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秦腔研究文献综述

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秦腔研究文献综述（通用6篇）

篇1：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秦腔研究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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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秦腔研究文献综述

秦腔是我国国内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历经几百年的兴衰变迁，至今仍然活跃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作为中国戏剧界的四大声腔之一，秦腔和其它几个声腔比较起来，豪迈、粗犷、刚健而又悲壮苍凉的风格独一无二。正因为如此，乾隆年间晌一在北京吼起，便震惊朝野，广受士大夫和庶民青睐。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究竟它有何等魅力？一直激励着学界试图一层一层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有明以来，前代学者一直孜孜不倦的对它进行研究。

近代以来，国内关于秦腔的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中期才有学者开始研究。最早出现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的《秦腔记闻》，之后出现了《关于秦腔源流的研究》、《秦腔声韵初探》、《秦腔音乐》、《秦腔史稿》等一系列研究著作拉开了二十世纪国内秦腔研究的序幕，根据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学者对秦腔的研究情况，笔者拟把这一时期的秦腔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中期到70年末为研究初发期；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研究密集期。

第一阶段 秦腔研究初发期（1949-1970年代末）

据现存国内秦腔研究文献来看，从20世纪中期到70年代末的几十年间，国内学者对秦腔进行研究的人很少，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论著也较少，因此这段时期可以称为研究的初发期。

作为地方剧种的秦腔，一直面临着一个中国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共同面临的问题：“剧业”盛而“剧学”微。直到上世纪中后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秦腔记闻》（王绍猷著，易俗社刊本，1949年）、《乐学通论》（范紫东著，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出版，1954年）、《关于秦腔源流的研究》（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省分会编，1961年）等秦腔理论研究专著刊行。

同秦腔演艺事业比较起来，这些理论专著出现可谓晚矣，不要说比早期秦腔班社演艺历史晚，就是比西安易俗社成立也要晚四十多年。建国后，随着秦腔理论研究专著的刊行和研究论文的发表，秦腔才开始逐渐引起学界注意。

总的来说，在第一阶段这几十年时间里，虽然国内多家报纸都刊登了有关秦腔的报道，对于秦腔的宣传和推广起到了一定作用，并出现了一些关于秦腔的文章和著作，但大多数是对秦腔内容进行常识性介绍，基本处于描述性阶段，真正从学术理论层面上对秦腔进行研究的论文和文献非常有限，很多领域尚未涉及。第二阶段 秦腔研究密集期（1980至今）

20世纪80年代，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为撰写《戏曲志》对秦腔展开了深入调查，这为秦腔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对秦腔调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涌现出了很多关于秦腔研究的文章和论著，可称为秦腔研究的密集期。这一阶段的文献主要针对秦腔的起源与形成，秦腔的流传与分布，秦腔的声腔、音乐及艺术特色，秦腔的艺人、剧目、剧团，秦腔的传承、保护与发展等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

一、秦腔的起源与形成

关于秦腔的具体形成时间，目前还没有惟

一、确定的结论。

综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秦腔源流研究的文献，关于秦腔的源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先秦说。关于秦腔的源流说，最早可以推及到秦汉以至春秋战国时期。如易俗社编剧范紫东先生曾言“秦腔远绍二南遗音，近挹两汉文化本为温柔敦厚之风，又寓激昂慷慨之气”。[1] 上世纪80年代，仍有学者坚持先秦远源说“现在流行于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的秦腔唱腔，我个人认为是缘于上古西音、秦音和秦声的。历史数千年，中间当然会有许多发展、变化，乃至是很大的变动。但我又坚信，万变不离其宗，西音、秦音和秦声的个性是不至于变丢的……西音、秦音和秦声，起码从唐代迄今变化不会很剧烈”。[2]

2、明代说。如《辞海》“秦腔”条目：“一般认为明中叶以前在陕西、甘肃、山西一代的民歌基础上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昆腔、弋阳腔、青阳腔等剧种的影响。音调激越高亢以梆子按节拍，节奏鲜明，长句基本为七字句，音乐为板腔体。明末清初流传南北各地，对各种剧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3]

此外还有人认为：“秦腔形成于明中叶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是比较客观的。”持此观点的有张来斌的论文《从审美特性看秦腔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形式的发展，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几个方面考证了秦腔剧种的形成，认为秦腔作为一种高度发展的综合艺术，只能形成于明中叶以后。[4]

3、汉唐说。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苏育生，在其著作《中国秦腔》中他认为“秦腔声腔起源于唐代变文的诗赞体音乐，秦腔作为一个剧种，广泛吸收唐代梨园艺术以及北杂剧和昆曲的营养……由此可见秦腔的音，也就是唱法，起始于唐代；源于陕西的秦腔声腔，其最早即仿效广泛流行于唐代民间的变文„偈赞‟，即诗赞体，应当说是顺乎自然了”。他还认为“秦腔戏曲文学源于唐代变文诗赞体韵文，唐代变文以散文讲说，以韵文歌唱；讲唱的内容，最初属于经文，后来逐渐扩大为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唐代变文的这种俗讲化，成为我国民间说唱艺术的滥觞，也是产生于民间说唱艺术的秦腔戏曲文学，包括剧本内容及唱词的主要来源”。最后他提出“秦腔的表演艺术，可追溯到汉代百戏，唐代梨园以及流传于民间的歌舞戏、参军戏”。[5]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秦腔起源及形成的研究不断有新作出现，但始终没有形成共识。而且我们认真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在许多文献中运用的资料种类没有太多改变，这些文献资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分散、不完整和不统一。

二、秦腔的流传与分布

对秦腔流传与分布的研究，对于研究秦腔史及探索秦腔的发展与传承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就已经对这个问题开始关注和研究。主要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研究特点。

“多元”体现在各个时期或者各个地区对于一定时期或一定地域内秦腔剧种的研究。陈光、王正强著文《立足甘肃说秦腔》，该文从秦腔在甘肃的发展历程来对秦腔的音乐声腔和艺术特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6]周育德著有《乾隆末年秦腔在北京》一文，该文对乾隆年间以魏长生等为代表的秦腔艺人在北京表演秦腔的曲折经历为线索，研究了魏长生等人创作和改良秦腔情况。[7] 买玉华的《民国时期乌鲁木齐秦腔艺术的发展》一文，通过对民国时期秦腔艺术在新疆三个阶段发展历程的研究，探讨了秦腔艺术在新疆从兴盛到衰落的原因。[8] 赵建斌著文的《浅论西府秦腔》研究了秦腔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支派——西府秦腔，探究了西府秦腔的文化根基、历史渊源及其声腔特点对于弘扬秦腔文化、继承和保护西府秦腔艺术中的精华具有的重要意义。[9] 苏强的论著《浅谈秦腔在宁夏南部山区的生存与发展》，从当前秦腔在宁夏南部山区的存在现状和趋势出发，提出了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等几点建议。[10] “一体”体现在全方位、纵向地、宏观地来研究秦腔的流传与分布。李会娥在其《秦腔社会文化研究述评》中梳理了秦腔的历史传播和社会影响，认为秦腔文化区是指秦腔影响达到一定程度，专业剧团和演出人数在当地戏曲活动中占到半数以上分量的省份，主要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秦腔的生长、发展、繁荣、研究有赖于整个文化区内各种有利因素的推动。该文从秦地的历史渊薮、秦腔的历史传播方面研究指出，秦腔的流播途径有三种：(1)秦晋商人。(2)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首领及主要人物大部分是陕西人，他们把秦腔作为军戏，随军演唱。(3)艺人的流播演出。通过以上三种途径，秦腔在宁、甘、青、新等省区广泛流行开来。[11] 张晋元在其论著《秦腔流派与传播》中，提出秦腔在明末清初形成了五个流派，是秦腔向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传播而形成的结果，并且各路特色不同。除此之外，秦腔还曾远播海外。[12]

