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共6篇）

篇1：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汶川地震直播报道中 存在问题的分析

4了早间、白天和晚间三个时段，分别任命了三个直播总导演，整个新闻中心各部门的新闻资源，一律通过这三个时段推出。为了保证各个部门的利益协调，在直播期间，新闻中心每天晚上 8 点都要召开由新闻中心主任主持的直播新闻会议，总结当天的直播，讨论第二天的直播内容，协调各个部门工作，发现问题，在会议中直接解决。这样一个联席会议机制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工作模式已经被固定下来，在将来其他的重大事件直播中将继续发挥作用。关于抗震救灾直播报道中成功的经验和做法，许多媒体同仁和研究者多已详述，本文不再展开论述。笔者想强调的是，虽然央视新闻频道在汶川地震直播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下面试就观念、报道方式和体制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改进今后工作。

一、新闻观念在直播中调整，但仍需提升 月 12 日地震发生当天，由于事发突然，央视新闻中心的记者虽然集结赶往灾区，但由于成都机场临时关闭，许多记者都滞留在北京，前方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新闻频道在当天下午的直播中，以连线前方地方台和其他媒体的记者为主，随后当天晚上的直播，地震专家被请进演播室，开始对地震发生的原因、震级、防震知识等方面进行专业解释。这都是可以接受的组合方式。但是，随后几天，随着记者陆续抵达震区，后方直播的演播室形式，却没有及时调整，还是以主持人和专家在演播室访谈，加以前方记者的连线，但似乎仍然以演播室为主体，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突发事件的直播，到底是以演播室的直播为主，还是以方新闻现场的直播为主？如果回顾央视过去的直播，无论是对非突发事件直播（如香港回归十周年）还是对突发事件直播（如雪灾报道），其主要模式都是演播室内主持人加专家，辅助前方记者的连线和小专题片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好处，从主持人的角度讲，有专家在场，直播更容易进行控制。这种控制又包括时间控制和内容控制。如果演播室内没有专家，无论对主持人，还是前方记者，还有整个直播支持系统的要求，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由于这种大规模长时间的直播，对于央视来说，也是头一次，因此，在最初的几天，整个直播系统还是下意识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形式，但是很快，新闻中心的决策层发现，这种模式观众不接受。在直播开始的几天，央视新闻频道的收视率数据都是第二天就能拿到，经过对分钟收视率的研究发现，每到连线前方记者或者播放新闻短片的时候，收视率都成冲高曲线，而一到演播室专家访谈，收视率立即下降。其实这个规律本身也非常好理解，在当时，观众迫切地希望了解灾区现场的信息，而专家身处后方，对前方信息的了解程度，和普通观众在同一层次上，而知识性和背景性的信息，很快在第一时间就完成了传播，我们的专家又不敢对来自前方的信息进行专业的分析和解读。由此，观众流失势在必然。有鉴于此，从直播的第五天开始，新闻中心的领导直接命令播出线的负责人，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再请专家进演播室。这一转型，可以说是对央视新闻中心直播观念的一次颠覆。这意味着，整个直播逐渐转为以前方信息为主要内容，后方的演播室，只是一个信息的采集者和调度者。此其一。其二，在直播中，大量来自前方的信息都是以直播的形式完成的，包括记者的连线、现场的采访和画面，尤其是记者连线的直播形式，被大量广泛使用。但是，新闻直播，到底是对记者的直播，还是对现场的直播？这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直播的前期，记者刚刚抵达现场，所拍的素材很难及时传回后方进行编辑整理。所以，来自前方的信息多数都是靠记者的连线口述完成，连线的频繁使用可以理解。但是，随着直播的深入，记者的连线仍然大量地使用，即便在直播一个新闻现场，例如正在抢救一个被埋的幸存者，整个过程也是以记者的叙述为主体，而新闻现场反而成了次要信息，从观众的角度看，记者在现场的行为过于积极。这种过于积极的介入，在有的时候，反而成了观众充分获取现场信息的障碍，而不是帮手。如果我 们回顾整个地震直播，可能很难有一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真正意义上的连续性现场直播，多数都是记者的连线报道和零碎的现场信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笔者看来，真正的新闻事件的直播，应该首先满足观众即时收看现场信息的需要，如果观众能看懂，就不需要解释，只有在观众看不懂的时候，才需要记者在现场的补充。一个值得比较的例子是四川卫视。四川卫视在地震后也及时调整节目，改成了全天 24 小时直播灾情。由于四川卫视是一个地方台，无论在请嘉宾和现场报道的记者资源方面都无法和央视相比，由此，他们不得不大量使用来自前方的画面信息（直播和非直播的），但如此策略，却意外取得了成功。在直播开始的几天时间里，四川卫视的收视率平均值一直高于央视新闻频道。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在突发事件的直播中，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方法，现场直播效果最好。

二、新闻报道方式亟待改进

在这次直播中，同时也暴露出央视新闻报道方式的陈旧。央视在多数灾难性报道中，都是以救灾和在救灾过程中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为主要对象。真正受灾的主体———灾民，在新闻报道中却成了配角。如果拿央视的新闻与平面媒体的报道相比较，就会发现，平媒更多地是将新闻视角放到了灾民身上。这些灾民因为地震而被改变的命运，是他们报道的主题。如果们在网上搜一下有关地震的图片，有大量展示灾情、表现人性的图片，但是，这样的画面和镜头，在央视的直播里较难看到。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有客观的原因。这次地震直播，虽然开放程度前所未有，但对新闻的管理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即便如此，央视也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在笔者看来，央视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要么沿着问责的路线发现“坏人”，要么就是报道好人好事，缺少较全面客观、较平和地记录和解释新闻。这种新闻观念，最大的问题是导致记者在拍摄采访过程中的职业角色过于“积极”。在灾区有记者为了发回报道，和灾民抢夺直升飞机的座位；有记者因在废墟边采访刚刚被解救出来的伤员，而干扰了医务人员的救助；更有记者闯入手术室进行拍摄报道。当然，媒体过于积极的采访行为，并非央视所独有，但以央视较为典型。应该说，在极端的地震灾难中媒体的“积极性”行为，已经严重引起公众的不安甚至反感，对于这一点，无论业者还是读者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从本质上讲，记者的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恶”的动机，他们也是受职业要求的驱使采取了这些方式。但是，这些问题暴露出我们的媒体在现有的环境下，给公众提供什么信息，如何提供信息，进而完成自己的职业的定位。这些方面，境外的电视媒体和国内同行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外媒记者在灾区的报道，并不总是冲到最前沿，即便是即将救出幸存者的场面，也较少看到他们的身影。和境内媒体相比，境外电视媒体大多在观察和记录整个社会群体因为灾难而被改变的生活，而不是“侵略性”地介入事态。这种电视报道方式，应该给国内的同行带来一定的启示。

