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共6篇）

篇1：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

美国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感想

学号：15221309 姓名：谭堃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每年生产全世界约30%的商品和服务，也消耗了约25%的能源和资源。美国始终领导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至今还没有从危机中完全恢复，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一直处于高位，高达10%。根据美国政府最新报告，八分之一美家庭面临食物短缺，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城市单亲家庭以及非洲裔和拉美裔家庭。失望情绪现在笼罩全美，虽然奥巴马政府不断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但由于美国各个阶层和各个利益群体的诉求不同，众口难调，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金融危机让美国模式受到广泛质疑，近几十年风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也面临破产。我们既要借鉴美国发展成功经验，也要吸取金融危机教训，以推动中国实现科学发展。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自由和管制的关系

本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要保持市场自由和政府管制的平衡，把握好“度”。自由市场经济是美国经济制度的基石，竞争与自由发展是整个美国经济体制的核心。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奉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鼓励金融创新，松绑金融管制，造就了克林顿政府以来经济的一路高歌。金融自由化在近些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根据有关资料，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暴增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约为340万亿美元，即2∕3产生于美国。金融衍生商品存在于正常的规范的证券交易之外，缺乏监管，容易泛滥成灾，次贷危机就是源于此。金融危机的残酷现实告诉我们，市场自由很必要，但不能过度，尤其是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否则将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同时，由于市场的自发性弱点政府的干预还是必须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政府干预最少的市场经济，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法治手段来间接调整规范市场经济。2010年7月，美国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重塑美国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格局，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自由和管制之间要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自由要适度，少了经济活力不足，多了道德风险增加；管制也要把握好度，过于严格会窒息经济，疏于监管则会危机四伏。

二、处理好权利和责任的关系

人性的弱点包括具有贪婪自私的一面。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人”大量存在，追名逐利成为一种普遍追求，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得到广泛运用，“搭便车”成为常态。本次金融危机中资本的本性、华尔街的贪婪和美国的本质充分地暴露出来。

1.华尔街集团的权责分离。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华尔街资本的贪婪本性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示：一方面，华尔街的高管照旧拿着高薪；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过度投机导致许多公司倒闭，工人失业。华尔街的资本家让全体人民及其他国家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而自己却不用付出。奥巴马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对该法案一直都很消极应对、不予支持。美国的教训告诉我们，资本的逐利性必须得到有效控制，对人的道德风险要予以适当约束，经济行为必须权责一致。

2.贸易政策的责权失衡。

一方面，美国在G20峰会等国际场合大谈国际合作，制造“负责任世界领袖”的感觉，强调美国对全球经济作出了最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自己想方设法向别国转嫁危机：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2009年，美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特保等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23起，涉案金额达70多亿美元；鼓吹全球贸易不平衡是由于人民币低估造成的，压迫人民币升值，美国领导人普遍认为中国在“操纵”自己的货币；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邻为壑”，不负责任地狂印美钞，去年美联储发行6000亿美元现钞购买国债，这种海量印钞可能带来失去可信度、通胀预期失控、美元贬值、贸易战和保护主义升温及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受到资产泡沫冲击等问题，有“玩火”之嫌。美国以他人为代价促进自身复苏，要求别的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把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很不公平，权利和责任严重失衡。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公开公平公正，责任要与地位权利相对应。

三、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这些年以华尔街为标志的强大食利性的金融利益集团，深刻影响乃至直接操控政权，用陆续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工具对社会进行巧取豪夺，获取垄断利润，导致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美国产业不断空心化，积累很大的金融风险。虚拟经济不是靠生产和服务去挣钱，而是“用钱挣钱”，最终脱离实体经济，成了“镜像世界”。美国整个经济呈现“倒金字塔”状况。实体经济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业1950年创造的GDP占总GDP的27%，到2007年则只占12%；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全部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11%上升到2007年的21%。美国战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已被新三大产业（金融、保险、房地产服务业）取代。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似乎要痛改前非，抑制华尔街的贪婪，脚踏实地，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就业，提升出口，解决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难题。现在美国什么东西都强调要美国自己造，不能老依靠国外廉价的劳动力，对制造业的落后非常上心，值得我们重视，这说明实体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我们要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当前制造业整体素质不高，主要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若干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技术含量不高，利润很低，可谓“大而不强”。“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改造提升制造业。关键一点是要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产业链的“低端”走向“高端”。

篇2：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

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标准，美国银行业按资产规模可分为四类，资产大于100亿美元的银行称为超大型银行，介于10亿～100亿美元的称为大型银行，介于1亿～10亿美元的称为中型银行，1亿美元资产以下的称为小型银行。上述六大银行是全美资产规模前六名的超大型银行，排名依次为：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其中，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资产规模都超过2万亿美元，其他四家均在1万亿美元左右。

