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普遍服务经验交流

电信普遍服务经验交流（共6篇）

篇1：电信普遍服务经验交流

对于美国电信普遍服务政策的回顾与反思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 阚凯力

（1999年5月24日）

“普遍服务”是电信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成立信息产业部所规定的重要职责。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的普遍服务政策，多数是沿用了美国的概念和模式。因此，在制定我国的电信普遍服务政策时，我们就必须认真研究美国电信普遍服务政策的由来和发展，尤其是研究在电信技术革命并引入竞争后这一政策的变革。

一、美国电信普遍服务概念的由来

美国的电信“普遍服务”政策必须从一个多世纪前讲起。1893年，贝尔公司（即后来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长达17年的专利权到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全国出现了六千多家电话公司。一方面，美国的电话用户增加了十倍，电话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抢走了AT&T将近一半的市场份额，使原来处于垄断地位的AT&T处于极大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AT&T决定进行反击，夺回它所失去的电话业垄断地位。它的策略主要有二个：第一，AT&T利用自己独家拥有的长途网络，禁止任何其它公司接入，使长途电话成为AT&T用户的特有权利（网间接续）。第二，在保持长话高额资费的同时，对市话业务低于成本销售，利用长话利润对其进行补贴（交叉补贴）。1907年，当时的AT&T总裁维尔提出了公司的口号：“One network（一个网络）,One policy（一个政策）, Universal service”。这是电信行业第一次出现“Universal service”的提法，其中“service”是业务或服务，而“Universal”是全球、宇宙、无所不包的意思。它一方面表明AT&T独占美国和世界电话市场的目标，另一方面针对当时的网间接续问题提出了AT&T的解决办法：只要AT&T独家垄断，所有的用户就都可以“全球通”。在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下，AT&T的策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短短的几年内，六千多家电话公司的绝大多数不是倒闭就是被AT&T兼并，只剩下的一千五百家也已朝不保夕。最使美国举国震惊的是，1910年AT&T一举兼并了当时居于电报业垄断地位的西联公司（Western Union），从而把全美国的电信行业基本臵于它一家的垄断之下。

这时，美国政府不得不出来干预AT&T的无限扩张了。1913年司法部在联邦法院对AT&T提出了第一次反垄断起诉，诉讼的结果以双方院外调停方式达成妥协：AT&T接受了政府的条件（Kingsbury commitment），而司法部撤销对AT&T的起诉。这些条件包括:AT&T停止兼并其它电话公司；为其它电话公司提供网间接续；出让西联公司并保证永远不进入电报业；AT&T在美国承担普及电话服务（Universal service）的责任。由此，“Universal service”才第一次带有“普遍服务”的含义。1934年，美国通过电信法并成立以普遍服务为目标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从此，“普遍服务”开始成为美国政府电信政策的一部分，而电信行业则开始建立了包括政府管制、垄断经营、普遍服务、交叉补贴、网间接续等项内容的经营体制，成为与市场经济中其它行业不同的一个特殊行业。

二、美国电信普遍服务政策的主要内容

1934年的美国电信法承认了AT&T对电信业的垄断，也提出了普遍服务的概念，但是并没有对它确切地定义或描述，其具体内容留给联邦通信委员会和AT&T去磋商解决。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AT&T把“每家安装一部电话”作为自己的经营目标。从而，普遍服务的概念也就逐步变成“公民参与社会交往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在这一概念的指导下，“普遍服务”的具体内容包括：电话公司对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必须提供服务；在所有地区提供相同的价格和服务质量；与家庭或个人经济能力相适应的资费价格。为此，AT&T更加大规模地采用了自本世纪初开始的交叉补贴，主要包括业务之间的交叉补贴（长话补贴市话、国际补贴国内），地区之间的交叉补贴（低成本地区补贴高成本地区）和用户之间的交叉补贴（办公用户补贴居民用户、其它用户补贴低收入用户）。因为电信行业由AT&T垄断经营，而它为了实现“普遍服务”又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交叉补贴，所以这时美国的电话资费管制主要采取管制其资产利润率的方式：以社会平均投资利润率为基础规定AT&T利润率的上下限，在利润超过上限时下调资费并迫使AT&T向用户返回多收的资费，而在利润率低于下限时就上调资费以提高AT&T的利润水平。

这一体制的影响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这种体制最大限度地扩大了AT&T的市场。从此，电话服务的享用与个人的支付能力无关，既使没有钱装电话，交叉补贴也可以使其它消费者代为付账，甚至监狱里的犯人也有权安装电话并由国家税收付款。这样，他们就都成为AT&T的用户。第二，这种体制保障了AT&T的垄断利润，甚至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中成千上万的公司破产倒闭的时候，它都可以照发红利。这是因为AT&T的利润率如果低于一定数值，政府就将允许提高资费。这种政府为AT&T利润的担保使投资者对AT&T的投资没有任何风险，但是其获利却高于国家直接担保的政府债券，AT&T的股票由此成为金融市场上最坚挺的“硬通货”。

第三，在这种体制下，AT&T降低成本有可能使利润率超过上限而受罚，但扩大成本却有利于提高资费而增加利润；同理，扩大投资又可以增加基数并导致利润总额的增加。所以，不但AT&T在经营中可以不计成本和投资效益，而且扩大成本和投资反而成了提高利润的最佳途径。

第四，因为AT&T的正常营业成本与用于实现普遍服务的成本根本无法区分，所以其它行业开拓市场的成本对于AT&T就变成了“普遍服务”成本，而对消费者的任何乱收费也都变成为了实现“普遍服务”而收取的交叉补贴费用。这就使“普遍服务”成为AT&T侵犯社会利益的“普遍借口”，极大地削弱了政府对它进行监管的能力。第五，这时的AT&T完全不必积极采用新技术或开发新业务，因为它的垄断地位本身就是利润的最好保障。不仅如此，AT&T还耗巨资建立了贝尔实验室（扩大成本），但是绝大多数发明却在申请专利后予以闲臵，不但自己不用而且禁止其它公司使用。因此在五十年代美国政府对AT&T的第二次反垄断起诉中，开放贝尔实验室的专利就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条款。这样，一方面贝尔实验室为人类的科学技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它的所有者本身（AT&T）又成为电信技术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极大阻力。

长期以来，AT&T一直把在美国普及电话的成绩归功于这种“普遍服务”政策。在当时的社会和技术条件下，应该承认它确实也对此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考虑到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国民收入，许多经济学家早就指出这绝不是唯一可行的方式。例如，当时的北欧国家（瑞典、芬兰、丹麦等）虽然经济实力不如美国，但是它们没有接受美国的垄断经营模式和“普遍服务”概念，而是以用户合作制的方式比美国更早地普及了电话。因此，这种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AT&T自己，使它由此成为美国独一无二的私营垄断公司。举世公认，当时的AT&T在世界经济中具有最为显赫的地位，是比美国的钢铁、石油、汽车等工业巨头的总和还大的世界最大的公司，即使在1984年解体以后的AT&T和七个“小贝尔”也都名列美国最大的20家公司之内。难怪当时的美国社会戏称AT&T总裁是仅次于美国总统的第二号人物，因为他不但支配着仅次于联邦政府预算的最大的财务经费，而且指挥着仅次于美国军队的最大的职工队伍。

三、美国电信普遍服务政策的危机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美国的电信垄断经营体制及其普遍服务政策在电信资源短缺、电信业务单一的本世纪初建立，也必然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竞争而面临危机。

