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贪污案例

腐败贪污案例（通用8篇）

篇1：腐败贪污案例

关于贪污腐败问题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前所未有的灾难超过了日本侵华造成的全部损失。严重崩溃的国民经济迫使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种种管制。面对困苦不堪的国家，终于放弃领着中国人互相内斗的路线方针，决定改革开放，发展生产了。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中国现在腐败之深，现象之严重，绝对是世界之最。不光是政府官员腐败，税务，司法，公安，稽查，国营企业，教育界，军队，娱乐圈，几乎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这其中影响最坏的就是国企和政府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将中国社会的风气彻底瓦解。公款吃喝，嫖妓，赌博，所作所为让群众恨的咬牙切齿。人们由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后来破罐子破摔，复仇发泄的畸形心里，使中国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准则。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这种观念和情绪更加速了社会腐败程度。到现在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手段之多，花样之复杂，贪污之心狠手辣，让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自叹不如。政府部门总说没钱，教育和各种公益事业都那不出钱来，但各地官员们挥霍浪费的钱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国家建设的正常资金被他们私设小金库，层层克扣，处处截留，用到办正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政府的投资项目，大小官员都跃跃欲试，瞅准机会，雁过拔毛，自己先捞一笔。以致国家每每投入巨资的工程最后都收效甚微，甚至打了水瓢。老百姓想干点什么事，官员们处处刁难，没有关系，不找熟人，想办事连想都不要想。不送金钱，不上美女，这些事总是“研究”不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官场里混久了，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都滑透了。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极尽浑水摸鱼，损公肥私之能事，将地方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却赚的体满钵满。要问中国什么职业来钱最快，肯定是当官。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看看那些常委们，那些高干子女们，他们哪个捞得少？想想这个，任何人都心安理得了。

官员们创造了多项记录。一旦查处一个贪官，很少有只犯一种罪的，往往是数罪并罚。什么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生活腐化，包小蜜，养二奶，他们是酒色财气并重的新一代绿林好汉，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任何“山大王”们羡慕不已。每年贪官喝掉的酒有一个西湖，公款吃喝吃掉两千亿人民币；遍地横行的公车能跑掉国家三千亿，还有官员出国旅游，每年也能花掉 2500亿人民币。如此高额的政府开支，消耗掉中国每年国民收入的75％，加上政府的日常办公费用，绝对超过国民收入的100％！中国的教育没有钱办，中国的企业没钱投入，中国的农业没有补贴，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都因为政府花光了所有的钱，所有的开支都让这群官-僚给消耗了。到现在这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腐败机构却不断膨胀，据最新统计中国大陆官民比例高达1：28，几十个大盖帽管一个农民，一个工人农民要养活一大群官僚，庞大的官僚体系是压在工人农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中国有这么大一群吸血鬼，老百姓生活怎能不苦，国家怎能不穷？每年因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这个损失相当与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中国每年8％的增长，还不够贪官们消耗的。给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这样一个发展经济的障碍，必须除去。如果任凭这么糟蹋下去，中国迟早让他们吃跨，喝垮。

贪污腐败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崩溃边缘！

许超

篇2：腐败贪污案例

09自动化4班

丘劲松

中国与贪污腐败

以下为本人的一点点愚见，有不足和错误之处，还请老师指出。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有一岁了，在这31个年头里，祖国的经济飞速增长，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老百姓们的生活也富足起来了。但是，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的腐败状况却在不断的恶化，不仅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构成了对法治社会的严重挑战，也形成了严重的社会污染，使得腐败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病。

