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2024-06-19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通用10篇）

篇1：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一）重大涉外案件；

（二）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三）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

篇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各级海关证交所

省级单位港澳窝

重大涉外台国贸

部分补贴反倾销

县级政府不好管

基层法院权力交

篇3：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各级人民法院有其固定的管辖权范围, 在一般情况下各级人民法院应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 不得随意扩大自己的管辖权范围, 影响司法秩序。但在实践中, 经常会存在上级法院指定下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审理的案件, 下的现象, 在法律中对这种司法现象有无具体规定, 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 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 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即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制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 但是指定的案件范围有两点:一是案件的地区管辖不明, 而地区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二是原来有管辖权的法院出于某种原因不适宜或者不能审判该案, 而根据最高法《解释》第十八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 不宜行使管辖权的, 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 也就是只能是上级人民法院指定两个下级同级人民法院之间进行管辖权变动。以上两点所指出的管辖问题都是发生在同级人民法院之间的不包括不同级人民法院, 且人民法院做出的指定管辖只能是针对自己的下级人民法院。同时,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管辖也表明上级法院在指定下级法院管辖案件时, 应该是针对同级法院之间的管辖权调动。因此, 上级人民法院是无权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黎某一案的本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那下面再让我们探讨一下究竟下级人民法院在何种情况下有权管辖本应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导致管辖权变动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 移送管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 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明显根据该条法律, 下级法院也无法获得上级法院审理案件的管辖权。

(二) 指定管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 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这一点上文中我一进行了阐述, 也不适用。

(三) 上级人民法院提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同时根据最高法《解释》第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普通刑事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认为不需要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可以依法审理, 不再交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可见, 在不同级人民法院进行管辖权变动时只能是下级向上级变动, 无法从上级向下级变动。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 上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都无法变动到下级人民法院。而上级人民法院无权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由其管辖的案件, 而小下级人民法院在收到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本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的指定时, 也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

因此, 法院在审核其对具体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应更严谨认真, 对那些不应归本法院管辖的案件也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 哪些法院对其具有管辖权, 再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转移。案件管辖是案件审理的第一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如果第一步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那么很有可能导致整个案件审理都在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只有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管辖权时能严格依照法律, 保障司法程序的公正严明, 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李浩.论级别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完善, 法学评论, 2009.

[2]龙宗智.刑事诉讼指定管辖制度之完善, 法学研究, 2012.

篇4：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由于订单中未约定仲裁条款，而美国B公司在中国没有可供扣押财产，也未注册代表机构，因此上海A公司以“合同履行地在上海”为由向上海市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法院却认为其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其理由是：“只有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履行地或交货地，才能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FOB上海只是价格约定，并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或交货地，因此不能以上海为合同履行地而管辖本案。

如果上海市某中级人民法院不受理本案，上海A公司将面临在中国诉讼无门，不得不承担巨额诉讼费用到美国起诉的尴尬境地。本案中双方约定的“FOB上海”到底能否确定诉讼管辖法院成为焦点。

案例分析：FOB术语无法确定合同履行地

FOB即船上交货（装运港），是当货物在指定的装运港越过船舷，卖方即完成交货。这意味着买方必须从该点起承当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其中“A.4交货”明确规定：卖方必须在约定的日期或期限内，在指定的装运港，按照该港习惯方式，将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船只上。

FOB从价格构成角度，是指价格仅包含陆运费而不包含装船后的一切费用(运费与保险费)，这是其作为价格术语的一面；而从交货角度，其是指在指定装运港的船上交货，且以货物越过船舷为完成交货的标志。如FOB青岛，即指在青岛港将货物越过船舷完成交货。

国际货物贸易当事人在合同约定了价格条件为FOB时，其实质上设定的是双方对交货、风险与费用的约定与划分。这种条件是双向的，例如“FOB上海”，意味着买方只能要求卖方在上海装船交货，并负有将船舶及其停靠信息通知卖方的义务，而不能要求卖方到宁波或大连装船交货。任何一方对交货地的变更，将视为对合同的单方变更，如未得到对方同意将构成违约行为。

实际上，类似于“FOB上海”这样的表述，是国际贸易合同实践中对交货地最为常见的规定。合同中约定了FOB上海，就是十分明确地约定了合同交货地是上海港口。但这种表述在确定管辖法院时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 “上海港口”到底是上海宝山、上海外高桥还是上海金区的洋山港口呢？这几个不同的港口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可能不会有影响，但在法律上对应的却是上海不同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

