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个性化语言的解读

《孔雀东南飞》个性化语言的解读（通用8篇）

篇1：《孔雀东南飞》个性化语言的解读

《孔雀东南飞》个性化语言的解读

【摘要】《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典诗歌中最杰出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它集中反映了汉乐府民歌璀璨夺目的艺术成就，该诗在语言、形象、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都达到了汉乐府民歌的最高水平，成为众口交传的中国文化经典名篇之一。尤其是语言,它丰富、精炼、鲜活、生动,富有个性。通过对兰芝含蓄隽永、仲卿朴质真诚、焦母、刘兄激进逼人的人物对话的解读。能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人物鲜明的个性, 领略到这部作品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个性化语言;解读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的语言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旨在创造艺术形象并表达意义。它是形象化的语言，能唤起人们对生活的形象画面的联想，给人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感受，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形象要素时，必须首先注意语言要素。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全诗357句，1785字，沈归愚称之为“古今第一首长诗”。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以其出色的语言，形象地描述了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地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将全诗细细品来，既有平静、温馨、愉悦之优美，又有激情澎湃，激荡亢奋之壮美，还融之以心灵承受这破碎的爱而生成的痛，它是美与悲交错相融，合而为一的文学作品。诗作语言丰富、精练、鲜活、生动, 富有个性。笔者将对诗作中富有个性的人物语言进行解读，以便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作品的人物形象，思想内涵以及作者的主观情感。

性格寻求语言，它又决定语言的内容和形式。《孔雀东南飞》的作者深刻地把握了性格同语言的内在关系。诗中有刘兰芝语、有焦仲卿语、有仲卿母语、有兰芝母语、有兰芝兄语，还有县令语、主簿语、府君语，或繁或简，都一一符合人物的身份。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

一、兰芝语言含蓄隽永

刘兰芝是诗作者倾全力塑造的主要形象，她坚强、持重，不为威迫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婆婆驱逐，阿兄逼婚，她因而抗拒，外柔内刚，自有主张。她对仲卿体贴谅解，以情托终。她的身上集中了我国古代妇女的许多优秀品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的弱点和所走过的艰难斗争的历程。有着高度的艺术概括力。

为了表现刘兰芝坚强自持、柔中有刚、情感克制的性格特征，诗作创造了一种具有心理深度和独特表达方式的人物语言，使其“心曲隐微，随口唾出”。如：兰芝辞别焦母时盛妆上堂，彬彬有礼，言辞婉约：“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乍一看，只是自惭和求遣之意，实际上却是一种婉约之辞,它质而不俚,柔中有刚,潜含着刘兰芝的不平与愤懑。可是这些都说得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很好地体现了兰芝的教养与倔强的性格。

再如：兰芝离开焦家前夜，把自己的衣物嫁妆留给仲卿的一段话：“妾有秀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香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这时的兰芝，/ 3

刚倾诉了她对无辜被遣的委屈和不平，表示对复归已不存任何幻想。可是，想到自己将同“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的恩爱丈夫永远分离，却又充满着依恋，临别前既没有悲伤的眼泪，也没有热烈的表白和缠绵的情语，只是借清理留交衣物之事，含蓄委婉地表达着自己对仲卿的深情和希望。

她那一波三折的表达更值得注意。为什么兰芝刚刚说罢却又紧接着说“人贱物亦鄙”，轻轻否定了这些物品的价值呢？为什么她要把衣物留给仲卿，却又说出“迎后人”，“作遗施”的话呢？为什么后来语气再一转，又嘱咐仲卿“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呢？这便是刘兰芝独特的个性表现了。即使在丈夫面前，也不愿用人的尊严去乞求爱情和怜悯。所以，她对无辜被遣的愤激，却又出之以“人贱物亦鄙”的反语；她对仲卿爱情的热心，却又变成了“迎后人”的有意试探；她明明希望对方珍爱自己的衣物，却又似乎毫不经意地让他作遗施打发之用。直到最后，她才透出真心。刘兰芝的寸寸柔肠，像那九曲江流，不正是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方式传达出来的吗？

又如：诗中的“死别”，这是激动人心的又一场面。作者以“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的深沉感慨来结束这一段描写的。这时由于兰芝内怀死意而外示服从，假意允婚，造成了仲卿对她的误解，这样，人物之间的外在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在人们的意想中自然应由兰芝自我解释和表白使仲卿释疑，但兰芝的话却出人意外：“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兰芝早就想最后见丈夫一面，这从做嫁衣时“愁思出门啼”可以看出。见了面，她完全可以想到不理解她心意的丈夫定会责备她、怨恨她，但她却不曾解释事情的原委和向仲卿剖明心迹，只简单地说了句：“人事不可量”，表现出那么冷漠而平淡,似乎是在断绝仲卿的一切幻想和希望。事实上，正是这番话里掩藏着她与丈夫诀别时内心的激湍狂澜，因为她知道仲卿为她而生，也愿与她同死。自己若一开始就表现允婚是假，以死抗争是真，虽然可释仲卿之疑，但无疑会促使丈夫一道殉情。为了保护丈夫，她宁愿自己承担不幸和痛苦，以一死来表明自己的忠贞和清白。

这些个性化的对话，传达出了兰芝对丈夫深情的爱，传达出了她在不同时间、空间的内心的曲折隐秘的活动，把兰芝的个性心理表现得那样鲜明、突出和合乎情理。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二、仲卿语言朴质真诚

焦仲卿忠于爱情，而不敢直接抗争，只能消极反抗，忍辱负重。他深爱兰芝，反抗性格日益鲜明。他身为府吏，作则天下，做事瞻前顾后，恪守一切清规戒律，对母命唯唯诺诺不敢违拗。是其母一手培养起來的典型的封建孝子。其话语字里行间充满了朴质、真诚。

如：当他向母亲表明 “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的心迹却遭到母亲厉喝时，便默不作声回头对兰芝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还归，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甚勿违吾语。”虽然他深愛着兰芝，但是面对母权，却无力保护爱妻。他的软弱性间接导致了两人的悲剧。再如：焦仲卿闻变赶来与刘兰芝相会，听说刘兰芝已答应再嫁，便对兰芝说：“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这句话表面上表现了焦仲卿对刘兰芝的讥讽，但实际上却正反映了他对妻子的爱态。还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这成了兰芝自杀的直接诱因。这种动则以死相逼、不思良策的做法，是其不敢正面对抗封建家族的软弱性表现，是极为弱智的一种逃避方法。后来，焦/ 3

仲卿与刘兰芝相会回家后对母亲说：“今日大风寒，寒风吹树木，严霜结庭兰。”借天气的突然变化来隐喻自己绝望的心情。

凡此，均可见此诗对于人物语言的描写是符合人物个性的。焦仲卿那种既要照顾亲情又要考虑爱情、既要做孝子又要做情痴，只有走上死路的复杂性格跃然纸上。

三、焦母、刘兄语言激进逼人

焦母、刘兄虽着墨不多，但他们两个蛮横无理，臆断专行，封建家长的形象和性情暴戾、趋炎附势的市侩嘴脸，呼之欲出，过目难忘。

焦母蛮横冷酷。兰芝辛勤劳作合不了她的意，兰芝竭尽孝道暖不了她的心。封建家长制给了她无边的权力：她对儿女婚事可以随心所欲，她对儿女命运可以生杀予夺。她不满意兰芝了，可以诬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她恼恨儿子的说情，可以凶他“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她不理解儿子的痴情，竟用邻家美女去诱惑他 “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她不体会儿子的决心，竟槌床大怒 “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刘兄势力无情。妹妹自遣回来伤心欲绝时，他不但没有好言安慰。反而在得知妹妹拒绝媒人时逼问：“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阿兄那趋炎附势，追求钱势的市侩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

《孔雀东南飞》的对话描写多到三十处，共一百九十八句，占全诗篇幅的一半以上。这些个性的对话都活画出了人物的各自身份。

孔子说：“情欲信，言欲巧”，“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纵观《孔雀东南飞》一诗，文采飞扬，遣词造句贴切自然，用语精炼准确，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闪耀着作者高超的艺术光芒，读来令人感动，催人泪下。不愧是一篇享有盛誉的传世佳作。其精粹的个性化语言是永远值得我们探究和回味的。

