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庆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

关于重庆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精选8篇）

篇1：关于重庆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

关于重庆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

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在自诉案件审理中，组织双方当事人就自诉人提起的刑事诉讼及附带民事诉讼进行协商，最终达到促使双方就经济赔偿问题达成一致，被告人得到了自诉人的谅解，自诉人放弃要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结案方式。是中国司法制度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被国外誉为“东方经验”。在刑事自诉案件审理中，它为人民法院正确处理轻微刑事案件，协调各方利益主体的矛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在审判实践中，因调解权被滥用而出现“随意调解”、“重调轻判”和“调解程序混乱”等情况，从而导致“调解功能的扩张和判决功能的萎缩”的不正常现象，其负面效应日渐突显。为此，今年初，我院将《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制度研究》作为2005年全市法院重点课题上报给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市高院批准并将该课题指令我院完成。我院领导高度重视，庚即成立课题组，制订了周密的调研方案，对重庆市第一、二、三、四中级法院和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以及本市和外地21个基层法院审理自诉案件的情况，以实地座谈、信函访问等方式进行了历时3个多月的调查。调查中发放情况调查表和调研提纲50份，召开专题座谈会10次，较好的掌握了重庆法院及部分外省中、基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情况、基本做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现将该课题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刑事自诉案件调解制度运行的现状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因此，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的调解表现为公权力和私权力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人介入调解过程，主导调解，并确保调解书的法律强制力;另一方面,调解协议的产生又是基于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的结果, 使的调解协议为双方当事人所接受。为此，同人民法院判决相比,调解具有其独特的司法救济价值，是人民法院“定纷止争”的重要手段。从此次调研的情况看，重庆法院在审理刑事自诉案件时**部分都能把调解原则贯穿于自诉案件审理的始终，并不断探索新的调解方法，调解已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必经程序，不仅在庭审前进行调解，在庭审中和裁判前也进行调解。有许多案件还进行了反复多次的调解工作。能调解结案的尽量调解结案，已成为审判人员审理这类案件的指导思想，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2002年—2004年重庆法院刑事自诉案件调解制度运行的总体情况

表一 2002年—2004年重庆法院刑事自诉案件调解制度运行的总体情况

年 度数量 受理案件数 调解案件数量 调解率（%）

2002年 1105 658 59.54%

2003年 1078 628 58.25%

2004年 875 434 49.60%

篇2：关于重庆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

“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X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实这一重要要求，必须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深入探究公司治理中面临的法律风险，有针对性地提出创新做法和建议，切实发挥司法裁判对市场的规范引导作用和价值导向作用，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X市第X中级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对X年至X年上半年该院审理的公司类纠纷案件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基本情况

案件数量上升趋势明显，股权转让为第一大案由。X中院成立于X年X月X日，同年X月X 日起正式受理案件，辖区包括X区六区。其中，X区是X的经济强区、CBD所在地。辖区内活跃的经济主体为该院提供了大量公司类纠纷案件素材。

自X年X月至X年X月，该院共受理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件X件，其中X年受理X件，X年X件，X年X件，X年X件，X年X件，X年X件，X年X件，X年X件，X年上半年X件（见图一）。除X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案件数量略有下降外，案件数量均呈逐渐上涨趋势。同时，公司类纠纷案件类型多样，股权转让为第一大案由。自X年X月至X年X月，该院审结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共X件，占公司类纠纷案件结案总数的X%；另外，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件均占比较大。

从公司人格取得至消灭，不同阶段案件特点不一。第一，在公司设立与股东出资方面，一是公司设立纠纷案件数量少、标的额小，公司未设立时发起人因设立协议产生的矛盾较多；二是股东资格纠纷成因众多，包括股权代持、冒名登记、股权转让、出资、国企和集体企业改制等；X是股东出资纠纷诉争成因集中于股东未按期足额出资和抽逃出资，股东转出出资欠缺正当理由。第二，在公司经营与公司治理方面，一是公司决议未彰显意思自治，程序事宜引发效力纷争；二是股东知情权纠纷逐年增长，小股东起诉行权较多，行使方式范围争议不断。

第X，在公司股权转让与对外担保方面，一是股权转让成因日趋复杂，不仅涉及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优先购买权等传统成因，还涉及对赌协议效力、私募基金模式、名股实债、公司控制权纠纷等新型成因；二是上市公司相互担保多发，对外担保审查趋于严格。

第四，在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方面，一是损害股东利益案数量少，损害行为及损害结果证明较难；二是损害公司利益类型主要为挪用或侵占公司资金、关联交易、谋取公司商业机会及竞业禁止，多为公司直接诉讼，股东起诉的情况较少。

第五，在公司解散和清算方面，一是司法处理强制解散比较谨慎，判断构成公司僵局的标准较严；二是未依法清算时由义务人承担责任，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原因分析

有些公司内部规范欠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水平亟待提高。公司章程是处理纠纷的重要依据，但其实际上发挥的作用不足，许多公司的章程基本照搬工商部门提供的公司章程模板，导致股东权利行使、分