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原则性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其第241条关于涉及管轄的规定中，也明确规定将合同履行地作为合同纠纷的法院管辖依据之一。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及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管辖权如何确定问题的复函》规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应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准，包括交货地、送货地、提货地、发货地等实际履行地点。口头购销合同管辖权的确认，亦应当依据该规定处理。

然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废止了前述2个司法解释，并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以上分析可知，“FOB上海”本身难以视为对合同履行地、交货地有了明确约定，而且也不能用“实际履行地”在上海外高桥来确定诉讼管辖中的“合同履行地”。因此，上海某中级法院不受理此案还确实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

吸取教训

此案未被法院受理的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即：“无明确约定的交货地”。但这并非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本意，而是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让此案起诉无门。在如此司法实践的指导下，中国所有做出口贸易的企业即使交货地在中国也将不能依合同履行地在中国法院起诉，无数的国际贸易外商欠款案件将不得不远赴重洋到异国他乡起诉，诉讼费用必将使这些企业不堪重负。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条及241条并没有规定合同履行地是明确约定的履行地，还是根据法律或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确定的履行地。然而，高院1996年关于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却因减少管辖争议的需要而不顾我国宪法及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设置，将诉讼管辖中的合同履行地范围缩小到“明确约定的履行地或交货地”。

尤其在1999年《合同法》颁布后，关于合同履行地的法律已经有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作为位阶更高的颁布更晚的法律，《合同法》对于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理应优先适用。

高院1996年关于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并非不破金身，其可以废止以前的司法解释，但并不能阻止后法对其取代的效果。如本案适用《合同法》来确定其法定履行地，则可以根据《合同法》第62条第(三)款，确定由履行交货义务一方的中国出口企业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进而根据《民事诉讼法》享有诉讼管辖权。

对于在我国目前司法环境中正在从事国际贸易的出口企业来说，最为明智的作法是在合同中约定FOB或其它国际贸易术语的同时，将交货地具体明确出来，或干脆像国内买卖合同那样增加一个交货地（中国XXX口岸或港口）条款。

当然，也要注意这个交货地条款不要与国际贸易术语条款起冲突。如D组的术语，就不宜将中国口岸与港口作为交货地。比起管辖权条款来说，这种对交货地的约定一般不致于引起外商的反感而影响交易的达成。由于实践中经常采用的EXW、FOB、CIF、CNF等价格术语都是在出口方或出口方口岸交货，因此一旦在合同中有了具体的交货地约定，万一与外商发生纠纷，就可以十分明确地套用中国法院目前所依据的司法解释而由中国法院立案管辖，企业就可以“足不出国”在中国法院状告外国企业。

待判决生效后，不仅可以申请中国法院执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出现的财产，还可以向那些与中国相互承认执行判决的国家直接申请执行。

熊志坚

篇5：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为正确审理涉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以下简称“厦门自贸区”）民商事案件，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批复》［（2015）民四他字第14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涉外、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批复》（闽高法【2015】268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福建自由贸易区法庭的受案范围>的通知》（闽高法【2015】280号）等有关规定，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解读：仅规定涉及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民商事案件集中管辖范围，对涉及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涉台案件不适用本办法。

第一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可以认定为涉厦门自贸区案件：

（一）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住所地或经常居所地在厦门自贸区辖区范围内的；

（二）标的物在厦门自贸区辖区范围内的；

（三）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厦门自贸区辖区范围内的；

（四）可以认定为涉厦门自贸区案件的其他情形。

解读：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规定的附后《四至范围》第三条第（二）项“

（二）厦门片区共43.78平方公里。四至范围：两岸贸易中心核心区19.37平方公里，含象屿保税区0.6平方公里（已全区封关）、象屿保税物流园区0.7平方公里（已封关面积0.26平方公里）。北侧、西侧、东侧紧邻大海，南侧以疏港路、成功大道、枋钟路为界。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海沧港区24.41平方公里，含厦门海沧保税港区9.51平方公里（已封关面积5.55平方公里）。东至厦门西海域，南侧紧邻大海，西至厦漳跨海大桥，北侧以角嵩路、南海路、南海三路和兴港路为界”的规定，在上述范围内的住所地或经常居所地当事人、标的物、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的民商事案件属于厦门自贸区集中管辖案件，但发生在上述范围内涉台的民商事件除外。

