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作原则的语境制约性

论合作原则的语境制约性（精选8篇）

篇1：论合作原则的语境制约性

论合作原则的语境制约性

合作原则指导人们进行交际活动,要求会话参与者有共同的交际目标.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是一种语用现象,是一种“活”的`规约.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中调节会话过程,导致了会话合作与不合作的相对性.各具体合作准则在特定语境中起作用,凸显程度也随会话语境变化而不同.合作原则在应用中表现出一定的语境制约性.

作 者：周树江 ZHOU Shu-jiang 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山东烟台,264005刊 名：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827(3)分类号：H314关键词：合作原则 会话准则 语境 语境制约

篇2：论合作原则的语境制约性

合作原则对各语境中语言交际的解析

实际语言交际过程寿在着偏离格赖斯合作原则各项准则的现象.本文结合语境知识,探讨各种语境,如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等环境下语言交际的合作,以便交际双方深刻理解交际真实意图,完成交际.

作 者：王方 段成 WANG Fang DUAN Cheng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59刊 名：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3)分类号：H0-05关键词：合作 语境 语言交际

篇3：论合作原则的语境制约性

新中囯成立起来, 特别是2004年实施农机购置补贴起来, 农业机械化发展非常快, 大大減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 缩短了农作物种收时间, 为农业节本增收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 分户单机经营存在信息不通, 作业效益不高, 对外影响力小, 高性能机具买不起, 用不好等问题。因此, 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是大势所趋, 势在必行。近几年来, 各地农机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 层出不尽。农机合专社的发展, 有力地推进了农机作业和服务效益的提高。

在国家大力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看到,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存在二个不可匆视的问题:一是个体农民合作农机具作业具有自主性强, 收入、支出自我作主, 灵活性大的特点。加入农机专业合作杜后要服从组织, 听从安排, 收入不能由入会农民自主支配, 显得不直接, 使农民觉得农机专业合作社不能给入会社员带来明显的收益, 农民的入社积极性不高, 甚至还会认为入合作社社还不如单干划算。二是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农机作业收入利润空间小, 合作社的服务收费不可能高于个体农机户的服务收费, 而费用开支成本合作社却要高于个体户, 所以使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利润更小。如不能发挥专业合作社的规模优势, 为社员创造更好的效益, 农民就不会入社, 合作社也会因资金紧缺, 难于运转。

因此, 农机专业合作社要健康发展, 必须发挥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发挥规模优势, 努力承担单台农机具难以完成的作业任务, 如承担大面积水稻全程机械化作业等, 这些既受广大农民欢迎, 而个体农机户却难以承担的服务项目, 农机专业合作社就可以大做文章。二是集中资金购置高性能农业机械。高性能机械具有作业质量好、效益高、投资大、使用维护技术要求高等特点, 个体农机户往往买不起、用不好。合作社却可以买得起、用得好。三是发挥技术优势, 提供优质服务。农机专业合作社社员众多, 不乏具有操作技术熟练, 维修技术过硬, 能解决机具作业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难题的农机使用维护人才, 能及时维修保养农机具, 保障农机具高效运行。只要能够把握机遇, 发挥优势, 农机专业合作社一定大有可为。

篇4：论刑事诉讼中配合制约原则与完善

摘要：我国刑诉法把警检关系规定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关系符合诉讼规律，然法律对警检配合未作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警检配合难以落到实处。刑诉法把检法关系规定为“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关系也是符合诉讼规律的，但检法“互相配合”违反了诉讼原理。刑诉法应当加强警检配合关系和检法制约关系，废除检法“互相配合”的规定。

关键词：刑事诉讼；配合制约原则；警检关系；检法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132-004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以下称配合制约原则）既是我国宪法第135条规定的一项宪法原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的一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配合制约原则是调整警检关系和检法关系的法律原则。警检关系和检法关系的主体不同，主体的诉讼职能不同，故警检关系和检法关系的性质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刑诉法用统一的原则来调整警检关系和检法关系是不合理的。同时，我国诉讼法学界有关配合制约原则的理论研究并不区分警检关系和检法关系，只是从整体上就该原则用以调整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关系是否合理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或主张该原则具有合理性，应予坚持，或主张该原则不具有合理性，应予废除。笔者认为，应从警检关系和检法关系两个方面就配合制约原则进行分析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就配合制约原则的完善问题作一探讨。