三、体制制约新闻产品的质量和产出效率

这次央视的直播，在第一时间就打破了栏目的限制，从直播系统上讲，晚间的直播时段，交给了新闻专题部的《新闻1+1》、《东方时空》和《新闻会客厅》三个栏目负责。而前方负责给直播提供新闻资源的记者，也打破了专题和新闻的限制，整个新闻中心的记者，不论是采编部、时政部，还是新闻专题部，都成为直播的新闻信息源，资源的整合已经基本达到了最大程度。但正因为如此，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打破栏目之间的壁垒，绝非易事。在直播的前几天，整个晚间直播系统虽然由新闻专题部的三个栏目共同负责，但是却没有分开运行，而是整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但是，这一机制仅仅运行了不到一周，就宣告解体，后期的直播，分别由《东方时空》和《新闻1+1》栏目按天轮流值班，《新闻会客厅》栏目负责前方6记者传回素材的编辑整理。形成这样的局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问题。从体制上讲，打破栏目应对突发事件，需要体制上的配套，如果缺乏这样的配套措施，各个栏目还是会尽量安排自己的记者出镜，出片子。除此之外，长期以来上级对栏目的经费划拨，都是按照每期节目的播出量来提供的，这种类似于包干的财务管理方式，在重大突发事件直播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运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栏目因为参与直播而利益受损，就会极大地打击栏目参与直播的积极性。其次，前方的记者行为缺少必要的协调。地震发生后，央视新闻中心不断地向灾区派出记者，在峰值的时候，大约有一百五十多名记者在灾区，占整个新闻中心记者人数的五分之一。但是，如此多的记者在前方，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后方由于不了解记者在前方的行踪和能够发现的新闻点，无法对前方记者进行有效的指挥，而前方记者也并不了解其他人的行为，由此形成了各自为战的状况。表现在屏幕上，就是直播的信息，宏观的不够宏观，微观的又微观不够。这方面《南方周末》做得比较好。宏观信息上，他们按照地域，如北川、汶川、绵竹等地方，进行了系统梳理，一下子让读者形成了对灾情的整体印象。而具体的报道中，又专注于灾民的个体命运的描述。其实，在事发之后，央视新闻中心很快就派出了新闻中心副主任及其带队的前方指挥人员，希望能对前方资源进行必要的整合。但是，这样的大规模直播，对于央视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效果上看，整个前方记者的协调统一，效果并不理想。事后分析，对于前方记者的协调问题，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可以将前方记者分为三类。一类是驻地域的首席报道记者。如央视驻北川记者，驻汶川记者，该类记者轻易不要换人，由他们负责每天将该地的灾情在整体上向观众进行描述，以利于观众对宏观信息有一个整体印象。第二类是动态新闻记者。他们专门负责动态新闻的采集，这部分记者也可以分为两组：对于重点报道对象，如聚源中学，采取记者定点进行持续报道，不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于不太重要的，则适合由机动记者随机采集。第三类是专题记者。这次专题记者在前方也被当做动态记者使用，这样的做法当然丰富了直播新闻的内容，但是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专题节目跟进的速度和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央视在地震后的两周推出了专题片《震撼》，受到广泛好评。该专题片的素材全部来源于整个新闻中心各个报道点的零散片子。这样的素材直接整合成一个系统的专题片，在制作上的确有一定的困难。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该专题片的编辑组，不得不专门派出两路摄像，到灾区专门拍摄空镜，这正是记者缺少精细分工的直接后果。这方面，凤凰的方式可能值得借鉴，他们在一 开始就将前方直播记者和专题记者进行了分类，专题记者不负责直播，专心拍摄专题片。同时后方有一二十个编辑专门为这些前方记者提供编辑服务。从播出的效果上看，央视可能并不逊于凤凰，但如果从性价比上看，央视的投入产出，却肯定不如凤凰经济。其实 越是投入大的新闻，越需要精细的专业分工。

第二，可以考虑将演播室搬到前方，这一点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大的难度。这样的好处在于，前方指挥系统能够真正发挥对节目的协调指挥作用。现在的运作模式，导致后方基本是在对前方采访缺乏准确了解的情况下设计直播的。如果演播室搬到前方，信息传递和沟通的成本将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灾民和抢险人员无法到后方接受演播室采访，导致整个直播缺少新闻当事人。如果演播室搬到前方，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会使直播更贴近新闻现场和新闻当事人。

篇2：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报纸流派是指办报思想与办报风格的不同类型。北京、上海、广州作为国内报业最为集中的三大城市，这三地的报纸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自的地域特色。本文尝试对京、沪、穗三地报纸在汶川地震这一突发重大事件后所发表的评论做具体分析，从评论主题与评论表达两个方面入手，展现三地报纸不同的地域特色。

关键词：评论、地域特色、汶川地震

重大新闻事件向来是新闻评论聚焦的对象，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报纸风格迥异，历来有京派、海派、粤派之分。对于汶川地震这一重大事件，其评论也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笔者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抽取党报、都市报各一家，对其在汶川地震发生后一个月内发表的评论做一番扫描，分析三地报纸评论地域特色。

一、三地报纸总体评论风格比较

北京地区选取的党报是人民日报，都市报是北京青年报。出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和身为首都新闻宣传的需要，北京地区报纸评论注重权威性和思想性，非常关注舆论导向，主要特点为稳重大气，政治性强。5月13日，人民日报在《人民时评》栏目第一时间发表评论《灾难中凝聚沉着的力量》，标题庄严肃穆，及时传递“汶川和各地的震情以及党和政府沉着应对”这一讯息，告诉全国人民“我们信息共享，我们相互温暖，我们无所畏惧”，起到了稳定民心的作用。接下来几日刊登的评论员文章《紧急行动起来》、《人民生命高于一切》、《打通生命之路 伤亡减到最低》等等，是号召也是指示，向全国人民传递中央的声音。北京青年报是典型的京派报纸，虽为都市报但是同样积极传达导向性的声音，如5月13日刊登的《齐心协力 共度难关》，5月31日刊登的《多管齐下确保廉洁救灾》等。

上海地区选取的党报是文汇报，都市报是新民晚报。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对于政治就不像北京地区那么敏感。上海地区报纸的评论更多传递的是一种对灾区的人文关怀和脉脉温情，表达希望为灾区做点什么的强烈愿望。文汇报和新民晚报都是创刊七十周年以上的老牌报纸，深深扎根于吴侬软语环绕的上海，这种温情的特色也就表现地特别明显。文汇报6月12日刊登的《对口支援是责任更是考验》，6月16日刊登的《让守望相助在对口支援中升华》，新民晚报5月21日刊登的《让电波送上心灵的慰藉》，5月22日刊登的《拭干眼泪、集聚伟力》等都集中体现了这些特点。

广州地区选取的党报是广州日报，都市报是南方都市报。广州的报纸向来以透明度、开放度高而著称。广州地区的报纸评论敢说，会说，高度关注抗震救灾进程，论题关于人权，关乎民生，关乎一切公共政策。如广州日报5月26日刊发的《削减办公经费做法应全国推行》，5月27日刊发的《“核销呆账”不如

核定“个人破产”》，南方都市报5月22日刊发的《“地震湖”溃决的历史警示》，5月30日刊发的《赈灾物资供求秩序有待强化》等，都是对抗震救灾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积极关注。其实就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而言，二者党报与都市报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这也是在广州这个开放的城市所特有的现象。

二、三地报纸评论主题比较

论题是一篇评论最为关键的部分。下面就从三地报纸选择评论主题的侧重点来分析其地域特色。

1、京派报纸：着眼大局

京派报纸的评论主题特点表现为一个“大”字，关注大局势、大背景、大动向的评论占了大多数。

5月13日到5月31日，人民日报共刊发人民时评、评论员文章等有关汶川地震的评论45篇，平均每天刊登这一主题评论1.6篇。这样的评论数量（相比于人民日报较少的版面）远在上海、广州两地报纸之上。在这45篇评论中，像《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坚决打胜抗震救灾这场硬仗》这样从大角度号召、指示型的评论有26篇，占到了57%。它们大多以祈使句为题，庄重大气，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告诉读者我们当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形势是怎样的，下一步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其中一篇《奥林匹克精神与我们同在》更是三地报纸中唯一一篇将抗震救灾与奥运会联系起来作为主题的评论，体现了其宏观的思维。人民日报的评论主题大多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而不是“我们不应该怎么样”。因为它关注的是思想性的、导向性的议题，正确的方向只有一个，错误的方向却有很多。如何引导人民朝着这个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偏离，这是它的主要任务所在。

北京青年报在5月14日至23日推出了十篇汶川地震系列评论，篇幅、版面位置相似，都以黑框框出。这十篇系列评论均从大处着眼，主题为人性、生命、公民成长等大主题。有些论述的是当前的状态，如《开放的中国赢得世界的尊敬》、《人的生命是总理和人民共同的焦点》；有些论述的是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如《攻坚时刻更需要耐心的坚持》。这些评论同样都将导向性放在了第一位。

2、海派报纸：救灾第一

救灾、支援„„这些是海派报纸地震主题评论中的关键词，政治背景被隐去了许多，他们的主题更多的是人文关怀与情感共鸣。与京派报纸的“刚性”的政治主题相比，海派报纸的主题“柔情”了许多。