红管理、对外担保、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议事规则、董事与高管义务等方面不够完善。有些公司内部监督机制名存实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极易利用控制地位，滥用权利。法制观念和风险意识缺乏，将全面风险管理流程融入企业的战略、经营、财务、投资、市场等领域迫在眉睫。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非公众公司的小股东、上市公司的公众股东、债权人难以及时了解掌握公司经营动态、财务状况及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以作出正确的投资和决策。

经济社会发展催生新类型案件，对政策法规调整提出实践新要求。新类型案件往往伴随经济形势变化而产生。如当前经济形势及金融监管秩序下，企业融资压力大，选择股权融资方式注入资金带给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但也出现前期审查不足、资本募集设计不完善、权利义务欠衡的相关问题，进而引发私募股权投资、对赌协议等新类型纠纷。宏观层面围绕市场主体进行的改革举措对公司治理、司法裁判中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公司资本认缴制改革后瑕疵出资股东产生的知情权等纠纷、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平衡等问题，清理僵尸企业背景下公司合并、解散纠纷以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问题。

裁判尺度需进一步统一，相关法律法规仍待完善。因立法空白、司法审判认识差异产生的裁判尺度不统一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安全感，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解决市场主体间的矛盾。如关于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的效力问题长期观点不一，违规担保屡禁不止，相关诉讼纷争不断。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民营企业成长迅猛、国企体制改革、公司融资障碍重重等问题，亦使得公司治理、融资等领域亟待新的规则供给。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加快了公司法制度司法解释的制定工作，在新时期经济形势下，公司法相关规则仍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

三、对策建议

股东应依法履行义务，正确行使股东权利。首先要理性对待注册资本，积极履行出资义务。注册资本过低可能导致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而过高的注册资本可能会带来过高的责任和风险。因此，股东在设立公司时，应结合公司所在行业资质要求、公司发展规划、股东自身经济状况和风险承担能力等实际情况，合理设定注册资本和认缴期限。在认缴出资后，应依法、及时、足额出资，依法依规办理增资减资手续。其次，积极参加股东会，重视权利行使。股东积极参加股东会不仅是股东会顺利召开和股东会决议发生效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监督管理层运营、有效预防和化解公司运作中的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中小股东要主动在股东会上表达自己的诉求。再次，依法履行清算义务。股东等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履行清算义务，妥善处理公司债权债务，依法依规注销公司。最后，股东之间应当彼此尊重，诚实守信行使权利。股东应当严格遵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各项规定，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合理行使权利，加强及时沟通交流，减少扯皮和内耗，共同维护公司内部和谐稳定。

公司应规范内部治理，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首先，高度重视公司章程。重视章程的“意思自治”，结合公司的性质、规模、经营目的、运营实际，考虑各方之间的不同利益以及公司运营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有针对性地制定、完善内部治理机构，使公司治理实现规范化和个性化的统一，避免公司章程仅作为公司设立要件而被束之高阁。其次，严格遵守公司程式。如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公司规章制度规定的股东会、董事会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避免因决议不成立、可撤销影响决议效力进而影响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再次，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公司应当根据自身情况、文件性质和内容等情况，综合确定资料的公开程度、可查阅程度和相应的方式方法并在公司规范中予以明确。最后，履行勤勉忠实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公司的日常经营者，应当履行勤勉忠实义务，以保护股东和遵循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管理公司。董事会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核心，应当制定符合公司的战略和政策，推动建立完善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流程管理制度、约束机制和激励制度、辞聘管理制度、档案制度、证照印章管理制度等。

篇3：关于重庆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

(2012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58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依法惩处破坏草原资源犯罪活动,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较大, 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 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在二十亩以上的, 或者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 在三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在十亩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

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较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

(一) 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的;

(二) 在草原上建窑、建房、修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剥取草皮的;

(三) 在草原上堆放或者排放废弃物, 造成草原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的;

(四) 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 造成草原沙化或者水土严重流失的;

(五) 其他造成草原严重毁坏的情形。

第三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四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二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八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四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六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第四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煽动群众暴力抗拒草原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第六条多次实施破坏草原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未经处理,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定罪处罚。

篇4：关于重庆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

摘 要：随着审判任务的日益繁重，调解这一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越发受到重视，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要求进一步明确化、规范化、有效地推动了法院的调解工作开展，案件调解率大大提高，大量的诉讼纠纷被化解，社会矛盾被钝化，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调解已经成为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讼累的重要手段。但也有不好的现象，应当引起重视。

关键词：民事调解；申请执行；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123-02

一、民事调解案件申请执行基本情况

通过调研发现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数占申请执行案件总数的比例和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迅速提升，且与案件调解率成正比，调解申请执行案件类型比较集中，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难度加大。

（一）案件类型比较集中

申请强制执行的调解案件多集中在涉及债权债务合同、侵权纠纷和劳动争议等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案件。其中以债权债务合同纠纷最多，其次是侵权纠纷和涉及婚姻家庭的财产类纠纷。

