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诗四首（共3篇）
篇1：七言诗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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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诗
作者：繁钦朝代：魏晋 阴云起兮白雪飘。
篇2：太康时期七言诗的创作
建安时期,曹丕之《燕歌行》可谓较出色之完整七言诗。 它消除了楚歌的残留痕迹,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七言诗。胡应麟在《诗薮》中也赞道:“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1】 之后,七言创作基本上陷于消歇状态,正始诗人嵇康所作 《琴歌》,开始隔句用韵,可谓七言诗艰难发展中的一大进步。 然而实为赋中系诗,仍是骚体七言形式,不能不说是七言发展之遗憾。
总之,七言诗在晋代以前并无太大发展。而在晋代,其发展得亦相当缓慢。太康时期的七言诗创作仍处于劣势,尽管如此,亦有人进行着艰苦的尝试,现存作品主要有陆机的 《燕歌行》、《百年歌》,傅玄和张载《拟四愁诗》各4首。除 《百年歌》外,陆机之《燕歌行》、傅玄和张载之《拟四愁诗》, 均为模拟前人之作。然在“四言正体”观念深入人心、五言形式占据主流之太康时代,能够有人进行模拟七言诗创作, 已属十分难得。何况,其拟作均较原作有了某些进步。
陆机之《燕歌行》,是模拟曹丕同题之作。比较曹、陆二人《燕歌行》即可得知,曹诗对民间歌谣之吸收与借鉴迹象明显。而陆机之作有其独到之处,在语词运用上,陆诗增加使用了叠音连绵词,较曹丕之作更佳;陆诗首次选用蟋蟀、 关雎等为后人熟知之诗歌意象,确有开拓之功;其次,在用韵方面,两首诗均为句句押韵,一韵到底,然陆机之诗较曹丕之作又有所进步。胡应麟评价说“纯用七字而无杂言,全取平声而无仄韵。”【2】二者在韵味上均深曲绵长,悠悠迂徐。 然曹诗顿挫急促,陆诗则圆润婉转。这表现出太康诗人在创作中较建安诗人更加注重诗歌音调之和谐,在创作技巧上注重对偶、韵脚及平仄之交错,显示出此时诗歌创作文人化的进一步加强。
陆机之《百年歌》,每首除第一句外,均使用七言形式, 这在四言、五言占主导地位之诗坛上极为难得。当然,此首诗在内容上还是相对贫乏的,可以大致判断,此当为陆机早年练笔之作。正如姜亮夫所言:“此歌(指机《百年歌》)今载《陆集》卷第七,自十岁至百岁分成10首,皆状年龄特有现象,而功名勋业,在所重视……然词旨浅率,亦少年时作也。”【3】
张衡之《四愁诗》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文人七言诗。傅玄言其“体小而俗”,并“拟而作之”。张衡之作,筚路蓝缕之功甚高,然就诗歌艺术而论,则算不得上佳。尽管有人称“平子《四愁》,千古绝唱,傅玄拟之,致不足言,大是笑资耳。”【4】 然与原作相比,为改变原作“体小而俗”之弊,傅玄之《四愁》 除将每章变为偶数十二句以外,傅玄又对原诗进行了意象上的增衍及情景上的扩充变换,增加了诗歌的文人化色彩。
傅玄之后,张载对之又进行了同题拟作。但他只在张衡原作基础上更换个别字眼,亦步亦趋,完全是在模拟,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方面均未能有所超越。尽管如此,张载对七言诗之发展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尝试, 七言诗才得以在西晋一代传承下去,以至在后世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从以上可见,晋代以前之七言诗,其发展是相对滞后的, 徐公持也提到:“七言体尚在曹丕《燕歌行》阴影中踯躅, 傅玄之作未能有新突破,陆机之作更是模仿痕迹太重,价值有限。”【5】
(一)而七言诗发展出现如此滞缓局面的原因大致如下:
