负责与计划、财政、金融、土地、法律、建设等部门的协调运作。执行层来具体落实公共住房建设和运行。

结论

综上所述，发达国家住房保障制度的演变过程表明，居民的住房保障问题，是一个长期性问题，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分配不公的问题与政策缺失以及社会发展程度有关，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需要结合实际，首先在制度上规范准入与退出市场，加大惩罚力度，然后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建立严格的收入考评制度，逐步建立行之有效的保障住房专业管理体系。参考文献：

1.张春香.经济适用房的改革探讨.中国物价，2007（4）

2.沈卫平.我国住房保障制度建设：经验、问题与发展.现代经济探讨，2009（10）

3.梁绍连.我国住房保障政策公平性的缺失.城市问题，2007（11）

4.王景杰.试论我国经济适用房的制度缺陷.商场现代化，2007（16）

5.林卡.中国经济适用房制度发展动力和制度背景分析.中国软科学，2007（1）

6.李鸿翔.从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实施看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中国行政管理，2007

（5）

7.李辉婕，张腾.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与住房保障.生产力研究，2009（15）

8.刘林.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9（8）

9.王伟.分权化住房保障治理模式的经济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9（9）

篇2：住房保障

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既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要举措，又是扩大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利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改善和保障民生的目标。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切实解决与改善低收入居民家庭的住房问题，是实现“住有所居”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土地公有”的制度下，住房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殊属性，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基本住房保障。同时，住房消费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居民是否拥有良好或社会所认同的最基本的居住条件，会影响其道德水平、社会行为规范，乃至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

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利于控制高房价，更好落实调控房价的政策。目前，我国商品房市场房价收入比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大量低收入家庭甚至部分中等收入家庭无力承担过高房价，房地产业已聚集巨大风险。这不仅严重影响居民消费预期和投资环境，阻碍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而且将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挤占中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空间。在这种背景下，2010年4月以来，政府综合运用财政、金融、土地等宏观调控工具，连续出台“国十一条”、“国五条”、“国八条”等重磅调控政策，但房价上涨压力依然存在，调控形势依然严峻。认真落实保障性住房建设调控政策，能够改善住房供应结构，增加住房供给数量，抑制居民对商品房的刚性需求，对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抑制商品房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篇3：浅析住房保障与住房保障权

关键词：住房保障,住房保障权

一文献综述

茅于轼 (2008) 主张要取消经济适用住房, 大力发展廉租房。他认为政府要帮助社会上最困难的那部分人,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先解决最困难的人, 因为这部分人根本买不起房, 所需要的仅是改善一下糟糕的住房条件。所以政府应该将有限的财力处理社会上的平等问题, 也就是先关注这部分人, 应该大力发展廉租房。

建设部课题组 (2007) 提出了针对中等偏下和低收入 (含最低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 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 改善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逐步改善其他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

二住房保障概述

衣食住行乃是人们生活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四项基本问题, 其中住房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将生命中的三分之一的时光在住房中度过, 住房具有必须性、基础性以及不可替代性等特征, 住房问题关系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一份旨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即《世界人权宣言》, 其中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了:“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 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 有权享受保障。” (1) 可见住房保障权是一项基本权利。

目前, 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入, 住房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初步改变了改革开放初福利分房的种种弊端。但是在住房商品化进程加快的同时, 我国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日益凸显, 引起了政府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焦点在于高房价的泡沫与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方面的利益博弈。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目前高房价、涨幅快现象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的难题。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对住房保障问题进行了剖析并给出了各自的建议。

从公平正义角度看住房保障。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写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评价社会制度的道德标准, 正义的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 要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景天魁认为“一个公正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该社会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必须有利于使得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 无力自行解决住房的群体应该能够得到相应的保障。 (2)

三住房保障权概述

住房保障权是指由于人类的社会化趋势不断增强和土地资源的相对有限性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促使国家机关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建造房屋或者调动社会力量来建造房屋为贫困者提供住房从而满足其居住需要的具有宪法属性的权利。 (3)

