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精选6篇）

篇1：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张岱年：中华民族精神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思想精粹，它集中表现在《周易》中的两句话，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方立天：中华民族精神具体包括“重德精神”、“务实精神”、“自强精神”、“宽容精神”、“爱国精神”等五个方面。

刘纲纪：中华民族精神可概括为“理性精神”、“自由精神”、“求实精神”、“应变精神”等四个方面。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此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敬老尊贤的伦理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天人合一的和合精神等。

胡适提出过国民性中四个主要弊端，即贫穷、疾病、愚昧与自私，简称“贫弱愚私”

陈独秀：中华社会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日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中华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柏杨：中国人不团结，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鲁迅：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áo)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凶奴蒙古满州，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为人类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文化系统。它与古希腊文化同时产生，在古代几乎同样的辉煌。更重要的是，在中世纪，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衰落的欧洲文明，独领风骚，以自身的力量创造出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高峰。

在近代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据不完全统计，17世纪前世界创造发明的总量，75%是由中国首先作出的；中国的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技术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这一传统将是人类在21世纪发展中至为宝贵的财富，也是中华民族重振雄风的内在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系统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中最具特色最为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心态，它包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开拓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孔颜乐处”的乐观心情等等。这一主体精神也是中华民族走向21世纪的主体精神，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部分。

同时崇高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也十分重要。在中华民族漫长曲折的历史上，团结与统一始终占主导地位，表现出惊人的向心力和内聚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与它崇尚和

统一的精神分不开的，求统一，求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这仍然是中华民族当代发展的重要保证。

其他如“仁”的人道主义精神、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德为本的儒商精神、遏恶扬善和日新变革的精神心态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精要，它为我们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个文化上的说明，揭示出中华民族走向新世纪有其内在的深远的原因。

众所周知，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世纪。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不同民族、国家去遵循同一规则，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又会消弭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个性、丧失自我发展的内涵支撑。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标志和灵魂，是人的精神家园。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要时时思考，时时注意，否则，国家或民族就是要涣散、萎靡，严重时可能要解体、灭亡。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亡国；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亡种比亡国更可怕，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的历史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哺育了中华儿女，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整个东亚，甚至于世界。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展现了其生生不息的创造活力和吸纳外来文化的包容能力。富有远见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道德体系逐步形成。然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滋长，各种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更加突出，人们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而国家所能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却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人们处于文化饥渴中。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思想文化交流呈现分散性、便捷性、跨国界等特点，这既有利于加强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也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以各种文化形式对我国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中外文化直接碰撞不仅发生在境外，而且大量发生在境内，文化市场、文化资源，文化阵地的争夺更加激烈。如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断发展、壮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确立并发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优势，增强文化竞争能力，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维护国家安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应该急切引起重视的大问题。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先生对文化作了这样的界定：“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民族的标志和灵魂；凝聚力量之所在，创新力量的源泉，是民族的根。”

中华文化是我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每一伟大民族都有其民族文化；每一民族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亦可称为民族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他认为，中华民族精神集中表现于两个主题：“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一个是奋斗精神，一个是兼容精神，在铸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中华民族精神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和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表述，如爱国团结、博大宽和、兼容并蓄、勤奋睿智、刚健有为、坚忍不拔、自立自强，天人和谐、以人为本、贵公贱私、求同存异等都是贯穿古代、现代、当代的基本精神。这些精神成为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就是历史铸就的民族魂。这种民族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其所包含的合理性和价值取向，仍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和重要的现实效应。文化是一个宝藏，不同时代的人们，可以根据社会实践的需要，时代发

展的需求，从中发现新的意义，做出新的解释，添加新的成分。人们在创造、构建新文化时，首先要正视传统文化的存在，在前人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只有使传统文化的精华成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才能实现文化的创新。传统文化是新文化的摇篮和基础；新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发展。但如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它的两重性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是精华与糟粕、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的复合体。对此我们要采取审慎的、冷静的分析，对符合时代发展要求，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传统文化，便加以继承；对违背时代发展要求，与时代发展相违背的传统文化，便应当抛弃。

二、中华民族文化的现状

作为世界古老文明发源地之一，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国家能像中国这样长期保持大致相同的疆域和主体不变的文化。从炎黄开始，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绵延，虽不断有改朝换代，但始终没有出现文化的断层。可是，今天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这么说吗？

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等九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提出016号提案，呼吁尽快建立“幼年古典学校”，提案中说：“我国文化之悠久，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此可能中断的方面是代代积累，构成我民族文化重要内容的各类古代典籍的研究和继承”。“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这难道还不能让我们警醒吗？

我们中华民族正被西方文化潜移默化地“入侵”。“西”河之水天上来。我们的青少年在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西方饮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孩子们熟悉米奇、米妮、唐老鸭等国外卡通形象，却与卡通花木兰相见不相识；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是超人、蜘蛛侠，追逐影视歌星，却没有了岳飞、文天祥、刘胡兰、董存瑞、焦裕禄、孔繁森等这样的民族英雄，长此下去，必将丧失自我。当我们终于“现代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服饰变了、娱乐方式变了、生活习惯变了、观念变了、语言也变了，当一切都变得让我们自己也觉得陌生的时候，我们还是“中国人”吗？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也日益多样化。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缺失，导致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丧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大肆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邪教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一些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以权谋私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在文化市场，含有暴力、色情、吸毒等内容的出版物屡查不绝，更有甚者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读物中也插入低级媚俗的图画，真是糟蹋历史，亵渎经典。

