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貌原则何处去

礼貌原则何处去（精选5篇）

篇1：礼貌原则何处去

礼貌原则何处去

1.礼貌原则的理论来源以及后期发展。

早在20世纪50年代，E。Goffman就从社会学角度提出了“面子”问题，他认为人际交往中无时无刻不涉及“脸面工作”，这一方面表现在人的行为受到面子的约束，另一方面人们也期待他人对自己的面子给予考虑。在Goffman的研究基础上，P.Brown和S.Levinson将礼貌行为分为两种：（1）积极礼貌，即满足对方面子上的正面要求（如表扬对方的地位，成就等）；（2）消极礼貌，即满足对方面子上的反面要求（如尽量不侵犯对方的人身、财产、自由等）。Leech的“礼貌原则”的提出则进一步完善了Brown Levinson的理论，为礼貌行为在交际中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论。

2.Brown & Levinson的面子观。

他们认为面子的概念来自Goffman的面子行为理论和英国民间词语，是指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面子与尴尬，难看，或“丢脸”相联系。他们认为，说话人应该尊重听话人的自我形象，避免威胁听话人面子的行为。面子威胁程度的计算取决于交际双方之间的社会距离，社会权利的差别以及特定文化对具体言语行为强加程度的认定。面子管理的策略也划分为两类：负面面子策略和正面面子策略。负面面子策略强调听话人的自由权利，所以它是一种尊重策略。正面面子语用策略强调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它是一种亲近策略。

3.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的结合。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Grice）1967年在哈佛大学做的演讲《逻辑与会话》中，第一次论述了“合作原则”的具体内容，他吧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得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补充，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礼貌原则。它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礼貌原则体现了这样一条规律：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取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以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4.礼貌原则和“灰色系统理论”的结合。

“灰色系统理论（Grey System Theory）”是20世纪80年代由我国邓聚龙教授提出的。近来也有学者将“灰色系统理论”的概念和观点应用到语言、言语研究领域，以期解决动态的语句在语境当中的信息“灰色”问题。尽管当今科学十分发达，大脑因其不可知道的运作机制仍被人们喻为“黑箱”（Black Box）。根据“灰色系统理论”，大脑能够完全理解和处理的信息被称为“白色”信息，反之被称为“黑色”信息。介于“黑”与“白”两个极端之间，具有摇摆、转化、游移的非单一性、非确定性、非完全性的信息则被称为“灰色信息”。

通常说，言语交际的主要目的是向对方传递信息，尽量消除过程中信息的不明确性，使信息由“黑色”，“灰色”向“白色”转化。但另一方面，言语交际是复杂的社会活动。有时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人们又需要适当降低明确度，提高灰度，以增强模糊性、含蓄性和可能性空间，吃那个人激活更多的相关外部信息。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相反的倾向：在不超出受话人理解限度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上违背“合作原则”，故意淡化信息某方面的明确性、单一性，倾向于提高信息灰度。所谓的“灰色信息”就是指的是这部分信息。可以看出，合作原则在言语交际中更多地决定信息是否精确及时地传递给受话者，起导向性作用，通常起到降低信息灰度的作用；而礼貌原则则决定交谈双方是否能在和谐、积极的其恩下完成言语交际，对会话者关系起润滑和促进作用，一般可以提高信息灰度；另一方面，灰度的减少可以增加信息的明确性，而灰度的增加可以使言语更间接、委婉。会话者应根据所处的环境，交际双方关系疏密和自己的意图信息选择语用策略：侧重传递信息就降低信息灰度;要礼貌、间接表达意图就增加信息灰度。

5.顾曰国的汉语礼貌原则。

顾曰国认为，汉语言文化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尊重、谦逊、态度热情、文雅、基于这四个特征，他仿效Leech提出了汉语的五个礼貌原则。1）

贬己尊人准则。

贬己尊人准则是最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贬己尊人准则即指谓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指谓听者或者与听者有关的事物时要“抬”，要“尊”。2）

成为准则。

称呼准则即用适切的称呼语主动跟对方打招呼。称呼语里记录了“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称呼语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3）

文雅准则

文雅准则即选用雅言，禁用秽语；多用委婉，少用直言，显示说话人有教养。4）

求同准则

求同准则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在诸多方面力求和谐一致，尽量满足对方的欲望。当不得不批评别人或发表不同意见时，人们实施求同准则的策略往往是指先指出并肯定双方共同点，给对方留个脸面，然后才说出不同点。5）