一、从警检关系角度看“配合制约”原则

警检关系首先是一种分工关系。现代世界各国法律均规定，警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二者存在明确的分工关系。在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法律规定检察官行使规定的侦查权，警察必须是在检察官的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侦查活动。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警察通常是独立展开相应的侦查程序，之后向检察院进行移送侦查的结果。[1]警检分工反映了诉讼规律，是刑事诉讼专业化的必然要求。在现代社会，犯罪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性、隐蔽性、技术性的特点，与此相适应，刑事侦查也需要由专业性较强的机构来承担。同时，现代社会法律越来越完备，越来越复杂，因此，需要精通法律的专门人才来承担起诉工作。警察在侦查方面训练有素并学有专长，因此能够适应侦查专业化的需要；检察官具有较高的法律水平，故能胜任起诉工作。侦查和起诉的专业性决定了由警察来承担起诉工作或由检察官来承担侦查工作都是不合适的。当然，警检分工不是绝对的，侦查与公诉关系密切，二者难以绝对分开。实践中，侦查权并不是仅仅由警察机关去行使，检察机关在一定的情况下也能够行使法律规定的侦查权。从世界各国法律规定看，检察机关可以直接介入侦查工作，或者在警察机关侦查不充分时进行补充侦查。

在警检分工的前提下，警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必须互相配合。这是因为，警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侦查和公诉都属于控诉职能。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相同诉讼职能的诉讼主体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关系，例如，公诉人与被害人的关系、被告人与辩护人的关系、警检关系，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承担相同诉讼职能的诉讼主体具有共同的诉讼利益和诉讼目标。为了完成共同的诉讼目标，诉讼主体需要在行动上相互配合和协调一致。就警检关系而言，由于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有效指控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目标，因此，二者均需要在调查取证与查明事实方面相互配合与协作，否则无法完成犯罪追诉任务。

警检分工也必然导致警检之间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是因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必须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必须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但是，警察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实际表明了警方立场：检察机关应当提起公诉。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实际上是对警方立场的否定。因此，不起诉体现了起诉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反过来，由于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否定了警方的意见，这可能导致警方的不满情绪，警方可能要向检察机关提出异议，从而对检察机关行使的起诉权进行制约。当然，警检相互制约是一种积极的制约，而不能是一种消极的制约。[2]由于这一原因，世界各国法律均规定：检察机关在发现警方移送的案件证据不足时，必须进一步侦查或退回警方补充侦查，而不能简单地作出不起诉决定。

因此，警检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在分工基础上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关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把警检关系界定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关系是符合诉讼规律的。

我国刑诉法对警检“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原则作出了具体规定。对于警检分工问题，刑诉法在相关条款中规定了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承担几乎全部案件的相关侦查工作；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批捕权和职务犯罪侦查权。警检“相互制约”体现为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方面。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依据法律而提出的逮捕申请，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逮捕条件的，则不予以批准，否则，需要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但是，对于警检“互相配合”，法律未作具体规定。我国学者认为警检“互相配合”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具体体现，表现在：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为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批捕与提起公诉做好相应的准备；人民检察院依法可以直接受理的案件如果需要进行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则由人民检察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需要通缉被告人时，应当通知公安机关执行。”[3]按照这种理解，只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履行了法定职责，就实现了警检的“互相配合”。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是其份内之事，不属于警检“互相配合”的范畴。因为，即便没有“互相配合”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也要履行法定职责，而不能放弃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

由于法律没有就警检配合作出具体规定，实践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各自独立进行侦查和起诉活动。这样，侦查人员一般就无法从公诉、庭审的角度来收集与完善相关证据，最终导致取得的证据不适格或证据不够充分，无法达到合理排除怀疑的程度，公诉人较难在法庭上实现证明犯罪的目标，这就必须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在此过程中，有的证据因时过境迁而灭失，因而难以完成补充侦查任务，以致不得不撤销案件，从而导致有罪者逍遥法外。即便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满足了公诉的需要，也会导致诉讼拖延。有时，公安机关对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拒不按照检察机关的要求补充证据，使案件陷入困境之中。endprint

二、从检法关系角度看“配合制约”原则

我国刑诉法第7条规定检察院与法院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其中，“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充分体现了控审分离原则的基本要求。首先，检法分工把控审职能区分开来。“分工负责”是指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法院行使审判权，即检察院承担控诉职能，法院承担审判职能。其次，由检法分工可以推导出不告不理的结论。再次，由检法分工可以推导出诉审合一的结论。据此推理，若法院对未起诉的人和犯罪事实进行审判，那也就等于法院自行起诉和审判，这同样违反了检法分工原则。

检法分工必然导致检法相互制约。一方面，审判权要受到检察权的制约。因为，检察院不起诉，法院就不能审判，这就决定了法院不能运用审判权来任意追究公民的刑事责任。同时，法院审判的范围限定在检察院指控的人和事的基础上，法院不能审判未起诉的人和犯罪事实。另一方面，检察院的起诉权要受到法院审判权的制约。按照检法分工原则，检察院虽然有权对被告人提起公诉，但无权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法院可以依据证据等方面情况作出无罪判决，这体现了法院对检察院的制约。[4]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有关检察院与法院“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规定是符合控审分离原理的，因而是符合诉讼规律的。