六十年代无线微波技术的发展和随之建立的微波通信公司（MCI）首先对AT&T的垄断提出了挑战。MCI公司利用微波干线为各大公司建立专网，首先旁路了AT&T的长途业务，并抢走了AT&T业务量最大、利润最丰厚的用户。进入八十年代，卫星通信、光通信和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更在电信技术领域引起了根本性的革命，AT&T不但无法独家提供日新月异的各种新业务，而且也无法满足各种用户千变万化的各种需求。在美国政府的第三次反垄断起诉下，AT&T在电信行业的垄断地位再也无法维持了，由此导致了1984年震惊世界的AT&T解体，而近年来出现的种种新业务，尤其是因特网业务和因特网电话，更使美国的电信普遍服务政策开始产生了根本的动摇。首先，美国电信普遍服务政策的根本矛盾是政企不分。政府的目标是保护社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企业的目标理所当然地是赚取最大利润。因此，把在美国普及电话这一政府目标委托给AT&T一个企业去执行，但是它们的利益和目标不可能一致，所以这一政策的核心就包含着本质的矛盾。由它的产生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政策的产生在当时只是一种妥协或权宜之计,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发挥过一些作用并被AT&T的长期宣传罩上了一个神圣的光环，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病，而在电信技术革命和引入竞争以后就必然更加漏洞百出。

第二，这种普遍服务政策的致命弱点是依靠企业内部的交叉补贴。正因为如此，所以AT&T就必须以一些业务、地区或用户市场的超额利润补贴其它业务、地区或市场的服务。这原来是半个世纪前AT&T为了建立垄断而采取的倾销策略，本来就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在“普遍服务”政策的旗号下却取得了合法的名义。但是在引入竞争后，这一方针恰恰为竞争者提供了进入市场最好的突破口。利润最丰厚的业务、地区和用户纷纷被竞争者夺走，AT&T不能再以其超额利润进行交叉补贴，而政府普及电话的目标也就开始面临危机。

第三，这种普遍服务政策以电信的垄断经营体制为基础，反过来又对维持这种垄断提供了保护。由政策的产生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原来是AT&T在建立垄断过程中提出的一个经营目标，完全是为了它的商业利益服务的。因此，把它作为国家政策就必须肯定美国电信市场的垄断，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但是在电信业引入竞争后，迫于AT&T长期以来所精心营造的社会压力，美国议会和政府却没有在1996年的新电信法中从根本上修改这种政策。这就使仍居于垄断地位的小贝尔公司有可能打着“普遍服务”的旗号为竞争设臵种种障碍，使联邦通信委员会在与小贝尔的争论中屡次败诉，普遍服务从而成为继续维持垄断的“普遍借口”。

第四，这种政策并不符合消费者的长远利益。以交叉补贴为基础的“普遍服务”政策实际上是AT&T以补贴一些用户的名义向另一部分用户变相收税，但具体的收税数量却在保障AT&T利润的前提下由它自己决定。这样，AT&T就变成了受美国政府委托的“官商”，政府放弃了对用户的保护职能，而用户也就只能接受居于垄断地位的AT&T宰割。更重要的是，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中竞争这只“无形的手”是保护用户利益最有效的手段，而这种“普遍服务”政策一旦成为阻碍竞争的“普遍借口”，它就更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和消费者的长远利益。

第五，美国半个世纪前形成的普遍服务政策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卫星、光纤等现代电信技术的发展使远距离、大容量的电信业务成本不断地成倍下降，而无线移动通信和各种以数字通信为基础的新业务（尤其是因特网业务）更是飞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已经发展了一个多世纪的本地有线电话成本下降却不如此显著。因此，美国的小贝尔公司就不断坚持“普遍服务”的对象是它们经营的本地有线电话，而为了保障“普遍服务”政策的实施，其它电信业务就必须向它们以各种名义提供数额巨大的交叉补贴。这无疑是为各种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发展设臵了人为的障碍，而且其消极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日益严重。近几十年来，电子、计算机行业与电信行业同样经历了根本性的技术革命。但是把它们稍加比较，就不难看出社会充分享受到了计算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好处，而电信行业的消费者却受益甚少。这不能不使人们产生疑问：电信行业一直处于政府严格的管制之下，又一直在强调“普遍服务”，这种巨大的差别究竟是什么造成的？在电信行业内，把没有承担“普遍服务”义务的移动通信与有线电话相比，也难免产生同样的疑问。得出的结论是共同的：只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入竞争，才能使一个行业健康地发展并最快地技术更新。

第六，这种普遍服务政策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二次大战以后，随着美国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张，它的电信经营管理体制也被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所采用。政府管制下的垄断经营成为这些国家电信经营体制的共同模式，而在交叉补贴支持下的普遍服务更成了电信行业普遍流行的信条。但是，美国的普遍服务政策把每个家庭享有电话服务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力”，甚至超过了法律对于吃饭、穿衣、住房等公民基本生活条件和工作、休息、教育等权力的保障，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相距甚远。必须看到，既使国民收入在世界领先的美国也是在六十年代才把每家一部电话作为它的目标。许多实例已经证明，发展中国家以“户户装电话”作为政府政策不切实际，难怪连美国副总统戈尔1998年在国际电联的讲话中都建议，2010年世界发展中国家电话普遍服务的目标是“每个人在一小时的路程内可以使用电话”。因此，发展中国家过早地把“户户装电话”作为政府的责任和政策，并由此给予电信行业种种“特权”，反而会使电信行业偏离市场经济正常的供求关系的轨道，从而阻碍电信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美国以交叉补贴为基础的电信普遍服务政策是在本世纪初的电信技术条件下产生并以电信垄断为基础的，因此在电信技术革命和引入竞争的今天必然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以上分析可知，这种普遍服务政策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因此今后它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逐步遵循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各种业务的资费价格将迅速地向各自的成本靠拢；不同业务、地区和用户之间的交叉补贴将逐步消失；政企分开后的电信管制者将开始真正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出发；而国家为普及电话进行的补贴也将用于促进竞争的发展。总之，电信行业因为“普遍服务”而具有的“特殊性”必将逐步消失，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电信技术特点的新的普遍服务政策一定会更加迅速地促进人类实现电信普遍服务的梦想。

（此文发表于1997年第7期“邮电企业管理”杂志）

篇2：电信普遍服务经验交流

攻坚克难 全力而为

永州电信：全力推进电信普遍服务

加速推进“智慧永州”信息化建设和脱贫攻坚进程

（制作片头）

【配音+画面】“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程是一项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工程，是缩短城乡“数字鸿沟”的基础桥梁，是实现精准扶贫、脱贫的重要支撑。永州荣幸被列为“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入围首批城市之一，2016年8月30日，在湖南省通信管理局协调下，永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就“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正式签约，永州电信承担冷水滩、双牌、新田、蓝山共593个农村行政村宽带建设任务，满足中小学、村委会等农村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居民的网络全覆盖，同时有线宽带速率达到12Mbps以上，并提供不低于6年的运营维护服务。

【标题片头一】省级支持、市级保障 强力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

【配音+画面】永州“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程的落地和推进，离不开湖南省通信管理局领导的精心指导、离不开中国电信湖南省公司大力支持和市委、市政府高位推动。在签约仪式上，湖南省通信管理局局长许继金发表重要讲话，并希望永州市委、市政府能够与中国电信湖南公司高度重视，确保试点工作如期如质完成。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总经理廖仁斌表示，湖南电信将投资2.45亿元，致力于永州“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建设，为改善永州信息化基础设施水平做出更大贡献。市委、市政府表态，将全力支持试点工程的建设，解决配套资金，要求各县区积极配合，以主动、优质的服务，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2017年8月29日，湖南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谢小鹏，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少阳带领专家组来到永州验收“电信普遍服务试点”第一期项目，召开现场验收会并赶赴新田，现场观摩“智慧新田”建设情况及火柴岭村等行政村宽带覆盖情况。副市长严兴德出席，永州电信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中陪同项目验收。在验收会上，谢小鹏和刘少阳充分肯定了永州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取得的成效，感谢永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为项目推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要求永州电信做好宽带后期服务工作，让普遍服务落到实处，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标题片头二】以践行社会责任为宗旨 将普遍服务纳入“一把手”工程

【配音+画面】为扎实推进普遍服务建设，永州电信以践行社会责任为宗旨，将普遍服务纳入“一把手”工程。成立以王中总经理为组长，吴少华、王晖、蒋钟祁副总经理担任副组长，下设市场、网运、建设、对外公关四个工作组，承接和督导各项具体工作，制定详细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全面推进普遍服务工作。【标题片头三】强化项目过程管控 确保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

