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连队党支部建设的经验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连队党支部建设的经验总结（通用3篇）

篇1：抗日战争时期连队党支部建设的经验总结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军政治工作建设发展逐步成熟的阶段，连队党支部建设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地位逐步加强，党的组织逐步健全，组织生活制度得到了有效规范，群众性组织作用发挥明显，特别是军人俱乐部等群众组织的活动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军政工作的落实。抗日战争时期连队党支部建设的经验对现在连队抓好党支部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连队;党支部;经验总结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130-02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连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实践和经验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它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队政治工作的继承与发展，连队政治工作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并逐步走向成熟。在抗日战争时期，连队党支部就始终担负着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任，是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人民军队的有效举措。新的历史条件下，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强军之魂，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这就要求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党支部建设，不断增强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抗日战争时期的连队党支部建设实践中留下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形势下抓好连队党支部工作，推进连队全面建设向前发展，对加强和改进基层连队党支部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坚持党支部的核心领导地位

党支部是连队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促进连队全面建设发展的领路人和掌舵手，必须巩固其核心领导地位，突出巩固支部的堡垒作用。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改编中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开始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制度，我军经过长期的作战实践，对支部的堡垒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进入抗战后，各部队对连队党支部的核心堡垒作用有了更高的认识。《罗瑞卿在连队政治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支部是连队的堡垒，是连队政治工作的主要靠山，要解决连队政治工作问题，就必须解决连队之支部工作问题，不做好支部工作，是绝不可能做好连队的政治工作的。1944年4月，萧华也在《关于连队政治工作建设问题》中指出：连队支部应成为连队的核心堡垒，巩固党对连队的绝对领导，宣传与执行党的政策，保证上级一切战斗任务与工作任务的完成，这种意义在连队中与整个连队建设上是非常重大的。同时，他还讲道：党的支部堡垒作用，就是通过支委会的领导，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团结非党群众自觉的保证一切战斗与工作任务，因此上级每个时期的任务，都必须通过支部的保证才能实现。

为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其对连队政治工作提出的现实要求，我军各部队主要在建强支部委员会、规范支部内部的组织及其生活、在加强党的教育方面、正确处理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连接问题及建强支部领导等5个方面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在规范支部内部的组织及其生活方面，主要从党员的发展、小组划分与党员配备、成立同情小组（即今天的积极分子）、党员的鉴定和审查工作、解决会议太多和会前无准备的问题、党内民主生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建强支部委员会方面，要求慎重支部委员会的人选，注意培养支部干部的工作能力及建立各个支部委员的工作等;在加强党的教育方面，提出在方式上应该是以轮流训练班为主，但同时亦应加强支部与分支的教育工作，同时在内容上强调应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和思想教育;在正确处理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连接问题方面，提出支部工作的一切努力归根结底，都不外乎为着这一目的真正实现联结群众与率领群众前进，必须做到领导群众的两个原则，即第一，任何时候，我们党员都要与群众在一起，不能脱离，保持联系，但又要领导群众不要做群众尾巴。第二，我们共产党员要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达到阶级的政治水平。但同时又要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学生;在建强支部领导方面，纠正一切经过支部的错误做法，加强支部集体的有组织的领导。

二、严格组织生活制度

基层连队七项组织生活制度是我军多年来抓好党支部建设的重要制度，必须抓好落实。要摒弃形式主义，一项一项抓好、抓到位，绝不能以基层连队工作忙任务多没时间为借口而应付差事、敷衍了事、糊弄完事。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形势任务的要求，进行了整顿连队政治组织与制度的一系列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加强连队政治工作建设和开展政治工作，我军各部队根据自身的情况建立健全了各种政治组织和制度。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整编，各部队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连队出现了政治组织和会议汇报制度是纷繁复杂，各自为政，自行添设，重重叠叠，十分繁杂，形形色色，有名无实的现象。如：在会议上的名称上有小组会、支部委员会、支委扩大会、支部大会&&防谍委员会议、政治战士会议、排级干部会议&&不下二十余种师特务营第一连每月要开二十九次会，需三十七个小时;教二旅六团三连每月开三十四次，需要五十三个小时&&一个排长在特务营一连每月开会三十五小时，一个排要开会三十四个钟头。这些不仅没有促进连队政治工作的开展，反而增加了形式主义的流毒继续传播。针对这种实际问题，各部队加强了连队政治组织与制度的整顿。