参考文献：

１、吴中《语言美片谈》，载《语文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2期上。２、汤高才编的《汉魏六朝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2月版。/ 3

篇2：《孔雀东南飞》个性化语言的解读

高一语文组 金琳玲

教学目标：

1、了解陶渊明其人及其文。

2、背诵《归园田居（其一）》。

3、领悟诗人的田园情怀，体会田园生活的情趣。教学重点

通过诗中意象的分析体会诗人归隐田园的心境。课时安排 1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他曾饮酒而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曾为世人描绘了“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世外桃源,他曾如数家珍般描绘了“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乡村美景„„他的名字是?(陶渊明)，由上可知,他最美的诗情来自田园,下面我们来学习他归隐田园之后的《归园田居》。

二、作者简介

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东晋田园诗人，隐逸诗人，浔阳柴桑人，自称“五柳先生”(因作《五柳先生传》)，谥号“靖节先生”。被后世人称为“百世田园之主，隐逸之宗”。祖父、父亲曾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他幼年时，家世衰落，家境贫寒。他青年时代曾有建功立业的大志，但未得重用，几做个几任小官。东晋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仕途充满风险，加之政治腐败，陶渊明对现实很失望。他不愿在纷乱黑暗的现实里随波逐流，曾几次往返于官场与田园之间，最后，从彭泽令职位上隐退，这一年他41岁，直到他63岁去世，终老乡村。

陶渊明的作品大多写退隐后的生活，表现农村风物，劳动生活，表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他的诗情感真实，风格平淡自然，诗味醇厚，语言清新，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从此以后，田园诗不断得到发展，到唐代就已形成了田园山水诗派。宋以后，描写田园的诗人就多到不可胜数了

指出重点：陶渊明的这次辞官回家是最后一次，从此再也没有出仕。公元405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分别从辞官场、聚亲朋、乐家事、访故旧、欢夜饮几个侧面描绘了诗人丰富而充实的隐居生活，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抒发归隐后的愉悦心情。课本中所选是第一首。

三、诵读

请同学们欣赏诗歌朗读，同时解决难读的字词和注意朗读的节奏和感情。羁鸟jī 荫后檐yìn 暧暧ài 墟xū 吠fèi 桑颠diān 樊笼fán

四、整体把握诗歌内容

1、听名老师范读。

2、自由诵读，根据注释及手头资料疏通课文。

3、文章和诗歌的题目往往能传达或暗示许多有效信息。提问：“归园田居”这个标题能告诉我们哪些信息呢？题眼是哪个字？ 明确：“归”

五、探究、合作

以“归” 字为核心解读诗歌。

1、从何而归？

2、为何而归？

3、归向何处？

4、归去如何？ 具体分析

1、从何而归？ 明确：尘网、樊笼。追问：尘网、樊笼比喻什么？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沉痛悔恨误入仕途的生活。用上“尘网”一词，足见他对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的极端厌恶。“误”字显出诗人的悔恨之深。东晋末年权力之争剧烈，陶渊明既不愿成为上层统治阶级矛盾斗争的牺牲品，也不愿成为政治野心家争夺的工具，但是仕途生活却将他紧紧束缚在野心家们政治斗争的罗网之中，因此十分痛苦。“一去三十年”（实应为“十三年”用夸大了的数字，说明了时间之长，痛苦之深。）明确：官场生活。

追问：为什么要如此比喻？表现了诗人怎样的的情感？ 明确：对官场生活的厌恶。

2、为何而归？

明确：A、性本爱丘山（本性）。

追问：既然“性本爱丘山”，为何要出仕？

明确：“误落尘网中”。入仕做官，非其本性使然，而是一大失误。（注意炼字“误”）{养家糊口 大济苍生。在封建社会，人们要建功立业，要实现政治理想，只能当官，走仕途。但是，当时的东晋政治腐败，社会**，门阀（门阀制度：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到东汉中叶出现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势力飞扬跋扈，统治阶级热衷的是争权夺利，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想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陶渊明又不愿同流合污，只有选择离开，选择归隐。}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表明自己的性格与世俗官场生活不适应。“适俗”就是适应仕途中繁缛礼节的限制和尔虞我诈的权势之争，诗人说自己缺乏应酬官场的气质和情操，显示了不同流俗的高尚情操，第二句写自己流连山水喜爱田园，表明归隐田园的意向。屈原:“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而他选择的是“回朕车以复路兮„„之未远„„制芰荷以为衣兮„„长余偑之陆离”

追问：所以“性本爱丘山”也许是陶渊明“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不是最关键的原因呢？请同学们继续寻找文中信息．（提示：点题句是哪一句？）

明确：B、守拙归园田。

提问：归园田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守拙”？如何理解？言外之意是什么？（如果不归园田就不能守拙）

明确：反对机巧圆滑，反对官场生活中的八面玲珑、尔虞我诈，怕自己受到官场不良环境的影响而失其本心，官场是个是非之地，没有那种当官的本领，很难往上爬（即使是现在，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样，一个正直清高的人就会感到精神上很压抑，没有自由。2小结：所以“归园田”是为了保持自己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他沉痛悲吟，幡然醒悟到“既自心为形役”“何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思考：如何理解“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词语含义、特点、情感）

明确：（1）“羁鸟”是关在笼中的鸟； “池鱼”是禁在池中的鱼。

（2）特点：失去自由，失去最适合它们生活的环境，只会痛苦。也暗示作者在官场就如同“羁鸟”、“池鱼”一般，失去自由。（“羁鸟”、“池鱼”是陶渊明自比）（3）运用比喻说明作者身在官场，而心系田园的心情，对自由的向往。

3、归向何处？ 明确：归向园田

问：诗人笔下的田园景色有何特点？请抓住诗中几组意象分析。明确：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庄/炊烟/狗吠/鸡鸣/。

概括追问：非常普通平常的农村生活场景，在陶渊明笔下为什么显得那么美？

明确：恬静、幽雅，空阔而简陋，一片宁静、一片和谐、一派迷茫、一派朦胧，这是美似仙境的田园，让诗人弃官归隐，流连忘返。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四句写近景，从自己的住宅写起。你看，住宅周围有十亩土地，八九间草屋，地方虽不广，房屋虽不多，但毕竟是自己的小天地，是自由自在的心灵栖息之所。榆树柳树的阴影遮住了后房檐，桃树李树罗列在屋子前边，环境是多么幽雅美丽！这里衬托出了作者恬然自足、怡然自乐的愉悦心情。这正如他自己所歌的“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又如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所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远景，远望村庄轮廓模糊，炊烟袅袅，一切是安详的、舒缓的、柔和的。

“狗吠深巷中”写远闻，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更显出乡间的宁静、和平。“鸡鸣桑树颠”写近闻，没有混乱，鸡才能在桑颠得意地啼叫。

总之，这八句话，捕捉住农村中司空见惯的事物，用白描手法简笔勾勒出优美的田园风光，由近到远，声色相调，淡浓相宜，描摹了诗人心中的桃园——朴拙自然、宁静中不失生机的乡村图景。而这一切又与诗人在官场上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诗人用歌颂田园，无言地批判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混乱、险恶，表明了诗人追求恬淡生活和宁静和谐的心境。

4、归去如何？

请从诗中找出蕴涵作者情感的诗句词语。

明确：“无尘杂”/有余闲/久/复（注意炼字）——自由、安逸、喜悦。

追问：从中可见作者的人格倾向和精神追求是怎样的？

明确：因为厌恶官场所以更为热爱田园生活，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独立。

最后两句收束全文，诗人似乎在回答人们的疑问，为何对如此平凡的茅屋草木、鸡鸣狗吠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呢？原来是作者“久在樊笼”的缘故，作者一旦冲出罗网，返回大自然的怀抱，那就其乐无穷、俯仰之间处处春了，可以说，这两句诗，是对以前误入尘网中的官场生活的形象的总结，也是对已经开始的新生活的欣喜之情的外露。