【配音+画面】“普遍服务试点”工程点多面广，永州电信牢固树立“早建设早开通、早服务早受益”思路，严格按照“建设高标准、作业精计划、安全严要求、质量严把关、进度强管控”总目标，确保普遍服务项目如期如质完成。2016年9月，普遍服务一期工程，完成193个行政村的设计任务，12月，完成剩余400个行政村的设计任务，单个项目计划工期三个月，实行分批立项，陆续开通200个行政村的宽带，2017年3月将光猫采购到位并开始安装，8月底完成所有593个行政村光缆施工和光猫安装任务。

【标题片头四】助力政府民生工程 加快民生信息化应用推广

【配音+画面】在普遍服务试点项目推进过程中，永州电信领导班子主动了解党委、政府的重点工作安排，深刻领会和理解政府、百姓的信息化需求，依托永州电信C网、光网宽带、IPTV、翼支付等基础产品优势，提供综合信息化的整体解决方案。特别是通过“天翼想家”应用产品，为留守儿童及孤寡老人等群体提供与在外亲人实现视频通话，促进亲情交流；通过平安乡镇建设，使视频监控成为乡、镇、村治安防控的重要手段，在预防控制，打击犯罪，提供破案线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平安乡镇网络建设全部完成，在冷水滩、新田、双牌、蓝山共布控1600个监控点；今年6月，在省、市党委和政府的“互联网+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引领下，永州电信成立专班团队，支撑市、县的“互联网+精准扶贫”一体化推进，提供了“互联网+精准扶贫暨现代农业”综合解决方案，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和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起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标题片头五】凝心聚力 全力而为 积极推进电信普遍服务

篇3：电信普遍服务经验交流

“村通工程”铸丰碑

“通信基本靠吼”, 是千百年来落后的经济社会的历史遗痕。在信息时代的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听来, 它是一条深深的数字鸿沟, 委实令人心碎!消除这个历史遗痕, 填平这道数字鸿沟, 是全国各族群众心急如焚的期盼。2004年, 全国以“分片包干”方式开始“村通工程”建设, 徐徐拉开了全国电信业普遍服务的大幕。

在四川, 实施“村通工程”前, 共有上万个未通电话行政村, 是全国未通电话村最多的省份, 占全国未通村总数约六分之一。其中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有486个乡镇不通电话。这些乡镇均为省级或国家级贫困乡, 距县城远的达200多公里, 其中有59个乡镇不通公路, 212个乡镇不通电, 基础设施状况很差, 要在这样的地方挖沟埋缆建,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为推进四川“村通过程”建设, 2004年12月8日, 四川“三州”农村移动通信扶贫工程全面启动, 计划用两年左右时间解决甘孜、阿坝、凉山三个州486个不通电话乡镇的通信问题。2005年5月19-21日, “全国信息产业村通工程专题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四川省举行, 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奚国华率领200多位来自全国各省市区通信管理局和6大运营公司的领导现场考察四川“村通工程”, 会议还听取了各地、各企业实施村通工程相关情况介绍, 分析和探讨了村通工作面临的形势, 明确了思路, 极大地推动了四川村通工程的建设。同年12月, “三州”农村移动通信扶贫工程全面完成, 省委、省政府在成都隆重举行总结表彰大会, 表彰在“三州”农村移动通信扶贫工程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40个先进集体和40名先进个人, 同时给四川移动公司记集体一等功。这进一步鼓舞的全省通信行业, 此后的几年, 四川每年完成的村通数量都居全国之首。

2010年10月, 随着四川甘孜州丹巴县邛山二村的G网基站顺利开通, 四川省通信业奋战7年的行政村通电话工程终于圆满完成, 实现了全省所有行政村通电话目标。自2004年“村通工程”启动以来, 四川省通信行业不畏艰难险阻, 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村通精神, 投入资金160多亿元, 敷设传输光缆8.2万皮长公里, 新建移动基站11598个, 卫星通信站点1037个, 采用固定、移动和卫星通信等多种技术相结合的方式, 累计完成了13259个行政村通电话任务, 大力提升了农村通信覆盖水平, 加快农村信息化进程, 先后建设完善了“信息田园”、“农信通”、“天府农业信息网”三大农村综合信息平台, 并开发了“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系统”、“乡村电子政务管理系统”、“三农百事通”、“动物溯源”、“大棚监控”等各类信息服务, 充分发挥信息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为四川省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架起了信息沟通桥梁, 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通信面貌, 并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

2011年4月18日, 四川省人民政府在成都举行了“行政村通电话、乡镇通宽带”工程总结表扬暨“自然村通电话、行政村通宽带”工程动员电视电话会议, 全面总结了“十一五”以来全省农村通信工作情况, 部署了“十二五”时期农村通信各项任务, 动员启动了全省“自然村通电话”和“行政村通宽带”工程, 标志着“村通工程”走向深入, 也同时拉开了“宽带乡村”的大幕。

“宽带乡村”惠民生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加速发展, 宽带基础设施建设受到了普遍的关注。2013年, 国家出台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 首次将宽带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行政村通宽带”工程成了全国通信行业实施“宽带中国”战略的一个重点。按照四川省“十二五”农村通信发展规划, “十二五”期间四川将完成1.8万个20户以上自然村通电话和1.2万个行政村通宽带任务, 将自然村通电话比例从90%提高至95%以上, 行政村通宽带比例从55%提高至80%以上。

这是一场以提升四川农村宽带网络基础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通过农村信息化的推广改善民生, 助推县域经济发展的大会战。为了加快推进农村宽带等基础设施建设, 无论是盛夏酷暑, 还是寒冬腊月, 在四川广袤的农村地区, 成千上万名“村通”的建设者奔走在田间地头, 将一根根光缆接入到村子里、农户家, 信息化也随着这些光纤延伸到四川上千个乡村……2011-2013年, 全省通信业分别完成行政村通宽带任务3053个、4150个、3306个, 均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

2014年, 经过省通信管理局和省发改委、财政厅的积极争取, 四川省成为国家“宽带乡村”两个试点省份之一。这项工程是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推动“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加快宽带这一战略性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应用与普及、缩小中西部差距的一项重要举措。8月29日, 四川省正式启动国家“宽带乡村”试点工程。该工程总投资6.95亿元, 覆盖全省10个市20个县 (市、区) 的7681个行政村, 计划通过2年时间使试点区域所有行政村光缆通达率达100%, 入户宽带达4M以上。承担四川省试点工作的中国电信四川公司以“惠民生”为己任, 千万百计筹措资金, 精心组织、科学规划、高标准、高质量实施工程建设。到2014年底, 20个试点县 (市、区) 工程累计完成投资2.59亿元, 新增1200个光纤通达行政村, 接入能力均达20M以上, 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试点任务, 全省共完成了4050个行政村通宽带任务, 提前一年完成了“十二五”目标任务。2015年, 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 四川通信行业进一步扩大“宽带乡村”试点范围, 新增了60个省级试点县, 截止2015年9月, 全省通信行业已完成2572个行政村通宽带任务, 完成年度任务的80%。

在“宽带乡村”建设的基础上, 通信行业还开展了农村中小学免费通宽带试点工程, 解决了316 所农村中小学通宽带问题, 实现马边县、昭化区等10 个试点县 (区) 农村中小学校宽带全覆盖。