总体而言，美国银行体系虽然由庞大的金融机构组成，但近年来，机构和员工数量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银行业市场份额越来越集中，行业垄断性正在加剧。其中，超大型银行在各方面的份额都在上升，而中小型银行尤其是小型银行的份额则逐年被压缩。2012年9月30日，FDIC公布的美国银行业机构数量为7181家，比2011年末减少176家，比2008年末减少了1124家。从业人员共计2105833人，比2011年和2008年末分别减少了2732人和45925人。

在资产规模方面，全行业资产规模在2009年出现明显下降，2010年重拾升势，到2011年已回升到2008年的水平，2012年增长更快，截至2012年三季度，美国银行业总资产为14.2万亿美元，比2011年末增长了2.4%，比2009年的低点增长了8.69%。其中，超大型银行的资产规模比2009年增长了12.62%，而小型银行则在同一时期下降了16.7%。超大型银行在2009年受危机影响，比重稍有回落，2010年走出低谷，到2012年，超大型银行资产占全行业资产比重已超过80%，而中小型银行收缩较明显，分别占比仅为8.99%和0.9%。这与危机后美国银行业规模庞大的行业重组及部分中小银行清算、倒闭有关。可见，与危机时期相比，美国银行业资产的垄断程度正在上升，“太大而不能倒”的这六家银行正在快速集中资产，这也为监管部门对其监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在总存款方面，2008～2012年，美国银行业总存款的年增长率分别为7.37%、2.11%、2.13%、8.10%、3.12%，其中，2008年和2011年的增速最快。截至2012年三季度，银行业总存款为105042亿美元。从存款的市场份额来看，同样呈现集中化趋势，超大型银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尽管在全行业存款总额增加的情况下，中小型银行的存款却在波动中略有下降。超大银行的存款份额由2007年的约72%，升至2012年三季度的78%，而小型银行的占比则由2%收缩至1.1%。

篇3：考察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几点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于2008年6月1—13日对美国次贷危机进行了专题考察。在旧金山、华盛顿、纽约等地先后访问了13个单位, 其中主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富国银行、瑞士银行、美洲银行、美林集团、国际经济研究所等。笔者作为考察团的成员之一, 在考察过程中对一些问题不断进行思考。回国后, 4个多月以来, 次贷危机已经发展成严重的、全面的金融危机, 还可能进一步导致全面的经济危机。这些情况更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和思考。

一、次贷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在美国考察时, 听到对次贷危机的三种不同声音:第一种, 认为次贷危机的影响呈V字型, 当时已经见底, 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将开始回升;第二种, 认为次贷危机的影响呈U字型, 刚见底, 而这个底延续的时间可能较长, 甚至一年多至二年;第三种, 认为危机的影响还没见底, 一波又一波, 还正在扩展和传导。笔者比较赞同最后一种说法。回国后不久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据我们最近赴美考察, 美国经济已陷入低谷, 次贷危机远未见底, 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可能出现滞涨。对此应高度关注, 有所准备”。“在这种情况下, 要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立性, 提高汇率机制的弹性, 以防外部冲击, 以防将我国的财富大量转移他人, 以防将我国经济发展引入慢轨道。”

所谓次贷危机, 简言之是指无房、少房的支付能力弱而信用程度又低的穷人, 在买了住房之后, 无力偿还抵押贷款而引发的一种金融问题。居民住房这种商品本是不动产, 很难发生位置移动, 因而即使发生供求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问题, 也只限于一定地区的范围之内, 很难变成全国的问题, 根本不可能变成全球的问题。然而, 在美国, 这个问题却成了全国以至全球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主要是由于一种金融衍生品即“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而导致的。居民购买住房这本是一种实物商品的交易。如果没有金融衍生品的介入, 这种交易货款两清即完成了, 不会再引发更多的问题。但是, 一旦金融衍生品介入, 把住房抵押贷款权证券化, 由此就展开了无穷的金融交易。这种证券既可在国内各种金融机构之间不断地流通, 又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各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之间不断地流通。于是, 把住房问题由局部变成全局的问题, 由地区变成全国以至全球的问题。一旦第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即大量的买房的穷人无力偿还贷款, 其后的诸多环节就难运行了。问题首先就出在第一个环节, 随着住房价格不断上升, 许多买房者已经无力偿付抵押贷款了。

不仅如此, 还有更甚者。在2002—2006年期间, 美国的住房市场火爆, 即使是次级抵押贷款权的证券, 也成为极其“优级”的证券, 成为抢手货。这种情况下, 很多金融机构把这种十分畅销的金融衍生品同其他行业的真正的次级证券甚至垃圾证券“打包”出售。通过这种“打包”, 多年积累下的大量金融残次品甚至垃圾就像汹涌的海浪一样涌向了美国的金融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日本的金融市场, ……至于其规模和数量, 至今谁都说不清楚。因此, 出现金融危机也不奇怪了。

由次贷危机引出至少两个问题:其一, 穷人的住房问题谁来解决?怎么解决?次贷危机证明, 靠市场, 不论靠房地产市场还是靠金融市场都难以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穷人之所以是穷人, 主要的标志就是他们缺乏住房, 买不起住房, 只能住政府的廉租房。如果每家每户都有能力购买一套体面的住房, 那就没有穷人了。然而, 按美国的住房体制, 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都要到市场上去买住房。这就表明, 次贷危机根源于美国的居民住房体制尤其是穷人的住房体制。其二, 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要不要监管?谁来监管?如何监管?对这些问题, 学术界已经争论了很久, 看来这次实践 (次贷危机) 也许能得出几点教训!