然而，配合制约原则要求检察院与法院“互相配合”的规定违反了诉讼原理。首先，检法“互相配合”违反了诉讼职能理论。在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由诉讼主体承担的诉讼职能决定的：承担相同诉讼职能的诉讼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如警检关系、公诉人和被害人的关系、被告人与辩护人的关系。承担不同诉讼职能的诉讼主体之间的关系则是或主要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如检法关系、控辩关系，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诉讼目标。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控诉职能，其一旦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当然要追求法院对被告人定罪判刑这一诉讼结局。但我们不能说法院也追求对被告人定罪判刑的诉讼结局，否则控审就是一体了。事实上，法院在审判中追求的目标应当是对刑事案件进行公正的审理和作出公正的裁判。检法之间诉讼职能与诉讼目标的不一致性表明只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而不是配合关系。因此，法律要求检法互相配合是违反诉讼职能理论的。其次，检法互相配合也违反了诉讼结构理论。刑事诉讼结构理论认为，刑事审判的合理结构是控辩双方进行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形的三角结构。检法“互相配合”原则要求法官向原本就十分强大的控方予以支持和协助，这就形成了公诉人与法官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被告人的诉讼格局。在这样的诉讼格局下，控辩双方在诉讼地位和诉讼实力上是不平等的，法官也难以保持中立和超然的诉讼地位，从而导致诉讼结构失衡。

当然，我国法律并未就检察院与法院应当如何“互相配合”作出具体规定。尽管如此，刑事诉讼法第7条有关检察院和法院“互相配合”的规定从观念上对法院和检察院产生了影响，使法院和检察机关都认识到检法具有共同的诉讼目标即惩治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为此，检察院和法院产生了强烈的互相配合的观念和意识。由于刑诉法并未规定检察院与法院应当如何相互配合，实践中检察院与法院采取了各种方式来加强检法合作。例如，在重大、复杂或疑难案件中，公、检、法三机关负责人在政法委的主持下，召开所谓“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和法院院长）会议”，对案件的处理进行协商，以便三机关达成共识，在行动上保持一致。在普通刑事案件中，法官与检察官常常在开庭前或开庭后在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共商案情、协调办案。又如，在法庭审判中，法官基于与公诉人“配合”的意识，对公诉人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不进行严格审查，只要公诉人提交的证据，即使辩护方提出了有根据的质疑，也予以采纳；只要公诉人提出的法律主张，都予以认同。检察院和法院“互相配合”导致法院背离了其作为中立裁判者的诉讼角色，使被告人产生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感受。从司法实践看，检法“互相配合”已经产生了负面后果。在一些案件中，公诉人提交法庭的证据存在明显瑕疵，法院本应对公诉方提交的证据严加审查，却基于与检察院“互相配合”的意识而采纳公诉方提出的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的证据，从而错误地认定案件事实，形成冤、假、错案。云南“杜培武”案和河南“赵作海”就是两个典型案例。

三、刑事诉讼中“配合制约”原则的完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法律不应对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关系用统一的诉讼原则来界定，而应区分警检关系、检法关系和警法关系分别规定相应的诉讼原则，因为，警检关系、检法关系和警法关系的性质不同。

（一）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制度来实现警检的“互相配合”。

就警检关系而言，可以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但法律应当对警检“互相配合”的方式和内容作出具体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制度，以此实现警检的“互相配合”目标。“检察引导侦查”制度是我国检察机关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的成果，其基本内容可以理解为：在案件办理阶段，检察官适当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相关侦查活动，站在公诉的角度去引导警察展开调查取证，以使之可以准确，全面、及时地收集与保全指控犯罪所需的相应证据，使侦查阶段调查、收集的证据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公诉的基本需要。因此，学界和实务界都应当积极总结“检察引导侦查”的实践经验，将其上升为法律。

（二）废除检察院与法院“互相配合”的规定

就检法关系而言，应维持“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规定，废除检察院与法院“互相配合”的规定。同时，应当完善检法互相制约的法律规定。在现行法律规定下，检察院与法院的“互相制约”主要体现在实体上，程序方面的制约较少，故需构建检察院与法院在程序方面“互相制约”的诉讼机制。具体为：一方面，应赋予公诉人程序异议权。合议庭在审判过程中如存在程序性违法行为，公诉人应当享有当庭提出异议的权力。合议庭应对异议展开审查，认为公诉人提出的异议成立的，应予采纳，从而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认为该异议不成立的，当庭驳回异议。另一方面，应建立对公诉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从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也存在较为严重的滥用权力问题，如超期羁押、刑讯逼供、为律师阅卷和会见嫌疑人、被告人设置障碍，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建立对公诉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具体而言，如检察机关违法行使相应职权，以致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司法救济，法院应以开庭方式来查明检察机关是否违法行使职权。法院认为检察机关没有违法行使职权的的，应当驳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申请，否则，应责令检察机关立即停止相应的违法行为或认定该行为无效。