在校园里，“另类”童谣满天飞，已成为一些小学生的“时尚”。“徽园” 灯箱图片上的 19位安徽历史名人，多是张冠李戴，这竟然展出达一年之久。我们是在怎样的教育自己和教育青少年？在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下，少数青少年精神空虚，沉溺于网吧，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这些都应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警觉。

三、对策及建议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融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表明，当今的国际竞争不仅是经济力、科技力、军事力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有形竞争，在背后则渗透着文化力的角逐和较量。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力的核心，具有对内凝聚和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示民族形象的重要功能。民族精神的培育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1、培育民族精神应成为全社会的自觉意识

培育民族精神，需要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必须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营养，以陶冶情操、咨政育人、塑造民族品格。

培育民族精神，需要充分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营养。只有博采各民族之长，才能使中华文化的内涵日益丰富；只有具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胸怀，才能使民族精神焕发新的生机。

培育民族精神，需要坚持不懈地在全体民众中开展弘扬优良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随时随地都能受到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感染、熏陶和教育，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和生命力。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多元文化交互撞击，生活方式复杂多变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精神境界都在悄然变化，民族精神面临新的挑战。要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髓，发展、创新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解决当今世界上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问题，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同时，中华文化还是维系海峡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实行“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应成为全社会的自觉意识，尤其是领导者的自觉意识，应将其纳入全民教育体系。

2、建设好校园文化

文化自觉目前主要还是学术界的反思，当务之急是教育系统要深刻反思其在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要把自觉地传承传统文化作为教育系统的一项基本功能，形成共识，并把这种自觉向全社会扩散。特别要把教育的重心落在3.67亿18岁以下的青少年身上，他们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学校，从来就是文化传承的主渠道，要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学校教育的全过程。现在发生在青少年中的种种不良行为，不是青少年自身的责任，而是教育的责任。各类学校要结合自己的特点，积极开展适合青少年特点的教育形式，寓教于乐，形成多学科的渗透，而不应认为是某一学科的责任和内容。引导学生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从而认识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进一步使中华民族精神内化为学生的自觉意识，从小树立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和责任感，培养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探索富有针对性、吸引力、实效性的弘扬中华文化与培育民族精神的新手段、新方法、新途径是学校的当务之急，也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典古籍不仅传承着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而且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被世界誉为中华美德，它对于增强民族内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群体价值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建议选择具有代表性、具有时代生命力的经典读物，涵盖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的名篇名句编成教材，指导青少年阅读背诵，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提升文化品位，使他们终生受用。同时要在大学生中进行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普及工作，补上这一课。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认为，该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只有自己文化的根扎得越深，对外来文化的吸取能力才会越强”。

政府必须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提升到指导思想高度来认识，将其有机地渗透到基础教育的目标、课程标准、教材建设以及各种生动活泼的教学与德育活动之中，让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整个基础教育体系中占据一个相对合理的地位。

3、弘扬传统文化应从细微处做起

文化无处不在。政府要组织专家学者为青少年打造优秀传统文化精品，以符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相一致的艺术形式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以通俗、浅显、明了的方式将中华优秀文化的核心要义展现在青少年面前，让他们容易接受，乐于接受，要借助童谣、民谚、民间故事，卡通、漫画、版画、连环画，书法、歌曲、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优秀文化，引导、熏陶、感染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文化修养，培养民族感情，内化民族意识，升华民族精神。

传统节日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载体。在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节日倍受青年的冷落，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年轻一代（含成年人）对春节、中秋、端午、清明、元宵、重阳、七夕等传统节日认同度下降，认为过传统节日不够时尚，反而对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越来越有兴趣。究其原因既与西方强势经济、发达的文化传播手段有关，又与商家和媒体的炒作有关，但根本原因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缺乏认同。对传统节日的淡漠，会造成民族文化的隐形流失。我们不排斥“洋节”，但要强化自己的传统节日，创造浓郁的节日氛围，赋予传统节日更多的时代气息，使人们欢度节日中感受传统，传承文明。

4、建议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

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当地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力度，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传统文化资源。我省、市现已建成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名人故居、博物馆、科学馆等要做好维护工作，提高利用效率。皖南事变纪念馆急待维护，肥东瑶岗渡江战役指挥部也应投入资金建设，并免费向青少年开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该成为展示历史，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平台，真正发挥教育的作用。

5、建议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

净化互联网，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督，杜绝暴力，色情等不健康的文化产品污染青少年的心灵。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将传统文化资源网络化，转化成网络资源，占领网络空间。

建议政府组织专家加强软件开发，把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开发为青少年喜爱的软件，建立少年文化网站为青少年服务。

6、建议公众传媒要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尽职尽责

公众传媒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重任。有些传媒忽视了自己的责任，随心所欲，猎奇媚俗，甚至为了部门利益，不惜损害公众传媒的形象。殊不知，公众传媒是宣传阵地，起着舆论导向的作用。宣传什么，弘扬什么，给传媒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带去什么影响，这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岂可等闲视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传媒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公众传媒应以弘扬主旋律为首要任务，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充分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需要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方可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一个民族，只有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才能够有大作为和大贡献；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将代代相传。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贡献我们的智慧和爱心，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为全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篇2：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作者：贾斌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民族文化，铸就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一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的社会意识，是一个民族对其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其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