文汇报的《文汇时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从5月15日到6月17日共刊登了17篇文汇时评，其中以人性为主题的6篇，救灾支援为主题的5篇，民族精神为主题的4篇，以上三个主题占到了94%的比例。只从关键词上看，这些主题京派报纸也有，但是当人民日报说的是《人民生命高于一切》时，文汇报说的是

《人性光芒照亮了我们彼此》，主题的温情特点由此可见。

新民晚报的评论主题同样具有海派温情的特点，但是更注重细节、从小处出发，比如《识别死难者身份体现生命尊严》、《想起了那句差点被改掉的国歌歌词》等。其中“为灾区做点什么”这样的主题尤其多，甚至在5月16日直接刊登了《我们还能为汶川做些什么》。还有部分评论刊登在《我们怎样当公民》专栏中，讨论抗震救灾中的公民意识。由此可以看出，海派报纸评论主题更多是从“我们”出发，而非京派报纸的“大局”出发。

3、粤派报纸：积极进谏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的言论一向比较自由，广州的报纸也向来以辛辣敢言而著称。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粤派报纸担任了“观察员”的角色，把进程中的现象、事件变成问题，把问题变成评论议题。广州地区报纸敏锐注视机制的运行、政策的落实，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更注重评论的实际意义。这成为了粤派报纸这一时期评论主题的一大特色。

南方都市报向来重视言论，有专门的言论板块，它的社论板块真正实现了一个报纸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立场、思考和表达，极富前瞻性和预见性。比如针对捐款提出《善款不打水漂需要保障机制》，针对灾后的其他灾害提出《“地震湖”决堤的历史警示》，对灾区重建提出《以司法救济重建灾区秩序和规则》，《赈灾物资供求秩序有待重建》，甚至有些主题具体到《地震废墟旁复课合适吗？》。这些都是随着抗震救灾进程一步步提出的。

广州日报也有大量的以意见和建议为主题的评论，很多主题视角独特，关注到了其他媒体没有留心的领域，如《削减办公经费的做法应向全国推行》、《勿让赈灾“另类言辞”成八卦》、《“核销呆账”不如核定“个人破产”》、《地震博物馆还是缓建为宜》、《异地安置受灾群众就业也是一种救灾》等等。

4、具体案例

以“心理救灾”这一主题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三地报纸评论主题的差异。人民日报在5月16日刊发了《呼唤“心理救灾”》，第一个将心理救灾这一事件提上了议程，然后在6月6日倡导《心理援助还需社会参与》，号召全社会参与到心理援助中来。5月27日新民晚报刊登了《心理救援切不可再带来心理伤害》，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心理救灾加以评论。南方都市报则在5月27日发表《调查震区校舍质量也是积极心理干预》，提出了心理救灾的一个创新思路。

又如“善款”这一主题。人民日报5月29日发表《阳光赈灾，善款善用》，5月31日发表《管好用好救灾款物》，从大局上加以论述对善款该如何使用。南方都市报5月22日刊发的《善款不打水漂需要保障机制》则明确对善款使用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在新民晚报上，我们看不到对善款使用的讨论，只有《低调的爱更可贵》、《捐款：2元不少 20万不多》、《从一位上海市民捐房救灾说

起》等评论都是倡导对灾区积极捐款捐物的。

三、三地报纸评论表达比较

除评论主题外，三地报纸评论的行文方式也突出地体现京派、海派、粤派报纸的地域特色。下面同样以“心理救灾”这一主题的评论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1、京派报纸：论证严谨、严肃厚重

京派报纸讲究论证的层次，着力追求深刻、大气，但也因此显得非常四平八稳，创新性不强。如人民日报评论《心理救援还需社会参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了心理危机干预医疗总队深入灾区这一情况，提出心理救援是这次抗震救灾的亮点；第二层次论述心理救援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将个体心理危机的心理援助，转向更宏观社会层面的参与；第三层次，应对灾后社会心理危机的治本之举的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援助已在多方位稳步推进。基本按照“背景介绍——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总结问题”的格局一步步论述。在这篇评论中，除了第一段“卫生部发言人近日介绍，一支由30多名心理专家，近200名心理干预治疗师组成的心理危机干预医疗总队已深入到灾区一线，对灾区群众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治疗”是叙述之外，剩下通篇都是论证，完全没有描述性语句。同时，京派报纸在用词方面非常讲究，从不使用任何花哨的字眼，用官方的语句营造严肃厚重的氛围。如本篇中的“它（社会心理危机）既为原生灾害，如果处置不当，又会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理应被纳入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范围。”用词准确，言简意赅，这样的用语在京派报纸中非常常见。

2、海派报纸：文字细腻、富于感情

海派报纸的评论不似京派报纸一般一开始就从高处展望，而是从小处着手，对某一点展开仔细的评述，文字细腻感人。如《心理救援切不可再带来心理伤害》这一篇评论，只从“某些心理辅导过程中缺乏耐心和爱心”出发，用大段的篇幅记述了几次给灾民再次带来伤害的“心理辅导”，有许多形象的描写，如“（心理援助队）只将问卷收齐，就匆匆离开”、“看着手表不停催促”、“她当即将这页纸撕下，满足地夹到自己本子里，扔下伤心的小男孩匆匆离开”等等。与京派报纸一贯严肃的脸孔相比，海派报纸常在评论中富含评论者的情感，比如本篇评论把对所谓“救援队”的强烈不满和对灾区人民的深切关怀非常直接地表达了出来。

“还有些所谓的心理辅导专家，缺乏爱心和耐心。他们总是出现在媒体关注得最多的幸存者周围。”——很犀利，很直接，一语道破。

“他们不是悄悄地走进灾民们的帐篷，弯下腰、蹲下来，握一握在苦痛中煎熬者的双手，而是举着救援队旗，从一个灾民安置点赶赴另一个安置点。”——强烈的对比反映强烈的不满。

“信任才能给这些因灾难而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同事和朋友的人们以

归属感和安全感，而归属感恰恰是那些在灾难的阴影中艰难跋涉的人们迫切需要的。不要用冰冷的话语，去刺激夜夜做恶梦的孩子，不要总试图让他们回忆起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的惊惧，请用手握住他们的手，用心感受他们曾经的慌张、恐惧、哀伤，他们需要宣泄，更需我们用真诚的心牵引他们走出灾难。”——几乎是可以用以配乐诗朗诵的语句，融理于情，令人动容。

3、粤派报纸：直抵内核、观点新颖粤派报纸评论“从不平地起楼，总是因事而发，却让人如上层楼，直抵新闻内核，厘清新闻意义，感受新闻温度。”① 粤派报纸评论常见的论述方式是层层递进，由表及里，读来异常解渴。《调查震区校舍质量也是积极心理干预》开篇就是对震区中小学整体倒塌事件的介绍。粤派报纸评论中的叙事，不同于京派报纸的抽象概括与海派报纸的感性描述，表现出了简洁明快但又内容丰富的特点，短短两段的内容囊括了倒塌事件本身、遇难学生家长观点、德阳市政府举措、绵阳市政府态度、民众态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紧接着文章犀利地提出“把灾难的后遗症仅仅视为个体化的心理修复和矫正，则将严重低估灾难对社会的冲击。”在集体心理危机问题上，“没有什么比政府更有效的全民心理医生。”在接下来的层次中进一步提出“政府要当好这个心理医生，远非易事”，列举了方方面面的困难，最后亮出观点：“灾后的心理干预，由此见出不仅仅是个体救治的过程，还是一个集体救治的社会过程。除了媒体宣传爱心和感动，民众也确实需要各级政府改善行政，以合宜的方式当好全体国民的心理医生。”一层层剥开剖析，深入新闻事件的核心，而将调查校舍质量与心理干预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更是其他两地媒体不曾提到的。