1941年10月11日，罗瑞卿在《关于连队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中就对部队的操课会议时间进行了调整，具体规定连队会议名称计十四种，每月共二十二次，每次时间二小时半，政指必须参加者十六次。1942年3月15日，八路军115师也在《一一五师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关于支部工作报告》中提到：组织的存在要适当，会议汇报的制度要确立，活动要有充分的时间，组织应发挥应有的作用，并明确规定，现在师政治部规定只有支部、军人俱乐部、青年队、连队工作组、政治战士五种，其他组织一律取消。临时的组织，在工作任务完毕后，即行解散。罗荣桓还在《略谈连队政治工作问题》中指出：连队的各种制度，必须服从于集中战斗方面。依此为依据，115师在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还具体规定了党的会议、群众团体会议、行政会议及连队汇报等会议汇报制度的时间和次数。整顿连队政治组织和制度，有效遏制了连队千端万绪，忙不知其所以然，组织不能发挥作用的问题，保证了政治组织与制度作用的发挥，为连队政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三、加强群众组织建设

群众组织建设是为了更好的发扬民主，充分发挥我军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我军的作战原则是主动灵活的游击作战，更要充分的发扬民主，发挥群众的作用。

1940年3月颁布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中正式确定了军人俱乐部的名称，并制定了《连队军人俱乐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了军人俱乐部的性质、任务、组成和内容。《罗瑞卿在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军人俱乐部的组织及其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特点之一，在我军政治工作上，有着悠久的光荣传统军人俱乐部是全体军人的一种群众性的组织，一种课外学习的组织，一种文化生活的组织，一种团体生活与正当的娱乐生活的组织，军人俱乐部的工作可以帮助全体军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活跃与提高部队情绪，可以深入全体军人关于军事政治方面的学习，可以帮助部队生活的改善，可以促进部队体力的加强。他还强调，军人俱乐部的工作与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因此，针对抗战时期各部队在军人俱乐部工作开展过程中出现的仅有组织没有工作，或者有某些形式上的装饰，而无实际的工作内容，是少数人包办的组织，而不是与广大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的组织等问题，克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加强了军人俱乐部的建设。首先，依据政工条例统一了军人俱乐部的名称，废止了救亡室的名称;其次，规定了军人俱乐部的时间为课外活动的时间，强调俱乐部的组织，必须吸引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不应只是少数干部与少数党的活动分子包办;第三，强调军人俱乐部的工作中心，应该是抓住有助于军政教育的补助教育性的各种活动、文化娱乐工作、体育活动以及经济委员会的工作;第四，理顺领导关系。强调军人大会的民主，也是有限度的军人大会是在连长与指导员的指示和领导之下进行的。军人大会无权成立决议要连队首长来执行，决议也只能是建议。这些指示和工作的落实，有效地促进了军人俱乐部工作的开展，使军人俱乐部在抗战时期逐渐成为军政工作实施的有力助手。

参考文献：

[1]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940年3月）[m]//总政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五册（抗日战争时期：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152.[2]罗瑞卿在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8月26日野战政治部连队政治工作会议）[m]//总政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抗日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335.[3]对连队政治工作的全面检讨（1941年10月11日罗瑞卿关于连队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m]//总政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抗日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391.[4]略谈连队政治工作问题（1942年3月15日罗荣桓在第115师教导第二旅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m]//总政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抗日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641.[5]整顿连队政治组织与制度（1942年3月15日梁必业在115师连队政治工作会议关于支部工作报告）[m]//总政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抗日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645.[6]目前连队的政治教育工作（1942年3月15日赖可可在115师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m]//总政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抗日战争时期：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655.[7]从十个连队调查材料中所看到的关于连队政治工作改造的几个问题（1944年2月27日陶铸）[m]//总政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七册（抗日战争时期：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401.