对于一个民族自身来说，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铸造出来，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信守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意志品格的集中体现和综合反映。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是民族集体人格的体现，是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延续的血脉、发展的动力、崛起的支撑、挺立的基石。民族精神是国魂，是民魄，它对内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现民族形象。

民族精神是民族特质的凝聚和集中表现，是一个民族的漫长历史的积淀和升华，是民族的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科学、艺术等具体内容的共同特质和印记。它渗透到民族的整个机体里，贯穿于民族的全部历史长河中。中国各民族人 民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为伟大的民族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弘扬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经过长期的相互吸收、演化、发展与融合，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精神大致经历了古典民族精神、近现代民族精神和当代民族精神几个阶段。古典民族精神反映的是各民族自然经济、宗法社会条件下道德至上、贵和求稳的守成精神；近现代民族精神体现的是各民族在内忧外患的苦难中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精神；当代民族精神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博大宽和、兼容并蓄、勤奋睿智、刚健有为、坚忍不拔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都是贯穿古典、现代、当代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

中华民族精神既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积淀，又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的凝聚。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民族文化是培育和发展民族精神的载体，担负着传承民族精神的庄严使命。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创新、发展繁荣的血脉，也是民族文化所千古传颂的主题。继承发扬民族文化，是新世纪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有效举措和重要保证。

古今中外，民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要看它能不能适应时代精神，能不能跟进历史潮流。世界上曾经产生过的20多个不同的古代文明，大部分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这些文明和文化没有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的支撑，就是因为这些文化没有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就是没有融入世界文化当中，孤立出来以致于失去活力，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磨难，奋发图强，最终走上了民族振兴的大道，靠得就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有容乃大的民族文化底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二

五千年民族文化传承了龙的精神，汇成一部伟大的英雄交响史诗。抗战文化无疑是其最为壮丽的篇章，奏响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华章的最强音和主旋律。

抗战文化是以民族大义为前提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文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斗争和文化运动对抗战的宣传和鼓舞、支持和推动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①]“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②]

正因为认识到了“文化的军队”对于抗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解放区极为重视发展抗战文化，而且在国统区同样将抗战文化运动作为“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认为它“目前有头等重要性”，进而要求在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对发展抗战文化要“特别提起注意”，“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③]

随着抗战斗争的不断深入，抗战文化在抗战的不同时期有了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大致可分为抗战救亡文化、统一战线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的政党文化三个层次。

处于最外层的是救亡文化，是抗战文化的基础。“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三省陷落。东北三省人民沦为亡国奴的事实和迫在眉睫的亡国之祸，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抗日救亡意识和爱国热情。救亡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作为抗战文化初始阶段，救亡文化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深受群众欢迎。把国仇家恨溶为一体，激发了最为悲壮的民族情绪，激励着亿万军民共赴国难、奋起救亡。使一批又一批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奔向抗日的战场。它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任何物质的东西所不能替代的。

救亡文化以感性认识为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发表了抗日宣言，召号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日本侵略，以坚定的抗日立场，成为救亡文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救亡文化高扬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旋律，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民抗战的实现，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处于中间层的是统战文化，是抗战文化的主流。“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燃起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随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救亡文化由自发变为自觉，分散变为集中，无序变为有序，最终形成了统一步调和行动的浩浩荡荡的抗战文化大军。

统战文化是抗战文化的主流文化，它求同存异，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文艺界明确提出了“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左联、社联等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的许多作品成为了经典的传世之作。与救亡文化相比，统战文化对日本侵略者已不只是表层的控诉和描写，而是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与抨击。

处于核心层的是政党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政党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在全国人民的抗战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发展，由感性的文化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文化。它代表了抗战时期民族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抗战文化的先锋和领导者。

抗战中以国共两党为代表，包括其他民主党派在内的各政治力量和团体，都力图在抗战中宣传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以使本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方针成为抗战文化的主流和主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的态度，在抗战的不同时期，分别采取了灵活机动的策略。积极宣传自己的政党文化，利用电台、报刊等国内外传播渠道及不同场合，阐述共产党的主张，展现共产党人的形象，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以翔实的论据，科学的论证，严密的推理，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全民的持久战奠定了理论基石。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向何处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毛泽东明确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④]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⑤]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毫无疑问，这也是抗战文化的基本纲领。

在领导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与抗战实际紧密联系的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抗战文化理论体系。同时，共产党人还充分的认识到了抗战文化政策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⑥]中国共产党不仅注意发展了解放区的抗战文化运动，而且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也开展了进步文化运动、文艺救亡运动。根据文化人、文化

运动和军队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对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和激励全中国人民英勇献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救亡文化、统战文化、以及政党文化共同构成了抗战文化，政党文化是抗战文化的核心，救亡文化是抗战文化的基础；统战文化是抗战文化的主体，是救亡文化的延续和深化，又是抗战文化核心层的政党文化充分展开的舞台和依托，也是联系政党文化与救亡文化的桥梁与纽带。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牢牢抓住救亡文化，巧妙推动统战文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了高潮，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华文明与民族文化，造就了大唐盛世，创造了中世纪令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无与伦比的辉煌，并一直延续到17世纪的康乾盛世。可是从康乾盛世到鸦片战争短短的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就从世界强国跌落于任人宰割、饱受凌辱与蹂躏的深渊。唐宋之前，中国文化保持了世界的绝对的领先，中华民族的强盛取决于掌握了先进的文化，而到后来的康乾帝国却陷入了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自高自大的境地。民族于危亡之际，共产党人高举抗战救亡与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文化的大旗，统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

