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

现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精选6篇）

篇1：现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7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围绕“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这一基本问题，勇敢推进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开创出了一条既顺应世界现代化的时代大势，又蕴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贡献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中国经验

如何选择现代化道路，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道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版，第156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经验，就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出发，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将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以基本国情为基石。国情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出发，坚持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一体化发展，即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始终根据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目标要求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属性，始终从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来考虑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巩固和发展。

以民族历史为根脉。现代化普遍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扬弃。但是，历史是一条不能中断的河流。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虽然直接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持续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但它上承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接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救国、建国、强国探索，下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奋斗，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脉。

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版，第314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确保现代化的过程由人民参与、现代化的成效由人民评判、现代化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激发人民的创造力、提高人民幸福感的同时，也得到了人民的真心支持和拥护。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征和内在动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自我完善，为现代化建设注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全方位开放则使中国的现代化摆脱了封闭半封闭状态的束缚，与世界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既有利于中国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展现中国智慧

理论指导实践。理论越成熟，前途越光明。一直以来，现代化理论主要以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标准，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或者“全盘西化”。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既保留自身文明特色，又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创新现代化理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进行理论的创新，展现了具有批判性、建设性、价值性和战略性的中国智慧。

以科学的理论进行批判。资本主义本质上具有两对与生俱来的对抗性矛盾，一是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阶级压迫;二是为抢夺资源和势力范围而发起的战争。有了这样的对立存在，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几乎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社会矛盾以及持续不断的社会冲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原有的对抗性，又在理念和实践上批判地借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成果。

以理论的创新实现超越。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的时代主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保证发展理念的与时俱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聚焦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即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全面。

以理想的追求传播价值。中国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意味着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作为现代化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世界人民的支持。因此，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现代化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升级。

以目标的动态调整战略。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要根据形势的变化，科学合理地设计现代化的目标和战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四个现代化”“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不断扩展，战略步骤也随之不断调整，经历了“两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和新“两步走”的历史演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呈现中国方案

制度保障实践。制度越先进，保障越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战略设计和成功探索，为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创建先进社会制度提供了参考方案。以内容而论，这一方案主要包括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方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方案、以文化自信建设为核心的文化现代化方案、以美丽中国建设为核心的生态现代化方案、以和谐社会建设为核心的社会现代化方案等。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中国方案的总关键，因为有效的政治制度保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条件。

坚持民主制度的本土化发展。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是以创新为动力，以经济上的工业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为核心，由此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底子薄、基础弱，一方面急切地希望快速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往往难以规避“发展”与“稳定”的两难。而不顾国情地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民主化”，不仅未能帮助他们跳出这种两难境地，反而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和衰败，致使国家失去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调控的能力，现代化进程随之被中断。中国共产党没有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而是立足基本国情，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坚持先进政治力量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之所以能够避开现代化的发展陷阱，就是因为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拥有近9000万名党员，经过严密的组织建设，形成了一个步调一致的有机整体，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革命力和战斗力。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其优势在于实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服务人民办好事，提高效率办成事。正是因为具有这些优势，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根本经验。

【思想宣传范文】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并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做了深刻阐述。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总体要求、坚定政治信仰、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强化组织实施等6个方面作出规定。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举措表明，我们党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也标志新时代党的建设思想和实践的重要飞跃。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政党是集中代表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政党以实现某种政治目标为己任，并围绕着该政治目标建构自己的政治纲领、组织机构、运行规则、纪律要求。政治属性是政党的第一属性，讲政治是政党的天然本性和内在需要，任何政党都必须加强自身政治建设，否则就失去其固有本性和存在价值。但不同性质的政党，区别在于讲什么样的政治、讲什么人的政治、为什么人讲政治。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等方面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的政治属性和政治使命。讲政治，既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传家法宝，又是我们党的突出特点和本质特征。因此，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不渝加强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攸关马克思主义政党安身立命的首要问题。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经验教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重视自身政治建设与否，结局不同。今天，越南共产党和古巴共产党依然保持着蓬勃生机并长期执政，关键就在于二者始终重视自身政治建设。越南共产党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党员要“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纲领、党章、党的各项决议、指示”;古巴共产党也明确要求“每位党员必须在政治上与党的最高机构和组织保持一致，接受党章规定，履行党的决议和规定”。相反，不重视自身政治建设，则可能导致危机，甚至灭顶之灾。客观说，苏共亡党亡国的原因很多，但致命的是苏共的政治建设长期遭到破坏。苏共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工具，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轰然倒塌，教训深刻。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纵观近百年的党史，重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优良传统和突出优势。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五大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提出“政治纪律”概念，要求党员必须接受政治纪律约束;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推进党的建设要同党的政治建设密切联系的论断。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明确要求“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重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主张把政治建设放在核心地位，旗帜鲜明讲政治。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实现了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化解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成功之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重大风险考验，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主基调总要求，严字当头、一以贯之，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内仍然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化解。如有的党员、干部对中央和上级决策贯彻落实不到位，搞阳奉阴违;有的不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口无遮拦，妄议中央;有的在大是大非和各种社会思潮面前缺乏政治警觉性和政治辨别力，政治立场不稳;有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和好人主义滋生蔓延，等等。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归根结底都属于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而这些政治上的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破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任重道远，必须常抓不懈。

【思想宣传范文】三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行动统一。”赵乐际同志指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巩固党的团结一致，保证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实现，是纪检监察机关最重要、最根本的使命和责任。”近期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明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两个维护”是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保证。

进入新时代，站在新起点，党风政风监督工作要始终坚守并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准确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适应“时”与“势”的变化，把牢党内监督、国家监察专责机关定位和党的政治机关属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按照“三个一以贯之”要求，忠诚履职，持续深化“三转”，精准监督执纪问责，力求工作思路举措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强化践行“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党风政风监督工作必须要一以贯之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将其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结合职能职责、结合正在做的事情反复学习，确保入脑入心、学深悟透、融会贯通。要紧紧围绕“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把握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协同性，为综合协调监督检查贯彻执行情况筑牢思想根基。要重点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时刻对标对表，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紧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强化坚守党的初心使命、纪检监察机关的初心使命、党员个人许党报国的初心使命。要学以致用，结合工作实际和面临的任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结合实际创造性贯彻落实上下功夫。通过深入学习，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范，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真信笃行，不断强化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不断增强践行“两个维护”的坚定性。

紧扣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做实做细监督职责，带头扛起“两个维护”根本政治责任

党风政风监督工作要立足职责定位，持续深化“三转”，稳中求进，注意研究新情况、新特点，提出新举措，充分发挥综合协调、监督的再监督作用，坚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确保“两个维护”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做到令行禁止。

夯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要坚守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职责定位，促进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全面覆盖，通过完善约谈、述责述廉等方式，推动“两个责任”贯通协调、形成合力，督促完善保障“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要加强分类指导、跟踪问效，夯实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研判分析新动向，纠正突出问题。要认真执行党内监督条例，协调推动做实做细监督第一职责。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对“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等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就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及巡视反馈、组织约谈函询等问题作说明或检查工作。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聚焦落实“两个维护”存在的温差、落差、偏差，自觉与各种“低级红”“高级黑”作斗争，决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搞两面派、搞“伪忠诚”。要严肃查处“七个有之”问题，坚决纠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行为。要加强对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意见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党员领导干部真正把“两个维护”落在实际行动上。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从讲政治的高度审视，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破解。要督促各级党组织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查摆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要认真落实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要求，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办公厅关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意见，重点整治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工作要求事事留痕，工作拖沓敷衍、空泛表态、应景造势、出工不出力，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不担当不负责等问题，纠正简单机械、“一刀切”、层层加码式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行为。要贯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紧盯县级以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严查发生在三大攻坚战、扫黑除恶等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要从坚持政治原则、严明政治纪律的高度，系统分析、综合施治，深化整治成果。

整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要坚持问题导向解决党风问题，盯紧违规吃喝老问题，深挖细查隐形变异问题，深入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要盯紧重要节点，严查顶风违规违纪行为，密切关注规避重要节点、“错峰违纪”的问题苗头。要坚持越往后执纪越严，对党的十九大后发生的违规违纪行为从严处理，具有主观故意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依规依纪依法加重处理，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要锲而不舍、持续发力，保持高压态势，确保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不断巩固拓展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推动完善相关制度体系，用改革的思路和办法破解顽瘴痼疾，力求防松懈、防变通、防反弹，坚定不移纠“四风”、树新风。

强化精准问责。要充分发挥问责利器作用，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贯通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加强对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不力、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等问题的问责。要聚焦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文化遗产保护等重点领域的责任追究，加大督查督办和通报曝光力度。要深刻把握“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要求，坚持依规依纪依法，推动精准问责，防止问责泛化、简单化，真正起到问责一个、警示一片的效果。

大力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深化践行“两个维护”

党风政风监督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评判，切实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推动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正风肃纪的成效和变化。

深入推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要大力整治脱贫攻坚政治责任落实不到位，特别是“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游走式”脱贫等问题;关注和查处影响产业项目扶贫、对口帮扶以及扶贫工程推进等问题;推动整治扶贫社会组织腐败和作风问题。要聚焦“三区三州”，围绕相关政策落地、责任落实、项目推进以及工作作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因地制宜、精准施治。要加强对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情况的督导检查，及时督办典型问题线索，持续通报曝光典型案例，层层传导压力。

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治。要强化问题导向，分类逐项推进，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集中整治什么问题。要聚焦群众痛点难点焦点，督促有关部门重点整治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侵害群众利益问题。要坚持群众身边问题靠身边党组织解决，加强日常监督与巡察，严肃查处基层干部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挪用、优亲厚友等行为，坚决整治城市社区存在的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要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肃查处“村霸”、宗族势力和黄赌毒背后的腐败行为，坚决清除黑恶势力“保护伞”;完善与政法机关协同办案，对重大、复杂案件同步立案、同步调查。要推动各级党组织把扫黑除恶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战场，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推进综合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推动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落实监管责任，堵塞管理漏洞。

建设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干部队伍，努力打造践行“两个维护”的铁军

党风政风监督部门要把牢党的政治机关属性，认真贯彻落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意见及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意见，服务中心、建好队伍。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提高政治能力放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政治定力、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要增强履职尽责本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执行政策水平、执纪执法水平、思想政治工作水平和信息化工作水平。要把调查研究作为“传家宝”、作为基本功抓紧抓实，接地气、通下情，做到“身入心至”，切实把问题本质和规律分析透、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准。要增强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重大斗争一线学真本领、练真功夫。要严守纪律要求，自觉接受监督，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打造自觉践行“两个维护”的铁军，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思想宣传范文】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高瞻远瞩的视野和总揽全局的魄力，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推进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周边地区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启航之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关心和统筹擘画下，中国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不断创新，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有关周边外交的理论创新

