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

全球化背景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共8篇）

篇1：全球化背景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

全球化背景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商业贸易、劳工输出、移民和难民，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人员流动，使得传统的、相对于国家定位的公民与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本文简述了西方社会公民与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基本概念，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不同模式，分析了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中，民族国家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面临的问题。

【摘要题】德育研究

【英文摘要】Alongwith

通过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使个体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这是民族国家对个体发展最基本的期望，也是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最基本的目标。世界各国，对公民资质的要求与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内容会有所不同，但对公民与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问题历来都是十分重视的。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不仅仅是一个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问题，它也是民族国家得以凝聚、延续、稳定的根本所在。近年来，由于全球范围内人们频繁的跨国迁移、流动，使得公民的定位在全球化背景中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定位，对民族国家的权威、认同构成了挑战。人们开始从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公民与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问题。本文简要叙述了西方社会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演变的历史，并对全球化背景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一、民族国家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

公民问题一直以来是政治和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中的核心问题。公民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我们可以追溯到希腊城邦时期及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形态。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思想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因此西方民族国家对公民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施框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西方国家一直认为一个健全稳定的民主社会除了要依赖基本社会结构的公正性以外，公众的素质和态度以及行为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极为重视在一定政治体系中的社会成员早期学习过程中所获得及形成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认为这种早期形成的倾向很难加以改变，往往成为其政治自我及价值取向的一部分。因此培养公民道德感和认同感的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对社会的凝聚和国家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是泛指培养年轻一代建立一种自诚、自省、自律的`公民责任的一种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

西方国家对于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研究与实施是随着其对公民身份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公民的现代形式起源于18世纪末期的法国革命，民族国家的兴起一方面抹去了诸如世袭的种姓和等级这样传统的社会阶层界限，给社会成员一个新的定位即公民身份。《新大英百科全书》对公民(Citizenship)身份的解释是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受这个国家的法律约束而在这个国家拥有相应的义务和权利”。早期的公民身份首先强调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民族、社会阶层及社群属性首先要服从于国家赋予个人的普遍属性。追溯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不难发现，早期公民身份的确定具有封闭性特征，与主流文化相异的民族或原住居民不能获得公民身份。若要获得这一身份，需要在行动上表示对民族国家的效忠，放弃或贬低本民族的文化或弱势民族成员的身份，因此公民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强调文化同质和政治忠诚。在传统的公民观下，国家作为一个地域的政治共同体与国家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是相关联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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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全球化背景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蓝 维

摘要： 我国公民教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需要回答大量与其相关的问题。公民教育的社会背景和实践要素就是其中的两个问题。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人类生存方式的城市化、民主与法制建设作为公民教育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公民教育有着紧密、内在、必然的联系。公民教育的目标与实践体系、公民教育主体的理性认识水平和公民教育工作者的通力合作构成了影响公民教育发展的实践要素。在基本具备上述条件的我国，公民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就会成为必然。

关键词： 公民教育；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城市化；民主法制建设

我国公民教育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需要回答大量与其相关的问题。公民教育的社会背景和实践要素就是其中的两个。公民教育的社会背景主要指公民教育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由较为宏观的、外在于公民教育又对其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构成。公民教育的实践要素主要指公民教育赖以开展的基本条件，由较为具体的、教育内部的对公民教育起重要作用的条件所构成。公民教育的社会背景和实践要素共同决定了公民教育的社会需求和实施意义，决定了公民教育的顺利展开和发展水平。

一、公民教育的社会背景分析

公民教育在人类教育史上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与一系列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这些条件包括：市场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民主政治的倡导与实践、人类生存方式的城市化、国家民主与法制建设等。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产物，是与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形式、国家政治制度、城市化的发展、民主与法制建设相伴而生的。

1． 市场经济对公民教育发展的需求

公民教育萌发于古希腊商业城市、发展于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现实显示出公民及其教育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作为公民教育产生和发展的最为深刻的原因，一方面它决定和影响了民主政治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民主政治和现代社会又构成了公民教育产生的更为直接的基础。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以其多元利益主体对自由、平等、民主化的需求和市场经济运行原则对社会成员的规格标准深刻地影响着公民教育。

首先，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其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以竞争为其本质特征，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存在为基本条件的经济形式。不同利益主体的存在构成了竞争的基础，也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不同利益主体为了生存与发展，一方面运用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源和手段，力求在市场规则下的竞争中取胜；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他们会不断地试图通过多种途径以获得更大的机会和利益。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必然高扬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旗帜，在政治和其他社会领域必然积极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以提升和确立他们在社会决策中的地位。随着不同利益主体在经济领域中地位的确定，在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和希求获得更大的权利，产生出对民主社会和政治的强烈要求和愿望。由此，市场经济下的多元利益主体就成为政治和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巨大的推动力，要求社会由专制向民主和开放发展。民主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就会不断地被呼唤和产生出来，而与其相适应的公民及其教育也就必然被提倡和发展起来。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充满自由、平等和尊重精神的教育必然大大超出古代教育的范围，具有了现代公民教育的明显特征。

其次，市场经济作为以市场和价值规律为资源配置主要杠杆的经济形式，必然要求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具有自主、独立的人格特征。独立的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社会之间以诚信和权利义务对等为原则构建起社会契约关系。为此，独立、自主的人格特征和权利义务等观念就成为市场经济对社会成员的基本要求和对教育的必然要求。由于对社会成员进行自主、独立人格和权利义务意识的培养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其必然成为市场经济所需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

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和公民教育之间内在的、深层的依存关系在现实中必然呈现出互为条件、共同发展的态势。公民教育与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公民及其教育与民主政治的建立、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紧密相关。

首先，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产物，其本质上反映着民主国家及政治生活与其成员的一种关系。

了解公民的含义和从臣民到公民演变过程的人都知道，公民一词表面上是国家通过法律制度确定下来的对其社会成员的一种称谓，而实际上公民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概念。它反映着民主国家及其政治生活与其社会成员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在与臣民的对比中就看得更加清楚。

