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牧民增收工作汇报

农牧民增收工作汇报（共6篇）

篇1：农牧民增收工作汇报

关于提高边疆地区农牧民增收问题的思考

——以阿勒泰地区农牧民增收为例

能否实现农牧民增收，不仅事关边疆地区最广大农牧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事关边疆社会局势的长治久安。2010年，新疆实施一揽子强农惠农政策，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全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642.67元，增长19.6%，比全国平均增速快4.7个百分点，增速首次位居全国第一。虽然新疆近年在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民生方面成绩斐然，但由于历史、自然等多方面的原因，制约农牧民增加收入的因素很多，新疆农牧业发展以及农牧民增收仍面临许多问题。本文以阿勒泰地区农牧民增收为例，就边疆地区如何提高农牧民收人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提高边疆地区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意义

新疆占全国陆地面积约六分之一，区内聚居着47个民族，周边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总长5600多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陆地边境线最长、交界邻国最多的一个省区。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农牧业是新疆的优势产业，是惠及广大农牧民最直接的民生产业，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推动农牧业加快发展，不断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对于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确保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牧民增收是稳定边疆的根本基础

从新疆的发展历程来看，新疆地处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文化融汇的西部边疆地区，如果没有社会政治的安全稳定，新疆的经济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同时，也只有坚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创造更加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更好地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提高新疆农牧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缩小新疆和祖国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使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1 共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果，从而进一步增强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认同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从而构筑保持新疆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新疆有30 个扶贫重点县，贫困农牧民有 180 多万人。其中 35 个县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占全区农业人口的 46%，占全区贫困人口的 80%，均属少数民族集聚区，少数民族人口占当地人口的 93%，占全区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47%。在民族问题上，经济发展水平对于民族稳定至关重要。只有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是保持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之一。只有解决好各族群众的民生问题，才能更好地凝聚民心、民力，形成新疆发展的强大动力；才能形成对周边国家的相对优势，打牢维护民族地区稳定和抵御民族分裂主义的根基。因此，在新疆，农牧民增收是稳定边疆的根本基础。

（二）农牧民增收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外国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注重把“和谐”理念融进发展之中，借鉴和吸收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最新成果。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发展已由单纯追求GDP上升到追求人文GDP、环保GDP，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

在新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总体战略和自治区确立的具体战略选择，始终把推动科学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必须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加快解决制约农牧民增收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促进新疆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加快推进农牧业现代化。要以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为重点，加快构建新疆特色的现代农牧业产业体系，推进新疆由农牧业大区向农牧业强区转变。因此，农牧民增收是新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边疆地区农牧民增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传统的农牧业地区,农牧业是支柱产业之一。提高农牧民收入始终是阿勒泰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任务,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妥善解决“三农”问题与全国全疆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边疆地区农牧民增收现状

1、农牧民收入持续增加

近年来，围绕农牧民增收，地委、行署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克服金融危机和各类自然灾害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大农业结构调整，优化区域布局，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积极组织和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努力在牧民定居、农业产业化、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设等重点工作方面实现突破，保持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较快增长，确保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收。“十一五”期间，农牧民人均收入越过4000元大关，由2006年的3805元增加到2009年的4772元，年均递增7.72%。2011年，全地区农户76163户，其中农业户41244户，占总户数的54.15%，牧业户34883户，占总户数的45.8%；农牧业人口327240人，其中农民181793人，占总人口的55.55%，牧业人口145000人，占总人口的44.31%。2009年全地区总播面积198.5万亩，农牧民人均占有耕地6.07亩。

2、农牧民增收呈现新的特点

阿勒泰地区农牧民增收呈现的新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非农收入比例提高。2011年，阿勒泰地区农牧民人均收入构成中，种植业贡献1231.16元，占25.8%，畜牧业贡献2025.78元，占42.43%，林业贡献12.3元，占0.26%，渔业贡献8.2元，占0.17%，二、三产业贡献694.46元，占14.55%，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贡献801.1元，占16.79%，非农收入贡献1495.56元，占人均收入的31.34%。在农牧民增收构成中，种植业贡献109元，占36.33%，畜牧业贡献44.03元，占14.34%，林业贡献2元，占0.67%，渔业贡献0.52元，占0.17%，二、三产业贡献20元，占6.67%，农村劳动力转移增收贡献124.72元，占41.57%。非农增收合计贡献144.72元，占人均增收的48.24%，基本占到 3 一半。

二是农牧民人均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内差距明显，贫困县与其他县(市)差距逐年扩大，最高的福海县为5386元，最低的为吉木乃县2865元，相差2561元，两县的差距逐年拉大，已经由2006年的1241元扩大到2009年的2561元，差距扩大了一倍。县域间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说明一部分农牧民收入有了较大增长，而另一部分农牧民收入仍然相对偏低。

（二）边疆地区农牧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全地区农牧业稳步增效，农牧民持续增收，农村经济呈现出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也应该看到，农牧民增收仍然受到农牧业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资料匮乏，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农牧民组织化程度不高等诸多因素制约，增收困难的基本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

1、农牧业基础设施薄弱，农牧民生产资料严重不足

本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农牧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连续多年发生的旱、雪灾，已给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带来严重影响。特别是由于缺少控制性水利工程，水资源利用率低，导致土地开发受到限制。据农业局统计，全地区每年种植面积仅200万亩左右，人均占有不足3.5亩，农牧民人均占有耕地6.27亩，加之土地贫瘠（盐碱化土地和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70%），均为单季耕作，土地利用率、产出率低。