（二）执行难度相对加大

法院调解是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互谅互让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应考虑到自己的履行能力，在协议生效后自觉履行，但从调研情况看，许多调解案件在进入执行程序后，义务人仍会采取各种方式逃避和规避执行，从而使自己的诉讼利益最大化。另外，相比较判决案件，调解案件在诉讼阶段采取保全措施的比较少，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难度更大。

（三）当事人情绪激动，矛盾激化风险加剧

调解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对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比判决案件要高，特别是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基于对法官、法院以及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已经做出较大让步，一旦不能自动履行难免会有情绪，在执行中常常会指责法院办案不力，甚至认为法院调解不当或调解有误，进而引起信访、申诉，使当事人之间普通的民事纠纷演变成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矛盾。

二、民商事调解案件不能履行的影响

（一）债权人权益难以保障

在审判实践中，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相互妥协、让步的产物。一般来说权利人之所以愿意让步、同意调解，是不希望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以缩短办案周期，尽快实现自己的权益。但调解协议如果得不到自动履行，那么权利人在调解过程中所做出的让步，不仅不会在执行程序中得到恢复，还将面临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风险，甚至在执行中有的权利人不得不再一次让步，显然这违背了权利人进行调解时的初衷，使权利人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二）执行难问题不断涌现

民商事调解案件大量涌进执行程序，使原本就不堪重负的法院执行工作更加雪上加霜，使一直以来困扰着法院的“执行难”问题更加突出。从理论上讲，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表明双方实现合意最大化，义务人应当自动履行义务，不应有过多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但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调解申请执行案件占执行案件比例升高，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升高，执行难度增大的“两高一难”现象。

（三）司法资源造成浪费

调解协议的达成、调解书的制作只能代表“案结”，并不能代表“事了”。只有调解协议执行完毕，因纠纷而损害的社会关系才会真正得到平复，法院的工作才真正结束。调解案件从法律本意上来讲是应当由当事人自行完成的行为，现在却由法院强制执行来完成，这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也是对法律确立调解制度一种歪曲，同时也助长了某些债务人利用法律规避义务的邪气。

（四）调解功能无法体现

调解案件与判决案件同样进入执行程序，使快捷化解当事人之间纠纷的立法本意弱化，作为原告的一方以让步自身利益为代价达成调解协议，主要目的就是想尽快实现利益，但调解后案件长期得不到执行，当事人的预期愿望没能实现，使当事人对法律丧失信心，造成对法官不应有的误解，执行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思想更加难以沟通，不利于案件的执行。

（五）涉诉信访压力进一步加剧

部分当事人因调解协议得不到及时履行，进而对法院、对法官产生不信任，甚至迁怒于法院和法官。当法院经过强制执行程序，仍然无法实现当事人的权益时，不少当事人选择上访的方式，向法院施加压力，以使自己的权益得到实现，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法院涉诉信访的压力。

三、民事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原因分析

（一）当事人层面因素

部分调解案件的当事人缺乏诚信意识，无视法律规定和生效裁判的权威性，挖空心思逃避债务，采取能逃则逃，能躲则躲，能赖则赖的消极态度抗拒执行。恶意调解，逃避债务，一些当事人把调解当作拖延债务履行，减轻债务履行义务的一种手段，在案件的调解过程中存有恶意，企图通过调解拖延时间使权利人放弃部分实体权利，更有甚者企图通过执行阶段的执行和解逼迫权利人进一步让渡权利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不良动机导致调解协议难以自动履行，同时也导致调解案件的权利人对法院意见加大，双方当事人矛盾加剧，执行难度增加的不利局面。此外，当事人无履行能力也是部分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原因。

（二）机制上因素

当前调解率高低成为考核法院、法官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调解原则也由原来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变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重视调解并没有什么，但过分强调调解率，忽视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这一不合理的考评机制导致案件调解过程中存在过于强调调解的表面形式而忽视案件实际问题解决的现象，部分案件虽以调解方式结案，但矛盾并未真正化解，进而进入执行程序。另一方面，调解和执行工作衔接机制不顺畅也是导致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重要因素，审执分离使得司法工作在各个阶段更加专业化，规制了司法权的滥用，但审执过度分离而缺少衔接则影响了审判和执行的质量，受考评机制和业务量的影响，部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不关注调解案件的履行问题，单纯为提高调解率而调解，导致调解质量不高，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增多。

（三）法官层面因素

在审判实践中，受证据因素和考核目标的影响，部分法官为迅速提升案件调解率，规避办案风险，降低改判、发回重审率，在办案中存在“和稀泥”的现象，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情况下匆忙主持调解，有的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结果造成了当事人对调解工作不满，调解申请执行率上升的现象。调解协议不完善，也是导致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部分法官在调解协议的内容表述上不够清晰，致使当事人因履行问题发生分歧而申请执行；另一方面，多数调解书中确定的履行制约措施不足，当事人违约履行成本不高，致使当事人容易对生效的调解协议反悔，进而进入执行程序。