我国幅员辽阔，是世界上周边邻国最多、地缘环境最复杂的大国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地区形势及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新变化，进一步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与时俱进完善周边外交战略布局，更加积极主动地稳定、经略和塑造周边，在伟大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周边外交政策理念。

服务民族复兴是中心任务。在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维护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与周边地区密切相连。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一关键历史时期，运筹好周边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民族复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有利于拓展深化对外合作，为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提供坚实依托。

构建命运共同体是美好愿景。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峰会等国际舞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五位一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周边同我国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利益相连，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优先方向。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美好发展愿景联结起来，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利于地区长治久安和持久繁荣，还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牢固基础。

和平发展是根本路径。发展起来的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周边国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这些宣示传递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睦邻友好的重要信息，赢得国际社会及周边国家的广泛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坚持原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些重要思想开辟了我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境界，为周边外交战略提供了全面和有力的理论支撑。

亲诚惠容是基本理念。不断巩固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是中国周边外交长期坚持的宗旨和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一宝贵精神财富进行升华，提出要在此基础上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远亲不如近邻”、“好邻居金不换”、“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些古语俗谚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周边国家、阐述周边外交理念时被多次引用，充分展现了我国开放包容的胸襟和亲仁善邻的情怀，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鲜明风格。

“一带一路”是合作平台。新时代呼唤合作新理念，新发展需要合作新平台。20金秋，习近平总书记西访哈萨克斯坦、南赴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欢迎周边国家参与到合作中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从周边起步，联结亚欧非大陆，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水平，打造更加密切的产业链体系，为区域一体化进程注入新动力。“一带一路”倡导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也成为广受周边国家认同的合作理念。

亚洲安全观是维稳之道。没有稳定良好的安全环境，和平发展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习近平总书记在20亚信上海峰会上提出亚洲安全观，对区域安全治理理念进行了深刻系统阐释，强调应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周边地区大国竞争与地缘矛盾复杂，历史问题与现实摩擦交织，各方安全利益多元，主张莫衷一是。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反映了地区安全现状和普遍诉求，为各国维护共同安全、化解矛盾风险、构建区域安全架构提供了新的思路。它继承我国长期主张的安全理念精髓，吸纳国际普遍认同的安全概念，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是我国对国际安全观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周边外交中的实践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周边工作提出和实施一系列重大倡议和重要举措，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全面发展，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开创了周边外交工作的崭新局面。

身体力行，元首外交引领航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践行中国同周边国家“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的承诺，不断丰富元首外交形式和内涵。一是突出周边首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当选国家主席后将俄罗斯作为首次出访的国家，党的十九大后又将首访定在越南、老挝两个社会主义邻国。二是拓展高层交往广度深度。习近平总书记出访足迹遍布周边20余国，同各国领导人进行深入战略沟通，引领双边关系战略方向。三是创新高层交往形式。开启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同朝鲜最高领导人一年内多次会面，对周边数国进行“点穴式”访问，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务实高效。四是拓展周边外交舞台。利用我国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亚信峰会等重要会议之机，推动周边国家成为参与我国主场外交最积极、同我国合作成果最丰富的群体。

统筹布局，塑造伙伴关系网络。中俄两国“背靠背”战略协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罗斯成为我国北部周边稳定的战略依托。在维护正当权益基础上着力稳住中美关系大局，保持双方在亚太总体良性互动局面。调动日本对华政策积极性，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加强中印高层战略沟通和互信，引领中印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新形势下，中国同东北亚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同东南亚国家政治互信与利益交融不断加深，同南亚国家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加快拓展，同中亚各国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全覆盖，周边环境出现全面向好的积极势头。

聚焦合作，绘就“一带一路”图卷。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在周边先行先试，初步形成战略对接引领、互联互通驱动、产能合作支撑的基本布局。我国同周边21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一带一路”境外全要素进展最快的项目，中蒙俄、孟中印缅、中缅经济走廊前景可期。中泰、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建设进展积极，中哈陆海联运通道、“欧洲西部—中国西部”公路网建成通车。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皎漂港项目稳步推进，中俄原油管道及复线、中缅油气管道开通运营。一批产业园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在周边陆续落地。“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项目进展迅猛，中日、中新等第三方市场合作新平台成效初显。中方倡议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启动运营。20，我国同周边28国进出口贸易额逾15284亿美元，比增长25%，超过我国同美、欧贸易额的总和。“一带一路”对我国同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带动效应更加明显。

维权维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对涉及国家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的问题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同时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管控分歧，维护周边大局稳定。在钓鱼岛、历史等问题上坚持原则，推动日本同我方就妥善处理有关问题达成原则共识。有理有据回击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坚持通过直接当事方对话谈判解决具体争议，同东盟国家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基础上启动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同周边国家开展反恐等执法安全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建立较为完善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捍卫国家安全和统一。

劝和促谈，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之锚。我们坚持不懈推动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先后提出“双暂停”倡议以及“双轨并进”思路，积极开展维稳防乱、劝和促谈工作，为推动半岛形势缓和、将半岛问题重新纳入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道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积极支持缅甸国内和平进程，促成缅北地区停火、有关方转入对话谈判，努力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安宁。提出解决缅甸若开邦问题三阶段思路，同缅孟两国举行多次三方非正式会晤，推动缅孟就避乱民众遣返工作达成原则共识。在阿富汗问题上奔走斡旋，推动和谈和解进程，开创中阿巴三方对话机制。

高举旗帜，引领区域一体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遇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肆虐背景下，中国高举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旗帜，维护区域一体化势头。我们成功主办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开创性地推动各领域合作，引导该组织在新起点上实现新发展。发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主席国作用，积极倡导亚洲安全观，加大引领地区安全议程。做强博鳌亚洲论坛平台，宣示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推动中国—东盟合作提质升级，制定双方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推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提出“中日韩+X”倡议，为三国合作注入新动力。发起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打造新型次区域合作，开创了令人瞩目的“澜湄模式”。引导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地区机制健康发展。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积极倡导亚太自贸区建设，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成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维护者和引领者。

春风化雨，提升亲和力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在同周边国家领导人交往、出席重要国际会议时，以多种形式精辟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与和平发展理念，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在周边10多个国家翻译成当地语言出版发行，成为各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案头书。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和指导下，我们积极推进对外援助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援外重心更多向民生领域倾斜，使中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普通民众。在周边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及时伸出援手，彰显同邻居守望相助的精神。我们大力支持周边人文交流，广泛开展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地方、媒体、青年等各领域合作，架起一座座民心相通的桥梁。

三、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开创周边外交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的重大调整，亚洲成为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中国是推动周边形势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要深刻领会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抓住周边战略态势积极变化的重要机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大战略谋划和策略运筹，巩固强化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努力使周边环境更加友好、更加有利，为我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构筑更加坚实的战略依托。

加强高层战略引领，实现周边伙伴关系新发展。在70年周边外交光辉历程基础上再接再厉，进一步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与周边国家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深化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加强互利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提高双边关系水平，打造更加紧密的周边伙伴关系网络。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开创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绘就“一带一路”大写意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周边重点项目，精雕细琢。开展好第三方市场合作，精心打造“一带一路”周边合作平台。推动各领域合作向提质升级、持久发展阶段迈进，更好服务国内发展，造福各国民众，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在周边行稳致远。

推动亚洲安全观进一步落地，开辟地区和平稳定新前景。积极推进双多边防务与执法安全合作，不断积累安全互信。坚持对话协商，妥善处理争议。继续在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提出长治久安的中国方案，体现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中国责任。

促进民心相通相亲，书写人文交流新 篇章。进一步加大设计和投入，推动周边人文交流更加频密、更加多元，进一步向基层和青年倾斜，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夯实友好民意基础。办好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加强交流互鉴，凝聚更多共识，使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更加深入人心。

百年变局，首看周边;大国之路，始于周边。我们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砥砺奋进、深耕细作、攻坚克难、主动有为，以更加坚定的意志开创周边外交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思想宣传范文】五

从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课题，到新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出台，彰显了党中央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使之落地生根的重大战略部署。《意见》明确了党的政治建设的目的，概括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提出了强化组织实施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要求。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既十分重要，又非常必要。从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而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了党的建设的效果和方向。政治建设抓好了，党的建设就有了根本和灵魂。没有政治建设做保证，党在新时代就没有资格和能力做到统揽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特别是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如果做不到政治过硬，就无法做到本领高强，就会遭遇政治风险和执政危险。一句话，党的政治建设攸关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从党的政治建设的问题导向看，有那么一段时间，在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似乎一讲政治，一讲革命精神，就是要搞极“左”那一套，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这种现象还影响到党内政治生活，少数人随着政治意识的淡漠，逐步从政治上的模糊变成政治上的糊涂，在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诱惑面前开始把政治操守扔在脑后。也有个别党组织和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严重退化，面对各种否定党的领导、歪曲党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的错误言论，面对各种丑化“解构”国家英雄的行为，不仅不坚持原则敢于亮剑，反而跟风附和。久而久之，党的整个政治生态就会被破坏，党的肌体中各种病菌细菌就会越来越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严厉批评的“七个有之”问题就是集中的体现。因此，党的十八大以后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极为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此前，之所以会出现那些让全党痛心疾首的怪象乱象，恰是多年来在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认识不到位、行动不到位、能力不到位所积累的结果。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能养成风清气正、正气充盈的政治生态，能带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能让全国人民对党和国家越来越充满希望和自信，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大力加强党组织建设的成果。

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旗帜鲜明讲好政治是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讲政治，就会犯颠覆性的错误，就会失去灵魂和迷失方向，就会丧失政治免疫力和自我革命的勇气，就会弊端丛生、人心涣散、一盘散沙、分崩离析，就会亡党亡国。我们是一个大党大国，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艘巨轮，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一定要讲政治，绝对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政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的基本属性，这就决定了任何政党都必须要讲政治。一个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不高度重视政治、研究政治，不按政治规律运作政治，才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其后果都相当严重。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一定最终被人民抛弃。因此，所谓讲政治，就是讲政治科学，就是自觉遵循人心向背的政治规律，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规律去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善于在领导和执政实践中算政治账，要求任何改革、发展和治理的决策都要有政治的考量，都要把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作为其根本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使“讲政治”与党内政治生活制度联系起来，成为我们党强身健骨、始终保持战斗力的看家法宝。从古田会议毛泽东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到延安整风时期建立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到改革开放之初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再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颁布《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大熔炉中，讲政治、炼党性、砺品格，凝聚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意见》的出台，就是要切实保障新时代党的这一政治优势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提高政治领导本领是关键。政治领导本领是全党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为政之要。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指出：“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尽管毛泽东讲的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时期党的领导权问题，但对于新时代如何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来提升全党赢得民心的政治领导本领，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和启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领导科学。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生命力和战斗力，根本体现在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体现在党员质量的优越、制定政策的正确、全党的模范工作和对人民群众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党的领导是让人民群众心悦诚服的领导。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赢得民心的能力是我们党和党的干部最大的政治能力、最重要的看家本领，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功夫和巨大优势。