六、总结全文

《归园田居》主要写诗人摆脱污浊官场来到清新的农村后的自由生活和愉快心情。这种情绪，用一个词组来概括叫做“返朴归真”。第一是“真”，做人要正直真实不虚伪，具有人的本性；第二是“朴”，处世要朴实，不造作，不慕浮华利禄，而是快意吾心、怡然自乐，恣意游弋，纵情挥洒。这是一种与污浊的官场生活相对立的生活方式，也是历代文人学士所追求的至高至真的境界。七：拓展：

篇3：《孔雀东南飞》个性化语言的解读

陈胜年轻时出言不凡, 展现出远大的抱负。“苟富贵, 无相忘”, 貌似戏言, 但显示出他对自己的生存现状很不满意, 渴求能够改变。在与同伴的问答中, 陈胜自然地说出“嗟乎,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样的话。此句暗含陈胜用鸿鹄自比的深远寓意, 充分表现了他非凡的个性和远大的抱负, 以及强烈渴求改变现状的雄心壮志, 也点明了他领导起义的思想基础。

起义前和起义时陈胜的语言, 显示出其具有领袖才能。分析形势时的“天下苦秦久矣”, 折射出当时阶级矛盾之尖锐, 全国人民对秦王朝的愤恨情绪积聚已久, 一触即发, 说出了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更突显出陈胜具有不俗的眼光, 对反秦形势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今亡亦死, 举大计亦死, 等死, 死国可乎?”被逼无奈, 选择为国事而死, 死得其所, 显示出他伟大的抱负和起义的决心。“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 为天下唱, 宜多应者。”此句表明陈胜打算假借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为天下唱”, 而且很有远见地预测此举“宜多应者”, 显出他不仅具有斗争的勇气, 而且具有斗争的智谋, 从而表现出他洞察时局的能力。起义过程中的“死即举大名耳”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继续呼应上文“为国事而死”一句, 表现了陈胜的远大抱负、反抗决心和叛逆性格;特别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句, 极具鼓动性和号召力。“徒属皆曰:‘敬受命。’”一句, 则从侧面衬托出陈胜前面那句话的号召力, 由此看出陈胜等人具有卓越的宣传、组织才能。

篇4：《孔雀东南飞》的重新解读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个性张扬 自由 情感 尊严

与《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璧”的《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第一首集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最长的爱情诗。明朝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价《孔雀东南飞》说:“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如诉,长诗之圣也。”它长达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流传至今一千七百多年,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借助民间文学特有的不事浮华、质朴平实的艺术魅力,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婚姻悲剧,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和家长制的罪恶,表现了封建时代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婚姻幸福美满、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而进行殊死抗争这一重大主题,“其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可与《红楼梦》前后辉映媲美”[1],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一

据原诗序,焦刘爱情悲剧的故事发生于“汉末建安中”,是“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编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卿妻》。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不少学者根据诗中所涉及的风俗习惯来判断,例如“足下蹑丝履”,张为麒《孔雀东南飞年代祛疑》以为“丝履”乃为六朝物品。又如“进退无颜仪”,《祛疑》以为“仪”字非用古韵,“仪”字由歌入支,始于魏文帝。又如“小子无所畏”、“下官奉使命”,以为“小子”、“下官”乃六朝通用口语。又如“新妇入青庐”,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以“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妇”为由,推断该诗为六朝作品。山东大学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文学史》第四章“东汉文人乐府”一节中,对此予以质疑。曹操《内诫令》:“前于江陵得杂彩丝履,以与家约,当著尽此履,不得效作也。”表明汉末建安中已有“丝履”。蔡邕《济北崔君夫人诔》:“世丧母仪,宗殒宪师。哀哀孝子,靡所瞻依。”“仪”字由歌入支并非从魏文帝开始。“小子”、“下官”更是经传屡见。《尚书·汤誓》:“非台小子,敢行称乱。”《论语》:“小子何莫学夫诗。”《后汉书·贾谊传》:“君主斥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关于“青庐”,《世说新语·假谲篇》:“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皆出现。”据此萧先生认为《孔雀东南飞》的产生是在文人乐府盛行,五言诗体成熟条件下完成的,应为建安时代的作品,此诗在流传过程中必然经过历代文人的修润。

汉末建安时期是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世家大族崛起,使脆弱的小朝廷不得不依靠、拉拢豪强势力以自存。于是出身门第成为士人参政的首要因素,门阀士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扩大,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国家政治的贵族化和权利分割。庄园经济的割据性使朝廷对学术的干预相对淡化。政治动荡、兵灾接连、社会离析,更令人“悟兴废之无常,哀人生若晨露”。即便是一代雄才的曹操也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苍凉悲叹,与高亢雄旷、乐观进取的秦汉文化精神相比,另成风格。

政治的动荡,引发了思想上的裂变,产生了纲常名教危机。名教即以正名、定分为内容的礼教。它以儒家的纲常规范为内涵,其标志是“三纲五常”的确立和系统化。大一统的观念开始瓦解,纲常名教受到空前冲击。正统思想失去了约束力,等级森严的旧礼的束缚松化,人们逐渐从统一的生活规范、伦理道德的过度约束中解放出来,个性开始得到张扬。

当人们从纲常礼教、世俗人伦中解脱出来,首先释放的就是人的自我与个性,“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2]旧的礼法、繁琐经书被抛弃。喜怒哀乐、生离死别、声色情形才是人生之真。“君臣父子”遭到非议,祢衡曾与孔融论“情欲”,认为:“夫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3]此类言论,在名教盛行的汉代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风尚的推动下,士族阶层以“率性”为宗旨,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个人性情和生活情趣。汉末魏初是人个性高扬的时代。

《孔雀东南飞》所反映的焦刘爱情悲剧,就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产生的:纲常名教动摇崩溃与人文精神潜在张扬。其代表人物就是顽固维护纲常名教的焦母、刘兄与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爱情婚姻美满的焦仲卿夫妇。作品以这种矛盾冲突为主线反映了汉末建安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一种动荡社会思想裂变的再现。

二

《孔雀东南飞》着意刻画了刘兰芝这一反抗封建礼教的光彩夺目、映照千秋的女性形象。刘兰芝从小学习女红,“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具有良好的素养和品德。嫁给郡府小吏焦仲卿,平日与丈夫见面很少,只得厮守空房:“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不仅如此,焦家上有老母下有“始扶床”的小姑,这一老一少,无疑都需要刘兰芝服侍。她还要早起晚睡:“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但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焦母的故意挑剔和刁难:“大人故嫌迟”,并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等恶语相加,执意要赶她出门,拆散这一对恩爱夫妻,“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面对封建礼教的压迫,刘兰芝没有屈服,她有理有节,从容同焦母、小姑告别,最后与焦仲卿山盟海誓,挥泪而别,表现出坚强的性格。回到娘家,厄运接踵而至,县令、太守轮番逼亲,阿兄蛮横催婚,阿母委屈求全,强大的宗法势力一步步把孤苦无依的刘兰芝推向黑暗的深渊。而生性贤良、倔强的刘兰芝,虽竭尽全力与残酷的命运作斗争,终因势单力薄,寡不敌众,抵架不住黑暗势力的重压,为了忠贞的爱情,为了不可践踏的尊严,不惜以死抗争,“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表现了一个普通女性对封建礼教的最强烈的抗争。

刘兰芝这一形象体现出的个性美,有着多方面的内涵。她既有古代劳动妇女勤劳善良、刚烈不屈的反抗性格,还表现了封建时代有文化素养的女性在思想裂变压抑中痛苦的挣扎与呐喊,表现了超越礼法的规矩,追求潇洒自如的风度容止。诗篇渲染了她在焦家被休、行将离家前的着意盛装:“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装。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腕素,耳著明月裆。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诗人以无声的语言赞美了刘兰芝至纯至真至情之美,渲染了焦刘爱情的悲壮。太守备礼迎娶,在母亲催促下,刘兰芝始做嫁裳:“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她表面顺从,但内心已怀死志。

刘兰芝这一形象是丰满的,性格是多方面的。诗人既表现了她个性的刚烈之美,又表现了性格中的阴柔之美。这主要表现在与小姑的告别:“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这里刘兰芝的至柔至善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总而言之,刘兰芝的可爱,就在于她为了爱情,不惧专横,不畏强暴,不为荣华富贵所动,甚至不惜以死来捍卫崇高的爱情。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强烈反封建意识,是闪光的人性觉醒,是对崇高爱情的追求,具有超越时代的审美价值。