臣民是君主制国家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一种称谓，古代的中国和西方都曾是臣民的世界。在高度专制的封建君主制度下，皇帝是国家的主宰，一般官吏和民众称臣，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权利可言。臣民作为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专制政治的产物，是君主的附庸，臣民无我。在我国为了表明君贵而臣贱、民贱，又派生出黎民、子民、草民、庶民等多种称谓。这些称谓包含了身份的差别和政治的歧视，反映了对一般官吏和民众的贬低和君、臣、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公民在现代社会是指具有本国国籍，并依据宪法或法律的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严格意义上的公民作为市场经济、现代社会和民主政治的产物，他们是自由民，不与任何人有人身依附和半依附关系。他们是社会的主体、国家的主人，他们建成的社会是公民共同生活的基本形式，而国家是他们的政治家园。他们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实施对社会的管理和促进国家的发展。不需要屈从于任何人。他们是有主体意识和自由权利的人，在政治、经济和人格上都是独立的。国家法律保护他们自由权利的实现，所有公民之间的关系都是平等的。

其次，公民及其教育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互为基础，一个充斥着臣民的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真正民主是无法最终实现的。民主政治的产生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高度依赖公民及其教育的发展。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和国家的管理方式，它的实现是需要人去完成的，公民及其教育为民主政治得以实现和发展奠定了人的基础。因为只有通过公民教育把社会成员培养成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既有民主意识又有参政议政能力的合格公民，推行民主政治的意义才有可能被充分认识，各种民主的活动才有可能被积极的参与，在社会生活中才能听到公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真实的声音，管理和决策才有可能反映出真正的民意，政治的民主才有可能最终实现。

民主政治的提倡又成为公民及其教育存在与发展的环境条件和理由。因为民主政治实施所需要的公民观念和意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都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教育、实践和生活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为此，就要对全体社会成员实施公民教育，以促进他们政治素质的成长和政治社会化方面的进展。应当说，公民及其教育与民主政治相辅相成，在本质上不可分。

最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看，公民及其教育与民主政治之间的本质联系就更加外在和明显。了解教育史的人都知道，公民教育发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国家和这些国家所实行的民主的政治制度，就是这些民主的政治结构要求它的社会成员是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国家决策的公民，而不是任人摆布的臣民。当古代民主被中世纪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所吞没，社会对公民及其教育的需要也随之消失，公民及其教育退出了政治和教育舞台，隐没在臣民和以服从为本质特征的中世纪的教育中。而当资产阶级革命再一次吹起民主共和的号角，民主政治的发展又一次唤起了对公民及其教育的需要，公民及其教育第二次登上了人类政治与教育的舞台，开始了其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旅程。而在古代东方，由于不具有民主政治的土壤，在整个东方社会都没有公民及其教育的古代印迹，只是在现代民主制度的推进下，公民教育才逐渐产生并有所发展。

公民教育与民主政治的相互依存是直接、深刻和不言而喻的。

3． 公民教育与人类栖居方式的城市化

公民教育与城市崛起之间的依存关系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视角。从古代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到现代人类生活城市化的浪潮不断推动着公民教育的发展，都使我们看到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公民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人类栖居方式的城市化演变发生在距今5000多年前，其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城市的出现和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人口都市化的现代城市的发展。城市作为相对较大、人口密集的人们聚居生活的地点，其产生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其中，为了适应等级制的商品经济社会的需求、手工业的发展、建立和发展市场、开展各种贸易活动、实现对经

济与社会的管理、对外防御等构成城市起源的基本条件。而在随后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化成为政治、经济、生产、贸易、宗教和军事活动的中心，成为调节各种复杂社会运转机能的枢纽。

公民及其教育是在城市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与人类生活城市化之间久远而内在的关系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市作为人类的一种栖居方式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相联系的，伴随着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萌芽和发展，商品和市场经济逐渐产生和发达起来，日益集中的城市生活使参与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的市民阶层逐渐酝酿和产生出来。而古代城市的市民即是城邦的公民，他们是当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反映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那时社会政治和公共生活都要求他们具备公民的基本素质，要求他们及其后代接受与其相适应的公民教育。现代城市的发展建立在大机器生产、市场经济、现代国家发展的基础上，社会政治经济基础和国家制度也必然要求其社会成员成为公民和接受必要的公民教育。

其次，共同的城市生活使得公共事务和公共管理的问题凸显出来，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强烈的社会需求。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城市或城镇，公共事务和问题要比乡村尖锐得多。道路、桥梁、通讯等公共设施的设计和维修，学校、商店、医院等公共服务的建立与运行，城市经济、卫生、人口等公共事业的管理，都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这些公共事务由谁来处理?管理公共事务的个人或机构如何产生?他们的权利由谁赋予和怎样赋予?怎样管理公共事务?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由谁来监督?等等，伴随着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一系列社会的、政治的、管理的问题要求人们必须做出回答。公民作为“享有其居住地所赋予权利的人”，必须承担起城邦或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而公民教育就成为实现这一责任的直接保障。

再次，城市或城镇生活使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缩小，这种缩小一方面使个人的行为更容易对他人产生影响，人们之间的互动更加容易和频繁。另一方面，协调人们利益关系的各种道德的、法律的互动规则就显得十分重要。摩擦、冲突的协调，各种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解决的途径和手段都在城市需要的推动下，在原有社会规则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出来。而各种社会规则都需要教育的参与才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传播，公民教育是实现社会规范传播的最佳途径和手段。

最后，居住地的改变还使人们的社会交往和在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随之改变，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城镇作为人们聚集生活的方式，在其基础上所衍生的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最终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画卷，而公民及其教育在调节个体与他人、与群体、与社会之间关系上的独特作用使公民教育成为人们在城市化生活中的必然选择。