粤派报纸是走向大众化的报纸，逐步走下话语“神坛”，它的评论新鲜、灵活、富有活力，没有政论的生硬话语，但有政论的严肃，没有散文的形象话语，但不失散文的灵动。

京、沪、穗三地报纸评论地域特点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自然、人种遗传方面的原因。但是评论的地域特色只是从大范围考量的一个概念，本文概括的所谓京派庄重、海派细腻、粤派创新的特色也只是相对而言，并不能一一套用在每一家报纸和每一篇评论上。比如每一地的党报和都市报因为定位不同，评论的风格也会有差异，也不排除一向以敢言著称的粤派报纸在哀悼日当天发表一篇深情寄托哀思的社论。实际上每家报纸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风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报纸评论的地域特色是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文化的积淀，它溶于报纸的血脉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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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而2008年发生的5·12汶川8.0级地震, 截至6月24日12时, 造成69185人遇难, 374171人受伤, 失踪18467人。35·12地震之前, 也曾出现了动物异常现象, 比如四川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了万余蟾蜍大迁徙现象, 但《华西都市报》在报道该现象时, 重点突出了绵竹市林业局局长舒实的解释, 即大量幼蟾集体上岸迁移是正常现象, 与民众所说的天灾毫无关系;蟾蜍也不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它们的到来还会为当地减少蚊虫, 村民不用为此担忧。该报道又称, 据德阳市林业局野保处工作人员介绍, 这种大规模的蟾蜍迁移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说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4

对比上述情况, 同样是出现了地震前兆, 却为何做法如此不同?

1科技思维和素养的缺乏导致对种种迹象的忽视

《人民日报》5月22日第14版刊登的《地震预测仍是世界难题》中被采访专家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指出, “地震以前出现动物习性的异常, 在地震历史上有记载。但是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也是很多的, 地震是这些异常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蟾蜍出来很多, 这种情况除了跟地震有关以外, 跟气候因素、天气条件都有关, 所以这种情况跟地震有没有联系, 或者说跟地震发生有没有密切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5但是, 看完整篇报道, 读者 (大众) 不免会有疑问:虽然蟾蜍出来很多跟地震不一定有直接关系, 但是, 仅凭地震也有可能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 也应该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研究。

5·12地震之前, 还曾出现地震云现象。民政部、教育部相关人员联合“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 985工程首席教授吴立新及其他几位专家对汶川地震发生前20天内的卫星热红外图像和电视云图进行了对比分析, 发现这期间的红外异常和云异常的现象。吴教授说:“真正引起科学界关注是从1978年开始, 当时日本发生过一次7.8级的地震, 日本奈良市的市长就注意到了震前出现的形状异常的云彩。”线性云是人们通常称为“地震云”的现象之一。“2005年和2006年伊朗发生过两次6级以上的地震, 在这两次地震之前就有很明显的卫星云图异常。”6

由上可见, 5·12地震发生之前, 确实有动物异常、地震云等能够提供震前预测参考的现象发生, 但是, 我们的媒体和相关部门, 并没有足够重视这些异常现象。离地震重灾区最近的都市大报《成都日报》, 纵览在5·12地震发生之前的4月份和5月12日之前 (包括12日) 的报纸页面, 只字未提有可能是地震先兆的种种异常现象。直到地震发生之后, 从5月13日开始出现大量篇幅关于地震及抗震救灾的文章。虽然震后新闻媒体反映非常及时, 但是遗憾的是, 各类报刊对于地震前的种种异常现象都有所忽视, 这就给社会各界和相关专家提供了一个信息“真空”环境, 除非从网络上获得这些信息, 但是, 专家们又有多少能关注到网络上提到的这些异常现象呢?!现在想来, 如果当时我们的媒体具有一定的科技敏感性和警觉性, 对以上种种反常现象做客观真实的报道, 并且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 (不要像《华西都市报》那样仅仅处于辟谣的目的) 的话, 就有可能引起地震学家和相关学者、研究机构以及相关部门的重视, 或许, 会对此次地震预测有所帮助, 也就能使此次地震造成的灾害程度降低到最低。

2科技传播理念的薄弱致使种种迹象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2002年《科普法》颁布, 2006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2010-2020) 》以及《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发布, 这足以表明国家对于科技和媒体的科技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视。然而, 经过对入选“2007年世界日报发行量排名前100位排行榜”中8种党报类报纸、4种都市报晚报类报纸和4种行业专业类报纸进行抽样统计, 目前各种报纸科普类文章登载量较少, 各报平均每期刊登科普类文章4.75篇, 这与刊登文章总量相比, 是很低的。另外, 这些科普类文章中, 普及科学知识类占67.47%, 科技新发现类占27.37%, 科技宣传类占6.07%。可以看出, 普及科学知识是主要的报纸科学传播方式, 而对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传播相对薄弱。7拿《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桂林山洪灾害造成10人死亡》8这篇消息为例, 可以看出目前报纸报道灾情的一般模式, 即先介绍灾情时间、地点和基本情况, 然后说明当地政府部门 (该文中为西林县委) 迅速开展自救工作, 最后指出当地灾情指挥部 (该文中为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要求各地对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 做好住在低洼地带人群的转移安置工作。另据北京科技记者协会2007年6至8月对部分中央媒体和北京主要媒体进行的调查, 发现国外科技新闻的发布信息以大学、科研机构、科研协会为主体, 占全部科技新闻发布量的68%, 而国内科技类新闻的发布信息源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 占全部科技新闻发布量的72%, 科研机构仅占14%。9

科技类新闻报道数量不多、分量不足以及报道环境不佳等因素使得大家的科技意识还比较薄弱, 科技思维能力还不够强, 这是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前的种种异常现象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3科技能力有限导致对种种迹象无能为力

目前的科技能力有限, 是造成5·12地震灾害没有预测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据《人民日报》5月22日第14版刊登的《地震预测仍是世界难题》, 被采访专家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说, 由于地球的不可入性、地震孕律的复杂性以及地震发生的小概率性, 地震预报到目前仍是世界难题。10同文中另一位被采访专家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表示, 目前只能对一定类型的地震, 在特定的地区内作出一定程度的预测。他说, “有些地震有比较明显的前震, 也就是说它发生大的破坏性地震之前, 会表现出来地震活动的异常, 有一系列的小震活动首先发生了。…1975年的辽宁海城地震, 主震发生前有一系列的小震活动, 就是警告人们可能要有大地震发生。…利用了这样一个规律, 我们成功地预报了海城地震。”他认为, 这次汶川地震前没有明显的小震活动, 所以没有预测到。11

科技能力的限制、科技新闻报道能力及其报道量不高, 外加媒体内部管理层不重视、科技记者队伍力量薄弱、稿量贫乏、科技工作者和专家缺乏与媒体沟通的能力和意愿等等都导致了大众 (包括科技工作者和专家们) 对于科技类新闻以及有可能对于科技界具有深远意义的相关信息报道的敏感性和警觉性不够。因此, 大众的科技思维能力及科学精神素养还有待提高。这样, 就形成了媒体科技传播能力不高、科技报道环境不好、受众面窄、大众科技思维能力弱以及科技素养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针对现阶段情形, 提出增强科技传播能力, 提高大众科技素养的建议如下:

1 提高都市晚报类报纸的科技传播能力, 建立良好的科技传播氛围

都市晚报类报纸受众多, 普及面宽, 可以通过增加科技版面、增加科技记者人数、鼓励科技类新闻报道等方式, 引导和扶持其科技类新闻报道, 向大众传播科技思想和精神。可以通过培训科技记者与科技工作者、科技专家的沟通技巧和能力入手, 提高媒体单位对于科技类报道的整体认识, 为科技类新闻写作和报道提供良好的氛围和平台。同时, 要鼓励媒体创造开放的环境, 做好社会的“皮肤”, 发现问题及时报道, 并能吸引不同领域的不同专家对于同一个科技现象作出各自的研究和判断, 不能仅仅引用一两个专家的话就堵塞了其他的预测空间, 更不能凭借记者自己个人的意愿选择报道专家观点。这样做的好处是, 可以培养全社会全员科技思维能力, 从而提高科学素养, 为媒体的科技传播能力建设提供良好的土壤, 形成良性循环。这样, 在地震 (或者别的灾难) 发生之前, 面对种种迹象, 新闻媒体就能自然而然地做到信息上下通达的畅通。经过对某些迹象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 并尽量多的请相关专家进行采访, 这样, 就会引起社会各界, 包括专家们在内的重视和关注。