二、金融危机的由来与根源

俗话说,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仅仅次贷危机还不足以造成美国目前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它的根源还更深、更广。笔者认为, 至少还有以下三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1、互联网泡沫 (或称IT产业泡沫) 问题没有解决

在上世纪90年代, 美国的IT产业如日中天, 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 功绩不可埋没。但是, 其中也隐涵了大量的泡沫。这种泡沫在2000—2001年间曾经开始暴露, 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可是, 2001年的“9.11”事件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他处, 轻视了IT产业的泡沫, 没有进一步解决好这个问题。当时, 布什政府执政不久, 很想做出一些政绩, 于是决定以房地产业进一步带动美国经济继续走向繁荣。为此, 美联储大幅度多次持续降息, 金融机构取消购房者的首付款, 简化购买手续, 甚至在信用等级的评定上造假, 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在这个过程 (2002-2005年) 中, 房地产业日趋高度繁荣。到2006年初, 房地产泡沫开始显现出来。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 逐渐使各类金融机构开始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然而, 此时仍未受到政府的重视。直至2008年6月, 有关政策部门的人士还发表相当乐观的谈话。

2、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

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重性、实物形态与价值形态的二重形态, 使整体的国民经济划分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部分。这两类经济本应大体一致。但是, 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主管机关、经营企业各不相同, 价值往往背离使用价值, 甚至同使用价值背道而驰, 这就使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 将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巨额财政赤字、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不仅会使大量企业破产, 还会使国家破产。至于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之间的比例关系具体以多少为宜?这是国内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6:1、5:1、3:1等等, 各种观点都有, 也有的认为无需加以界定。当然, 这项界定是很难的。对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 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 有时甚至增加两倍, 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 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其实,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 货币资本决不限于增加一倍或两倍, 可能会增加许多倍。关于这一点, 马克思指出:“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 这“取决于它有多少次作为不同商品资本的价值形式执行职能”。笔者认为, 目前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虚拟经济 (主要代表者是金融业) 严重脱离或者说大大超越了实体经济, 也可以说是虚拟经济膨胀而实体经济下滑的结果。今后, 如果仅在虚拟经济内兜圈子, 没有强有力的实体产业作为领头羊, 美国经济很难走出泥潭。

3、当前的金融危机还在于美国的三大经济政策:赤字财政政策、高消费政策和出口管制政策

在美国, 贸易逆差与财政赤字是孪生兄弟, 更准确地说是父子关系。巨额财政赤字必然导致大量贸易逆差 (赤字) ;反之亦然。美国政府靠双赤字度日或者说靠借债运行。美国的家庭也靠借债生活, 家庭债务目前已超过15万亿美元。在美国的产业结构中, 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是它的优势, 而劳动密集型的生活必需品的产业则是它的劣势。这就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可是美国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 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 这就使贸易严重失衡, 逆差与日俱增。如何解决双赤字问题?那只能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各国繁多的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 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 (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 日夜不停地流进美国。美国生产货币, 全球生产商品, 二者不断交换。这是多么鲜明的分工、多么美好的交换啊!总之, 美国的上述三大经济政策是美国的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的催化剂或加速器。

三、治理金融危机措施的评析

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 各国政府尤其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政府, 都一马当先以巨额资本抛向市场, 拯救本国的金融业。而各国的股市则随着政府的指挥棒上下剧烈跳动。这一方面显示了政府的巨大作用, 另一方面也证明投资者还并不真正相信政府救市行动的正确性。为什么不相信?笔者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政府没有解决好:

1、“对症下药”问题

当前的救市、灭火, 不问起火的原因, 仅尽快扑灭。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哪里?谁负责?各国政府都闭口不言。有的觉得, 他国有病, 却让本国吃药。还有的认为, 头脑有病, 却去治脚。总之, 没有找准病因, 就乱治病。因此, 效果不明显。为了彻底扑灭这场金融危机, 看来有必要找出它的真正起因。这次危机的“策源地”在美国, 因而美国政府有责任进一步说明危机的起因。

2、“言行一致”问题

最近, 美国政府的要员在宣布治理金融危机的举措之时, 都要声明一下:“这是不愿采取而又必须采取的措施”。既然是必须采取的措施, 为什么“不愿”采取?是不是口是心非?大家知道, 美国一向奉行的是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贬低甚至排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而今天政府却一马当先, 三出重拳, 甚至包办代替市场, 这就使市场原教旨主义十分难受, 只好再安慰几句。

3、“公平效率”问题

各国政府都将全体纳税人的钱仅仅用于挽救和支持某些金融机构而不管其他行业这是否妥当?更有甚者, 政府对某些面临破产或极其困难的金融机构不管不问, 坐以待弊, 而对另一些金融机构却大加支持, 唯恐其破产倒闭, 这是否有失公允?目前, 等待政府救助的不仅有金融机构, 还有其他行业和部门以及大量企业。看来, 政府的救助政策如何更透明、更公平一些?