此时文士对七言诗体之鄙视,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发展的滞后。汉代以来,人们普遍视七言体诗为俗体,致使其始终未能离开歌谣与乐府之苑囿而得以进一步发展。西晋时期这种观念更为明朗化,《后汉书》中作者常将诗和七言并列, 可知汉魏时期之文人并不把七言视之为诗。
(二)受统治者爱好之影响,汉赋多为统治者歌功颂德、 粉饰太平,统治者大力倡导汉赋,对乐府机关偏重采收五言诗产生了长期的较大影响。七言诗因失去借助官府力量和音乐力量传播的有效途径,而难以在社会上普及流行。
(三)早期的七言诗创作最明显的体式特征是句句押韵, 这也是造成其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由前面的论述可知,七言诗直至晋代仍然保持着每句押韵的特点,这一形式,较五言显得更为局促,在客观上也增加了写作的难度。
另外,晋人傅玄称七言“体小而俗”,“所谓‘俗’, 指七言在汉魏更多地应用于各种非诗的押韵文, 适宜于俳谐、祝颂、字书、镜铭、谣谚等俗文字的需求。”【6】汉魏少数七言作品在突破七言自身局限方面所作的积极尝试, 为七言体朝叙述和抒情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但是与五言的丰富还远不能相比。
太康时期的七言诗如一股暗流,始终处于积蓄待发之状态,其创作始终未能完全被阻断。他们所做之努力,使七言诗在太康时期得以延续,并为后人创作七言诗提供了更多借鉴,为七言之最终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要：太康诗歌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七言诗在此时潜滋暗长,但总体上仍是发展滞后。这一时期,诗歌模拟现象突出,实是文人在“师其意不诗其辞”模拟观的影响下,对诗歌创作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七言诗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篇3：从“以禅言诗”到“以书言诗”
清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收获，就是出现五百多种诗话，有些诗论家将书与诗作跨门类的比较，以书喻诗，说明作法，直探规律。如薛雪的《一瓢诗话》中有九处地方以书说诗，讲透作诗原理。乔亿的《剑谿说诗》更具体地指出“字画有篆隶真草，诗亦有之”他找出它们的对应关系：
古乐府—大小篆
汉魏晋诗—隶书
六朝初唐诗—真书
鲍明远（照）—亦隶亦草
李白—颠（张旭）（怀）素草书
杜甫—鲁公（颜真卿）真草
陈思（曹植）—钟（繇）王（羲之）
阮籍—张伯英（芝）
这些对应，或同一时代特征，或同一内蕴风格，或类似的文化历史地位。如汉魏晋诗与隶书都具古朴意味，唐诗和真书在各自领域中都呈巅峰状态，李白之飘逸与张旭、怀素草书都是浪漫精神之杰作，杜诗与严书都饱含忠君忧国、大气鼓荡的沉雄气概，等等。苏轼曾说鲁公书雄秀独出，子美诗格力天纵，二者相似。薛雪的感悟直指具体作品——“右军字字变换”，“杜工部篇篇老成”，《兰亭序》与《哀江头》正是同样典范之作。
诗、书的同一性在个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黄庭坚看李白的草书，感到“其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而潘德舆评黄庭坚：“鲁直诗如其字，自以骨气胜，非以格韵胜者。”因为诗是心之言志之声，书是心之画性之态，外化为精神产品，其一体化是必然的。所以，诗书同构是文学与艺术相通的一个重要规律。