国家“宽带乡村”工程的实施, 不仅仅是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的换代, 更是彻底解决了农村地区带宽瓶颈, 为各类信息化应用提供了网络承载基础, 拉动了四川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进程, 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升级”。在“宽带乡村”建设过程中, 电信企业成立了农村信息化推广与支撑团队, 深入农村与基层政府、农民进行交流, 寻找农村信息化推广应用的切入点, 积极推动美丽乡村农技合作计划、移动医疗送健康计划、关爱留守儿童计划、文化下乡计划等创新应用, 实现“信息进村、服务到村”, 并加快推动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向农村地区延伸。同时, 及时将工程有关情况通报教育、民政、人社、卫计、农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省级相关部门, 整合部门力量, 协同推广惠农信息化应用。现在, 网格E通、农技宝、天虎云商、小额支付等服务三农的特色信息化应用已有序部署推广, 对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绵阳市盐亭县新龙乡鳌鱼村, 村民王达顺在家里能看到成为集超高清、蓝光杜比、3D频道、4K电视于一体的电信电视, 凭着高带宽、高质量的光纤网络, 同样有了与城里人同步的最时尚的影院视听享受;在南充市蓬安县贫困乡——两路乡灶房湾村委会办公楼内新建的全光网电教室内, 村民可以通过电教室学习农业生产知识、找寻商机;在眉山汪洋镇红阳村, 红桂花树苗圃周围的10多个摄像头, 让客户实现了远程视频实时查看, 远程验货, 在线下单, 十分方便。而乐山市犍为清溪秋月茉莉花茶叶公司自进驻天虎云商后, 不到半年的时间, 引来450万元的订单, 线上销售额60万元, 这样的成绩完全突破了传统的销售理念和模式……

“普遍服务”具雏形

由于农村及偏远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地理环境复杂, 人口居住分散, 宽带建设和维护成本高、收益低, 如果仅仅依靠企业市场化的投入, 城乡数字鸿沟将越来越大。以四川为例, 经过测算, 四川行政村通宽带平均建设成本为20万/村 (三州为30万/村) , 运维成本为3万/村/年 (三州为9万/村/年) ;自然村通电话平均建设成本为40万/村 (三州为60万/村) , 运维成本为12万/年/村 (三州为25万/村/年) 。但在收入方面。四川行政村通宽带平均收入为1万/村/年;自然村通电话平均收入为9万/村/年。在四川三州地区农村通信亏损明显, 三州行政村通宽带亏损为8万/村/年, 三州自然村通电话亏损为16万/村/年。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普遍服务机制, 单靠电信企业是很难持续推进边远地区农村通信的建设。因此, 从2004年“村通工程”开始, 四川就开始了对普遍服务机制的初步探索, 工信部和各电信企业集团在任务分配、资金和项目支持等方面也给予了四川大力的倾斜和支持。在“三州”农村通信扶贫工程中, 为强力推进工程建设, 四川省政府出台了实行专项补贴、减免三年营业税、免收通信基站检测费、频谱占用费等系列支持政策, 其中财政专项补贴资金达6000万元。2010年, 四川省委省政府将行政村村通、自然村村通和乡镇通宽带工程纳入全省民生工程项目, 进一步加大了农村通信建设推进力度。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三州农村通信扶贫工程建设的通知》、《加快通信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 对承担村通建设的企业在财税、征地、电力引入、赔补和设施保护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十一五”期间给予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赔补共计1亿元, 三州农村通信扶贫工程运营维护补贴共计1.56亿元。“十二五”以来, 加大了补贴力度, 省级财政每年安排1亿元支持通信业发展, 其中, 近80%专项资金用于农村通信普遍服务。

2015年, 依托国家“宽带乡村”试点工程, 在国家财政支持资金的基础上, 省级财政又安排了0.6亿元专项资金, 扩大了“宽带乡村”试点范围。在国家“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国家“宽带乡村”、国家中西部中小城镇基础网络完善工程的带动下, 四川绵阳、内江、甘孜等相关市 (州) 政府也安排出专项资金, 扩大项目试点, 推动项目实施。四川省通信管理局还加强了对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 联合财政厅出台了《四川省通信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充分提升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但仅仅依靠财政补贴资金依然弥补不了农村宽带建设巨大资金缺口, 四川通信行业在大力推动工程建设的同时, 注重创新思路, 拓展工作, 抓住国家试点工程的契机, 在产业带动、引入社会资本开展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了积极探索。电信企业制定了多种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 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各方投资收益的前提下, 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工程建设。2014年, 在“宽带乡村”建设中与四川电信签署合作协议既有长虹、九洲等知名企业, 又有试点县 (区) 村民, 甚至还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创业团队, 总金额超过5000万元, 为社会资本投资通信领域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这种为解决资金和资源瓶颈问题, 通过采取企业自筹为主、国家补助为辅, 并引进民资合作共建的农村通信建设推进模式在全省逐步得到了推广。在乐山市, 电信企业将接入部分向社会资本开放, 自愿入股、共享收益, 彻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接入问题。乐山电信总经理李华良认为, 通过采用按投资比例分成建设模式, 可以充分利用投资参股方自身优势,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将参与投资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协力推动宽带乡村项目。

据记者了解, 在乐山, 2014—2015年合作建设累计签约439个行政村, 引入民间资本1400万元, 同时, 这些民营资本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益。比如乐山井研三江镇金仓村项目, 四川盈和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作投资6.85万元, 于2015年2月开始建设。建设后宽带增加约100户, 电信电视增加120户, 5月开始分成, 分成比例为增量收入的50% (包工不包料) , 分成期限36个月。截止今年9月已分成5个月, 分成金额2.25万元, 预计一年半以内即可收回成本;乐山市市中区关庙乡苏坪村项目于2014年12月启动, 四川晖宏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投资9.17万元, 分成比例为增量收入的70% (包工包料) , 自2015年6月起开始分成, 四个月已分成4.22万元。

李华良进一步总结了这种模式的三大优点, 一是按照“谁投资、谁发展、谁受益”的原则, 合作投资方在分成年限内享有独家经营权, 实力较大的民间投资商可跨区域投资;二是动员村组干部或能人投资, 参与村民需求收集, 为项目建设提供精准依据, 降低了建设成本, 确保资金效益最大化;三是以入股的方式捆绑多方利益形成集团, 分散了风险, 减少了投资压力, 确保了渠道成长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10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通过加大中央财政投入, 引导地方强化政策和资金支持, 鼓励基础电信、广电企业和民间资本通过竞争性招标等公平参与农村宽带建设和运行维护, 同时探索PPP、委托运营等市场化方式调动各类主体参与积极性等方式来完善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而四川探索出的这种农村宽带建设推进模式与国家提出的的完善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的精神高度契合, 也初具了雏形。

后记:

在从国家到省市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从工信部到省通信管理局的精心组织, 从电信企业集团和各级分公司再到民营资本全力以赴, 在普遍服务大大旗下, 各方面力量整合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形成了推动四川电信普遍服务的强大动力。“十二五”以来, 四川累计已完成1.7万个行政村通宽带任务, 完成数量居全国第一, 投入建设资金超过60亿元。

但是, 四川行政村宽带覆盖比例依然落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目前, 四川未通宽带的行政村大部分集中在甘孜、阿坝、凉山三州民族地区。三州平均海拔2500米, 个别地区海拔在3500米以上, 天气恶劣, 人少地广, 地貌以山区为主, 是地震多发地带, 是全国藏区、羌族、彝族等少数民族集聚地区。境内80%以上县城是省级贫困县, 50%以上县城是国家级贫困县。区域内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施工工期短、材料运输难、运维难度大。

篇4：中国经验：普遍的与特殊的

如何描述和书写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历史，是一个充满了歧义和论争的意识形态冲突场域。这六十年时间中的多次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调整，使得种种以“连续性”为书写诉求的历史描写，常常捉襟见肘。其中交织着“左”与“右”、“保守”与“变革”、“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等等不同层面的角力和矛盾。而且，彼此冲突的，并非仅仅是一些观念和思想，更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形成的种种社会与政治力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史叙述的困难，不仅是某些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困境，也是当代中国的合法性危机。这一问题浮出水面而成为公开讨论的议题，应该说始于近十年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之争。国际与国内、官方与知识界、左与右、激进与保守等不同力量介入的这场讨论，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新世纪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全球格局中的“崛起”。这场论争没有答案，毋宁说它仅仅凸显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急迫性。在以“中国”标示的“道路”、“模式”等的概括和提炼中，突出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中国参照西方中心模式的“主体性”、中国文化或文明的“自觉性”等，成为全球化语境下重新叙述当代中国史的关键所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八次危机》也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应。在“批判政策学”的政治经济分析视野中，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历史呈现出了连续性的内在发展脉络，历次社会转型的动因及其关联性，获得了有效的解释。作为最早提出“三农”问题、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研究与实践的中国学者，温铁军在这本书中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而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问题提供了宏观阐释。也可以说，从《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二○○○）、《我们到底要什么》（二○○四）、《解构现代化》（二○○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二○○五），到《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二○一○）、《解读苏南》（二○一一）等，《八次危机》是温铁军关于中国问题的理论性反思与集成之作。这也使得从一般性的当代中国叙述角度，对这本相当专业化的经济史著作展开分析成为可能。