4． 公民教育与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

公民作为一个法律的概念和它的教育一起，从产生到发展都离不开城邦或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而城邦或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也同样离不开公民及其教育的发展。从公民及其教育的角度看，公民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国家法律所确定下来的，没有城邦或国家的法律制度就没有公民及其教育可言。随着国家民主和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公民及其教育的合法地位将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和实现。从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角度看，它们也离不开公民及其教育的完善与发展。公民素质的高低、公民教育的质量和水平都直接影响着国家民主和法制化的进程。不能设想一个公民素质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社会，其民主和法制会建设得很好，反之亦然。

公民及其教育作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息息相关。

二、公民教育的实践要素分析

公民教育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其产生和生存的社会环境，作为人类意识支配下的有目的的教育活动，还取决于公民教育的目标与实践体系、公民教育主体的理性认识水平和公民教育工作者的通力合作等实践要素。

公民教育发展的社会背景在当前的我国已经基本具备，社会发展对公民教育的需求也已日益凸现出来，而公民教育在我国能否逐渐展开和发展起来，在教育系统内部，对公民教育实践要素的准备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1． 公民教育目标的确立和体系的构建

公民教育目标是公民教育实践所要达到的目的，公民教育体系是其教育实践的基本框架，公民教育目

标的确立和体系的构建是公民教育顺利展开的关键。

公民教育的目标一般认为是培养受教育者的权责意识，使其具备思考个人与家庭、集体、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关系的能力，培养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态度、实践能力和价值观念，使其在实践中成为权责主体的有效公民。

分解公民教育目标，可以看出它由几个基本部分构成。

首先，目标包括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是将社会成员培养成为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责权主体，成为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良好公民。这是公民教育目标中的共性成分，由公民教育的本质所决定，是世界各国在不同条件下都要选择的目标要件。

其次，目标包括公民教育的特殊内涵部分，这一部分是不同国家或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在公民教育目标上的反映，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和针对性。例如：当国家刚从古代社会中脱胎出来，民众的封建意识浓厚，权利、义务观念淡薄时，在公民教育目标中要特别强调公民权利、义务观念的培养。而当公民基本道德水平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时，强调良好道德的培养就成为公民教育目标中的重要部分。公民教育目标的变化反映了公民教育是一个开放的教育体系。反映公民教育本质特征的目标要件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可调整要件的共同构成，使其既可以与其他教育相区别，保持其特有的质，又能根据社会发展做出适时调整，发挥应尽的社会作用。

最后，从公民教育对人影响的层面看，公民教育目标还应包括受教育者在认知、态度、能力和价值观等方面成长的不同要求。公民教育对于人的影响是全面的，引起受教育者多方面的变化才能实现其目标。其中，掌握与公民相关的知识是公民成长的基础，形成对社会问题积极的参与态度是公民教育的核心，锻炼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是公民未来能否实现社会参与的关键，而决定公民社会选择的价值观是公民教育追求的深层目标，公民在认知、态度、能力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成长将长期而稳定地显现公民教育的效果。公民教育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必要而复杂的过程。从必要性上看，公民教育体系作为公民教育的实践框架能够全面规划和指导其实践活动的展开，包括公民教育内容的选择、方法和途径的确定、效果的评估等方面，使公民教育实践能够有序进行。从复杂性上看，由于公民教育体系包含着公民教育实践的所有环节和要件，在研究和确定它的时候不仅要理清它是什么、为什么，还要搞清它与其他部分和环节的关系、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位置，而众多因素的相互渗透，使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

从比较公民教育的角度看，国家不同，公民教育的体系也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公民教育体系详细而完整，包括从内容到评估的所有部分，也有的国家仅规定了公民教育目标和内容等主要部分。有的国家通过正式课程保证公民教育目标的实现，也有的国家实施全面主义的公民教育，而没有特定的公民课程。一般讲，公民教育体系应包括公民教育目标、内容、实施原则、途径、方法和评价等基本部分，才能保证其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的有效实施。

2． 公民教育主体的理性认识水平

在人类有选择的实践活动中，在对活动目的的认识、动机的选择、计划的安排、过程的组织、效果的评估中，人类的理性认识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公民教育中，社会成员对公民教育的认识水平直接决定着他们是否选择公民教育和愿意为其付出多少努力。

公民教育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教育，在我国尤其如此。在我国，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在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表面上已经销声匿迹，人们确实尝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种种好处。但是在一些人的意识深处依然认为公民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的产物，在我国政治背景下仍是一个敏感的区域，不愿意首先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而面对13亿人口的大国，面对2000年封建社会和文化的积累，合格公民的培养谈何容易。虽然今天的中国，人们已经具有公民身份，但消极、被动地接受权威、对自身权益受到的侵害无动于衷、缺乏自治要求等意识还顽固地残留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要将他们培养成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自主与独立的公民，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对公民及其教育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则依赖人类理性活动的结果。

3． 公民教育工作者的通力合作

公民教育实践要素的落实需要公民教育工作者的通力合作，这是因为公民教育是一项复杂、庞大而艰

巨的工程，不是少数人能完成的，它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公民教育工作者的高度投入和他们之间的密切配合。公民教育的复杂来自于它要处理与社会发展、学生发展和其它教育的关系，这样才能发挥好公民教育的社会作用。而这些关系是复杂而动态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满足了一方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到另一方，在某一社会条件下公民教育适应了社会和个体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了，新的调整的任务又被提出来，这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公民教育工作者高度关注社会发展，关注公民教育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并根据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和改变。

公民教育的庞大是因为虽然公民教育的重点是学校公民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公民教育。但就公民教育整体而言，它不仅仅局限在学校和基础教育阶段内，而是面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终身教育，因此它是一个庞大的教育体系，它的最终完 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公民教育的艰巨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它不仅传授与成为良好公民相关的知识，为社会成员奠定好认知上的基础，还要培养他们的态度、技能和价值观，使他们能够形成对社会和国家的积极态度、处理各种关系的有效技能和对态度技能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而这多种目标的实现对于教育者来说是复杂而艰巨的。其次，公民教育所面对的虽然是当前的社会成员，但是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各种社会矛盾的存在都会反映到公民教育的课堂中来，影响社会成员对公民教育的接受。这样，公民教育工作者所面对的就不仅仅是面前的学生，而是学生背后庞大的社会，是悠久的社会历史与文化传统。公民教育工作者要与社会现实中的消极影响作战，与历史文化传统中落后、腐朽、被动、盲目服从等与现代公民意识相反的东西作战。公民教育的任务是艰巨的，过程是充满冲突的，道路是曲折的。