2、自然条件恶劣，大部分牧民仍沿袭着落后的生产方式

作为新疆传统的畜牧业地区，阿勒泰地区长期以来因牲畜数量不断增加，牲畜数量严重超出草原承载能力，草原植被覆盖率、产草量下降，草场逐渐退化，草畜矛盾十分突出。目前，全地区可利用草场10859万亩，理论载畜量964万只标准羊单位，实际载畜量1688万只标准羊单位，超载725万只标准羊单位，平均超载率75%。另外，占牧民总户数、总人口的81.6%和80.7%的牧民未实现标准化定居，仍基本沿袭着逐水草而居、靠天养畜的落后生产方式，抵御自然灾害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十分脆弱。

3、农牧民收入结构单一，增收路子不广

近年来，地区农牧民收入构成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依然不尽合理，农牧民收入主要来源仍然过分依赖第一产业，农业整体效益较低。农牧民收入主要局 4 限于土地承包经营和牲畜出售，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束缚在有限的土地和牲畜牧放上。以2009年为例，地区农牧民人均收入构成中，来自大农业的收入为3277.44元，比重达68.66%，其中，种植业占25.8%，畜牧业占42.43%，可见，对第一产业过分依赖，必然导致农牧民人均收入会随着自然条件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起伏。2009年，地区农牧民人均收入构成中，来自二、三产业为占14.55%。这主要是因为农牧民科学文化水平偏低，掌握市场信息和先进种植养殖等实用技术少，与外界沟通交流渠道不畅，致富能力缺乏，农牧民从事二三产业、发展劳务经济，增加非农收入的比例较小。

4、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农牧民组织化程度低

全地区有地区级龙头企业30家、自治区级龙头企业4家，仅占全疆的2%，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18家，仅占全疆的3.6%。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进速度还不够快，绝大多数农牧民仍沿袭着一家一户分散生产的传统方式。同时，农牧产品认证、品牌工作滞后，影响了特色农副产品的加工和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无论是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是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还远远不够。另外，农牧民组织化程度低，2009年地区新建改造专业合作社40个，发展各类专业协会208个，培训农村经纪人200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小、服务层次低、内部运作不规范、市场竞争力不强。

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农产品生产费用居高不下

近几年来，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生产费用居高不下。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呈上涨态势，亩费用成本增加，虽然农产品价格不断提高，但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也随之上涨，这样，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及国家直接补贴、免征农业税等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都被增幅更猛的农业生产成本所抵销或削减，国家“减、免、补”等惠农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得不到完全发挥。由于农业生产成本连年上升，农产品价格上涨空间受到限制，部分农产品平均利润率连年下跌，造成了农民“增投不增收”、“增产不增收”。畜牧业方面也存在饲料价格涨幅大，提高了牲畜饲养成本，减少了牧民收入。这些都使农牧民增收受到很大制约。

三、提高边疆地区农牧民增收的对策思考

通过对阿勒泰地区农牧民增收存在问题的剖析，提高农牧民收人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现代畜牧业产业发展体系

调整优化畜群结构，加快良种畜繁育，提高规模化养殖水平，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加快畜牧业由大区向强区跨越。一是发展畜牧业标准化养殖。以牧民定居和舍饲圈养为着力点，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扶持育肥专业户，突出发展牛羊肉、牛奶、禽肉禽蛋等产业；采取“贷款贴息”的方式，依托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公司，对上规模标准化养殖的大户扩大再生产，给予贷款贴息。二是围绕推进牲畜良种化进程，加大畜禽品种改良力度。对全地区二代以上冷配优质母犊进行补助，并根据冷配推广率和畜牧业良种化程度进行补助，提高群体质量、增加个体产出效益。三是加强动物防疫保障体系建设。围绕牲畜重大疫病及常见疾病防治等工作，对牲畜驱虫、药浴等防控工作进行补助。四是科学核定草原载畜量，依法加强草原生态保护。引导牧民积极适应划区轮牧和舍饲圈养相结合的牧区生产方式，在农区大力推行舍饲圈养等设施化畜牧业，促进农畜家禽养殖。同时，扩大优质饲草料种植面积，大力扶持饲草料加工业，提高养殖效益。

（二）实施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设

科学有序地推进重大控制性水利工程建设，构建流域内完整的水利控制体系，加快水土开发步伐，推进现代农牧业发展。一是继续加快推进控制性水利工程和灌区工程的前期立项，具体抓好 “三渠、五库、六灌区”前期工作。用3一5年时间实现建设目标。二是加大重点工程建设力度。力争实施喀克灌区引水干渠工程，克孜加尔水利枢纽、黄花沟灌区供水、阿苇灌区引水工程建设。三是加快实施生态补水工程。加强与额河建管局的沟通对接，加快“西水东引”工程建设步伐，为补水区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农牧民持续增收创造条件。