德、言、行准则。德、言、行准则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移除。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益处，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6.结语。

礼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论哪个语言集团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礼貌原则应该是存在区别的，而非一概而论。笔者认为礼貌原则应该和其他诸如合作原则，灰色系统理论进行结合，几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进行互相修补和参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语言运用，

篇2：礼貌原则何处去

中国学者中，礼貌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徐盛桓和顾曰国。徐盛桓提出礼貌原则的新构想。1992年，顾曰国总结了中国文化礼貌中的四个基本要素，即尊敬他人、谦虚、态度热情和温文尔雅；归纳了与汉语言文化有关的五条礼貌准则。1997年，蒋玉新提出，正是文化差异导致了行为举止、问候语、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2002年，戈玲玲认为语用失误主要源自不同的文化背景。

本选题在以往研究范围的基础上，基于礼貌原则的理论研究，将英汉礼貌用语进行对比研究，旨在探究跨文化交际中礼貌用语使用失误的内在原因，以礼貌原则的视角探究中西方礼貌用语的文化差异和语用差异，这样即可以更透彻的了解中国文化，也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本选题侧重对礼貌用语的概念，分类和使用不当的原因进行阐述、对比，以英汉礼貌用语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具体分析英汉礼貌用语在内涵，使用方法，文化背景上的差异，结合Grice的合作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和顾曰国的中国礼貌研究等相关理论，和一些跨文化交际双方礼貌用语使用失误进行典型案例分析。重点在于运用语言学和语用学理论以及礼貌原则的视角来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的实际问题。

篇3：英汉礼貌原则比较

一、英汉礼貌原则概述

西方的礼貌原则以英国语言学家利奇 (Leech, 1983) 提出的六个主要方面为代表。第一, 得体准则 (Tact Maxim) , 此原则的主要减少表达有损于他人的观点, 尽量不让别人吃亏, 多使别人得益。第二, 慷慨准则 (Generosity Maxim) , 即减少表达利己的观点, 尽量少使自己得益, 尽量多让自己吃亏。第三, 赞美准则 (Approbation Maxim) , 即减少表达对他人的贬损, 尽量少贬低别人, 尽量多赞美别人。第四, 谦逊准则 (Modesty Maxim) , 即减少对自己的表扬, 尽量少赞誉自己, 尽量多贬低自己。第五, 一致准则 (Agreement Maxim) , 减少自己与别人在观点上的不一致, 尽量减少双方的分歧, 增加双方的一致。第六, 同情准则 (Sympathy Maxim) , 减少自己与他人在感情上的对立, 尽量减少双方的反感, 增加双方的同情。

中国的礼貌原则主要是以顾曰国先生 (1992) 提出的五方面的原则为代表。第一是贬己尊人准则:就是对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要谦虚, 对听者或与听者相关的是要有意的赞扬。第二是称呼准则:即用适合的称呼和对方打招呼, 要考虑到对方的年龄、身份、场合等诸多因素。第三是文雅准则:即多用雅言和委婉语。第四是求同准则:即交际双方尽量满足对方的要求, 力求关系和谐。第五是德、言、行准则: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他人的益处;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 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这五方面的原则就是要求我们在交流中要做到尊重 (respectfulness) 、谦逊 (modesty) 、态度热情 (attitudinal warmth) 和文雅 (refinement) 。

二、汉英礼貌原则的异同

1. 共性

从以上英汉礼貌原则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英汉礼貌原则都是为了在交际中对别人表达尊重和善意, 让他人在交流中感到很舒服, 表达彼此在交流中的合作态度, 言语、行为得体。李瑞华 (1994) 认为得体是语用的最高原则。顾曰国的礼貌五原则主要是尊人准则, 无论是贬己尊人、称呼合适、言行文雅、尽量一致还是言行得体, 都体现了尊人的主旨。Leech的礼貌原则也是注重得体, 尽量使他人受益, 得到满足。