4、“公私分明”问题

篇4：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

很多中国留学生到美国读的是研究生，不过，要了解美国高等教育，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本科教育。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美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大概有23%，还不到总人口的1/4。可见，美国的高等教育市场并没有饱和。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读不起大学，因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大学学费飙升，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率，私立四年制大学每年的平均学费已经从1980年的10000美元左右升到了今天的28500美元（《时代周刊》的统计数字，通胀已计算在内）；公立四年制大学也从30年前的不到3000美元升到了如今的8244美元。一些著名院校如芝加哥的西北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5万美元一年，普通美国家庭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学费高涨有多方面的原因，要吸引更好的学生，大学必须请著名教授、建先进的实验室、修大型运动场，这些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有人会问，美国学校不是有很多种奖学金吗？的确，到处抢着要的优秀大学生是不用为学费发愁的。为了抓住更好的生源，大学会给学费“打折”，甚至给出全额奖学金的优惠。但大学虽然不是营利性企业，毕竟也得生存，不可能给所有人都免学费。要谈美国的高等教育，首先要看美国大学的经费来源，一靠政府拨款（包括研究经费），二靠校友捐助，三靠学费，四靠企业项目（这在美国并不多见）。这几项资金来源都逃不开经济不景气的冲击。自从经济危机以来，许多美国大学纷纷暂缓招收新员工，收紧会议、旅行、餐饮等不必要的支出，甚至连本来就少的可怜的每年随通胀增长的2%～4%的员工加薪都要暂缓。一些靠州政府拨款的州立大学，不得不强行让员工放无薪长假，其实就是变相减薪了。

根据《时代周刊》的统计数字，美国大学生靠借款读书的占27%。美国的学生贷款有联邦政府和私人机构两种发放形式，都有各种限制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申请到的。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各大银行收紧信用政策，原本送上门来的贷款、信用卡等，在这几年里都变得稀罕了。

联邦政府的学生贷款是直接发给大学的，其实就相当于变相的政府资助。因此，对大学有限制，有一系列的规定需要大学遵守。比如，学校要保证教学质量，学生连续两个学期平均分不及格的话就必须劝退。联邦政府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学生贷款利息低，还款时限长，常常被美国人放在最后偿还的债务之列，甚至即将撒手人寰都不着急还，因为如果借款人死亡了，这笔特殊债务是不用家人偿还的。只要经济不好，不按期还款的人更多。这就等于是亏空国库，联邦政府就不好交代了。再者，美国吊儿郎当的大学生其实相当多，只有58%的大学生能在六年内毕业，如果学生不好好学，学费白花了却无法毕业找到工作，哪里来的钱还贷款呢？可是，如果收紧信贷，贷不了款，许多孩子便读不起大学，很多新企业便无法营运，经济更要放缓，美国的长期竞争力就会被削弱，真是进退两难。

美国大学的紧箍咒：学生保留率、毕业率

为了争取和保留联邦政府的贷款，美国大学很重视的两个数字就是“学生保留率”和“毕业率”。千辛万苦考入大学的中国学生一般都会老老实实读完4年，转学和退学的人是极少数。然而美国大学多如牛毛，学生的选择面宽，年轻人的兴趣爱好转变得快，转学和转专业又容易，一个不乐意就跑别的学校去了，也有人拖延多年才毕业。我就曾经遇到过一位中年女性，她是1980年代初在我们学校就读的，差几个学分就该毕业了，可她却一走了之，过了差不多30年才因为要继续攻读研究生，想起来回来拿这个本科学位。时过境迁，学科院系都早已变样了，好在学校还保留着她的档案，如果学校坚持让她重新按照如今的课程表再读一遍，也不能说学校无理。