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必须善于从政治上把大局、看问题，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推动工作。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坚持政治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眼，争取最好的结果，谋求改革发展的主动;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守道德底线、严守纪律高压线，远离法律红线。

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要执行好党在新时代的组织路线。在选人用人中，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要树立鲜明的用人政治导向;重用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干部;重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干部;重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干部;重用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干部;重用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的干部;重用始终把民心视为最大政治、对人民群众有真感情的好干部。

加强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要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从提出我们党要继承发扬自我革命的精神，到强调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从严管党治党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高度把握，这是保证新时代我们党通过加强政治建设不断提升政治本领的内在动力。

篇2：现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

1、世界上第一部《劳工法》出现在哪个国家 英国

2、人类思想史上大胆抨击私有制的第一人是谁 托马斯·莫尔

3、傅立叶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称为什么

和谐制度

4、最早把“福利”作广义和狭义区分的经济学家是谁 马克思

5、认为“储蓄过度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的经济学家是谁 霍布森 6.英：1601年《济贫法》；1795斯宾汉姆制，根据食品价格决定基本工资标准，对不能达到这一工资标准者，政府给予补贴；1911《国民健康保险法》。德：俾斯麦政府1883制定世界第一部《疾病保险法》1884《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老年与残疾保险法》使德国成了第一个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的国家。通过立法德国构建了一个保证社会安全和经济持续均衡发展的高级社会安全网。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和意外事故保险；二是社会救济，救济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三是社会照顾，对象是意外突发事件而陷入困境的人。瑞典：1962年《国家保险法》实施后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他的主要项目包括，年金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与工伤保险、社会救济、家庭补助、免费教育、和住房补贴等。

7.社会福利思想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哪些：①阶段法（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当代）；②国别法（古希腊、古罗马、中国、美国）；③学派法（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福利经学派）； ④人物法（欧文、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⑤文献法（《管子》

《资本论》

《通论》）

名词解释：

1.福利：为改善全体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提高其生活质量的各种条件

2.社会福利： 广义的，政府举办或资助的社会福利事业，其宗旨是改善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保证人民在文化和教育、医疗和健康、就业和住宅以及养老等方面的需要得到满足。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全民福利三个领域的政策、制度和各种社会服务的措施与项目。狭义的，国家和社会针对少数的穷人和在身体与精神方面需要给予特殊照顾的人提供的无偿帮助和服务。

3.社会福利制度：是人类社会为达到一定的福利目标而建立的某种制度设置，或社会（包括政府和民间的组织）对个人承担的“制度化集体责任”。分类：残补型，与慈善救济事业联系在一起，属于济贫服务范畴，指那些专门为社会弱者提供服务和救济的设置和措施，是不完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制度型，是面向全体国民并且是把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政策目标来推行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福利的范围从针对少数人的反贫困方案扩展到全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养老和收入保障等政策措施和服务上，从而维护人民的生活安定幸福。

4.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区别：1社保的重点在于保护人们的生活安全，即从物质福利的方面给予人们生活保障，福利的不仅仅关注物质生活幸福，也关注精神生活幸福。2社保注重操作性制度层面的东西，归结为一些具体和现实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带有更多的行政取向安排。社福更是理论与价值观的引导，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政策和制度理想追求，为社保提供理念支持。3社保是从现实人们物质生活的安全保障方面着眼，强调预防和保护的功能，社福还着眼于发展人民的福利，提升生活品质和人的精神境界，增加人民的总体幸福和社会的福祉。

5.社会福利思想：就是关于社会的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的思想理论表述。

4.公共福利: 广义上,指一个政府为其公民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尤其是那些旨在提高公民 生活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如对教育、房产抵押和收入等的补贴、公共建筑以及其他改进公民生活质量的活动等，都是公共福利的形式。狭义上，是指那些为无力支付的穷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政府计划。

5.社会福利制度：一定形态下的社会，根据福利思想和统治需要，到达一定的福利目标而制定的制度和政策。

5.社会福利思想：关于社会的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的思想理论表述。供解释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助人形成社会福利需求的立场和态度，确立解决此问题的道德和原则，促使人按一定意识形态建构福利体系，制度表现出特定的倾向性。

6.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制度，这种制度把福利看做是国家的最主要特性，强调国家要为国民的福利负责，国家必须具备基本的福利功能并作为其目的发挥作用。它强调国家应当承担满足国民基本教育、健康照顾、经济和社会安全需要。

7.福利多元主义： 福利多元主义主张政府不再是社会福利的唯一提供者，社会福利可以由公共部门、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家庭和社区共同负担，政府角色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 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的仲裁者以及促进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其中两个最主要的方面是参与和分权。

8.帕累托最优：在不降低一个或更多人的效用的前提下，如果一旦无法提高一个或更多人的效用水平，那么社会福利水平就处于最优状态，即不能进一步实行帕累托改进即为帕累托最优。

9.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阿罗的结论是，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

10.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报告》所揭示的福利理念及所勾画的福利国家蓝图，代表了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普遍理性化的具体实践，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它不仅为英国福利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也成为西欧福利国家制度建立的重要政策基础。它的福利理念以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来完善国家的功能，把社会福利的发展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

11.制度学派：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诞生在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别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制度学派以研究“制度”而得名，根据凡勃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是本身有着进化的过程。因此制度学派所研究的内容，在经济的市场的因素之外，还包括法律的、社会的、伦理的、历史的各种因素。他们更强调非市场因素，强调制度分析方法或结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方法。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克服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弊端和缺陷。新制度学派——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这个学派一方面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以制度分析、结构分析为标榜，并主张在资本主义现存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条件，比过去的制度学派更加注意资本主义的现实总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缺陷，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

12.历史学派： 新历史学派——德国19世纪40年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普遍性经济规律，鼓吹国家的超阶级性，宣扬阶级利益调和，主张社会改良主义，在不触动资本家利益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13.《济贫法》：标志着社福制度由古代向近现代福利制度转变的开始。内容：1将贫民分为三类，并根据其不同特点给予他们不同的救助2在所有这些救助行为中，政府主要是提供法律服务和监督，而具体的实施则是由地方教会组织实施，教会向其所辖教区居民征收济贫税3救助分为院内救济和院外救济，救济对象是在教区内居住满三年的人，而且是不能从其家庭或亲人那里得到帮助的人。

14.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左派为了把自己与传统左派（即新自由主义）相区别，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后西方政治多元化发展的形势，标明自己的理论实践创新并重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声望和号召力而作的自我标签。

简答论述：

社会福利的特征

① 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

② 保障和服务对象的全民性

③ 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称性

④ 非功利性和服务性

⑤ 保障待遇的公平性和高层次性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理论特征：①意识形态。社会福利思想总是围绕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理想谁更有价值或者说应该以哪一个为出发点阐述自己的福利观；

②与社会变迁和重大社会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现代社会福利思想都是一定社会阶段和阶层利益的表达，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福利需要，并引起人们的福利观的变化；

③对现实福利制度的批判与反思。现代社会福利思想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批判性的思想，它总是从批判性社会理想出发，反对现实福利制度和政策的不合理，并把纠正它们的偏差当作自己的责任，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福利思想； ④阐述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无论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思想家，还是主张福利集体主义的福利学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总是围绕着人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表达自己对社会福利的看法，对发展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问题：1围绕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对社福的政治道德属性展开讨论2围绕着公平和效率谁更优先的问题，探讨社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以及社福在什么程度上才能起到维护社会的平等和正义3社福是作为促进人的发展与自由的手段加以实施还是仅仅作为社会矛盾的工具和社会改良的措施。现代社福思想的理论特点：1意识形态性2与社会变迁和重大社会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3对现实福利制度的批判与反思

研究社福思想的意义：1奠定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2提供认知社福的思想方法3用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待各种福利思想的争论

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特征与产生的背景

①工业革命的到来并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失业问题、贫困问题、童工和女工问题、工厂工作条件问题。

②18、19世纪的阶级产生以及阶级斗争：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工人阶级不断的斗争，迫使欧洲各国的资本家和政府认识到在经济上提高工人阶级经济及福利待遇，以及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确保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欧洲各国政府不断扩大社会民主，并开始了一系列的福利立法。对当代世界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③各国早期的社会实践：英国的新、旧《济贫法》、德国俾斯麦政府《疾病保险法》、瑞典《国家保险法》、美国罗斯福《社会保障法》

古典经济学的社会福利思想 ：

威廉·配第：对最低工资规律的论述和关于资源和劳动力的利用的主张，对古典经济学的福利思想的发展有极高的价值。最低工资理论：工资的确定，要考虑劳动者为了生存、劳动和传宗接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工人的工资等于最低生活资料价值。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会拼命压低工人的工资，而工人为了生存，也会尽力争取高的工资，解决这两者间的对立，就必须按照最低工资的规律，保证劳动者的基本工资收入。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劳动力的问题上：建议产业的设置应尽量靠近资源丰富而价格低廉的地方，以降低生产成本；尽量减少非生产性人员，以提高生产效率；运用税收和其他经济手段促进投资，促进资本的集中，扩大生产；要将那些无业游民集中起来，组织他们兴建公共设施，以增进社会财富。

亚当·斯密提出自由经济，崇尚市场经济和“看不见的手”，提出“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概念，指每个人在市场活动中，是自私的。同时每个人在市场活动中，都要计算成本和收益，追求利益最大化。但由于市场的调节，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会尊重他人的利益，从而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即实现社会的利益。概括起来说，经济人认为人是利己的和理性的。所谓理性是指计算成本和收益，追求利益最大化。）政府职能：保护国家不受外敌侵犯、通过严格公正的司法制度保护公民权利、举办对私营企业无利可图的公共福利事业。基本观点：他的放任自由主义把自由竞争当作实现社会福利的最有效方法，反对国家和政府干预市场。强调整体幸福，整体幸福应优于个人幸福，当个人幸福与集体幸福不一致时，个人幸福要服从于集体幸福。他认为应该关心劳动者的福利，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要制定最低工资率，保证工人自己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从而保证劳动力的供应能持续；同时根据国民财富的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调整工资率，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工人的工资，使劳动者能够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重视普通人民的基础教育国家应当鼓励全体人民接受基本的教育。