“中国经验”意味着本书的基本观察视角是分析性而非概括性的。概括性视角往往着力于构建一种理论性的阐释模式，或如甘阳从文明传统角度提炼的“通三统”，或如潘维从社会、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结构提炼的“中国模式”，或如张维为从国家形态角度提炼的“文明型国家”，也或如赵汀阳从世界制度哲学、韩毓海从长时段历史视野中提炼的“天下”模式等，都强调在与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模式展开对话的基础上，突出中国经验自身的另一种普遍意义。《八次危机》的切入角度与此有所不同。标题中突出的“真实”二字，表明这本书试图绕开意识形态论争，而从更实质性的层面切入对当代中国的描述。书中使用的“意识形态”这一范畴，源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界定。它这样写道：“无论意识形态对本源客观经验之异化是多么地有利于那个特定时空条件下局部的政治需求，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性‘搭便车’—借助已经异化的意识形态，对人们身处其中的当代社会发展困局做符合本集团利益的刻意扭曲。”显然，在这样的理解中，存在着“本源客观经验”与作为“扭曲幻象”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从更为深入的意识形态理论角度，可以对这样的界定提出许多质疑，但这本书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所谓“本源客观经验”是基于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必须完成工业化这一基本历史任务而提出的。这也使得它对中国经验的讨论，放置在一个“普遍”和“特殊”的辩证阐释框架中。

本书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是“作为经历了西方殖民主义历史阶段之后，仍然原住民过亿的人口大国，且是发展中人口大国之中，唯一未按照西方殖民化的对外侵略扩张完成原始积累的工业化国家”。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并非“发达国家”，因此，“西方意识形态的一般理论框架和学术概念”，不能解释中国经验；同时，中国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因为它成功地避免了后者的“发展陷阱”，而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完成了工业化发展过程。因此，中国经验不是一般性地参照“西方国家”，而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前提下被描述的。

在这样一种理论视野中，当代中国的发展历史既符合“原始资本累积的经验”，同时又包含了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两个层面被描述，其一，发展中国家因为资金和技术的“极度稀缺”，普遍都有对发达国家的“外资依赖”，这往往导致其主权上的“（半）依附”状态和外资外援中断之后陷入“发展陷阱”。而中国在五十年代前苏联援助中断之后，国内的工业化进程“没有中断”，并且历史性地实现了主权状态的“去依附”。其二，由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其实是所有现代国家的普遍经历，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背后，支配性的仍旧是“产业资本的发展规律”，那么它也必然存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内向型原始资本累积”必然导致的“各种政治或社会问题的集中或连锁爆发”。中国能够避免这些问题而没有陷入“发展陷阱”的原因是什么？这个答案也是本书最核心的论述，即“中国依托国内的二元结构（因城乡差别而客观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来弱化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向农村转移危机成本”。简单地说，当代中国能够安全地渡过六次内源性危机和两次输入型危机，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性。《八次危机》依据“成本转嫁论”，从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全球性的国家关系体系视野，详细地阐述了“三农”如何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剩余和廉价劳动力以及城镇化所需的土地资源；同时，在八次危机化解过程中，如何承载了失业劳动人口和城市转嫁的危机。可以说，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并顺利渡过历次危机的关键，就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存在。农村社会充当了中国最基本的“稳定器”和“调节器”。

但是，如果说“三农”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那么中国的乡村社会又特殊在何处？原因在“农村土地财产关系中的成员权‘共有制’”。它包含两个要点，一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得两亿四千万农民家庭还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保障了农村人口的最低限度生存。与此相关的一个反例，则是二○○三年部分农村施行“新增人口不再分地”，使得流向城市的农民工无法在危机时期再度返乡。温铁军提出，富士康工人“十三跳”的悲剧，事实上正隐含在这样的农民工返乡无路的结构性挤压中。另一是三百多万个村社的机动地、村办企业、多种经营等，能够为失业返乡的农民工提供除农业劳动之外的工副业和他种营生。这也正是八十年代兴起而其后命运多舛的乡镇企业。在温铁军的描述中，传统的小农经济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而是包含着手工业、乡村工业等不同形式的“分散兼业小农”。这一自费孝通在四十年代的“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理论中就提出的基本判断，是形构另类的乡村和县域工业发展形态的主要理论基础。

中国农村社会的这两个基本特点，构成了温铁军阐述新世纪以来，以治理“三农”问题为主要诉求的“新农村建设”构想的主要依据。其中，如何看待城乡二元结构，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温铁军危机治理的当代史视野中，城乡二元结构既是中国能够完成工业化原始资本累积的因，也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之果。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被固化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广大农村地区，事实上都是为工业化、城市化提取剩余的“第三世界”，“三农”问题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既然如此，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否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呢？比《八次危机》稍早出版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中，温铁军认为，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名的激进城市化改革，事实上导致了更大的社会问题。一方面由于政府主导利益集团更多地占有农村资源，使得改革不可能真正打破二元体制的矛盾，反而使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事实上也无法通过城市化承载全部的人口生存。因此，新的改革或改良性措施，是在承认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基本体制矛盾的长期性这个前提下进行的。

在论述当代中国最后两次危机及其化解时，温铁军一方面强调其成因不同于前六次，是中国进入金融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出现的“输入型”危机，也是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碰撞的结果；另一方面，长期的剥夺和输出，导致农村地区劳动力流失、自然资源恶化等，已经不再能承担劳动力和资金的“蓄水池”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政府有能力也有需要把剩余资金导向农村，农村也需要修复和重建，两相结合形成的是“政府进入并主导”的“新农村建设”。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视野，建设新农村可以在拉动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两方面产生巨大的作用。同样甚至更重要的问题，是农民的“再组织化”，即将分散兼业的小农重新组织起来，以便于国家管理和应对资本市场，其理想形态是借鉴日韩的“综合农协模式”。

以上述方式，温铁军既勾勒出了当代中国六十年发展的完整历史过程，同时，这种历史阐释也与当下的现实发展方案建立了紧密关联。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乡村社会是其叙述的焦点。从“三农”问题到“新农村建设”，可以说，现实的制度创新方案正是在对历史过程的充分解释中论证其合法性，而制度创新实践也反过来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提供了证明。这也使温铁军所谓“中国的真实经验”，具有了类似“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那样的有效性。

但需要意识到，理论实践与社会实践从来就不是同一关系。与其说社会实践的客观性决定了理论实践的合法性，不如说，理论实践在“反映”或“总结”社会实践的同时，也总是在构造自身，并参与着社会实践的建构。在这一意义上，“理论实践”与“意识形态”之间拉开了距离。《八次危机》将“意识形态”对历史经验的“异化”和“扭曲”，解释为偏移了经验理性而被局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斗争需要、服务于特定政治家所运用的动员手段”，而理论实践的科学性，则力图“在历史经验过程的起点上构建与之起点一致的逻辑解释”。但问题在于，这里的“历史经验”本身也并非“本源客观”的，而是一种理论阐释的结果。

强调理论实践的建构性或叙事性，也就需要意识到本书论及的“中国的真实经验”的限度。首要的是，这一理论实践是在“国家工业化”视野下展开的，中国工业化经验被普遍化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是“产业资本的发展规律”，“国家”是这一发展过程中不言自明的主体。国家内部的城市/乡村二元结构事实上与全球资本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具有同构性，除非适应产业资本的发展规律，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国家主体之外的发展可能性。温铁军一方面并没有把“国家”理解为单质的存在，而是在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结构性差异关系中解释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问题，总是在全球性的资本体系与国家关系格局中被理解的，从“外债外资”角度呈现的“四次开放”过程及其引动的国内改革，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断裂与调整的客观原因。不过，如同温铁军也反复提及，这种解释中国发展动力及其解决方案的思路，仍未脱离“发展主义”的范围。这也是他称自己为“改良者”的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发展的动力，仅仅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规律”的话，那事实上也就是说资本的逻辑是普遍地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人的最高规律。