“谦逊准则”和“赞美准则”相当于中国的“贬己尊人准则”, “文雅准则”与“得体准则”“同情准则”相似, “称呼准则”能体现在利奇所提出的“得体”和“谦逊准则”中。同情准则和一致准则与中国的求同准则相似。王静玲 (2006) 也认为英汉礼貌原则的共性为:利奇的“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相当于汉语的“德、言、行准则”, 利奇的“赞扬准则”和“一致准则”相当于中方的“求同准则”, 即通过增加双方的一致性来满足对方的欲望。

由此可以看出, 英汉礼貌语用的共同点是尊重别人, 把别人的需要和利益放在首位, 使他人受惠最大, 受损最小。

2. 差异性

王静玲 (2006) 从汉英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方面来分析和解释了汉英礼貌原则的侧重点:利奇的“赞美准则”和“谦逊准则”各成一条, 而顾曰国将两者合二为一, 归纳成“贬己尊人准则”, 顾先生还提出“文雅准则”, 而利奇没有明确提出, 只是暗含得体和同情原则之中。“利奇的“六准则”有较大概括性, 能较为客观地概括人类社会礼貌的共同原则。顾的原则具体概括了中国社会的礼貌现象。如“称呼准则”“德、言、行准则”, 较为直观地总结了中国人日常交际中的言语行为规范。”可见, 两者的概括方式存在差异。

王静玲 (2006) 认为这种差异是由于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英语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工具, 促使利奇考虑不同国家、民族、社区的要求, 让礼貌原则建立在一个较能包容各种不同文化的基础上, 具有较大的概括性与普遍性。顾的出发点是对汉文化中的礼貌现象的概括。

顾提出的“五准则”的主体是“尊人”, 也强调“贬己”, 且“尊人”与“贬己”紧密相联。可以看出, 中国人常通过贬己以示尊人。人们在日常交际中通过讲假话来“贬己”, 这与合作原则背道, 但遵循了礼貌原则。利奇在“谦逊准则”中也提到“贬己”, 但尊人也能不贬己。我们认为英美民族在少赞扬自己的基础上, 并没有夸大对自己的贬损, 只是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为准则。这就表现了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

3. 汉民族与英美民族在礼貌表达方式上的不同点

由于汉、英民族的礼貌原则是建立在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 所以汉、英民族在表达礼貌的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以汉、英民族在表达谦虚的不同方式为例。汉民族和英美民族的谦虚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 请看以下一个例子:

A:What a bright boy you are!You always get full marks.

B1:Thank you.I have very good teachers.

B2:Yes, I am, aren’t I?

此例中, A夸奖B是个聪明的孩子, 总能拿满分;B1说谢谢来接受称赞, 并表示那是因为“我有非常好的老师”, B2说我是很聪明, 难道不是么?在英美人看来, B1式的回答是恰当的, 是有礼貌的;B2式的回答在英语国家几乎是不会出现的, 因为它是如此骄傲无礼, 让人难以接受。然而同样的问题在汉民族看来却又不同了, B2的无礼是不用说了, B1的回答也是不够谦虚和礼貌的, 因为说了“谢谢”就等于接受了对方的称赞, 等于承认了自己聪明的事实, 这在汉文化中是骄傲自大无礼的表现。所以, 一般都会马上否定对方的赞美之词, 把自已贬低一番, 说些如“没有没有, 运气而已”“哪里, 是因为试题简单”这类的话语, 汉民族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出自己的谦虚。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 是因为在英美文化中, 谦虚的含义是“少表扬自己”, 而不是不要自我表扬, 在谦虚准则的两条次则“尽量缩小对自己的赞扬”和“尽量扩大对自己的批评”中, 侧重点是在前者尽量少赞扬自己, 而不是后者多批评自己;强调对谦虚准则的遵守不能违背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准则, 也就是说, 礼貌语言的前提是要真实, 不能给人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当谦虚准则与其他准则发生冲突时, 谦虚准则必须服从其他准则。就拿接受称赞来说, 英美人一般以欣然接受为礼貌, 就是遵守了一致准则;而汉文化中, 谦虚的地位是最高的, 所以汉民族对待夸赞以谢绝自贬的方式为礼貌。因此, 汉语的“谦虚”比起英语国家的“谦虚”程度深, 中国人的谦虚通常都会到“自贬”程度, 甚至大有“不自贬不算谦虚”的意味。

当然, 由于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 在礼貌原则的具体运用中产生的差异还有很多方面, 我们要多加注意, 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英汉礼貌原则对跨文化交际的启示