三、秦腔的声腔、音乐及艺术特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秦腔声腔、音乐及艺术特色的研究文献较多，如常智奇的《长歌当哭悲秦腔——兼论秦腔的审美特征》一文较早认为秦腔艺术是一种直面人生苦难、在忧伤的基调中表达不屈精神的艺术，它是一种阳刚之美，悲壮之美，苍凉之美；并简要从秦地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分析了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13] 韩健《秦腔的悲剧艺术》从秦腔音乐、表演程式两个方面分析了“秦腔的悲剧艺术的表现力较之其他戏曲剧种能够最大限度地揭示悲剧人物面对厄运、死亡时的那种无助、痛苦、忧伤、愤怒的心情和反抗精神”。[14] 孙媛媛在其《荡气回肠西秦音 淳朴豪放关中情 析〈秦腔主题随想曲〉的演奏体会》一文中，研究了二胡在秦腔艺术表演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阐述出秦腔表演中不可或缺的高超音乐演奏造诣。[15] 谢艳春《秦腔现代化进程中的审美特征》研究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秦腔艺术加快现代化进程以适应时代变迁而形成的新的审美特征，从清末民初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秦腔五个阶段的现代化进程，文本：由道德批判走向人性挖掘；表演：由泛程式化走向个性化；音乐：从固定板式走向动态变迁；舞美：由大写意走向虚实结合。[16] 苏育生《秦腔要有艺术美》主要研究了当前秦腔缺少艺术美的问题，即缺乏戏曲的艺术感染作用，从而提出了演员的表演艺术是决定戏剧艺术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提高演员表演艺术是至关重要的。[17] 张伦所著的《秦腔唱法研究》对秦腔的唱法，由感情到技巧，由呼吸控制到声音的完成，以及咬字吐字与声音的融合，行当声型的区分和念白技巧等，从感性到理性，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在戏曲声乐艺术这一领域里，它可能还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在目前秦腔唱功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研究和借鉴的可贵资料。[18] 李增厚在其《秦腔语音是秦腔艺术的根》一文中，探讨了秦腔表演中一直存在的语音问题，提出了语音对秦腔的重要性，探索出了建立一支具有较高专业秦腔语音知识的教师队伍是其出路。[19]

四、秦腔的艺人、剧目、剧团

戏曲的表演需要艺人，艺人需要按剧目要求来演，表演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个集体协调合作才能完成。那么，秦腔这种戏曲艺术，它的艺人、剧目和剧团的研究现状又如何呢？

1、秦腔艺人

关于秦腔艺人的研究目前来看并不是很多，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

（1）艺术世家。杨居礼的《痴迷秦腔的艺术世家》一文研究的天山脚下一个两辈人在同一剧团的秦腔世家出现的比较早。通过对和强与熊月玲家庭两代人痴迷秦腔事业，和秦腔结下不解之缘说起，谈到他们作为戏曲艺术工作者的敬业奉献精神，尤其是对作为老一辈以老带新、扶掖后辈给予很高评价。[20]（2）知名艺人。卢巍的《怎一个“爱”字了得——戏痴李小锋印象》中，从成功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来研究李小锋，从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来研究其内心世界以及对秦腔表演造成的影响，深刻剖析了其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21]张世忠的《放不下的依然是秦腔》一文中分别介绍了李正敏、杨凤兰、刘毓中、任哲中、端正恭、肖若兰、郭明霞等几位秦腔界已故前辈一生的气节风骨，他们为秦腔的发展与传承贡献良多，令人钦佩。[22]

2、秦腔剧目

秦腔剧目繁多，研究起来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王志直的《秦腔剧目源流谭》比较全面、细致的研究了这个问题，该文献中比较系统的研究了秦腔剧目起源于何时，最早的剧本是什么的问题。从历史纵向来研究秦腔剧目的发展演变、创作过程和方法；从题材横向来研究秦腔剧目的创新与扩展。同时重点总结和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秦腔剧目方面所取得的重大创新和成果，学术价值较高。[23] 在王东明的学术论文《浅论秦腔剧目》中，对秦腔传统剧目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提出了作者本人研究易俗社秦腔新编剧目的心得体会，并对其进行了概括、总结和评价，在研究现代戏方面也有新的观点，值得玩味。[24] 在一鸣《剧本——秦腔发展的根本》文中，作者从实际出发，探究戏曲的兴衰存亡原因，结合秦腔自身特点，从剧本创作的角度提出了剧本是秦腔发展的根本。对戏曲创作和改革有一定参考意义。[25] 根据焦文彬先生的研究，按戏剧故事发生的历史年代，开列出秦腔传统剧目1000多本（实例不足1000，其中尚有同剧异名者并列，本戏与折戏并列的情况），然而先生仍然认定五路秦腔剧目总数当在5000以上。这一研究意义重大。现将焦先生提出的剧目附于文后。

3、秦腔剧团

对于秦腔剧团的研究，笔者找到的资料比较有限。在这里只对易俗社和新盛班研究情况进行简单介绍。何桑在其《易俗社戏剧文化品牌的价值认知》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易俗社的显性和隐性文化价值，研究并总结出易俗社文化魅力形成品牌而带来的市场效益，对于人们重新发现和认识易俗社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和视野，通过对易俗社品牌的价格内涵、情感内涵、不可再生性、亟待保护等几个方面予以研究，为秦腔剧团发展指明方向。[26] 薛钉钉的《古调独弹——论〈易俗社秦腔剧本选〉》文中，通过研究《易俗社秦腔剧本选》，对易俗社所编戏曲进行总结和归纳，对于研究易俗社历史具有重大意义。[27] 振易、卓慧的《易俗社唱腔创新例谈》一文，通过对易俗社10个唱腔创新案例的研究，以资今天戏曲改革和创新。[28] 陈丽霞、王生耀的《秦腔新盛班的沉浮兴衰考略——1890至1949》一文，通过对秦腔班社——兴盛班形成和传入新疆历史、兴衰变迁、发展特色的研究，对于研究秦腔近代发展史具有一定学术价值。[29]

五、秦腔的传承、保护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秦腔传承与保护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还是比较多的。李振中的《论秦腔的传承与发展》一文中，从现实出发，结合时代特征，以秦腔的传承与长远发展为立足点，探索性的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中小学设立秦腔课程，二是各地市建立专业秦腔戏校，三是建立一支过硬的教师队伍，四是建立秦腔戏剧大学，并在艺术院校设立秦腔系，五是编审秦腔剧目教材与教学大纲。[30] 刘天利的《论秦腔艺术的保护与发展》一文中，从研究秦腔面临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出发，提出秦腔发展与保护的建议：一是建立健全秦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立法，二是生产性保护方式是最优选择，三是政府支持和鼓励是重要手段，四是加强对秦腔艺术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发挥他们在培养后继人才方面的积极作用。[31] 马维岳的《配套改革刻不容缓》中，通过对戏曲现状不景气的研究，提出秦腔要振兴就必须得改革，改革的劲头主要应用在提高秦腔艺术的质量和魅力上。为此，作者提出了以下几个建议：一是加快秦腔艺术团体的体制改革，二是搞好秦腔艺术的配套改革。[32] 李锦航的《浅议秦腔艺术的出路与创新》文中，通过研究分析秦腔低迷不振的原因，提出几点改善现状的建议：一是解决秦腔的文化认同问题，二是打造自身品牌，三是加快秦腔创新节奏，对于秦腔改善自身困境具有重大意义。[33] 樊凤爱的《分析秦腔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文中，通过分析研究目前秦腔的发展现状，从而针对存在的问题来探索秦腔艺术的继承与发展，不断继承和创新。[34] 田博的《传统与创新之我见》一文，作者把秦腔创新发展的切入点放在了表演程式的创新上，秦腔在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汲取精华，海纳百川，走自己的独特之路，作者通过对表演程式概说、行当表演程式创新、行当表演程式创新原则的论述，来探索秦腔发展创新的道路。[35] 赵逵夫的《弘扬传统 与时俱进——论秦腔的艺术传统与改革发展问题》一文，通过对秦腔历史的研究挖掘，进而提出适应时代、推陈出新，探讨了怎么个改法，什么事戏曲的艺术精神，什么是秦腔的演唱风格等问题，提出了秦腔的改革主要应从剧目剧本入手，进而进行阐述和论证。[36] 此外还有叶涛的《建议建立秦腔艺术博物馆——对秦腔发展前景的构想》一文，从秦腔改革和保存及接纳更多层次观众的角度来大胆提出设想，对于建立秦腔艺术博物馆和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大意义。[37] 季国平的《当秦腔遭遇现代文明》一文，从探讨秦腔面临的严峻时代挑战写起，进而提出秦腔要与时代精神接轨，要有思想、审美、形式、手段的现代化提升和发展，但风格不能丢失，而是更要强化。该文对于秦腔在当下的发展有借鉴意义，值得研究。[38] 金行健的《要推陈出新 不要全盘否定》一文，对于正确对待秦腔的传统剧目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研究传统戏剧指明了方向。[39]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秦腔研究和研究初发期比较而言，有关秦腔研究的文章和论著的数量大幅提高，秦腔的历史渊源、流派划分、秦腔剧目、表演艺术和现状发展等多个方面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探讨，填补了不少领域的学术空白。综观20世纪中叶以来秦腔研究情况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在秦腔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在秦腔的系统化研究不足，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在一些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对秦腔传统曲目研究较少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赵懂)参考文献：