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竞争愈发激烈，学校，特别是占高校总数超过70%的二三流学校，也陷入了两难：要留住学生，就要确保多数人及格；可要保证教育质量，就必然会有学生跟不上而要重修甚至无法毕业。学校的名声是建立在教学质量上的，如果不管学生及格不及格都准许毕业，有损学校的声誉，虽然获得了短期的生源，但长期来说无异于饮鸩止渴，也使学位注水，进而贬值。但是，有些靠学费吃饭的私立学校甚至公立大学，生怕太严格了会失去学生。我的一个同事曾在一家私立学院教了5年书，就是因为打分严格而常被院长请去谈话，后来他觉得这样降低教学标准来留住学生的做法太无耻，辞职回到了工业界，有空的时候回到学校兼课。他笑称自己是学校“60%俱乐部”成员，也就是说只有60%学生能够在他的课上及格。一次他带着1/3不及格的成绩单来找我，有些忧虑学校会责备他。我详细地问了他每个学生不及格的原因，不得不惊叹他每次作业打分记录的极其完善，看来是“作案”多次早学乖了。后来居然没有学生来抱怨，反而给了他上佳的教学评价：有心向学的学生一般都能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成绩，只要老师公正、治学严谨，学生还希望老师严格一点呢，否则岂不是浪费钱财与生命！

这些年，美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网上大学，就因为学校的学生退学率太高和毕业率太低而饱受质疑。许多人指责这些学校只管拼命招生，不管学生做没做好读大学的准备，招进来再说，教育质量也不行。这些学生借了一大笔联邦政府的学生贷款读了半天，即使毕业了也找不到工作，简直是骗取联邦政府资金的文凭工厂。

保留率当然不完全是教学水平决定的，不少学生是因为学校不提供足够的经济援助而被迫转到便宜的学校或者停学。除了贷款和奖学金，还有超过40%的学生读大学需要自掏腰包。和其他国家的父母一样，美国父母也为了子女的教育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许多美国父母都竭尽全力付学费，好降低子女的负债率，让他们的人生更平坦。美国每个州都鼓励人们从孩子出生开始就把钱投入到教育基金里，可即使是每个月存100美元，到孩子18岁上学的时候，也不过增值到大概40000多美元，按照如今学费每年3%～15%的增长速度，到那会儿恐怕连一年都读不起了。同时，美国大学的经济援助都有收入上限，最受罪的是美国收入在10万～20万之间的中产阶级，贷款拿不到低利息，交税交得多，经济援助又没资格，也难怪他们忧心忡忡了。

生源要枯竭了

虽然美国大学学费贵，但数据表明，学位还是和个人的收入有着直接关系：有本科学位的人一生可以挣240万美元，比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挣的多出了整整100万美元。所以上大学仍然是许多人自我增值的首选。可是，这几年美国工作非常不好找，失业率达到10%以上，人心惶惶。最近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州的两位共和党州长都提出，要压低数理工程类学科（STEM）的学费，变相提高其他学科的学费，操纵市场，促使更多的学生读这些学科，因为这些学科的就业前景更好，对政府大有好处。其实，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高中改革方案，也想要让高中给学生提供更具体的技术训练，让学生掌握更多的实用技能，使他们在上大学之前就有一技之长，马上可以就业。可是这类实用主义的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反弹，特别是文科院系，教授们坚持政府不应该根据自身的利益或者企业的需要来干涉学生的选择，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这也不无道理。

奥巴马提到“大学记分卡”的办法，就是要用一个清晰明了的标准评价大学的价值。但这个标准是非常难以量化的，必然会引起更多的争议。比如很多人都反对标准化考试，显然标准化考试有很多弊端，但统计数字显示，那些数学、语文等考试成绩好的学生，的确在未来的生活中挣更多的钱（当然不是说钱就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但肯定是个重要的可以量化的标准）。这可能不能说明考试成绩好就是聪明，但可能能够说明这些学生更自律、更愿意用功。奥巴马政府能提出什么样的标准，且拭目以待。

最后，美国大学面对的一个不可抗的趋势：近20年来的出生率下降。虽然美国大学生人数达到了历史高峰，可2010年以后，美国的18岁高中毕业生大大缩水。而且，在未来20年中，人口增长最快的是父母双方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南美裔，这些人上大学的可能性比父母双方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自然会低一些。其实，经济学家分析，经济不景气对学校是好事，因为失去工作的人们会选择继续教育。但如果贷款困难，人们也可能退而求其次，找个一般的工作先糊口再说，这从长远来看对社会的伤害极深。所以不少学校看清形势，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做成人再教育市场，否则很快生源就要枯竭了。美国大学也都在纷纷求变，积极应对。

（作者系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张蕾磊

篇5：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

调查与决策（内参）

第217期

美国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的特点

始于美国次级房地产贷款的危机已经演化成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正加速向全球性经济危机演化。包括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内的西方人士普遍认为此次危机“百年一遇”，其波及范围和影响程度将大大超过1929年。现将这两次危机作一比较，分析特点，以利于进一步认识经济危机的演化趋势。

一、危机的背景是世界工业化进程加快

1929年大危机时只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少数国家进入或完成工业化，人口不多，占用地球资源有限。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推向新高潮，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信息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跨国公司的规模更大，对各国经济的渗透更深，企业经营的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加速，超过世界人口一半的国家采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享受到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地球资源出现严重短缺，环境受到极大挤压。此轮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全球流动性的泛滥和金融衍生技术的不当利用，本质上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人类进入工业化的目标、进程与地球资源、环境的矛盾。因此，只要全球工业化进程加速的趋势不被打断，石油、金属矿等主要工业资源仍将长期处于短缺状态，目前的价格下跌不过是从前一段的恶意炒作向合理价位的回归。从长远来看，如果技术上没有新的突破，工业必需资源的价格上涨仍然是大趋势。“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基辛格）这句话仍然是西方强国奉行的战略原则。