抗战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先驱和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抗战文化传播了进步文化，激发了民族精神，弘扬了爱国主义，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吹响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号角。它是中华儿女用血与火的历史写成的伟 大的篇章，成为了中华民族最为宝贵财富和珍贵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从中汲取不竭的精神力量。启迪当代，警示后世。

高昂的民族精神是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民族复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抗战文化所激扬的文化内涵，就是高昂的民族精神。没有抗战文化所激扬的民族精神的激励，我们的伟大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面临的就是消亡。抗战文化所激扬的民族精神，在过去，是我们战胜任何的苦难的精神力量；在现在，在将来，永远是我们民族振兴的不竭动力。

先进文化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摇篮没有先进文化的支撑就没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

[⑦]”先进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所具有的生动的形式、无所不在的影响、强烈的感染力来塑造健康的民族性格，鼓舞民族精神和斗志，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促进民族的复兴。只有突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个主题，文化建设才能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力配合民族复兴的大局，发挥出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作用。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要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民族精神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历史之源与时代之流的统一。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创新发展密不可分。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我们的民族精神。革命战争年代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九八”抗洪精神以及2002年的抗击“非典”精神，都赋予了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内涵。

文化的融合是民族文化发展壮大的源泉“太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拒细流，故能就其深”。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定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勇于借鉴和吸收各民族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任何一个民族，其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包容。弘扬和培育新世纪的中华民族精神，以一种开放、积极、进取的心态，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

“和而不同”，有容乃大，这正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气度和风范，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的关键之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以信息为载体的各种文化和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这也正是我们广泛地学习和吸收世界各民族一切文明成果的有利条件。

先进文化建设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方向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抗战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篇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抗日战争所以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关键是有中国共产党这个中流砥柱。

新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了新的发展，不断丰富着新的时代先进文化的内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进一步确立；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的宏伟理想深入人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稳步有序地进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篇3：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起源、生存、繁荣和发展一脉相承,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融汇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发展历程之中,是中华儿女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经验的沉淀和整个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积累。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对于如何在现阶段与未来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共同信仰和民族精神,是对各自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科学概括,同时在年代的递增上又保持着鲜明的继承性和民族性。民族传统文化只是一种维系民族共同体延续与发展的工具,它既是民族内部的生存方式,又是对外区分不同民族的标识,它的物质与制度文化追求适用与理性,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与此同时精神文化的对外标识性作用明显,成为对抗外来强势文化的工具,并被不断再造。

2 民族传统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是长期流传在各民族民间的以强身健体和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各种竞技与游戏活动,又是以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主体,融合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是各民族传统养生、健身和娱乐等体育活动的总称。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古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民族传统体育存在于一定的背景之下,当前社会的劳动生产、军事战争、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都深刻影响着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传统性、娱乐性和健身性。它不仅体现着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增添了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在体育活动中继承与发扬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成为了世界文化宝库的宝贵资源,在现代社会人类健康、和谐发展的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我国众多民族不同的生活环境、生活习俗,以及从古至今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使得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丰富多彩,体育项目种类繁多,运动形式千变万化。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具有栖身于社会生活中的体育活动相关赛事程序、器材制作、比赛规则的运动形式,同时汲取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的文化营养,成为体现人类生活方式、行为特征、运动规律的一种文化形态。

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人们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提炼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一定的健身、表演、经济和教育功能。民族传统体育既是身体锻炼的手段,又是娱乐身心的有效途径。这些体育项目使人体通过感官、感触,以及全身各肢体、各部位的运动,起到娱乐身心的作用,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使人们在生活工作之余,体力得到锻炼,精神得以调节。每逢节日,人们喜着节日盛装,踏着音乐,跟着节奏,踩高跷、扭秧歌、跳竹竿舞,这些都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性得以充分展示。把民族体育项目融入生产劳动、欢度佳节、喜庆丰收之中,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和谐社会的进步,提高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在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与人们的关注,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体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传统体育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国传统民族体育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现代教育中体育已成为教书育人的一门必修课,武术、八段锦等进入学校体育教材,很多高校也增加了武术、摔跤、围棋等体育项目的教学。

3 传统文化性格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3.1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族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核心性质,它体现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鲜明特性。小到一种国家的语言、服饰、风俗,大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经济,无不体现了其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是一个国家从时间的先后上文化的一种继承与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传统性深刻影响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例如汉族的秧歌,最初起源于汉民族古代耕地、插秧的劳动生活,也是与人民的祭祀活动相关的一种舞蹈形式;蒙古族的摔跤运动体现了蒙古族人民豪迈好斗的民族性。

3.2 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中国地大物博,地理环境错综复杂,这就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不同的地域自然条件决定了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地域环境的不同导致了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必然也会引起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同时由于不同的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体育文化。北方气候冬季漫长寒冷干燥,疆土辽阔,人迹稀少,在历史上保持了比较剽悍、勇猛的民风。因此骑马、射箭、摔跤成为北方地区的爱好与生活之一。南方由于雨水充足,河流众多,少数民族多以村寨或部落为单位,因此民传统体育以集体活动为主,活动的内容多表现出生活的情趣,活动的项目有“抢花炮”、“赛龙舟”、“舞狮”等。这些实例都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性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之一的深刻影响。