[1]齐鸿.吼秦腔刍议[J].当代戏剧，2001（5）：18—19 [2]郭红军.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研究述评[J].当代戏剧，2007（1）：33—35 [3]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4]张来斌.从审美特性看秦腔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J].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3）：40—42 [5]苏育生.中国秦腔[M].上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 [6]陈光、王正强.立足甘肃说秦腔[J].当代戏剧，2004（3）：33—34 [7]周育德.乾隆末年秦腔在北京[J].当代戏剧，1981（6）：73—75 [8]买玉华.民国时期乌鲁木齐秦腔艺术的发展[J].石河子大学学报，2012（3）：120—122 [9]赵建斌.浅谈西府秦腔[J].文艺争鸣，2010（21）：134—136 [10]苏强.浅谈秦腔在宁夏南部山区的生存与发展[J].当代戏剧，2009（1）：36—37 [11]李会娥.秦腔社会文化研究述评[J].西北农林科大学报，2012（3）：125—130 [12]张晋元.秦腔流派与传播[J].当代戏剧，2005(2)：60 [13]常智奇.长歌当哭悲秦腔——兼论秦腔的审美特征[J].当代戏剧，2005(1)：14—16 [14]韩健.秦腔的悲剧艺术[J].当代戏剧，2001(4)：21 [15]孙媛媛.荡气回肠西秦音 淳朴豪放关中情 析﹤秦腔主题随想曲﹥的演奏体会[J].黄河之声，2010（6）：35 [16]谢艳春.秦腔现代化进程中的审美特征[J].当代戏剧，2008(2)：11—13 [17]苏育生.秦腔要有艺术美[J].当代戏剧，1981(5)：7—8 [18]张伦.秦腔唱法研究[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9]李增厚.秦腔语音是秦腔艺术的根[J].中国戏剧，2010（10）：71—72 [20]杨居礼.痴迷秦腔的艺术世家[J].当代戏剧，1998(5)：60 [21]卢巍.怎一个“爱”字了得——戏痴李小锋印象[J].中国戏剧，2003（11）：49—51 [22]张世忠.放不下的依然是秦腔[J].当代戏剧，2007（4）：32—33 [23]王志直.秦腔剧目源流谭[J].戏曲研究，2001（1）：224—232 [24]王东明.浅论秦腔剧目[J].新疆艺术，1999（5）：37—39 [25]一鸣.剧本——秦腔发展的根本[J].当代戏剧，2001（3）：43—45 [26]何桑.易俗社戏剧文化品牌的价值认知[J].当代戏剧，2011（2）：7—10 [27]薛钉钉.古调独弹——论﹤易俗社秦腔剧本选﹥[J].大舞台，2010（10）：135 [28]振易、卓慧.易俗社唱腔创新例谈[J].当代戏剧，1987(3)：32—38 [29]陈丽霞、王生耀.秦腔新盛班的沉浮兴衰考略：1890至1949[J].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8（4）：28—31 [30]李振中.论秦腔的传承与发展[J].三秦文化研究会年录（2008）：143—145 [31]刘天利.论秦腔艺术的保护与发展[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9（5）：92—95 [32]马维岳.配套改革刻不容缓[J].当代戏剧，1988（4）：54—55 [33]李锦航.浅议秦腔艺术的出路与创新[J].当代戏剧，2008（2）：44—45 [34]樊凤爱.分析秦腔艺术的继承与发展[J].大众文艺，2011（1）：114 [35]田博.传统与创新之我见[J].当代戏剧，2010（3）：41—42 [36]赵逵夫.弘扬传统与时俱进 论秦腔的艺术传统与改革发展问题[J].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丛刊，2004（1）：149—161 [37]叶涛.建议建立秦腔艺术博物馆——对秦腔发展前景的构想[J].当代戏剧，1987（1）：60—61 [38]季国平.当秦腔遭遇现代文明[J].当代戏剧，2008（2）：5—7 [39]金行健.要推陈出新 不要全盘否定[J].当代戏剧，1981（4）：8—11

篇2：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秦腔研究文献综述

一、刘三姐身世、身份的研究

刘三姐的是哪里人, 干什么的?对刘三姐身世、身份的追问, 两广各地民间均有以传说形式提供的不同回答, 在研究者看来,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刘三姐”名称来源问题上, 覃桂清依据清初民族情歌专集《粤风续九》称刘三妹为“六乌婆婆”、“六乌娘娘”的记载, 推断“六乌”是骆越的“骆”音, 所以刘三妹是骆族人, 刘三妹的姓与民族有关的可能性较大, 至于各地传说有三妹、三姑、三娘、三婆等的称谓, 可能因她在辈分上排行第三的缘故。作为民族众多的岭南地区的文化符号, 刘三姐的民族成份也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问题。传说中, 刘三姐的民族出身有汉族、瑶族、仫佬族、壮族、苗族等说法。覃桂清指出, 传说文本中的刘三姐是汉族姓氏, 会讲汉语, 会唱汉族山歌, 同时传承了壮族歌圩的风俗习惯, 还掌握其他民族语言, 具有独特的民族特征。结合彼时岭南历史现状, 覃桂清认为刘三姐极可能是汉、俚联婚的后代。因俚人是壮族先民, 刘三姐是壮族女歌手的说法比较符合实际。[1]杨宁宁也认为, 刘三姐族籍在传说中有不同的叙述, 实际上是岭南壮汉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融过程中接触的文化硕果。[2]

在各地传说中, 关于刘三姐唱歌成仙的叙事很多, 极力渲染了她的山歌魅力, 而刘三姐传歌四方的歌手身份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确认。覃桂清根据壮族“依歌择偶”习俗论证了刘三姐四处传歌的实质。“如今广西成歌海, 都是三姐亲口传”。刘三姐开岭南一带歌风, 对珠江流域的岭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3]而正是歌谣传唱, 才成就了刘三姐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刘三姐文化的核心内容即歌谣文化。[4]确认刘三姐的歌手身份后, 覃桂清根据广东肇庆民间传说中刘三姐飞天成仙后在天宫劝说风伯和龙王鼓风降雨的叙事和肇庆、广西富川等地塑像供奉刘三姐的习俗, 得出岭南人把刘三姐尊为歌神和农业保护神的结论。[5]刘三姐传说还记载了刘三姐具有手掌煮软鸡蛋、用脚当柴烧、在板凳下遁形的本领, 黄达武据此断定, 刘三姐身上带有巫术文化的标志, 她具有歌仙和巫神的双重身份。[6]杨宁宁则认为, 随着道教意识在壮族地区的影响和渗透, 歌仙刘三姐同时又是拥有了超人神仙术和巫术民间巫师。[7]

二、刘三姐文化的传承研究

从各地民间传说的叙述看, “歌仙”刘三姐传歌的地域相当广泛, 除了两广地区外, 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台湾等地均流传有刘三姐传歌的故事, 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习俗, 广西贵县 (今贵港) 西山每逢歌节或喜庆, 都要先请刘三姐上歌堂恳请三姐帮自己能够唱赢对方。广西宜山 (今宜州) 下涧村每逢八月十五中秋, 做“卜乩”请刘三姐唱歌。在覃桂清看来, 刘三姐可谓是在岭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汉语山歌的先驱。[8]刘三姐的四处传歌的故事显示了刘三姐文化空间横向传播的广度。

作为民间口头叙事文学的传奇人物, 历经千年传承的刘三姐形象及其内涵发生变异在所难免。杨宁宁注意到, 有关刘三姐的传说、山歌、戏剧、电影、诗歌、小说中, 几乎没有两个刘三姐形象是相同的, 这显然意味着流传过程中演变的发生。杨宁宁把古今刘三姐形象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形象出身贫寒、心地善良, 聪明过人且能歌善唱。第二类以南宋至晚清的文献史料的为主, 地方志、风物志中的刘三姐形象被描绘成通经史, 解音律, 才思敏捷、贤淑守礼的大家闺秀;第三类是建国后经改编面世的传说、戏剧、影视、诗歌等, 在刘三姐朴实善良、勤劳能干、能歌善舞的传统形象基础上, 改编者们赋予其很高的阶级觉悟和强烈的反抗精神。究其里, 民间文学自身特点、改编者审美意识的差异、作品鲜明的时代性是形象发生演变的因素。[9]