3.1 住房保障权的主体

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 以及不同经济体制和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下, 住房保障权的主体范围都是不同的。概括来讲, 就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国家或区域内, 不能通过自己的能力在市场上或者社会上解决住房问题的人群, 都是享有住房保障权的主体。

3.2 住房保障权的客体

住房保障权的客体应该是国家为享有住房保障权的居民提供的各项保障措施。针对不同收入阶层有着不同的保障标准与形式。主要分为立法保障、实物供应、财政政策以及其他措施。

在立法保障方面, 美国先后通过了《住宅法》、《国民住宅法》等;日本先后通过了《公营住宅法》《日本住宅公团法》等;英国先后通过了《住房法》《住宅与建房控制法》等;新加坡制定了“五年建屋计划”与“居者有其屋”计划。财政政策方面以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为主, 使其自行去市场上进行租赁房屋, 政府负担部分房租。向购买房屋者提供金融支持, 通过抵押贷款来获得购买房屋资金。

3.3 住房保障权的内容

1住房所有权。指居住人对于房屋享有的占有与掌控的权利, 不过占有权是有限度的。因为住房保障权客体为政府为解决困难居民提供的住房, 比并不是所有的住房所有权都归居住人所有, 是一种有限度的占有权。在公房出租范围内, 居住人通过和政府之间的协议居住其所提供的住处, 并不享有完全的产权。政府出售部分的公房给私人, 购买者还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为这是低于市场价格购得的住房, 是政府的补贴的一部分。根据不同的国家法规, 居住者通过补缴差价或者进行产权转换可以完全获得住房所有权。所以, 住房保障权人的住房所有权是分层次的。 (4)

2住房使用权。居住人在使用房屋的时候具有对其的决定控制权, 就像一句谚语所说的那样“风可进, 雨可进, 国王不可进”。在居住人以各种形式取得住房的同时就取得了对房屋的使用权力, 在这个领域内属于自己的私有空间, 虽然是有限所有权, 但在权利范围内享有绝对的控制权。

住房人的义务。住房保障制度是为了不能自行解决住房问题的群体所制定的, 所以它的对象具有特定性。享有住房保障权的群体应该如实、积极的申报自己的财产与收入状况, 根据当地政府划定的保障线来确定自己是否属于国家住房保障的范围之内。 (5)

参考文献

[1]《世界人权宣言》

[2]景天魁:《社会公正理论与政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13页

[3]乔晓辉:《住房保障权的性质浅析》, 《全国商情 (经济理论研究) 》, 2009年第9期

[4]褚超孚:《城镇住房保障模式研究》,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篇4：住房保障

■前路漫漫，

“十二五”负重致远

2011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提出“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而20%这一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率，3600万套这一保障性住房的新建数量。也随之进入公众视线。

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政府承诺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中央财政先后投入1500多亿元，为确保开工进度提供了有力支持。截止到去年11月，全国开工率达100%，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目标。

据住建部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城镇人均住宅面积为26.11平方米，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1.6平方米，较2005年增长了21.03%，保障房覆盖率不到8%，据此折算，2015年底，我国人均住房面积需要达到43平方米，也就是增长36.08%，才能完成“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因此，2011年取得的成绩并不能使我们掉以轻心，前面的路还很长，政府还有着大量的工作要做。

■问题重重，

保障房急需立法保障

而已经建成的数百万套保障性住房在建造时存在着诸多问题，建设资金筹措和征地拆迁压力非常大。一些地方资金筹措存在一定困难，中西部地区资金压力更大一些；有些地方的保障性住房用地未能及时完成征地拆迁，拉长了建设周期。一些保障性住房周边的交通、教育等配套设施设计建造相对滞后，造成建成后不能入住，或入住后对生活造成极大不便。更有甚者，在设计、施工、监理、验收时的质量把关相对较松，影响房屋使用，个别工程还使用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存在安全隐患。

而相关部门对保障房申请资格的审核管理也存在诸多漏洞，在对住房、收入及金融资产等情况的基础信息的审核存在一定难度。一些地方在保障性住房分配中存在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甚至存在渎职现象。包括政策、机制、保障范围、保障方式等，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政策解读不够清晰、利益调节难显公平，退出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并且，政策的不稳定及相互衔接这一老大难问题在保障房的建设中也初露端倪。