由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过去二十多年(1978——2002年)中查处案件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揭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腐败的发展状况和反腐败斗争的变化情况。总结起来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贪官的数量和等级以及贪的严重程度都大幅增大，贪污的花样也不断翻新，贪污腐败不再是以前那样拿点钱收点礼这么简单了，官官相护、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构建庞大的权利网络，另外，现在的腐败呈现出隐蔽化、间接化的倾向，影子腐败（利用自己在任时期的影响力荫庇他人或者为自己的将来铺路）、期权腐败（钱权交易，未来兑现）、裸官腐败（配偶子女全在海外，一人在国内做官，资产不断转移海外）、软腐败（不是直接进行权钱交换，而是接受各种服务、好处、艺术品等）、性贿赂、二奶腐败等越来越严重，而所有这些让司法和监督部门越来越头疼，虽然政府不断增大对贪污腐败的调查、打击以及惩处力度，但贪污腐败现象却依然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层出不穷。

网上关于中国腐败至极的描述有很多很多，于是，现在的年轻人们开始觉得中国的统治阶层已腐败至极、无可救药了，觉得是中国的一党独大制度有问题，觉得是中国的制度的问题，开始向往美国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会是又一个开眼看世界后的正确想法呢，还是在西方国家文化侵略、思想侵略阴谋引导下走向的误区呢？历史会告诉我们真相的，关于腐败问题，我是这样觉得的，中国政府不像网上大多数愤青们说的那样无所作为，政府已经在不断地加大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了；共产党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腐败至极，可以这样说，大多数共产党员比我们要爱国得多，我们在一旁无所事事或者只是努力想让自己生活的更好的同时，没有资格去指责那些尽心尽力为祖国的共产党员们；外国更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如天堂一般自由民主和没有腐败，当然，这不是说，好的，美国有腐败，日本有腐败，全世界都有腐败，所以我们就让腐败继续下去吧，反正大家都腐败，即使外国的腐败现象都比我们严重，我们也应该继续我们的反腐大业，其实，这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一个通病，爱拿跟别人比，放到国家的层面上就是爱拿中国跟其他国家比，比别人好了就洋洋自得，比别人差了就妄自菲薄，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做好自己，相信自己，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不是想着赶美超英，我们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不是吗，外国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层面上，只是借鉴和参考，我们可以像他们学习，但不要觉得我们一无是处，就像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条人尽皆知的准则一样，国与国之间也是得互相尊重的，当然也包括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祖国。扯的有点远了，还是说回中国和腐败吧。我承认，在反腐一事上，中国政府有花很大的精力去整治和打击，但是，法律和制度再完善，咱们这些聪明的中国人还是能找出漏洞进而通过这个漏洞为自己谋利，况且我们的法律和制度还远不够完善我们却没有花功夫去完善，而是只是去打击腐败然后等着下一次打击，当然，花功夫去打击腐败其实也没什么不对的，对腐败份子的严惩可以警示那些有贪念的准备贪的官员们，而且有腐败的人存在就去找到并惩处他也是必须要干的事，但这有点像田里面长草了我们就拿着剪刀使劲地剪，剪完一次又一次，当然会越剪越少，但一个贪念的春风，又会让贪官们冒着被剪的危险冒头了，何不，从根源上去解决呢。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中国的腐败，与制度无关。大陆的体制让腐败在我们这泛滥成灾，但与此同时，一国两制下，的有点葡萄牙体制的澳门腐败着，有点英国体制的香港曾经很腐败，而海峡对岸的祖国的孩子----自称“民主”的资本主义台湾，腐败的更是可称为世界之最了，这也许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海峡两岸血脉相连吧。另外，在拥有众多华人的东南亚各国腐败现象也颇为严重。这就是聪明的中国人，腐败，是我们的传统，不管什么体制，都能被我们弄的很腐败。

篇3：会计处理与贪污腐败

单位小金库的形成和业务招待费的管理不科学, 是经济犯罪的温床, 另外会计管理中的一些不严谨, 也为腐败和贪污在某些程度提供了基础, 这迫使我们会计人员在新形势下更应该加强我们会计制度的改革。