（三）规定公安机关与人民法院互相制约的原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认为需要逮捕的，需要向检察机关申请，检察机关批准的，才能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此外，公安机关采取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财产或隐私的强制措施，包括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搜查、扣押、窃听等，均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自行实施。依据规定，强制侦查权不受司法审查，这极易使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滥用强制措施。针对这种状况，学者意见不一。通说认为，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强制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与授权的制度。笔者以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均为刑事诉讼中的控方，其之间主要是一种互相配合的关系。据此推理，在对强制侦查措施进行司法审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很难保持中立。相反地对公安机关提出的适用强制措施的申请会尽可能地予以批准以方便侦查。事实上，我国现行法律中已经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审查权。因此，学者主张检察机关行使司法审查权制度不具有可行性，其很难实现约束与控制强制侦查权的制度设计设想。因此，我国应建立法院对强制侦查权进行司法审查的诉讼机制。具体而言，公安机关采取剥夺或限制公民自由、财产和隐私的强制措施，都要事先向法院申请，获得法院的批准。法院不批准的，公安机关有权向法院申请复议，在意见不被接受的情况下，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复核。如此，在公安机关与法院之间就建立起一种相互制约的法律关系。

参考文献：

[1][德]赫尔曼.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译本序言[M]∥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13.

[2]何家弘.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检警关系[J]. 人民检察，2007，（23）：17.

[3]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03.

[4]张建伟.司法改良、妥协和不彻底主义——以《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证据制度为对象的分析[J].法学，2012，（1）：106.

篇5：论合作原则的语境制约性

语境制约与国内的归化/异化论--西方译论在中国的个案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译界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把它们等同于意译和直译,并与国内的归化和洋化相混淆.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对西方译论的误读,然而,如果从语境出发,可以发掘这对术语从提出的西方语境旅行到接受的中国语境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这可以作为研究西方译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典型个案.对此个案的分析说明,除了存在“误释误用”以外,国内翻译研究语境的影响和制约是产生“运用外国翻译理论不当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 者：尹衍桐 YIN Yan-tong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外语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年，卷(期)：2005 “”(2) 分类号：H059 关键词：归化   异化   直译   意译   语境制约  

篇6：论合作原则的语境制约性

农村合作医疗发起于上世纪50年代, 上世纪60年代在全国发展起来, 上世纪70年代末在全国普遍开展, 在全国的覆盖面达到90%左右。在毛泽东时代, 农村卫生被国际社会推崇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一个典范, 这其中农村合作医疗功不可没。正如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Henk Bekedam所说, 中国的早期公共卫生系统曾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赞许。它的特点在于成本非常低具有很好的可及性……。20世纪80年代初, 世界卫生组织在对中国农村卫生的一份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占80%人口的农村地区, 发展了一个成功的基层卫生保健系统, 向人民提供低费用和适宜的医疗保健服务, 满足大多数的基本卫生需求, 这种模式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取向改革, 农村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 合作医疗赖以生存的基础———农村集体经济近乎瓦解, 于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基础不复存在, 合作医疗也难以维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 重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次被提上议程。1993年, 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994年开始试点并推广实施。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农村卫生工作对农村工作的关键作用, 提出要“积极妥善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体制”。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再次强调重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4年4月, 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全面展开。截至2006年6月30日, 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县 (市、区) 达到1399个, 占全国总县 (市、区) 数的48.9%, 共有3.96亿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但时至今日, 农民医疗保障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农村仍然存在很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为了保障农民身体健康, 保护农村生产力, 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们必须针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采取有效措施以推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笔者认为导致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有;.政府与法律因素、筹资因素、卫生服务提供因素和管理因素。下面本文将详细阐述。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1. 政府与法律因素的影响

纵观合作医疗发展的兴衰过程,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可以发现, 导致合作医疗运行不稳定、难以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基层党政领导对合作医疗不重视或存在错误认识。由于这些错误认识的存在, 导致工作上缺乏积极性、主动性, 失去连续性。二是政策不配套甚至相互抵触。近十年来, 在合作医疗问题上国家有关部门在政策上相互抵触使得基层干部思想认识混乱, 合作医疗工作进退两难。

事实上, 在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不管农村医疗了。缺乏监督的卫生服务市场常常是低效益的, 而且是不公平的。美国哈佛大学肖庆伦博士 (1994年) 指出:在确保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低费用提供医疗和预防相结合的服务中, 政府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此外, 农村合作医疗作为社会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其法规地位尚未得到确认, 这也极大的妨碍了它的发展.无论是建立健全有效的筹资机制还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督促其履行政府职责以及合作医疗运行中具体的费用支付方式的选择等, 都离不开合作医疗法规的支持和保障.