（三）建立农牧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一是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实施公共财政，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使农牧民走向富裕。把中央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坚持住，落实好，把政策的实惠落实到农牧民。同时，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进与培育、设施农业、特色种 6 植、节水灌溉、良种推广、农牧业保险等方面，分县（市）、分产业出台长期优惠扶持政策，加大扶持力度，促进农牧业发展，提高农牧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牧民增收；二是完善农牧业投入保障机制，保证地、县财政对农牧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根据国家、自治区的农牧业补贴政策，制订和完善地、县支持农牧业发展的补贴政策，确保农牧民利益。加大金融支农力度，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加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培育力度,围绕地区优势特色农牧资源，引进和培育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企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特别是要借黑龙江、吉林两省对口帮扶阿勒泰地区的大好时机，加强与他们在农牧业产业化方面的交流与协作，提高产业升级速度。大力发展以大果沙棘为主的特色林果业、以阿魏菇为主的食用菌种植加工业。依托新疆戈宝红麻有限公司，进一步加大罗布红麻的保护与开发力度，扩大生产规模。扶持光明乳业、旺源驼奶等企业，大力发展乳制品加工业。通过大企业大集团参与地区产业化经营，高起点、高水平、大规模发展现代农副产品加工业，打造出一批有影响、有竞争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五）提高农牧民的文化素质

首先，通过加快发展牧区教育事业，实实在在提高定居牧民义务教育的水平，使他们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提高自身素质，形成人力资本。其次，抓好定居牧民增收致富培训工作，培养“技能型新型牧民”。依托职业培训，加大定居牧民的劳动技能培训力度，使定居牧民尽快掌握种植技术和致富技能。第三，启动技能培训工程。围绕地区矿业、旅游等优势产业发展和企业用工需求，加快制定劳动力转移长远规划和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开展大规模技能培训。按照市场就业需求，大力实施“一年一户一人一技”转移就业和致富技能培训工程，加大就业技能和“双语”培训力度，特别要把“双语”培训作为劳动力转移和技能培训的重中之重，努力实现就地转移，增加非农收入。

（六）积极推进牧民定居工程

阿勒泰现在有牧民2.77万户，14.7万人，实现定居的有七千多户，还有近2万户牧民需要实现定居。一是按照“三通四有五配套”的标准，继续加强以人 7 工草料地建设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发展牧区经济，增加牧民收入。同时，围绕新农村建设规划，搞好村庄建设和产业结构布局，促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的形成。二是调整优化畜牧业生产结构，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定居水平。按照“定居先定畜、定畜先定草”的原则，把饲草料基地建设作为牧民定居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在牧区要加强草畜平衡等天然草场保护工作，在农区要加大饲草料地种植力度,大力推行暖季放牧、冷季舍饲圈养。三是把牧民定居与实施民生工程结合起来。加快发展牧区各项社会事业，通过整合退牧还草、草原保护补助奖励机制、防病改水、扶贫开发、抗震安居、乡村公路、通讯网改造等项目资金，集中用于定居点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牧民定居整体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新牧区。四是强化牧民培训，增强牧民科技增收致富的本领，推进牧民向农区、城镇和第三产业转移，促进增收致富和下山安居。

篇2：农牧民增收工作汇报

一、肯定成绩, 明确任务

2008年, 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急剧变化、国际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农资价格大幅度上涨、自然灾害较重、突发事件多的严峻挑战, 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区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经济在连续几年的高基数上实现了非同寻常的新突破, 继续保持又好又快发展态势, 成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亮点。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906.98亿元, 增长7.5%。农业喜获丰收。粮食总产达到426亿斤, 粮食总产单产双双创历史最高水平, 粮食增量居全国第二, 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粮食总产首次连续五年大幅度增产, 粮食总产在全国位次由13位上升到11位。畜牧业稳定发展。牧业年度牲畜总头数达到10677.22万头只, 连续四年稳定在1亿头只以上;主要畜产品产量稳步增长, 肉类、奶类、禽蛋总产量分别达到219.37万吨、943.92万吨、45.14万吨, 同比分别增长6.25%、2.1%、8.82%;全区畜牧业产值占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达到45.9%。农牧业产业化保持良好势头。中国驰名商标的农畜产品加工品牌达到23个, 新增了11个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全区销售收入百万元以上加工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852.9亿元, 同比增长22.1%;农畜产品加工率达到63%, 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步提升。重大动物疫情始终处于稳定控制状态, 首次实现了口蹄疫、禽流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全年零疫情;奶站整顿和饲料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全区4100多个奶站全部纳入监管范围, 饲料产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控制。农牧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656元, 实现连续五年大幅度增长, 在全国各省市区农牧民收入排序中列14位, 连续五年排西部省市区第一位。

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近年来, 自治区党委、政府从我区实际出发, 将生态建设作为最大的基础建设, 按照科学规划、有效保护、加快建设、持续利用的方针, 坚持草原保护和建设并重, 以保护为主的方针, 把保护和建设与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紧密结合起来, 把保护和建设与农牧民增收紧密结合起来, 努力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目标, 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成效明显。我区在全国率先实行了“落实草原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到户”的草原家庭承包责任制, 完善和落实了草原保护的政策体系。在探索草畜平衡制度、开展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等方面, 走在了全国前列, 为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 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建立了制度保障。2008年禁牧休牧草原面积达7.23亿亩, 规模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次;可利用草原植被盖度为38.85%, 比上年提高了1.12个百分点。草原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全区草原建设总体规模达到7457.98万亩。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实现了由基本好转局部恢复向明显改善转变, 使我区的草原生态建设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内蒙古正在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