小金库的形成, 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条:第一, 我们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 没有坚守原则, 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甚至有些会计人员主动给领导提供建立小金库的理论指导, 建立多套账目。第二, 单位的领导诱使逼迫会计人员, 给他们做假账, 建立小金库。特别有些领导不顾党纪国法, 不讲社会责任, 和一些会计人员狼狈为奸, 为了自己或者小集团的利益, 甚至用小金库的钱去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第三, 有些单位内部审计形同虚设, 缺少监督, 甚至有些内审人员根本不懂业务, 欺上瞒下工作不认真, 更有甚者内审人员即使查出来他们也不处理, 渎职失职严重。只要领导默认, 他们就会任其有之。第四, 是国家对违反财经规章制度的处置太松, 不够严格, 现行的财经法规、经费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违法犯罪成本太低。

要想处理小金库问题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从人的管理入手, 要严查严办, 要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法律会计人员责任, 对于此类经济犯罪应该把会计人员定位是主要犯罪人员, 从犯是单位相关领导以及内部审计人员。经济处罚, 行政处罚以及刑事处罚, 都要狠, 因为它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大事, 是和谐发展的现实问题。其次是要有具体的措施;第一, 应该加强建立会计人员、主管财务的相关领导以及内部审计人员的长效的政治法规学习机制, 要让他们从思想深处认识到作为财务相关人员的职业情操的重要性。第二, 要加强建立同类行业, 会计人员的相互换岗制度, 换岗周期可设定为一到三年的时间, 要有各级财政部门统一协调管理, 具体可以分为, 纯行政单位的会计人员之间, 事业教育各学校单位之间的会计人员之间, 事业卫生各医院单位之间会计人员之间, 各企业单位之间的会计人员之间, 各村集体之间的会计人员之间, 只要各行业的会计核算方法相近, 各单位的之间的会计人员都可以按期相互换岗, 这样, 有利于单位间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也更有利于国家对企业税收政策的监督和执行。第三, 财政部门要协调公检法以及纪检委和税务局的工作, 要做好各单位会计人员换岗时候的交接工作, 另外财政及相关各部门。每年要组织不定期的检查, 要检查好各单位财务会计事务处理的问题。另外, 业务招待费的不合理的开支也是当今民众所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各单位业务招待费标准的不明确, 乱吃乱喝铺张浪费现象严重, 国有企业账目还算清楚, 私营企业老板说了算, 业务往来招待数目不遵守会计制度, 行贿严重。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以及村集体业务招待费的不按规定支付, 更是腐败分子产生的桥梁。

首先, 应该在会计科目中把业务招待费作为一个总账科目单列, 在这个总账科目下, 作为会计人员我们可以根据各单位的情况, 单列多个明细科目, 可以按各分管领导的名字, 可以按各科室分, 最好有明细台账, 以便更好的记录各笔业务招待费来龙去脉。其次, 业务招待费的原始单据越明细越好, 入账单据必须符合国家的财经制度, 要有完税发票, 对于参与的主要人员也要写进明细账的摘要栏。要在现金或银行日记账中记录业务招待的单位和必要的事项。最后, 在企业会计中, 要把购进材料的原始凭证, 不管是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 还是一般纳税人开具的, 都要标注订立的协议或合同的档案号, 便于查询购入材料的合法性。销售产品也要开具合法的标有合同协议档案号的发票。

但是, 对此会计人员也要严格遵守会计制度中的保密规定, 更要操守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这样既有利于国家相关机构的监督, 也有利于企业长远的健康的发展。更有利于当今社会的和谐发展。

各种合理合法方式的公开透明, 是广大民众监督单位企业财务收支的基础, 好的合理的会计处理, 更有利于民众明确的监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除小金库, 才能杜绝招待费的乱花。才能使自己的单位企业真正的和谐发展, 使国

家长治久安。[责任编辑陈凤雪]

摘要：从财务会计的理论出发, 去分析当前小金库及各企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及贪污腐败的问题, 从会计人员本身做起, 探索一些办法, 来更好铲除小金库, 去控制业务招待费的合理支出, 从而更好的遏制贪污腐败。