第二条涉厦门自贸区的投资、贸易、金融等合同纠纷，商事侵权纠纷，房地产纠纷及知识产权纠纷（不含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垄断纠纷）实行集中管辖。属于厦门市基层法院管辖的上述案件，统一指定到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前述案件中存在涉台因素的，按涉台案件集中管辖办法执行。解读：本案规定厦门自贸区集中管辖中范围为合同纠纷、商事侵权纠纷、房地产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属于厦门市各基层法院管辖的统一指定到湖里法院审理，除涉台案件、法律特别规定案件（专属管辖、海商海事管辖、铁道管辖）外。

《民诉法解释》第二条“专利纠纷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海事、海商案件由海事法院管辖”，第二十八条“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不动产已登记的，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不动产未登记的，以不动产实际所在地为不动产所在地”。

第三条各区法院受理案件后，发现具有涉厦门自贸区因素且属于集中管辖的案件类型的，应在一审开庭前移送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逾期不再移送。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受理的涉厦门自贸区案件，仍由各区法院继续审理。解读：厦门市范围内涉及厦门自贸区的民商事案件均集中至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除特别规定外。那么，非厦门市范围法院有管辖权的，在非厦门市法院审理不受限制。

第四条各区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因追加当事人而使案件具有涉厦门自贸区因素且属于集中管辖范围的，应当依照本办法移送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

解读：厦门市基层法院审理中，追加当事人（被告、原告、第三人）涉及自贸区的均应当移送湖里法院审理。第五条厦门两级法院受理涉厦门自贸区一审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如下：

（一）商事、房地产案件

1.当事人住所地均在福建省辖区的，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不超过3亿元的案件；

2.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福建省辖区的，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不超过1亿元的案件；

3.涉外、涉港澳的，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不超过5000万元的案件。

解读：湖里区人民法院可以审理涉外、涉港澳的厦门自贸区案件，除自贸区案件因素之外的审理涉外、涉涉港澳均不能受理，涉台案件也不能受理。原、被告、第三人均在福建的不超3000万，其他不超2000万。

（二）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1.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涉自贸区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不含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垄断纠纷）诉讼标的额如下：

（1）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厦门自贸区的，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2）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厦门自贸区的，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解读：湖里区法院审理涉及厦门自贸区商标专用权、著作权、商业秘密、技术合同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企业名称（商号）合同纠纷、特殊标志合同纠纷、网络域名合同纠纷、知识产权质押合同纠纷、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侵害企业名称（商号）权纠纷、侵害特殊标志专有权纠纷、网络域名权属、侵权纠纷、发现权纠纷、其他科技成果权纠纷、确认不侵害商标权纠纷、确认不侵害著作权纠纷、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损害责任纠纷、因申请诉前停止侵害著作权损害责任纠纷、因申请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损害责任纠纷、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仿冒纠纷、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虚假宣传纠纷、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低价倾销不正当竞争纠纷、捆绑销售不正当竞争纠纷、有奖销售纠纷、商业诋毁纠纷。

2.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涉自贸区知识产权案件诉讼标的额如下：

（1）当事人住所地均在福建省辖区的，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案件；（2）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福建省辖区的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案件。

第六条本办法所指的厦门自贸区包含两岸贸易中心核心区和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海沧保税港区。

解读：四至范围：两岸贸易中心核心区19.37平方公里，含象屿保税区0.6平方公里（已全区封关）、象屿保税物流园区0.7平方公里（已封关面积0.26平方公里）。北侧、西侧、东侧紧邻大海，南侧以疏港路、成功大道、枋钟路为界。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海沧港区24.41平方公里，含厦门海沧保税港区9.51平方公里（已封关面积5.55平方公里）。东至厦门西海域，南侧紧邻大海，西至厦漳跨海大桥，北侧以角嵩路、南海路、南海三路和兴港路为界。

篇6：合同纠纷管辖法院

一、首先要明确买卖合同双方是否有选择管辖的书面协议?