通过英汉礼貌原则的对比, 我们知道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不同形成了礼貌原则的不同。因此, 在和西方人交流时, 我们要了解和尊重对方的礼貌语用原则, 在交际中得体的使用, 以消除不必要的沟通障碍。例如, 中西方人在见面打招呼、对待赞扬的态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交谈时要多加留意。比如, 和一个美国人见面时你如果说, “你吃过饭了吗?”他会误认为你是要请他吃饭了。结果你没有请他吃饭, 他感到奇怪。所以, 我们要了解对方打招呼时等方面的原则。

另外, 在实施交际过程中, 最好采用对方的礼貌语用原则。这样做能表现出对对方文化的应有的尊重和坦诚合作的良好意愿, 并且不用多费精力解释自己的礼貌语用习惯。要求自己向对方靠拢、为对方着想本身就是一种良好礼貌的表现。同时可以主动向对方介绍己方的礼貌语用习惯, 以达到促进交流的目的。

摘要：通过对英汉礼貌原则的比较分析, 阐述了英汉礼貌原则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和二者在各自语言文化中的不同侧重点, 指出由于文化、价值取向等因素引起的表达礼貌方式的不同, 提出了其对跨文化交际的启示。

篇4：礼貌原则研究综述

关键词：礼貌语言；礼貌原则；综述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5-0090-03

1967年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 P. Grice，1913—1988）在哈佛大学讲座上做了三次演讲，讲座的部分内容于1975年发表。格赖斯认为，人们在言语交际活动中之所以不会说出互不连贯的话语，是因为进行交际的双方有一个共同目的，即“双方话语都能互相理解，共同配合”[1]。他认为交际双方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目的便会共同遵守一些基本原则，从而使自己的话语符合各方共同目的的需要，以达到互相理解的目的。格赖斯把这些需要共同遵守的原则统称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基本解释是：“在交谈中交际者所说的话都符合该交谈的目的[2]。”且“在〔交谈中〕用话语作出某一贡献的特定时刻，按需要作出应有的贡献”[3]。

但是，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没有说明其本身为什么是必要的，为什么说话者会经常不遵守合作原则来进行交际以及听话者如何推导说话者话语的特殊含意等。因此，合作原则需要补充。在此基础上，如Lakoff、Leech、Brown和Levinson等众多学者提出了与合作原则相互补益的礼貌原则。

一、国外礼貌原则研究概况

（一）国外早期礼貌原则研究简述

早期国外礼貌的研究学者主要以言语行为作为理论依据，在语用学范围内寻找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礼貌原则。

1973年，早期研究礼貌原则的学者Rabin Lakoff在《The logic of politeness； or， minding your Ps and Qs》一文中努力将礼貌与合作原则结合起来，提出了“语用能力规则”，即“要清楚”（Be clear，等同于Grice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和“要礼貌”。其中“要礼貌”有三条次准则：“别强求对方、给对方留有余地和让对方感觉友好[4]。”她认为，礼貌的本質是不要侵犯他人空间并让听话者自己做出决定，且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与听话者的冲突与摩擦。Lakoff首次从会话准则的角度考察了语言交际使用中的礼貌现象，也因此被有的学者誉为“现代礼貌理论之母”。

英国学者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影响较大。1983年，利奇出版了《语用学原则》一书，在书中其效仿格赖斯对合作原则的划分，将礼貌原则划分为六大准则，即：得体准则（Tact Maxim）、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赞誉准则（Approbation Maxim）、谦逊准则（Modesty Maxim）、一致准则（Agreement Maxim）和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5]。

利奇的各条礼貌准则认为：说话人说话时往往都尽量多的给他人带来方便，尽量让自己多吃一点亏，从而在交际中使双方都感到受尊重，同时反过来也使对方对自己产生好感。利奇的礼貌准则是人们在交际中一般都遵守的礼貌原则，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说明人们为什么遵守或者违反、利用合作原则。