三

痛苦的生命抉择和对个性自由的追求。焦仲卿和刘兰芝相比,显得懦弱、拘谨。他出身于官宦世家,从小耳濡目染的是儒家的经典,领受的是儒家的精神义理。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是戴在青年人头上的紧箍咒,一个官吏如果被认为不孝,要受到贬谪,或要被革职的。焦仲卿深爱自己的妻子,对母亲的无理指责和驱逐,先是婉“启”,继而是“长跪告”,苦苦哀求,对母亲的“槌床便大怒”,显得束手无策,只能“默无声”,劝妻子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即便在做好了以身殉情的准备时,仍然脱离不了封建孝道:“儿今日冥冥,令母身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可以说,仲卿身上缺少的就是刘兰芝那种骨子里的反抗精神。

但是,在时代精神、爱情力量的感召下,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焦仲卿这一形象逐渐清晰明朗,开始由懦弱走向反抗。焦仲卿的反抗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对仕途的否定:“儿已薄禄相”。其二是对鬼神的否定:“勿复怨鬼神”。其三是对妻子的忠贞爱情。在中国传统的伦理中,从来不讲夫妇有爱,而讲夫妇有别。焦仲卿深爱妻子,他敢于大胆冲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4]的礼教法规的束缚,在母亲面前表达真情爱慕:“幸复得此妇”,“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焦仲卿的抗争虽然显得苍白无力,但却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道口告别,山盟海誓,石苇之约,人物形象逐渐成熟,刘兰芝被逼再嫁,他声言“吾独向黄泉”。刘兰芝死后,他不顾孝道,履行黄泉之约“自挂东南枝”,完成了性格的转变。这是一种何等的情深,何等的悲壮之美啊!

焦仲卿爱妻子,也爱自己的母亲。他既想忠于孝道,又想忠于爱情,但又不敢违背母命,可以说他处在母亲与妻子的夹缝中,想突破儒家信念的束缚,但内心又放不下伦理责任的重负,实际上处于忠孝难以两全的尴尬境地之中,所以其一言一行都透露出无可奈何的心境,他“徘徊庭树下”,就是这种复杂感情的集中体现。但是,在人生的大原则面前,他仍然是坚强的。当二者必居其一时,他选择了爱情,他以生命的代价换取了一种痛苦的精神升华。

焦仲卿由懦弱到刚强性格的完成,除去刘兰芝反抗性格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外,也反映了汉末建安时期大动荡背景下的士人,深陷于不能把握自己命运感伤氛围之中的无奈感叹,又体现了当时整个民族渴求个性解放的时代觉醒。当然这种痛苦的追求距离人性的解放还有着遥远的路程。但每一声咏唱呐喊,都是对封建礼教的冲击,展示了建安战乱之际所酝酿的个性解放的思想浪潮,成为“魏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5]的前奏。

诗篇以审美的价值观念渗入了那个时代所能给予主人公的浪漫结局:“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在对儒家信念发生怀疑时,作者依照庄子的自然之路,寄浮生于天地大化之中,心与道冥,力求摆脱人生的困缚,在无可奈何中活得潇洒风流。焦刘爱情以肉体的毁灭换取了精神上的胜利和爱情的永存。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爱情悲歌,使诗歌具有了追魂摄魄般的感染力,为后代梁祝一类爱情悲剧题材提供了历史基因。

四

焦刘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无疑是焦母。她是在纲常名教受到冲击,自我、个性即将得到解脱之时,依然维护封建礼教的化身。尽管刘兰芝美丽、聪敏、能干、知书明礼,但焦母却不喜欢她,对其恶语相加,执意要赶她出门,拆散了一对恩爱夫妻,那么焦母为何对她恩断义绝呢?笔者认为原因有四:

《孔子家语》卷六《奔命解》云:“妇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顺父母者、无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恶疾者、多口言者、窃盗者。”就本诗而言,有两条,即“不顺父母者”和“无子者”,这是构成“出妇”的原因。

其一、“不顺父母”。在封建社会,侍奉公婆是媳妇的本分,如果被认为做不到,此女子就是无德,就可以“出妇”,遇到挑剔的婆婆或苛刻的丈夫更是如此。《后汉书·鲍永传》卷五十九载,鲍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后汉书·姜诗妻传》卷一百十四中也有记载:“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笃。母好饮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

本诗作者虽然采用了艺术夸张的手法,描写了刘兰芝的知书达理、聪明能干、温顺善良,但是那种掩盖不住的,或者说骨子里就有的反抗的刚性——被压迫者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却自然地迸发出来。她的自遣及从容坦然地盛装告别,太守、阿兄逼婚时的仰头怒答,这些都表现了她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

其二、“无子”。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宗法社会,能不能传宗接代被看作是“出妇”的一条重要理由。如西汉后期,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写道:“妇,蜀郡掌氏子,无子而去。”《后汉书·桓荣传》载:“何汤字仲方……荣门徒常四百余人,汤为高第,以才明知名,荣年四十无子,汤乃去荣妻为更娶,荣甚重之。”可见无子弃妻是天经地义的。焦母早年丧夫,官宦世家的权势荡然无存。焦母膝下一子一女,焦母为仲卿娶来貌美的刘兰芝,指望刘兰芝能为焦家传宗接代,但刘兰芝嫁到焦家多年,“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谴,小姑如我长”,虽有夸张的成分,但多年无子是毫无疑问的,这对于只有一个男丁的焦母来说,盼孙心情之迫切是正常的。孩子是感情的纽带和桥梁,没有了孩子的沟通,焦母与刘兰芝的隔阂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焦仲卿何以不纳妾传宗接代呢?秦汉时期,虽然一夫一妻制已占主导地位,但媵妾制较为流行,对于权贵、富豪而言,实际是一夫多妻制,公侯之宫美女数百,卿士之家侍妾数十。依焦家的身份地位,焦仲卿完全可以纳妾,但焦仲卿对刘兰芝的深爱,对爱情的专一,使他不能也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令焦母不能容忍的。

其三、母子情与夫妻情的矛盾冲突。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崇尚情感伦理,这种情感伦理不同于康德式的理性伦理,而是一种仁爱情感,但儒家“仁者爱人”的仁爱情感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为前提的亲子情感。人的社会情感,都是亲属血缘关系情感的放大。焦家曾是官宦世家,至焦仲卿时已没落了,只能做个郡府小吏,但焦母仍念念不忘“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的辉煌过去,加之焦母过早经受孀居生活的寂寞与凄凉,她把一切的母爱,一切的希望或者说她生命的全部意义都寄托在焦仲卿身上。她爱儿子,为焦仲卿娶来貌美能干有知识的刘兰芝,但焦母的爱是自私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强烈排它的爱,她希望这种爱能永远占据儿子心灵的全部缺失,以此来弥补心灵上巨大的情感空间。因此,焦母的爱,是一种畸形的母爱,一旦这种爱受到伤害,就会走向反面,她用这份不健康的爱杀死了儿子,也最终毁灭了自己。

焦刘二人成婚后,兰芝聪明美丽、知书明礼,以及汉末建安时期在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中表现出的超越名教束缚,打破尊卑等次而自然亲切的平等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夫妻情爱的琴瑟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母子情爱,使焦母感受到心理上的巨大失落,那么,这时焦母由爱转化为强烈的嫉妒,更重要的是刘兰芝性格刚烈,骨子里的反抗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焦仲卿,“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焦仲卿懦弱的性格发生了转化,这是焦母不愿看到和不愿接受的。那么,这种庇护儿女心灵圣殿的母爱转化为自私与残忍,成为一种强烈的恨。弗罗姆在论及母爱时说:“在母亲的爱中,也许能发现母亲这个人处在母爱的自恋中。由于她感到婴儿仍是她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她的爱和迷恋也许是一种自恋的满足。在母亲的权势欲和占有欲中,可能会发现另一个动机,孩子无能为力,完全从属于母亲的意志。对于一个盛气凌人、占有欲强的母亲来说,孩子无非是一个满足的对象。”[6]可以说焦母把一切的怨恨都迁怒到了刘兰芝身上,尽管刘兰芝具有良好的素养和品德,早起晚睡“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但辛勤劳动换来的却是焦母的故意挑剔和刁难,“大人故嫌迟”,并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等恶语相加,不顾儿子的哀求,遣归刘兰芝,拆散一对恩爱夫妻。可悲的是,她休妇,非但没有斩断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将儿子从夫妻恩爱中夺回来,反而将儿子推向黑暗的深渊,以焦仲卿“自挂东南枝”殉情而告终。