若有选择管辖的书面协议，且符合《民事诉讼法》第34条、《民诉意见》第24条的规定，则以该协议确定管辖法院。

二、若买卖合同双方没有选择管辖的协议，或选择管辖的协议无效，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一)若合同双方没有关于合同履行地或交货地的明确约定，则根据《购销合同履行地规定》第1条、第3条的规定，只能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若买卖合同双方有明确的合同履行地或交货地的约定，则应该区分合同是否实际履行：

1.合同未实际履行的，根据《民诉意见》第18条及《购销合同履行地规定》第1条、第3条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2.合同实际履行的，根据《民诉意见》第19条及《购销合同履行地规定》第2条的规定，当事人实际履行中以书面方式或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的其他方式变更约定的，以变更后的约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当事人未以上述方式变更原约定，或者变更原合同而未涉及履行地问题的，仍以原合同的约定确定履行地。

篇7：军事法院管辖的范围

军事法院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现役军人、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或者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申请宣告军人失踪、申请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申请人向军事法院提出的，军事法院可以受理。

现役军人和非军人共同犯罪的，分别由军事法院和地方人民法院或者其他专门人民法院管辖，涉及军事秘密的，全案由军事法院管辖。

此外，下列案件由地方人民法院或者军事法院以外的其他专门法院管辖。

（一）非军人、随军家属在部队营区内犯罪的；

（二）军人在办理退役手续后犯罪的；

（三）现役军人在入伍前犯罪的（需与服役期内犯罪一并审判的除外）；

篇8：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一、我国法院管辖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必要性

( 一) 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是我国受害者的要求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超过3500 万人的伤亡和几千亿美元的损失, 其中属于民间受害赔偿的约为1800 亿美元。侵华日军在战争中无视基本的国际法准则和人类良知, 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些罪行的受害者们的合法权利被严重践踏, 且至今也没有得到法律救济。近年来我国民间要求日本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 目前在日本法院已经提起了不少民间索赔诉讼。

( 二) 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在日面临困境

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 以我国自然人个体为原告, 在日本法院陆续提出了一些以日本政府或企业为被告的民间索赔诉讼。日本方面在诉讼中设置重重障碍, 并以“个人不得援用条约对加害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诉讼超过时效”等理由进行抗辩, 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法院提起的索赔案件绝大多数都败诉了。面对这样的诉讼困境, 出于事实和法律的考虑, 都有必要探索新的诉讼途径。

二、我国法院享有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管辖权的依据

( 一) 法理基础

一般而言, 战争损害赔偿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国家主权、国有财产、历史文化、军人等所遭受的损害赔偿, 称为“战争赔偿”, 这属于公法调整的范围; 一个是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赔偿, 称为“民间赔偿”, 它兼具公法与私法的双重性质, 可以通过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向战败国求偿。我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有其特定的含义, 它是指因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期间所实施的严重犯罪行为, 而在人身、财产、精神等方面遭受重大损失的受害者或其遗属, 以自然人的身份, 以日本政府、企业或其他相关组织为被告, 要求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或承担其它民事法律责任的民事诉讼。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主要是针对日本政府、企业或其他日本组织在侵华战争中对受害者做出的侵害其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侵权行为, 这属于私法的调整领域, 而非公法的调整领域。

侵权行为成立的前提是行为的违法性和损害结果的确定性, 且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侵权责任的性质则属于民事责任。毫无疑问,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 日本政府和企业肆意侵犯中国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的行为具有违法性, 且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可以说, 日本对战争受害者的侵害行为是侵权行为, 应该受私法调整。

人权是人生来就享有的权利, 是每个人所固有并不可让渡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害者的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恰恰正是这种与生俱来且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权, 其损害索赔是受害者理应享有的自然权利。这种涉及个人民事权利的诉讼, 其权利主体和请求权内容均属于私法范畴, 不应用国际公法的程序来解决。

要注意的是, 当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被告是日本政府时, 法院可能会以“国家主权豁免”为由, 把案件归入公法的调整范围, 最终会导致免于对受害者进行民事赔偿的情形。但是, 有学者认为, 面对战争侵略行为, 应该对“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的适用予以限制, 以增加侵略国的违法成本, 达到最大限度遏制侵略战争发生的目的。同时, 界定受害者的索赔请求权性质是属于公法性质还是私法性质, 应当基于具体权利本身的属性来判断。在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 受害者均以个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权利受到损害而提出赔偿请求, 这属于典型的私权, 不能因为被告身份性质的公共性而否定诉讼中其他因素的绝对私权性。