任何文化都是在交流中发生并发展的, 刘三姐文化也是在交流中形成、发展和传播的。张利群提出, 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具有的民间文化和审美文化的双重性质, 是刘三姐文化焕发鲜活生命力和永恒魅力的关键所在。而刘三姐文化其鲜明的个性、普遍性、群体性和开放性特征则是“刘三姐”化文化、跨民族、跨地域交流传播的原因。现代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刘三姐文化在交流传播中的特征。[10]

三、刘三姐文化的社会文化价值、意义研究

刘三姐歌谣文化历经千年传承, 在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今天依然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其奥秘究竟何在?对刘三姐文化深层社会文化价值、意义的重新思索、挖掘成为刘三姐文化研究的新动向。

邓伟龙指出, 以往对刘三姐山歌文化的解读, 学术界多从历史的维度进行, 这固然可以触及其流传的原因, 但固守这种维度的直接结果却是很难触及刘三姐山歌文化的深层底蕴。而“空间”观念的引用可以为刘三姐山歌文化深层底蕴的解读提供一个有力的维度。作为壮民族文化代表的刘三姐山歌文化, 是壮民族及其流传地区空间建构和认同的巨大隐喻, 刘三姐山歌文化的传承经久不息的真正原因可以从空间这一维度得以解读。[11]蓝利萍认为, 刘三姐文化是千百年来民众智慧的积淀, 它不仅反映出了壮族人民对天地万物, 对社会, 对人生的思考和认识。有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 这是刘三姐文化历经久远仍然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深层原因之一。[12]普列文则认为, 从语言和所指对象的关系看, 刘三姐传说讲述着一些人们无法证实的事情, 这些经验在事实上并不存在, 但当从语言本身所代表的观念来看, 刘三姐传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刘三姐传说是刘三姐文化价值观念、社会习俗、制度、信仰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方法和机制。[13]在潘春见看来, 奇山奇石奇洞奇水这些自然之物与歌仙传说相互依托产生的奇幻意境, 是民族好歌心理和精神本质的自然流露。幻迹中的歌仙刘三姐形象, 诞生于自然神工的诗意造化, 她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 她本质上是自然地一部分, 是自然美的集中反映;刘三姐生命意象中的“石”、“花”特质, 牵涉到了更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 牵涉到关于社会、人生的和哲学命题和审美思考, 民众通过各种歌谣表达了对集歌神、爱神、保护神为一身的刘三姐的宗教情感, 这些歌谣的传唱不断在民众心灵世界中构筑着歌神刘三姐的永恒魅力。[14]

四、结论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刘三姐文化研究的大致梳理, 可以看到以下特点和趋势:

第一, 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刘三姐文化研究的思路的同时, 逐渐实现了研究理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1992年覃桂清《刘三姐纵横》一书, 是80年代后一部系统阐析刘三姐文化基本内容、形式和其发展流变规律的著述, 该书在考据刘三姐的行藏时注重对刘三姐文化各要素作纵向的历时分析, 具体操作则沿用了以往研究民间文学时惯用的传统文艺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之理论、方法。这实际是对已故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80年代的刘三姐研究其思路和成果的补充和完善。[15]大抵上看, 20世纪90年代的刘三姐研究在指导思想和方法上和90年代以前相比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但研究的的精细程度有所加强。进入21世

一、作品简述

1. 事件回放

狭小的房间、脏乱的被褥、地板上的烟头……在一间“脏乱差”的招待所里, 早恋的学生、办假证的兄弟、打工的民工、出门旅游的老夫妻、偷情男女接连“粉墨登场”, 随着他们摆出夸张得甚至有点无厘头的动作, 一个个故事通过照片展现开来……这样一组名为《招待所那些事儿》的照片刚一上线, 就收到网友热烈响应。近日, 这组照片以大胆、直接的方式表现了发生在廉价招待所内的人和事, 整组照片采用了夸张、无厘头的摆拍方式。照片作者是一位80后的青年摄影师池磊,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 艺术来源于生活, 又不同于生活, 他拍摄这组观念摄影作品的初衷, 就是想展现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现状。

照片中不仅仅有画着牡丹双喜的尿盆, 草绿色的“复古”墙围, 花被单与上海美女挂历, 还有推断、凶杀、绑架以及各种情感纠结——这里有你意想不到的故事, 这11张图片描述的是在小旅馆房间里经常发生的11个瞬间, 就是:吸毒、绑架、卖淫、嫖娼、中学生开房、制造贩卖假证、拍摄A片、听房、聚众赌博、杀人等等。

2. 很黄很暴力VS很真很艺术

该组照片一经上传, 立刻得到众多网友的高度关注。网友们批评这组大胆直接的照片“太黄太暴力”。其中仅一个网友的博客转载后, 点击率就超过了2万次。评论声中, 网友普遍质疑, 照片只集中反映发生在招待所的负面, “很黄, 很暴力”, 恐怕会对青少年网友产生不好的影响。网友“亮嗓”就直截了当地批评说, “底层小人物有大量温暖阳光的生活场景, 拍摄者为什么不选取?而是专门选择不好的一面来表现?”有网友甚至直指拍摄者“心理阴暗”。

而拍摄者则认为这组照片“很真很艺术”。照片的策划者池磊目前任北京《O'ZINE符号》杂志主编兼艺术总监。针对网友的种种质疑, 这位年轻人显得很平静。他介绍说, 这组照片的灵感是来自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他看来招待所就是一个小社会, 涵盖了这个社会的林林总总。他用的是戏剧化的手法, 夸张、放大了一些社会现实, 去展现一些为人知, 却不为人深知的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现状。而且12张照片是一个统一体, 都是摆拍出来的, 联合起来是一个故事。

二、批判现实主义荒诞大片

2.1现实主义题材

这组照片原名《五星招待所》, 现在网络上流传的《招待所那些事儿》是喜欢它的网友取的。网友将这组作品称为“现实主义大片”, 但作者池磊认为更准确的提法是“批判现实主义荒诞大片”。照片中的人物、场景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刘三姐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刘三姐身份身世、刘三姐文化传承、刘三姐文化社会文化意义这三个方面, 对这些研究的总结回顾表明,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刘三姐文化研究在方法、思路和应用研究上有所突破, 但也存在这缺乏联系性和体系性等的问题。

关键词：刘三姐文化,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1][3][5][8]覃桂清:《刘三姐纵横》, 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2][7][9]杨宁宁:《刘三姐形象演变探微》, 《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

[4]银建军、谭为宜:《“全国刘三姐文化研讨会”综述》, 《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6]黄达武:《刘三姐的双重身份——歌仙和巫神》,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10]张利群:《文化交流视野中的“刘三姐”文化品牌构建》, 《广西民族研究》2001第4期。

[11]邓伟龙:《空间:一个解读刘三姐山歌文化有有力角度》, 《河池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2]蓝利萍:《刘三姐文化的生态美学思想》, 《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3]普列文:《刘三姐传说的文化含义》, 《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14]潘春见:《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形象意境》, 《广西民族研究》2002第1期。

篇3：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秦腔研究文献综述

关键词：《庄子》 神话 研究现状

中国分类号：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56-60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庄子》神话的研究逐渐转入由宏观转向了微观分析，学者们对《庄子》神话进行多角度、更深入、更细致、更全面的观照，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本文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庄子》神话的研究情况做简要梳理和评析。

一、《庄子》神话与寓言研究

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珂先生对《庄子》神话的研究比较深入，他较早注意到了神话与寓言的关系，把庄子神话和寓言互相转换来进行研究。他的著作《中国古代神话》中对《庄子》内、外、杂篇中的寓言和古代神话进行了十多次的引用，并对其加以整理和复原。他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庄子）的神话与寓言》中补充了说明了茅盾关于“《庄子》没有严格的神话材料”的说法，认为《庄子》中存在着零星碎片的神话材料，其中有些寓言是通过这些零星的神话材料改装而成的。“《庄子》书中虽说是缺少‘严格的神话材料，但由神话材料而改装为寓言的却是数见不鲜。”并列举了其中的倏忽凿混沌、黄帝遗玄珠数、鲲鹏之变、触蛮之争等几个神话材料展开论述。除了寓言改装的材料，袁珂还列举了直接见于《庄子》中的神话材料，指出有些神话材料具有寓言的意味。其中还特别提出了活物论神话，至今都被学者频频引用。因此，关于《庄子》神话与寓言方面的研究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鹿博在他的文章《（庄子）魅力：神话锻造为寓言的（逍遥游）》中主要分析《逍遥游》中庄子是如何把神话改造为寓言的情况。他认为寓言的故事情节是来源于神话，主要人物多是神话人物，描绘的广阔情境类似于神话的混沌意境。并分析了庄子选择神话来创作寓言的原因。随后他又发表了硕士论文《（庄子）：神话锻造寓言研究》，对《庄子》神话资料进行了挖掘和求证，还把《庄子》中神话锻造寓言的过程进行了具体的分析、阐述，总结了《庄子》神话锻造寓言的意义及其深刻价值。