1978年，英国语言学家布朗和列文森（Brown & Levinson）发表题为《语用使用的普遍性：礼貌现象》的文章，后又于1987年出版了名为《礼貌：语言使用中的一些普遍性》的专著。在这些著述中，Brown & Levinson介绍了详细的“面子维护观”，认为“面子是每个社会成员想为自己争取的公开的自我形象”[6]、“礼貌本质上是策略性的，即通过采取某种语言策略达到给交际各方都留点面子的目的”[7]。在布朗和列文森看来，每个人都有“面子”。为了进入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人们必须承认和意识到“面子”，即“听话人的公众形象”或“自我感知”的作用。同时，他们认为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说话人必须尊重听话人的自我形象，考虑到他们的感觉。因此，在交际中人们会寻求一定的方式去避免威胁听话人面子的行为，即“面子威胁行为”（Face Threatening Act，简称FTA），这是言语交际的普遍性特点。按照布朗和列文森的观点，礼貌就是“面子”问题，是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听话人和说话人的面子所做的努力。因此，当“面子威胁行为”不可避免发生的时候，说话人可以实施某些策略挽救听话人的面子。布朗和列文森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在此基础上，他们称礼貌为“补救策略”，并提出了“不使用补救策略”、“积极礼貌策略”、“消极礼貌策略”、“非公开地施行面子威胁行为”和“不施行面子威胁行为”五种补救策略。

（二）国外近期礼貌原则研究简述

鉴于早期礼貌原则研究的不足，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外关于礼貌原则的研究更具普遍性和实用性。

Fraser（1990）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一套社会规范，这些规范为人们的行为、事件和思维规定了明示或暗示的规则，礼貌则是遵守社会规范所期待的言语行为。在Fraser看来，“礼貌是遵守期待的社会规约的在线过程，而不是‘使听话人感觉友好等。礼貌被看成一种规约，而不礼貌的行为就是违反了这种规约行为”[8]。

1992年，学者Richard J. Watts等人发表了论文集《语言中的礼貌》。2003年，Watts出版专著《礼貌》。2005年，Watts和Locher共同发表论文《礼貌理论与关系工作》。在这些著述中，Watts针对Brown & Levinson 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礼貌观。其认为Brown & Levinson的理论并不是关于礼貌的理论，而仅仅是关于如何减轻面子威胁行为的理论。礼貌并不等同于减轻面子威胁行为，礼貌理论应该注意观察交际者在社会交往中如何感知礼貌。此外，Watts区分了两种礼貌，即第一层次的礼貌和第二层次的礼貌。第一层次的礼貌是任何语言中相互合作的、考虑他人的行为，即“世俗的或外行的礼貌概念”[9]，而第二层次的礼貌则是适用于任何社会文化语言中、不考虑时间和地点因素的、“理想化的、普遍的、科学的礼貌概念”[10]。Watts的理论与以Brown & Levinson为代表的预测性和解释性的礼貌理论背道而驰，其目标是揭示出言语交际者在什么场合下为什么把话语看成是礼貌的。

目前剑桥大学语言中心研究员、英国高等教育投资委员e-China项目英方负责人Spencer-Oatey博士在前人礼貌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礼貌理论，其礼貌理论主要包括礼貌的语用等级观和人际关系管理理论。1992年，Spencer-Oatey在其论文中指出Brown & Levinson的理论存在文化倾向性，为了更加合理地解释跨文化交际，她提出了礼貌的语用等级观，即：1.体谅的需要：自主——强加；2.评价的需要：赞誉——批评/关心——不关心；3.关系身份的需要：包括——在外/平等——统治、从属[11]。2000年，在其论文集《跨文化交际中的人际关系管理》中，Spencer-Oatey系统论述了“人际关系理论”。她认为没有哪个句子本身就是礼貌或不礼貌的，是话语发生的场合决定了说话人是否礼貌。此外，她还指出：“礼貌的范围不能被随意扩大，而应限制在‘保持和提高和谐的人际关系范围内”[12]，“人际关系管理”就是“使用语言来促进、维护或威胁和谐的社会关系”[13]。

二、国内礼貌原则研究概况

由于语用学的学科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才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因此作为语用学研究对象范围之内的礼貌原则在中国引起关注的时间还并不长。我国学者对礼貌原则的研究主要针对Leech和Brown & Levinson的理论进行论述和评介。

1987年，我国学者刘润清在《关于Leech的“礼貌原则”》一文中详细介绍了Leech的礼貌原则及其准则。在文中作者认为，Leech的礼貌原则是对语用学的一大贡献，但在某些问题上并没有说清楚。