( 二) 符合国际通行规则

对于侵权行为之债, 各国通行原则是由侵权行为地所属国家的法院进行管辖。依最密切联系原则, 侵权行为与其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具有最密切的联系, 侵权行为之债的一些重要要素如请求权确立、赔偿标准等也要根据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损害后果来进行判定。日本侵华战争发生在中国, 其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均在中国主权所辖领域内, 因此, 由我国法院依法管辖民间对日索赔诉讼, 既符合国际通行规则, 也能更好地满足诉讼的现实需要。

便利诉讼是确定民事诉讼管辖权的原则之一, 它包括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便于法院行使审判权这两项内容, 其主要精神是努力做到实体法、程序法和法院管辖权相统一。因此, 法院在受理案件时, 既要考虑当事人参加诉讼的方便程度和经济负担, 也要考虑法院审理案件的方便程度, 比如获取证据的难易程度、查明外国法的难易程度等。相较于由其他国家受理我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 由我国法院管辖明显更符合便利诉讼原则, 确定侵权行为发生时的损害标准和获取相关侵权证据也更为便利。比如很多侵害现场至今仍有迹可寻, 很多文本证据亦保存完好, 且官方或民间都留存有很多史料可以作为案件辅证。在获取这些证据和支撑材料方面, 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进行甄别, 中国法院显然更有优势。

三、由我国法院管辖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优势

( 一) 顺应“限制豁免”的国际法发展趋势

日本政府是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主要被告, 我国法院要行使对这些诉讼的管辖权, 就会涉及到国家管辖豁免问题。在国际法理论中, 关于这个问题有绝对豁免主义与限制豁免主义两种观点。前者主张国家的所有行为都享有豁免权; 后者则认为应把国家的行为区分为政治性的行为和商业性的行为, 对于纯属商业性的行为, 国家不得主张豁免。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政府就一直坚持绝对豁免的立场, 但具体行为又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中国政府往往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来处理实际问题, 既倾向于绝对豁免主义, 同时又允许一定例外情况的存在。2005 年, 中国签署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该公约以普遍国际公约的形式确立了限制豁免原则, 标志着绝对豁免主义的终结, 我国政府签署该公约也表明了在此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面对战争侵略行为, 有必要对“国家主权豁免”的适用予以限制, 适当削弱侵略国的豁免权。然而限制豁免主义又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允许本国国民在国内法院对外国政府提起诉讼, 那么按照对等原则, 外国法院也可以受理本国国民对中国政府的诉讼, 这对我国又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因此, 我们应当将限制豁免主义的适用控制在民间对日索赔诉讼这一领域, 这样既顺应“限制豁免”的国际法发展趋势, 又有利于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顺利进行。

( 二) 有利于关键证据保全

证据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最为核心的要素。若没有实体证据的支撑, 任何案件审理都将无法进行。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们不仅是对日索赔诉讼的原告, 也是这场侵略战争的重要见证人。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少人已先后离开了人世。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 查清案件事实已无从谈起, 这严重妨碍了受害者权益的救济。因此, 对受害者有效的人身保护, 也是对证据的有效保全, 是审理民间对日索赔案件的核心要素。选择中国法院管辖此类诉讼, 能最大限度的保全该类证据, 最大程度的还原历史真实和查清案件事实, 给受害者一个公正合理的判决。

当前, 为进一步改变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在日提起索赔诉讼的困境, 赋予我国法院以相应的管辖权, 使受害者能在国内提起索赔诉讼, 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受害者的内心伤痛, 也有助于维护国际人权法基本的正义与公平理念。

参考文献

[1]王军杰.驳日本拒绝中国民间索赔的两个理由——兼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18年诉讼实践[J].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7) .

[2]方嘉.困境与展望:对日民间索赔途径之思考[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0) .