四、降低民事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调解原则，更新调解理念

在案件的调解工作中需要进一步重申自愿、合法、公平、公正的调解原则，强化对这一调解原则重要性的认识，做到依法调解、公正调解；要更新调解理念，树立案件调解率和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兼顾的调解理念，在案件调解过程住兼顾执行，能当庭履行的案件督促当事人尽快履行，不能当庭履行的案件要制定惩治失信的措施，督促当事人自动履行。

（二）健全考评机制，细化调解结案考核标准

矛盾的化解并不是通过单一的案件调解率能够反映出来的，对于调解案件的考核不能仅看调解协议是否达成，调解率是否提升等。应进一步细化调解结案的考评标准，建立调解案件当庭履行率、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财产保全率、债务担保率等综合考量的考评机制。

（三）建立审判法官协助执行制度

审执分离是为了加大执行力度，提升执行效率，防止司法腐败，但并不是将审判执行截然分开。法官不能就案办案，而应考虑办案效果，兼顾审判执行，应当建立审判法官协助执行制度，在调解结案后，审判法官应及时对当事人进行答疑解惑，并对案件进行跟踪管理，通过电话督促提醒义务人尽快履行义务，延伸调解工作，必要时审判法官也可直接参与到调解案件的执行程序中。

（四）建立财产申报和担保履行制度

在调解的过程中，可以要求债务人在达成调解协议时对自己履行债务的能力做出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如财产的数量、处所、银行账户等等，使其对财产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样，即使义务人不自动履行协议导致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法官也能依据申报尽快查找到被执行人财产，减少执行难度，提升执行效率。同时，对于不能当庭履行的调解案件可以根据需要在调解协议和补充协议上设立担保履行条款，要求债务人或债务人选择的第三人提供相当于债务数额的财产作为抵押或者质押担保，如到期不能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执行人员可以直接对担保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拍卖等执行措施，也可以直接对担保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保证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能够尽快执结。

（五）完善立法修订，将拒不执行调解书纳入刑罚惩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7条之规定，调解书经当事人签收后，具有法律效力。调解是人民法院对审理的民事案件依法进行的一种审判活动，调解书的性质是在法院诉讼活动中进行的、经法院确认、以人民法院名义发出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的一种司法文书。它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建议修改刑法第313条，改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使对那些拒不执行调解书的行为进行追究有法可依。实现对拒不执行调解书的当事人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当事人同等的打击力度。

篇5：关于重庆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秀山法院2004年以来，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审理的基本情况和情况分析

1、案件审理的基本情况

从2004年1月1日至今年5月30日，秀山法院共受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41件，其中，承包合同纠纷案件10件，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22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4件，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4件，承包地经营权继承纠纷1件。秀山法院共审结33件，未结8件。一审判决18件，调解结案9件，准予撤诉5件，裁定驳回起诉1件。上诉案件4件，其中，维持1件，改判3件。

2、情况分析

⑴案件类型及比例：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占所有案件的53.6%，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占24.3%，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属转让纠纷各占9.7%，其余占2.7%。

⑵结案情况分析

在已结33件中，判决案件18件，判决率为54.5%，调解结案9件，调解率为27.3%，撤诉案件5件，撤诉率为15.2%，裁定驳回起诉1件，占3%。判决案件中，未上诉案件13件，服判率为72.2%，上诉案件5件，上诉率为27.8%，上诉维持1件，维持率为20%，改判4件，改判率为80%。

二、土地承包案件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出嫁女承包地经营权司法保护的困惑。

《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婚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该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发包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七）、剥夺、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了妇女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享有承包该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权利，对出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作出了特别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难于解决的问题。比如，秀山法院审理的李跃祥、李凤银诉苦竹园组、第三人李宗文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和周仕英、文妹仙诉刘代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纠纷一案，均存在难于保护的情况。具体讲，前案中，李跃祥、李凤银以苦竹园组将其承包地在第二轮承包时违法调整给李宗文，请求确认苦竹园组与第三人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中违法调整部分无效，并返还承包地。经本院查明，李跃祥系李宗文之父，李宗文系李凤银之长兄，李凤银出嫁后未在新居住地分得承包地，回乡居住。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在二原告不在家情况下，李宗文代表全家承包了包括二原告在内的土地，故本院判决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并释明应找李宗文要求分配承包地即可。判决生效后，除李跃祥承包份额土地，因李宗文与其有赡养协议，明确土地由李宗文耕种外，李凤银应得份额承包地，历经组、村、政府解决至今未果。文妹仙、周仕英诉刘代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纠纷一案，1980年，周仕英与刘代云再婚，未办结婚证，周携女文妹仙与刘代云一家共同生活。现周仕英未提出离婚，要求分割其份额承包地。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承包方是夫妻的，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解除婚姻关系时，就其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未达成协议，且双方均具有承包经营主体资格的，人民法院在处理其离婚案件时，应当按照家庭人口、老人的赡养、未成年子女抚养等情况，对其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这是截今为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所作的唯一司法解释性规定。周仕英与刘代云属事实婚姻，周未主张离婚，提出分割承包地份额，则不属前述条文规定情况，且适用该条文的反对解释，即理解为，未提出离婚，法院则对夫妻承包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不作处理，换言之，截今未将夫妻承包地分割纳入法院受案范围，本院因此裁定驳回了周仕英的起诉。同理，文妹仙作为刘代云之继女，第一轮土地承包在刘的户内分得了相应份额的承包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是对第一轮土地的延包，文出嫁在新居住地未分得承包地，且在1999年解除了与“其夫”的同居关系，文曾数次要求其继父分其承包地未果，与其母同诉至本院，要求分割承包地。亦因家庭成员间分割承包地经营权纠纷未纳入法院受案范围，本院亦驳回其起诉。并释明两点：其一，若文的承包地仍在刘代云户内，文可向发包方要求独立承包土地，由发包方按《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程序办理；其二，发包方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未调整土地，刘代云之子结婚分立成户，刘将文的份额分配给了其子，且其子另行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证，文则可以发包方为被告，刘之子为第三人，请求确认将文的份额承包地承包给第三人无效，要求返还承包地。但该建议存在疑点，文是出嫁女，刘代云才是户主，只有户主代表承包方才能提起确认调整承包土地无效的诉讼。刘代云在户内将土地调整给其子，他不可能提起诉讼的。此类方法存在程序障碍，本案裁定驳回起诉后，文妹仙要求分得相应份额承包地的问题亦历经组、居委会和镇政府解决，至今未果，出嫁女承包地权利实现的途径何在？