由于公民教育的复杂、庞大和艰巨等特点，公民教育的长期而有效地展开就必定需要教育工作者通力合作，为接受教育的社会成员提供良好的公民教育环境，以促进他们的社会性成长。

篇3：全球化时代的大学与公民教育

随着时代的变迁, 大学的理念不断发生变化。但大学自诞生之日起所秉承的独立自由和世界精神的永恒理念和精神实质依然故我。这两点精神在塑造世界公民的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大学一直以追求独立自由而著称于世。在全球化时代, 这种精神与培育世界公民的主旨是相契合的。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一方面, 多元与变动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 平面化、同质性、类同化又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大发展趋势。在这样一个时代, 大学公民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唤醒学生内在的力量, 培养他们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 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多元与变动的未来做出独具个性的自我选择, 具备对他人予以宽容和共事的能力, 从而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做出有益的决定。

大学的独立自由精神使它成为培养全球化时代公民的大本营。 首先, 大学生的心理特征与认知水平使全球化时代公民教育的目标在大学较易实现。大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发展迅速, 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日趋成熟。他们不愿接受既定的答案, 而是主张独立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喜欢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 饱含激情地评点社会、针砭时弊, 关心国家乃至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显示出强烈的独立感和成人感。公民教育旨在培育公民具有完善的公民意识并拥有独立的实际公民能力。在这样一群受教者面前, 大学无疑就成为公民教育的最佳场所。 其次, 大学还有着进行公民教育的最佳平台。公民教育中理念的实践比理想的倡导更为重要。大学里有着众多的学生社团, 这些自治的社团是培养民主、自治、权利、责任等公民素质的极好载体。大学生在独立自治的社团组织中能够得到民主素质的最好训练, 如在竞选和竞聘中学会民主程序和提高竞争水平, 学会与他人协商、合作与对话。大学生完全能够在大学期间学会自治, 学会参与, 为走向社会、积极参与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以及国际事务奠定良好基础。再次, 大学是彰显公共领域魅力的重要阵地。大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公共领域。这里时刻汇聚着精神独立、追求真理的师生。他们最易形成在无外在压力的前提下就关心的公共问题进行商谈与批判的习惯。他们以自由言说和行动的能力实际领悟和践行着自由、理性、批判的价值, 从而成为社会良知的维护者和代言人。大学的这种精神在培养公民独立、自主、宽容、责任等意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种精神氛围中, 大学所培养的人是敢于追求真知而不受意见摆布的人, 是一个懂得担负社会责任, 并具备承担这种责任能力的人。这正是在多元与变动的全球化时代对付平面化、类同化而需要的世界公民的特质。

二、大学与世界精神的培育

综观古今中外, 大学向来是孕育普世价值的摇篮。在全球化时代, 大学的世界精神在培育公民解决全球化与民族化冲突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大学的世界精神体现着它的超越国界的学术品格, 大学 (university) 的本义就是尽可能广泛、普世、普遍 (universal) , 从它诞生那天起, 它就是一个倡导普遍主义的机构。知识无国界、真理无国界, 大学作为知识的殿堂和追求真理的场所天然地倾向于人类合作和世界一体。在全球化时代, 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人们普遍期待大学能够发扬它的世界精神, 培养各国公民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和国际合作的能力, 为培育世界公民做出贡献。教育的中心任务本来就是最大程度地改变我们的自我定位, 使我们从容适应已改变了的身份, 因此, 当前世界各国的大学均在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世界胸怀和普世性价值观念, 在思维方式上与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 (种族主义) 作斗争, 并且学习与世界进行交往所需要的知识、态度和能力。

当然, 培养什么样的公民, 常因国家之别而有异, 公民是与国家相对应的概念, 相应地, 公民教育也一直将重心放在民族国家的政治主权的合法性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上。然而, 在全球化时代, 民族国家的完整性和公民概念面临着新的挑战。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否定一直以来以国家、民族为中心的公民教育, 但同时由于世界公民身份的出现也为公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全球化时代, 面对一体化与多元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个体归属的多重认同与民族国家内聚力等许多矛盾性问题, 公民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 大学在培育世界公民方面完全可以把挑战转化为机遇。

篇4：全球化背景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

摘 要：加强大学生公民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公民教育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基础，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为核心，以民主法制意识教育为关键，积极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全球化；大学生；公民教育；主要内容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397-02

一、基础内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东西，是千百年历史的文化积淀。如果一个民族抛弃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那么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优良道德，这对培养具有中国人格和民族精神的现代公民非常重要。全球化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提供了新的手段和途径，部分大学生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地崇拜西方的文化，而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则不屑一顾。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大学生公民加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首先，要教育大学生公民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文化不仅是我国文明成果的积淀，也是中华民族继续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全球化作为当今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它对我国的文化事业势必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公民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他们正确的民族文化观，帮助他们抵御西方文化不良因素的侵蚀，捍卫、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这是大学生公民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次，要教育大学生公民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全球化为我们吸收和了解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待外来的文化，我们应教育我们的大学生要有一种世界的眼光和包容的心态，正确地处理好本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应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那种只看到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贬低甚至忽视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势必会造成文化的自我封闭，这不利于本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再次，要教育大学生公民在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世界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全球化为我国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们要树立开放意识，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大胆地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但是在开放的过程中，又不能失去自己的特色而完全被“西化”，这同样是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以，这就要求大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碰撞中，要把外来文化的“移植”和“覆盖”变为与外来文化的平等交流，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二、重点内容——爱国主义教育