3.3 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和地域性决定了它的多样性。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五十六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它同时影响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变化。例如舞龙、舞狮、秧歌、斗牛、龙舟、赛马、毽球、高跷等这些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技术特征,风格迥异的运动形式又给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填上了浓浓的一笔。此外,植根于几千年华夏文明的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文化思想、组成形式更是丰富多样。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不断碰撞,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更加增添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4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我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息息相关,融为一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文化结晶,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共同体中衍生出来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4.1 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与指引作用

民族传统体育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深受了社会各个领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等在诠释其内在的独特的文化价值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

4.1.1“天人合一”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它生动地揭示了包括人在内的宇宙的辩证统一性和协调性,表现了淡漠宗教的人文精神和超越现实的理性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它阐明人的自然本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要尊重自然,不要试图改变自然的本性;就现代社会而言,“天人合一”就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它承认人与人之同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时强调用和谐的方法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体育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引下,注重以整体的概念描述人体的运动过程,追求身与心,神与形,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受这种整体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主张通过与自然界相适应的运动锻炼来由表及里,以内达外,自有形的身体运动来达到无形的精神境界,从而达到身心并修,内外结合的目的。尤其在中国武术、气功等养生健身类运动中尤为突出。

4.1.2 阴阳五行学说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阴阳学说认为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下产生、发展、变化的。世间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两方面,所谓阴阳就是代表着事物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世界是物质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阴和阳两个方面,而对立的阴与阳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整体。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所构成,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以此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关系。相生相克理论也是五行学说的重要思想内容。所谓相生即相互促进,相互滋生;所谓相克即相互抑制。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的顺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形意拳是中华武术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太极、八卦、少林拳并称为中华武术的四大名拳。形意拳正是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形意拳中认为,人体的上部为阳,下部为阴,外部为阳,内部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形为阳,神为阴,阳济阴,阴补阳。其中提现了阴阳互补,相生相克的原理。五行拳将金、木、水、火、土,取意为劈、崩、钻、炮、横五拳,同五行相生相克一样,劈拳变钻拳,钻拳变崩拳,崩拳变炮拳,炮拳变横拳,横拳变劈拳;劈拳克崩拳,崩拳克横拳,横拳克钻拳,钻拳克炮拳,炮拳克劈拳;根据五行学说,万物土中生,土是万物的根本,因此,横拳被视为五拳之母,并将横拳称为母拳。

4.1.3 儒家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文明中根深蒂固,谈到儒家思想,就不得不谈到“仁和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的就是儒家的“仁和礼”。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深刻的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中强调的“礼为上”,例如师徒相见徒弟要行见师礼,上台表演要行抱拳礼等,都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传统体育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很大一段时间里的首要任务不是倾向于获得比赛胜利,而是考虑在竞赛中遵循比赛规则,符合道德规范,在这种注重道德价值取向的思想下,逐渐演化成削弱竞技意识,更多倾向于追求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体育活动。

4.2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响指导民族传统体育的同时也从一定意义上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4.2.1 等级分明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阻碍

儒家思想虽然使民族传统体育在形式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范,但同时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带了等级分明。等级分明的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累积遗留的思想制度,这就使很多体育活动从比赛的制定、器械的使用、出场的先后等因素上存在了不公平性。古代皇帝与随从等一起狩猎时,射出第一箭的须是皇帝,然后其他人才可一一出动。宋代的马球,只要有皇帝参加,进第一个球的人必须是皇帝。这样就充分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4.2.2 传统封建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负面阻碍

老子“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多,多则感”的辩证法思想,虽然在哲学上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同时也起到了鼓吹消极退让、否定进步的负面作用[5]。这些思想体现在民族传统体育上就是不思进取,苟且求安的懦弱思想。

5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探究一条适合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同时又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一方面,通过推广民族传统体育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手段,弘扬民族传统体育。八段锦、五禽戏与太极拳是中华养生术的几种,通过深入推广八段锦、五禽戏和太极拳,可以更大范围地普及养生保健理论。现阶段外国人掀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利用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正是向国外推广民族传统体育的又一个大好机会。

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其有利的一面,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融入其中,将不利因素转化,使得民族传统体育在体现其独特魅力的同时,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中国传统文化在被世人学习的同时,注意民族传统体育的推广。作为文化产业一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得以弘扬的同时,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二者就可以实现协调发展。

摘要：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之所以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共同体中衍生出来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社会价值。文章首先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地域性和多样性的简要分析,以及对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理论概念的阐述,进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得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利弊影响。力图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播,同时也为民族传统体育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下的传承与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关键词：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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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鹏.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4(2):9-13.

[5]李建伍.论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与功能[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9(6):13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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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朱晋元.管窥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J].搏击.武术科学,2009(10):73-74.

篇4：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1二者的含义不同。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创造的，是各民族的文化长期相互交流、借鉴、融合的结晶，各民族都对灿烂的中华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华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的综合反映。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2二者的范围不同。中华文化是知识、思维、方法和精神的总汇，而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中华文化包含民族精神。

二、二者的联系

1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民族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德和坚定志向的集中体现。离开了中华文化，民族精神就失去了根基；而没有了民族精神，中华文化则失去了脊梁。

2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都具有历经沧桑而不衰的特性，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拥有新的内涵。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虽然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也依然能够传承下来，并在扬弃中发展。中华文化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特点。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但每一次面对灾难，中华民族都进发出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强大凝聚力。面对灾难，中华民族奋发图强、乐观向上，积极战胜灾难，并在抗争中使民族精神得到了升华。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中华民族表现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就是例证。

3文化认同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文化基础和前提。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文化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