焦母可以说是由爱生妒,由妒到恨,演绎着一种心理畸变。这种畸变的根源是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摧残。在封建社会,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要遵从“三从四德”封建教条的束缚,没有人格尊严。她们在做女儿和成为媳妇时,饱受精神的压抑,肉体的折磨,只有成为母亲的时候,才能找到做人的尊严,找回失去的自我。“千年的媳妇熬成婆”,她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封建制度的摧残已使她们的灵魂扭曲,这时,她把自己经受的痛苦磨难转嫁到儿媳身上,继续演绎着,让别人重复着自己的故事。焦母无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焦母对刘兰芝恩断义绝,母子情与夫妻情的情感冲突是重要的原因。

其四、封建门阀观念的影响。《孔雀东南飞》的主题之所以如此鲜明、深刻,还在于通过焦刘夫妇的婚姻问题,进一步启示了由门阀制度而体现出来的当时社会比较广泛、比较深刻的矛盾。

汉末,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士族兴起,人们逐渐重视门第观念。诗篇中,焦母极力张扬焦家的地位,尽管焦仲卿只是郡府小吏,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她越来越看不惯“从小生野里”的刘兰芝。那么,兰芝是否如焦母所说“从小生野里”呢?作品采用了民间文学惯用的夸张手法,描写了刘兰芝的文化教养“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刘兰芝母也以近乎相同的口吻讲述了她的修养。她的勇于自遣,拜别婆母时显出的言谈举止,以及在焦、刘分别时对未来前途的瞻望等都显出良好的文化教养,这在一般的“生野里”的农家女是根本做不到的,由此可以推知刘兰芝是一个从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有主见的女子。尽管如此,由于门阀制度的影响,焦母还是认为两家门不当户不对。

既然焦母嫌弃刘兰芝地位低,又如何解释县丞、太守说亲、迎亲的宏大场面呢?许多的学者从作品的虚实性来探讨,认为:一是太守备礼的“青雀白皓舫”一段描写,只是为了表现太守家的富贵,而刘兰芝表面顺从,内怀死志,显示出刘兰芝不慕荣利和对爱情的坚贞。二是县令和太守求亲根本是虚拟的,否则一介弃妇何以会受到如此青睐呢?笔者以为“青雀白皓舫”一段描写,太守说亲、迎亲之迫切,的确有过分渲染夸张的成分,也确是为烘托人物心灵所需,这也是诗歌的需要。清朝沈德潜说过:“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褥,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7]但我们翻阅秦汉魏晋史,即可找到答案。

秦汉魏晋时期,妇女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她们的精神生活也较其它时期丰富和充实。这与当时连年战争造成的人口迁徙和民族的融合不无关系。当时男女交往比较随便。如西汉初,高祖刘邦还于沛,置酒于沛宫,沛地男子和女子“日乐饮极欢”[8]。东汉后期,琅琊有种习俗:“倡优男女杂坐。”[9]男女结伴同路而行也是正常之事,简雍与刘备巡游时也“见一男女行道”[10]。有时还出现陌生男女路上相逢,相互询问,以致产生好感的情形,《汉乐府·相逢行》形象地描述:“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少年,夹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男女同车而行也是正常行为,东汉人糜竺乘车归家时,“未至家数十里,见路次有一好新妇,从竺求寄载。行可二十余里,新妇谢去。”[11]

秦汉时期,人们对女子的贞节观念比宋以后相对淡漠,爱情婚姻观念自由开放,改嫁与再嫁现象广为存在,男子不以娶改嫁女或再嫁女为耻。这种现象不仅广泛见诸平民阶层,而且在皇族和贵族中也极为常见。如汉高祖刘邦的薄夫人初为魏王豹妻,汉军破魏杀豹后,“有诏纳(薄氏)后宫”[12]。汉武帝时临台大贾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在丈夫死后又与司马相如成婚。东汉著名学者蔡邑之女蔡琰最初嫁卫仲道,卫仲道死后,又为匈奴所掳成为左贤王夫人,从匈奴归汉后,再嫁董祀为妻。有趣的是,东汉末年的曹丕、刘备、孙权——以后分别成为魏、蜀、吴的第一代皇帝,都曾纳寡妇为夫人。

汉代盛行妇女改嫁与再嫁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统治阶级的垂范,悲叹“去日苦多”,及时行乐是一种流行心态。时人用“人生如白驹过隙耳”解释自己的尽情享乐。刘兰芝虽是再嫁女子,但是太守之子垂涎于她的美貌,遣人聘她为妻,并大肆张扬,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

[1]张松如:《中国诗歌美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2]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页。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孔融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礼记·内则》,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

[5]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美]埃·弗罗姆,康革尔译:《爱的艺术》,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7][清]沈德潜:《古诗源》(卷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8][汉]班固:《汉书·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9]吴树平校释:《风俗通义·怪神》,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0]《三国志·蜀志·简雍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11][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汉]班固:《汉书·外戚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篇5：解读《孔雀东南飞》对生活的启示

《孔雀东南飞》, 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 作者不详, 传为建安年间发生在庐江的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主人公刘兰芝不受婆母喜爱, 被迫与深爱的丈夫焦仲卿分离, 在家数日, 又遭兄长逼婚, 为表对爱情的忠贞, 她“举身赴清池”, 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 双双为爱殉情。正因其情爱之深、结局之悲, 引起现当代众多学者对其文本思想意义及男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精深分析。他们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类:

1. 揭露批判说

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对此诗的“解题”中说:“它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 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对诗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反抗精神寄予同情和加以赞扬;同时对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通过幻想的形式加以描绘和歌颂。”此观点从封建礼教对人的迫害出发, 追其社会根源, 反映了古代文学作品中一般的主旨。

2. 家庭矛盾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着眼于刘兰芝和婆婆之间的不和关系。学者们认为是刘兰芝的“无子”、“自专由”、“不助夫”以及焦母本人年轻守寡而造成的“恋子症”造成了婆媳二人之间巨大的矛盾, 使焦母不能容忍刘兰芝, 从而酿成了爱情悲剧。

3. 自我的选择

本观点的学者把焦仲卿、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和陆游、唐婉的爱情悲剧进行比较, 认为两桩婚姻都遭到了相似的不公对待, 但陆游和唐婉忍着悲伤各自婚嫁, 而焦仲卿和刘兰芝却双双殉情, 虽是社会、家庭造成的, 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是主体对爱情和命运的选择。

4. 家族利益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同样对比焦刘和陆唐的爱情悲剧, 认为婆媳关系不和的背后是婆婆出于家族利益的考虑而驱遣娇美、聪慧的儿媳。焦母和陆母都把振兴家族的希望寄托到儿子身上, 希望儿子飞黄腾达, “仕宦于台阁”。但儿子沉溺于儿女情长, 竟然胸无大志, 焦仲卿甚至坦言“儿已薄禄相”, 使母亲大为寒心, 下定决心遣归“罪魁祸首”的儿媳。“推崇婆权, 归根结底就是拥有家族最高地位的女性为封建宗法思想所驱使, 自觉地代表男性, 为着血缘传承的长远利益而行使父权, 是对男权社会家长制集权的坚决维护, 这是封建社会的女性长期受封建思想和意识浸淫的结果。”

二给现代人的生活启示

学者们的分析使读者加深了对文本的理解, 也使这一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显得更为举足轻重。《孔雀东南飞》文末说:“多谢后世人, 戒之慎勿忘”, 我想作者本意主要是让后人在了解悲剧背后的原因后, 能够吸取教训, 避免这样的千古悲剧。因此, 本文立足故事中涉及的众人, 在学者们分析的基础上, 遵循文本, 提出观点, 希望能够给现代人们一些生活启示。