《土地承包法》对出嫁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是明确的，但实现其权利的途径不广，某户之女的土地被违法调整，某户提起确认发包方与第三人签订承包合同中，发包方违法调整行为无效，可返还土地，这类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本院审理的前述两案，法律保护缺乏规范，至今未解决，究其原因，是审判系统未设置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纠纷的准入制度，未纳入法院受案范围，否则，问题迎刃而解。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属物权性质的话，物权应当是可分的，将其纳入受案范围，又何妨呢？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法院工作量，拓展了受案范围而已。

2、司法解释对不同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的规定与现实的冲突

《土地承包法》第四十条规定：“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各自需要，可对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该规定解决了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户间可互换承包地经营权的问题。但该法未对不同集体经济组织间农户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规定。只是最高法院《规定》第十五条“承包方转让承包合同，转包或互换承包经营标的物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转让、转包、互换行为无效”作出了规定。

我县地处渝、湘、黔三省市交界地带，不同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互换承包地经营权，常发生在组际间、村际间、乡际间，甚至省际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村民小组间的地域范围常相互交叉，给农户耕种土地带来不便，互换承包地，可一定程度节省农户的人力和物力，提高生产效率，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这类纠纷一旦诉诸法院，审理中将存在如下问题：其

一、互换土地农户双方均未按《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办理，违反十五条规定程序；其

二、“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村民代表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是事前同意或是事后追认。一般情况，不同组间农户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组长和其他农户一般不反对，各农户亦认为他人的互换行为未损害自身利益，发生纠纷后，则对是否同意互换因可能影响与纠纷双方的关系，不发表意见。是否将该类互换行为一律认定无效呢？实难处理。本院正在审理文绍军诉周胜学、周云补确认承包经营权互换协议无效纠纷一案中，文绍军之父在第一轮承包后将建有酒房的0.8亩土地与不同组的被告进行互换，被告则在互换后的酒房烤酒，第二轮承包时，则将酒房部分的土地载入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证书，此后，原告外出务工，被告办理建房手续后建房（价值十万余元），现原告请求确认互换协议无效。该互换行为违反《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应确认协议无效，互相返还承包地。因双方过错造成被告的建房损失，则应由双方承担。假如如此裁判，被告的损失是巨大的，原告亦面临难于赔偿的问题。

法律制度的设立，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权利。该案中，被告建房行为经组、村、乡等同意，办理了相应手续，应视为合法，对建房部分则应考虑不予返还。其余土地则应予返还。该案审理中，为研究提出以上想法。但建房是经互换后的土地所有组组长、村主任同意的，被告修建此房，举全家之财力而为，按无效处理，损失巨大，甚至加剧矛盾，法院必将在上述两者之间作出取舍性裁判。

针对该案存在的问题，并结合《规定》第十五条，建议增设：不同集体经济组织间互换土地，经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代表人同意的，应当认定互换行为有效，但不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若需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有效。这样，以利土地的“流通”，维护互换双方的利益。《规定》第十五条规定过于严格，在审理的此类互换纠纷中，无一遵从了该规定，说明该规定亦不贴进百姓生产生活。如果该类互换土地因此而一律认定无效，显然从制度设置上就产生不稳定的因素。要想农户遵从你的规定，就必须要被百姓的普遍接受，否则，规定的设置形同虚设，只有发生纠纷的此类互换受到了司法审判的调整，那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此类互换仍将继续存在。

3、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存在普遍性问题。

我县有十四万余农户，现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引发纠纷所占比重极低。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否则，长期存在，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引发纠纷罢了。具体讲，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存在以下普遍性问题：