而最大的问题在于，现行保障房政策都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发布的，虽然对各级政府有一定的约束效力，但因为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尚未达到以法律制度约束的效果，管理控制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是通过立法，在法律层面上严格确定了准入及退出机制，实施有效的动态监管，保障了政府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目前，深圳、厦门以地方性法规，规范基本住房保障制度，而酝酿许久的《北京市基本住房保障条例》已经完成前期立法调研，待参与调研的专家建议稿上报，经相关部门同意启动立法程序后，将择机启动立法程序。

但是地方性法规的约束力依然有限，强有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保障法》自2008年开始起草，却迟迟没有完成审议。只有在立法上健全保障性住房的动态管理机制，才是住房保障工作得以正常运转、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得以体现的根本性措施。

■现象：准入的买不起，

买得起的不达标

大方向虽然得到了控制，但是依旧存在着许多制度上的设计缺陷，亟待政府部门施策解决。2010年，上海首先在徐汇、闵行两区试点，以5000元/平方米左右的价格向审核通过的申请者出售经济适用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0多户通过经济适用房准入资格审核的家庭，至今仍有数百户未能买房。究其原因，是由于根据划定的“准入收入”，很多通过审核、甚至摇到号的家庭实际上根本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在全市占40%比例的中低收入家庭，以平均年可支配收入约5万元，按一套经济适用房40万元计算，即使是拥有银行两成首付贷款资质的家庭，房价收入比仍然高达8倍，远远超过了其最高可承受能力范围。

面对这一尴尬局面，上海市政府只得放宽了经济适用房的准入条件，但是此举一出，立即引发舆论的广泛质疑，各方利益实难平衡。而针对经济适用房满5年可上市交易这一规定，又带来了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的争议。有声音指出，一个总资产5万元的人，可以购买总价50万元的“保障房”，5年后，可以以200万元的总价卖出。哪怕只占到40%的产权比例，依然有30万元的盈利空间。这对无权购买保障房的群体，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不公平待遇。

同样存在的还有继承权这一问题，政府虽然立即出台通知，堵死继承权的漏洞，然而众口难调，群众将经济适用房视为无底洞，特殊人群谋求利益的工具。几经反复，分配的困境始终难以调解，最终，经济适用房华泾项目调整为公租房、配套商品房。康宁公寓也被作为公租房项目推出。

■现象：经济适用房

专门只保障在职干部？

陕西省山阳县近千名经济适用房申请人名单中，国家公职人员多达一百多人，其中不乏各种“长官”，连科员也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而更荒唐的浙江省苍南县专门出台规定：限价房销售对象主要为苍南县党政机关和其他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在职干部、职工。800余套限价房，成了当地县乡一些领导干部的“保障房”。

与历年来依靠钻政策漏洞，将保障房违规分配这种渎职行为有所不同的是。最近曝光的违规分配事件，逐渐演变成为公开的、甚至有政策支持的违规行为。违规分配的对象，则多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央企国企等单位。被违规分配的保障房类型，也由过去的经济适用房这样可以上市交易获利的房源，扩大到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等出租房源。

更腐败的分配不公现象也依然存在，在一些小城市、县城，即便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也要托关系送礼。申请者大多是中低收入家庭，很多人因为送不起礼，或者不愿意接受这种赤裸裸的剥削，而被硬生生地挡在门外。有特权的单位和个人能得到保障房，并从中获利。而真正需要保障房的收入低、住房困难的家庭，只是在制度层面被保障，实际上却长期处在保障房的门口排队。这种现象不仅令人担忧，更令人愤怒。

■分配不公，易激发

社会矛盾，应当立即整改

分配不公，引发了群众对保障性住房制度本身的质疑。大量保障房被有权有势的人获得，带来的最恶劣影响是给人指了一条不劳而获的路，这些人不需要努力工作解决住房问题，只是想方设法获得保障性住房资格，严重影响社会风气与意识形态。

对政府而言，以极大投入，极大风险而建设的保障房却没能有的放矢，失去了本身的价值。长此以往，保障房政策将彻底失去保障的意义。更令人担心的是到“十二五”期末，3600万套保障房将占到全社会住房总量的20%。