篇4：美国政府高官腐败案例（一）

一、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丑闻

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丑闻发生于1872年，它是因一个为建设美国第一条跨大陆的铁路而组建的莫比里尔信托公司而得名的。该公司在建设铁路过程中的错综复杂的债务清偿、超额支付、收受回扣使建设铁路的预算从5100万美元增加到9350万美元。这一数字中包括了大量超额利润和贪污受贿，其中一部分被付给了国会议员。为了阻止国会可能进行的调查，公司的董事们，包括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奥克斯·艾姆斯把价值昂贵的公司股票分发给了国会议员。不久，一个非国会议员的股票持有者认为他受到了该公司的欺骗，于是他把一些秘密的法庭文件透露给了《纽约太阳报》。

这些文件发表于187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其时正值共和党的尤利塞斯·格兰特寻求连选连任，它们的发表对于共和党人来说非常不利。副总统斯凯勒·科尔费克斯、其提名的继任者亨利·威尔逊和众议院议长詹姆士·布莱恩以及一些众议院委员会主席都有根据地被指控接受了贿赂，所有这些人都是共和党人。由于对南北战争仍然记忆犹新，倾向于共和党的选民最初选择了相信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于是共和党于1872年顺利当选。但是反对派的呼声足以导致国会委员会的调查。事实开始显露出来，许多卷入这一事件的人因此断送了政治前途，这一事件也无可挽回地损害了格兰特政府的名声，不过格兰特本人并没有直接受到指控。

当时的改革者试图从莫比里尔信托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管理者那里收回非法所得的利润，但是这一努力没有成功。不过，这一事件极大地加深了公众对商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信任，有助于为20世纪之交采取有效的控制大商业的措施铺平道路。

二、蒂波特山丑闻

1921年，在莫比里尔丑闻不到50年之后，美国受到自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事件以来的最大震动，这一次是因蒂波特山（直译茶壶山）丑闻。1920年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沃伦·哈定以内战以来的最多的选票当选为总统。但是在其两年半的任职期间，他的表现证明了他自己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能力的总统，缺乏知人善用的能力，而且对其任命的官员的品德缺乏准确的判断。

在哈定政府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投入监狱的内阁官员。当福尔放弃参议员职位而进入哈定的内阁时，他已经陷入了破产，但是他很快就在美国西部其住宅的周围购置了大量牲畜和大片土地。显然，仅凭他内阁官员的1.2万美元的年薪，他是没有能力购买这些财产的。事实是，他同一些公司进行了权钱交易，并出售了两个非常有价值的土地合同，这些土地富有石油资源。1921年，福尔设法使不存疑心的哈定同意把用作美国海军石油储备的油田控制权从海军部手中转移到内政部手中。在不进行竞标的情况下，福尔把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克山油田的开采权给了百万富翁爱德华·多荷尼，另一座在俄怀明州蒂波特山的油田开采权给了另一个石油巨头哈里·辛克莱。这使纳税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福尔接受了40万美元的贿赂，其中10万来自多荷尼，大约30万来自辛克莱。而多荷尼和辛克莱每人从开采石油上至少得到了几千万美元的利润。而实际上，在经济严重依赖于石油的今天，仅埃尔克山一座油田就可能价值500亿美元。

事情的败露是因为还有其他不满的石油开采商想要插进来竞争，而且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现代环保主义者的先驱）也强烈反对开采保留地。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在蒙大拿州参议员托马斯·沃尔什的领导下找到了一个机会，他们设法使福尔接受了一些表面上作为给他的贿赂的债券，而这些债券的系列号码是可以追查的。

在受到国会传唤时，福尔起先用堆积如山的档案和文件来糊弄调查者，当时既没有计算机，也没有众多的参议院工作人员，但是这一战术没有奏效，沃尔什参议员仍然执着地进行追查。最后福尔被判有罪，并被送进监狱服刑。其他哈定总统任命的官员，包括司法部长哈里·多尔蒂、海军部长埃德温·登比和退伍军人局局长查尔斯·福布斯也都被揭露出在政府中有严重的腐败行为。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哈定总统在调查的过程中始终站在福尔一边，他甚至断言：“如果艾伯特·福尔不是一个诚实的人，我就不配作总统！”这话倒是言中了。1923年，哈定在作全国演讲的旅行途中在旧金山猝死，死因可能是心肌梗塞，他的死亡免除了其政府可能因腐败而受到的政治惩罚。