肖捷飞的硕士论文《（庄子）寓言探微》中以《庄子》寓言为角度，把这些寓言中的形象与上古神话传说联系起来，证明《庄子》寓言中的一些形象有着借用了某些神话的名称或者某个特征。总结了《庄子》寓言形象体现出的庄子生死观即是神话传说中“不死性”的演绎。

对于《庄子》神话与寓言方面的已经取得一些成果，特别是袁珂先生的研究，迄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这类研究都还需要继续深入。

二、《庄子》神话原型和意象的研究

神话原型和神话意象理论是近年来在中国神话学界广泛流行的理论，影响深远。国内这些理论较早的系统译介者和代表人物叶舒宪在他的著作《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中从两种神话意象入手分析，即混沌和鲲鹏，并在此基础上解析出《庄子》内七篇的宇宙论结构，揭示“葫芦——壶——壹”这一母题在《庄子》以及道家文化中的渊源和替换的形式。探讨了《庄子》及道家思想中深刻的文化渊源。取得了开创性的进展。

朱任飞自1996年起陆续发表了《从东海神木传说到（庄子）的鲲鹏扶摇意象》、《昆仑、黄帝神话传说与（庄子）寓言》、《大海、海神崇拜和（庄子·秋水）寓言》、《雷神崇拜和（庄子）寓言》、《上古神话传说中“混沌母题”与（庄子）寓言》等一系列论文，对《庄子》寓言中的一些神话意象、神话母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发掘书中神话源头，把现存的简单、零碎意象和故事情节恢复其真实意蕴。重新构建其中的神话结构。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他出版专著《（庄子）神话的破译与解析》，书中从神话原型破译、喻道神话解析、神话意境考察、神话结构考察等几方面对《庄子》神话进行了系统的探究。对《庄子》神话原型的解析从原型继承方面着眼，发掘和破译出《庄子》有关神话的原型以及初始意蕴，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结合《庄子》对该原型的具体运用，解析其神话的意象及内涵。构建《庄子》神话的深层意义结构。例如在破译和解析“混沌”原型时，“发现‘混沌意象既不是‘太阳、‘黄云，也不是‘牛皮渡筏，而是以《山海经》中‘浑敦无面目，但又‘是识歌舞的天山之神帝江为初始原型改造而来，而‘浑敦原型在《山海经》上古神话中的初始意蕴是原始先民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生存状态，即美国学者艾利亚德所说的‘初始之完美。”朱任飞的《（庄子）神话的破泽与解析》运用了原型批评、文化人类学等方法和理论，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得出结论。对《庄子》中的重要原型意象作出文化解析。是研究《庄子》神话的一部重要著作。

林振湘的硕士论文《（庄子）神话意象研究——兼论（庄子）神话与（山海经）之关系》运用原型批评理论、神话意象理论，从两个层面的比较研究对《庄子》神话进行了解读。一个层面是“对《庄子》中神人意象、大木意象、鲲鹏——浑沌意象与《山海经》中的上古神祗、神木、鸾凤形象的比较研究，探究其原型，考察了庄子对上古神话的改造和继承，揭示二者密切的关系。”另一个层面是“通过对庄子哲学与神话哲学，庄子思维特征与神话思维特征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庄子哲学与神话哲学的深刻渊源。”孙俊华的硕士论文《（庄子）神话研究》围绕着《庄子》与上古神话的关系这一中心，在前辈考察原型意象的根基上，《庄子》中保留下来的上古神划分类别进行考辨，审查《庄子》素材的神话来源，探讨了神话思维对《庄子》思维模式及文本特色的隐性影响，简述了庄子思想中对吸纳、扬弃了神话哲学的部分，及《庄子》思想的神话渊源。

杨国强的《（庄子）鲲鹏原型新探》和张存钊的《（庄子·逍遥游）中大鹏之神话溯源》都是对鲲鹏神话的原型的研究，杨文在研讨寓言文本与神话文本的基础上，对鲲鹏原型研究作了简单评析，考证了神话文本中鲲鹏的原型。认为“鲲，即鲧，是宇宙之祖；鹏即玄鸟，是商民族的始祖图腾，而鹏的南徙则是殷人先民航渡南太平洋的神话印记。”张文则认为大鹏原型即是太阳。这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随着原型理论和神话意象理论的流行，《庄子》神话原型和意象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开拓了《庄子》神话研究的新方向。但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辨析概念，要深入发掘出有关原型意象中的原始意蕴，同时也要关注原始意蕴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改造与变化。在运用这些理论的同时注意开拓视野，可以参照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等等多方面知识。

三、《庄子》神话思维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继“神话”概念之后，“神话思维”这个西学概念被引入了《庄子》的研究中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叶舒宪的《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运用比较神话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理论、方法对《庄子》中神话进行了解析。从背景和意识形态上考察《庄子》中神话思维。“借助人类学的宏观透视去把握庄书的神话思维方式和宇宙论结构，并在微观分析中揭示某些重要的神话主题、原型意象和象征、神秘数字、叙述模式等的深广文化蕴含，及其在庄子整体结构中的意指作用，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中的反响与回应。”

孙俊华的硕士论文《（庄子）神话研究》中对《庄子》神话思维存在的原因和神话思维对文本的影响两个方面来论述《庄子》的神话思维。探讨了神话思维对《庄子》思维模式及文本特色的隐性影响。

胡景敏和孙俊华的《（庄子）神话思维探因》中着重探讨了《庄子》神话思维形成的原因。认为是“商代文化的传承、楚地宗教氛围的滋养、庄子独特个性的影响和黑暗现实的激发；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作为一种外力促使了庄子对神话思维的自觉选择和运用。”吴亚娜的《从（庄子）的神话思维看庄子的循环变化思想》中从鲲与鹏，庄周与蝶，种有几，混沌之死，瓠与瓢等5个神话中分析庄子神话思维中的循环变化思维的方式。总结了庄子循环变化思想的意义和影响。刘伟的《庄子的神话思维和语言特色》中把神话思维同文本的语言结合起来研究。认为神话思维是《庄子》的一种文本体现，同时人物语言的特殊含义在《庄子》的神话思维下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关于《庄子》神话思维研究中，除了探讨《庄子》中的神话思维和《庄子》神话思维产生的原因，有些学者还另辟蹊径，把神话思维同《庄子》哲学联系起来研究。

赵沛霖《先秦神话思想史论》中认为《庄子》的神话思维哲学化了，他从哲学出发来把握神和神话特征。对神话的认识做出了重要贡献。“庄子实际上是神话思想史上第一个从哲学的高度把握神话整体特征的思想家。”文章揭示了《庄子》中哲学观念与原始神话思维的密切联系。他列举了《庄子》哲学中的时间观念、生死观念和主客观关系观念来分析《庄子》哲学直接对原始神话的继承。认为这些观念与神话所体现的原始哲学观念存在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和一致性。认识到神话思维对《庄子》哲学的重要影响。

田志亮的硕士论文《（庄子）哲学的神话溯源》中探讨了《庄子》哲学与神话关系，指出“《庄子》吸收和借鉴了大量上古神话的内容及其思维方式”。认为神话思维对《庄子》哲学影响很大。“不仅在内容上同神话有较多的联系，而更重要的是在深层的思维观念上更为明显地同神话思维有联系”。最后总结了神话思维对《庄子》哲学产生影响的原因。马得林的文章《（庄子）神话的生命哲学解读》以一个崭新的视角生命哲学来解读庄子神话，又以《庄子》中的神话思维来解析生命哲学，指出庄子哲学是生命哲学。用。即“生命之‘道与浑沌神话”、“生命自由与鲲鹏神话”、“生命永恒与不死鸟神话”。

上述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庄子》神话解读中分析神话思维及《庄子》哲学与神话思维的联系方面，对《庄子》的神话思维研究多是从宏观上的把握，应向多角度、微观的来分析《庄子》神话思维。