篇2：抗日战争时期连队党支部建设的经验总结

为了适应全面抗战建立统一战线的客观要求, 增强实力, 吸收了大批的党员。通过对党内整体思想状况和大批新党员个人情况进行考察发现在党的内部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非无产阶级的不良思想意识。为了保证党内队伍建设和党事业的顺利推进, 刘少奇于1939 年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明确他阐述了加强党员修养的必要性和修养的内容与方法、列举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及其来源、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应采取的态度、做合格共产党员标准等。

刘少奇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建设的内容, 创新性的提出从党员个人修养角度来谈党的建设,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从思想建党的理论。

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建党之初, 我们党迅速投入革命, 理论知识匮乏, 思想建设薄弱。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 由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素质差, 指导革命实践中存在偏差, 一定程度上导致革命失败, 党内革命意识消沉并萌发了非理性、极端的思想。针对党内出现的思想状况, 党理应从思想源头加强党的建设, 要维护党的地位和进行正确的领导, 就要确保党内的先进性思想。

刘少奇曾在多次报告中提到“毛泽东思想”, 深刻的指出毛泽东思想对我党的重大意义。科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 认为它是对我国革命经验和党的自身建设科学的系统的总结, 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理论。“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1) ”。刘少奇指出, 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特点, 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学习并将之用于实际工作中。

除此之外, 刘少奇还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为了解决党内思想混乱, 党员要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改造党员, 教育全党, 团结全党, 肃清党内落后思想。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发展, 是我党摒弃旧思想, 不断改造完善自身, 争取革命胜利的强烈愿望的表现。经过刘少奇的不懈努力, 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明显提高, 增强了党的自信与勇气。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理论指导, 共同指导我党的革命实践。

三、党内斗争理论

建党之初, 由于缺乏党建经验于是仿照俄国列宁原则去建党, 并受欧洲社会党的影响, 在进行我党建设的时候忽视了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 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我党同志走向极端, 犯倾向性错误, 主要表现形式有: 其一, 党内同志认为斗争越厉害、斗争方式越尖锐才不会犯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的错误。并假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名义和方式进行党内斗争; 其二, 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容易形成宗派主义“家长制”, 导致极端民主化在党内盛行; 其三、党内无原则的纠纷与斗争。这几种错误倾向, 都是同马列主义背道而驰, 于对党无益的。

刘少奇认为党从诞生的那一天, 就无时不存在斗争, 指明党内斗争本质上是来源于党内人思想上的分歧, 可能会逐步发展成为政治分歧, 甚至可能发展为党组织上的分歧。历史上就曾出现了“左倾”右倾的错误倾向, 在生活、工作、行动上会给党和无产阶级带来严重破坏。只有正确的认识并克服党内矛盾, 才能不断加强党的团结, 巩固我们党的队伍。刘少奇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党内斗争的具体情况, 阐明了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正确的方法。首先承认党内斗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允许在不违反党章党纪的范围内进行思想斗争。然后科学处理党内斗争要做到:一、党内斗争要严肃负责的对待; 二、党内斗争的目的不是一味地批评打压而是教育党员和犯错误的同志, 使其认识并改正; 三、党内斗争讲究方式方法, 党内思想和原则的尽量不对立, 在组织上方式上尽可能不对立。“总之, 党内斗争基本是一种思想上, 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 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 (2)