而恰恰是温铁军所最瞩目的“国家”，可能需要扮演某种反资本逻辑的角色。作为有“国情派”之称的学者，温铁军的身份颇为复杂，他是理论家、政府官员，也是社会活动家和批判性知识分子。他对“三农”问题的长期关注和实践，主要是从“批判政策学”的角度展开的，更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视角，强调国家政策的干预。正是这种视野，比新自由主义的信仰者更懂得“国家”功能的复杂性。国家可能是一种专断性的权力机器，同时也可能是一种施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调节机器，并且，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唯有国家是抗衡大资本的主要力量。在“三农”和“三治”问题上，国家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的大幅度资金投入、政策保护和制度性扶持，“新农村建设”是不可能展开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部门和私人资本下乡导致的“精英俘获”才可能受到根本制约。也就是说，国家是使“普惠制”惠及缺少自我保护能力的“小农”的基本保障。

但仅有国家干预和“政府进入”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使“农民”成为“主体”。为对抗资本市场的汪洋大海，农民的“再组织化”重新成为可行的实践方案。有意味的是，温铁军构想的新农村组织形态，仅仅强调了日韩及台湾地区的当代农村发展经验，并未提及五十至七十年代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历史。

日韩模式的“综合农协”主要是一种经济组织，扮演着资本市场和分散小农的中介，并在政府制度性保护下运行。而五十至六十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出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种新社会组织。固然，就温铁军所论及的“内向型资本原始累积”的历史过程而言，农业合作社与人民公社确实扮演了便于国家从农村提取资本剩余的历史功能，但这个合作化、集体化的组织过程，也包含着实践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另类道路的主观诉求。正如莫里斯·梅斯纳所阐述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构想上，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他并不是“城市中心论者”，不将城市工业化视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前提，而是“要使农村现代化，使城市逐步融于现代化的共产主义的农村环境”。虽然这种历史实践在强大的工业化资本原始累积压力和严酷的地缘政治压力下，留下的更多是失败的经验，但是，忽略其中社会主义乌托邦实践成分的存在，仅将之归于“国民动员”，却可能是失之简单化的。

另一问题涉及另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新农村建设”除了保障农民拥有“一亩三分地”作为无风险资产，最主要的是使“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创造比城市大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否意味着在外向型、西方式大城市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之外，可能存在一种基于城镇经验的本土式工业化发展形态？这背后涉及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独特性的理解。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拥有长时段历史的独立经济体，在西方帝国主义进入并被卷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前，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费孝通曾提出，中国传统农业形态从来就不单纯是农业的，而是以男耕女织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农业、手工业和乡村工业等的融合。布罗代尔对“市场”与“资本主义”所做的区分，以及乔万尼·阿瑞吉、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学者从世界体系理论角度提出的“东方资本主义”这一范畴，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回应相似的问题。在这样的层面上，从长时段的世界史视野和中国社会特殊构成的角度，可以对“工业化”、“市场”、“资本主义”本身做出历史性的反思，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如果不考虑别样的工业化形态的可能性，始终处于经济产业链低端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如何能够抗衡大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和城市化浪潮，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温铁军指出的，新世纪政府对“三农”领域的进入，是“产能过剩”情况下导致的大规模和大力度的“反哺”，其主要动因是拉动内需和维护社会稳定。这事实上也就使其被置于整个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之中，同时以综合农协的本土性竞争力为前提。一旦反哺的条件发生改变，这个组织体系也将遭到分解。因此，在日韩模式的综合农协基础上，批判性地吸纳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经验，或许是使其超越资本主义逻辑与体系的可能性之一。

而这种超越的可能性，在于如何看待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关键问题涉及流动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工。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功能是能够吸纳失业返乡的农民工。相当有意味的是，这种制度创新实践与倡导“新工人”运动的社会批判活动之间形成了值得深究的对话关系。在“农民”和“新工人”两种身份撕裂之间，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塑造的这一独特社会群体的历史主体性如何被理解。汪晖曾提出：“新工人群体在政治领域的沉默状态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序言》）这种沉默状态事实上不仅仅是其作为“工人”的阶级意识的缺失，同样重要的还有其作为“农民”的政治主体性的缺失。摆脱“回不去的农村”与“待不下的城市”这一两难困境，或许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探索超越城市化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道路的历史想象。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迫使农民离开土地，虽然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却也是资本主义的“功劳”，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将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创造为“无产阶级”。也许可以说，迫使农民离开土地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历史性代价和前提，因为正是这些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农民，最终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但是，在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中，向来突出的不是城市工人阶级而是阶级意识的重要性，是农民而非工人，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农民工能够返乡而一直成为“农民”，还是留在城市而成为“工人”，这无疑是当下中国社会两种冲突性的方案。如果在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构想中，超越经济逻辑而从毛泽东时代的乡村社会主义实践中挖掘可能的历史资源，培育新农民/工人的新的历史主体意识，那是否可能意味着一种新的批判性起点呢？

篇5：电信普遍服务分片包干政策分析

海南省2004年启动电信普遍服务分片包干政策以来，农村通电话水平明显提高。2004年全省村通率仅为80.6%，到2006年7月就实现了行政村村村通电话的目标。到2008年底全省20户以上自然村通电话比例达到99.7%。可见，电信普遍服务分片包干政策对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分片包干政策存在软约束、诱发揩油等方面的缺陷，使得在执行中遇到一些问题。笔者拟以海南为例，通过对存在问题的总结，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电信普遍服务分片包干政策更有效执行。

分片包干政策出现的问题

(一)资金困境

分片包干政策执行过程中，海南当地政府财政没有专门的配套资金注入，完全依靠电信监管机构采取行政摊派的手段，将任务分配给电信运营企业，由企业自行筹资解决。电信运营企业作为上市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企业在建设中对无利可图的偏远地区的通信建设动力不足。目前由于农话分布的特点是：多、远、散，即自然村多，距离接入点远，用户分布散，造成电信投资大，建设成本高。同时，由于很多自然村受电力供应、自然条件等因素限制，造成运营维护成本高，农话亏损严重。加上维护成本的巨大，使企业在农村电信市场运营中出现资金困难。

(二)执行困境

电信企业在实施村村通电话工程的建设中遇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市县通信建设用地没有纳入城镇规划，个别市县政府对此项工作不热心，工作不力，使企业在征地问题上遇到许多阻力，在传输建设上同样存在许多人为的因素干扰；有些部门利用垄断的优势也给村通工程设置难题，如电力部门在市电、农电的引入问题上、工程建设成本上，提出苛刻的条件，加大了企业的建设成本，影响了企业的热情；电信设施被盗窃问题严重，一般用于村通的基站等通信设备放置位置都较偏远，安全环境条件差，偷盗现象严重。

海南省通信管理局在推进分片包干的普遍服务政策时也遇到了许多困惑。如用在给电信运营企业分摊分片包干任务时，如何做到任务的公平公正，每个企业应该分摊多少建设任务，每个行政村或自然村的建设成本无法预算，都使任务分配时缺乏科学性。所以，每年下达分片包干任务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随意性。此外，当任务分摊给企业后，企业拒绝完成行政分摊的任务时，也缺乏相应解决问题的法律手段。

(三)发展困境

政企分开后，行政手段相对力量减弱，政府的公众利益和企业追求的经济利益并不一致的矛盾凸现，而且法律不健全，缺乏实质性的保障措施，普遍服务水平的发展速度不具有可持续性。一是需求抑制普遍服务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目前未通电话的自然村大部分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该地区农民收入、支出远低于海南省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部分未通村自然条件恶劣。二是农话亏损严重影响普遍服务的持续发展。从农村经济发展来看，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尤其大多数地区的经济是以农业以及低层次、低附加值的行业为主，农村经济结构正处于优化当中，目前还不太合理。由此使得农村居民的对外经济联系显得较少，对电信业的需求也不是很高。同时，农村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导致启动消费市场困难。