1. 让爱战胜权威

《孔雀东南飞》除了焦仲卿和刘兰芝以外, 主要人物还有焦母、刘母和刘兄。这三个人物出于不同的动机, 把压力集中在焦刘二人身上, 激化了矛盾, 最终酿成了家庭悲剧。这三个人物, 特别是焦母和刘兄, 读者对他们颇多批判。

首先, 诸多读者和学者都把焦母视为一个蛮不讲理、冷酷无情的封建家长。作为一个封建家庭的统治者, 她不顾儿子的反对, 大施淫威, 强行驱遣聪慧、勤劳的儿媳, 最终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但是, 仔细揣摩人物内心, 我们敢说她不爱儿子吗?中年丧夫, 她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将儿女抚养成人, 我们可以想象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即使是强迫儿子休妻, 她也是考虑到儿子的幸福的:“东家有贤女, 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 阿母为汝求。”理由虽然不是理性的, 但却是充满了母爱的, 她相信儿子会因此而幸福。更何况, 她是一位寡妇, 她的责任要比普通的母亲更重一层, 那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儿子让家族兴旺, 不愧对泉下有知的丈夫和祖先。因此, “她的悲剧在于, 母亲对于儿子的爱和体制赋予她的权力之间的矛盾。滥用权力, 使自己的爱和儿子的生命一起被扼杀。”

其次, 读者认为刘兄就是一个势利、世俗的哥哥。他的一句“先嫁得府吏, 后嫁得郎君, 否泰如天地, 足以荣汝身。”充分显露了他势利的嘴脸, 也因此而断送了妹妹的幸福和生命。但是, 我们能说他不疼爱自己的亲妹妹吗?他不是希望妹妹能够化悲为喜, 重新拥有完美幸福的婚姻吗?只是, 和焦母相似的一个原因, 封建家长制里长兄如父的体制赋予他的权力蒙蔽了爱的本能, 使他无意中扼杀了妹妹。由以上分析, 再加上“两家求合葬, 合葬华山傍”的文本叙述, 我们可以确定, 不管是焦母, 还是刘兄, 他们都是爱自己的亲人的, 只是因为滥用手中的家长权力, 而痛失了亲人。“父母的干涉越多, 反对越强烈, 恋人们相爱就越深, 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上叫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由此可见, 家长的逼迫使刘兰芝和焦仲卿有了共同的命运和话题, 双方都沉溺于苦命鸳鸯的自怜中, 立誓要以死捍卫爱情和婚姻。因此, 我们得到的生活启示就是, 家长们不要再给爱装上“生硬的外壳”, 以自身不可撼动的家长地位来胁迫儿女, 促使他们做出过激的行为;而是应该让爱战胜权威, 在情感的支配下去理解、尊重儿女, 营造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 只有这样才能家庭和睦, 避免不必要的争吵, 甚至是悲剧的发生。

2. 架起沟通的桥梁

细读文本, 我们不难发现故事里的主人公之间是缺少沟通交流的, 他们活在迷茫和误会中。刘兰芝不明白为什么织娟“三日断五匹, 大人故嫌迟”?为什么“十六知礼仪”, 婆婆还抱怨“此妇无礼节, 举动自专由”?焦母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含辛茹苦地抚养大的儿子说出“儿已薄禄相, 幸复得此妇”的话来, 甚至威胁自己“儿今日冥冥, 令母在后单”?而焦仲卿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能安安稳稳地过平静的日子, 反而要承受“仕宦于台阁”和对深爱的妻子“便可速遣之, 遣去慎莫留”的压力?……他们满腹的疑问和愁绪, 却羞于启口, 结果让误会蔓延, 距离拉大, 错误的想法支配自己, 酿成了爱情悲剧, 家庭悲剧。试想, 如果焦母把振兴家族的想法告诉焦仲卿, 并且把对儿子的希望和依赖告诉刘兰芝, 希望能够通过儿媳来督促儿子, 那夫妻俩也许就知道该往何处努力, 该如何让母亲安享晚年了。再试想, 如果焦仲卿能够心平气和地告诉母亲自己不愿在仕途上挣扎前行, 只愿夫妻合乐, 母亲晚年幸福, 并不是刘兰芝阻碍自己的, 那焦母是不是会理解儿子, 也不再错怪刘兰芝?同样, 如果刘兰芝能够鼓起勇气, 谦逊有礼地真诚地向婆婆道出心中的苦闷, 询问婆婆不喜欢自己的原因, 那是不是就可以和婆婆形成很好的婆媳关系, 共同努力让家族兴旺?……因此, 我们得到的生活启示就是人与人之间只有互相交流沟通, 在心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我们才能互相认识、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也才能减少误会, 让感情畅通无阻, 避免矛盾的扩大, 悲剧的发生。

《孔雀东南飞》能够千古流传, 不仅仅是因为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更是因为它传递了生活中母子、婆媳、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 这甚至可以延及到广义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无论是家人、爱人还是朋友, 我们都应该做到真诚相待, 经常沟通交流, 遇事冷静应对, 只有这样, 才能相处融洽, 做到相互支持, 相亲相爱。希望本文的观点能够对得起“多谢后世人, 戒之慎勿忘”的期许。

参考文献

[1]孙绍振.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个案微观分析[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2

[2]刘儒德.教育中的心理效应 (第二版)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3]段治超、张兴娟.《孔雀东南飞》悲剧探源——浅析焦仲卿之处事失当[J].大众文艺, 2013 (14)

[4]林素琴.婆媳关系不和的背后——《孔雀东南飞》与《钗头凤》婚姻悲剧解读[J].作家, 2008 (10)

篇6：《孔雀东南飞》个性化语言的解读

作者给女主人公取名刘兰芝，兰是兰花，古籍《珍珠船》评价兰花，“竹有节而无花，梅有花而无叶，松有叶而无香，唯独兰花兼而有之”。兰花的花语是美好、高洁、贤德。《说文解字》中说：“芝，神草也”，“芝”字用来形容华美、华丽。兰芝，兰花与灵芝，喻德行的高尚，在我国的文化中它们是高洁典雅、飘逸俊秀的美和坚贞不渝的性格的象征。

作者赋予女主人公这种外在和内在兼具的美，兰芝知书达理“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勤劳聪明能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心地善良，被婆婆驱逐还嘱咐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自尊自重“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对待爱情坚贞不渝，面对县令谴来媒人委婉地推辭，面对被迫再嫁的命运选择以死来报答仲卿的痴情“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没有丝毫犹豫。

著明月珰。指透出典雅端庄。假如没有出众的容貌，哪有可能在成为弃妇之后竟然接连有人来求娶，并且求娶人家的低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姿容绝世无双，一举手一投足都位越来兰芝的外在应该也是无可挑剔的：“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越高，男子越来越相貌出众更兼才华卓越呢？“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兰芝说这些东西都要“留待作遗施”是给仲卿留的纪念，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这应是兰芝的嫁妆，也不算是不丰厚，足以证明她起码是出身中等以上的家庭。比起仲卿虽不强至少也不差，绝不是兰芝所谦虚地说的“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否则后来也不会有和太守之子定下婚事的可能。

总之，作者以象征德行高尚的“兰芝”给被弃的女主人公命名，包含了作者的赞美和同情。而冠以“刘”姓，毫无疑问的告诉读者，焦家“留”住兰芝才是正理，被驱兰芝遣是多么无理的举动，兰芝又承受着怎样的屈辱。兰芝不能被接纳最终希望是“魂去尸长留”，留下的是她坚贞的爱和高洁的品格。斯人已去，花香长存！

作者给男主人公取名仲卿，仲，第二；卿，古代对于男子的美称，似乎看不出什么。但是我们若把两个字合起来从谐音的角度去推断，我们不难读出这样的含义：仲卿即是“重情”“钟情”，倒过来即“情种”。他重感情，对兰芝情有独钟，从文中我们不难找到证据“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是生死相依的愿望；“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是对爱情矢志不渝的坚贞；“誓不相隔卿”是对爱情不变的承诺；“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是面对诱惑不为所动，决心赴死的勇气。他是重情的男子，也是个绝对的情种愿为自己钟情的女子放弃一切，甚至生命。