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点内容，当然也是大学生公民教育的重点内容。加强当代大学生公民教育，重点就是要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面对全球化浪潮给当代大学生思想观念带来的巨大冲击，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内容应始终凸显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主题，对大学生进行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的教育。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公民的国家主权意识教育。全球化促进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所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公民教育应该高度重视国家主权的教育。我们应该教育大学生公民，我们在加入地区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的过程中，虽然有时会让渡一部分国家的主权，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国家得到更多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以便更好地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

其次，要加强大学生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国家没有了安全，也就不可能捍卫国家的主权。面对全球化和恐怖主义等对国家安全方面构成的巨大威胁，高校德育工作者必须加强大学生公民的国家安全教育，使他们懂得，在全球化条件下，维护国家主权已不仅仅是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同时也包括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信息、人才、生态等方面的安全。

再次，要教育大学生公民学会理性爱国。全球化时代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大学生必须形成一种理性的精神，这样才能辩证地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正视本国的历史和国情。爱国，不应仅拘于一句口号，它要求大学生既要克服民族自大主义，又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要把爱国的情感与理性的思考结合起来，用理性去认清事物的本质。但是，这种判断并不是先天就有的，需要教育者的教育和引导。所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不能忽视理性爱国，要让理性的爱国情感成为大学生发展的动力。

三、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和个人的幸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又是大学生公民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全球化动摇了部分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所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公民教育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加强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教育，以坚定大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首先，要教育大学生公民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代大学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祖国奉献青春和力量，才能创造辉煌的人生。

其次，要教育大学生公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当代大学生就有了立身之本，就能够自觉地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为人、学习、做事，就能够健康地成长成才。

再次，要教育大学生公民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开启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找到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获得了新的强大生机。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辉煌的美好前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前赴后继、努力奋斗。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大学生公民，必须树立为祖国繁荣富强贡献青春力量的远大志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四、关键内容——民主法制意识教育

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经历了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没有公民、只有臣民的封建专制社会，封建传统历史悠久而民主法制基础非常薄弱，积淀于民族心理中的依附意识、臣民意识、迷信盲从等心理顽疾使公民意识先天不足。我们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目标，迫切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较强的民主法制意识，并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的合格人才。大学生毕业后将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充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公民意识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他们自身今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所以，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公民教育应该把民主法制意识教育作为一项关键内容来抓。

首先，要加强大学生公民的民主意识教育。民主意识教育就是要向大学生公民讲授有关民主政治的基本知识、传递对民主制度的情感以及培育民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通过教育，让大学生公民意识到，当今世界的各国公民都是平等的，都享有全球化进程中共同规则所赋予的各项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特权而不受共同规则的约束，世界各国公民在全球化进程中都可以根据共同规则的规定，自由地、平等地参与当今世界的一切公共事务。

其次，要加强大学生公民的法制意识教育。在我国历史上，法律曾经是统治阶级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有效工具。被统治者只有自觉遵守法律的义务，没有任何参与立法的权力，法律对被统治者而言，成了一种令人生畏的东西。公民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途径来维权，常常被迫放弃对于自身权利的诉求，所以经常出现一些不信任法律，甚至仇视法律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多数人宁愿“忍受”、“息事宁人”、“私了”，也不愿意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权。这种思维方式使得我国公民的传统思维缺少法律意识以及法治精神。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毫无疑问，法律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公共规则”。所以，增强大学生公民的法制意识，提高他们运用法律的能力，是培养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基本内容，是大学生公民利用公共规则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重要手段。加强大学生公民的法制意识教育，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大学生在对法律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能够根据法律自觉地遵守公共生活规则；同时，在履行相应的义务时，保障个人能充分地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从而增强大学生对法律的信任感和依赖感。

参考文献：

[1]徐雅芬.经济全球化与高校爱国主义教育[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2，（6）

[2]于永梅.全球化视野下的公民教育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2007.

篇5：全球化背景中的公民与公民教育

我国公民教育的基本内涵、特点和作用--兼论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人们关注公民教育问题.从内涵上讲,公民教育包括公民的思想教育、民主法律和政治素质的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和智能素质的培养、生活素质以及心理素质等非智能素质教育;从特征上讲,公民教育具有十分明显的广泛性、层次性、渗透性和隐蔽性等特点;从作用上讲,公民教育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宏伟蓝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可以有效防止西方国家对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责难”和“攻击”.

作 者：雷骥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马列部,河南,洛阳,471022 刊 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4 37(3) 分类号：B824 关键词：公民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公民素质  

篇6：十八大与公民道德教育

——论十八大与公民道德教育

又是一个秋冬相交的日子，2012年11月8日至201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如期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凝聚力量，增强信心，让我受益匪浅。

在十八大的报告中，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民生、生态共五个方面做了基本汇报与假设。而其中在社会与民生方面有关公民道德教育的问题则是引发了我的更加深入的思考。

《礼记•大学》中曾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即指修养自己的品行，管理好家庭与家族，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从而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早在一千多年，人们就意识到了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时代发展到今天，在这个经济飞速发展，人们愈加注重经济利益的时代，注重公民的道德教育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2001年，我国就提出了《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通过对公民的道德建设，以提高全民素质，提高社会道德文化氛围。其中所谓的公民道德建设，有四个方面：第一，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对我党和我国人民几十年来道德建设发展的总结；第二，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第三，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第四，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有利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道德充分发挥作用。

距离口号的提出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好的改变我们都看在眼中，为之欣喜不已，而那些尚未改变的，也仍然是社会中的一份不安定因素，时时刻刻触碰着人们绷紧的神经。

纵观如今的社会，公民道德的进步是不可被否认的，人们的素质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的节约意识也在逐步加强，随地乱扔垃圾的现象已经离我们远去。确实，这些进步是不可以被忽略的，然而，那些仍然没有被解决的问题依旧需要我们的关注。

“掺沙大米”、“隔年月饼”、“假鸡蛋”、“被卖肾”、“潜规则”、“恶名是名”、“学术不轨”、“权利腐败”„„各种新闻热词在不断地刺激人们的眼球和良知，让全社会都在关注、追问和思考“道德冷漠”问题。