2. 筹资因素的影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有待改善。建立稳定的、有效的筹资机制是合作医疗制度有效运行的核心。但现行的筹资机制存在一些问题, 这将影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持续发展。首先, 多元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尚未形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渠道包括个人缴纳、集体扶持、政府资助及社会资助四个部分。政府出资是在分级管理的则政体制中, 各级政府资助资金来源包括税收、预算外收入、扶贫资金、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资金来源。个人缴费资金来源为个人及家庭收入。集体扶持资金来源包括村办企业收入、土地承包费、林牧渔业承包费、民营及私营企业管理费和社会福利支出的部分等。社会资助来源于社会各界人士愿意对农村卫生事业提供无偿捐赠。当前, 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个人配套的筹资机制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 资金到位率较高。但是由于现行的政策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和支持, 集体扶持和社会资助这两个渠道在现行的筹资机制下发挥的作用不大。政府应通过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 促进多元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的形成, 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持续发展。其次, 各级政府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支持并没有制度化, 这将影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的稳定性。

3. 卫生服务提供的影响

乡镇卫生院作为农村合作医疗的供方主体, 其医疗环境、医疗设施、诊疗技术、服务态度直接影响农民参与的积极性。目前, 乡镇卫生院普遍基本医疗设施差、服务能力低下, 得不到农民的信任;服务效率低、服务观念落后, 适应不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要求, 难以满足农民多种层次、多种类型的卫生服务需求;以治疗为主, 坐堂待诊, 不能克服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就诊距离等因素带来的受益不公;按项目收费, 刺激大处方、大检查等诱导服务的现象产生, 不能遏止医疗费用的上涨, 难以降低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乡镇卫生院存在的种种不适应, 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农民参与合作医疗的积极性。

4. 管理因素的影响

目前, 合作医疗管理仍采用粗放型的管理方式, 没有形成供、需、管三方面有效的、可操作的相互制约机制。一是在筹资和补偿时缺乏科学测算, 选择补偿模式缺乏政策分析和决策依据, 缺乏有效的控制医疗费用上涨和保证服务质量的措施。二是资金管理监督制度不健全, 供、需、管三方之间的权益和责任不明确。三是管理机构人员组成不合理, 职责难以落实。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建议

1. 强化政府职能, 加强合作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协调

我国50年的经验表明, 持续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必须要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因此, 地方政府要把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一项“德政”和“民心工程”来抓, 列入政府的工作日程, 并将其作为任期目标和年度工作目标, 把建立和发展合作医疗制度真正落到实处;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和原则去启迪、教育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 提高对合作医疗的认识, 使合作医疗深人民心。各国的合作医疗经验也表明, 必须从卫生筹资和管理的整体出发来考虑合作医疗的重建和发展, 而这种制度的持续性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参与。

2. 加快合作医疗立法进程, 完善农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迄今为止, 合作医疗作为一种存在了几十年的社会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 其法规地位尚未得到确认。要解决筹资和合作医疗的根本问题, 必须加强合作医疗法规建设, 明确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责任和职责、筹资水平和渠道、费用支付方式、相关利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规范政府行为, 督促其履行政府职责, 体现公平原则, 保障农民的健康权益。同时, 应逐步建立与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农村各项社会性的保险、救济、福利、优抚、养老等保障制度, 促进农村合作医疗的协调发展。

3. 建立稳定增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长效筹资机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要有稳定的筹资来源, 所以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建立稳定增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长效筹资机制。首先, 要保证筹资来源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政府就要将它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支持制度化, 明确各级政府财力支持的来源和水平, 明确政府资金的配置与使用。其次, 政府要通过实行国家投资倾斜政策, 建立激励集体扶持机制, 畅通社会捐赠渠道, 开征社会保障专项税收, 最终促进政府引导、集体资助、社会捐赠、居民自愿参加的多元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机制的建立。最后, 政府应根据各级地方政府财力和集体经济状况, 合理确定政府与集体的资助水平, 依据当地农民年均收入水平和社会捐赠情况、制度认同程度和实施年限等合理确定个人筹资水平, 按照以收定支、量入为出、适度结余的原则, 经科学测算确定合理的补偿水平。从而形成筹资机制。