2 建立和完善科技类专业信息要报机制。

众多有价值的科技研究类论文都发表在科技专业期刊, 虽然在该领域有一定程度的传播, 但是对于一些或许会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观点, 应该组织专人搜集、整理和上报。比如这次汶川大地震, 就曾经有研究人员在2006年经过严密的运算和论证后得出“在2008年左右, 川滇地区有可能发生≥6.7级强烈地震。”12现在看来,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如果当时有专人搜集这方面信息并上报给相关部门和机构的话, 或许会引起重视, 成为决策依据。因此, 我们建议可以在各个学科领域安排专人搜集重要信息, 随时上报。同时, 各相关部门之间做到信息的畅通和共享。这样, 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参与研究。专家参与很重要, 不然有可能流于行政程序或者形式。有了相关部门和专家的重视和参与, 信息情报就能发挥其作用, 反之, 就会失去现实的意义。

3 进一步完善舆情信息要报机制

我们国家的舆情要报机制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如何做到信息的去粗取精以及高度概括提炼后的真正对于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意义信息, 继而提出操作性强的对策建议, 是值得研究的。可以集中培训目前正在从事或者有可能从事舆情信息要报的人员, 从如何收集网络、民间, 哪怕是“谣传”信息, 到如何探究其来源和原因, 并且上报给相关部门, 便于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还拿此次汶川大地震来说, 地震发生之前, 曾有网民在网络上传播种种反常迹象。也有媒体报道湖北恩施市白果乡下村坝村的观音塘, 约8万立方米蓄水在5小时内突然消失。该报道中称“盼专家解谜”。13但是, 仅仅这么一个报道, 吸引专家们的注意是不够的。如果能有专人将此信息上报到相关部门, 效果就不同了。面对所有的有可能是地震 (或者其他灾难) 前期异常反应的信息, 如果专家预测有灾难发生可能性, 则可以组织预防工作;如果没有可能性, 那么就公开信息, 解释此现象发生的原因, 给出科学的判断和有理有据的、有说服力的报道。这样, 那些社会上的“谣传”也就不攻自破。

4 加强各种灾情及其救援知识的长期传播

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 中组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及教育部四部委在我国地质灾害较为严重的18个省 (区、市) 联合开展了“全国农村地质灾害防治知识万村培训行动”, 3万多个村庄和3千多所学校的近300万基层干部群众和中小学师生接受了培训。2007年因地质灾害造成的死亡和失踪人数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2.3%, 直接经济损失减少了42.7%。14这说明, 集中的灾害预防及其治理知识培训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 如何使这一作用持续时间更长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一种观念和意识的重复启动最终将会造成长期的影响和改变。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那么, 如果我们能够在平时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 渗透各种灾情的可能的形成原因、灾害级别及其危害, 及其自救和救援知识、灾后防疫知识、心理疏导方法、灾民安置房屋建设等等, 那么在灾难来临之前、之时和之后, 无论是灾区的人民, 还是奔赴灾区的军人、志愿者都会找到最佳的应对策略。

具体来说, 从人际传播的角度考虑, 可以通过面对面的教授、培训、沟通以及电话、手机短信和手机储存信息等的传播来增强各种灾情及其救援知识;从组织传播的角度考虑, 可以多渠道建立应急机制, 如公司, 企、事业单位, 学校等组织机构均可以建立安全委员会, 并且注重和强化平时的培训、演练。同时, 建立起各部门之间的信息通道, 互通有无, 灾难发生时就能整合资源, 信息共享, 做到物资、能源、人力的等有效调配;从大众传播的角度考虑, 可以通过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等, 来增强各种灾情及其救援知识;从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结合的角度考虑, 采取大众媒介与组织合作的形式, 是一种极其有效的传播方式。比如教育部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开学第一课》“知识守护生命”大型公益活动, 于2008年9月1日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CCTV-2) 播出。该活动以生命意识教育为主题, 倡议全国的中小学学生每年每学期都进行应急避险教育, 通过互动、讲述等寓教于乐的形式, 让应急避险教育深入人心。15节目预告和播出时有于丹、姚明等名人参与, 也有此次汶川地震灾区小朋友参与, 通过多种方式和角度传播了灾害及其预防知识。教育部专门下发通知, 要求全国中小学组织学生观看。今后, 还可以拍摄制作一些融科技、艺术于一体的电影科教片, 由各单位和机构、社团等组织观看。电影是准确、生动、深入地介绍和传播科技知识的一个重要渠道。

5 灾难发生后, 把握时机加强灾害科技传播

灾难发生后, 受众关注度高, 把握这一时机, 正好可以加强灾害科技传播, 还可以将其他科技知识融入到灾害科技知识并将其传播给大众, 各种媒体完全可以加大对于灾害相关科技的介绍和报道, 比如交通、航空、生物科技、旅游、环保、医学、病理学、防灾后疫、心理学、建筑学、灾害预防措施研究以及抗震性强、质优价廉的土木工程研究等等。

这一点, 汶川地震后各媒体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当然, 有的报道还是流于地方政府政策性通告的介绍, 或者对于涉及到科技的报道并没有做太多的科技说明和注解。但是还是有一些报道是不错的。比如5月19日的《北京广播电视报》第18版刊登《为灾区献血应做好哪些准备》;7月8日《成都日报》刊登《安置点该住多少人先做地质灾害评估》, 专家们背罗盘、皮尺、卫星电话、GPS等工具, 查勘, 得出评估报告。报告中附了相应的建议, 比如减少人数、缩减建筑面积等预留安全距离。该报自5月28日推出了“专家详解地震系列报道”专栏, 介绍地震常识及防震方法等。

6 用科技传播积极应对灾后恐慌和谣言

面对大众对于余震的恐慌, 5月13日《成都日报》A6版刊登《汶川地震破坏力度在10度左右一般情况下余震不会超过主震》, 记者转述了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的如题目所示的观点;5月20日的《成都日报》A4版刊登《地震专家谈余震》, 指出汶川地震发生后, 中国地震局组织地震系统专家对灾区地震监测并谈了对余震的推测;在5月25日16时21分, 四川广元市青川县发生6.4级余震后, 人心惶惶之时, 5月26日《成都日报》A6版刊登《余震不会破坏成都主城区》, 记者转述成都市防震减灾局副局长的权威论断, 即余震仍有5~6级可能性, 但成都市区不会遭到严重破坏;5月28日该报A4版刊登《汶川地震余震处于正常衰减过程中》, 说明了省地震部门组织专家会商后的观点。

上述这些报道可以起到三个作用, 其一, 解决了群众心里的疑惑和恐惧;其二, 使得有些谣言不攻自破;其三, 群众感觉到了政府部门及专家们的“作为”, 感到温暖和依靠。

7 建立积极的灾情预测机制

目前在世界上, 地震预测仍然是一个难题。许多国家能够做到全天候地观测地层变化情况或避开地震高发地带。如在美国加州, 随时可以从网上查到加州每天24小时内发生地震的概率;日本则有一个频道实时公布地震实况, 让公众根据具体情况, 自行采取相应防范措施。16但在我国, 由于大众科技思维训练不够、科技素养不够, 所以大众对于科技预测的结果, 还没有足够的宽容度。所以, 害怕地震预测万一失误, 将带给大众没有必要的不安和焦虑。这也是灾难预测机制没有健全的一个主要因素。实际上, 比起地震带来的损失, 预测失误带来的后果是可以忽略的。大众需要正确的引导, 而且, 现在处于信息多元的一个开放时代, 我们要充分信任大众, 并给予适当的引导。相关部门可以告诉大家, 预测只是预测, 不是一定会发生。这样, 大家多少会有所准备, 同时会有相应的宽容度。