篇9：论反垄断民事诉讼中的法院管辖

【关键词】级别管辖；地域管辖；集中管辖

管辖权制度是民事诉讼理论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作为通往司法正义道路上的第一道生命线，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目前，两大法系对“管辖权”的定义差异较大。大陆法系语境中的诉讼管辖权，是指在法院具有审判权的前提下，各法院之间对所管辖案件的具体分工，确定法院受理和审理案件的范围。而英美法系语境中的诉讼管辖权，则是指联邦或州法院有无受理并审理某一案件的审判权。

由于反垄断案件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其管辖注定会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在地域上，大型的垄断企业可能会对本地的法院造成压力并影响其判决；在级别上，大型的垄断企业可能会利用公权机关的关系使法院无法进行公正的审理；普通法院可能会因为专业能力的局限而无法审理反垄断案件等等。就我国的管辖而言，究竟是采取集中管辖还是一般管辖，抑或指定管辖都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一、国外管辖制度的相关规定

（一）美国的诉讼管辖

美国反托拉斯案件的诉讼管辖权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19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埃金斯法》。该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集中审理以政府为原告的一切反托拉斯案件。但1975年颁行的《反托拉斯程序处罚法》改变了这一规则。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大部分是否上诉的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反托拉斯程序处罚法》还否决了律师要求反托拉斯案件由巡回法院审理的请求。所以，法院改变了以往将反托拉斯案件作为特别重要案件进行处理的方式，可见反托拉斯法在法律方面的顾虑比公共政策更加慎重。[1]（p106）

关于管辖标准的确定，《谢尔曼法》规定，州际之间商业贸易活动中的反托拉斯行为必须受到规制，后来的《克莱顿法》又将受规制的行为范围扩大到影响州际商业贸易活动的行为。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只要能够证明被告的行为对关联市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就可以认为被告达到影响州际商业贸易活动的标准。对此，联邦最高法院继续解释，任何违反《谢尔曼法》的侵权行为，其违法的关键点在非法协议本身，因而分析焦点是实质性的后果。因此，原告不必主张或证明对州际商业存在实质性的影响。目前，影响标准是联邦反托拉斯民事案件诉讼管辖权的主要标准。

在确定反垄断案件由联邦法院管辖之后，就需要确定具体审理案件的联邦法院。目前是以审判地标准来确定的。《谢尔曼法》第七条规定，任何因反托拉斯违法行为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可在被告居住的、被发现或有代理机构的区向联邦区法院提起诉讼。《克莱顿法》第四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对企业提起的诉讼，不仅可以在其作为居民的司法区，也可以在企业违法行为被发现或有营业的区提起。可以得出，美国反托拉斯案件的诉讼管辖，实际上是遵循了原告就被告的原则。

（二）欧盟的诉讼管辖

欧盟竞争法对反垄断诉讼的管辖做了专门规定，所有反垄断案件均由欧洲法院二级法院和欧洲初审法院专属受理和判决。不管原被告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反违反欧盟竞争法而引起的反垄断诉讼都只能在这两个法院进行。根据2002年第46号的《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规则》，原告可以选择违法行为发生国的法院或者被告所在地国家的法院提起诉讼。[2]（p108）

（三）德国的诉讼管辖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其法院系统分为区法院、州法院、州高等法院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四级，实行四级三审制度。为此，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授予州法院对反垄断民事案件行使专属管辖权。同时，为促进卡特尔案件的审理和保证司法适用的统一，允许一个州法院可以同时审理多个辖区的反垄断案件。德国州高等法院设有专门的卡特尔庭，受理当事人对州法院就反垄断民事案件判决的异议而提出的上诉和对州法院就反垄断民事案件作出的裁定而提出的控诉。同样，基于审理方便和保证司法适用统一的目的，州高等法院可以对一个或几个州法院审理的案件行使专属管辖权。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设有卡特尔庭，受理符合其级别管辖的案件。[3]（p105）

（四）日本的诉讼管辖

日本《禁止垄断法》规定了由东京高等法院专属管辖的特定案件的范围，同时还规定了除此之外的其他案件管辖适用其他诉讼法的一般性规定。根据该法第85条、第86条的规定，东京高等法院管辖：有关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诉讼；有关第25条规定的無过失损害赔偿诉讼；有关第89条到第91条的犯罪的诉讼。而且，因提存而免除裁决的执行、提存物的没收、紧急停止命令、对违反裁决的罚款以及对违反紧急停止命令的罚款规定的案件由东京高等法院专属管辖。在这样的规定下，日本不考虑原被告所在地，因为受诉法院是唯一的。[4]（p266）