四、《庄子》神仙思想研究

中国神话研究离不开中国仙话的讨论，而《庄子》中有一些关于神仙思想的记载，神仙思想的研究也是《庄子》神话研究的重要部分。

叶舒宪的《庄子的文化解析——前古典与后现代的视界融合》中分析了《庄子》仙人思想的来源和探讨《庄子》神话和仙话的关系。姚圣良的博士论文《先秦两汉神仙思想与文学》中以《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世间》、《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七篇作品来考察神仙思想对庄子散文创作的影响。彭亚萍和吴文杰的《论（庄子）中的神仙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在认真对《庄子》的文本研读的基础上来探究《庄子》神仙思想的来源，及其对游仙诗、道教的影响，并将这三种类别的神仙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王威威《庄子的神仙思想与道教思想体系的形成》指出“《庄子》外杂篇中已经明确提出了长生的追求和神仙思想。从《庄子》内篇、外杂篇以及佚文的相关内容来看神仙思想与道家思想已开始交流，且趋势越来越强，在此基础上三者进一步揉合，形成了中国道教思想系统。”

关于《庄子》神仙思想研究还散见于一些关于《庄子》的研究中，但都是对《庄子》神仙思想比较简单的梳理。此类研究除了叶舒宪多种角度、多种方法的研究之外，其他研究都比较单一。

结语

篇4：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秦腔研究文献综述

新世纪以来这类文献数目为92篇,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民族声乐在发展的道路上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声乐歌唱家、民族声乐教育家,创作改编了大量的民族声乐作品,他们对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献分为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就民族声乐具体作品进行研究,二是就民族声乐有代表性的歌唱家进行分析。

一、关于民族声乐代表人物的研究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一类文献所涉及的重要人物有:胡雪谷、蔡英莲、常香玉、何纪光、喻宜萱、吴雁泽、金铁霖、姜家祥、白秀珍、武秀之、王宏伟等等。文献研究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论述代表人物的艺术经历及求学道路。2004年李辉的《兼收并蓄出新韵洋腔土调总相宜——浅析吴雁泽的演唱技法》一文,概述了吴雁泽的演唱经历,并谈到其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同时还对我国的戏曲、曲艺、民歌等民族演唱艺术及其特有的风格进行了不懈的学习和研究。1第二,论述代表人物的吐字咬字、气息共鸣等发声技巧及艺术风格。2008年石惟正的《胡雪谷的演唱对声乐教学的启示》一文,对胡先生所唱《我站在铁索桥上》一曲进行了详细分析,“我站在铁索桥上,桥身在轻轻地摇晃。头上飘着二郎山的云雾。脚下滚着大渡河的白浪。”身材不高的胡先生在第一段开始时就用她的形体、精神气质、吐字的分量和声音的稳定、集中把人们引入一个地势雄伟、险要的境界中了。第二句在作者精心设计的后半拍起始的节奏上唱出轻巧、有弹性的声音,将听众也带到了高悬的铁索上,去体验宏观的险境,脚下诗意地微微摇晃。这一段最后的几句是:“勇士们哪!攀着一根根铁索,冒着密密的弹雨,冲破那敌人的火网。”在这一段中胡先生用了类似传统戏曲喷口的吐字方法,将字处理得轻快、干脆而有弹性,又抓住了语气和音乐上的重音。在“勇士们哪!”的语气强势之后,又压低音势,积蓄力量。2还有2010年孙辉发表在《黄河之声》上的《浅析吴雁泽持久的艺术生命》一文中,谈到歌唱气息的重要性,吴雁泽的演唱作品中有很多较长的乐句,这种长句的运用使作品显得更加连贯、自然,更多时候给人以震撼,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演唱作品《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时,他将“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两个乐句共十六拍开创性地用一口气连在了一起,明显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种独特的、高难度的处理方式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体现了吴雁泽对蒙古长调演唱风格的独特理解,更是体现了吴雁泽深厚的气息功底3。

这些文献几乎都指出了这些民族声乐代表人物积极向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学习的经历,都十分肯定我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这是不是也在提醒和呼吁我们当代民族声乐工作者重新回到自己的根,继承发展民族民间的优秀音乐文化?

还有些文章就金铁霖声乐教学及其学派进行了分析研究,金铁霖教授提出了中国民族声乐的七字标准“声、情、字、味、表、养、象”, 这七个字既是他训练学生的标准 , 也是考核学生的标准。“声”是指中国民族声乐的声音个性和特色及科学的演唱方法和声乐技巧,“情”是指演唱者演唱声乐作品时表达的感情,“字”是指歌唱中的语言表达 , 即咬字吐字,“味”是指演唱声乐作品的风格和韵味,“表”是指歌唱时的表演和动作,“养”是指培养和提高演唱者全面的文化修养、音乐素养和艺术素质,“象”是指演唱者在舞台上的形象、气质和风度。4这些文章还指出了金铁霖的几种教学法:(1)哼鸣唱法练习;(2)“母音”转换练习;(3)“微笑”在歌唱中的作用;(4)“哈欠”状态的应用;(5)“假声”位置的作用。5

二、关于民族声乐作品的研究

对民族声乐作品的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作品的词曲结构进行分析,包括词曲作者(歌词由来、地方曲调)、曲式结构、旋律走向、衬词、节奏、速度等。第二,对作品的演唱处理和技巧及艺术风格等进行研究。对作品本身的理性认识是进行恰当的艺术处理、把握好艺术风格和艺术审美的前提。2010年余惠承的《民族声乐演唱设计的基本途径与内容——以于学友编创的民族声乐作品〈小白菜〉为例》一文,指出民族声乐演唱设计是民族声乐表演者的二度创作由自发到自为,达到内容完整、情绪准确、表达方式方法独到之效果的手段与途径。文章对民族声乐作品《小白菜》作了详细的演唱设计,如文中第一声“亲娘呀”是高声哭喊,扑向亲娘的坟头,先声夺人,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第二声“亲娘呀”是悲痛地嚎哭,仿佛是第一声的呼唤,带哭腔色彩;第三声“亲娘呀”,发自内心的痛苦,抓起坟头的黄土,要把亲娘从墓中喊出;第四声“亲娘呀”是低沉地呜咽,亲娘不能死而复生,满腹苦水不知从何说起。6

还有些文献提到作品的伴奏,在2005年曹俊玲发表的《从艺术歌曲〈孟姜女〉谈声乐演唱的情感表现》一文中,提到艺术歌曲《孟姜女》钢琴伴奏的作用,“利用钢琴宽广的音域和富于戏剧性的表现能力将孟姜女内心深处那种悲怨的情绪放大,更加丰满地塑造了孟姜女的人物性格,凸现了其内心世界”。7

还有些文献是就某一位作曲家的一类作品进行研究,得出这一类作品所具有的某些特征,探索作曲家的创作风格和个人魅力。如2008年唐海燕发表在《乐府新声》第4期上的《民族声乐丰富表现力的良好载体——王志信的民族声乐作品》一文就谈到了王志信的民族声乐作品的特点,如篇幅有所拓展,又融入多种润腔技巧、地方语言、咬字技巧和丰富的语气对比等等。8

总体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不管是在内容的深度上,还是研究的广度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针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将有益于我们的声乐教学,有益于民族声乐向前发展。

摘要：民族声乐的发展离不开民族声乐教育家和歌唱家的努力与探索,也少不了民族声乐作品的“推波助澜”。本文运用定量定性的研究方法,对21世纪前十年关于民族声乐代表人物与具体作品的理论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分析,以期望得出新世纪民族声乐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方向,总结前人之经验,对民族声乐提出新的思考。

篇5：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秦腔研究文献综述

【关键词】21世纪；国内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综述

一、研究现状

国内英语学习策略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段：（1）2005—2008年：上升期，表现为文献量逐年增多。（2）2009—2013年：平稳期，期间每年CNKI收录的相关文献数量都保持在170篇以上。（3）2014以后：成熟期。这个时期年发文数量总体会有波动，但数量仍保持在120篇/年。趋势表明，国内英语学习策略的研究仍然备受研究者的重视。可见，相关研究仍是二语习得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根据严明介绍的学习策略研究的类型，文本按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成果，划分出7种研究类型：理论探讨、回顾研究、策略调查、对比研究、相关性研究、策略训练研究、混合型研究。

二、研究成果

1.研究类型、内容和角度多元化。近10年的研究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研究类型、内容和视角呈多元趋势。其中，相关性研究最充分。如：性别、性格、动机、多元智力理论、自我效能等相关性研究的多元研究领域。此外，对比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研究切入点丰富，如：吴丽琳：主要对比不同性格的优秀语言学习者在运用策略上的差异和个性特征；裴正薇考察在英语语音学习中成功者和失败者使用语音学习策略的差异情况及其原因；王莉梅探讨了大学EFL学习者交际策略的性别差异和课堂交际策略教学对男女学生的作用等。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二语习得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也为外语教学带来启迪。