我区是畜牧业大区, 拥有天然草原13.2亿亩, 占自治区国土总面积的74%, 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22%。草原是我区国土的主体和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草原资源不仅是我区草原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 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绿色生态防线, 对维护京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在保护和建设方面, 我们已经取得重大成绩, 但我区草原生态环境持续退化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 形势依然严峻, 任务依然艰巨, 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今后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用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统揽草原工作, 牢固树立保护就是最大建设的意识, 正确处理好生态、生产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把保护草原生态与促进农牧民增收有机结合起来, 努力实现草原“绿起来”、畜牧业“强起来”和农牧民“富起来”。

篇3：浅谈促进农牧民多远增收

关键词：远程教育模式；农牧民；致富

远程教育，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区与空间条件限制的以网络方式呈现的一种教育模式，其的基础构成是宽带和互联网技术应用，无时间与空间条件限制，相比于传统的亲临现场的课堂教学模式而言，其更加赋予宽广的知识来源和信息空间，是一种自由化、网络式的学习路径。远程教育模式由于具有时间和空间自由，以及知识信息面广阔等特点，因此渐渐地走入了更多的业务进修人员的生活中。想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学习进修自己的人们，通过广播、宽带、互联网以及辅导专线，可以在任意地点、任意时间进行交互式教学及学习。近年来，远程教育对我国西北农牧民发展地区经济方面提供了巨大贡献。随着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入，远程教育逐渐已成为西北农牧民致富的桥梁。

一、转变思想，以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

在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远程教育逐渐深入我国教育主战线，成为我国国民教育主要的科技手段及路径。由于远程教育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性特点，其覆盖面异常广泛、内容丰富、层次多样，受到了新时期网络信息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热捧和青睐。已逐渐广泛的应用趋势深入我国社会经济市场，并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帮助。当前，远程教育已成为新时期高校教育教学的优等路径，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尝试远程教育，并通过此等方式确实起到了实际性的教育作用。除此之外，在我国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进程中远程教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利用远程教育模式逐步建立其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的教育发展模式。

其次，引导农牧民拓展致富渠道。将远程站点作为基础，以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为指标，利用远程教育模式将致富的技术方式传授给农牧民。并通过远程教育模式对他们进行培训。将信息资料库不断进行完善化建立，帮助有困难的农牧民掌握至少一两门专业技术。再者，引导农牧民脱贫致富。将远程教育资源的各种优势进行充分发挥和利用，完善化建立信息资料库，以此为基础，确保对农牧民输送信息的及时性，多渠道开展劳务输出活动，进行上门送学、导学，激发青年农牧民走出大山的信心。

二、以城镇化建设为切入点，实现由村入户的有效延神

据有关资料表明，如果将富余的大量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会大大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步伐。因此，提升西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核心力量，已是当前我国经济建设刻不容缓的事情。要特别注意的是，要保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之间形成相辅相成的协调化发展关系，将走城镇化道路确定为统一发展战线。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第二、三产业发展面临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提供给了其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得西北地区的农牧民富余劳动力再就业得到了良好施展平台。但由于西北地区的农牧民富余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专业技能较弱，使得当前的农牧民富余劳动力很难发展起来，导致农牧民致富发展的瓶颈期难以过渡。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对西北地区的农牧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城务工就业等问题的高度重视，使西北地区的农牧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城务工就业发展逐渐有了新的起色。再加上国家对西北地区农牧民剩余劳动力成年人的关注和教育，无论时间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显现出了关切的帮助，这更加促进了西北地区农牧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在一种客观条件下，即经济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西北地区富裕农牧民不可能同时进城务工。受这种市场竞争力的约束，笔者建议在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上，将现代化远程教育技术充分利用起来，系统、全面性地对目前的西北地区富余农牧民进行再教育，利用远程教育将知识技能传授给他们，并将培训环节切实贯穿进整体教育过程中，从而全方面提升西北地区农牧民的素质和业务技能，使其逐渐向富裕之路飞速前进，实现多远增收目的。

总而言之，在科技信息网络时代飞速发展的当下，远程教育逐渐在我国教育领域及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蓬勃发展了起来。其本身的空间和时间上的自由及其覆盖面宽广、内容丰富、层次多样化等优势特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想利用业余时间丰富自己、提升自己人们的热捧和青睐，这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及教育发展贡献出了巨大力量。远程教育模式以现代计算机网络及通信技术为建立基础，将各种惠民、惠农知识、技能和信息等传授给西北地区的农牧民，使他们能够在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广阔平原上接触到新型时代的技术和知识，为他们脱贫致富点亮了希望的明灯。并且，在远程教育模式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为西北地区农牧民多元化增收开辟了幽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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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农牧民增收途径探究

一、准确把握当前农民增收面临的形势和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工作, 连续六年出台有关“三农”的一号文件, 农民收入得到较快增长。从包头九原区农民增收要素的构成看, 农民增收的路径正在发生变化。

一是市场需求成为农业生产的风向标。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市场上农产品的供需矛盾, 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这就要求我们在现阶段组织农业生产时要遵循市场规律, 市场需要什么, 就生产什么。只有这样, 农产品才会有销路, 农业生产才会有效益, 农民增收才会有出路。