第一、第一轮土地承包发生在1980年、1981年，虽成为历史，但当时我国土地承包处在探索初试阶段，我县农村大量的家庭承包，无土地承包分户清册，无土地承包合同。

第二、1998年开展的第二轮土地承包，虽在《土地承包法》公布实施前发生的，实质上是对第一轮承包土地的延包，所签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座谈会同仁提出了以下问题：①发包方是集体经济组织所在村委会（或居委会）安排人员统一填写的，甚至承包方的签名也是由工作人员填写的；②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承包土地发生了微量变化，比如第一轮土地承包时的农户，现分立成两户，对死绝户土地、婚进婚出人口、新增人口的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政策规定进行必要调整，但缺乏承包人对实际承包土地的确认；③第二轮土地承包发生在1998年，我县以当年7月1日为承包的起点时间，在填写承包合同后，颁发到农户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迟缓，有的农户在几年后才拿到证书；④承包合同书在发包方与承包方订立后，并未让农户当时持有，而是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附有合同，农户持有证书后，才清楚自己承包土地的范围和权利义务；⑤农村自留地，未纳入承包合同承包土地范围，自留地、饲料地是农村大集体时分给各家各户的，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未纳入承包范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亦未作为承包土地进行发包。农村自留地纠纷大量存在，因无合同、无证书，此类纠纷的处理难度更大；⑥我县少量农村未签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未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述因素的存在，将意味着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仍大量存在，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的审理任务将是十分繁重的。

4、过境高速公路和其他建设征地中可能引发大量的征地补偿费用纠纷案件。

重庆至长沙的高速公路秀山过境段长达48公里，征地工作已全面展开，有关部门正在认真做好高速公路的征地补偿工作。征地补偿费落实后，将会在农户间因承包地、林地、荒地、林木、自留地、房屋四至界线不清等因素，引发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这类纠纷甚至会发生在农户内部成员之间，也可能引发征地补偿的行政案件。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条对征地补偿费用的性质作了明文规定，但政府部门在操作中很难将上述规定落到实处。

按《解释》规定的精神，征地补偿费用有三，其

一、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是对物的灭失的补偿，青苗补偿费只有是补给承包方或青苗的实际投入者，附着物补偿费补给附作物的所有者；其

二、安置补偿费，性质是对承包户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可能出现被发包方截留的案件；其三，土地补偿费，性质是对所有权人的补偿，集体所有的土地，则土地补偿费应归属集体。在座谈中，与会同志提出了这样的情况：①支付农户的征地补偿费用，只惯以土地补偿费的名称，未按解释规定作三个层面的划分；②将土地补偿费一并支付给农户，谁的承包地被征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一律归被征用土地的承包户，将来，可能引发集体经济组织请求确认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的案件；③一地双包或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林权证有相互交叉部分存在，在征地部门作出补偿时发生争议，此类纠纷，应以权属清楚为前提，意味着，首先存在政府部门对林地权、土地使用权争议作出处理或承包合同纠纷经法院裁判后，再行分配已征地补偿费用。

纠纷的发生，常因不遵从规范、规则造成的，征地部门和农户必须广泛宣传和学习政策、法律和解释规定，方能遵从，否则，将引发纠纷。法院应加强和政府部门的沟通，加大对解释宣传的力度，力争防患于未然，将纠纷减少到最低程度。

几年来，秀山法院认真贯彻执行《土地承包法》、《规定》和《解释》规定的精神，充分运用审判职能，对涉案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承包地流转纠纷和征地补偿费用纠纷等案件进行积极干预和调整，实现了对土地承包户权利、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享有的承包经营权的保护。案件不多、谈不上有何经验，但审判实践遇到的问题不少，其中，外出务工农户土地被发包方收回，现农户回乡要地，一般均存在诉讼时效问题，最高院辛正郁老师所讲不存在诉讼时效的理解，因无具体司法解释，审理中存在难度，希尽快上报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以利操作。本文拟就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部分问题和一些土地承包相关的问题，尝试性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报告高院，寄希望得到更高层面的解决。

篇6：关于重庆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处交通肇事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将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条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第三条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

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第四条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

第五条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第六条 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第七条 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办理。

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在三十万元至六十万元、六十万元至一百万元的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条第(三)项的起点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近年来，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为依法惩处交通肇事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这部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正确适用法律审理好此类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司法实践中，应当着重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交通肇事罪的主体问题

根据国务院于1988年3月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四条有关“凡在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行人、乘车人以及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都必须遵守本条例”的规定，交通肇事行为的主体范围十分宽泛。

从实际发生的交通肇事案件看，使用各种机动、非机动交通工具肇事的情形较为普遍，因行人违章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也时有发生，给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危害。鉴于修订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将交通肇事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因此，《解释》第一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析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问题