随之进入的分配环节，违规现象也将随之大幅增加。许多困难家庭的希望可能因此落空，这将加剧社会矛盾，产生不和谐因素，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不利于民族的团结与稳定。这样一来，原本意在缓解矛盾的民生工程，将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从而与本身的目的背道而驰。因此，对于保障房各个环节的整改，已经刻不容缓。

篇5：住房公积金为何未能保障百姓住房

据说从7月1日起，北京、武汉等地公积金政策变化较大，主要表现在公积金提取上，关键词集中在两个字：简化。这是公积金新政的一大亮点。

住房公积金是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是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弊端是，公积金提取难，贷款难。一句话，使用上手续繁杂、难度大。这就使得作为住房社会保障组成部分的公积金在高房价肆虐情况下发挥的保障作用极其有限。社会上对公积金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

不可否认的是，这几年公积金制度改革取得一些进步。比如提取难问题有一定程度的缓解。过去，住房公积金只有在职工购房或者房屋大修之时才能提取，其实主要是职工购房一个硬性条件才能提取使用。否则，直到退休后才能划转个人账户上。虽然是职工个人的资金，却眼睁睁看着躺着直到退休。随着高房价肆虐全国，对居住需求方式多元化渐成趋势，比如：租房成为城市职工面对高房价的一种无奈选择。既是租房，每月支出负担仍然不轻。好则，一些城市在公积金使用上向租房资金需求开了一个口子。可以按年或者按季度提取公积金用于租房。

以北京版新规为例，租房提取公积金今后将由一年提取一次，缩短为三个月hr369.com提取一次，提取的限额是本人和单位缴存公积金三个月的总和。今年4月，上海进一步放宽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物业费政策，提高提取额度。武汉将从7月1日起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新政，月收入在1900元以下且从未使用过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可定期提取公积金。特别是北京利用公积金系统生成的现成数据，来掌握这些公积金贷款购房人的信息，其他的什么购房合同、购房协议这一类的都不需要提供。提取或者贷款者提供一个购房申请、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再加个人银行储蓄帐户就可以了。这将大大简化和方便了职工使用公积金。这些在公积金提取上的新规新政都非常值得肯定。

但必须看到，这些都是小修小补的改革措施，仅仅是小手术而已，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住房公积金这个中国特色的东西发展到如今，积累的问题不仅仅是提取难、贷款难这些浅层次的问题，而是牵扯到分配不公的深层次问题。确实到了动大手术、从根本上改革的时候了。

应该从住房保障体制的金融政策性思路出发，尽快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研究建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解决城市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和中产夹心阶层购房资金不足问题。

基本思路是将现在的住房公积金规模和商业银行首套房优惠贷款资源整合在一起，成立中国特色的、专司住房保障金融支持功能的政策性或者准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或者叫做住房保障性银行。类似于美国政府自助的房利美、房地美公司。不同之处是，美国“两房”是在住房抵押债券市场给房贷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而不是直接发放住房贷款。当然，未来的住房保障性银行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也可以从事住房债券化业务，通过购买商业银行等贷款机构的住房债券产品给其提供流动性支持。

然后，将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作为“住房保障性银行”的特殊股金，不但享受存款利息收益，而且分享经营红利分红。类似农村信用社成立之初的模式。

篇6：廉租住房保障住房租赁补贴申请书

申请人：XXX，现年XX岁，家庭人口共XX人。本人家庭收入情况为：

本人是XXX下岗工人，配偶XXX无业，长女XXX在校读书，长子XXX也在校读书，由于家庭收入低，生活比较困难，现享受城镇低保，无力购买住房，特申请廉租住房租赁补贴，敬请组织能批准为谢。

特此申请

申请人：

篇7：保障住房

按照计划，今年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必须在10月底前全部开工。从部分城市今年以来保障房开工情况来看，成绩并不乐观，一些城市开工率不到三成。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保障房开工率不高，既是项目进程自身规律使然，也与融资困难等因素有关。预计下半年各地将逐渐迎来开工高峰期，但资金难题依然是障碍。