二是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成为农业发展的大趋势。生产、加工、销售方式的改变, 对农民收入的提高影响巨大。首先, 农村劳动力转移催生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土地规模化有了新途径。其次, 大型农机具的使用和新技术的推广, 使规模化生产有了新保障。在国家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的激励下, 大中型农业机械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 农业机械化步伐逐年加快, 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第三, 农业投入主体的多元化引进了工业化管理, 农业经营理念有了新提升。农业投入主体的多元化, 不仅解决了农业发展资金短缺问题, 而且引进了工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营销理念, 对增加农民收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是消费需求多样性和安全性对生产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在满足了初步小康的基础上, 农产品的需求出现了多样化趋势, 方便、快捷、冷链食品成为消费时尚。同时, 人们对自身健康的日益重视, 对食品质量安全更为关注。农业生产必须适应消费者需求, 生产有机、绿色、生态、环保、优质、特色的农产品, 以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四是惠农政策成为农民政策性增收的主要来源。九原区2009年仅通过财政部门“一卡通”形式直发农户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 玉米、小麦、等良种补贴及能繁母猪补贴的惠农资金就达2003.93万元, 农牧民人均受益392.93。发放农机购置补贴项目款项360万元, 国家惠农政策直接促进了农民的增收。

九原区是一个拥有12万人口的农业区, 实现农民持续增收还面临着一些问题, 概括起来为“四低”:

一是大量农民工返乡, 农民工资性收入比例降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其他原因的影响, 农民工非正常返乡人数增加, 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严峻, 农民工资性收入减少。据测算, 在农民工资性收入中, 与往年持平的占20%, 比往年增加的占10%, 比往年降低的占70%。

二是人多地少, 劳动生产效率低。九原区农村总人口12.1万, 耕地面积24.3万亩, 人均耕地仅有2亩, 加上地块零碎, 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不高, 劳动生产效率较低。

三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不够, 农业附加值低。农产品主要是以原料销售为主, 加工还停留在“谷变米、麦变面”的初级阶段, 加工产业链短, 产品附加值低。

四是生产经营比较分散, 农民组织化程度低。一方面, 农户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利益联结不紧密, “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推广不够。另一方面, 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等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 组织化程度偏低, 市场信息不灵, 对农产品没有定价话语权,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增收。

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有益尝试

九原区是历来是包头市“蔬菜保护地生产先进区”“全市奶牛养殖业规模发展区”和“设施农业发展大区”。近年来, 九原区结合实际, 适应形势, 开拓创新, 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上进行了一些探索, 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是推进“一村一品”, 发展特色农业, 建设优势板块。不断整合优势资源, 调整优化结构, 着力建设“三大”产业带, 即:以哈林、胡同为主的蔬菜设施农业产业带, 以麻池、莎如拉为主的畜牧、水产养殖产业带, 以阿嘎如泰苏木为主的旅游综合产业带。突出产业特色, 推进“一村一品”, 建立一批有优势、有特色的专业村, 如哈林格尔镇芹菜种植专业村、麻池镇的养鱼专业村等。开展标准化生产, 提高农副产品的品质, 推动农副产品进超市。

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完善优惠政策, 大力开展农业定向招商引资, 借外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已引进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14家, 其中国家级1家、省级2家、市级11家, 年加工能力达到4亿多千克。

三是大力发展农民专业组织,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围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着力培育两类服务主体:第一类是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九原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42个, 入股农户2000多户。第二类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即以农业、林业、畜牧等乡镇基层专业技术部门和社区组织为依托, 建立服务型合作组织, 为农户提供机械化作业、配方施肥、防灾除害等专业化服务。

四是积极开展农民培训活动, 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在充分发挥“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等培训活动作用的同时, 根据市场需求, 采取与企业联办的“订单”形式, 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 提高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同时, 采取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相结合的形式, 千方百计转移农民。在就地转移上, 通过建立农民产前、产中、产后配套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发展农产品深加工、现代设施农业 (蔬菜、花卉) 和畜禽养殖业, 就地转移农民。在异地转移上, 通过大力发展劳务经济, 把农民推介出去, 实现外出创业增收、打工增收。

五是创新土地流转机制, 大力发展农业集约经营。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积极引导农村土地合法、有效流转, 向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集中, 向优势产业集中。如苏木养殖公司乌兰计五村以每亩400元的价格, 流转村内耕地1343亩, 建立高科技标准化温室, 建立饲草料基地, 起到了增收作用。

三、新形势下实现农民增收的几点启示

在新形势下, 实现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必须适应新形势、树立新观念、实现新突破, 概括起来为“四个转变, 四个突破”。

第一, 经营方式要从单一的家庭承包经营向家庭承包经营和统一经营并重转变, 实现经营方式的突破。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行, 赋予了农民充分的经营自主权, 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新形势下, 家庭承包经营的局限性也开始显现, 如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技术标准普及、商品品牌开发等问题仅靠一家一户就难以解决, 这就要求我们把农户联系起来, 在确保农户家庭承包经营权不变的情况下, 按照市场规律配置农业生产要素, 把加工储运、购销服务、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良种繁育推广等单靠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问题, 用统一经营的方式来解决, 促进各类统一经营方式发展, 在经营方式上实现突破, 更好地服务于农业、农民。