2.策略探讨中相关理论得到发展。近些年的论文中有不少关于英语学习策略理论探究，英语学习策略研究的进行需要理论支持。20世纪80年代，Krashen的监控理论、Anderson的认知理论等语言学习理论成为策略研究的理论指导，并建立了属于这一领域独特的理论基础，如：Oxford，O‘Malley&Chamot对学习策略的定义和分类被众多研究者接受。近年来，研究者在运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新的元素，如：何莲珍、傅莹等对语言学习策略的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语言学习策略解构方程模型；王立非、陈功提出从认知的角度构建学习策略模式，对当前策略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梳理和反思等。这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英语学习策略研究中的理论。

三、现有相关研究的缺陷及努力方向

1.研究對象过于集中。近10年来，英语学习策略方面学术论文的研究对象虽然日趋多样，但研究焦点集中在大学生，对高职高专学生研究力缺乏。在文秋芳主编的《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究》中，收录了近20年我国学者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章，研究对象有研究生、本科生、中小学生，唯独没有高职生。

2.实证研究方法不均衡性。在文秋芳、王立非对中国英语学习策略实证研究20年回顾中，分析了38篇文章，其中只有6篇（15.78%）用了实验法。总体而言，研究方法种类还很不均衡，问卷调查仍遥遥领先，访谈、日记等方法稀少，因此，应促进研究方法既多元又比较均衡的发展。

四、结语

本研究回顾了最近十年来我国英语学习策略研究，发现无论在研究类型、研究内容和研究视角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成绩。但成果与问题并存。今后应不断深化研究、拓宽研究思路，将思路延伸到不同层次的英语学习策略研究中，并加强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鼓励学生将其广泛运用于英语学习之中，逐渐形成有策略地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改进我国英语教学、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1]高黎，陈唐艳，曾洁.学习策略培训对学习者元认知水平影响的历时研究[J].外语界，2012，（1）：35—43.

[2]何莲珍，傅莹，方富民，闵尚超.中国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路径之探索[J].中国外语，2011，（5）：18—24.

[3]凌茜，杨梅荣，杨改学.基于网络的非英语专业大一新生英语听力学习策略实证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2，（1）：63—67.

[4]裴正薇.英语语音成功者与不成功者使用策略的差异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64—70.

[5]吴丽林.内/外性格倾向优秀语言学习者学习策略运用研究[J].外语学刊，2005，（2）：80—87.

[6]王莉梅.EFL学习者习得交际策略的性别差异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8）：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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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立非，陈功.第二语言学习策略的认知模式的构建与解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6）：16—20.

[9]熊苏春.基于网络环境的大学生语言学习焦虑与学习策略使用之关系研究[J].外语电化教学，2012，（6）：66—71.

[10]严明.英语学习策略理论研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203—208.

篇6：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秦腔研究文献综述

[摘 要] 国家的教育传统,社会对教育的期望,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因素构成了美国基础教育发展现状的社会背景。在教育内部,重要的课程哲学思想是课程发展的理论基础,直接指导了美国的课程设计思想,而课程设计思想的冲突与融合、反复与交替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选择。纵观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课程的现状,基本可以分为“知识中心”、“学习者中心”、“社会中心”以及“知识、个体、社会相互融合”四种课程设计取向。

[关键词] 美国 基础教育 课程设计思想 述评

纵观美国历史上课程哲学的几大流派,其对课程知识、价值的分析主要从三个视角出发,即社会发展、个体自我成长和文化知识的增长。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课程哲学影响并指导着当时的课程设计思想。基础教育课程设计一般会涉及四大问题:一是,什么样的知识被确定为有效、合法的而被编入课程;二是,通过具体课程的设计希望达到什么样的课程目标;三是,针对具体的课程,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课程内容的传递;四是,确定课程实施的途径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评价课程的实施结果。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公立教育课程设计基本可以分为“知识中心”、“学习者中心”、“社会中心”以及“知识、个体、社会相互融合”四种思想取向。

一、“知识中心”课程设计取向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社会生产和科技的迅猛发展,美国争夺世界领先地位的要求日益凸显。二战前,美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设计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导向,出现了诸如:教科书不能反映科学界的新观点,教师仍然将科学知识作为一成不变的东西灌输给学生,学生亲手操作的简单实验太少,教师使用的授课方式陈旧等问题。有鉴于此,社会各界强烈要求重新设计课程,而基础教育课程的设计也围绕着提升学生学业水平、掌握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展开。

“知识中心”课程设计思想认为,学校应传授学术性课程知识,课程设计的关键是“注重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知识的掌握”[1],关注学习者智育方面的成长。这种课程设计思想基于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吸取结构主义心理学的观点,主张采用学科课程,强调课程的现代化,按照学科的基本结构来设计课程。学校课程应该为学生提供经济的、多产的、有力量的“最好结构”,从而使教学获得满意的结果,换句话说,学生学到的观念越是基本,几乎归结为定义,那么这些观念对新问题的适用范围就越广。[2] 然而,这种课程强调特定学科的知识结构,造成了知识之间的隔离和专业化,割裂了各门学科之间的关联性和综合性,局限于传统的学科课程形态,并以这些学科的教科书为主要的教材。这种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把发展学生的智力作为课程的主要目标,强调系统知识、基本知识在课程中的重要地位。

因为强调知识结构的因果关系,“知识中心”课程设计要求学生用探究法进行学习,并不是把科学当作证明或证实某些概念、原理的过程,而是把它当作发现的过程,一个揭示自然事物并提高学生理解力的过程。学科主义课程设计强调,应将传统的把科学看成一系列原理、原则、系统的知识的静态观点,转变为把科学视为一种不断发展而完善的探究过程的动态观点,把科学知识的获取看作是科学探究过程的结果。正如布鲁纳所述:“任何观念都能够用学龄儿童的思考方式正确和有效地阐述出来,而且这些初次阐述出来的观念,由于这种早期学习,在日后学起来会比较容易,也更加有效和精确”。[3] 这意味着,为了及早传授科学知识,应制定这样一种学科教学计划,重点放在审慎地选择知识内容、观念的直觉理解以及这些基本观念的应用上。随着课程的进一步展开,应反复呈现这些基本概念,直至学生完全掌握为止。因此,在学科主义课程中,学科基本概念不断深化,是通过设置螺旋式课程来解决的。

“知识中心”课程的目标是培养有科学素养的人,通常这种目标是否达成,要通过采用正规化考试和标准化评价来考查,根据学业成绩来衡量,后者通过等级、测验分数以及排序的方式来表现。美国大学和学院就利用学业成就测验(SAT)以及其他测验结果来决定录取率。

二、“学习者中心”课程设计取向

“学习者中心”课程设计思想以实用主义和人本主义课程哲学为基础,从学科中心转向学习者个人,关注个人价值,注重个人的目的和取得个人平等的待遇,特别关注个人的特殊情感。“学习者中心”课程设计的着眼点在于个人的成长、完善和自律的过程相一致,其中心是个人的自我实现,目标是要培养学习者对课程的正确态度、兴趣,促进他们经验和情感的增长。

“学习者中心”课程设计的是一种以儿童的经验为主要内容,能发挥儿童创造力的经验课程或活动课程。其中,自我实现的个人不仅强调其认知能力的发展,而且强调审美和道德方式等方面的发展。在人本主义课程哲学看来,自我实现是个人的基本需要,课程的作用是为每一个学习者提供令人满意的、完全的经验,帮助学习者发现自我并加以引导,而不是迫使他们按照设计好的课程模式去发展,课程的价值在于为学习者提供真正有助于个性解放和成长的经验。“学习者中心”课程设计注重课程内容的学习过程而不是如何组织课程,并按照个人主动学习的过程来阐明教育目的。实用主义课程哲学主张将儿童的生活融入学校课程中,使教育的作用能直接影响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为学生提供真实的生活情境和情感体验,课程要提供完全的经验,成为争取个人自由的有效过程。于是,课程内容本身就成为目的以及生活过程的一个阶段,教育也由此为人们进一步的自我发现提供内容和工具。

杜威所倡导的“活动课程”,以儿童的兴趣和需要作为组织课程的依据,强调学习者的情感参与,这种课程是灵活的、跨学科的。活动课程在美国小学和幼儿园最为成功,在中学也有一定影响。1967年,由美国南部地区教育董事会提出的服务学习教育理念,将服务与学习相结合,在服务的过程中获得学习的效果,与杜威所说的“从做中学”有异曲同工之妙。1990年出台的《国家与社区服务法》中的“服务美国计划”,以及1993年制定的《国家与社区服务信托法》中的“学习与服务美国”计划,均要求美国中小学校开设服务学习课程。时至今日,服务学习课程在美国各州已呈现普及化趋势,许多中小学校都开设了服务学习及相关课程。这类课程以活动为取向,重视学生的直接经验,注重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