住建部要求各地在6月6日前必须公布保障房的项目进程，包括保障房计划、开工项目以及竣工项目信息等，可以看作是保障房“中考”。从最新数据来看，这次“中考”成绩并不理想，能否在住建部规定时间内全部开工是个大大的问号，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权益能否如期得到保障让人忧虑。

尽管住建部与各地政府签订了《保障性住房目标责任书》，并下达了“死命令”：所有分配完成的目标任务，必须在10月31日前全部开工，否则主要领导将遭到从约谈到行政处分乃至降级、免职等严厉处罚。但公众仍然对保障房能否如期100%开工心存忧虑，一方面是因为往年任务完成情况很不理想，另一方面，今年落实任务存在资金等难题。

以2009年为例，住建部曾表示年初下达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年内可以完成。但媒体披露，2009年地方廉租房建设完成任务不足一半。这说明，建设保障房的困难远远超过了想象。今年与往年不同的是祭出了问责“杀招”，但问责能否保证任务完成还需观察。因为，现实中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责同样也可能遭遇各种对策。

比如，地方政府以“哭穷”等方式为自己完不成任务进行辩解。青海省住建部门官员就表示，中央补助资金标准对青海这个欠发达省份来说还是低了一些，中央补助没有考虑青海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配套资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青海真的不能如期开工，问责起来可能没那么容易。再比如，地方政府以银行不支持保障房建设为由，又把皮球踢给银行。

保障房“中考”成绩不乐观，虽然不意味着10月31日“大考”成绩不乐观，但“中考”能暴露出保障房建设的很多问题。开工率偏低，既说明地方政府重视程度还不够，也说明制约保障房开工的因素不少，如资金保障不够、行政审批效率偏低等。唯有及时发现和解决“中考”暴露的问题，“大考”才可能有好成绩。尤其要关注和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保障房建设开工率有没有水分。比如，一些地方是否把单位自建房、职工集资房、职工宿舍算入保障房开工率来凑数，值得追问。据报道，部分地方政府将之前在建的教师宿

舍、企业员工宿舍等统统纳入保障房房源，而保障房总量并没有增加。

其二，保障房建设当前最大困境是资金不足，那么，土地出让金净收益10%用于保障房建设是否落实？银行不积极支持保障房建设是否需要“红萝卜加大棒”？这些问题也都值得追问。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去年，广州卖地收入用于廉租房建设的比例仅为5%，而国家的规定则为10%；在该市2011年的预算中，这一比例连5%都不到。显然，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广州。

其三，对“中考”成绩很不理想的地方政府，能否提前约谈值得考虑。保障房问责制包括行政约谈、行政处分、降级、免职。在我们看来，行政处分、降级和免职，似乎更适合在“大考”之后，而行政约谈则适合“中考”———约谈不仅可以沟通，还可以警告，只有对地方政府保持高压态势，对促进保障房开工才有积极意义。

当然，我们不能只关注保障房开工率，还要关注竣工率、工程质量、保障房分配、退出等问题。如果只关注开工率，开工之后可以“磨洋工”，甚至不排除出现假开工。

在2011年元旦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冒着严寒，在北京市实地考察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年的祝福。

民生无小事，民生最关情，胡锦涛总书记时时惦念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29日上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等陪同下，来到北京市一些基层单位，深入到困难群众家庭，详细了解民生工作落实情况，给大家带来了党中央的真情关爱。

帮助低收入群众解决住房困难，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件大事。胡锦涛一直把这件大事放在心上，这次特意前往朝阳区管庄路保障性住房常营项目建设区考察。

一路上，总书记听取了北京市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总体情况汇报。他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切实抓好保障性住房建设，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增加用地供应，确保工程质量，建好配套设施，搞好管理服务，向低收入群众提供更多实用价廉的住房。

【标准表述】

[深度分析]

在2008年的低迷和2009年的高潮之后，2010年的中国楼市站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调控成为最热的词汇之一。

从2010年1月份的“国十一条”开始，房地产调控疾风骤雨般地展开，“新国十条”、“国五条”、提高首付门槛、三套房停贷、“限购令”和“限外令”等让人眼花缭乱、力度空前的“组合拳”使房地产市场调控成为2010年中国经济最吸引眼球的部分。