第二, 工作重点要从单一抓农业生产向抓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深加工并重转变, 实现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的突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农产品消费已呈多元化、多层次态势, 这就要求我们以市场需求为着眼点, 以农民增收为目的, 转变工作重心, 一手抓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生产, 一手抓农副产品深加工, 提高农业附加值, 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 增收渠道要从单一靠农业增收向农业增收和非农产业增收并重转变, 实现非农产业增收的突破。当前, 农民收入主要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农业, 另一部分就是非农产业。前几年, 农业增产增收是农民增收的主渠道。随着土地综合开发以及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农业生产的潜力不断得到挖掘, 在农业内部靠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产来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已经不大, 农民收入持续增加的主渠道已转为非农产业。

篇5：农牧民增收工作汇报

围绕上述思路, 确立以下工作目标:

农畜产品连续增产:粮食总产稳定在420亿斤以上, 主要畜产品产量增长5%以上。

农牧业继续增效:全区农牧业产业化销售收入百万元以上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200亿元, 增长20%;完成增加值680亿元, 增长20%。

农牧民持续增收: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

为确保实现以上目标, 重点推进六项工作:

一、优化农牧业结构, 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充分发挥我区的资源优势, 举绿色旗、打特色牌、走生态路, 大力发展绿色、特色、高效农牧业。继续提高畜牧业特别是农区畜牧业比重, 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畜产品比重, 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比重, 拉长农牧业产业链条, 提高农畜产品附加值, 增强和发挥农牧业的食物营养、工业原料、就业增收、生态保障、观光旅游、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 使农牧业真正成为致富产业。优化农牧业布局, 加快东部玉米、中部马铃薯、西部农区肉羊和东部草原肉羊、肉牛以及城郊奶牛产业带建设, 推进优势产业相对集中开发, 培育和发展优势农畜产品产业带;科学合理布局粮食生产, 在节约水资源, 保护生态的前提下, 集中建设东部嫩江流域、西辽河流域和西部黄河流域两大粮食核心产区, 到2015年全区实现新增百亿斤商品粮生产能力。同时鼓励和扶持各地依据区域比较优势, 发展优势特色农牧业。

优化提高种植业。坚持稳定播种面积, 优化品种结构, 强化节本增效, 提高单产水平的思路不动摇, 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力争今年农作物总播面积达到1亿亩,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到7800万亩, 总产量稳定在420亿斤以上。全面开展百万亩粮油作物高产创建活动, 在全区54个旗县 (场) 落实100万亩高产示范田, 通过高产创建活动带动1000万亩粮食作物增产8亿斤。加大良种补贴力度, 小麦、玉米、水稻和东部主产区大豆等粮食作物良种补贴实行全覆盖, 继续扩大马铃薯良种补贴覆盖面积, 2009年优质高产高效作物比重达到63%, 较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大力发展设施农牧业和避灾型农牧业, 不断提高农牧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 努力实现设施农业面积“双百万”的目标, 即设施马铃薯面积新增40万亩, 达到100万亩;设施蔬菜面积新增26万亩, 达到100万亩。农作物承保面积达到5000万亩以上, 占全区总播面积的50%。

篇6：农牧民增收工作汇报

1 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特征

1.1 西藏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特征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逐渐拉大并有加剧的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条线都呈上升趋势且间距越来越大。1979-1990年期间西藏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由392元上升到1031元,两条收入线间距变化基本不明显;而1991-2000年期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就由1378元上升到5117元,两条收入线变化呈“剪刀状”,绝对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几乎每2年差距就扩大1000元的水平;2001-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已由5715元达至10841元[1],“剪刀口”越来越大。特别是2007年以来,农牧民和城镇居民收入都大幅度增加,又由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更为迅猛,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绝对差距。2010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是1979年的19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上升了24倍,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变化则高达118倍。西藏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在大幅增加。

1.2 西藏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特征

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的变化上。西藏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以城乡居民收入比来表示。西藏城乡居民收入比1996年曾一度攀升到5.16,达到历史最高点,近几年有所下降,但2010年西藏城乡居民收入比3.62仍高于全国城乡收入比3.23的水平,由此可见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大。

1979-2010年西藏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化分四个阶段(图2)。第一阶段:1979-1985年,收入比由2.68降至1.84,收入比不断缩小阶段。这是由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西藏重视农牧业生产,农牧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使得第一产业产值增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有1979年的232元增加到1985年的535元,几乎翻了一倍,农牧民收入增加速度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城乡收入比缩小。第二阶段:1986-1996年,收入比不断拉大阶段。十年时间,城乡收入比由1986年的2.09上升到1996年的5.16,城乡收入比变化处于迅猛扩大阶段。第三阶段:1997-2003年,相对收入差距稳居高位阶段。五年时间,城乡收入比居高不下,虽中间略有下降,但波动较小。第四阶段:2004-2010年,收入比又趋于缩小,截止2010年仍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比。自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直指增加农牧民收入,且连续多年以来政策都倾斜“三农”,各种富民政策、惠农政策、新农村建设等增加了农牧民收入。但2007年城镇居民增加工资使得收入比小幅度的反弹上升,但又由于政策对农牧民的惠泽,使得这一阶段收入比持续缩小[2]。

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特征在绝对差距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至“十一·五”末收入差距绝对额持续大幅上升,且“十二·五”期间仍有加剧的趋势。在相对收入差距方面,自1978年以来至2010年末西藏城乡居民收入比值整体上升趋势,近年虽有所降低但仍居于高位,仍高于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水平。