二、危机的性质是结构性金融危机

本轮金融危机的性质不同于1929年整体性金融支付危机，产生于与虚拟经济相关的金融范畴。实体经济虽然存在能源、粮食、金属矿产的短缺和生态恶化、环境容量等问题，但并不存在严重的、不可克服的供需矛盾，只是因为发达国家无限、甚至恶意透支信用，滥用美元这一国际支付货币的话语权，造成了现实支付能力迅速下降，并发了对未来信心的严重动摇，欧美市场急剧萎缩，新兴国家连带遭受严重冲击，因此属于结构性金融危机。其表现是原本急剧扩张的信贷陡然绷紧，迫使各国政府联手采取减息行动。然而所有的救市措施实际上都增加了虚拟经济的规模，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缺乏防火墙时，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将会更大。由于金融危机将正常的市场秩序打乱，实体经济的运转受阻，目前已进入危机的第二阶段--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阶段。在商业银行方面，银行受呆坏账率提高和资产减值等因素影响，资本金遭受严重损失，贷款能力受到限制。金融市场方面，多家金融机构连连破产倒闭，出于对借款人违约的担忧，市场信用价差迅速扩大，需要付出相当高昂的代价才能筹集资金。面对筹资难度增加和成本提高，实体经济运行规模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萎缩，这一态势已在许多国家出现，并将延续至少两三年。

三、危机的根源是非常严重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交织

金融创新造成的各种问题并非这次危机的主要根源，金融监管不当也只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外部诱因。美国经济真正的问题出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联储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滥用货币发行权、谋取国际货币的好处提供了可能，而低利率政策助长了借款人毫无节制的借款行为，刺激了房市的非理性繁荣。二是美国泡沫不断扩大的过程是通过从全世界抽取储蓄来维系的。例如，仅2007年就有5万亿美元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美国以“金融创新”的名义造成了“穷国供养富国，小国供养大国”的局面。在全球范围内转嫁其信用风险，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三是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矛盾显现出政府的缺位。为了维持一极独大、主宰全球的地位，联邦政府大量的财政资源被用于国防支出和海外扩张，对低收入阶层改善住宅等消费要求无力支持。政治家为了收买民心，金融家为了谋取暴利，联手以无限放大信用的办法求诸市场，其结果刺激了十多年房地产、资本等市场的繁荣，也孕育了巨大风险。因此，不得不通过所谓金融的不断创新来转嫁风险，掠夺全世界、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财富来维护美国国内需求非理性的增长。这种盘剥全球、独利自家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

四、虚拟经济发展过速使危机不断蔓延并深化

金融创新导致连续不断的金融虚拟化。金融投机活动导致大量资金在债市、股市、汇市、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之间循环流动、自我膨胀，并成为“有机整体”，导致了本次危机的传递渠道的复杂多样，还会出现什么新奇花招肯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美国推动金融自由化、虚拟化、证券化和全球化，导致本国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支撑。2007年底，美国虚拟经济规模为16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2倍。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导致美国经济结构出现巨大缺陷，美国制造业仅占其GDP的15%，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占其GDP的70%。在美国推动下，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达676万亿美元，也相当于全球GDP的12倍。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和无序性扩大。近20年来全球经济年均增长3.58%，而国际流动资本年均增长13.7%。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全球流动资本高达12万亿美元，2008年初仍达10万亿美元，其中美国6万亿美元。国际流动资本兴风作浪，不仅干扰国际金融秩序，而且成为国际油价、粮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暴涨暴跌的重要因素，为这轮金融危机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给本轮经济挤泡沫、消浮肿带来极大变数。

五、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实体经济反应迅速，金融危机与实体经济交互作用明显1929年大危机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但由于当时信息技术不发达，信息传播速度慢，许多厂商在市场供求失衡的情况下仍盲目生产，导致产品价格特别是农产品大幅下跌，农业衰退由于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并在危机后期的1932年达到高潮，失业人口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

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生产企业反应迅速，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调整生产，作出减产和裁员的决定，造成失业和收入下降的时间前移。同时，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大幅度下滑带来强烈的逆向财富效应，抑制了居民消费，造成市场萎缩，推动危机深化。最终形成“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加深金融危机”的恶性反馈循环。但从另一方面看，反应快，来势猛，减少了企业经营的盲目性，及时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方向和力度，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损失，为复苏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六、危机的传导、释放更趋于全球化和金融化