与以往的楼市调控相比，2010年中国楼市的里程碑意义在于，保障性住房的重要性已经被调控部门充分理解，居有其屋的概念也被重新认识，廉租房和公租房将成为保障性住房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住房保障方式也将从“以售为主”向“租售并举，以租为主”转变。

继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后，北京市于4月30日制定《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文件的通知》，再推十二条调控措施。

作为第一个积极响应“新国十条”的地区，北京出台的实施细则明确提出：从5月1日起，北京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这是全国范围内“限购令”的开山之举，旨在对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实施严厉打压，成为北京楼市年内的一枚重磅炸弹。几个月后，深圳、上海、广州等十余个大中城市陆续颁布“限购令”举措。

[权威观点]

向低收入群众提供更多实用价廉的住房。

——胡总书记

[表现和影响]

权威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已经开工建设580万套，北京市新开工各类保障性住房22.5万套，超额完成全年新开工13.6万套的任务。相当数量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一方面可以让无力承担高房价的中低收入者居有其屋，一方面将改变中国楼市供应结构，缓解供需矛盾，改变“只涨不跌”的预期，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拿出了2011年新增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天量”计划，国土资源部再曝光土地违法，2010年年末有关部门的这些表态和举措传达了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坚强决心。中国楼市已经开始从“价高者得”的野蛮生长走向注重普通人福祉的平民时代。

[措施]

一是完善准入机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执行三级审核、两级公示制度，确保住房保障资源真正用于需要保障的对象。

二是完善动态监管机制。依托“数字房产”信息管理平台，与社保、税务、银行、证券等机构的信息管理平台合作，积极探索建立资格审核协查机制，实行动态监管。

三是完善退出机制。为促进房源合理配置和流动，强化退出机制的刚性和力度，对年审

篇8：住房保障

作为我国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障性住房主要包括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及两限房三类, 其供应对象、供应方式、建设标准虽各有不同, 但它们都是政府为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 以较低价格或租金向不同层次的保障对象出售或出租的住房。在政府干预居民住房问题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后, 各国普遍形成了市场调节和社会保障双重机制并存的住房体制, 我国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与美国的“可支付住宅”、新加坡的“组屋”、日本的“公团住宅”、香港地区的“居屋”、德国的“社会住宅”等相似, 都是一国 (地区) 住房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8年提出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至今, 中国的住房政策一直朝着市场化的方向不断前行, 但在保障住房政策方面却一直处于摸索、实践及不断改善的过程之中, 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形势下, 尽快建立保障住房政策体系已经提上日程, 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保障住房政策的成功经验, 笔者认为完善我国保障住房政策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保障住房政策应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

制定住房政策以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权益, 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 但在保障住房政策模式的设计、选择上, 不同国家由于市场经济类型、住房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国情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做法和经验。比如, 同样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 美国崇尚自由市场经济, 政府尽量不对住房市场进行直接干预, 只对低收入等特殊阶层提供住房保障;瑞典作为福利国家的先驱, 既强调以市场配置住房资源为主体, 又实施比较广泛的住房保障政策, 并把出租住房和合作住房作为满足社会各阶层住房需求的长期策略;新加坡的市场经济模式属于行政管理导向型, 政府充分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参与保障住房的建设、分配、管理, 帮助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实现“居者有其屋”。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 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居民的住房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就决定了我国住房市场运行的环境、保障住房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础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 因此, 在设计我国保障住房政策的模式和实施方案时, 虽然要借鉴各国成功的经验和做法, 但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现成模式。