分片包干政策问题分析

分片包干政策由于是企业内补贴，普遍服务净成本完全通过扭曲不同地区、不同业务间的相对价格筹集，导致价格与拉姆齐定价规则出现明显偏离，造成严重的低效率消费和福利损失。同时，分片包干方案在任务划分上对任务量评估过于粗略，只考虑任务数量而忽略了不同地点的成本差异，运营商所应当承担的任务量很难准确对应。所以，分片包干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上述问题。如何减少这些问题对分片包干政策执行的影响，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电信普遍服务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分析

电信普遍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类似“灯塔”的公共产品。根据公共产品的提供理论，我们不难得出，电信普遍服务的提供主体应当是政府，而不应是市场。一是在一定的用户规模下，一个用户对于电信服务的消费或者使用不影响其他用户的消费或使用，即电信服务是非竞争性的。二是电信计费可以很好地解决消费付费的问题，即电信服务是排他的。三是电信普遍服务要求其价格是用户可以承受得起的，这就使得用户的消费付费可能不能弥补电信运营公司的服务成本，即用户不完全付费或者部分不付费就可以获得完全的电信普遍服务。此时，尽管在技术上可以解决消费完全付费的问题，但在制度上却要求或者允许部分用户不付费就消费电信普遍服务，也就是说电信普遍服务具有了一定程度的非排他性。由此可见，电信普遍服务是一种公共服务，而非私人物品。

(二)电信监管部门在普遍服务中的角色定位分析

(1)纠正市场失灵，保证农村及落后地区通信的有效供给。电信市场是一种非完全竞争市场，其市场结构的不完备性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如非效率、不公平性等。因此，需要政府强制电信运营商实行普遍服务政策。

(2)促进农村及落后地区通信的健康快速发展。居民消费者通过电信服务可以从更广泛的范围内发现和获取有用的信息，可以更便捷准确地传播、整理和储存信息，用高质量的信息指导行为。电信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被经济体消费，结果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创造了经济附加值，经济活动更有效率。电信服务的普及能够使经济系统中的交易成本下降，经济运行效率提高，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3)保护农村及落后地区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由于农村及落后地区人们收入低，电信服务靠市场供求规则难以解决农村通信发展滞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市场之外的国家宏观调控来解决。在农村和农村没有经济能力实现通信服务目标的时候，政府应是农民坚强的后盾。通过政府电信管制，推行普遍服务，逐步缩小数字鸿沟。

(三)电信运营企业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分析

电信运营企业应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不能仅仅认为这是一项强制性任务，其实它与企业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紧密相连。由电信普遍服务的性质和特征，我们可以把承担分片包干的普遍服务义务看成是企业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一方面企业通过承担村通义务增加用户群，巩固企业市场。电信行业具有全程全网和网络外部性的特征，承担普遍服务后可增加电信企业的用户。根据梅尔卡夫定理，用户数的增长能给企业的网络价值带来平方级的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承担村通义务获得社会尊重，提升企业品牌。电信企业承担普遍服务后，享受到普遍服务的用户必然会为电信企业做口碑宣传，使其得到社会尊重，有助于提升企业品牌，拓展企业市场。

完善分片包干政策建议

第一，做必要的成本和收入信息研究，根据自然经济条件对普遍服务任务量进行量化，然后在运营商之间进行分配，以增进公平性。第二，逐步将已通电话但是亏损运营的行政村纳入。主要是逐步放松对原来主导运营商对原来已通行政村的维持要求。这个前提是对历史成本进行一次性补偿。第三，完善对未达标企业的处罚力度。管制政策就是政府和运营商的一份合同，如果没有违约责任条款，那么就会出现投机行为，比如做表面文章，或者采取观望态度。第四，完善合同细节，包括对通信质量要求、对资费水平的要求(实际上允许运营商对农村高成本地区的电话资费实行灵活定价，有利于减少亏损)，对运营维护的要求等。第五，做好义务分配的动态调整工作。运营商的市场份额是变化的，实力也随着竞争而变化。所以村通的任务应当每年分配一部分，而不是马上分配完。要建立经常性的工作制度，做好任务分配的动态调整工作。

当前解决分片包干政策执行问题的策略是：

第一，制定灵活的农村电信资费政策。农村及落后地区的电信资费政策可以根据农村地区的特点，推出各种适农的资费套餐，同时在资费上采取更大的优惠政策，降低资费标准。

第二，推出适合农民的业务种类。如海南电信推出的农业科技110业务，海南移动推出的农信通业务等，都深受海南农村地区人民的欢迎，市场发展良好。

篇6：搞好邮政普遍服务经验交流材料

您们好！

我叫ｘｘｘ，今年35岁，是木里县邮政局副局长。

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对邮政普遍服务的关注，感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马班邮路。

木里藏族自治县位于我州西南部，距州府西昌254公里，幅员面积1.3万平方公里，占凉山州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全县辖29个乡镇，是一个以藏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包括藏族、彝族、汉族、蒙古族、苗族、壮族、布依族等17种民族，全县人口12.6万，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9人多一点，90%的人口分散居住在大山里，县境内大山环绕，几乎没有一块平地，平均海拔3100多米，相对高差达4400米，海拔4000多米的大山有100多座。由于木里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很多乡到县城、乡与乡之间大多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所以，老百姓最主要的通信方式只能是邮政通信。

虽然老百姓主要使用邮政通信对外联系，但是木里藏族自治县90%的人分散居住在大山里，他们本身对邮政业务的需求就几乎没有，除个别子女在外读书的有时到邮局汇点款外，其它业务他们基本不需要，但邮政要履行普遍服务，邮政服务必须覆盖木里29个乡，1.3万平方公里。所以，在现代交通、通讯快速发展的今天，木里藏族自治县还保留着这种古老而原始的通信方式。

由于履行邮政的普遍服务义务，给我局造成了严重的亏损。据测算，在木里，每投递一张报纸支出3.63元、投递一个包裹支出178.62元、投递一封信函支出29.82元，而乡邮收入每年只有9085.62元，即每收入一元就要投入33.08元的成本。从邮电分营后的1999年到场2004年，我局平均每年的业务收入为94.2万元，平均每年支出156.65万元。平均每年亏620.44万元。加上马班邮路每年支出的30多万元，木里邮政局每年要亏损100万元，这严重制约了木里邮政的发展。

州局从全州邮政发展的角度考虑，每年给木里70万元的补贴，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邮电分营后，邮政家底子薄，除发正常工资外，没有多余的钱。目前，我局的办公大楼、职工宿舍，均属危房，没有能力进行新建。虽然木里邮政因普遍服务而严重亏损，但邮政普遍服务对木里藏区有着深远的意义。

由于木里是藏区，**喇嘛的一些蛊惑藏区稳定的语言也经常在木里出现，但邮政是政权的象征，对一个地区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马班邮路更能体现这一点。在木里，所有藏民只能从我们乡邮员送去的党报上了解党的政策方针，通过看报纸才能知道**喇嘛的话是分裂祖国的非法言论，如果木里山区的藏民有一个月看不见乡邮员，他们会说，党和政府不管他们了，他们对乡邮员的到来视为是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有人说过一句话，如果邮政按企业的经营方式，把亏损的农村邮政支局全部撤销，那么，象木里这样的地方不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因为邮政必定担负普遍服务的义务，担负着政府的部分管理职能，这就是马班邮路在木里必须存在的意义。