灾害已经发生, 对于灾区民众来说, 是永远的悲痛, 或者感动。而对于地震研究专家和学者来说, 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和经验。前车之鉴, 放眼未来, 在全世界范围内, 科技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 我们的媒体的科技传播能力建设, 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要：文章提出, 科技思维和素养的缺乏、科技传播理念的薄弱、科技类新闻报道数量不多、分量不足以及报道环境不佳等因素使得大众的科技意识还比较薄弱, 科技思维能力还不够强, 这些都是汶川地震之前的种种异常现象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重要原因。作者由此引发了对科技传播在灾害事件中的作用的反思, 并提出了七条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建议。

篇4：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信息公开，让新闻传播从源头上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解放。那么，在此条件下，媒体的议程设置较之以往有了哪些变化？过去灾害报道“只见救灾、不见灾情”的套路有没有得到匡正？出现了哪些可喜的进步？还存在哪些不足？

本文主要通过对3张报纸的内容分析，试图对以上问题做一点解答。这3张报纸分别是《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选样的依据是2005年至2007年近3年来世界报业协会发布的世界日报发行量前100名排行榜。笔者选取了连续3年在中国日报排名中一直占据前3名的报纸（《参考消息》除外）：《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发行量之大虽然不能等同于影响之大，但至少可以表明受众之广。本文抽取了2008年5月13日至5月27日半个月内3张报纸的所有相关报道，对其议题进行了编码、统计和结果整理。

研究发现，3张报纸的议题既有重合又有差别，各报纸的重点议题也出现了交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报道面非常广、议题丰富多样。3张报纸汇集了从灾情、国家领导人视察、官方救灾、英雄人物、各地支援等常规议题，到哀悼遇难同胞、灾民被救或自救、地震科普知识、地震心灵治疗、灾民寻亲、灾后民生和重建等许多较新的议题，涵盖了从灾情、救灾等信息传播到寻亲等灾民服务的一系列内容，很好地发挥了媒体这一信息平台的作用。第二是以被救者、自救者为报道对象，并把对这些个人的报道放到了突出位置，给予了重大篇幅的、图文并茂的报道。这对过去一贯采取的救灾报道模式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第三是灾情报道的比重明显增加，深入一线的、直击现场的报道翔实而具有震撼力，并且充分渗透在各类救灾、被救、自救等报道中，成为这批灾难报道中连绵不断、震动人心的重头信息。第四是出现了对诈骗捐助善款、贩卖灾区儿童等负面题材的报道，虽然这只占了很小的篇幅，但比起以前灾害报道中保持全国抗震救灾主旋律高度统一的做法，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这也是灾难报道日趋全面的理念反映。然而，研究也发现了地震报道的议程设置中的一些缺憾和不足，下面重点讨论存在的不足。

在一些广受关注的议题上尚有报道盲区

《南方周末》在其网站首页设置了一个小型网络调查：“‘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现在你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截至6月9日9时，调查结果显示：用户最关心震区建筑坍塌的问责（7479票）43％，其次是善款使用的透明度（6385票）36％，其他议题还有，救援物资的使用和发放3％，灾后重建的计划和进展8％，震后水电站、化工厂项目的再规划5％，地震孤儿的成长8％。③这表明，面对灾难性事件，受众不仅希望看到对灾难本身的报道，更渴望看到对灾难的全方位报道，包括灾难形成的原因，抗灾、减灾、责任追究、经验和教训等。这是受众知情权的重要体现：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以及遇难者家属、灾难受害人对事件全部真实情况和细节了解的权利。④

对这些受众关心的议题，这3张报纸的报道都甚少。这些议题各自占报道总数的比例大部分在1％以下，有的根本未有报道。这表明议程侧重围绕怎样抗震救灾、八方支援，而应关注的一些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形成了报道盲区。两者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发人深思。

虽然正如李普曼所说，新闻和真相并非同一回事，“新闻机构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人们不可能仅凭这样的光束去照亮整个世界。”⑤有明处就必然有暗处，但我们应该努力让应当被照亮的地方显示出来，呈现在观众面前。就像《南方周末》那样，做一次调查，弄清楚受众关心什么，然后再组织报道去满足这些需求。《南方周末》5月29日的《大地震现场再报告》针对上述受众关心的问题做的一系列调查就是一次勇敢寻求答案的过程。

反面新闻正面做的套路有所矫正但仍露痕迹

在被重点报道的议题中，比重增加的灾情报道、以被救者或自救者为主角的新闻的出现，对过去救灾报道甚于灾害报道的基调构成了冲击，打破了救灾新闻经常的垄断局面。被救者、自救者占据了一些版的显要位置和大块版面，零距离的、富有强烈现场感的报道，糅合了宝贵的记录灾区腹地真实生存状况的场景，在给受众带来巨大信息量的同时，更突出了个体、实在而具体的个人在大的灾难背景下的地位，渗透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但整体上来说，改观还不等于彻底改变，3张报纸的报道仍然在较大程度上流露出以往习惯的反面新闻正面做套路的痕迹，尤其是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重视：

（1）报道政府、领导人、军队、典型人物等的作为和报道八方捐助等的救灾新闻，与灾情新闻本身相比，两者的比重差异较大。这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比较明显：国家救灾（17．4％）、国家领导人的行为（12．9％）和英雄人物9．8％的比例之和超过了40％，加上许多国际慰问、国际捐助新闻和全国募捐支援新闻，总的支援这一项议题占22．0％，这类救灾新闻总共超过了总报道的60％。而灾情报道只占到10．0％，不到救灾新闻的六分之一。相应地，《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救灾和灾情报道的比重分别为51．5％、9．7％；59．5％、18．3％。这个较为悬殊的比例反映出对灾情本身的报道仍然不够，正视灾情的勇气不足。

（2）在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救灾类报道中，总的精神主旨基本上是对“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鼓励和号召、对奉献者和牺牲者的讴歌、对顽强生命的礼赞、对逝去生命的哀悼和对生者、死者的祈福等。这些多元化的精神主旨反映了对过去“人定胜天”一元化主旨的重大突破，显示了我国公民社会的进步。但有一点必须受到重视，那就是要警惕让这些精神主旨覆盖或者替代灾情的惨烈本身。只有正视灾害、灾情，才能解决问题、吸取经验和教训来警示后人。我国媒体在灾难性报道上历来有美化的现象，⑥不能让美化这一心理习惯取代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3）调查性报道不见诸报端，对与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主旋律相抵触的负面事件的报道控制严格。受众最为关心的震区建筑坍塌的问责和善款使用的透明度这两个需要进行调查性报道的议题，在3张报纸的报道中几乎没有出现。《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关于这两个议题的“豆腐干”（比喻占版面很小的报道）也只是政府规章、措施等，不是调查。天涯等各大论坛上出现了对救援物资发放和善款使用的“举报帖”或者“质疑帖”，可是没有媒体去发掘。调查性报道的失声是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责相违背的。可贵的是，《人民日报》这一次可能出于回应网上热议的目的，对救援物资的使用和发放做了几次大篇幅报道，但比较遗憾，这些报道只停留在物资发放的下游——到达灾民手中的时候，或者止步于官员的介绍；对于大宗物资如何经历从捐助人到受捐人的全部过程，没有一追到底；对于有关部门或慈善机构的内部运作没有深究。另外，整体报道中除了灾情、救灾、自救报道中关于灾情本身的负面元素外，纯粹的负面消息很少，在《人民日报》中没有出现，《广州日报》出现了10篇，占报道总量的1．3％，《扬子晚报》有11篇，占1．3％。虽然“控制负面报道”是出于全盘考虑，为了安定局面，团结人心，维护社会秩序；但全部报道中负面报道完全没有或者比例极低的情况并不符合常识和常态，可能反而给人以刻意回避的印象。