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边沁、穆勒）

（功利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潮，它以心理学为基础，从趋乐避苦的人性假设出发，阐述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幸福论和功利主义的幸福观，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功利主义是一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幸福论和功利主义的福利观，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边沁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观点，一种行为对与错取决于人们认为其结果是善还是恶，而所谓的善就是指它能给人带来快乐，恶是指它给人带来痛苦。功利主义原则：判断一种事态是否符合功利，一种行为和一种政策是否正当，根本的标准就是他们是否增加个人或社会的幸福，并且这些增加幸福的趋势大于引起人们痛苦的趋势。最大幸福原理：首先对简单的乐苦和复杂的乐苦加以区分，能够使我们精确的计算他们的比例，使我们能够把握幸福的趋势，将所能得到的幸福最大化。对社会来说，所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因而每个人的利益的实现就是社会利益的实现，而个人幸福的总和就等于社会的最大福利。立法改革思想：为了保证福利最大化，使功利原则成为社会的基本原则。1趋乐避苦是立法的原则2通过立法来增进人类的幸福；3公益是立法的基础，立法的任务是计算苦乐，4立法的目的是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5通过立法来保障人们的身体、名誉、财产和职业安全，实现社会的富裕、平等和安全6通过法律来确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7法律不能繁琐，因为法律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法律太多，人们承担的义务就越多，会使人感到痛苦。8改革立法从根本上看，就是要看他是否符合功利原则，是否增进人的幸福。穆勒：强调人的个性自由、独立的发展，并且认为只有个性的充分发展，个人对自己、对他人才更有价值。他与边沁不同，他认为功利主义主张行为者要平等的看待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因此，每个人都要为增加社会幸福的总量而做出牺牲。这样就能调节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的关系，使每一个人的幸福与公共幸福结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1.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2.对社会福利问题的分析

3.马克思社会福利观的方法论意义：①创立了一种理解社会福利的社会历史理论，一种把对处境最不幸阶级和人群的道德关怀和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进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的哲学。②社会福利不再是局限于缓解个人不幸或生活中困难的措施，也是关乎人的尊严和自由。③一种从根本上消除了妨碍人成长，将人从不得不委身于金钱和权力，以换取个人的名望、地位、幸福及较好生活条件的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的理想。④他赋予了社会福利以批判地对待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贫穷以及其他种种的不合理现象，并从更高价值观的意义来阐明社会福利的内涵的可能性。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 1.人道主义思想 2.民主主义精神

3.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互助为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 4.对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理论的修订 5.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社会民主主义对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1.由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对政治民主的追求，通过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努力，积极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包括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宣传和在扩大公民选举权方面的努力。

2.基于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在社会福利思想中推进了平等的意识和以普遍主义原则来提供社会福利的思想和实践。伴随着着一些社会民主党逐渐把自己的阶级基础从传统的工人阶级扩大到其他中下层社会成员，并且把自己塑造为“人民党”，也推广了一种全民福利的思想。

3.在社会民主主义对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中，最突出的是依据拉萨尔提出的通过促进国家承担责任、发挥作用来改善社会经济状况的思想观念，这在推动资本主义国家承担社会福利的责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动国家把一些特殊行业中的企业变为国有企业，使之为整个社会服务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4.总之，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推动各种改良性质的社会政策如最低工资法、义务教育、社会保险、累进税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德国社会保险政策

德国历史学派及其社会福利主张。德国历史学派社会福利主张的背景（1）在快速工业化推动下的统一紧迫性问题；（2）统一目标凝聚下而形成的主要力量联盟：

自由主义者的妥协；作为统一承担者的普鲁士；作为统一具体实践者的俾斯麦；（3）统一之影响： 经济上：工业革命突飞猛进；阶级关系上：形成组织化与反抗力强大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政治权力依然掌握在贵族统治者手中；资产阶级面临夺权和维稳的双重压力；（4）耦合：在社会结构碎片化、社会问题尖锐化的社会背景下，以真理自居的知识分子和作为超阶级代表的官僚之间在政治意愿上达成了一致； 具体表现为：历史学派提出的调和阶级矛盾、软化劳工反抗意志的社会福利主张得到了以俾斯麦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认同及其采纳；

2、以社会政策为导向的社会福利主张 1872年施穆勒、瓦格纳等人创立了“社会政策协会”；其成员大多是大学教师，故，被人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其福利主张的实质为：“通过社会政策的方法安抚劳工阶级的反感”，是针对德国社会劳资现实矛盾、为平息劳工反抗和斗争而提出的经验性的政策主张；劳工面临的主要威胁：失业问题、贫困问题、老龄化，以及工伤事故，等；瓦格纳思想：何谓社会问题？何谓社会政策？（p.82）；个人主义和社会主要相结合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力源自“上层阶级的道义反省”，以国家权力为主体，让劳工被动地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受益者；部分社会主义；施穆勒思想：对“工资铁律”的再解释，加入基于道义关系的道德情感；对课税客体的界定是财产而非劳动；

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意义：

最突出的意义是国家承担了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责任。对保护劳工的利益具有积极作用，而且社会保险立法中体现的风险分担的原则也是科学的，为后来的社会政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而且在当时，它在缓和社会矛盾的功效也是明显的，即使不能说他增进了社会团结，至少也是是当时德国内部的社会紧张状况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三、德国社会保险政策的颁布

1、俾斯麦与德国社会保险法案

对劳工运动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镇压与恩典并举；以立法和行政手段实施之；在19世纪70-80年代，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的社会保险制度；

2、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意义

①首创以社会保险的方式来保护劳工； ②国家承担保障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责任； ③体现了风险分担原则

费边主义的基本福利主张

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1.生产资料共同所有；2.实现国民生活最低标准；3.坚持社会民主；4.主张渐进实现社会主义；5.剩余价值归社会所有。费边社还有一系列的政策主张，如“八小时工作法案”，建立“防止贫困全国委员会”等。

费边社对欧洲各国社会政策的影响有哪些

①以宣传改良思想影响社会； ②对英国各政党实施“渗透”政策； ③推动英国社会福利的实施。

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福利思想

①富分配中福利问题；

②消费者剩余与社会福利的增量。马歇尔明确的使用了消费者剩余的说法。消费者剩余指的是一个人愿意得到而不愿放弃某种商品所支付的价格，决不能超过和很少能接近由此购买所得到的满足，故由此购买所得到的满足总是超过其实际支付的价格，此种超额的满足可称为消费者剩余； ③政府的福利责任。

福利经济学是如何论述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的

①福利经济学通过“福利”和“效用”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来试图解释并说明个人动机和社会选择之间可能实现的利益均衡。

②在福利经济学领域内，个人福利是基于经济因素的个人需要的满足水平，它是正负效用之和。社会福利的界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个体福利的总和。

个人利益与社会选择

（一）个人利益与自利行为

（二）社会选择：人类在社会制度中做出的有关利益和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很多时候它是政治过程（如投票、选举）的结果。

市场和投票是两种最常见的社会选择形式。

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总体来说，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福利经济学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尤其是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制度安排有明显的影响2对民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相关研究拓宽了人们对社会福利的认识3推动了政府和学界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深入认识4使得人们更日益重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公平问题，认识到不同经济政策中存在的伦理难题。福利经济学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1对社会政策理念的影响：（1）从新认识国家在社会福利资源分配与传递中的作用以及从新认识福利国家与社会正义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2）政府在制定和推行社会政策时，要考虑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目标，也要把福利资源配置的效率放在重要位置来对待。（3）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来减少不平等和贫困，满足社会需要（4）对一个国家来说，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率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伦理与道德问题，比如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努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富差距问题，加强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与就业机会，从而促进社会平等等目标的实现。（5）政府的政策目标存在优先性排序和资源有效的前提下，社会政策的理念随着这些前提而做出调整。（6）当前社会政策的理念一方面表现出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的关注，另一方面明显强调福利资源分配的效率，尤其在社会保障领域更是如此，许多福利国家对社会救助申请资格和期限做出了改革，从而符合避免福利滥用和福利依赖的问题。2对社会福利服务提供效率的认识：推动了人们对福利服务效率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非国有部门，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在提供社会福利服务方面的效率和创新。3对社会保障政策与实践的启发：（1）对社会保险制度在各国的发展与实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的核心问题时制度安排中的个人自由与政府承担责任所带来的风险。（2）在退休金制度、贫困救助、健康照顾与住房政策等方面福利经济学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政府更加强调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另一方面也通过上述政策的安排来实现必要

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P128）好好看 一：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

特点：这次危机在程度上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在范围上特别广泛，不仅影响到工农业和商业，而且波及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流通等领域；这次危机持续时间他别长；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策的改变：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衰落：

（一）大萧条之前的经济学理论(1)重商主义(2)古典政治经济学(3)新古典经济学

（二）“萨伊定律”的破产 萨伊定律：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因此，不会产生全面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摩擦性失业：暂时的技术或结构上的原因所引起的失业。

自愿性失业：由于立法，社会习俗、集体议价、对情况变化的反应缓慢、固执己见等原因，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低工资而造成的失业。

（三）自由放任主义的失败新古典经济学家倡导“自由竞争”“自动调节”和“自由放任”在经济大危机面前完全失灵。

（四）微观经济学的局限微观经济学无法论证在不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积极地国家干预政策，来消除生产过剩和大规模失业。

凯恩斯社会福利思想：1经济危机的分析：有效需求理论（1）有效需求是指市场上有支付能力的总需求，它是商品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相等时社会对商品的总需求（2）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人们天生就有爱好储蓄的心理倾向，因此，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虽然也会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不及收入的增加多。（3）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4）流动偏好规律2客服经济危机的对策：有效需求管理的政策主张（1）政策的重心：赤字财政政策（2）辅助政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3）主张奢侈消费和降低分配不公的观点。凯恩斯的福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有效需求理论”的提出：提出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三大规律，并对其分析诊断，指出主要得控制资本边际效率的降低，提出要由政府干预这个方面的经济。提出克服经济危机的对策（进行有效需求管理）：①必须摒弃经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采取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等一系列措施，扩大政府职能；②摒弃传统的节约原则，设法提高消费倾向，以便扩大消费；③增加投资，弥补由于消费需求不足所留下的缺口/④设法提高资本边际效率或降低利息率，以便扩大投资；⑤实行扩大财政开支、发行公债、推行赤字财政和增发货币的“半通货膨胀”政策，促使物价温和上涨，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经济，达到并保持充分就业；⑥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

凯恩斯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p143 1对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的影响（1）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社会福利思想（2）实施累进税调节国民收入的思想（3）以生产为导向、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的的福利价值取向2对战后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1）对英美国家政策的影响（2）对西方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3.对西方福利国家的积极影响 4.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消极影响 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①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社会福利思想。客服经济危机和增加就业机会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国家需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由国家直接进行投资或消费，以弥补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不足，这可以保持和提高社会有效需求的水平，从而保持充分就业水平，维护经济增长，最终提高国民收入；