接替哈定担任总统的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在此之前已经远离了哈定帮，他在八个月内清理了门户，从政府官员中清除了主要的违法者（福尔已于1923年3月辞职）。柯立芝还任命了两名特别起诉人，一名民主党人，一名共和党人，来对违法者进行起诉，并重新收回了油田。不过，哈定的声誉已经无可挽回，许多追随他的人也都丧失了政治前途。

三、“水门丑闻”

“水门丑闻”是美国200多年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腐败行为，它不仅对美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提出了严重挑战。

“水门事件”的发生，与1970年成立的一支跨机构特遣小组直接相关。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如火如荼，尼克松政府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而最初成立这个小组的目的是通过特殊手段来应对所谓美国国内颠覆组织的威胁。年轻的白宫官员汤姆·休斯顿主张采用秘密潜入的手段来获取与对手有关的情报。在他看来，尽管这种方法是非法的和危险的，但却是“最富有成果的手段，可以获取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获取的情报”。对于这种不择手段对付激进的反战抗议组织的作法，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和不合作态度，因此休斯顿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实施。其后，推动白宫采取休斯顿所建议的做法是《五角大楼文件》的泄漏。1971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7月，为了对付那些泄密者，白宫成立了被称为“管子工”的特别调查小组。

197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尼克松竞选连任。于是，他的班子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收集民主党及其候选人的政治情报上。“管子工”小组的一些成员进入到尼克松竞选连任的委员会。而该委员会新的安全协调人、前中央情报局雇员詹姆斯·麦克德受命前往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装置窃听器。

1972年6月17日，包括詹姆斯·麦克德在内的5人偷偷闯入位于首都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总部，偷拍文件和安装窃听器，刺探民主党的竞选策略和活动情况，结果被当场抓获。詹姆斯·麦克德一上法庭，就被警察官员认出是尼克松竞选连任委员会的雇员。随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表明，这些人全部是尼克松竞选连任的雇员。

从一开始，尼克松班子就极力掩盖事实真相。一方面，白宫公开表示，这只不过是一场平常的盗窃案，几乎不值得关注。而另一方面，尼克松则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将这件丑闻掩盖过去。相关人员开始销毁记录，以免留下对尼克松政府不利的证据。尼克松的法律顾问约翰·迪恩出面承担起掩盖真相的工作。

6月23日，尼克松的助手霍尔德曼与尼克松会面，并解释了水门大厦中所发生的事情。经过商讨，他们决定将这起事件定性为中央情报局的一次行动，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也不应超出一般盗窃活动的范围。与此同时，他们决定动用秘密的竞选经费让被捕者保持沉默，并想方设法阻止联邦调查局把调查扩大到原白宫助理、“水门事件”策划者利迪以上的官员。这一策略一度取得了成效，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与迪恩积极合作，以确保调查不超出入室行窃的范围。到8月29日，尼克松满怀信心地对外声称，约翰·迪恩已经替自己对水门入室行窃案作了彻底的调查，确认自己政府中没有人卷入到“水门事件”之中。

不过，媒体对于这一令人疑惑的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其中，《华盛顿邮报》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水门事件的报导，也给《华盛顿邮报》带来了最辉煌的时刻。当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卡利法诺给《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霍华德·西蒙斯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了他在水门办公大楼民主党总部遭人窃听的事情。根据这条重要线索，西蒙斯马上开始着手编辑有关报导。1972年7月18日，《华盛顿邮报》在《星期日邮报》的头版左上角，以“五人因密谋窃听民主党办公大楼事件而被捕”为题发表了专题报导。

尽管尼克松在当年11月7日的总统大选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连任，但媒体并没有放过尼克松。《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率先披露了“水门事件”丑闻，他们信息来源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马克·费尔特所提供的重要线索。