我们认同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为自己民族的风俗，认同汉语汉字为国家通行的语言文字，认同“龙”、“长城”、“黄河”等为自己民族的标志。这些最基本和最有意义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认同，汇集到一点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

只有文化上认同，才能凝聚民族的精神力量。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认同，当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就会发出同一个声音，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迸发出巨大的力量。60多年前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是这样——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而在2008年的抗震救灾中，这种民族的文化认同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形式更加集中地体现出来——当汶川特大地震夺去近十万同胞的生命、数万同胞被埋、几百万同胞受难的信息震惊全国、震撼全球的时候，血脉相连的中国人，面对地震灾区同胞的苦难，都感同身受。为了救援受难的同胞，为了拯救同胞的生命，全体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都一致行动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于是，十几亿人拥有同一个身份、同一个名字：“中国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正是十几亿人的文化认同，才有可能出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历史场面，才有可能产生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和巨大力量。

篇5：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

浅淡旅游经济与民族地区文化的关系

旅游经济的开发会引致民族地区文化在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的变化,总的`来讲,积极影响远大于消极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益于指导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作 者：石朝平Shi Chaoping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学院,旅游系,贵州,贵阳,550025刊 名：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ETHNIC INSTITUT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年，卷(期)：”"(1)分类号：F59关键词：旅游 旅游经济 民族地区文化

篇6：《周易》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作者：王充闾 《光明日报》（2016年09月02日 13版）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数千年来，高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源头，内蕴博大精深，万有齐备，密切地联系着整个社会人生。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论述，阐明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的道理。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写照。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刚健有为的创新理念，这是贯穿于《周易》中的三个带有根本性的思想理念。它们在变通思维的统驭下，相生相发，相辅相成，三千多年来，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内在支撑力，充实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建立在变易思想基础上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周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一言撮要，统括全局。这里讲的危亡、忧患，应该是广义的；远古先哲富有预见性，既有由于天敌施虐、洪水泛滥的自然忧患所产生的“人天之忧”，更有社会、人生、心灵方面的忧患，表现出深深的惕惧与挂虑。

而其哲学基础，则是“泰极而否”“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变易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由于远古先哲抱有尊天道、重人谋、诉求于内心的内省式的心性特征，因而其卜筮、占卦，往往建立在深而且广的忧患意识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忧患意识乃是远古先哲作《易》的原始动机。正是凭借着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朝乾夕惕的进取精神，才使得这个伟大而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在数千年间始终生生不息、巍然屹立，并不断地发展进步，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人间奇迹。

中华民族古代哲人的忧患意识，直接导因则是对于客观规律和时势分析的准确判断。《系辞》中明确指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危惧始得平安，而慢易则必致倾覆，所以，必须惧以终始。这样，就有望防止差错以至祸患的出现。

《易》卦辞、爻辞中，多见凶、咎、吝、否、损、陨、乱、困等负面占断之辞。《系辞》分析认为：“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吉凶讲的是人事得失的结果；悔吝则是指面对得失、休咎所持的态度。由于具有忧患意识，及时发现纰漏并加以改正，使得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悔；反之，有了小的过错而不及时改正，就会使事物向坏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吝。目的在于告诫人们，要有忧患意识，善于补过迁善，以趋利避害，化凶为吉。

《周易》中《临》卦卦辞说：“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亨通顺利，则盛极而衰。宋代理学家程颐对此解释说：“阳道向盛之时，圣人豫（预）为之戒曰：‘阳虽方长，至于八月，则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而虑变，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亦无及矣。”在《复》卦中，讲周而复始，物极必反，“反复其道”（卦辞），强调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要转向反面。《泰》卦中《九三》爻辞也讲：“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无平不陂，即平原都有坡坎。宋代李光在《读易详注》中解释说：“治乱存亡，安危之相，固如阴阳寒暑之必至，有不可易者。惟圣人为能因其盈虚而消息之，使常治而不乱，常存而不亡，常安而不危也。消息之道，岂有他哉？兢业以图之，危惧以处之，当治安而不忘乱亡之戒，则可以保其治安而无咎矣。”

从一定意义上说，成功也是一个陷阱。因此，当事业有成之时，古人总是提醒要特别惕戒。《既济》卦辞：“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就是提醒人们要慎重对待成功，否则起初吉利，最终还会紊乱不堪。《象》辞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虑而豫防之。”上水下火，一则通过加温，烹饪获得完成；二则相互制约，有利于健康发展。水火既济，象征事业成功，功德圆满。在这种情况下，君子总是虑远谋深，预防蹉跌失误；至于身处险境，那就更是惶惶而不自安，慎惧从事。《履》卦《九四》爻辞曰：“履虎尾。愬愬，终吉。”愬愬，恐惧也。踩到老虎尾巴上，比喻处境十分险恶。但只要心存戒惧，小心应对，最终总会化凶为吉。《困》卦《上六》爻辞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困于葛藟——被葛藤缠绕困住；臲卼——身在高危之处，心惴惴然。据李光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困极之时，若曰动，必有悔；而不思变动，则益入于困耳。若能悔前之失，穷而思通，必济矣。”