一些“亲人”为争利反目为仇，一些人对救助自己的人不知感恩；一些人缺乏他人意识和公德意识，一事当前以自我为中心，“以人为本”在他们的意识中落实为“以我为本”；一些人社会责任感不够到位，缺乏一个公民应有的责任担当；许多人规则意识淡漠，知而不行，禁而不止，随意违规，大大增加了社会秩序的治理成本，有时甚至出现“法不治众”的无奈现状。当道德互助、良知、质量信用、责任等社会道德底线频频失守，个体“自私自利”甚至“缺德”和“人性冷漠”现象蔓延为社会常态时，当“逐利”成了一些人社会建设和行为选择的价值取向时，这个社会的问题被迫的揭露在人们的眼前。

客观地说，贪婪自私、人性冷漠等道德问题，是社会发展到如今的综合产物。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秩序缺陷有关，与民众素质尤其是一些无良逐利者有关，更与一些管理者的腐败无能有关，当然也与社会管理机制不完善、监管不力有关，与市场社会唯利是图的氛围及其理论文化有关。，社会、政府和民众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问题虽然尖锐，但是还有值得我们庆幸的，那就是国家政府和人民都能够直面这个问题，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十八大中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胡锦涛在十八大中指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推动学雷锋活动、学习宣传道德模范常态化。”

可以看出，十八大既向我们强调了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起到了导向作用。一方面，十八大我们可以看到党和国家对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清清楚楚的将个人的作用写入其中，让我们看到了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该如何做才是为公民道德教育献一份力。

时至今日，从十八大对公民道德教育的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我们依然在憧憬着，憧憬着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憧憬着一个充满了正义、诚信、善良和公平的社会，这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民对公民道德教育的迫切需要，也感受到了政府对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关注与付出。

这么多年，政府对公民道德建设所采取的行动和所取得的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公益广告的播出在人们心中埋下了公益的种子；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回报社会让人们感受到了关爱的力量；愈加和谐的社会氛围，愈加温暖的人际交往都让人们感受到了公民道德的一步步提高。显然，这不只是人民素质的提高的结果，这与国家在公民道德教育上所付出的努力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在这么多努力与成效中，还是有许多问题是国家暂时无法找出很好的办法去解决的，我认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和经济发展对公民心态的影响则是政府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两大难点。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热点，社会问题总是能绷紧这根神经。曾经受众人瞩目的佛山小月月事件发生后，人们就对此展开热议。当18个人对身边濒死的小女孩见死不救的时候，是否要用法律来约束道德，是否要让道德变得更加强制，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将见义勇为定为法律所管辖的范围之中，用法律来约束道德，用法律的要求来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法律只是道德的最低底线，见义勇为是一种美德，但不应该用义务来要求大家，双方各执己见，而国家和政府在这中间的调节，则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制度安排不能有效维护道德良知取向时，国家也在权衡着利弊，如果国家能够合理的用法律来约束道德，无疑对整个社会氛围都会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果国家不能很好的处理，也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国家所面临的另一大难点就是经济发展对民众心态的影响。人性中的贪婪是一直存在的，这是经济发展到今天，人们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对金钱、利益看的越来越重是不可争辩的现实。当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的抉择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甚至有人戏称，我们又回到了鲁迅所说的那个麻木不仁的时代。物质生活越是发达，精神便越是沉沦，二者的此消彼长令人担忧。经济发展和社会道德的发展是两条水平线，就如同火车道上的两条铁轨，哪一条的缺失都会影响社会的进程，一味的厚此薄彼，最终的结果无异于驶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因而，国家应该综合分析我国国情，将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相结合，让二者联合到一起，而不是让他们彼此孤立的发展下去，这样才能发展的更长远。

显然，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这需要人民与政府共同的努力与配合才能一步步的有所提高。

政府应该从民众的角度出发，以民众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教育民众，政府所起到的作用不只是一个领导的作用，更应该从民众身边的一点一滴抓起，毕竟，实践比理论更具有说服力，空洞的口号很难真正的引起百姓的关注，只有落实到实处才能起到切实的效果。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活动、小讲座才是真正能够改变人们观念的，那远比政策方针更重要。

同时，民众也应该加大对道德建设的关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能够规范好自己的行为，也是对公民道德教育的莫大的贡献了，因为当规范好自己行为时，也是在无形之中为他人树立了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这也是为公民道德教育尽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篇7：论大众传媒的发展与现代公民教育

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培育社会主义“四有公民”概念,到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再次提出公民概念和公民教育问题,再到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昭示着公民养成教育问题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公民是一个统称,在一个国家中,无论是从年龄、职业还是阶层来看,公民都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因此,公民教育也就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教育活动。这种广泛性已经远远超出学校教育所能涵盖的范围。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现代公民的养成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推进器,大众传媒对于公民个人的社会化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现代公民教育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

经历了亲身传播时代(原始社会的非语言符号传播)、印刷传播时代之后,广播及随之出现的电视和网络将人类传播推进到大众传媒时代。今天,人们通常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称为四大传媒。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大众传媒的影响可以说无孔不入,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媒介是一种可以改变人类的难以置信的力量,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流动或沟通影响着公民政治意识、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的形成。现代公民的养成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公民教育是一个大概念,它以培育弘扬民族精神、全面提高公民素质为宗旨,既涵盖了德育教育中民族精神教育、道德文明教育等精髓;也涵盖了政治教育中的权利义务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等核心内容,还涉及人的德智体美劳等素质要求的方方面面教育”。[1]当今,立足于现代公民的塑造,培养公民的意识、观念与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推进器,无论对于社会进步,还是对于公民个人的社会化,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公民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大众传播的组织性特点,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大量生产、复制、传播利于推进公民道德水平,提升公民各方面素质的新闻、信息、影视产品及娱乐节目,努力打造现代公民,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持。