四、民主集中制原则与群众路线

刘少奇指出: “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数目字的总和, 而是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结合体, 是党的首脑 ( 中央) 、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 (3) 它是领导与被领导、个人和整体、党组织与群众的关系。民主与集中具有统一性, 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二者不能分离。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不是党组织凌驾于群众, 也不是人民群众命令指导党组织, 而是个人服从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 党内应积极执行这一原则。在建设抗日战争民主政权中, 提出了“三三制”原则, 在政府人员中, 共产党员应只占三分之一, 非党进步分子与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二, 实行民主政治, 确保党内思想上一致性,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刘少奇将群众路线视为我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指出我们党的一切活动都不能脱离群众。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所具备的特点, 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共产党要与人民群众取得最紧密的联系,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尽量避免犯脱离群众的倾向, 比如: 侵犯了群众的利益, 用错误的态度与方法领导群众、官僚主义等。我党同志应当保持警惕, 一旦发生应及时肃清错误思想以保持和巩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刘少奇提出了四个群众观点: 一、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 二一切向群众负责的观点; 三、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 四、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更好的坚持群众路线, 才能够实行正确的领导, 保证革命事业的成功。

摘要：刘少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抗日战争时期他开创了从党员修养角度进行党的建设的新观点、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并丰富其发展、提出了科学党内斗争理论、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 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关键词：刘少奇,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

参考文献

篇3：抗日战争时期连队党支部建设的经验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党保持肌体纯洁的历史经验

●毛维军

党的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是先进性的可靠保证。重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保持党肌体纯洁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在思想、作风、组织建设、构建廉洁政府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保持纯洁性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肌体纯洁；历史经验

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共同对敌，洗雪民族耻辱重新崛起的历史转变时期。党在思想、组织、作风、廉政建设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走出了狭窄的圈子，成为了全国性的大党，成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对抗日战争时期党保持肌体纯洁的历史经验进行探究，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执政党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一、坚持理论武装、加强党性修养，开展延安整风，保持党的思想纯洁

思想是导向，是灵魂，保持党的纯洁性，首要的是思想上的纯洁。抗日战争期间，发展的党员主要来自于农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新党员不仅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不高，对党的性质的认识不是很清晰，对党的基本理论的把握还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在党员队伍中还广泛地存在着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的思想意识。这表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党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坚持理论武装。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没有政治上的坚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我们党首先抓好干部教育。党建立了抗大、党校、马列学校、女大、边区党校等，让一些领导干部集中一段时间到党校轮训，党校课程设置深入浅出、中西结合，既突出理论性，又能做到被领导干部理解和掌握，如：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近代世界革命史、近代中国革命史、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等；对于在职干部，中共中央作出了“每日二小时学习制”、“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1]等特别规定。

对于普通党员的理论学习，主要是通过支部来进行。要求了解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纲领、由此增强党的意识、树立坚定的革命信仰。由于农村党员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对于经典著作的学习有一定难度，中央编写了适合普通党员学习的小册子和综合性读本，保证普通党员在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掌握政治常识、提高思想政治素养。

（二）加强党性修养。通过党性修养和锻炼，铸就良好的思想素养，是我们党保持思想纯洁的重要法宝。抗战时期，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纷纷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党员对党要忠实》、《共产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文，从不同的角度对党的基本知识、基本纲领、对党员的要求等进行阐述，为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与锻炼提供了理论指南。

党性修养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还有道德品质的修养、组织纪律的修养、工作作风的修养等等。抗战开始后，党内出现了一些违反党性的不良倾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6月专门做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领导干部进行深刻反思，号召全党眼睛向下、埋头苦干，摘除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思想“毒草”，树立大公无私、忠实朴素的道德品质，形成实事求是、力戒肤浅的工作作风，以此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三）开展延安整风。1942年正式拉开帷幕的延安整风运动大体可分为思想动员、整顿三风和总结经验三个阶段。随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而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使我们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延安整风，推动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正式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加强党性修养和延安整风，广大党员的党性观念和思想政治觉悟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在对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的认识上进一步深化，彰显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政治上的清醒、坚定与成熟。