为了履行好木里藏区邮政的普遍服务，木里邮政局在全县共开通了总长为3354公里共计15条马班邮路，最长的一条长310公里，来回要走半个月。

旧社会木里的通信采用“口传、人递、烽火、鸡毛信”等方式，鸡毛信在木里的说法就是鸡毛夹火炭，就是遇有紧急的事情需要及时送达时，就将信件和鸡毛、木炭捆在一起，由送信人星夜赶路送交收信人，说明信件的紧急程度和重要程度。1953年木里解放，但由于不通公路，加上当时的经济条件差，邮件的传递全靠邮递员背送，1960年开始，逐步给邮递员配备马匹，开始实行马班邮运，规定马匹用来驮邮件，乡邮员只能牵着马翻越在木里的崇山峻岭之间。1976年2月，实现了全县三个区，29个乡，9个国营牧场全部通邮。从此，马班邮路便作为木里最重要的通信工具一直延续至今。

由于特殊的地质地貌，高海拔，山高谷深，冬天冰雪覆盖，夏天道路泞泥，高山空气稀薄，行走困难，河谷气候炎热，“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就是对木里特殊气候的真实描述，乡邮员走的路是马帮走出的羊肠小道，乡邮员刚穿过森冷的原始森林，又要翻越高高的雪山，走到河谷时，悬崖峭壁下涛涛江水就象张开血盆大口，随时威胁他们的安全。

乡邮路途人烟稀少，居无定所，住牛棚，岩洞是对乡邮员最好的待遇，他们大多数都是露天宿营，在潮湿的草地上、阴冷的大树下搭起简易的帐篷，就是他们临时的家，蚂蟥、虫蚁随时困扰他们，老熊、豹狼等野兽随时威胁他们。乡邮途中，渴了喝山泉、啃雪团，饿了吃口糌粑，冷了就喝口酒驱寒，长年的野外生活，使他们患上各种疾病，常见的就有风湿、胃病、肝病，甚至心脏病等，对他们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

孤独、寂寞使我们的乡邮员变得沉默少言，乡邮路上伴随他们的只有马铃的叮铛声。虽然工作如此辛苦，但他们都会对你只说一句话：马班邮路再苦再累，我们都将努力下去。

几代乡邮员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甚至生命。

1996年的邮电部劳模江翁次尔1973年当兵，1976年转业到木里县邮电局上班，专跑东朗——麦日——唐央这条两条邮路合为一条的马班邮路，这条马班邮路单程全长450公里，他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当他送邮件到东朗乡时，要经过海拔接近6000米的莫巴垭口和4800多米的巴桑垭口，垭口气候变幻莫测，刚才还艳阳高照，一会就电闪雷鸣，雨变雪交加。翻越巴桑垭口时，人不但大气不敢出，还要扯把草塞住马铃铛，否则稍微一点声音，就会使天气变化，带来雪雨之灾。马巴垭口海拔6000米，终年积雪，他太爱护自己的马了，在邮路上从舍不得骑，总是牵着马走，因为常年在高山上工作的劳累与常年在高山上喝酒御寒的原因，造成他的肝脏不好，每走二、三十米就要坐下来休息，每当他在这条邮路上走累了坐下来休息时，从嘴里冒出的总是一股血腥味。1997年他到县上来办理退休手续，当时我在干人事工作，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在我办公室门口前徘徊，我问他找谁，他说来办退休手续，问了他姓名后，我找出他的档案看了一下，实际上他才40多岁。我就问他，你还那么年轻，为啥就想退休？他说：身体不行了，自己已不再能和那些年轻人相比，因为岁数大了，已经爬不起山，走不动山路了。因为不整么认识字，也不会写退休申请，1997年，他请别人帮自己写了退休申请书。他说，自己不是不想干，而是实在干不动了，这一退休，还真有些舍不得。

“全国十佳乡邮投递员”的忠它，1994年参加工作，从参加工作那天起就专跑麦日、唐央、东朗、博窝这两条合为一条的邮路，这条邮路单程550公里，往返需要二十余天，工作几年来，只有家中那头从父亲干乡邮工作时，就陪伴着父亲的那头不会说话的骡子在邮路上默默地陪伴着他。

1999年9月的一天，忠它送查布朗到唐央的邮件，夜宿一个叫存岗山的地方，那天，他搭好帐篷点燃篝火准备入睡，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老乡邮员们经常说到的邮路上能遇到熊或狼的事真让他遇上了。那天天刚黑，一只黑熊便在帐篷外逡巡，吓得刚想入睡的忠它赶紧将火烧旺，手持一根木棒站在火边不敢动，那头拴在自己身旁的骡子吓得一个劲地打着“响鼻”，四蹄不停地乱踏，忠它的眼睛死死地紧盯着那只黑熊，因为除了保护自己之外，还要保护那头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骡子。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的情况下，就这样与黑熊相持到下半夜，黑熊见实在无机可乘，才怏怏离去，忠它则仍下木棒，长长喘了一口气，浑身软软、重重地坐在了地上。后来，忠它说：“如果黑熊真的过来了，我想自己这回肯定完了，但总要和它拼上一拼。

乡邮员朱德高，他走的那年才36岁。1985年，心中充满喜气的朱德高回家结婚，当他骑马走到雅砻江三滩开始翻越海拔3900米的牦牛山时，由于头晕症突然发作（这头晕症是他干马班邮路时得下的），他从马背上摔下来，顺着山坡滚到了雅砻江里，从此，再也没有看见他的人影，和他同行的人回头准备和他聊天时，才发现只有一匹无人骑的马一直跟在他们的后面。朱德高的尸体到今天都没有找到。

乡邮员紫兴富送邮途中遇到大雨路滑，他摔了一跤，没想到这一跤竟摔碎了他的膝盖，摔成终身残疾。乡邮员何帮清干了一辈子的乡邮员，得了严重的风湿病，无法治愈的严重风湿病造成浑身肿痛，退休后，去木里县城看病，连马都坐不稳，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儿子只有把他牢牢地捆绑在马上。

高树林是1994年的省十佳乡邮员，1993年在搭乘班车送木里县城至查布朗的邮件时，途经一个叫李子坪的地方，班车翻了，他首先把班车上的邮件全部卸到安全的地方后，才想起救自己的孩子，他刚把孩子从班车上抱下来，班车就翻到公路边的金河里，吓得他半天没有说出话。

除他们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乡邮员为之默默无闻的辛勤工作，举不胜举。而王顺友同志则是他们精神的一个浓缩，是他们的代表。他二十年如一日，以自己平凡的工作，用生命之身躯架起一座绿色桥梁把邮政普遍服务延伸到藏区的每个角落，把党的声音迅速准确地传达到藏区，把党和藏区群众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二十年来，他爱岗敬业，默默无闻、持之以恒在雪域高原上独自一人跋涉53万余华里漫漫邮路，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泥，不屈不挠一走就是二十年。二十年来，他在工作中克服各种困难，做到准班准点，不积压延误，不丢失损毁邮件，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准确率达100%。二十年来，他始终坚信事业高于生命的信念，为藏区人民尽心竭力服务。他机智斗匪徒，确保了邮件的安全；在自己被骡子踢断肠子的情况下，继续忍痛把班期走完；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把落入水中的邮件安全打捞上来；为保护邮件，自己被马拖倒在地上，面部摔破出血，左手扭伤。二十年来，他舍小家，顾大家，即使妻子得病出现生命危险，他还坚持正常出班。二十年来，他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并学习雷锋精神，为邮路沿途群众贴钱购物。他乐观向上，在孤独的邮路上唱着自编的山歌勉励自己，鼓励自己。二十年来我们无法用准确的数据来统计王顺友同志所投递报刊、信件、包裹的数量，但他所投递的邮路没有发生一起用户投诉和申告，他的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

王顺友的精神，就是认真履行马班邮路普遍服务的精神；是持之以恒的桥梁精神；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知苦不言苦、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精神；是苦中有乐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2001年，他被评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今天，凉山州委在这里召开的表彰大会，不仅仅是对王顺友同志的表彰，而是对整个马班邮路的表彰，是对木里县邮政认真履行普遍服务的肯定，也是对邮政普遍服务最充分的肯定。我们一定不辜负凉山州委对王顺友，对马班邮路，对木里县邮政局的关心与支持，认真搞好普遍服务，为13万木里人民服好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