谨言慎行，韬光养晦，也是应对恶劣境遇的一种策略。《坤》卦《**》爻辞曰：“括囊，无咎无誉。”意为将口袋收紧，无获亦无失，虽然得不到赞誉，但可免遭灾难。所以，《象》辞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将口袋收紧，可以免遭灾难；谨言慎行，没有害处。《离》卦《初九》爻辞：“履错然，敬之，无咎。”意为深夜传来一片错杂的脚步声，应有所警惕，才可望安然无事。魏晋时期王弼《周易注》：“错然者，警慎之貌也”，“以敬为务，辟其咎也”。综上所述，无论是身处顺境、逆境，只要能心存戒惧，妥善处置，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根本问题在于慎终如始，时时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谨慎之道，突出表现为防微杜渐、小中见大、因中见果，把握量变与质变的辩证规律。《坤》卦《初六》爻辞，有“履霜，坚冰至”之语。按照当代著名学者高亨的解释：“履霜，秋日之象也，坚冰，冬日之象也，‘履霜坚冰至’者，谓人方履霜，而坚冰将至，喻事之有渐也。”关于“事之有渐”的道理，《易传·坤·文言》解释得至为深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顺”字，历代学人有不同理解：朱熹认为，古字“顺”“慎”通用，意为上述文字讲的是慎微；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照字面解释，就是顺乎自然规律。踩到地面的霜，便知道冰雪寒冬快要到了，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程颐对此也有解释：“明者则知渐不可长，小积成大。辨之于早，不使顺长。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不论哪种解释，说的都是事物由小至大、由个别到一般、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变化过程，要求人们防微杜渐，避免大的祸殃发生。

关键在于“辨之于早”。就此，《系辞》引用孔夫子的话：“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几，微也，亦即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吉凶祸福的征兆，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风起于青萍之末”。知几，强调于安乐之时早自为计，在泰之伊始就警惕否对于泰的颠覆，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这里涵盖了或者说体现了三方面的辩证思想、哲学智慧。首先，它是建立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基础之上，“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第二，是量变与质变规律，“事之有渐”“履霜，坚冰至”，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第三，与质量互变规律紧密联结的因果律。在客观事物或现象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原因引起其他事物或现象产生，结果则是其他事物或现象由量变化为质变的实现形式。

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

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中的忧患，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忧患具有两面性，关键在于如何去应对它。宋人诗中有“一生忧患损天真”（欧阳修）、“少年忧患伤豪气”（王安石）、“忧患侵凌志气衰”（陆游）之句，说的都是人们面临忧患丛生的环境与际遇，身心会受到极大伤害。这一点不容否认。《系辞》中也说了：“既辱且危，死期将至。”所以，面对忧患必须惊觉、警醒，这样就有望化危为机，否极泰来，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之古训，所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大前提是具有清醒的危机意识，进而激发自强不息、昂扬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

《乾》卦《九三》爻辞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的是君子终日不懈，自强不息，即使到了晚上也抱有警惕之心，不敢松懈。这样，即便遭遇险情，也可安然无恙。因此，其《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释为：“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现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天道的本质特征是健，健是运行不息的意思——四时交替，昼夜更迭，岁岁年年，无休无止。君子应效法天道之健，自立自强，奋发进取。《恒》卦卦辞曰：“恒，亨。无咎。”恒，久也。像自然的恒常不变，人的壮心也迄无止息。亨，意为亨通顺利，没有灾患。这里强调的是守恒道，树恒心。《彖》辞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利有攸往，说的是利于出行，有所作为。

《周易》卦爻中对于自强不息精神有精辟的阐述。《乾》卦以龙为喻，或隐或显，或潜或跃，或升或飞，表现刚健有为、富有生命力的积极奋发状态。著名学者曹础基就此作如下解读：

《周易》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可以说，《周易》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象征天（即自然）的运行，为健（通乾，帛书作键）卦，君子效法它，自我发愤图强，永不停息。

《乾》卦中写了龙在不同阶段的形象：潜伏─开始出头─兢兢业业、小心谨慎─跃跃欲试、大显身手─飞黄腾达─适可而止。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曾在清华大学以“自强不息”为中心话题发表演说。他说：“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韧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犹舟之航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

这种自强不息精神，展现出一种刚健之美。《周易》崇尚刚健，在《乾》《震》《豫》《大壮》《大畜》诸卦中都体现了这种以刚健为主导的审美取向。《大畜》卦《彖》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高亨先生作注，曰：“天之道刚健，山之性厚实，天光山色，相映成辉，日日有新气象。”《乾卦·文言》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看得出来，在《周易》中是把刚健与笃实、中正、纯粹这些可贵的素质联系在一起的，弘扬了厚重诚笃、中正不倚、坦诚直率的风格、思想、信念。《大壮》卦辞曰：“大壮，利贞。”《彖》曰：“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壮而且大，壮而且正，展现一种刚强、正大，生命力勃发的奋进气概。

《周易》中所倡导的刚健有为，体现一种不屈不挠、愈挫愈勇、坚不可摧的崇高品格与顽强精神。《需》卦《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须，意为等待。由于险阻在前，特别需要一种顽强、刚毅、健勇的奋斗精神；但应该静以待时，不能莽撞行事，这样就可以摆脱困境。

说到刚强、正大，生命力勃发，坚不可摧的顽强奋斗精神，人们会联想到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优秀学人。比如，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他就是一位出色的代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他全身心投入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他忍辱苟活，为的就是要实现宏伟抱负——完成《史记》撰著。如同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以半百之年，获释出狱，苦熬硬拼十四载，最后完成了这部史学杰作。同样的强者，还有唐代高僧玄奘法师，西行舍身求法，“乘危远迈，策杖孤征”，十有七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伟大抱负。明末清初大学问家王夫之，“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篡注”（《姜斋公行述》）。他们所体现的，都是《周易》中倡导的这种终日乾乾、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唯变所适、革故鼎新的创新理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理念的民族。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就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九字箴言刻在沐浴之盘上，用以警戒惕励自己。而这种创新求变的观念，又与产生于更早年代的阴阳八卦的意象恰相吻合。接下来，始编于殷周之际，作为上古巫文化遗存，由卦象、卦辞、爻辞组成的《易经》；特别是战国中后期产物、汇集解《易》作品的《易传》，更是进一步阐扬了这一理念。