②通过实施累进税调节国民收入的思想。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前提下，政府如果能够通过一定的政策修正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使富有阶层的财富向贫困者阶层转移，那么就可能促进社会消费上升，从而刺激总需求； ③以生产为导向、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的的福利价值取向。凯恩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理论，其根本目的是要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象、原因和克服的对策，其福利思想只是其经济理论的附属品，是为其反危机的经济大目标服务的。以该理论为指导的社会福利思想和社会保障体系，属于有限责任的社会保障，强调个人责任，政府负担较轻；（④对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影响，罗斯福的社会保障理念是凯恩斯理论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充分体现；⑤凯恩斯主义以其政府干预和有限保障的理念，为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基础。）

简述“贝弗里奇报告”的主要内容

①英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提出了批评。首先是制度设计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其次是社会保障覆盖人口范围太小,最后就是保险标准太低,不一致,并且保障的时间太短

②阐述了社会保障的基本范畴和目标。包括失业、疾病、事故、年老而退休、生育、死亡、婚假目标是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形成一个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领域的社会安全网

③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三项原则。不应限于局部利益的考虑,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社会保险在整个社会政策中,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成为综合的社会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必须通过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合作来实现。

④社会保障的三种主要途径。社会保险、国民救济、志愿（自愿）保险

⑤提出了社会保险制度应该实行的六个基本原则。社会保险津贴统一标准原则,社会保险缴费统一标准原则社会保障统一管理原则,社会保险津贴发放时间与数量合理原则,社会保障综合性原则与国民救济制度及志愿保险制度结合社会保障需求分类原则

贝弗里奇发展社会保障计划的三个指导性原则1任何一个针对未来的计划，都必须广泛借鉴过去的经验，但是又不要为过去的经验所约束。2社会保险是消除贫困的最有效武器，而贫困与疾病、愚昧、污秽、懒惰并称为社会的五恶，是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3实施社会保障计划的总体原则，是社会福利是集体的责任，实现社会保障的目标有赖于政府和个人的合作。

贝弗里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原则：1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不是局部利益的调整，而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不能局限与以往的经验，也不能就事论事地作局部的考虑，应该着眼于全局，面向未来，用发展的眼光处理相关制度的改革。2社会保险在整个社会政策的发展中，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成为综合的社会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3社会保险及各种相关的社会服务是一项全民性的社会福利，必须由政府与个人的合作来实现，当国家为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提供保障时，不能因此而取消个人自由行动的空间；相反，国家也应该保证在实施各种社会福利措施的时候，不会使个人生活动机受到抑制，要让个人有充足的自愿行动空间，以保持社会和个人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使个人愿意为自己及其家庭承担更多的责任。社会保险基本原则：1.保险给付一律平等的原则

2.缴纳的保险费一律平等的原则

3.统一管理的原则

4.保险给付要符合受益人的基本需求的原则

5.社会保险的全面性原则

6.社会保险的分类原则

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马歇尔按照社会发展历史将公民权利划分为三种：即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民事权利，他是个人作为独立个体自由地支配自己所必需拥有的权利。政治权利，意旨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作为带有政治权威的团体的一名成员，或者是作为这样一个团体成员的选举者。社会权利，意旨从少量的经济福利和保障的案例，到完全分享社会遗产，并且根据社会中流行标准过一种文明生活的权利的所有范围。三者关系：民事权利保证了每个公民有充分的自由来处理个人事务，而自由作为民事要素要能够发挥作用，必须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来保障公民能够参与到政治事务中去，社会权利是保障性的权利，关系到由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规定的个人权利能否实现的问题。

评价：1揭示了公民权利的社会福利观追求普遍平等和人的自由的实质和价值2是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历史发展标志3把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福利思想提高到以权利和人的需要为基础的福利思想，使社会福利的性质，由安抚性的救济和策略性的社会控制与统治手段，变成了人们值得为之奋斗的幸福事业和社会政治追求的基本目标。

福利国家危机：1首先是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2财政危机导致了经济危机3失业危机4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了福利国家的危机。5普选制度成了福利国家改革中最大的障碍，高额的福利支出要求有高额的税收作保证，而高额的税收造成的资本转移又减少了福利国家的税源，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1.凯恩斯主义面临挑战 2.全球经济联系的增强 3.社会结构的变化 4.福利国家面临困境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

（一）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首要性；新自由主义者大都坚持消极的自由观。个人主义对个人自由的肯定是以对个人理性思考能力的信任为基础的。

（二）反功利主义的个人权利论：

功利主义否定先于法律权利的自然权利，以结果和效益来论证个人自由的必要性，追求“最大幸福”的观点后演变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损害了某些人的利益，上海了个人权利，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和社会效益相比，权利第一位。

（三）对经济不平等的辩护：坚持私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个人在先天能力，后天努力和个人动机方面都是不同的，因此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人为改变市场分配反而会损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四）必须限制国家的作用：自由主义一方面承认国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国家是用来保障个人自由的手段，国家必须受限制，不能威胁个人自由。国家是“必要的恶”。新自由主义赞同自由主义但又有不同见解，主张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不是靠国家，而是依靠市民社会。

哈耶克社会福利观：1有限度的保障，大家都能够得到，不是特权，是人们可以期望的正当目标，是为了防止严重的物质匮乏的保障，确保每个人维持生计的最低需要。绝对保障，是某种生活水准的保障，是一个人或集团相对于其他人或集团的地位的保障。2必须限制政府在社会福利领域中的作用方式，强调要用自由主义的一般性原则来解决社会福利的问题。

全球化的特征与趋势：1.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2.各种全球化观点：全球村的观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现代性的制度扩张的观点；文化全球化的观点；世界体系论的观点。3.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是由各种所谓的全球化趋势构成的；全球化是一个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类的活动同时在多重生存领域展开的多层面的过程，它不仅存在于经济、金融、市场、技术、通信和政治的层面，而且也在文化的层面展开；全球化既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冲突的过程；全球化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某些重大负面影响的过程，造成激烈的竞争，不平等、加剧贫困、扩大贫富差距等

全球化对社会福利发展的积极影响

①经济的繁荣为保障人们生活的安全提供了物质基础；

②全球化激发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社会福利问题的关注，并使这一问题变成了各国政府必须考虑的政治、道德议题并上升为全球性的话语，进入到社会政治领域；

③全球化的发展对克服市场封闭的低效率和政治腐败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对社会福利发展的消极影响

①在资本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化的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的成功总是以牺牲人民的福利为前提；

②全球化是一个贫困与富裕、无权与强权的两极化过程； ③全球化在将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同时，也在破坏着民族—国家和地方社会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福利网络；

④全球化还使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失效，削弱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履行其对人民承担福利责任的能力。

第三条道路提出及产生的社会背景

1.首先，由于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消失，以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为基准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逐渐被以解决问题为基准的思考方式代替。

2.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促使全球社会形成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全球性问题，如跨国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投机、全球不平等和贫困的发展；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和人权保护；全球不平等带来的民族和国家、本国人和外来者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冲突日益加深，国际犯罪和恐怖主义日益加剧。

3.再次，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引起了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传统的经济资本主宰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面被符号资本为象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资本所取代，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4.最后，由于上述变化，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传统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政策，与建立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反福利国家的福利制度和政策，都不能解决西方社会面临的巨大社会问题和新的社会福利需求。必须要跳出传统福利模式，寻求新的方案，通过改变政治策略，调整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去争取公众的支持，重新恢复社会民主主义的形象。

“第三条道路”（政治策略）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归结为三个方面 ①以新左派的面目出现，并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思维将自己区别于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同时又力图纠正新右派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上极端的个人主义、放任自由主义的偏见，以恢复社会民主主义在政治思想上的感召力。

②通过重构社会民主党或左派的选民基础或社会基础，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划分的变化，克服两极化的对立区分政治力量的偏见，争取中间力量，以扩大社会支持范围，从而将自己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

③以积极的思维思考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用多元化的方法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用不同于主张国家干预和实施全面社会福利制度的老社会民主主义与笃信市场调节、强调个人本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新思路去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经济问题，从而克服西方社会变革中发生的各种矛盾，促进社会的团结和繁荣。

评价：“第三条道路”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在欧洲和北美帮助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在大选中获得了胜利，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西方社会民主理论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再生，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这一方面，吉登斯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建构，为当代的欧洲左派坚持其政治立场提供了知识基础，对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建立积极新型的民主国家与积极的公民社会 1.创建合作包容的新型社会 2.改革现有的政党和政治制度 3.培育积极的公民社会

篇3：中国传统社会和谐思想的现代价值

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1]一部中国历史,就是追求社会和谐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美好社会理想的的思想结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和谐思想的积极成分,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现实的价值功能。

1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和谐社会理想

中国古、近代思想家所推崇和向往的和谐社会可依次归纳为大同——小康——新的大同三种模式,呈现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趋势和过程。

“大同”社会指的是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始见于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是儒家所推崇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社会和谐。反映了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生活与和谐状态的怀念和向往。

“小康”社会亦始见于《礼记·礼运》篇,是一种朴素的小康思想。当时的“小康”社会特指夏商周三代。在儒家看来,“小康”比“大同”低一个层次,是建立在小生产、小农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世袭社会,但社会生活稳定,治理有方,国泰民安。儒家认为,夏商周三代中禹、汤、文、武、周公做到了这一点,而夏商周之后社会混乱,失去了这种状态。实际上,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社会相对稳定、统一、安宁、祥和,都属于这种小康社会,这种小康社会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其较之于原始“大同”社会是一种进步,而非儒家所理解的退化。

“新的大同”社会指的是近代史上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政治家思想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模式。洪秀全在太平天国革命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其中心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历经十八年之久,“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地”,写出了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同书》,这是中国近代第二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先生一生为革命奋斗了四十年,就是为了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伟大理想。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主义空想。

中国传统和谐社会理想从性质具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专制的集权式和谐社会,属于“小康”社会;一种是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所谓“大同”社会。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同”社会,仅仅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使近代大同社会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也是当代中国为之奋斗的理想和逐步实现的目标。

2 中国传统和谐社会的思想结晶

先哲们在对中国传统和谐社会理想的憧憬和追求进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社会和谐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2.1 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贵和、仁爱思想持中贵和,崇尚中庸,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侧重点。

孔子认为在先王之道和礼制当中,“和”是最重要、最优秀的品质,故而他提出了

2.2 实现社会安定有序的公平正义思想社会公正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主题。

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儒家、道家及后世的政治思想家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了“不患贫,患不均”的思想。为了做到均衡,孔子主张用十一税的方法,少收些税,减轻群众的负担,免得矛盾尖锐。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79章)主张用“高者印之,下者举之”的办法,要人们效法天道,把多余的部分拿出来“以奉天下”,实现相对均衡。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中都有比较突出的社会公正思想。