二、大众传媒的发展对现代公民教育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一般而言,大众传媒被认为有三种主要功能,即公众服务、商业服务、政治倡导(教育)。大众媒介虽然不是学校,但却担负着培养社会公民的重任。列宁指出:“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种组织作用更多地体现为对社会意识的一种整合。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大众传播媒体的教育功能体现在“使社会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社会学家沙莲香也指出“通过大众传播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教育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社会成员共享统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这与我国公民教育研究专家王东提出的“全社会的公民教育”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与学校规范性、系统性、层次性的教育活动不同,公民教育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虽然学校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人不可能在学校读过一生,随着学习型社会的到来,学习成为一种伴随人类终生的活动。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必然是公民教育的主渠道,它以传播范围广、知识更新快、受众层次多而具有学校教育难以比拟的优势。可以说置身大众传播媒介中,就是置身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此外,大众传播媒介的教育功能与公民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也具有本质的契合性。公民教育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教育内容的多样性。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丰富多彩,从经济、政治到法律与道德,可以说无所不包,因此,能够适应不同人群、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人们把大众传媒称作“百科全书式的电视大学”等,实在是既形象又贴切。大众传媒担负着引导公共舆论的任务。公共舆论是指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问题具有共同倾向性的看法或意见,又称舆论。公共舆论通过言谈或文字等形式表现出来,通常在具有一致利害关系的社会群体中容易形成共同的舆论。在大众传媒时代,人们倾向于了解大众传播媒体所关注的问题,并依据媒体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确定自己看待事物的优先顺序,媒体的这种功能通常被称为议程设置(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功能,意思就是帮助观众理解社会和政治中哪些是重要的、需要他们来思考的。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对公共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进行公民教育,就公共舆论的形成来说一方面是公民自身的需要———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知识的形成,可以说是来自群众的自发;另一方面,在群众自发的基础上,在从群众中来的基础上经有关权威方面加以总结、升华、传播。只有经过大众传播工具的广泛传播,才能把舆论凝聚起来,唤起人们对某一问题的注意。

大众传媒的这种议程设置理论在我国政治传播领域也有鲜活的体现。无论是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1992年3月26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种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的政治动员,也可以说是一种“议程设置”都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直至今天也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中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媒体报道的“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三贴近”原则是议程设置理论与中国特色的新闻体制的完美结合,是公众议程和媒体议程的统一,是政府和公众在所关注的事情和问题上的耦合。实践也必将证明,现代公民的养成,公民教育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大众传媒这个公共舆论的“指向标”。

大众传媒是现代公民养成的培育场。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一个政治宣传的渠道,是一个民意表达的渠道,它还是一个培养公民意识、唤起公民觉悟、实现公民教育中的传播者与接受者“授受合一”的培育场。公民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公民教育也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教育活动。这种广泛性已经远远超出学校教育所能涵盖的范围。在过去,大众传播媒介相对单一的年代,人们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是相对被动的,而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人们的知情权得以迅速的扩大,人们表达和参与社会事务有了更为有效的技术手段,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公民的参与渠道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畅通。如果说公民教育在过去是在单向灌输的条件下完成的,那么今天随着各种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做到了随时随地与人对话、交流。任何人可以随时在公开的站点上发表自己对有关事物的意见和建议。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也冲击着传统的教育和学习方式,对传统的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提出了挑战,使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发生转变,使主动的、探索式的、个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与此相适应,公民教育的手段与方式也必将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

大众传播媒介所构成的信息传播网络,向受众传递信息,对受众施加着系统的公民教育影响;同时,受众也对大众传媒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媒介本身也担负着反映民意的重任。在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今天,可以说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它的传播对象,而受众也不是一个被动、次要的角色,他们也积极地对大众传媒的信息进行反馈,有时候甚至“对讯息的制作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公民教育也应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互动、变“我讲你听”,为“授(讲授)受(接受)合一”,无疑是新时期公民教育理念与方式的新发展。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中,传播者与受众、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这个平台实现了主客体统一。

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不是一个“规范的学堂”,大众传媒的不当使用也会对公民教育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三、正视与遏制大众传媒的消极影响

大众媒介的不当使用对公民教育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传递主流道德文化信息进行公民教育的功能。因此,当前在我国进行公民教育应当正确认识并有效遏制大众传媒的消极作用。

首先是大众传媒的过度娱乐化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大众传媒的第一角色应该是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其次才是经济利益创收者”[4]。但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却提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的占有的百分比大的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

商业化操作使得大众媒介的娱乐化倾向日趋明显,在我国的一些调查中也显示,娱乐性节目所占的比例也达到70%以上。有学者还指出:“传媒的娱乐化不单单指报纸电台电视台娱乐性内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新闻节目(版面)受到挤压,而且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新闻越来越多,连严肃新闻也竭力用娱乐性来包装。”[6]94网络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尤其是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如果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主要靠网络来完成,那么“他们可能会把网络中培养出来的人性、放纵、撒谎、不负责任、不守规矩等习惯,也应用到物理世界中”。作为一种公众舆论的载体、一种“社会公器”,表达社会主流道德信息是其主要功能之一。因此,对待媒介的娱乐化倾向我们应该有清醒地认识,如果一切听从市场的安排,分不清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界限,任凭媒介的商业化操作,缺乏宏观的调控,那么大众媒介的教育功能必将被削弱,也必将影响公民教育的效果;若让大众传媒过多地承载娱乐功能,也必将造成传播形式与功能的错位。大众传媒面对的是大众,如果纯粹地为了追求娱乐效果,媒体的教育功能也就无从谈起了。

其次是大众传媒对民主政治也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会为公民教育开辟新的渠道,客观上促进了社会民主化进程。但大众媒介本身不是一个“规范的学堂”,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不会自动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会自动培育出现代的公民。大众传媒的出现必然造就与自身的技术内涵彼此适应的文化,日益崛起的媒体文化的扩张,使传统社会民主的根基被削弱。在这种大众媒介主导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下,媒体民主存在着变成一种“没有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危险,“公众都是被动地消费,而不是积极的参与”[8]。另一方面,层次繁多的媒体的存在,传递的信息很可能“良莠不齐”,而一些消极、错误的文化信息对主流的公民道德文化信息产生冲击。这种消极的影响很容易消解大众传播传递主流道德文化信息进行公民教育的作用,很容易造成个体选择上的迷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其公民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