“学习者中心”课程设计倡导课堂层面的课程实施,在师生之间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它要求教师生动地呈现教材,并创造戏剧性的情境刺激学生的学习,体现了一种相互创生取向的课程实施理念。在教学中,教师作为课程的促进者,为学生创造激励性的、游戏化的环境,提供活动的自由,营造信任的气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因此在课程的组织结构方面,“学习者中心”课程强调的是统合,即学习者的思想、情感、行为等方面的统一性;教材则注重儿童的心理逻辑而非知识的系统性。例如,学校提供许多微型课程,整个课程结构不强调统一的体系。

“学习者中心”课程没有详细的客观标准用以衡量学生的学习成绩,相对于结果,它更注重过程,关注哪些教学活动有助于学生变得更开放、更独立。因此,课程评价常常依赖于学生和教师的主观评价,强调表现性评价;评价是学习者自发的、面向发展的、形成性的;评价的标准是经验的获得,而非竞争性的。“学习者中心”课程设计的思想,是对传统学校忽视学生自发性学习的快乐、创造的乐趣和对自我的感受的反思。可以说,学科主义课程注重某些基本内容的普遍性,着力设计一种最适合学生某一年龄阶段的课程,因而忽视了学生的特殊性。而“学习者中心”课程设计强调个性和自我实现的个人价值,为学生提供具有个人特殊意义的学习内容。

三、“社会中心”课程设计取向

“社会中心”课程设计取向以要素主义课程哲学为基础。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社会适应能力、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一直贯穿在美国课程设计的理念中,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侧重点不同而已。1938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的教育政策委员会把中等教育的目标归纳为四个方面,即自我实现、人际关系、经济效能、公民责任。这四大目标强调教育在培养美国公民责任和发展经济效率方面的政治与经济作用,反映了美国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处理人际关系和合作能力的思想。“社会中心”课程设计的目标是探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包括生活问题、社区事务和真实世界中的问题。这种课程设计思想认为,课程资源就在我们的周围,课程设计应注重寻求与社会的相关性,注重公民意识的培养。

诸如团体项目、学校集会、学校管理、合作学习等“社会中心”课程的内容是实用性的,关注社会内容,对学生掌握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职业需求、道德品质等方面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与真实世界相联系并通过集体努力将世界改造得更美好,是“社会中心”课程的核心内容,并融入了人文化和学校以外的社区。在这一课程内容中,其焦点是团队和团体行动,并以综合课程的形式和问题解决的项目来呈现,包括小组作业的社会技能、合作以及团队建设所需要的整合,它关注现实世界的境遇。

在美国课程体系中,核心课程最基础、最重要,通常是所有学生必修的课程。它主张以问题为中心开发课程,围绕社会需要、社会生活组织课程,既加强课程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又兼顾学生的兴趣需要。另外,核心课程横跨许多学科,强调社会价值,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学习文化和道德内容。在核心课程中,社区成为学习的资源,并在师生互动和小组互动的过程中共同计划学习活动,确定“学什么”、“怎样学”。核心课程在美国中学和小学高年级的“社会学习”中实施得比较多,比如反吸毒教育、预防艾滋病教育、环境保护等。

参与是“社会中心”课程实施的重要环节。通过设计教学法,特别是一些团体的设计项目,“社会中心”课程使学生为了共同目标而协同努力,课程目标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其中,最有价值的课程实施方式是班级或小组项目设计。在设计教学法中,学术性科目和为了学科而教学的学科科目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在“社会中心”课程实施中,学生需要阅读、了解诸如生物学、数学、地理、生态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他们围绕解决具体问题的情境去学习学科知识,学术性知识和技能不是课程的目标,只是课程目标达成的手段。例如,一个研究项目从成型之日起,学生将会参与问题解决的各阶段,包括确定目标,界定问题,计划,采取必要的措施和对结构进行评估,从而在解决问题中获得经验。这其中,课程实施的环境是一个民主的、参与的和有公民意识的学习环境;而教师在课程实施中是促进者,教师的作用是促进团队合作,让学生了解到整体的作用。

评价“社会中心”课程主要围绕着学生在五个方面的发展而展开,即其在真实生活中的成效;公民意识和领导能力的发展;知识和技能的应用;个体在集体中的作用;社会性方面的发展。此外,这种评价还注重将表现性评价和生成性评价相结合。

四、“知识、个体、社会相互融合”的课程设计取向

“知识、个体、社会相互融合”的课程设计思想考虑学生的终极关怀,要求课程从理性回归生活世界,重视学科知识与个体生活实际的融合,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创造情境。1985年,《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总报告中所包含的科学教育目标就包括国家和公民的双重目标。其中,国家目标就是通过科学教育改革,力争到2061年美国人人具备科学素养,美国的民主影响力和国际力量在未来称雄世界;公民目标则是“所有的儿童都需要和应该受到科学、数学和技术方面的基础教育,以便将来能够愉快地、有效地生活”。为了适应全球化的竞争,美国重视培养多方面的人才,使所有学生可以在不同领域发挥自己的效用,以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因此,国家教育目标转为在教育公平基础上追求卓越,并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知识、个体、社会相互融合”的课程设计思想认为,课程内容应涵盖多元化的知识体系,使其融入学生的生活体验,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课程既是过程又是结果。在当代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一方面,要注重学生学术性知识的培养,开设高水平的学术性课程,提高学术水准;另一方面,应注重课程内容的多样性,培养学生的全球意识、对于生活实际的关注,并增强他们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另外,“课程内容上要注重自我开放,尊重并提升人的个性差异,把课程内容的展开过程看做一个人自我反思、自我体验、自我生长的过程”。[4] 而课程在组织时既要注重逻辑性、学术性水平,也要考虑到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课程实施中的不确定因素,使学科内容产生多重的联系,“这些联结包括学生主体与学科内容的多重联结、不同学科之间及其与真实情境之间的联结以及学科内容与社会之间的联结。”[5] 因此,要掌握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核心课程与边缘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比例关系。

“知识、个体、社会相互融合”的课程设计思想认为,课程实施的微观层面是学校,而学校不是孤立的教育场所,“回归生活”的教育扩展了课程实施的背景,使得课程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中实施,因此,应以一种整体性、系统性观点来理解课程实施的过程。在“知识、个体、社会相互融合”的课程实施中,课程设计者通过课程文本与实施者对话,实施者通过对文本的解释来沟通设计者和学习者。此外,要想成功实施这种课程,还应积极寻求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力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支持,加强情境化。由于美国长期以来缺乏相对统一的知识与技能的学习标准,自20世纪70年代“恢复基础”运动以来,历次教育改革都反复强调要加强中小学的“双基”教育质量。然而,这并未改变课堂教学过程的基本模式,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理念深入美国课程,课堂教学仍然以儿童的活动和小组学习为主,以明确的教育与评价标准为指南,“知识、个体、社会相互融合”的课程设计思想在美国课程设计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知识、个体、社会相互融合”的课程设计思想认为,对学生的评价不应只限于学业成绩的评定,更多的是要使学生了解自己的特殊性和自我成长程度,提醒他们所处的现实机遇,为他们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当前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使得美国课程设计者重视学生的学业水平,因而提高了标准化测验的难度,但采用了一种多维度的评价方式,即把学生放置在其未来发展潜力的背景中去考虑。当代美国社会需要具备综合素养的人才,重视人的创造力,评价的目的不再强调外在权威的不可动摇,而转向内在的学生的持续发展能力,评价因此呈现出一种流动性、参与性的特点。在这种师生互动的评价中,评价者和被评价者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评价也不是为了划分等级,而带有一种质性的特点。

战后,美国基础教育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不断改进,经历了一个循环递进的发展历程。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及结构、课程实施与评价始终在个体发展、社会发展和学术素养这三种取向之间徘徊,并处于逐步递进的发展之中。总体来说,美国的基本教育课程设计既强调基础又追求优异,并直面经济、科技教育的改革和创新:一方面,为了保证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而培养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为保证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而为每一个美国公民创造平等良好的学习环境。因此,战后美国基础教育的主线是确保精英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围绕这条主线,美国的基础教育始终彰显着多元化的课程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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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S·布鲁纳.教育过程[M].邵瑞珍,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49.

[4] 靳玉乐,于泽元.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33.

[5] 黄永和.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之研究:一种有机典范的课程观[M].台北:台湾师大书苑2001:69-71.;转引自靳玉乐,于泽元.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149.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