4强化卫生服务功能, 保证农民真正受益乡镇卫生

乡镇卫生院提供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服务质量是影响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意愿的重要因素。因此, 要转变观念, 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树立服务意识、竞争意识、营销意识, 找准自身发展的“位点”、“卖点”。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具有全科医学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 以及懂得社区卫生服务营销的管理人才;改变卫生服务模式, 实现由“以病人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拓宽服务功能, 将合作医疗与“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有机结合, 为农民提供优质、经济、便捷、综合性的基本卫生服务。依靠高质量的卫生服务吸引农民, 保证农民真正受益, 从而提高农民对合作医疗的信任度和参与的积极性。

5加强合作医疗的科学管理和民主监督

合作医疗管理制度不规范, 不仅使利益分配有失公平, 而且制度本身也难以被确认和得到保证, 并且易于受到人员素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诸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使得基金的安全运作面临较大的困难。因此, 合作医疗管理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实行村民民主监督。引入医疗保险的管理机制, 在供、需、管三方之间建立责任合同关系, 以契约形式明确三方的责任、权益和风险。借鉴保险营销的理论和技术, 依据农民的不同卫生服务需求, 制定不同层次的医疗保障方案, 由农民自主选择适合的模式, 提高农民的主动参与意识。设立由村干部、乡村医生、村民代表组成的合作医疗监事会, 切实负起监督责任, 每年定期开会, 审议合作医疗实施方案, 审计和监督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反馈参保人意见, 公布收支账目。

摘要：在我国广大农村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笔者分析了它目前发展中面临的政府与法律、筹资、卫生服务提供等制约因素, 然后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以期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约因素,发展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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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海沙李卫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运行中的问题探讨[J].社会保障制度, 200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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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WHO,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Investing in Health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Macro-economics and Health, 20December2001.

篇7：试论小组合作教学的基本原则

现在的小组合作教学中首要的一环是“目标导学”。但在设计目标, 分派任务时, 并没有注意到分派的合理性, 只兼顾到了“平均”, 即每一个小组分派的任务在量上是相对保持一致的, 但“平均”不等于“公平”。我们必须看到:个体之间既然存在差异性, 那么, 在开展活动时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动起来了?动的效率如何?都达到教师预设的程度了吗?如果不能, 那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小组合作, 是有效的吗?在合作的反应速率与效率上我们能保证吗?看似红火的课堂背后, 学生真的掌握本节课的所授内容了吗?

基于此, 笔者提出“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

效率优先是基础。课堂时间有限,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 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动起来, 最好是能够全部动起来, 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而不应该是如何将要教的内容教完。情绪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求知兴趣的首要源泉和头一个火星包含在老师对课堂讲解的材料的处理方法中。因此, 我们在设计目标导学时, 可以从内容上作一些调整, 不应把所有的内容交给某一小组, 这样既不符合小组合作学习的特性, 也不能保证课堂学习内容的完整性。而应把目标中的所有问题交给全体学生, 让小组自己去分配任务, 由教师随机点名发言。不要怕学生分派不合理或者“动作太慢”, 苏霍姆林斯基说:“成功带来的愉悦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儿童想当一名好学生的愿望就依靠这股力量。”学生在自主发现的过程中, 会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成功体验, 这样获得的是“我们应该怎样做”, 这比“你们应该怎样做”要好得多。

兼顾公平是指归。每个个体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者应该保护每一个渴望学习的灵魂。虽说小组划分时, 为了方便, 往往是以座次为顺序来进行划分, 这样, 各个小组内的人员搭配并不平衡, 但我们在分派任务时不能有偏向, 而应该一视同仁, 以一种公平的眼光看待每个个体。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在同样的时间内, 各小组间完成的量是不可能相同的。这就要求我们, 在设计量上, 应该以B层的同学为标准, 让A层的同学可以较快地完成, 而C层的同学可以有跳起来够到香蕉的机会。也就是说, 设计的原则是让尽可能多的同学得到“成功的体验与愉悦”。教育学家反复提醒: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激励的程度愈高, 学习的动力就愈大, 且有长期的正向效应。而在激励的方法中, 需要激励和参与激励是很重要的两个方面。学生的学习需要是多层次、多结构的, 既有求知的需要, 也有创造的需要, 当然也有渴望得到承认的需要。在小组合作中, 学生既是学习者, 也是合作者, 参与其中可以让他们体验到成功的巨大快乐。

当然, 量上的把握并不那么容易, 需要我们的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做一个有心人, 每一个课堂设计的背后都应该凝聚着我们的反思, 怎样做才合理, 怎样做才恰当。“写一辈子教案, 不一定能成名师;但写三年的反思, 就很可能成为名师。”在教学中, 做一个有心人, 是一个合格的教育者的基本要求。