1988年，何自然在其专著《语用学概论》中详细介绍了礼貌原则的范畴、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的关系、礼貌原则的特征。稍后，何兆雄也在《语用学概要》一书中对礼貌原则进行了评介。

1992年，徐盛桓在《礼貌原则新拟》一文中对礼貌原则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根据宏观现象是其各子系统间关系整合的结果的原理，认为礼貌语言的运用是关系到语言交际可能涉及的自身一方、对方、第三方这三个方面的言语行为，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应被忽略。在Leech礼貌原则的基础上，徐盛桓提出了礼貌原则的新构想，即促进各方的关系和运用礼貌策略。其中促进各方的关系包括：1.注意自身一方；2.尊重对方；3.考虑第三方[14]。运用礼貌策略则包括：1.积极策略，即说适度谦让、尊重或客气的话；2.消极策略，即说适度中和的话[15]。同年，顾曰国在《礼貌、语用与文化》一文中阐述了礼貌、语用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仿照Leech礼貌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汉语言文化特点提出了汉语的礼貌原则：1.贬己尊人准则；2.称呼准则；3.文雅准则；4.求同准则；5.德、言、行准则[16]。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使用雅言或委婉语是任何文化中均具有普遍性的礼貌特征，但并没有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顾曰国将文雅准则作为礼貌原则之一提出，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在顾曰国之后，我国众多学者也对礼貌原则进行了修正，具有代表性的是钱冠连与索振羽。

1997年，钱冠连在《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中认为，仅仅是礼貌原则无法弥补合作原则的不足。因此，他根据汉语文化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除带全局性的得体策略以外的十一种语用策略：谢绝夸奖、虚抑实扬的恭维、把对方当第三者、把自己当第三者、借第三者的口说出自己的意见、多种言语行为与礼貌策略相伴、运用权威、回避、表面一致而事实否定、以言代行的答复、禅宗公案极端手段[17]。

2001年，索振羽在《语用学教程》一书中指出，应该寻找一个能包容“礼貌原则”以及其他一些可以弥补“合作原则”不足的、高层次的、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这就是“得体原则”。得体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是：分工合作，相互补益。合作原则适用于直截了当的言语交际；得体原则适用于拐弯抹角的言语交际[18]。得体原则包括三个准则，即：礼貌准则、幽默准则、克制准则。

三、礼貌原则研究存在的问题

纵观礼貌原则的研究状况，以Leech和Brown & Levinson的理论影响最大。不少外国学者都是采取这两种理论对各种文化的言语礼貌进行调查和描述，我国也有学者在这两种理论的框架下研究汉语中的礼貌现象。

但是，Leech和Brown & Levinson的理论均存在不足。比如就有学者提出Leech的礼貌准则可以视为Lakoff三条礼貌次准则的延展，但是并没有考虑语境的制约因素；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理论虽然论述详细、清晰，但是他们对礼貌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等。我国学者孙亚在《语用和认知概论》一书中指出，Leech和Brown & Levinson受到的批评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二者都以西方语言文化，尤其是英国语言文化为基础，强调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忽略东方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因此，二者不适用于所有文化中的语言交际……2.二者都以西方语言文化为基础，因此二者的解释力不具备普遍性。但二者试图把‘具有文化偏向性的理论升格为声称礼貌普遍性的理论”[19]。换言之，Leech和Brown & Levinson的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普遍性，但由于其依据是英语语言文化背景，因此对于不同语言背景下的礼貌现象难以进行全面的解释。

除了前面提到的国内外学者对于礼貌原则的研究仍主要以Leech和Brown & Levinson的理论为指导、无革命性的突破以外，礼貌原则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礼貌原则的提出是为了弥补合作原则的不足，所概括的仅仅是故意违反合作原则所产生的言语交际现象。国内外许多学者在研究步骤、方法、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控制，但对于日常生活中诸如不文明话语现象等一些常见的言语现象并没有涉及。第二，目前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忽略了交际者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体，认为“礼貌只能是有意识或自觉的行为， 而不是无意识的或不自觉的行为”[20]。为了满足自己论证观点的需要，许多学者排除了非理性、无意识的因素，使得研究过于“理想化”了。第三，很多學者对于礼貌语料的收集不足，大多仍是在自己熟悉的文化环境下进行收集且数量很少，这使得礼貌原则难以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有的学者在验证礼貌预设时使用的材料甚至是虚构的、非真实的，比如在讨论汉语的礼貌原则时很多国内学者的例证来源于文学作品而不是从日常言语交际中收集的语料。虽然文学作品也是对生活的反映，但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就导致了研究成果可靠性的降低。