因此,必须防止大众传播媒介的滥用,切特罗姆就曾指出:“一本畅销书或是一部电影,迎合着成百万人肤浅和缺乏教养的情感,它不是我们寻求的艺术,虽然它比没有强。”[9]108曾担任几任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充分注意到电视这种大众媒介影响力的同时,也指出“电视节目逐步地越来越成为感官的轰动性的”[10]82,“电视的一些节目恰恰破坏代代继承的传统和价值观念”[11]123。由此可见,低成本、高收视率给大众传播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削弱了大众传播的道德教育功能,使之陷入困境。正如罗伯特·Ｗ·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也指出,“媒体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削弱了民主的根基”[11]6,弱化了公民教育的功能,这既是一个美国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再次是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危机问题。公信力,是传媒发布新闻、信息的可信度在受众中产生的影响力。媒介公信力建立在公正性上,新闻媒体向来推崇公正性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新闻的公正性常常受到挑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未经加工’的现实,而是那些经过选择的场景”[12]16。从美国大众媒介的发展历史来看,无论纸质的报纸、杂志,还是电视,媒介的公信力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轨迹。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大众媒介的公信力问题,近年来也渐渐浮出水面。政府“喉舌”的地位曾经赋予传媒巨大的“无形资产”,而今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分层和文化选择的多样性,我国大众媒介的社会角色扮演早已经不是“铁板一块”[13]。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渐渐失去官方身份作为权威依托的背景下,媒介靠什么获得公众的信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也是我们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开展公民教育必要解决的问题。

篇8：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民环境权保护

之所以在论及中国公民环境权问题时, 要以全球化为分析框架, 原因就在于环境问题本身的特性。全球化涉及到经济的全球化、打击犯罪的全球化和环境保护的全球化等各个领域, 全球化这一趋势要求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面临共同问题的时候必须紧密合作, 才能应对困境和挑战。对于环境问题来讲, 它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范围, 也就是说在一国发生的环境污染很可能对他国的安全及其公民的权利造成危害, 甚至在特定情形之下会给人类的安全造成危害。因此, 环境问题需要超越国家来审视的, 对于中国公民环境权的保护也需要我们以全球化为分析框架展开论证。

当然, 我们必须明晰全球化的内在复杂性。按照邓正来的观点, “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在“全球化”对既有的国家制度或边界形成冲击的同时, 它还致使“世界结构”本身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换言之, “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 不只是对此前西方现代性的简单延续或展开, 而是建构出了两个不尽相同的世界:第一现代世界与第二现代世界。邓正来认为, 所谓第一现代世界, 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工业-民主社会在“全球化”时代的扩展过程, 而其主要表现形式, 一如前述, 乃是经济、规则制度和文化方面以跨越国家边界的方式在“全球”的展开。而所谓第二现代世界, 则主要是指乌尔里希·贝克等论者所说的“风险社会”或“生态社会”。也就是说, 全球化的过程并不是同质性的过程,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出现了复杂的世界秩序。

二、全球化背景下保护我国公民环境权的紧迫性

环境权是一国公民重要的权利, 《人类环境宣言》对公民的环境权进行了规定, 环境权被认为是第三代人权。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对本国公民的环境权进行保护, 这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然而, 对于中国来讲, 环境权还没有被法律明文予以规定。之所以要对中国公民的环境权进行保护并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 原因在于,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已经被裹挟到了国际秩序之中。作为后发的国家, 在国际秩序之中处于不利地位。在邓正来所论及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中, 中国要同时面对两种世界的双重挑战, 即一方面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 另一方面要应对风险社会所提出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之下, 中国公民环境权可能极易处于被侵害的状态。因为, 在诸多情形下, 环境保护要让位于经济的发展, 而当下经济的发展应仍按照粗放型的方式增长, 经济增长在很多情形之下是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当下, 中国的环境保护现状十分严峻: (1) 城市水体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2) 大气污染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3) 固体废弃物存放量过大, 已经成为亟待解决并具有严重潜在性危害的环境问题; (4) 土地荒漠化发展迅速; (5) 森林资源锐减, 水土流失严重; (6) 地下水位下降, 湖泊面积缩小; (7) 乡村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然而, 当下环境立法还需进一步完善, 《宪法》第26条也仅仅规定了, “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 保护林木。”即从一般性的角度涉及了环境保护, 并未将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具体化。因此,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对中国公民的环境权进行保护势在必行。

三、中国公民环境权实现的路径

(一) 权利意识的觉醒

中国公民环境权的保护, 首先要有中国公民对权利的自觉, 即他们认识到了权利特别是环境权保护和救济的重要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最为重要的表现就是, 权利主体认识到了自己某种正当的利益, 且这种利益不受非法剥夺和侵害;当其正当的权利受到侵害时, 可以通过法定途径寻求救济。

(二) 生态意识的培植

生态意识, 一种系统的意识, 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对于这种意识来讲, 不仅是权利主体要有这种意识, 而且权力主体更要有这种意识。特别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 缺少了生态意识, 社会和经济很难持续发展, 而且环境保护更不能得以很好地进行, 从而公民环境权受到侵害则将不可避免。

(三) 法律制度的完善

权利要想得到很好地保护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 进行明确规定。在宪法、法律之中对环境权、环境义务进行具体化规定, 并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当环境权受到侵害之时, 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寻求救济, 对法律责任进行追究, 从而保护环境权。

(四) 行政执法的落实

不仅仅要在立法上对环境权进行规定, 同时还要通过行政执法将立法上的规定变为现实。否则, 法律将为一纸空文, 没有实际效力。法只有从文本上的法变成现实中的法, 法对于中国公民环境权的保护才具有意义。

参考文献

[1]邓正来.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思与文, 20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