2 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形成的原因分析

中国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傅崇兰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很不平衡,一般国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2左右。超过1∶3,收入差距则过大,意味结构失衡[3]。西藏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差距绝对值逐年攀升,收入比居于高位,已经达到国家警戒线,近几年稍有好转,但无论是绝对差距或收入比仍较高。截止2010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139元,城乡收入比为3.62,而当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城乡收入比为3.23。跟全国相比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水平绝对值还较低,而城乡收入比却较高。说明西藏农牧民收入水平“十一·五”末还没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而西藏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却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藏城乡收入差距这样的局面以及西藏农牧民低收入的现状,笔者从产业结构、家庭收入和政策三个层面来分析,究其产生的原因。

2.1 产业结构层面

(1)各产业产值贡献角度分析。自1978至2010年西藏三产业产值都呈逐年上升趋势(图3)。在改革开放初期,西藏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都处于较低水平,第一产业在各产业产值构成中贡献最大,到1994年止,西藏第一产业产值在西藏总产值中一直占较大比重,比如西藏总产值4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为21.14亿元,几乎占总产值的一半。从1995年开始,西藏一、二、三产业产值结构调整为42∶24∶34,各产业产值贡献总量增加、但结构改变,第一产业产值在西藏总产值比重趋于下降,各产值贡献差距逐渐拉大。截止2010年,增长最快的是第三产业,产值总量为274.82亿元;其次是第二产业,产值总量为163.92亿元,第一产业产值增长最为缓慢,产值总量为68.72亿元。1979-2010年期间第一产业产值年均增长4.7%,第二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1.1%,第三产业产值年均增长14.9%。

由以上分析可知,西藏各产业产值贡献发生了变化,第二、三产业产值持续快速增加,在总产值中比重增大。长期以来,以农牧民从事的农业和牧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的生产发展最为缓慢,一产产值增长缓慢,且第一产业产值结构极不合理,2010年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产值结构中农业和牧业产值分别占45.9%和48.5%,而林业和渔业产值只占2.6%。又由于西藏的高海拔气候和落后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制约了农牧业的发展,因而农牧民收入增长伴随着农牧业产业的缓慢发展,也显得较为缓慢。

(2)各产业从业人数角度分析。2010年,西藏乡村劳动力121.94万人,城镇就业人数19.46万人。虽然从1978年到2010年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由82%下降为53.6%,但是仍占到劳动者的半数以上。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从业人数比例由1978年的12.1%上升到2010年的35.5%。而第二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其从业人数在三产业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5.9%发展到2010年仍仅占10.9%,(表1)。从就业产业结构可以看出,西藏第一产业就业比例虽逐渐下降,但西藏全区半数以上劳动力仍停留在农牧业生产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例虽逐步上升,尤其以第三产业增长较快,吸纳了部分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但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迟缓,吸纳劳动力能力较弱,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

从产业结构层面分析不难看出,“十一·五”末西藏产业结构调整逐步趋于合理,但第一产业产值仍较低,且第一产业结构仍沿袭传统的农牧生产,林业、渔业等几乎空白,农牧业生产仍比较原始传统,没有向现代农牧业方式转变,仍以提供初始产品和粗加工农牧产品为主,产值和附加值低,农牧民创收难以提高。从三产业从业人数来看,西藏全区占半数以上的劳动力即农牧民仍以第一产业生产为主,试想大量的劳动力共同分配低产值产业这块蛋糕,僧多粥少人均所得肯定多不了。因而从产业层面分析得出,造成西藏城乡收入差距或者说农牧民人均收入低的原因是西藏产业结构不合理。只有进一步调整西藏产业结构及各产业内部结构,才能逐步增加农牧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2 家庭收入层面

2010年末,西藏城镇职工平均工资5439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14980元;而乡村户数47.78万户,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139元。当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大体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大类[4]。

西藏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在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及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方面差别较大(表2)。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到2010年城镇居民工资收入是农村居民工资收入的16.5倍。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城镇居民也高于农村居民,2010年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的2.3倍。家庭经营净收入方面,农村居民是城镇居民的6.6倍,这是由于西藏农村居民所从事的产业主要经营种植业和畜牧业,而西藏城镇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的结果。

(单位:元)

从西藏城镇与农村家庭收入层面分析得知,西藏城镇家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以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为辅;西藏农户家庭恰恰相反却以经营性收入为主,以工资性收入为辅。这说明西藏家庭收入区别是西藏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结果,由西藏的产业结构特征决定的,西藏农户家庭收入只能以农牧业生产经营为主,间或少部分、短期的劳动力转移性工资收入,以及政府对农牧业生产的财政补贴收入等。

2.3 政策层面

西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宏观政策体制方面。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重视工业发展轻视农业发展,重视城镇发展轻视农村发展的二元经济政策。在二元经济政策体制下,西藏区域内部发展仍不平衡,城乡资源占有仍不均等[5]。

西藏城镇居民收入除了旱涝保收的工资收入之外,在生产及生活基础设施和福利保障等公共产品的资源方面占有也比农村优厚。而各农牧区农牧民收入除了以家庭农牧业经营为主外,且西藏农牧业生产经营存在很大程度不确定的自然灾害因素,在乡村设施、农牧业生产、医疗保障、子女上学等公共产品的人均占有和使用范围上远低于城镇。进而造成农牧区受教育难,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就业难造成农牧区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工资性收入增加难;就医难造成农牧区返贫现象等一系列恶性循环,从长远看将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更大的现实。