四、结语

礼貌原则的研究历经近四十年的探索可谓硕果累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礼貌原则的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虽然目前许多与礼貌有关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诸如有关礼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仍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已经开始研究交际者如何运用和调控自己的积极礼貌策略以达到使交际获得成功的目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注重语料的搜集并大胆吸收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礼貌原则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动态的、应用的、多元化的格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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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谢朝群，何自然.质疑“礼貌策略说”和“礼貌规范说”[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篇5：礼貌原则分析

（1）《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的文义“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的文意，加以引申扩展，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的形式进行论述，阐释了“弟子”在家、在外、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求学等方面应具备的礼仪与规范。《弟子规》是一部成书于清朝并广为流传的儿童启蒙读物，目的就是要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为将来成长和发展奠定基础。（http://baike.baidu.com/ subview/64511/7311161.htm?fr=aladdin）

总序：“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段话的意思是“弟子规”这本书，是依据圣仙师孔子的教诲而编成的生活规范。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其次在一切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要讲信用。和大众相处时要平等博爱，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向他学习，这些都是很重要非做不可的事，如果做了之后，还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就应该好好的学习六艺等其他有益的学问。“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讲的是德育教育，“则学文”是属于智力教育，圣人将学文放在最后，教育学生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多多学习技艺，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德育教育的重视，将德育教育置于高于智力教育的位置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注重仁爱礼貌的礼貌特征。《弟子规》教育众人首先要孝敬父母，恭敬兄长，继而将对父母兄长的尊敬扩大到社会上，做到仁义礼信，进而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散播爱心，从这个爱心传递的阶级来看可以看出中国是尤为重视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兄长间的和睦相处的，其次才重视对于社会和身边群众的奉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尤为崇尚在家庭中的传统礼貌、重视家族主义精神，将家庭礼貌视为高于社会礼貌的一种传统。父母对子女付出了无私的爱，子女就应该回报给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将对父母的爱扩大到社会，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一个不忍心损害父母利益的人怎么忍心损害公众的利益呢？只有明白这些道理，将这些道理付诸实践才能去学习技艺，否则空有知识，不懂道理，只是增长华而不实的习气，成为一个不切实际、不遵循社会公德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之所以重视德育教育，将德育教育视为比智力教育更急迫的事情是中国人礼貌原则的重要体现。

(2)《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等，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儒家思想重视伦理道德的德育教育，因此，从《三字经》的很多行文片段都可以看出作者的道德教育思想。比如说：“首孝悌，次见闻”可以看出作者同样强调德育教育应当先于智力教育，这同《弟子规》里对于德育教育的要求是一致的。再者，“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这一整段都是在讲为人女子的应该孝敬父母、恭敬兄长，年少时要多亲近道德好的老师和朋友，以便学习礼仪、礼貌，再是学习知识，并且用两个典故“黄香温席”和“孔融让梨”来向学习者展示好的榜样，看他们是如何孝顺父母、恭敬兄长和友爱他人的。《三字经》中所讲授的到的礼貌除了强调在家族中的“对父母孝顺、对兄长恭敬”的家族礼貌，在社会中“关心他人、宽容助人”外，还涵盖了所有社会关系中应该遵守的道德礼貌。比如说：“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两段话就是在支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貌要求——严格恪守三钢五常，不许动容，使之紊乱。在这段话中，作者具体阐述了中国传统礼仪对社会关系中需遵守的三个行为准则“君臣之间的言行要合乎仪礼，父母孩子之间要相亲相爱，夫妻之间要和睦相处、宽容大度”，以及个人在社会中活动时要做到“仁爱、讲理、诚实守信、言行礼貌得体”以保中国礼仪之邦的面子。总的来说，《三字经》中对中华礼仪的内涵涵盖之广、之深，可以从对于家族成员的礼仪中、对于社会成员的言行中、对上、对下均有要求，足以体现出中国文化重视长幼有序、克己尊人、谨言慎行等等礼貌特征。

（3）《弟子规》和《三字经》都是在儒家思想的精髓影响下作出的经典，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