《解释》第一条强调，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析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首先，分析事故责任是认定交通肇事罪的重要依据。根据国务院于1991年9月22日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从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看，负事故次要责任的情形，由于其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作用较小，损失后果不大，一般作行政处罚，不需追究刑事责任。对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承担其他几种责任的情形，则确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必要。在论证过程中，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缺乏统一的定责标准，在认定事故责任方面存在着随意性较大、定责失衡等问题，建议在认定交通肇事罪问题上，可否不以交管部门出具的责任认定意见为依据。诚然，认定交通肇事罪的焦点问题集中在事故认定和责任分析上，比较特殊也很复杂。但是，如果不以此为前提，则无法判定交通肇事行为人与肇事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更无法确定其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有关事故责任认定方面的统一执法标准虽然仍需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进一步规范，但在目前条件下，还应坚持以交管部门认定的事故责任为认定交通肇事罪的前提条件。此外，两高于1987年8月21日发布的《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中也有类似表述，《解释》延续了相关规定。

三、关于交通肇事罪中财产损失的认定问题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公私财产”是否包括肇事者个人财产问题，在有些情况下，就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有的案件中，肇事者造成的公共财产及他人的财产损失数额不大，但自身遭受的财产损失惨重（比如名贵车肇事与低档车俱毁）。有种意见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仅认定公共财产及他人的财产损失，数额不大的，则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将其自身财产一并计入损失数额，就可能符合定罪条件。因此，本着从严惩处这类犯罪的需要，应当将肇事人的个人财产损失一并计入损失数额。但是，交通肇事罪的危害在于对公共财产、他人人身及其财产造成的损失，其自身的财产损失应当视为肇事人为自己的违章行为承担的经济责任，而不应将其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因此，《解释》第二条中关于“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是符合立法本意的。

四、关于肇事后逃逸的认定问题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修订后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增加规定的加重处罚的情

节。实践中，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往往导致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损失无法得到赔偿、案件查处难度增大等等，必须依法予以严惩。《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

（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首先，《解释》将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条件界定为“逃避法律追究”。实践中，肇事人逃跑的目的大多是想逃避法律追究，但也有少数人逃跑的目的是怕受害方或者其他围观群众对其进行殴打等等。同样是逃跑，但这些人往往在逃离现场后，能够通过报告单位领导或者报警等方式，接受法律的处理。因此，对逃跑行为作上述区分是必要的，以保证准确适用法律，不枉不纵。

其次，《解释》规定的“逃跑”，并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在论证过程中，有种意见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应当理解为“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实践中大多也是这种情况。但是，据交管部门提供的情况，有的肇事人并未在肇事后立即逃离现场（有的是不可能逃跑），而是在将伤者送至医院后或者等待交管部门处理的时候逃跑，类似的情形也有很多。如果仅将逃逸界定为逃离现场，那么性质同样恶劣的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就得不到严惩，可能会影响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因此，只要是在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解释》采纳了这种意见。

五、关于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问题

实践中，交通肇事逃逸后，发生被害人死亡结果的情形有多种，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予以定性：

《解释》第五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这一规定强调的是“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主要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是没有救助被害人或者未采取得力的救助措施，导致发生被害人死亡结果的情形。

此外，针对实践中较为多见的，司机在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解释》第五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在论证过程中，有种意见认为，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以共犯来处理指使逃逸的人显然有违共犯理论。不可否认，司机肇事引发交通事故是过失的，对肇事行为不存在按照共犯处罚的问题。但是，鉴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将这种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的情节，而且在肇事后逃逸的问题上，肇事人主观上是故意的，其他人指使其逃逸，具有共同的故意当然符合共犯的构成条件。因此，《解释》

第五条的规定是符合立法本意的。

《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

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即行为人在肇事后，为了掩盖罪行、毁灭证据，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如隐藏在杂草丛中，使被害人处于无法获得救助的境遇，主观上是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对这种情形，根据被害人伤亡的结果对行为人定罪处罚是适宜的。

六、关于单位主管人员等指使违章造成交通事故的定性问题

实践中，一些单位的主管人员、私营企业主、机动车辆所有人、机动车辆承办人等，为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在“多拉快跑”思想的影响下，往往指使或者强令属下、雇工疲劳驾驶、严重超载、开快车、强行超车等等，是引发重大恶性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在这类案件中，如果仅仅处罚肇事行为人，显然不能有效发挥刑罚的惩戒作用。因此，为减少因上述原因引发的交通事故，《解释》第七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七、关于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因使用交通工具致人伤亡行为的定性问题

实践中，在机关、厂矿、学校、封闭的住宅小区等没有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因使用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形也较多，如何定性处理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法规的规定，交管部门只对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如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进行处理。同样是使用交通工具肇事，但由于不是在交通管理的范围内，交管部门无法进行处理。而其他职能部门也多以这种行为属于交通肇事为由而推诿管辖，致使一些案件被害人告状无门，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为此，参考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2年3月23日发布的《关于在厂（矿）区内机动车造成伤亡事故的犯罪案件如何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的有关内容，《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三条等规定定罪处罚。”。

八、关于《解释》的适用范围问题

篇7：关于重庆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

（法〔2001〕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自全国开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以来，各地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一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冒商标和非法经营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此类案件中涉及的生产、销售的产品，有的纯属伪劣产品，有的则只是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由于涉案产品是否“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的定罪及处刑，为准确适用 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严惩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不放纵和轻纵犯罪分子，现就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假冒商标和非法经营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中可能涉及的假冒伪劣商品的有关鉴定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于提起公诉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冒商标、非法经营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所涉生产、销售的产品是否属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难以确定的，应当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五款的规定，由公诉机关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