此外，为配合修改后的第24条规定的停止侵害的请求权制度，增加了第84条第2款，规定对于“请求停止侵害”的诉讼案件，有权受理其一审的法院除了依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4条及第5条的规定拥有一审管辖权的地方法院之外，各高等法院所在地的地方法院和东京地方法院也同样拥有对这类诉讼案件的一审管辖权。并增加第87条第2款，规定在有关停止或预防第24条所规定的侵害之诉被提起的场合，当同其他法院受理的与同一或同种行为有关的同条所规定的诉讼相关联时，法院可以考虑到当事人的住所地或所在地、应询问的证人之住所、争论点或证据的共同性以及其他情况，并认为适当时，依据申请或职权，将诉讼之全部或其中一部分移送给该其他法院或就该诉讼而言依据第84条第2款拥有管辖权的其他法院。这也是为保证日本禁止垄断司法审判活动的专门性和公正性。

分析得出，日本的模式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即反垄断案件的一审由本国司法体系内的中等级别以上的法院来管辖。只不过是日本将保证判决统一的意图发挥到了极致，把全国的反垄断案件的一审都集中到了一个法院。可见，各国都充分考虑到了处理反垄断案件的难度，要以高水准的司法人员和审判级别去对待。此外，也可以得出，各国在规定管辖的时候都意识到了反垄断案件所具有的影响范围广而分散的特点，因此，特别注意方便审理和保证案件处理的权威性，允许一定程度的集中审理和约定管辖。

二、我国法院管辖制度的确立

（一）我国应当在现有司法体系中审判垄断纠纷案件

我国现有的法院诉讼管辖制度在应对反垄断案件方面还存在体制上的障碍。首先要解决的，是否需要设立专门的反垄断诉讼法院，还是在现有的法院体系中挑选出部分法院负责审理反垄断案件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并不需要设立专门的反垄断诉讼法院，而应当在现有的法院体系中挑选出部分法院负责审理反垄断案件。设立专门法院的最大好处在于专案专办，法官专业化程度高，司法处理统一性也比较有保障。缺点则是需要比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相配套，在司法资源上需求比较高。考察我国目前设立的军事和海事法院，要么是可能涉及军事机密，要么在处理方式上具有高度的行业特色。反垄断案件虽然专业性极强，却仍然是经济案件中的一种类型。从已有的案例来看，我国现有的法院系统完全有能力胜任反垄断案件的审判工作。因此，我国不需要设立专门的反垄断诉讼法院，在现有的法院体系中审理反垄断诉讼也是最节约我国司法资源的做法。

（二）我国反垄断诉讼的级别管辖

选择哪一级法院来负责审理反垄断案件，这要从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两方面来考虑。通过分析比较，我们知道，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实施了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国家，其反垄断诉讼基本上都是选择了本国法院体系内中等级别的法院来管辖。换言之，由类似于我国中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机关，来负责反垄断案件的一审。这样做的原因，很明显是基于反垄断诉讼的专业性以及相伴而生的审理难度。一般来说，法院的级别越高，法官的水平也越高，业务钻研能力也越强，能够给审理反垄断案件更高的质量保证。同时，反垄断案件往往影响范围比较广，超出一个基层法院管辖的范围，由中级法院来管辖更可能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统一性。其实在司法实践中，基于相同的考虑，我国已经将相当部分的案件一审交由中级人民法院来审理，比如专利案件、涉外案件等。对一审判决不服提起的二审应当由该中级法院的上一级法院受理，和我国的审级制度保持一致。

我国现有法院体系中，中级人民法院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那么是否每一个中级法院都有权受理反垄断案件的一审，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并认为，应当围绕反垄断执法机关来确定反垄断案件的受诉法院，理由如下：

第一，应当以反垄断主管机关的所在地来确定反垄断案件的一审法院。①换言之，只有反垄断执法机关及其派出机关所在地的中级法院者才有权受理反垄断案件的一审。当然，其前提是在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上，脱离现有省市行政区划，以大区制设立反垄断执法机关，并下设反垄断派出机关的观点。笔者认为，反垄断案件受诉法院的数量应当保有一定的限度，并且数量不能太少，像日本一样将全部反垄断案件集中于首都的一个法院（东京高等法院）的做法在我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合理的（此做法在日本已经备受垢病）。[5]但数量也不能太多，因为反垄断案件的专业性决定了将来每一个反垄断案件的判决结果都有可能被当做案例指导，并且有可能作为企业经济参考和决策的行为预判。因此，判决既然承载了样板与教科书的功能，就必须保证司法裁判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所以，笔者认为，受诉法院的数量应该要控制，而围绕反垄断执法机关确定受诉法院能够将受诉法院的数量限定在一个适中的程度上。