篇8：称呼语语义的语境制约

关键词：称呼语,关联理论,语用功能,语境制约

一、引言

称呼语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是重要的一环, 对它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从罗杰.布朗与阿伯特.吉尔曼 (Roger Brown&Albert Gilman 1960) 于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经典之作“代词的权势与同等语义研究”起, 人们对称呼语的研究、认识越来越深入。比如对称呼语的交际功能, 人们的认识从最初的明确说话者所指称的对象、指明交际双方身份到表示礼貌和表达言外之意。为了更好的运用称呼语并让其起到对交际的的推动作用, 另外国内外的研究者对称呼语进行了系统描述。厄文-特利普 (Ervin-Tripp 1972) 的称谓系统流程图, 勾勒出美国英语称谓系统在一种近乎理想的语言环境状态下的一般性选择原则, 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祝畹瑾仿照厄文-特利普绘制了一张汉语称呼系统的流程图 (祝畹瑾1990, 1992) , 为称呼语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启示。此外, 研究者还通过历时与共时的研究角度对制约称呼语的正确理解与运用的相关变量进行了分析, 构建了一些称谓模式, 如布朗和福德的研究中就存在着三种语义模式可供选择1) 彼此直呼其名 (the mutual exchange of FN) 2) 彼此采用头衔加姓氏的方法 (the mutual exchange of TLN) 3) 非对称性选择方式 (the nonrecipprocal pattern) 。祝畹瑾教授针对汉语中“同志”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用法构建了当时的7种模式。但这些称谓模式多是展示了不同称谓形式的选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如年龄的大小、职位的高低、性别的不同等等) 。实际上交际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 在称呼语的选用与理解上, 单考虑社会因素是难以体现称呼语的语用语义的。因此有必要对称呼语的语境制约做更全面的分析。

二、关联理论

1986年, 法国的斯波伯和英国的威尔逊合著的《关联性:交际与认知》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一书问世, 标志着关联理论的产生。斯波伯和威尔逊指出:交际不是简单的编码-解码的过程, 而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 这是一个认知过程。明示就是说话者把意图明白表示出来。在关联理论看来, 明示行为可以促进和强化关联。关联原则还区分了说话人的两种意图, 即信息意图 (informative intention) 和交际意图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信息意图即话语的字面意义, 又名自然信息 (natural information) ;交际意图即话语背后的意思。信息意图能够刺激听话人, 进而使听话人推测说话者的交际意图。换言之, 说话人明示行为背后的真正目的在于引发听话人对信息意图的反应。因此, 交际的成功必须依靠关联:说话人明示和听话人推理。说话人通过明示行为呈现意图, 为听话人提供必要的推理依据;听话人随即按照说话人的明示行为进行推理说话人明示行为背后的真正目的。对交际对象的推理是关联理论交际观的核心内容, 但怎样推理?对哪些内容推理?推理需要用到哪些推理依据?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关联理论的独到之处。我们知道语境是语用学一个重要概念, 它制约着听话人的准确理解, 传统语境学说认为在话语理解过程中, 语境是常项, 是事先确定的。关联理论向传统语境学说提出了强烈挑战。它认为在话语理解过程中, 语境是一个变项, 是听话人在话语理解过程中的心理构建;相关则是常项, 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本能。并且关联理论把交际中的语境称为语境假设, 语境假设不仅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上下文和说话时的社交环境, 还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各种信念、设想、期待、记忆等。语境是动态的, 听话人在推理的过程中可以根据关联度对相关的语境 (语境假设) 进行调整, 重新构建, 如交际中词语表示的概念可能会大大超出它按字面编码表示的意义, 它可能是收窄或者放宽了字面原意。而语境的关联度是以关联性为基础的。在关联理论中, 关联性被看作是输入到认知过程中的话语、思想、记忆、行为、声音、情景、气味等的一种特性。当输入内容值得人们加工处理时, 它就具有关联性。那么, 至于什么会使输入内容值得人们去加工处理则可以根据认知效果和处理过程付出的努力这两个概念加以解释。当输入内容如话语在可以作出假设的语境中进行加工处理时, 它通过修正或重组这些假设就能产生出某种认知效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处理某一输入内容所取得的认知效果越大, 关联性就越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为进行加工处理而付出的努力越少, 其关联性就越强.当一个词语或句子具有足够的关联, 值得对它进行加工处理时, 该词语或句子就具备了最佳关联。基本符合了听话人对交际的关联期待。推理过程到此结束, 话语交际成功。

三、称呼语和关联理论

称呼语的运用与理解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 关联理论属于认知范畴。能不能运用关联理论的理论框架对称呼语的社会功能进行分析和理解呢?答案是肯定的, 原因有二:

1、因为关联理论的应用过程蕴含着社会因素。

通过实施一定的明示交际行为, 说话人希望听话人能够推导他的意图, 也即注意他的心理状态, 通过改变他自己和对方的相互认知环境, 目的是让对方推知它的意图。为此, 听话人会利用互明假设, 并将它作为前提, 去推导说话人的意图。也就在互明假设过程中, 包含了人们对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的推测与估计, 因此在说话人生成明示话语之前, 实际上已经考虑了社会文化因素等。随着对关联理论的深入研究, Clark, Jucker等人认为, 将认知与社会问题结合起来, 突出交际的社会文化特征, 可以从本质上重新界定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关系。

2、对称呼语的语用目的进行推理也需要关联理论。

在交际中, 称呼语的使用受制于特定的语境, 表现为称呼语的语境语用化现象。话语理解中称呼语可起到语用触发语的功能, 引导人们进行以语境为基础的语用收缩与语用扩充。词义及其所指范围的扩大、延伸或缩小都涉及寻找最佳关联信息的语用扩充, 而不是静态的原型意义或语码意义的直接再现。这说明称呼语的使用与理解是一个以语境为基础的语用-认知问题, 而不单是语义问题。

四、称呼语的语境制约

通过上文的论述, 我们了解到运用关联理论对称呼语进行理解, 不仅仅可以了解称呼语的符号意义, 而且可以推理出说话者在众多称呼模式中选择该称呼语的意图。下面将利用关联理论对称呼语的实际理解过程来探讨一下制约称呼语的语境因素。

例1:女人最怕的就是瘫人的这种笑, 恨天狗忠于师傅, 忠于师娘, 却忠得愚蠢, 忠的千不该万不是!瘫人说:“五兴娘, 这事你让我怎么个说?!你, 你也该……” (贾平凹)

例文中的女人听到瘫人称自己为“五兴娘”后一下子附到了瘫人身上。让我们分析一下该片段的背景:两个人是夫妻关系, 丈夫 (瘫人) 因为事故瘫痪在床, 不得已“招夫养夫”, 让“女人”和他的徒弟天狗结了婚, 大家仍住在一起。该片段为女人向瘫人诉苦, 瘫人觉得内疚但又无奈, 所以没有选用体现夫妻平等的“你、我”这样的代词称谓, 而是选用了降低自己身份的从儿称谓五兴娘。以此最大程度的明示自己的交际意图 (对妻子的抱歉) , 妻子听到该称呼后, 比较以往瘫人对自己的称呼 (你) , 推理出了丈夫的交际意图, 感觉到了丈夫的同情与无奈, 达到了自己的认知期待。从该例我们可以看出双方夫妻关系没变, 制约说话人选用称呼语, 听话人推理称呼语的因素为情感因素。

该对话摘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布朗蒂所著《简爱》一书的第一章, 对话双方为女主人公简和其堂兄。简知道双方是同辈但因自己家庭贫穷, 在称呼语的选用上选择了敬称形式you, 尽量向对方明示自己的交际意图 (尊敬对方) , 但明显没有达到对方的认知期待。在对方的认知语境里财富的多少决定着身份的高低 (尽管双方是同辈且有亲属关系) , 故要求简用代词you同称谓语Master Reed相互呼应, 来突出他的主人地位。该例表明贫富阶层也制约着说话人选用称呼语和听话人推理称呼语的过程。

对上述两组对话中称呼语的理解过程均体现了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理论:说话人在选用称呼语形式时, 尽量取得最大程度的关联 (如选用从儿称谓和敬称) , 进而明示自己的交际意图。听者的推理结果有时会与自己的心理期待一致, 从而对现实的语境假设进行了加强, 产生了语境蕴含, 达到了交际的目的。如例1.有时听者的推理结果与现实的语境假设不一致, 如例2里, 听着认为敬称you没能满足他的心理期待, 要求对方修改。同时交际双方的情感因素, 贫富阶层在推理过程中也有机地融入到了双方的认知语境里 (作为它的百科信息) , 从而有效地推理到了双方的交际意图。

综上所述, 在运用关联理论对称呼语进行理解时, 我们有必要注入必要的社会因素, 来充当双方认知环境里的百科信息, 以便听话人在理解话语时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并最大限度的增加话语的语境效果, 产生语境蕴含。这一过程涉及多重社会要素, 归纳起来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内容: (1) 社会地位 (social status) (2) 文化传统 (cultural tradition) (3) 意识形态 (ideological tendency) (4) 宗教信仰 (religious belief) (5) 贫富阶层 (class stratification) (6) 种族差异 (ethnic background) (7) 年龄性别 (age and sex) (8) 职业性质 (professional type) (9) 情感变化 (emotional variation) (10) 个人风格 (idiosyncratic style) (杨永林2003:P101)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