创新的实质，是除旧布新，革故鼎新。《说文》释“创”：“伤也，从刃”。“创”的原意是损伤。学者指出，《周易》中的创新图变精神体现在生生不已的创化、创造的流变之中。创新化育，不是单纯的量的叠加，而是通过除旧布新，实现新质的生成。《革》《鼎》二卦，充分体现了新陈代谢、革故鼎新的基本理念。

《革》卦《彖》曰：“泽中有火，革。”传统解卦，说是《革》卦属于异卦，按照卦象分析，上兑为泽，下离为火，泽中有潜伏的火，水火相叠而交迸。水在上浇于下，火在下升于上。火旺水必干，水大火将熄。二者相生相克，互不相容，急需变革，也必然出现变革。《乾》卦《文言》中亦有“乾道乃革”之语。革，就是变革、革新、革命。而《革》卦之后紧接着《鼎》卦，目的就在于彰显“革故鼎新”之义。《易传·杂卦》指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强调的都是推陈出新，除旧布新。

创新、创造、创化，乃天地之大德。《系辞》指出：“日新之谓盛德”。以“日新”为“盛德”，所强调的正是创新精神。又说：“天地之大德为生”。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指出，作为“天地之大德”，生的本意是创造。承认“生生之谓易”，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只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

创新、创造的指导原则是“顺天应人”。《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滥觞于此。“顺乎天”，指顺从客观规律与时代潮流；“应乎人”，指顺应人民意志，切合社会需要、国情民心。对此，高亨解释说：“改革乃自然界与社会之普遍规律，但必须应时之需要。天地应时而革，所以四时成。汤、武应时而革桀、纣之命，所以顺天应人。革之应时，乃能成其大也。”充分阐明了实施变革和掌握变革时机的重要性。荀子关于“顺天应人”有如下解说：“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古代先哲一致认为，“顺天应人”，这是改革、创新、革命所应遵循的准则。《周易》突出阐扬了这一思想观念。

随时为变，随机应变，这是解读《周易》的象数爻辞，特别是创新、创造、创化意蕴的一把钥匙。中国古代哲学特征以及思维方式，反映在认识上，往往偏重时间的流动，凡事以时间为本位，以时间统驭空间。“革之时，大矣哉”。《周易》中多处阐发“时”的观念。“时”，言简而意丰，一般理解为审时度势。《系辞》指出：“《易》之为书也”，“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明确指出，《周易》这部书绝非僵化的经典，其核心理念是一切以客观实际为依归；也就是说，唯有因时而变才能适应客观实际需要。《周易》反复强调：“变通者，趋时者也”（《系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彖》辞）。所谓趋时，“正指人事之适应。故古人言变，每言时变”（钱穆语）。而动静、行止，则是讲以时进退的处世之道，苟不知时，无以言变。

创新、创造、创化的根本目的，是要永葆进升态势、勃勃生机。哲学家方东美指出：“创新资源正是其原始的‘始’，像一个能源大宝库，蕴藏有无限的动能，永不枯竭；一切创新在面临挫折困境时，就会重振大‘道’，以滋润焦枯，因此，创新永远有新使命。纵然是艰难的使命，但永远有充分的生机在期待我们，激发我们发扬创造精神，创新的意义因此越来越扩大，创新的价值，也就在这创造流程中，越来越增进了。”

《升》卦《初六》爻辞：“允升，大吉”。进而上者曰升，亦有通达之意。《升》卦《彖》曰：“柔以时升。”意为以柔道而进，并顺合时机而进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处此时位，犹如树木从地上不断向上生长，木得地气滋养，所以上升。汉代郑玄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长而上”。而且，这种生长一定是持续的。正如朱熹所言：“木一日不长，便将枯衰。”

说到朱夫子，我联想到他在福建漳州任职时，为开元寺题写的一副对联：“鸟识玄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笔下的飞鸟、游鱼生意盎然，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生机活泼的意趣。曾国藩也曾写过一副对联：“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上联是说，有意不除去庭院中的野草，为的是欣赏它的盎然生机和盈盈绿意；下联讲，爱养盆鱼，是因为通过它们可以亲近自然，领悟人生的乐趣，进而识得造化的玄机。对联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称赏，特意给自己取号为“不除庭草斋夫”。朱、曾两位用的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的典故：程颢书斋窗前，茂草芊芊，覆阶掩砌。有的朋友劝他加以芟锄，他说：“那可不行！我留着这些青青茂草，是为了经常能见到造物生意。”程颢还曾在盆中养游鱼数尾，读书、讲学之余，时往观之。有的朋友问他：“几头小鱼有什么好看的？”他说：“我要观赏万物生生自得之意。”这些典章、故事，在《宋元学案》和《河南程氏遗书》中都有记载。

《吕氏春秋》有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求新、求变，既是天时、人事的既定法则，更是永葆旺盛生机活力的根本途径。

清代诗人赵翼的七绝，热情地咏赞了这种创生变化中所体现的化机与生意：“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