19世纪中期，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但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1929年大危机时，只有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世界大多数人口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之中，受危机直接波及的国家不多。二战以后，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到上世纪末几乎所有国家均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被卷入了市场化的国际分工。二战前，国际分工主要是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垂直分工，如世界工业和世界

农业的分工，而现在更多的是网络型分工。在意识形态松动、经济制度樊篱打破之后，资本借助因特网以空前的速度、巨大的规模在国际上流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风险极易传播。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一次战术预演。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欧洲、新兴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等都是美国的投资来源国，美国金融创新产品的很大一部分也被海外投资者所持有。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相关金融机构受次贷产品市场价值缩水导致损失巨大。更重要的是，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持有美国的“两房”、投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债券和股份。在危机深化后，这些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或倒闭或被低价收购，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美国金融机构的损失迅速传递给其他国家金融机构，造成一波又一波的金融动荡。

七、各国政府对危机反应迅速，步调比较一致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各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态度，以关税的形式强化了经济的民族主义，致使那次危机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和空前的破坏性。在危机爆发后，为了及早摆脱困境，各国纷纷出台五花八门的自卫措施，力图将灾难转嫁他国。各国还展开了关税战、货币战、倾销战，引起各国间的经济摩擦和政治上的关系紧张，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放弃经济自由主义的说教，以积极的态度应对金融危机，并通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以避免金融市场崩盘。美国财政部实施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并联手各大经济体，采取全球行动，力图使金融危机的冲击力降到最低限度。虽然目前各方普遍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将面临衰退风险，但各国共同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可起到防止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作用。当然，各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同，国内情况也不相同，再加上相互间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很多国家都是危机影响到国内时才采取防卫性自利性的措施，因此目前各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效果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八、危机引发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要求

国际本位货币美元的无节制扩张使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面临巨大的危机。美元及相关资产的过度膨胀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已经从1981年的700亿美元扩张到2006年底的3.33万亿美元，膨胀了46.6倍；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和票据也在加速扩张，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从1981年的2312.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16354.5亿美元，增长了92.5倍，而此间国际贸易总额不过增加了6.9倍。这些全球化的国际货币和金融资产交易因对冲基金的大量杠杆投机活动而产生风险，加上“羊群效应”、“蝴蝶效应”等放大作用更易形成金融风暴和危机。随着危机的加深，美国经济的不稳定，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动摇，欧洲联合亚洲试图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正在演变成一场国际政治力量的博弈。博弈的结果不仅影响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还将影响未来百年的世界格局。

本室政治处：王喜梅

篇6：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

月15日）

魏礼群

 2011-11-02 19:34:12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来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参加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成立50周年庆典和2011年年会，感谢组委会的精心组织和周到安排。本届年会围绕“公共行政之50年：全球公共行政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共同探讨当前全球公共行政的相关问题，很有意义。

借此机会，我主要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问题，谈一些看法，与大家交流。

正确分析和判断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形势，是改进和加强公共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大衰退，对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也造成深远影响。中国虽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也受到巨大冲击。近三年来，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球范围剧烈动荡的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缓解，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进入恢复性增长，但世界经济仍没有走上正常增长轨道，金融危机的阴影和造成的创伤依然存在，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不少，全球经济全面复苏将是一个艰难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多重风险和挑战：

一是扩张性救援政策负面影响显现。在应对来势凶猛的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各国普遍迅速实施了大规模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这种政策的负面影响已经和正在显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振荡。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美国今年一季度通胀率升至3.8％，为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最大升幅；欧元区今年四月通胀率升至2.8％，是2008年11月以来的最高值；新兴经济体也面临通货膨胀高企。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这些情况影响着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二是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加大。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突出，债务负担超过偿还能力。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达200%；美国国债总额已突破14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近100%；欧元区国家目前债务占GDP比重平均为85.2%，有的国家陷入债务漩涡。一些国家高额债务已成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复苏的一大风险。

三是金融系统风险隐患依然存在。一些国家应对金融危机中，对有问题的金融机构主要采用注资、收购等救助性措施，而没有根本解决发生金融危机的机制制度问题，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仍未完全恢复，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大量资本无序流动也威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四是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尚未形成。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长期透支国家信用，虚拟经济无节制扩张，消费需求膨胀，世界经济结构失衡。一些国家面对大量失业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形成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还面临诸多困难。

五是世界经济形势增加新变数。近半年来，国际社会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西亚、北非部分国家政局持续动荡，国际石油市场受到冲击。二是日本发生特大地震、海啸和核辐射灾害，经济复苏进程放缓。这些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历史罕见，处理应对艰难复杂，造成的影响持久深远。如何提高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能力，是摆在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面前的共同任务。一方面，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政策措施，巩固应对金融危机的成果，使世界经济走上正常发展轨道；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世界经济的长远发展，认真反思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构筑实现世界经济持久繁荣的体制机制。纵观全球金融和经济发展新情况，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需要着力研究解决以下5个新课题。