作者给男主人公冠以“焦”姓，是希望仲卿——这重情的男子是兰芝可以“交付”一生的男子，而重情之人也应该能够“留住”这世间最美好的女子，最坚贞的爱情。

内外皆美，出身不错的兰芝遇上重情的丈夫，本应是幸福美满白头偕老的结局，这爱情该如童话般美丽。可是事实是兰芝投水仲卿自缢，只能在作者的笔下化作鸳鸯“中有双飞鸟，交颈相向鸣”，永远相依。悲剧的本质是“把美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撕碎美的焦母是一个“处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的婆婆，遣走兰芝的理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看起来冠冕堂皇其实站不住脚，但在封建社会这个理由已足经够造成爱情婚姻的悲剧。作者把兰芝仲卿的美和爱与焦母的“撕碎”交叉来写，赋予作品更深刻的意义，才能够达到结尾“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创作目的。

篇7：《孔雀东南飞》个性化语言的解读

能够娶上品貌皆优, 且对自己用情专一的妻子, 是任何一个男人的“福分”;可有时候, 这种“福分”也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我认为, 焦母正是敏锐地看到了, 这个貌似“儿子福分”的女人, 正有可能随时给儿子带来“杀身之祸”, 才痛下决心逼儿驱妻的。 下面从客、主观两个方面分析刘兰芝会给焦仲卿带来杀身之祸的原因。

客观之一: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据《孔雀东南飞》诗序记载, 故事发生在东汉建安年间, 也就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在位时期。东汉末年阶级矛盾尖锐, 并于公元184年发生了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 起义结束后, 地方豪强势力迅速壮大, 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 各割据势力相互残杀, 民不聊生,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汉献帝公元196年继位, 据说就是在大军阀——董卓挟持下进行的。董卓何许人也?据《三国志》卷6《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 民各在其社下, 悉就断其男子头, 驾其车牛, 载其妇女财物, 以所断头系车辕轴, 连轸而还洛, 云攻贼大获, 称万岁。入开阳城门, 焚烧其头, 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好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那是一个老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他们的任何权益包括生命都没有保障, “刀剑, 强权” 代替了“法律、道德”。

客观之二:刘兰芝是一个不仅勤劳能干 (“十三学织素, 十四学裁衣”“鸡鸣入机织, 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 , 知书达礼 (“十五弹箜篌, 十六诵诗书”) , 而且更是貌若天仙的绝世佳人。 她的美貌不仅可以从原诗文字表述直接体现:“腰若流纨素……指如削葱根, 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 精妙世无双。”而且可以从侧面看出:县令, 太守的公子、少爷对如此一个被谴送回家的有夫之妇趋之若鹜。并且一旦答应, 以太守之尊不但不认为孩子娶得有夫之妇“有辱门楣”, 反而“府君得闻之, 心中大欢喜”。试想如果不是有倾城之貌, 那可能吗?依我看不会比那个被王允“伯乐” 发现的“千里马”貂蝉差。也就是说她是一个任何男人见之都会赞叹、心仪, 甚至魂不守舍的绝色美女。

客观之三:刘兰芝的美貌已经是声名远播, 至少在当地是名声在外的, 而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你想, “刘兰芝”被谴送回家, 这对刘焦两家来说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他们肯定不会大肆宣扬, 可就在这等“秘密状态”之下, 她“还家十余日”, 便有“县令谴媒来”, 而且拒绝一个又来一个, “媒人去数日, 寻谴丞请还” 这说明这位绝色美女, 早已被无数个有“实力”的“公子、少爷” 垂涎三尺、虎视眈眈。

这三个客观结合到一块就形成了这样的现实:在一个弱肉强食, “奴隶规则”被撕得粉碎的时代, 人人皆知焦家有一个令无数有权有势的男人垂涎的绝色美女。这就好像在强盗丛中有人露出旷世奇宝;饿狼群里有人手捧一块肥肉一样, 能否真正拥有珍宝或肥肉, 那要看这位珍宝与肥肉的持有人自身的主观条件。

我们再来分析焦仲卿的主观条件:他是“庐江府小吏”, 说明他无权;对母亲的严令逼迫, 他虽然极不情愿, 却既不敢违背, 也无计变通, 说明他懦弱、无智;当听说心爱的人被迫改嫁时, 他既没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度量, 蓄势、修身、待时报仇;也没有勇气操一把菜刀找仇人拼命, 说明他无度量, 无血性。当听说心爱的人“举身赴清池”时, 便选择了最不应该的“自挂东南枝”, 说明他只是一个痴情的“无能者”。当然更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的才华”“超凡的武功”。

篇8：《孔雀东南飞》个性化语言的解读

关键词：《白孔雀》；生态思潮；树＼树林；香雪球＼牡丹花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161-03

《白孔雀》作為英国著名小说家D·H劳伦斯长篇处女作，稍显稚嫩，难以和他后期作品《儿子与情人》、《恋爱中的女人》等小说相提并论，但小说对自然界林林总总的动植物描写得栩栩如生，如身临其境，显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对其家乡山水和林中万物的万千柔情，使同辈人惊艳，尤其是当时的文坛前辈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称之为风景描写的杰作。同样，这部小说的背景是英格兰中部的农村为即劳伦斯的家乡伊斯特伍德东北部的一大片山林，也成为劳伦斯后期小说中毫无例外的标志性背景，这真应了某些批评家的戏言，一个作家早期作品中的“道具”往往成为后期作品中的象征。

劳伦斯一向尊崇大自然，敬重大自然的万物，主张融入自然，回归自然，“主张建立‘我与动物，我与树木或花草，我与地球，我与天空，太阳和繁星，我与月亮之间的这种无限的纯洁关系，认为这种关系为我们每个人创造了永恒。”[1]这恰恰契合了20世纪后期席卷全球的生态思想的一些新概念，生态世界观就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和全体人类一样，都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利，都具有某种同一性，即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那么，我们就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且要承认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2]正如劳伦斯在小说中所提及数不胜数的花草树木及鸟类，据不完全统计，在小说中提及的树木、草本类植物就有上百种，“如芦苇、赤杨、常春藤、忍冬花、丁香、七叶树、橡树、蕨草、杜鹃、枫树、榛子树、山毛榉、绣线菊、香雪球、紫罗兰、天竺葵、筋骨草、罂粟花、大丽花、欧椴树、蔷薇、荨麻、蓟草、玫瑰花、黑莓、榆树、风铃草、山楂树、勿忘我等。”[3]而任何一个物种对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性，它的存在和人类一样都以生态系统的和谐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因此，敬畏一切生命，包括自然生命，因为一切精神生命都离不开自然生命。

一﹑《白孔雀》中树、花意象

（一）树丛＼树林→神话式象征：现代人的伊甸园

《白孔雀》中自然环境描写中最常出现的就是树丛、树林，它们是大自然最忠实的代表和象征，也是小说中主要人物活动和矛盾冲突的重要舞台。“树林”其实也是作为一种神话式的象征，它象征着现代人的“伊甸园”，是现代人能远离机械文明的侵略，躲避金钱社会和功利价值观腐蚀的最好避难所，就像文中猎场看守人安纳布主张的那样：“一个人看不见天然事物，就别进树林。”[4]

家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还当过牧师的安纳布饱受现代文明的戕害，毅然逃离了企图把他完全“精神化”及控制住的前妻—贵族小姐克莉斯塔贝尔，一头扎进树林里躲避起来，娶了个只会一个接一个生孩子目不识丁的老婆，抚养了一大群像林中幼兽一般生活的孩子，印证了他说的“人就应该像动物那样生活，做个好动物，像小树一样茁壮成长”的格言[4]。然而，在现代文明中辗转周折的他选择返璞归真，企图躲进丛林的世外桃源中，却不知工业文明的脚步愈来愈逼近丛林，对内瑟梅尔河谷形成了挤压和包围，他对丛林动物的保护和对破坏庄稼的野兔的偏袒，早已引起周围人的愤怒，已成众矢之的，最后莫名其妙地惨死在林场的乱石堆下，“象唐吉诃德那样单枪匹马地与现代文明这个庞然大物搏斗，毕竟有点荒唐，也不现实。”[5]偏偏丢下一个无助寡母和那群再也庇佑不了的孤儿，不让孩子们学某些人装傻卖痴用文明玷污自己，却让他们挨饿受冻、衣食无着。