2.3 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天地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一体。《周易》将天、地与人并称三才,提倡推天道以明人事,认为天人共生共荣,只要自然生态和谐,人类就和谐。儒家主张“和实生物”,只有“和”,万物才能生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才能兴旺,个人才能幸福。其二,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爱护自然。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主张要爱万物。惠施也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人的行为要遵循自然发展规律,人道要与天道相适应。从以上分析可见,“天人合一”思想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4 维护国土完整和多民族国家利益的的大一统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崇尚统一反对分裂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诗经》)歌颂的就是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统一局面。孟子明确主张“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反复强调“一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都是主张国家统一。从秦汉时起直到现在,我国统一的时间大概在三分之二以上,分裂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在统一时,广大人民都反对分裂;而在分裂时,人民又盼望统一,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则为争取国家统一而奋斗不息。

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中华民族形成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孔子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认为,生命与道义都是可贵的,假如二者不能兼得,就应该舍生以取义。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苏武、岳飞、文天祥等无数忠君爱国的英雄。当然,对于“忠君爱国”思想必须加以分析和扬弃。但在封建社会,国君往往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忠君实质上是忠于国家和民族,对于这样的“忠君爱国”就不能简单否定,而应提倡与学习。如西汉的苏武在北海牧羊十九载,持汉节不失,忠心不变;岳飞精忠报国等。

3 传统和谐社会思想的现代价值

研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现代价值。

3.1 传统“和谐”思想能够丰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个过程。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绝对不是一种突发奇想和空中楼阁,而是对人类不懈追求的美好社会理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对传统和谐思想的一种拓展和提升。因而我们在区分传统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又要看到二者的内在渊源关系,扬弃其积极成分,做到古为今用。

3.2 传统“和谐”理论中的思想方法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目前我国正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相互交织的复杂状态,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很多。借鉴传统和谐理论中的思想方法,非常有助于我们化解现实矛盾。比如“和而不同”思想启示我们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应该以“和”为目的,在矛盾中求得统一与和谐;“仁爱”“忠恕”“贵和”“无为”思想的积极成分,对于我们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优化市场伦理,使全社会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具有积极意义;“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论断等,对于我们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极具启发性;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儒道互补、儒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的治世方略,启示我们要把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

3.3 传统“和谐”思想在价值导向和政策主张方面对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启示。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针对目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公平缺失和发展严重失衡问题,我们取消农业税、调整个人所得税,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向西部落后地区进行政策倾斜和专项投资等,都是对传统和谐思想中“不患贫,患不均”、“以有余以奉天下”等主张的一种借鉴。当然,事物总是在非均衡状态中向前发展的,我们实现社会公平的措施,绝对不是抑制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平调发达地区的财力物力,而是要在发达地区继续发展的同时,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在发展中逐步缩小差距,实现相对的社会公正与和谐。

3.4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是我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精神力量。

历史上“舍生取义”“精忠报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浩然正气、民族气节、无畏精神,无一不是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教育与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最可贵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也是我们今天加强国民道德建设、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追求社会和谐的内在精神力量。如果没有传统和谐思想的价值奠基和引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会因缺乏内在的精神力量而搁浅。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

[2]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8:62.

篇4：现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和谐思想；融合

和谐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之一。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和谐大道。虽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新提出的思想指导，但我国古老深厚的传统文化早就有和谐的看法和具体内容。

一、“和谐”之意

在和谐二字中，“和”是代表食物的“禾”字加一个代表人生存的“口”字。“谐”是代表着说话的“言”字加一个代表着所有和全部的“皆”字。加起来的意思就是：用“食物放在嘴里”的话说给每个人。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份理想。从各朝各代的帝王朝臣到建国之后的中国，一直是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人民吃饭问题是个关乎国事的大问题。让人民吃饱饭当家作主人更是毛主席这班领导人的理想。口中有粮，人心不慌。之后的历届领导集体发扬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带领大家走了一条脱离贫穷走向温饱、小康之路。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正带领百姓在欣欣向荣之景中走了一条和谐大道。当我们把中国人民所走的和谐大道反过来看就是“道大谐和”。这条路带领人民共同致富的道路是需要科学合理的规划才能实施的道，艰巨的任务和宏伟目标可谓“大”。人行善，必有余庆，这便是“道大”。生活中肚子饿的人在口里有食物的时候是顾不上说话的，心里压力大的时候也是顾不上说话的，倘若口中不但有了食物，并且都说出来的时候，一定是食物有余且心情舒畅的时候。小康社会里，人民能够按照自己余力更加注重精神文明，这就是“道大谐和”。把我国建设成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相和谐的社会需要我们探求科学知识，注重人民精神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谐大道是一条通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路，面对现代社会严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协调发展，如何实现和谐是在道路上行进时的核心问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我们古老时间中的先贤们早就有对和谐的具体看法，并讲明了其间的道理。孔子的“忠恕”为核心规范的仁学思想中有“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的见解。“忠恕之道”是在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在人格上平等的前提下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在它后面隐含着的是一种“人格平等”的精神。生活在这个社会，总觉得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样的人一定快乐不起来。人跟人要和。我们总是要与具体的人打交道的，每个人的性格、个性都是不同的，加上每天遇到不同的事情，很可能遇到不顺心的问题就会心情烦躁，不能冷静思考，最后头脑发热发生冲突。儒家之所以要求视人如己，就是要认识到心平气和很重要，我们也不能以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平等看待，这又是与儒学恻隐之心，仁者爱人的价值核心分不开的。孔子的“仁者爱人”与孟子“恻隐为仁之端”的思想就是清楚地说明。与人友善是在平凡的生活中的交往的钥匙。微不足道的帮助，报以一丝的微笑和一句问候，到一声感谢都会意想不到地拉近心与心的距离。中国传统要求人要像君子般有良好的修养，为人热情坦率、以礼相待，自尊自信，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获得尊重。

三、和谐思想内容

季羡林先生和习主席交谈的时候说：“有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社会主义和谐思想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现代价值，是需要我们着力实践和探索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是现代社会发展理念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括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这四个方面都能做到和谐相处是件不简单的事情。

（一）人与人的和谐

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必须以个人之间的和谐为基础，并通过这种和谐体现出来；人和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特殊表现；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和谐首先有赖于社会整体的和谐，而社会整体的和谐又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个人自身的和谐只有在集体和社会中才能实现。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升华。现在，有人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理解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重、经济发展应以人为目的等，这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全面。坚持科学发展观，还要求我们坚持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并从这一基础出发，着力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失衡问题。

（二）人与自然的和谐

正确认知人与自然的关系，牢记人是自然之子，学会敬畏自然、善待自然、顺应自然，强化自然客观存在、自然生态平衡、自然发展规律等意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既要注重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坚持适时适度，保护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在实现当代人利益中恩泽子孙后代，真正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周易》中的乾坤阴阳之道就是在讲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既是宏观的、历史的，也是具体的、现实的。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相统一，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民生改善相一致，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在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发展要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依法严格执行规划，循序渐进、顺势而为，合理开发、集约发展，能力不足的不急于求成，为长远发展留出空间。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节约资源，绿色消费、适度消费，最大限度减少个人行为对自然的破坏。要积极投身自然环境保护和建设，自觉参加卫生城市创建、环境整治和环保志愿服务等活动，在人人参与中共创生态文明、共享绿色生活。人跟自然要和，就是不破坏自然。

（三）人自身的和谐

在匆忙的生活中，很多人都把目光放在的自身之外的地方，不眠不休，暴饮暴食，既忘记了人与自身的和谐，更忽略了养生。养护自身是一条重要的和谐之道。在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是一项重大的问题。儒家的思想，道家的思想，诸子百家都在探讨生命的本源，中国文化讲人生的修养，都从人自身的和谐里来。我们古老的哲学思想中的乾坤之道就是明白地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要认清乾坤道理，人与自身和谐最重要的就是身体阴阳的“和”字。人的自身和谐就是要效法外在的阴阳，也就是天地的阴阳。要按照一年中太阳的运行变化、一个月中月亮的变化、一天中白天和黑夜的变化，来养护我们的生命。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就有一年的变化，出现了春夏秋冬四季。地球自转一周就有了一天的变化。白天和黑夜。月亮绕地球一周就有了一个月中月亮阴晴阳缺的变化。养生就要效法天的变化，太阳和月亮的变化，就是效法阴阳，春夏要养阳，秋冬要养阴，就叫做效法阴阳。符合天道的养生方法是和于术数。懂得了阴阳之和就懂得精气神的和，身和灵的和，人与天的和。人自身只要“和”了就能健康。

（四）内心的和谐

人的内心和谐了，和谐社会才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这不仅是对个人的要求，也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整体要求。林清玄先生说：“灵性精神的美在于内心的宁静与和谐，保持内心的和谐才会用心灵而不是用欲望看世界，看到的都将是优美细腻而深沉的美，自我处于欢喜之中，整个世界就欢喜了，自我处于和谐之中，整个世界就和谐了”。人的内心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更高境界。只有公民内心和谐，才会有社会的终极和谐。人的内心和谐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高境界，是和谐社会的新层次，即精神面貌和谐、道德和谐。一个人一天两天做到和谐并不困难，难的是始终保持如初，把一种和谐变成一种习惯，按照“和”来做，并且一直坚持下去，这就是中国传统中的保和思想。最大范围地实现“和”就叫太和。太和是目标，是最高境界，中和和保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途径。要做到太和，就必须按照这两条来做：第一要中和，第二要保和。中和就是要守中道。《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把我们的情绪放在中庸的状态下不过激也不不及，那就达到了中和。中国人道家佛家打坐，就是“持盈保泰”这四个字。“持盈”就像一杯水刚刚满了，那就保持这个刚满的水平线，不加亦不减，加一滴则溢出来了，减一滴则不足。当最舒泰的时候要保持住，虽然不再加水，也不将水全不倒掉就是保泰。人能平静保持自我的心态就是保合太和，把心身两方面放平静，那就永远是祥和。自身、内心、人生、婚姻、事业都是如此。孔子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一切都和谐了就是大吉大利。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仍是第一要务。思考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仅是党和领导集体的工作任务，也是我们每个人这些新时期学以致用的新任务。当代社会如果还在偏颇的认为只有哪一种思想好的思想，或者只认为现代思想好，都是思想上的倾斜。我们需要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上下功夫。面对现实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如何将中国传统的精华运用于此，理顺利益关系，消除不和谐因素，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用《管子·兵法》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和合故能谐。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但是现代社会发展理念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括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个人自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这四个方面都能做到和谐相处是件不简单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孟子，杨伯峻，杨逢彬译注，岳麓书社，2011，5（第1版）.