1973年1月，包括约翰·迪恩在内的非法闯入水门大厦的五人和另外两名同谋因入室盗窃和窃听的指控而受到联邦地区法院审讯。但是，联邦地方法官约翰·西里卡在审讯间所获得的线索和《华盛顿邮报》一系列不断深入的调查报导所披露出的其它细节，显示出这场失窃活动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调查越来越明确地显示，这些人的非法举动获得了政府高层官员的认可，与中央情报局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密切相关，而相关机构正在极力掩盖他们与此事的牵连。

1973年2月，参议院以77票对0票一致同意建立总统竞选活动特别委员会来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由来自北卡罗纳州的萨姆·欧文担任主席。如何应对这个委员会的调查，就成为白宫一项棘手的任务。接下来，白宫需要做的三件事情是：其一，使得被捕者保持沉默，这就需要使用金钱、争取假释和赦免；其二，则是需要有人为水门案承担责任，最终的人选落在了尼克松竞选连任委员会主任约翰·米歇尔及其手下的一些人员。第三件事情就是竭力避免白宫幕僚到欧文委员会作证，而代之以提供书面陈述的方法。

此前，法官约翰·西里卡对审判的结果并不满意，确信事情的真相还没有被揭露出来，所以没有急于判刑结案。相反，他有意给予这些人宽大处理，交换条件就是要他们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正当尼克松的班子竭力掩盖事情的真相时，受审的总统竞选连任安全顾问詹姆斯·麦克德写给西里卡一封信。3月23日，西里卡在法庭当众宣读了这封信。麦克德在这封信中否认了“水门入室案”是一次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并揭露出辩护人受到了政治压力，有人作了伪证。麦克德的揭发信给了白宫试图掩盖真相的做法以致命的一击。西里卡在判处涉案人员重罪的同时，宣布可以根据这些人同欧文委员会合作的情况考虑宽大处理。结果，当天麦克德就向欧文委员会坦白，告发卷入水门案的其他人员，其中包括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主任米歇尔、副主任马格鲁德和总统法律顾问迪恩。

麦克德的供词一时间使白宫相关人员惊慌失措。迪恩和米歇尔都不愿担当水门案的替罪羊，因此都分别通过律师同大陪审团联系，试图通过坦白交待来换取宽大处理。这些人的背叛，很快就使得尼克松班子的其他核心人物如白宫办公室主任约翰·埃利希曼和国内事务特别助理霍尔德曼牵连其中。此时，尼克松的班子还不知道迪恩和米歇尔的背叛，仍准备一旦出现不测，就让米歇尔承担所有的罪责。

眼见着白宫卷入水门案的真相被不断揭露出来，尼克松周围最亲密的助手和官员纷纷被迫辞职。1973年4月，埃利希曼、霍尔德曼和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先后辞职。尼克松在愤怒之余还将背叛自己的白宫顾问迪恩解了职。

由于对尼克松卷入水门丑闻的怀疑越来越大，调查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事情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任命一个独立于司法部之外的特别检察官来彻查水门案的地步。尼克松原本可以自己任命一个检察官来调查水门案，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尼克松已经无从选择，只能表示行政部门将会全力配合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接替克兰丁斯特出任司法部长的埃利奥特·理查森选定曾经出任过肯尼迪政府时期司法部副部长的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教授担任特别检察官。更为糟糕的是，考克斯的调查范围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甚至可以不用同司法部长理查森进行协商而自主采取行动。这些都是尼克松事先所没有预料到的。

在随后5月份参议院水门调查委员会主持的电视直播听证会上，麦克德和迪恩先后作证，揭露出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幕。迪恩的证词更是直接暗示尼克松总统参与了对“水门事件”的掩盖行动以及1972年共和党筹款过程中的大量非法行为。