3 西藏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农牧民长效增收的对策

西藏城乡收入差距自2007年以来已经开始缩小,这是全国31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中唯一一个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的省份[6]。但是2010年西藏城乡收入比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农牧民收入过低。因此,研究“十二·五”农牧民增收对策,是继续缩小西藏城乡收入差距、防止城乡收入差距反弹扩大,实现西藏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

3.1 农牧民层面——转变思想、完善家庭收入结构、建立帮扶措施和构建集中连片致富模式

农牧民是推动农牧区域经济增长的能动因素和主体,农牧民主观上是渴望自己和家庭收入不断增加,赶上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但是光有愿望还不行,还要付出实际行动。(1)要转变思想,改变以往的“等、靠、要”思想,把新农村建设主导的“要我富”转化为“我要富”,发挥积极主动因素,利用各种途径和资源,增加家庭收入及丰富家庭收入结构。由于西藏可供农业生产耕种的土地较少,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加之近年来国家层面实行的退牧换草的生态环境保护发展战略,在现有的生产力条件下,畜牧业发展空间有限。农牧民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增加家庭收入的制约因素较多,因而农牧家庭应多渠道完善家庭收入结构。比如兼业经营模式,农牧民以农牧业生产为主,农闲外出建筑工地打工或者旅游景点打工。再比如非农就业模式,实行政府主导的“离土又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模式。通过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家庭工资性收入。挖掘特色农牧产业生产或者利用传统手工艺技术自主创业,增加经营性收入等完善家庭收入结构。(2)在农牧民群众中建立帮扶措施,比如“贫-富”结对子、传帮带等,让农牧区先富起来的农牧户与贫困户形成“一对一”结成对子,生产能手和牧养能手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等。(3)构建致富模式,比如在每一个村选取两种优势特色的农牧产品生产加工,把同一个村分成2组,每个组分别生产1种特色农牧产品,2组之间开展比赛竞争,看哪一组创造的产值高、效益好,构建这种一村2品致富竞争机制从而形成“户-村-乡-县”集中连片致富模式。

3.2 政府层面——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第一产业投资力度,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西藏农牧民长效增收对策政府应着力去做的工作:(1)西藏应继续落实“一产上水平、二产抓重点、三产大发展”政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一是发展西藏特色农牧产业。通过政策扶持内引外联开发西藏绿色农牧产品,比如开发经营“西藏牦牛肉干”产品,以企业、市场或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为龙头带动牦牛产业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转变长期以来一成不变的农牧产品的粗放生产和初级生产,积极开拓特色农产品市场,发展西藏牦牛产业化经营,增加农牧产品生产附加值,进而增加农牧民生产经营性收入,促进西藏农业经济发展。二是加大对第一产业投资力度,特别对农牧民扫盲教育、倡导农牧民学汉语、说汉语,以便扫除生产技术指导障碍。大力支持技术指导农牧业生产,技术骨干下乡蹲点致富包干制、建立农牧产品生产经营中介组织,作为市场和农牧产品的桥梁纽带,致富带头人外出培训接受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理念等。三是大力发展西藏第二、三产业。比如加快发展西藏藏药产业和旅游产业,有效吸纳农牧区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增加农牧民工资性收入,以提高农牧民家庭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西藏政府应制定政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西藏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工农差异、城乡差异,使得农牧民外出务工身份不同,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就大不相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牧民创收的机会。

3.3 保障措施层面——配套和完善增收奖励、保险及社会保障制度

农牧民长效增收机制的构建,除了政府和农牧民因素,还必须具有一定的保障措施:(1)政府建立收入增加奖励机制充分调动农牧民生产增收的积极性。(2)村干部带头人负责制,借助西藏全区“强基惠民”政策实行村干部带头人致富负责制,奖增罚减。(3)完善财政对农牧业生产生活的补贴机制。(4)建立农牧业保险联动机制。动员农牧户参加生产经营保险,实行户户入保、年年入保,降低农牧户的生产经营风险。(5)财政提供农牧民创业基金及使用监督机制,对于有技术、有知识的农户鼓励创业,完善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6)完善农牧区社保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使农牧民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大病看得起,防止反贫困。(7)加大财政支持增加农牧区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城乡公共产品服务均等化。农牧区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是影响农牧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财政应在农牧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加大对农牧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保障农牧民进行生产经营的基本条件。受教育程度决定农牧业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加大教育投资是农牧民能够使用现代科技知识生产发展现代农牧业的前提和基础。加大财政支持增加农牧区公共产品供给,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效体制。八、建立监督机制—村民民主评议制度。对于各村致富能力、村领导能力开展公开、公平、公正的民主评议制度。

摘要：本文对西藏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特征进行了分析。从产业结构层面、家庭收入层面及政策层面三方面,分析了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形成的原因。提出了“十二.五”西藏继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农牧民增收的对策应从农牧民转变思想、完善家庭收入结构、建立帮扶措施和构建集中连片致富模式;政府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第一产业投资力度、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保障措施配套增收奖励、带头人负责制、保险机制及完善社保制度等保障机制三个层面进行。

关键词：农牧民收入,西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家庭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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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颖.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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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培基,李丽娜.甘肃省城乡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机制和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3):153-156.

[5]张秀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3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