小说一开始描写的内瑟梅尔河谷的丛林确实如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一般，男主人公乔治·萨克顿一家就是生活在绿草茵茵、丛林掩映的山谷中的一户佃农，他们在林边的田地里辛勤地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他们工作、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之一就是丛林。随着物质利益的驱使，庄园主人放纵他养的兔子啃噬庄稼，破坏农田，成群的野狗骚扰偷袭羊群，整个河谷越来越荒芜，越来越不适合人们居住了。

（二）树→悲剧性象征：乔治的异化人生

树是小说中一个贯穿始终的象征物，它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乔治的象征。一开始的青年农民乔治是个真正的自然之子，与大自然水乳交融，丝毫未受机器文明的玷污。他体格健壮，四肢匀称，天生的漂亮身体，就像一棵枝繁叶茂、茁壮生长的大树，吸引了有教养、又充满幻想的漂亮女子莱蒂的芳心，她“正视着他的体格美，仿佛他是某种美好而又有力的生命的花蕾。”[4]处于身体本能和人类天性的吸引，尽管家世背景截然不同，这对年轻男女相互倾心，在圣诞夜前夕他们在庭院树丛里老苹果树下的亲吻，像伊甸园偷吃禁果的亚当和夏娃一般，痴迷的纠缠在一起，享受这见不得光的爱情的愉悦。

然而，已被物质文明俘虏了的莱蒂终于痛苦地拒绝了乔治的示爱，接受了财貌相当的煤矿主莱斯利，乔治痛苦万分。当他和莱蒂在树林散步，暧昧地纠缠时，莱蒂指着一棵结满果实茂密的榆树说：“它正在死亡……看那长春藤，那温文尔雅的光滑的常春藤，它的手指已扼住了大树的喉咙。”[4]她的预言是对的，此时的乔治已无法挣脱命运的枷锁，走上了情感和事业的不归路。感情的失败使他一蹶不振，慌乱中接受了毫无感情基础的表妹梅格，并逐步远离了自然环境和田间劳动，开始了投机倒把、追名逐利的新生活。最后家庭和事业双双失败，小说结尾对乔治的一段描写：“他就像一棵正在倾倒的树，木质变得疏松，颜色变得暗淡，正在腐烂，滋长着冷湿的小菌。”[4]这时的乔治身体孱弱、万念俱灰，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与一开始时那个体魄健壮、积极乐观的乔治判若两人。

（三）香雪球＼牡丹花→大自然的神秘和美好

小说中详尽地描述了几十种的繁花异草，从常见的蔷薇、杜鹃、丁香、玫瑰花、忍冬花到绣线菊、风铃花、勿忘我、香雪球、紫罗兰之类，作者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借这些花儿之口传达他对物质文明的厌恶和纯净美好大自然的向往。

在一个初春的傍晚，莱蒂携未婚夫莱斯利，与叙述人“我”西里尔和乔治的妹妹埃米莉四人在山坡上散步。在黄昏的暮色中，他们偶然碰到坡地上盛开的一大片一大片洁白无暇的香雪球花，“那一簇簇小白花低垂着头，那么沉默，那么悲哀，就像大自然中纯野生植物间神圣的默契。”[4]无数的花儿柔顺而柔弱地交叠在朦胧的暮色中，在周围原始庄重的风铃花、频频点头的立金花、闪光摇曳的木银莲花映衬下，更显得这洁白的香雪球神秘而哀伤。

莱斯利作为已被机械文明同化的异化人，见到花儿，立刻批判今年花开得不多，并随意地践踏在洁白的花朵上。而同样被文明侵蚀的莱蒂感到这些花儿使她非常恐惧，因为它们不仅是眼泪的象征，太安宁、神秘了！因为此时的她已被物质文明侵蚀，人类内在天性已被扭曲，自然本能已丧失，无法欣赏自然界花朵的芬芳，无法感知自然的神秘和魅力，更无力继续去爱慕乔治这样的自然之子，追随他当个平凡的农妇，只能感到恐惧和筋疲力尽。就像猎场看守人安纳布宣称的那样，一个人超越了自然，就是魔鬼。只有天生热爱自然的埃米莉和“我”西里尔能感受到它们的哀伤、神秘和原始，是来自神圣大自然的力量，让人畏惧。

在小说的后半部，有一次当莱蒂和她上流社会的朋友们结束田间野餐，和劳动归来的乔治相逢在开满了粗大的深红色牡丹花花园时，满园的牡丹妖艳绽放，“丰硕的红色花球妖艳地倾斜着，承受不住神秘的雨水和自己的光彩。”[4]莱蒂虽然双手捧起花朵，抚摸着花瓣，再也无力感知自然的美，对乔治讲述的关于牡丹花浪漫而哀伤的爱情故事不屑一顾，反而觉得故事死亡的结局很美好。乔治根本无法融入莱蒂和她的贵族朋友在自己劳作的田园里啃桃子、谈诗歌的上流社会生活，他和其他农夫要担心田里庄稼的生死留存和来年的生计；而莱蒂对粗鄙的乔治洗不净的双手，让小牛舔他手指等粗俗的行为鄙视不已，此时的他们互相厌恶、憎恨，两人渐行渐远，昔日的爱慕和亲昵荡然无存。

这些花儿从来不从属于人类，尽管人类可以攀折它们的枝叶，采摘它们的花朵，抢夺它们的生命，但人类无法控制这些看似柔弱无力的，实则坚韧不屈的花草，人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畏惧着、无视着这自然美景，只能尽力感知、融入自然来获得这种原始的、看似消逝了的、天人合一的永恒和谐。正如“敬畏生命”生态伦理思想的创立者施韦泽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6]他从生态整体观出发提出了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成是一种文化伦理关系，“敬畏生命不仅适用于精神的生命，而且也适用于自然的生命。……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的生命。”[6]

二、劳伦斯自然观的雏形：敬畏生命，尊崇自然

正如深层生态学主张的生态中心意义上的平等一样，劳伦斯也坚持万物彻底的平等，内在价值上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指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而是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从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和稳定来看待每一种生命形式内在的目的性。《白孔雀》作为劳伦斯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已经初步提出了后来贯穿其整个创作生涯的生态自然观，他认为一切生命作为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有值得尊重的生存权利和感受。劳伦斯也坚信孤独、迷惘的人只有回归自然中，才能解放身心，释放灵魂，重获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圆满。

《白孔雀》的故事全部发生在被劳伦斯称为“心灵的故乡”-伊斯特伍德镇有一水之隔的那一片乡村，其真实背景是与海格斯农场毗邻的费里农场及其磨坊池塘。由于劳伦斯生活的时代是英国工业革命日渐高涨的时期，作为矿工之子的他不得不生活在到处是轰轰隆隆的机器轰鸣声的矿区，触目所及的都是被矿井、矿山破坏了的自然风光，向往自然、渴慕自由的他经常跑去附近的农村，欣赏像《白孔雀》中内瑟梅尔谷地那样优美恬静的自然风光， 结识了像乔治·萨克顿那样勤劳纯朴的农民朋友，和他们一起在田園中劳作，在大自然中嬉戏。

细读这部小说，就会发现作者笔下描绘的大自然，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有着独特的灵魂和生命力，作为独立而个性的存在凸显了小说中社会时代的变迁，刻画了人物命运的起伏，深化了作者预警式的生态观主题。从他的第一部作品《白孔雀》开始，劳伦斯就对人类和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探索，关注和考察的是人类存在的整体状况，他在呼唤一种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和新的人性，在企盼一个伟大的人类、自由的民族和理想社会形态的诞生。

参考文献：

〔1〕D·H劳伦斯.劳伦斯文艺随笔·道德与小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229.

〔2〕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01.

〔3〕庄文泉.从《白孔雀》对自然的描写看劳伦斯的生态思想[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4（5）：106-109.

〔4〕D·H劳伦斯.白孔雀[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182，181，72，280，425，177，308.

〔5〕徐崇亮.现代人的悲剧—论劳伦斯的《白孔雀》[J].外国文学研究，1989，（1）：3-8.

〔6〕阿尔贝特·施韦.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