1973年7月16日，一位名叫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的白宫助手在参议院作证时透露，在白宫总统办公室有一套用于监控的录音设备，会自动录下包括尼克松与其助手的所有对话。这就意味着录音带将会告诉调查者们尼克松是否卷入了盗窃和掩盖行动。于是，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和欧文委员会便要求获得经过挑选的录音带，以便调查取证。尼克松明知其中的后果，因此运用行政特权，拒绝交出这些录音带。这一拒绝反而增加了人们对尼克松诚实性的怀疑。于是，围绕录音带的问题，双方展开了争夺战。

尽管欧文委员会的要求最终被法院所拒绝，但考克斯迅速求助于西里卡法官，从他那里获得了索取指定录音带和文档的传票，但是尼克松拒绝服从。西里卡法官做出了对尼克松不利的裁决，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在他看来，总统应服从法院的命令交出录音带；总统有权使用行政特权，但法院可以审查行政特权的使用；录音带将由法官秘密检查，以便决定是否与特别检察官的刑事调查相关。美国的上诉法院也维持了西里卡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的决定。

早在6月份的时候，考克斯就向白宫索要与几位卷入水门案件的前白宫幕僚有关的文件的详细目录，但白宫拒绝提交。即使白宫同意交出与前白宫幕僚和官员有关的对话日志，也是迟迟不见行动。此后，针对西里卡法官索要录音带的命令，尼克松只提供了一份录音带的摘要，认为这份摘要包括了录音带中所有与“水门事件”有关的对话。至于这份摘要的真实性，尼克松建议让来自密西西比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斯滕尼斯来聆听这些录音带，以便同总统所提交的摘要相对照。这种提供录音摘要而不是录音带本身的做法，并没有使特别检察官考克斯满意。考克斯随后宣布这项妥协是不可接受的，违背了法院的命令。考克斯表示“一份摘要缺乏录音带本身所具有的证据价值”。在他看来，尼克松实际上是在拒绝服从法院的判决。而白宫认为考克斯的言行已表明了藐视总统指令的意图，因此，总统有必要解除考克斯的职务，改由司法部来负责调查那些与水门案相关的违法者。考克斯则质疑尼克松命令他终止获取录音磁带和总统文件的做法，并认为尼克松无权解除他特别检察官的职务。考克斯还指责尼克松阻挠他对白宫窃听案的调查。

尼克松对考克斯的穷追猛打十分恼怒，于是决心铲除这个隐患。1973年10月20日，尼克松命令司法部长理查森解除考克斯的职务。出乎尼克松的意料，理查森和代司法部长威廉姆·拉克尔肖斯都拒绝执行命令，并先后以辞职表示抗议。在致尼克松的信中，理查森写道：“在你任命我的时候，你授权我提名一名特别检察官，如果我认为是合适的话。在审查对我的提名的听证会之前的几天，我就宣布：如果我的提名被批准，我将‘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并赋予他执行所承担任务所需的全部独立性、权威和人员支持。’我还补充道，‘尽管他将隶属于司法部，并向我汇报——并且仅仅是向我汇报——他将意识到他最终是要对全体美国人民负责。’”最终，尼克松任命副司法部长罗伯特·博克为代理司法部长，由博克下令解除了考克斯的职务。这些在星期六发生的一系列辞职和解职被称作为“星期六大屠杀”，它严重激怒了公众。而“星期六大屠杀”被披露后，更使得人们猜疑尼克松试图在掩盖着什么。

10月22日，众院司法委员会受命考虑对尼克松进行弹劾或合法解除其职务的可行性。次日，尼克松被迫同意交出录音磁带，但人们很快发现一些磁带已经被编辑过，一盘带子的关键部分已经被抹去。

1973年11月1日，继考克斯之后担任特别检察官的利昂·贾沃斯基继续索要这些录音带。1974年初，由于尼克松拒绝交出录音带，贾沃斯基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1974年3月1日，联邦大陪审团指控七人，包括哈德曼、埃利希曼、米歇尔和白宫特别顾问查尔斯·科尔森，密谋妨碍司法公正。与此同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也开始调查“水门事件”以及相关的问题。4月30日，尼克松总统公布了编辑后的录音带，但令人感到可疑的是其中与水门丑闻有关的对话都被删去了。由于对此结果并不满意，西里卡法官继续索要录音带。在尼克松再次拒绝交出录音带之后，这一问题被提交到最高法院进行裁决。7月24日，最高法院一致裁定（8票对0票）尼克松必须交出录音带。尽管最高法院认为总统可以拒绝提交涉及国家安全的资料，但坚持认为“水门事件”是一起刑事案件。