第二，有利于保障司法的独立。司法独立不是反垄断诉讼单独面临的问题，而是目前中国司法体制的问题。在人事权、财政权都被地方政府所掌控的现状没有改变之前，让审判完全避免行政干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要努力使审判尽量少受干预。在我国反垄断领域急待解决的是行政垄断，行政垄断总是以一定的行政权力为依托，如果受诉法院仍然按照现有的省市行政区划来确定，难保不会受到行政权力的极大干预。脱离现有的行政区划确定受诉法院應当更有利于保障司法独立。当然，按大区制设立反垄断执法机关目前还只是学界的建议，如果立法最终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规定按现有的行政区划设立反垄断执法机关及其派出机关，则笔者建议像专利诉讼那样，指定若干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某一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反垄断案件，这是另一种控制受诉法院数量的方法。

（三）我国反垄断诉讼的地域管辖

级别管辖是从纵向确定受诉法院的序列，但还需要按各法院的辖区与反垄断案件的隶属关系来确定地域管辖。

确定地域管辖有不同的标准，可以是诉讼当事人的所在地（尤其是被告的住所地）与法院辖区之间的联系，也可以是诉讼标的、诉讼标的物或法院事实与法院辖区之间的联系。同一案件可能同时符合不同标准，此时应当结合民、行、刑三大诉讼法规定的地域管辖标准来确定。具体来说，行政案件适用原告就被告原则，由作出行政裁决的行政执法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刑事案件由犯罪行为地法院管辖。由于反垄断民事诉讼是反垄断法依据民法上侵权法的原理给予当事人的救济。因此，笔者认为民事案件的受诉法院不仅应当包括被告所在地法院，还应包括侵权行为地法院（包括侵权行为发生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②

以上是一般情形下的反垄断诉讼管辖。在笔者看来，我国反垄断法还应当同时规定管辖权转移制度。③管辖权转移制度在我国诉讼制度中已经存在，基于两便原则和保证司法裁判的权威，受诉法院应当考虑当事人住所地或所在地，涉诉案件事实发生地，证人所在地或证据的共同性等因素，依职权或依申请，将案件全部或部分转移给其他法院。这种转移应当报上级法院备案，并审慎进行。当群体性案件出现时，上级法院也可以裁定由某个法院审理该批全部案件。

（四）我国反垄断诉讼的集中管辖

这里的集中管辖，主要指将分散到各基层法院、中级法院管辖的反垄断民事案件的管辖权集中到级别较高、案件较多、审判力量较强的高级别法院来管辖。优势在于，可以集中到最优秀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力量审理难度较大的案件。调整后，只有少数基层、中级人民法院行使这一类案件的管辖权，大多数的案件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终审。

在笔者看来，我国施行集中管辖，对现阶段的反垄断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工作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首先，反垄断民事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对审判人员的素质要求极高，高级别法院审理反垄断民事案件集中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最大优势，通过公平、高效的审理，避免在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错误；其次，避免司法腐败，高级别法院审理反垄断民事案件能够保持相对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有效规避抑或减少地方保护势力的干预，所以集中管辖符合我国现阶段民事司法的选择。

注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第一审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直辖市辖区内的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很明显，立法已经采纳在保留部分中级法院的基础之上进行集中管辖的建议。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分别依照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有关侵权纠纷案件和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规定确定。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受诉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以原告实施了垄断行为为由提出的抗辩或者反诉确有证据支持或者认为案件的裁决需要以反垄断法为依据，但其没有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1]刘宁元.中外反垄断法实施体制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健.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基本原理与外国法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3]李俊峰.反垄断法的私人实施[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4][日]村上政博.日本禁止垄断法（姜珊译）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邓杰.论我国应确立仲裁庭管辖权自裁原则[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2）：50.

作者简介

萬宗瓒，（1980—）男，汉族，重庆市人，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广东湛江 524088）.

基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