二、注意住房保障的层次性

为了体现保障住房的公平分配, 在国外的保障住房政策中, 很注重住房保障的层次性。一方面, 通过保障住房政策, 所有的保障对象都有平等的机会享受国家的住房福利, 以缩小与其他阶层在居住水平上的差距, 达到政府规定的住房标准;另一方面, 不同消费能力的保障对象从保障住房政策中受益不同, 处于劣势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住房福利。例如, 新加坡对购买组屋的低收入居民实行分级补贴的政策, 购买房屋的面积越大可以获得的补贴就越少;美国政府对可支付住宅实行“按收入交房租, 按人口分住房”, 要求承租户必须拿出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支付房租, 政府只对超出消费能力的部分给予补贴。在我国的保障住房政策中, 虽然有针对最低收入家庭的廉租房、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和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两限房, 但并未充分体现保障水平的层次性和保障受益的公平性, 尤其对于经济适用住房, 其保障对象定位比较模糊、差异较大, 另外还有一些处于各类保障对象之间的夹心阶层游离在政策之外, 单一的供应和分配方式已不能适应所有保障对象不同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因此, 针对某类保障住房也应该提供不同水平的保障方式, 使得不同层次的保障对象尽其所能地消费适当的住房。比如, 对于经济适用房就可以尝试变只售不租为租售并举, 提供一定比例略低于市场租金、可承担的租赁住房, 解决那些既不属于廉租房保障范围、又确实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的夹心阶层的迫切需要。

三、保障住房政策的长期实施与动态调整

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住房供应体系中, 消费能力不足的中低收入阶层始终是住房问题的核心, 社会发展到任何阶段都会有中低收入阶层, 其住房问题的长期存在决定了一国保障住房政策的长期性, 即使在人均居住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 政府也长期承担着为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的社会责任, 保持了保障住房政策的延续。比如, 新加坡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四十多年, 既有科学的总体安排, 又有固定的分布实施计划, 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 为了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 许多国家对长期实施的保障住房政策又建立起动态的调节机制, 以利于在新情况下解决新问题。从欧美国家的经验来看, 在住房发展的不同阶段, 保障住房政策的内容就有所改变, 其中, 政策的保障对象从房荒时期的绝大多数居民过渡到供求缓和时期的中、低收入阶层, 现在又逐步缩小为以低收入阶层为主;政策的侧重点则经历了从直接兴建保障住房到提供租金补贴和金融支持、充分利用存量住房的转变, 通过政策的动态调整推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住房水平的升级换代, 形成住房的自然淘汰, 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促进住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我国的国情, 城镇中低收入阶层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保障住房政策的目标主体, 因此, 保障住房政策绝不是政府的权宜之计或临时的政策, 而是一个长期都将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政策, 随着居民住房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其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也应作出相应的动态调整。

四、各种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

从手段上说, 保障住房政策包括政府直接投资建设保障住房、对保障住房建设的用地支持、信贷优惠和税费减免、对住房购买者的金融支持、对住房租户的租金补贴以及帮助社会团体等非营利住房合作组织建房等, 在欧美和亚洲的经济发达国家, 一般都综合运用了多种政策手段, 以适应不同的政策安排和居民多层次的保障需求, 虽然各国的政策手段并不完全相同, 但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1) 以促进保障住房消费的措施为主 (欧美国家) 或者对消费和供给两方面的措施并重 (新加坡) 。 (2) 住房金融手段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为保障住房建设提供低息贷款;二是为购房者提供各种形式的住房抵押贷款, 如新加坡的公积金贷款、瑞典的住房合作社储蓄贷款、英美两国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抵押贷款等;三是欧美国家还普遍为低收入者购房提供抵押贷款担保和保险, 以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 (3) 注重公司合作, 由政府制定优惠政策, 吸引私人金融机构为保障住房建设和消费提供贷款, 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参与保障住房建设, 扶持住房合作社、住房储蓄银行、住房协会等社会团体筹集住房资金或者从事保障住房的建设、经营、管理。 (4) 用间接手段促进保障住房的建设和消费。比如, 欧美国家通常运用税收政策调节保障住房的供应和需求, 美国还通过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促进银行为居民发放抵押贷款。与这些国家相比较, 我国的保障住房政策侧重于以促进供给的措施为主, 而促进消费的措施不足, 住房金融手段还比较单一, 社会团体在保障住房建设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各种配套措施也很不完善, 因此, 我们应该借鉴其他国家一些好的做法, 在政府实施住房保障的同时尽可能地利用市场机制, 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来促进保障住房的建设和发展。

五、用立法推动保障住房政策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