[2]管子中华经典藏书，李山译注，中华书局，2009，3 （第1版）.

[3]周易中华经典藏书，郭彧译注，中华书局，2006，9 （第1版）.

篇5：现代社会福利思想期末论文

社会福利：通常被理解为有关改善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一切举措。在社会工作专业领域里，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古典经济学的社会福利思想

古典经济学是在重商主义衰落之后，作为欧洲国家的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意识，而继起的统治经济思想。经济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基础。国家契约论的首创者是孟德斯鸠，卢梭和洛克。国家契约论者认为国家或社会只是个人的总和，人类文明进化，集居逐渐形成了群体组织，终于成为社会。个人为达到某些公共生活的目的，主动地同意限制自己的天赋权利，把它交给国家，于是构成国家与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关系是自由的契约关系。在这契约关系中，主体是个人而不是国家。而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主体，个人的第一，特点是利己。人类一切的活动都可最终归结为自我保存。利己成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

功利主义及其社会福利思想

功利主义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它产生于近代英国，是伴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该学说最早萌芽于培根和霍布斯的伦理学说中，18世纪的哈里森·孟德威尔和斯密对其都有一定的发展，至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边沁和密尔最终将其建立成一种系统的有严格论证的伦理思想体系。

功利主义的福利思想：

1、在最大幸福原理的基础上提出勒福利最大化的主张。

2、为了保证福利最大化，并使功利原则成为社会的基本原则，边沁提出了立法改革的需要。

3、密尔（穆勒）将人的价值看做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的方面，并认为要平等的对待自己的幸福和别人的幸福。

4、功利主义是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基石。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思想

民主不只是个人的自由，也同时包含免于被歧视的自由、和免于被控制了生产工具的资本家滥用政治权力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不只是在法律前人人平等，也包含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平等，同时也要给予身心残障和其他社会条件不佳的人平等的机会。团结一致，要团结起来同情那些遭受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的人。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这样一种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原则，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在一切生活领域的平等的自由将能通过团结互助和社会组织而得到实现。建立一套管理体制管理民营企业以确保劳工、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利益。建立广泛的社会福利体制，尤其要缓和贫穷人口，并且为人民投保以避免人民受疾病或失业的影响而失去收入。由政府持有或者由政府补助，为所有人民提供教育、医疗系统、孩童照顾等服务。支持民主的外交政策，并保护人权。如果可能的话，支持有效的国际多边主义。

费边社会主义认为福利国家某种程度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它具有消除贫困和促进平等等重要社会目标。费边社会主义者普遍认同福利国家，认同社会福利发挥消除贫困、社会资源再分配、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个人才能、促进社会整合、鼓励社会中的利他主义，不附带任何歧视和促进社会团结，以及消除个人非福利状况等诸多不可或缺和积极性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功能与作用。福利经济学及其社会福利思想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1、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凯恩斯认为，克服经济危机和增加就业机会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国家需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由国家直接进行投资和消费，以保持和提高社会有效需求的水平，从而保持充分就业水平。他主张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承担老年救济和失业保险等社会责任。

2、通过实行累进税调节国民收入。凯恩斯认为，贫富差距扩大不利于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他主张通过累进税修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差距，增加消费需求，提高就业，增加公共收入。

3、以生产为导向，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福利价值取向。福利国家的福利理论

贝弗里奇报告是一个关于全方位福利问题的报告，基本宗旨是消除贫困。它从人们的需要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福利体系。报告设计了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提出国家将为每个公民提供9种社会保险待遇，还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和康复服务，并根据本人经济状况提供国民救助。新自由主义及其社会福利思想

1.伦敦学派

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2.现代货币学派

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资产是一样的资产。人们保留商品、债券、股票没有区别，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替代。3.理性预期学派

篇6：佛教的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

佛教的伦理思想是佛教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是在印度古代社会的某些发展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映了古代印度部分宗教信徒对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看法。这种伦理思想开始主要是在南亚地区发生着影响。后来，随着佛教传播地域的扩大，它的影响也不断扩大。目前，它在中国等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在亚洲外的不少地区都有影响。佛教的伦理思想是东方伦理思想的基本形态之一，在世界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对这一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佛教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

佛教伦理思想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其基本的原则或可涵盖大部分内容的纲要则不多。在笔者看来，可主要概括为三条，即：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的观念。

(一)平等观念

佛教在印度不是产生最早的宗教，而且在印度历史上通常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印度历史上产生较早(早于佛教)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及后来由其演变而成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通常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反映了印度社会里四种姓中的婆罗门种姓阶层的意识形态。这种宗教主张：吠陀是天启的，祭祀是万能的，婆罗门种姓是至上的。在佛教产生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的思想界一直为婆罗门教所主宰。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伦理思想是婆罗门教的伦理思想，它在总体上要维护种姓制度，坚持在诸种姓中婆罗门第一，下等种姓要服从上等种姓。这种状况一直到了佛教产生后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佛教在产生时主要代表了印度四种姓中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经利益和主张。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观念。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出身卑贱的人一样能成为贤人。如《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长阿含经・小缘经》中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佛教在这里明显是主张一种平等的观念。即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不平等理论。不过，客观地说，佛教反对种姓间的不平等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主要强调无论种姓高低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利加入佛教组织，修习佛法。它的种姓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佛教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佛教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种姓制，它不可能真正开展一场消除种姓制度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如此，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反对种姓不平等的观点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正统婆罗门教视为神圣的种姓制度有所触动。

早期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平等观念确定后，对佛教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该教在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及教规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基本理论方面，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在事物中有一最高的实体或主宰体。这和婆罗门教是完全不同的。婆罗门教认为在一切事物中有一最高的本体或主宰体――梵，认为万物以梵为根本，梵是不变的，永恒存在的。而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则认为，不存在一个万有的主宰体，事物是缘起的，是互为因果的，互为条件的。不仅一般的事物中没有这种主宰体，而且在人或人生现象中也没有这种主宰体。如佛教把人分析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无高低主次之分。佛教的这种无主体或“无我”的理论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相呼应的：既然万有中没有主宰体或一切的主体，又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中存在一个永远高于其他种姓的最高种姓呢?

再如，在佛教的教规方面，也体现了其在伦理思想中的平等精神。佛教教规中规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无论是杀生还是偷盗或邪淫都是对他人的侵犯，其行为都是建立在一种别人与自己不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如婆罗门教中的一些派别虽然也讲不杀生和不任意拿走别人的东西等，但这主要是适用于相同种姓之间，而在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时，则不受此限;上等种姓在许多场合可以任意处置下等种姓或其物品，包括伤害下等种姓的生命。佛教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坚决反对的。

(二)克己观念

这里所谓“克己”即克制自己，特别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识。“克己”是我们在此处对佛教这方面伦理观念的概括。佛教学说中与克己观念直接相联系(或作为克己观念的直接表现形态)的理论有不少。例如佛教有关“三毒”的理论、有关“三学”的理论等都包含着克己的观念。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与人总是为“烦恼”所缠绕有关。烦恼有多种，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种，即所谓“三毒”。三毒具体指“贪”、“_”、“痴”。解释三毒的佛典很多。如《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一中说：“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_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不难看出，三毒的产生都与对“我”的执著有关。按照佛教的一般看法(特别是早期佛教)，人生现象中是没有“我”的，但人由于无知或无明而认为“有我”。这样，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有益于“我”的事情就贪恋并追求，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不利于“我”或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包括与之相关的他人)就憎恨，贪和_的基础则是无知或无明，这也就是所谓“痴”。

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消除三毒也就是消除烦恼。这也就是要“克己”。在三毒之中，灭除“贪”就是典型的克制自己。佛教要求信徒克制自己对外物的贪欲，克服自己对财富、权利、地位、名声等的贪欲。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中也涉及了“贪”的问题。如“集谛”是指认识到造成痛苦的原因是爱欲或贪欲，“灭谛”是指认识到应当消除这爱欲或贪欲。三毒之中的“_”与“贪”相关。自己的贪欲不能满足，自然就生愤恨之心，对阻碍实现自己欲望的人或事不满或憎恨。在佛教看来，必须克制或消除这种“_”。否则是不能摆脱轮回达到解脱的。三毒之中又以“痴”为根本。佛教的不少根本教

义中都涉及到“痴”。如在“十二因缘”中，最初的环节是“无明”，无明引生其他十一个环节，如果消除了这无明，则人的生死轮转(轮回)也就消灭了。因而消除“痴”对“克己”具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意义。

在佛教理论中，关于如何克己的具体方法，直接论及较多的是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佛教以此来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为克制自己贪欲、戒除不良行为的准则。佛教的戒有多种或不同阶段，如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种“律藏”之中。如较重要的《四分律》中规定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定”也可以说是一种克己的方法，主要是抑制自己的心作用，使身心安定，止息种种意念或思虑，将精神集中于事物的实相之上。“慧”实际也包含着克己的内容，即克制自己的错误的或无知的观念，学习并达到佛教的特殊智慧。由于佛教中有不同的分支或流派，因而戒、定、慧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派别中会有所区别。大乘佛教中的“六度”或“十度”中有不少成分涵盖了小乘的“三学”，但具体解释或含义有很大区别。克制自己的方式有不同。

(三)慈悲利他观念

佛教讲“平等”，讲“克己”，就自然也要讲“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讲的，而“利他”则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强调的。

慈悲也可分开讲，“慈”指使众生快乐，给他们幸福，“悲”指去除众生的苦恼，使之摆脱痛苦。《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慈悲在一些佛教典籍中被分为三种：一是众生缘慈悲心，以一慈悲心视十方五道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侄，常思与乐拔苦之心。这种慈悲心多在凡夫或有学人未断烦恼之时产生。二是法缘慈悲心，已断烦恼之三乘圣人，达于法空，破吾我之相、一异之相等，但怜众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乐，随其意而拔苦与乐。三是无缘慈悲心，这种慈悲只在诸佛之中，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无为性之中，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世之中，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五道，心住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拔苦与乐之益。(参见《大智度论》卷第二十等;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4-1165页)

佛教的慈悲不仅指要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时也指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杀生等戒规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

慈悲在佛教教义中也常被包摄在所谓“四无量心”之中。四无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还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见他人快乐而随之欢喜。“舍”指内心保持不偏执的平衡，平等无差别(舍弃亲疏差别)地利益众生。