二、根据《解释》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案件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犯罪案件，均需有“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和“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

三、经鉴定确系伪劣商品，被告人的行为既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或者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根据 刑法第 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和《解释》第 十条的规定，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二00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篇8：关于重庆市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调解情况的调查报告

《解释》出台的背景

草原与耕地、森林一样, 是我国重要的自然资源, 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据统计, 我国共有草原约4亿公顷, 占国土面积的41.7%, 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我国对草原资源、草原生态的保护十分重视。一是党和国家将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二是制定了草原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包括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为依法惩治非法占用草原的犯罪行为, 切实保护草原资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1年8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二) 》将1997年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犯罪对象从“耕地”扩大为“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同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规定,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中“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明确了非法占用草原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建立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1年,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召开了全国牧区工作会议。草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受到空前关注, 草原的战略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草原工作方针也更加明确, 标志着草原生态保护建设迈入了新的阶段。

但是, 由于受利益驱动以及对非法开垦草原追究刑事责任没有明确的定罪量刑标准等原因, 破坏草原资源现象相当突出, 草原生态逐年恶化。其中, 垦草种粮的案件居草原违法案件的前列。2009年, 仅内蒙古开垦草原种粮的案件就有947起。与此同时, 由于草原蕴藏着丰富的煤炭、钢铁、石油、天然气以及稀土等矿藏, 在工业需求与丰厚利益的驱动下, 未经依法批准征占用草原进行各类工商业开发的问题也日趋严重。

实践中, 由于我国刑法相关条文缺乏明确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 司法操作性较差, 各地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用草原能否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问题时常产生争议, 影响了对犯罪的惩治以及对草原资源的有效保护。根据农业部关于商请制定《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启动了《解释》的制定工作。随后, 赴内蒙古等地就破坏草原资源问题进行充分调研并广泛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分别召开了十多次座谈会进行专门研讨。经多次修改《解释》稿, 并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部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等多方意见和专家学者意见, 最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七个条文, 主要规定了非法占用草原行为的定性问题;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认定标准;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煽动群众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的处理;单位非法占用草原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

(一) 非法占用草原行为的定性

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非法占用草原的行为能否追究刑事责任的认识模糊问题, 《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较大, 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 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

(二) 非法占用草原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第二条主要规定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和“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情形。非法占用草原“数量较大”的标准一般为“二十亩以上”;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 在三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的, 则为“十亩以上”。

关于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认定标准,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 非法占用草原, 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不仅以“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 数量较大”为条件, 还需造成草原大量“毁坏”。对草原“毁坏”的认定标准, 《解释》区分了两种不同情形: (一) 对于非法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 或者在非法占用的草原上建窑、建房、修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剥取草皮的, 采取“改变用途即毁坏”的认定标准, 即只要在非法占用的草原上实施以上行为的, 即应认定已对草原造成毁坏。这是因为, 草原与耕地、林地不同, 草原生态十分脆弱, 一旦改变其用途, 用于种粮、采矿等非草原建设, 即会造成草原严重毁坏。以非法开垦草原为例, 草原被开垦后, 即便在降水条件好的地区, 植被恢复也需要十年以上时间, 且要花费上百倍于开垦草原的成本。考虑到草原的特殊性, 结合司法实践, 采取“改变用途即毁坏”的原则,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即意味着已对草原造成毁坏。 (二) 对于在非法占用的草原上堆放或者排放废弃物, 或者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的, 分别以“造成草原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或者“造成草原沙化或者水土严重流失”作为造成草原“毁坏”的认定标准。

(三)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批准征用、征收、占用草原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 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 滥用职权,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耕地、林地、草原等农用地以及其他土地, 情节严重的行为。《解释》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草原法的规定, 无权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而批准, 超越批准权限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不按照草原保护、建设、利用总体规划的用途批准占用草原, 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批准占用草原的行为, 规定了下列情形为“情节严重”: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四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二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八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四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六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四) 明确抗拒草原执法的定性问题

针对草原面积大, 草原执法人员人数少, 执法装备差, 履行职责时经常遇到暴力抗拒执法, 甚至执法人员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和危害的情况, 《解释》明确规定,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煽动群众暴力抗拒草原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该规定将为有效惩治和预防各种暴力妨碍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 强化教育、威慑、警示效果, 起到一定的作用。

此外, 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问题, 《解释》还规定, 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处破坏草原资源犯罪活动,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较大, 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 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在二十亩以上的, 或者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 在三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在十亩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

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较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

(一) 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的;

(二) 在草原上建窑、建房、修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剥取草皮的;

(三) 在草原上堆放或者排放废弃物, 造成草原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的;

(四) 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 造成草原沙化或者水土严重流失的;

(五) 其他造成草原严重毁坏的情形。

第三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四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二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八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四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六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第四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煽动群众暴力抗拒草原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第六条多次实施破坏草原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未经处理,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