总之，以《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和《广州日报》为代表的中国纸质媒体，在这次汶川大地震报道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惊喜和希望，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缺憾和教训，它们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新闻实践中去弥补、去超越。

注释：

①刘一平：《试论九十年代中国灾难报道机制》，《新闻大学》，2001年春季号。

②《汶川地震：这次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13日，北方网。

③南方周末网（2008年6月9日），民调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ｚｍ．ｃｏｍ．

④宋雯：《灾难新闻：知情权与舆论监督》，《新闻知识》，2000（11）。

⑤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259页。

⑥王长潇：《传媒在灾难性报道中的“美化”现象及成因分析》，《报刊之友》，2003（2）。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篇5：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每天都会看报，或者上网看新闻，查资讯，但是都只是将报道的内容很机械化的加入到自己的记忆库中，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比较探究在这些报道中媒体的表现，媒体的立场，也不会刻意地去留意它们在排版或是文字上的差异。但是在这几天里，我在网上翻看了很多报纸的电子版本，我发现，对于一个事件的报道，不同的媒体竟然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所以我想这次作业也会让我对当代媒体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我主要看的是报纸媒体对5.12汶川地震的报道，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位摄影爱好者的博客上，看到他的一篇日志“中国纸质媒体对地震报道封面的评述”，文章中，他收集整理了14号国内报纸的第一版对汶川地震的报道，对他们的图片，排版，文字等进行了评论和打分，并从中表达了自己对于该媒体的评价，他说，他很欣慰看到媒体面对重大事件的成熟和反应的速度，但是也对一些媒体的表现感到失望，痛心。他说“面对悲剧，公众需要知道的一是内情，二是及时的报道，三是如何凝聚力量，来渡过难关，而不是通过有视觉冲击力的死亡照片来迎合报纸的发行量，我在网上看到一张张有关地震现场的照片，对我内心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可以想的到，如果我们的媒体不负责地发出更惨忍的现场照片，对于四川的地震受害者来说，他们需要担负的是心理上一场更大的地震！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我们也看到报纸的封面或第一版的运用上，过多地投放了广告，虽然报纸要生存，这一点也无可厚非，但在大家踊跃捐款时，难道我们的一家媒体像往常一样将广告看的这样重要吗？对一个国家，数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数千万人捐款，数亿万人关注的事件，我们有一家报纸竟然在第一版用了90%版面的广告，而汶川地震的报道只有一个标题！这样的无情报纸和残酷的地震有什么两样？”

而在他的这篇博客日志中，东方早报在5月13日的头版封面被给予了120分。通过对比下面两个封面我们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因。

不论是谁，看到《东早》的封面，应该都会产生心灵上的触动，压抑的黑色，醒目的数字时时提醒着我们这场灾难给我们的剧痛，虽然没有照片的陪衬，却能让每个看到的人感受到深深的悲痛。而右边这份报纸呢，看了同样让我们心痛，但心痛的不是大自然的无情，而是在灾难面前，竟然还有这样无情的只关注自己的钱财利益的媒体的存在。

之后一段时间，我在《东早》的网站上翻看了一年来它对于地震的报道，大大小小一共有上百篇，而其中我主要看了从5月13日到6月12日期间的报道，看完之后我对《东早》的好感又增加了很多，它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和媒体的进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在过去，每次遇到重大的灾难，媒体的报道都是比较封闭的。而这一次，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及时和开放，地震发生之后，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派出了记者深入震区去搜集第一手的资料，而不是等着官方发布的信息。《东早》也是第一时间派出了十多位记者和摄影师到达灾区第一线，进行了全面细致，饱含深情的报道。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一个个数据和现场图片报道便赤裸裸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而就在《东早》13日的报纸上，除了头版，更是用了A版共23版中的13版来记录汶川大地震，震级、遇难人数、救援人数，政府措施、派遣军队数，救援物资数量，灾民的生活„„版面之多，甚至超过了很多政府官

方媒体。更值得赞扬的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媒体，在这十几版报道中，我几乎看不到一个广告和一篇不相关的文章，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媒体的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

在接下来一个星期的报道中，《东早》每天都会用最前面的将近20版的版面来全方位地报道汶川地震的最新数据和救援情况，将最详实的信息第一时间报道给公众，以公正、客观的表现形式向公众持续、集中地传递着抗震救灾工作的相关信息，着眼于灾区具体的灾情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报道，刊发了大量可亲可感的现场文字，每一次生命奇迹的刷新都牵动着读者的心，汶川的现实将“七十二小时”黄金时段这一理论击碎了。黄金时段之外不断有生命存活，九十六小时、一百二十小时、一百四十四小时、一百六十四小时......都有生命存活。每天都有记者从现场发回的及时而详细的报道，还有地震中所记录下来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让我们为生命的坚强而感动，同时也凝聚了所有人的心。其次，在这六七天中对主震（八级）和各种余震（六级有四次、五级有二十六次、四级有一百六十二次）报上都有直观报道和数据显示，让我们对八级地震有更深刻的认识，对大地震给人类带来的损害更加清楚。

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开放式的不断更新的全方位报道方式，媒体才能够持续地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推动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共识的达成，有力地依靠事实来影响了公众的意见，从而引导了舆论。2.媒体将地震中的生命营救放在首位，相对于很多西方媒体一来就质疑中国的豆腐渣工程，贪污腐败行为，我们的媒体则将最主要的目光放在救援和人们的生活上，这其中不能否认没有政治上的原因，像老师说的，媒体其实是政府的工具，政府需要利用媒体来影响公众舆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我认为这也是符合我们中国人当时最需要的民族凝聚力和对生命的尊重。比如在《东早》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

（一）在大地震发生后的两个小时内，温家宝总理就飞抵现场指挥营救埋在废墟中的生命。提出“救灾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付出百分的努力”的号令。

（二）胡锦涛主席冒着五六级余震的危险飞抵重灾区北川慰问灾民，并再次向救灾军队下达“灾情就是命令”的指示。

（三）从第一时间起至十八日止，成都、北京、兰州、沈阳、南京等六

大军区先后向灾区派出救灾战士十三万六千余人。

（四）为了在黄金时段营救生命，中国空军打破了两项世界记录：一项是空运规模的记录“全天空运量达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人”；一项是跳伞的记录“十五名空降兵在没有戴保护面具、看不清地面情况的条件下从四千九百九十九米的高空下成功跳伞”。

（五）为了营救生命，截至十九日十五时全国财政拨款已达七十七忆九千四百万元人民币。全国各界的捐款已达一百零八忆多元人民币。救灾物资已达三百零四万吨。

（六）派出专业的消防武警营救队伍和专业的医疗队伍若干。

（七）派出各行的志愿者已达六万余人。

（八）打通了三条通往汶川的国道。抢修灾区的道路若干。

（九）救治了伤残的灾民若干。

（十）较好地安置了灾民若干。媒体通过这些报道来引导舆论的走向，也体现出媒体在危机中对社会公众思想上同质化的作用，有点像大众媒体的社会整合的功能。媒体当然不是没有看到其中的负面行为，但此时我们最重要的是全国上下一心，同心协力抗震救灾，而媒体则应该将公众的思想引导到这根主线上，而不是去挖一些负面的报道并大肆批驳。所以我们看到，就算是有一些如贪污，逃避责任之类的行为出现，媒体也是尽可能的以中立客观的立场进行报道。从而更好的鼓舞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决心和勇气。

3.报道中充满了浓厚的人情味，现在回过去看当时的报纸，那些文字和图片依然让我忍不住落泪，特别是5月20日《东早》用A版所有的版面对哀悼日的报道，让人感动到心痛，更感生出对祖国，对同胞的深深的爱。这里摘录几段： 汶川，请原谅我，以泪洗面

这一刻，我们举国哀悼

骤然响起的汽笛和警报代表我们的内心

向废墟下依然活着的生者发出最炽烈的呼声

这声音会除去你们心中的恐惧

因为你们一定能听到，我们不抛弃、不放弃的呐喊

你们一定能感受到，举国上下最坚定的信念

“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像万里长城一样，是永远震不倒、摧不垮的！”“每个生命都是国宝，要更坚强地活着”