除此以外，诗书在作法、变通、个性化追求等方面都有同构之处。张谦宜在《絸斋诗谈》中举王维《观猎》说明起承转合之法曰：“如此永字八法，遂为五律准绳。”又举丘元武《春游》诗七绝说“二诗用笔得中锋法”。方东树《昭昧詹言》续卷一论述写七律之难：“七律束于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须具纵横奇恣、开阖阴阳之势，而又必起结转折、章法规矩井然，所以为难。古人至配之书中小楷。”冒春荣《葚原诗说》卷一谈到诗用虚字可使成为诗中之线索：“然其精神顾盼，意态飞动处，亦实具牵系联带之妙。此惟善书者知之。”毛先舒《诗辩坻》指出明七子诗风趋向复古曰：“专求复古，不知通变，譬之书家，妙于临摹，不见自笔，斯为弱手。”沈德潜《说诗萃语》说：“王右军作字不肯雷同，《黄庭经》、《乐毅论》、《东方画像赞》无一相肖处，笔有化工也。杜诗复然，一千四百余篇中，求其词意犯复，了不可得，所以推诗中之圣。”
诗与书的弊病也有相似之处。南齐沈约指出诗的声律有“八病”，元代李溥光把书法的败笔也归纳为“八病”，而且都有“蜂腰”、“鹤膝”的病名。清诗话中指出的诗、书共同性毛病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气象鄙弱不雅。《沧浪诗话》云：“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未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之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雄浑，其不同如此。”子路未事孔子时勇而鄙鲁，米芾虽为大家，但书多怪意，时有懒笔。比之苏轼者何？因为他诗“多粗豪处、草率处、有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贺裳《载酒园诗话》）。二是平整而不出色。沈括有言：“诗徒平整，若不出色，譬如三馆楷书，不可谓不端正，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三馆楷书”即“馆阁体”，字端正而平庸，以此比喻形式严正而缺少真性情的诗作十分贴切。《龙性堂诗话》初集针砭这类诗最为尖锐：“……第最忌命一题，便有一套烂熟应付话头，首尾匀称，两联软美，令人乍读声口稳便，细看了无神气，如泥木偶，如倚门妓，如厨传筵席，如何楼古董，最可厌，最不可医。”三是掩丑欲自炫。《一瓢诗话》说：“近今诗家，侈谈古诗而薄近体，欲为藏拙计耳。又有一类，故为佶屈聱牙者，绝似地狱变相，适足以惊妇人孺子，不值识者一笑。如士大夫书学不精，晚年辄遁入隶篆，希图掩丑；殊不知笔法杜撰，字形舛错。以无师之智，窃弄于时，视此何异？”
诗书同构原理而引起以书言诗的诗评风气，是诗歌美学发展的必然。中国历来就有以人物、景观和自然意象比喻诗文，作印象式批评，至明清时已蔚为大观。如敖器之评魏武帝至唐宋诗人二十九家，王世贞评明代诗人一百零五家、文人六十三家，洪亮吉评清代诗人一百零四家，都是引物连类，让人意会连想。由于诗与书在艺术意蕴方面相似，因此，以书言诗也就成了一种优美的文化比较。很多诗人喜爱这种以书言诗的比较方式，如王士禛说陈允衡评他的诗，以书法的“偶然欲书”来形容，他认为“此语最得诗文三昧”。“偶然”是指适逢有创作冲动，不是为写而写。而“今人连篇累牍，牵率应酬，皆非偶然欲书也”。
清代出现以书言诗的文化现象也跟当时文人的才艺学养有密切的关系。科举取士以来，文人除须熟读经史子集外，还要赋诗习字。乾隆时朝廷开始以书取士，书的成就也影响其科场命运，所以很多文人从小苦练有成，不少人既是诗人又是书家。唐代大诗人李白、贺知章、杜牧等书法也卓然成家。宋代的苏、黄、米、蔡是四大书法家，又是著名诗人。明代的李东阳、祝允明、王铎，清代的翁方刚、何绍基等都善书诗。更有佼佼者如徐渭书、诗、画、印皆精，伊秉绶工诗文、善画、精篆刻，郑燮诗书画“三绝”，他们都为后人推崇。由于多种文化资源的熏陶与融汇，因此才有清诗话中以书言诗的热闹景象。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以禅论诗”占有一席地位，而“以书言诗”却尚未引起当今学界的关注。简单地看，它只是一种论诗方法，但如果细加研究，从中也许会生出一门新学——书诗比较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