无论是慈悲，还是四无量中的喜舍，都包含“利他”的思想。但佛教的利他思想主要是在大乘佛教中才突出起来的。这需要联系原始和小乘佛教的有关学说或观念来论述。

小乘佛教在总体上说是重视所谓“自利”的，即主要追求自身的解脱。小乘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证得“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就是求取个人解脱，即所谓“自利”。修习的具体内容就是小乘的“三学”和“三十七道品”。而大乘佛教则一般修以“六度”(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为主要内容的菩萨戒，把成佛、普度众生(利他)作为最高目的。在小乘佛教看来，解脱境界(涅)与“世间”是两个不同的、有分别的境界，自己注重自身的修炼，摆脱外界的烦恼，就能达到一种脱离“世间”的解脱境界，至于别人的解脱或“世间”的苦难等，则与个人解脱没有多大关系。大乘佛教在这方面有很大变化，不仅讲“自利”，更强调“利他”。在大多数大乘佛教派别或信徒看来，解脱境界(涅)与“世间”不是绝对分离的，它们是“无分别”的。如中观派的主要典籍《中论》中就明确说：“涅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亦无少分别。”达到解脱并不是离开“世间”而去追求另一不同的境界。大乘佛教徒要“即世间即涅”。作为菩萨或成佛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利他”，菩萨或佛不是存在于“世间”之外，而是在“世间”救度众生。为了救度众生，菩萨或佛什么都能舍弃。也就是说，大乘佛教徒要真正成佛，就一定要慈悲利他。仅仅“自利”不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真正达到涅。

佛教中的这种转变(由重自利到重利他)对佛教后来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佛教仅仅是一个教个人如何修炼，达到个人解脱的宗教，他就没有后来佛教所具有的那种感召力，就不会产生后来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只有强调慈悲利他，只有把个人的真正解脱与“世间”的改变(别人的脱苦)联系起来，才能激发大量的佛教徒自觉地在世间利乐有情，造福众生。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佛教影响的扩大。因此，慈悲利他的观念后来成为佛教伦理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二、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

客观地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在其主要经典中已经形成。随着佛教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等地的传播，这种伦理思想也逐渐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挥着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所发展。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佛教各种理论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从总体上看仍是如此。佛教虽在不少亚洲外的国家或地区也有流传，但影响大的区域仍是在亚洲。亚洲受佛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在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是印度教(婆罗门教)文化系统(如印度等一些南亚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或是儒家文化系统(如中国、朝鲜或韩国、日本等国家)。但发展到近现代，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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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巨大影响。而现代西方文化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成分。如果说这样讲不大准确或不大符合事实的话，至少可以说不少东方国家(上述国家或地区)的人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这样看或这样理解。从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特别重视个人的利益，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尊严，追求个人幸福。但在这种强调或追求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走入极端的情况。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说为这种极端倾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受西方这种文化的影响或受对这种文化理解的影响，现代的一些东方国家中流行着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思想或行为。如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损害他人利益，也毫无顾忌;一味追求当前的享乐，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甚至也不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

在有这种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或行为的人中，一部分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们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是较为隐秘的或通常不易被发现的。而大多数人是文化层次不太高的人，这部分人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则较为明显。对于这两部分人来说，儒家文化对他们所起的约束作用不是很大，因为这种文化显得对他们没有多少惩戒威力。而佛教的情况则不同。如上所述，佛教讲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佛教还讲利他。即便是小乘佛教的“自利”，与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也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中的享乐主义与佛教的种种戒律或戒规也是完全对立的。对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人在极端化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时常会顾忌到佛教教义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的结果。

在东方一些国家中，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影响在古代根深蒂固(佛教也有一定影响)。但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势力(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进入，在民众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步扩大，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开始流行。佛教的教义在这些国家中对抑制这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印度教曾有重要影响，而后来佛教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严格来讲，是佛教的影响和印度教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对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抑制作用。因为印度教发展到后来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学说，而佛教的许多思想，包括伦理思想，也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婆罗门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佛教和婆罗门教)在其传统的宗教教义中，对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反对的，而且都主张轮回业报或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部分人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能起到其他一些类型的伦理观念所不能起到的抑制作用。

总之，佛教的伦理思想在现代东方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现象，儒家等文化传统虽然也起着抑制作用，但佛教的独特作用是其他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

(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

佛教的许多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较好的作用。如上述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就是如此。首先要指出的是，近现代的不少佛教著名僧侣或居士，自身就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中国近代著名的圆瑛(1873-1953)法师在19左右就曾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儿。在代初，他还组织成立了佛教赈灾会，救济因华北五省大旱而陷入苦难的灾民。在中国近代，许多佛教组织或佛教僧侣都能较好地借鉴历史上佛教思想家或流派所提出的涅与世间关系观念。他们一般不采取印度小乘佛教中存在的那种把涅与世间绝对化地对立起来的态度，而是吸取了印度佛教中中观派和中国佛教中禅宗(南宗系统)的思想。认识到个人的解脱(涅)是离不开世间的，而且应该把个人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不再一味追求那种离群索居式的远离尘世的修持方式，而是强调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怀，积极投身于有益于民众的各种慈善活动。努力利乐有情，造福社会。把作各种这类善事看成修成正果，趋向涅的重要途径。

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不少人虽然没有出家，甚至居士也不是，但对佛教的这种慈悲利他的精神十分赞赏，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这种精神行事。在这类人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人是民间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百姓。这些百姓谈不上对佛教的深奥教义有多少领悟，甚至连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也不甚了了，但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却深入到了他们的心灵之中，但凡遇到自己可能服务于他人，或能给他人带来好处的事情，即便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去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做这些好事时，确实觉得应该去做，觉得做了这种好事对自己是一种享受，或心灵安慰。也有一些人是深信佛教的轮回解脱或因果报应的学说，认为善行一定有善报，恶行一定有恶报。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能依照佛教教义积极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

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影响不仅在中国有，在不少亚洲国家或一些受佛教影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也存在。如在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一些民众中，自觉按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行事的人的数量不少，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把按佛教的这种精神行事看成理所当然，许多人在作这些“善事”时已不再掺杂多少为自己谋求此世或来世好处的私人利益动机。因此可以说，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

佛教的伦理思想在古代起着规范教徒行为的作用。在规范他们行为的同时，佛教也向教徒许诺，如果按照这种行为规范去做，将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而在这些教徒从事信教活动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感到有所遵循，并相信遵循这些规范必定能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即起着一种鼓励教徒对宗教理想努力追求的作用。在近代和现代，佛教的伦理思想不仅依然对教徒起着这种作用，而且对不少一般的群众也起一种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影响远远不是限于佛教教团的内部，而是对许多民众有影响。这些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人虽未出家，但非常信仰佛教(是居士或介于居士和出家人之间)。还有一些人既没有出家，也算不上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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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佛教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伦理观念十分赞赏。再有一些人，对佛教不明确表示信奉或赞赏，但在潜意识里却多少受一些佛教观念的影响。在上述不同类型的人中，佛教的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人在从事一些活动或处理某些事情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佛教的伦理观念行事。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常常掺有佛教伦理思想的标准。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行事，是必定会有一种好的或理想的结果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佛教的伦理思想也确实起着一种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在当今一些国家中，不少传统意识形态的原有模式被打破。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意义被重新估价，人们的价值取向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转变时期，有不少人茫然不知所措;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则对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些人那里，佛教的理想被作为他们的人生理想，佛教的伦理观念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也不应是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所希望出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就是这样客观地存在着。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民众中有人按佛教的行为规范去行事，有时却也能起到某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社会作用。这比那种没有任何理想、无道德、无纪律、肆意破坏社会安宁的状况要好得多。

三、佛教伦理思想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是在古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吸收古代精神文明中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成分。这样的成分有多种多样。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它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在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有相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各个地区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一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的地区，却存在精神文明滑坡的现象。如上述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甚至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在不少地区抬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比较复杂，但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伦理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人生，用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来规范自己，在许多人那里是不明确的。在中国，在对十年“文革”中“左”的说教批判的同时，不少人却把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也当成“左”的东西抛弃了。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只想别人对自己奉献，不想自己对别人奉献，实际上奉行着一种自私自利、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心为自己谋利的伦理思想。这使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正面的思想教育当然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主要的应对之策。但也应当辅以其他的手法。如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就能起到一些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有不少人对正面的思想教育有逆反心理，但对佛教的教理却很感兴趣，对佛教的伦理观念也很认同，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如许多信佛教之人或受佛教影响较大的人能自觉用佛教的克己精神待人，在遇到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或民众利益相矛盾时，能本着佛教的“利他”精神先人后己，为他人或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佛教的一些伦理观念所引发的一些人的行为对社会是有正面作用的，所收到的社会效果有些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的正面教育想收到但在现实中难以收到的。这一方面说明佛教的伦理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应当吸收借鉴一些佛教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二)在提倡自觉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存在人的个人欲望或需要与社会秩序或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要想社会的秩序不被破坏，人们(包括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要受一定的社会法纪管束，也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制约。

在当代，尽管人们的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遵纪守法的观念普遍加强，但在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扰乱民众安宁、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依旧不少。因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在这方面，佛教的伦理思想也可起一些好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与上述情况类似，有些人对政府或一些社会机构的法规制度并不以为然。但却对佛教的教义十分看重，对佛教的教规非常赞赏。虽然并未出家甚至居士也算不上，但在许多场合却能自觉地遵守佛教的一些教规，用佛教的伦理思想约束自己。这些人从灭除佛教说的“三毒”的立场出发，从克己的观念出发，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而这样做所起的社会作用，应当说有好的方面。它在客观上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佛教伦理思想中的一些成分(如利他观念、克己观念等)即便在理论上也确实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值得吸收的成分和借鉴之处。

(三)在反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都确立了公民的平等地位。人们有分工或职务的不同，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人人都平等地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在这方面没有等级的划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在财产、职业、职务、种族等方面具有的差异，因而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影响力或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在社会中实际存在着富人歧视穷人、职位高者歧视或虐待职位低者、一些种族歧视另外一些种族的情况。许多富人凭借财产胡作非为，有些当权者凭借权利鱼肉百姓、横行霸道，有些种族优越感较强的人鄙视其他种族。这些富人、职位高者、种族优越感强者一般都认为自己有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思想在当今世界是阻碍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也常常是产生社会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消除这种特权思想，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在这方面能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佛教在产生时就主张某种程度上的平等思想，反对种姓地位的不平等。在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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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中，又反对歧视和虐待其他众生或生灵。当然，平等只能是相对的，绝对的平等是没有的。佛教僧团或佛教徒自身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但佛教倡导这种观念，从社会作用来看，在总体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佛教的这种平等思想对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信教者都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受佛教这种思想影响大的人相对来说“特权”思想就少些，涉及“腐败”的人也少些。因此，在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中，适当地吸收和借鉴佛教的这方面的思想是有益的。

佛教的伦理思想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作用等当然不止以上所述。本文只是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希望能在这一问题上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3期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