第一，树立公共治理新理念。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传统的公共治理理念，特别对完全自由放任市场作用的理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市场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不受任何管理的市场经济是注定行不通的。当今世界，公共治理的成效愈来愈依靠政府与市场、企业、公民、社会之间相互影响和良性互动，只有建立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才能实现有效的公共治理。在公共治理中，必须既重视多元协调又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既重视市场自发调节又加强政府引导监管作用。政府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维护者，是市场公平、社会公正的构建者，也是市场规制、公共管理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应更加注重提高公共行政能力、公共行政质量和公共行政效率，要充分发挥积极的、正当的、有效的作用。为此，应推进政府管理改革。同时，要强化企业自律和履行社会责任。

第二，构筑全球公共治理新体系。创新公共治理体系是加强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治理的重要基础。在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原来由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垄断的传统国际经济协调平台已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必须形成更多国家平等参与、共同发挥作用的机制。应该逐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和主导，其他各类国际组织、国际团体和社会群体广泛参与的全球性公共治理体系。应深化对国际货币、金融、财政、贸易公共治理架构的改革，理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的职能关系，提升整体治理效能，充分发挥各类会商机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治理作用，尤其要注重发挥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会商机制中的作用。跨国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同全球性问题密切相关，应该将其纳入全球公共治理主体的范围，发挥其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

第三，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高效安全的全球金融体系是防止金融危机再度发生的重要保障。要探讨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健全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的调控机制和监督预警制度，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监管改革，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和信息披露的监督，构建新的国际金融协调与磋商机制，加大对重要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监管力度，加紧完善相关监管的标准和规范，防止风险投机过度。强化全球金融监管联合行动机制，加强对评级体系和国际评级机构的国际监管。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促进各国际金融组织互相配合、各司其职。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加强国际基金组织能力建设和监管改革。

第四，建设可持续发展新格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全球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因此，建设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才是治本之策。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既是全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危”，也是全球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机”。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国际社会要通过重组全球经济结构来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发达国家要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的出口，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发展中国家要注重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转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防止经济过于虚拟化。金融资本、虚拟经济不能完全脱离产业资本、实体经济，否则就会带来灾难。

第五，推进全球合作新体制。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符合各国共同利益。只有保护世界的共同利益，也才能使各方的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应当利用国际上各类型、多层次多边合作机制，广泛开展务实有效合作。20国集团是包括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治理经济的重要平台，应当充分发挥作用，不断加强在更广泛领域的合作。要推动建设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制，共同反对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坚持以对话协商妥善处理贸易摩擦。应该按照诚信、互利、共赢的原则，及时妥善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促进多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以上概括起来说，就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要提高公共治理的创新能力、组织能力、服务能力和合作能力，提升全球公共治理的预见性、协调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些是十分重要的启示和结论。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近三年来，我国全面实施并不断丰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和政策措施，在加强政府引导和调控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企业和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变危机冲击为发展机遇，变严峻挑战为强大动力，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2009、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9.2%和10.3%，既持续推动了中国现代化事业，也为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经济治理合作，同世界联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实践证明，中国特色公共治理模式符合自己的国情，具有明显的优势。

前不久，中国政府在全面审视和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了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主要任务，对提升公共行政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继续把巩固和扩大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作为重要任务，并着眼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长远发展，将重点围绕以下方面展开工作：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今年把控制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二是大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是走绿色发展道路，加强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四是加强区域统筹协调，积极稳步推进城镇化发展；五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六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设和谐包容社会；七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推动实现互利共赢；八是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全面实施这个规划，必将促进中国经济长期持续较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也必将对深化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推动国际金融经济秩序健康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提升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公共治理水平，既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迫切任务，也是国际行政院校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行政院校的重大使命是通过教育培训公务员、提供科研咨询服务，来增强公共治理能力，这既包括增强本国公共行政能力，也包括增强国际公共行政的能力。因此，紧紧围绕提高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治理水平，围绕提升各国政府公共行政能力，大力开展教学、培训、科研、咨询等活动，是当前国际行政院校十分重要的课题。

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IASIA）是在全球公共行政领域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性国际组织，也是世界行政院校系统最高层次的国际学术机构。50年来，依靠各会员的合作举办各种活动，致力于国际行政管理人才的教育、培训和公共机构管理能力的提高，为推动全球公共治理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积极贡献，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关注和好评。近十年来，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和国际行政院校联合会在中国联合举办了三次大型的国际研讨会，即2000年的“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面向新世纪的观念与启迪” 国际研讨会、2004年的“危机管理—全球的经验和警示” 国际研讨会、2010年的“金融危机下的政府管理”国际研讨会。这些活动都获得很好的效果，有力地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是培训高中级公务员、培养高层次管理人才和政策研究人才的新型学府，是公共行政理论和政府创新研究的重要基地，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重要思想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紧紧围绕应对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创新教育培训理念，更新教育培训内容，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培训、科研和咨询服务，为国家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