还有那些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孩子的父母；那些家人蒙难却仍然坚守岗位的干部，民警；那些积极加入到救援行列的同学们；爱情，亲情，友情„„每天我们都在被这些感动着，被媒体上那些震撼心灵的细节感动着，就连对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报道也都令人动情：温家宝噙着泪水安慰饥饿的灾民说：“饼干就要来了，奶粉就要来了”。胡锦涛抱过灾民的小孩，用面颊紧紧地贴住她的脸，为的是给灾民传递一个信息：我们都是一家人。

而在一年后，地震一周年之际，《东早》也是专门创建了“5.12地震一周年”墓志铭版面，故事中的主人公们早已离开我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但是是这些媒体将他们的故事用细腻的描写告诉给所有的人，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人情也是新闻价值的一个判断标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灾难，媒体的这些充满人情的报道，永远不会被漠视，相反它让我们看到了媒体除了追求利益之外的温情的一面。

4.详实报道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帮助。面对灾难，不管是在报道志愿者，还是在报道医务工作者，不管是在报道募捐活动，还是在报道灾民生活，媒体常常突出一个主题：“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在《东早》关于汶川地震的专题中，有一个板块叫“献爱心”。在很多报道中，有母亲抱着自己的小孩，让小孩把捐款放进抗震救灾募捐箱里，而母亲则对记者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我们带小孩来感受一下。”或是一位拾荒老人，在募捐点小心翼翼地拿出自己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放进募捐箱里。正是在这样传统文化的鞭策下，短短几天里全国各界群众就募捐了上百亿元人民币和物资。特别是对港奥台胞和海外华侨筹款救灾的报道，更是表现了这个主题，如“台湾街头小学生们将自己的零币投入募捐箱”的报道、“台商林朝济主动给灾区送帐篷、送消毒液”的报道等等都体现了中国人的凝聚力。

而在献爱心这个主题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国际社会对汶川地震的支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首先致电温家宝总理对遇难灾民表示哀悼并提供经济援助。先后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的首脑向我国灾民表示哀悼。美国、俄罗斯、伊拉克等二十三个国家向灾区提供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和数千亿吨物资的经济援助。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更派出了现代化装备的救援队在灾区进行救援的工作。台湾也派出二十人的医务人员到汶川。这些报道让人们看到，人道主义精神是跨越阶级、种族和国界的，在大自然灾害面前人类应该互相支援，互相同情。

篇6：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五年前, 四川汶川地震, 让我们心有余怵, 今年4月20日, 雅安地震又一次把全国人民带入了那个让人似曾熟悉却又悲伤痛苦的语境中。灾难是对人生命最大的考验, 也让我国的媒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对媒体而言, 在灾难面前媒体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处理好理性与感性、整体与细节、责任与伦理之间的平衡。

二、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报道特点

1. 信息快捷、公开、透明

汶川地震的报道, 媒体打破了惯性态势, 反应迅速、报道规模大、报道力度强都是前所未有的。5月12日14点46分, 新华网最早发出快讯, 随后报纸和电台、电视台都反应很快, 发挥了各自信息传递的特长。电视台打破原有的节目板块, 全天候播出的“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 影响全国。

2. 媒体人提升人文关怀的素养

地震直接冲击的是人的生命, 在如此巨大的悲恸面前, 其他任何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 生命的价值, 人性的光辉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这次地震新闻报道的人文情怀也在播音员的播报中得以充分体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主持人赵普禁不住哽咽失语, 四川卫视主播宁远流泪念完四川各地遇难群众的最新数字。他们的行为不是作秀, 也不是矫情, 更不是煽情, 而是对灾民的真情释放与渗透。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报道虽然有许多的亮点, 但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 不得不引起媒体的重视, 从而引以为戒。

3. 媒体记者集聚灾区, 占用灾区资源

据新华社消息, 汶川地震中, 有114家境外媒体的550位记者在四川等地的地震灾区采访, 还有1 209位境内记者在灾区采访。在灾区物资匮乏的关头, 这些的人的吃、住、行给灾区带来很大的负担。

4. 为了报道“效果”, 干扰救援, 对被采访者不够尊重

灾难报道中, 有的记者为了“抢镜头”、“抢现场”, 拦着忙于救援的官兵不停地提问, 有的缠着医护人员反复盘问抢救细节, 有的竟挡住急救车要求采访。有的记者毫不顾忌受灾人的感受, 一次一次深揭他们内心的伤痛, 反复勾起幸存者惨痛的经历。

5. 灾难中不恰当的娱乐化表达

在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猪坚强”这两个主角一直占据着人们的视野, 成了人们的谈资, 在灾难面前一个跑了一个没跑, 一头猪和一个人两个本不该相提并论, 却因为地震, 牵涉到一起, 关于他俩的报道, 在受灾救灾人的面前, 是多么的无聊和滑稽。

三、雅安地震中的媒体报道特点

1. 灾区现场报道克制、冷静、理性

今年雅安地震与五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 这次地震得到的媒体关注程度, 特别是国际媒体关注程度还是稍逊一筹。还有从国内媒体灾区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看, 媒体的报道已经表现出了理性、克制和冷静。

可以说, 媒体在面对这次灾难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了。在雅安, 当交通堵塞, 记者们或徒步或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不少记者一上路就开始转发一条条微信———“先救人, 再采访”, “不要打扰救援工作现场”, “不要反复采访悲伤的人”……经历了汶川地震后多次灾难报道, 媒体人对灾难报道伦理的自省已经进入到新的成长阶段。

2. 报道方式以打气加油为主旋律

雅安地震发生当天, 多家电视台都宣布停播娱乐节目, 中央电视台20日宣布综艺频道当晚停播一切娱乐节目。各大报纸开办了“雅安不哭”、“挺芦山、在一起”、“我们都是芦山人”等专题报道。人民日报连刊《雅安平安, 中国加油》、北京青年报《注目雅安, 凝聚力量》……东方早报在《从汶川到雅安:从举国关注到举国行动》中宣布:“从四川汶川到青海玉树, 再到四川雅安, 从初逢巨震时的稍显忙乱到如今的紧张有序, 从举国关注到举国行动, 五年来, 饱经磨难的共和国, 在一次次灾难中成熟”

3. 社交媒体的出现, 让信息没有障碍地实时传播

在雅安地震报道中, 以微博为首的新媒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地震发生的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 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形成合力, 互相提醒非专业者不要再像2008年那样蜂拥进入灾区, 社会车辆也尽量不要占用通往雅安的道路, 以帮助救援队伍可以争分夺秒地抵达。千里之外的微博围观者, 已经成为舆论监督的中流砥柱。不论什么媒体在灾难中都要静下心来, 反思一下怎么才能理性、科学地进行灾难报道?那就是:用冷静摒弃浮躁与煽情, 用专业收敛伤痛展示和苦痛消费。

在灾难面前, 我们应该多吸取外媒的经验和报道方式,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这样也避免我们的媒体在成长的道路走弯路。

摘要：今年雅安地震, 使人们想到了五年的汶川地震, 当时各大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 汶川大地震报道是中国突发灾难事件报道的一个里程碑:信息快捷、公开、透明;媒体人提升了人文关怀的素养。但是, 当开始冷静、理性地思考汶川地震报道时发现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媒体记者集聚灾区, 占用灾区资源;为了报道“效果”, 干扰救援, 对被采访者不够尊重;灾难中不恰当的娱乐化表达。五年后的雅安地震中, 媒体的报道却有不少的进步, 即:灾区现场报道克制、冷静、理性;报道方式以打气加油为主旋律;社交媒体的出现, 让信息没有障碍地实时传播。

关键词：汶川地震,雅安地震,灾难报道,新闻业务

参考文献

[1]陈力丹.汶川地震报道的特点和对传媒未来的影响[J].当代传播, 2008.

[2]徐达内.媒体札记:雅安平安[EB/OL].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