二、党员队伍建设、民主集中制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四位一体”保持党的组织纯洁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党的党员人数大约是四万，这对于当时严峻紧张的抗战形势来说，是严重不符的。1938年3月，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我们党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到1940年，党员人数已达到八十万。历史已经证明，当时党的大量发展党员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但如何在党员数量增加的同时，保证党员的质量，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已摆到全党面前。

（一）加强党员的教育与管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提高党员队伍素质。由于战时环境的特殊性，所发展的党员也有如下特点：一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是主体；二是对新党员的“入口”把关不严，鱼龙混杂。根据这些情况，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队伍“保先”、“保质”。

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有计划的组织关于党内教育中的报告或演讲，使党员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共产党人的使命。如华北抗日根据地把党员的教育管理作为模范党支部的标准：不仅每个党员能看报，而且还要能讨论党报；党内文盲六个月内消除；半年内每个党员都能接受一个月的训练。

其次，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党的队伍，党的队伍素质得以迅速提高。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广大知识分子投笔从戎，不仅大大提升了我们党队伍的文化水平，还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精神支撑。

再次，畅通“出口”，制定党员退出措施。抗日战争期间，我党虽然吸收了大量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的先进分子，但是一些普通农民、普通的抗日分子由于把关不严而进入党内，更可怕的是一些阶级异己分子、甚至奸细乘机混入党内，对党的躯体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央高度重视锄奸工作，要求党的组织发展做到五点：“精干；严密；消除破坏分子，保卫党；阶级教育、马列主义；严格执行秘密训令。”[2]

（二）选拔、使用、培养、管理好干部，夯实党员干部队伍。在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方面，毛泽东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德才兼备”的标准和“任人唯贤”的路线、“知人善任”的干部政策，“五湖四海”全面团结干部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不轻易戴“机会主义”帽子，不轻易“开展斗争”；要照顾他们的困难。

在工作实践中，陈云充分贯彻了毛泽东的干部路线和政策，使之更具体和完善。1938年9月他在《论干部政策》的讲演中提出了自己的用人之道：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这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干部政策的进一步发展。1940年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提纲中写道：选拔干部的标准，政治和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以政治为主；德才并重，以德为主。了解和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坚持人、事两宜，用人得当，适得其所。对于干部教育，他根据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提出要把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一致起来:“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3]这些关于党的干部政策的论述，在理论上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党建思想，在实践中有力地保证了抗战时期党的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三）科学认识与理解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组织纪律。抗战伊始，毛泽东就指出：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要依靠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使大批干部得到锻炼，肃清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使全党如钢铁一样团结。

刘少奇也在《论党》一文中专门论述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他指出：党内民主集中制“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4]“要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集中。要使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对立起来。”[5]

党的七大党章对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出了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党的个人服从所属的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服从中央；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

（四）重视支部建设，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党的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党的组织纯不纯，巩固不巩固，关键是看党支部。抗战时期，党的支部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独特经验。

1.明确支部任务。在《党的支部》一文中，陈云重点指出了支部的基本任务：党的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组织、是征收党员的机关、是教育党员的学校、根据地内的党支部要领导党、政、军、民、学各项工作。“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垒的姿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起核心的堡垒的作用。”[6]这一论述对党的支部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2.健全支部机构。党的六大党章规定：“支部干事会，以党员人数多寡为标准，支部选举三人或五人组织干事会……支部干事会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执行党员大会或支部会议的决议，及上级党部的指示。”到抗战时期，支部机构设置在人数规定上有所突破：支部委员会(或干事会)人数的多少，按党员的数量和工作的范围、工作需要决定。[7]

3.完善支部生活。党的组织生活，是实施党内监督的一种有效形式，是加强党员队伍管理、保持党员纯洁性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共中央于1941年6月做出原则要求:“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8]