“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0289/40289.htm），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所以，儒家思想的礼貌观其实就是讲究“长幼尊卑有序、君臣民有别”的一种等级区别，要做到礼貌得体就是要严格遵照这种社会关系，每个人要找准自己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按“三纲五常”进行得体的言行。虽然在不同文化当中重视的礼貌因素不同，我们同样可以借用Brown& Levinson关于面子威胁行为的大小来商榷在中国文化中怎样采取得体的言行。Brown&Levinson认为：“对面子威胁行为的大小估算都包括以下三个因素：（1）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用D表示）；（2）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相对权势（relative power, 用P表示）；（3）特定的文化中，言语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强加的绝对级别（absolute ranking od imposition,用R表示）”，对面子的威胁大小可以用公式Wx=D(S,H)+P(H,S)+Rx来表示，用来解释儒家思想认为的礼貌得体就是君臣之间、长幼之间说话要讲究策略，君王对臣民用语要注重语言的使用，臣民的服从也要越绝对越好。君臣之间的社会距离较大，相对权势越大，君王对于臣民提出的要求强制性较强，君王对于臣民的话语面子威胁相对就较大，说话就更需要调动言语策略，反之，臣民对君王的服从就要越绝对，否则就会损害君王的面子，这在儒家思想里就是不得体的行为。在家庭成员中也是一样，长辈对于晚辈的用语要体现仁爱思想，否则就会威胁晚辈的面子，反之，小辈对长辈要越恭顺越好，越恭顺越越不会损害长辈的面子，这是礼貌的表现。（6）在重庆，经常可以在公共场所听到有人称陌生人为“老师”，尤其是向人问路、祈求人家帮忙的时候通常都使用这一称谓。在重庆，不论男女老少，不分年纪、职业、地位，通通都可以被称为“老师”。这一现象主要是出于礼貌的考虑，而非传统意义上对于老师这一职业的理解。我们平时虽然称呼学校里某教师为“某老师”，但这里的“老师”其实是教师这种职业，“传道授业解惑”是其基本功能。明清以来，一般称教师为“先生”。直至19世纪末，辛亥革命将西学（美式教育）引入中国，创办新式学校后，便开始在《学生操行规范》里面明确

将教师称谓定义为“老师”。但绝大部分学生约定俗成将“先生”改称为“老师”，则是从国民政府时代开始，并一直沿用至（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0700/5244755.htm?fr=aladdin）。老师尊称传授文化、技术的人，泛指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从老师的功能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老师多用于指可以给别人提供帮助的人，从老师的地位来看，老师多是得到社会尊敬的一类人，重庆人选用这个称谓来称呼陌生人是沿袭了老师这一职业的特殊功能，使用这一称谓暗示着使用老师的基本功能，即寻求他人的帮助却可以显得尊重他人的社会地位。从Leech的礼貌原则的六准则“策略原则（Tact maxim）”和“宽宏原则（Generosity maxim）”来看,这是贬低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他人社会地位的表现，为了寻求到成功的帮助，说话人采用这两条准则，使对方受益较大，受损较小，自身受益较小，受损较大，话语显得礼貌得体，只有在这个大前提下才能维护说话人和听者的一个友好交际环境，使寻求帮助实现可能。另外，根据Brown& 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Face Saving Theory,FST）可以分为“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积极面子即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消极面子则是指不希望得到他人的阻碍、干预。Brown&Levinson 还提出了五种补救策略，其中“积极礼貌策略”和“不施用面子威胁行为”可以很好地解释重庆人使用“老师”这一称谓的礼貌性。在公共场合求助时，我们通常不知道我们求助的对象的年龄、职业、社会地位等等，无法合理地根据社会距离、相对权利这些因素来施行礼貌的言语行为，为了避免对对方的称呼不当损害对方的面子，重庆人采用了“积极礼貌策略”提高对方的社会地位（“老师”在社会关系中属于受尊重的一方），贬低自己的身份，让对方感到愉悦从而维护了一个友好的交际环境，同时这一称谓的使用还使用了“不施行面子威胁的行为”这一策略。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不了解交际对象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对方的年龄、职业作出错误的估计，比如说：将比自己年长几岁却着装偏老气的女人称为“阿姨”就有损了对方的积极面子，为了避免这种失误，统称为“老师”不失为一个礼貌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何兆雄，《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