三、批判不良作风，树立共产党人的新作风，“破”与“立”并举推进党风建设，保持党的作风纯洁

党的作风好坏，直接关系到党的形象、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这一时期，毛泽东陆续撰写了《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等重要文章，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尾巴主义、军阀主义等错误思想意识与不良作风进行了批判，并且倡导我们党新的优良作风。

（一）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毛泽东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就有了萌芽和形成，在抗战期间成熟并发展。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中，将理论联系实际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还指出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向：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二）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加强作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解决作风问题的最根本的任务。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将人民群众比作“铜墙铁壁”，是党无坚不摧的力量之源。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人民群众比作“眼睛”，要求共产党员保卫人民，就如保卫自己的眼睛；比作“上帝”，我们要感动上帝；比作“土地”，共产党人好比种子，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在中共党内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党的七大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第一次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内涵：它包括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等。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加强团结、保持肌体健康、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能力的有力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的重要报告中毛泽东告诫全党：要经常地检讨工作，不要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清洗自身的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使党保持清洁的面貌和健全的肌体。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地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作风，并正式写入七大党章，这标志着三大作风已被全党认同并接受，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在作风建设上的成熟风姿。这三大作风是党的优良作风的高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保持并发扬了以三大作风为内核的优良作风，保持了党的作风纯洁，提高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谱写了波澜壮阔的抗日史诗。

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恪守为政底线，保持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清正廉洁

“政者，正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共产党人的做人之本；洁身自好、克己奉公，是领导干部的从政之基。抗战时期，局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廉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初具“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雏形。

（一）加强思想教育，以典型育廉。典型是方向，是标杆，代表了高尚的道德力量和精神追求，是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抗战时期，中央号召全党学习白求恩和张思德，让每个共产党员学有目标、赶有榜样，营造向典型学习的良好风尚。

（二）颁布施政纲领，以制度护廉。建立健全制度，是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1937年8月，在陕北的洛川会议上，中央要求全国上下实行十大救国纲领，提出要“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9]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共二十一条，其中第八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0]在此期间，边区政府还建立了如审计、公产管理、税收、金库等一系列制度。颁布这些施政纲领和制度法规，表明了党建设廉洁政府的鲜明态度与坚定立场；同时规范政府工作人员的从政要求，杜绝政府细胞组织的贪污腐败，从而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成为有别于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抗日的、给人民自由的、民主集中制与廉洁的政府。”[11]

（三）实行“三三制”，以监督促廉。民主监督是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这不仅体现了党吐故纳新的大胸襟和兼收并蓄的大智慧，更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廉政建设筑起了一道坚实壁垒。随着“三三制”的普遍推行，各民主党派、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各阶层的人民都能参政议政、相互协作、相互监督，为政府公职人员为人民服务、廉洁从政等优良作风的保持和发扬提供了坚强保障。同时，“三三制”政权中的共产党员在民主政府的廉政建设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他们不仅能严格自律，还能影响“三三制”政权中其他的党外人士，共同抵制不良之风，弘扬正气、服务于民。

（四）开展“精兵简政”，以节约助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不仅会增加群众负担，提高政府的行政成本，而且容易滋生腐败。1941年12月，中央采纳了李鼎铭等11人的提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全党精简机关，充实基层，提高效能。在抗战的十大政策中，毛泽东强调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必须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实行，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这五项目的。”[12]中央还把精兵简政与对敌斗争、三三制、整顿党风、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等结合起来，不仅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且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避免了滥用和浪费。精兵简政的成功开展，首次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是我党智慧的结晶，是党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发挥群众创造力的伟大创举，书写了党在抗战时期一心为民、风清气正的华美篇章。

保持党的纯洁性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四大考验，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四大危险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保持肌体纯洁的历史经验为我们经受住“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保持党的纯洁性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值得我们好好汲取和吸收。

[1][2][10][1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4.225-226.335.221.

[3]陈云文选（1926-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3.

[4][5]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59.366.

[6][7]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7.146-147.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47.

[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5.

[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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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28X(2012)10-0009-04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YB4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中共湘潭市委党校马列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