尼克松总统的行为——对入室盗窃行为的掩盖、拒绝交出证据以及公众对尼克松政府信任度的下降，最终导致1974年7月30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公布了三条弹劾尼克松的罪名：妨碍司法公正、滥用总统权力和藐视司法委员会的传呼。这份文件还指控尼克松非法使用窃听、滥用中央情报局、作伪证、贿赂、妨碍司法公正和其它方面的滥用行政权力。

1974年8月4日，尼克松最终公布了三盘完整的录音带。录音带明确显示出，从一开始，尼克松就积极地采取措施来阻碍联邦调查局对水门大厦入室行窃案的调查。除此之外，录音带中还出现了大段的空白，有许多迹象表明正是尼克松本人在交出这些录音带之前亲自将一些关键性的段落抹去了。显然，这种销毁证据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刑法，因而依照宪法可以对总统实施弹劾。这彻底毁坏了国会所残留的对总统的支持。

在众议院，已经有人提出弹劾案。虽然还没有付诸表决，但预计获得半数通过将没有任何问题。此时，共和党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到白宫面见尼克松，干脆劝说总统辞职。眼看众议院提出弹劾不可避免，参议院的定罪可能性也非常大，尼克松于1974年8月9日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下台的美国总统。

同日，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一个月后，福特发布行政命令，赦免了尼克松在任期间所犯下的所有罪行，从而使其不再受到司法起诉。不过，总计有尼克松政府的19名官员由于卷入“水门事件”而入狱，其中包括前司法部长米歇尔、哈德曼、埃利希曼和迪恩以及前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帮助策划闯入水门大厦的利迪。

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还连带引出了对于尼克松助手下令窃取有关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情报的行为。1971年，埃尔斯伯格将研究美国越战政策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给公众。调查发现，白宫的一个小组监听了埃尔斯伯格的电话，并闯入了其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以搜获相关的信息来羞辱埃尔斯伯格。此外，通过对水门事件的调查而引发的调查，还显示出尼克松可能逃避收入税、滥用政府资金来装修自己位于佛罗里达和加州的房屋。1974年初，国内税务署发表的报告显示，从1969年到1972年，尼克松欠税43万多美元。

西里卡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法官，向来试图揭开事件的真相。正是西里卡执着寻求真相的做法，揭开了水门丑闻的真实情况。1977年，有关“水门事件”的审理最终结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西里卡法官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荣誉随之而来：一些大学纷纷授予西里卡荣誉学位，《时代》周刊将其评选为1973年的年度人物。后来，西里卡写了一本关于“水门事件”的书《真实的记录》，他回忆道：“简而言之，我无意像一个傻子一样坐在长条椅上，看着游行队伍的经过。”

美国人认为，在“水门事件”中，总统的自我利益和野心已经危及到美国民主制的本身。“水门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许多思考，也使得人们对长期以来推崇扩大总统权力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很多人认为，“水门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尼克松之所以能够滥用权力，是因为自弗兰克林·罗斯福以来，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的权力在不断扩大，而这削弱了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机制。不过，由于有独立的立法和司法体系，而且有大众媒体的新闻监督，总统的言行还是受到了各方面的监督与制约。“水门事件”以尼克松总统的下台而告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待续）

篇5：贪污腐败的感想

人们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像对待“过街老鼠”一样，天天喊打，也仅仅是喊喊而已，对其毫无办法，以至于许多国家机关及领导经常表态要主动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时，人们只是苦笑。因为人民的监督是那么的脆弱，以至于在人们的心目中，人民的监督和无监督是同义词。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不好现象是：当人民的监督、人民的呐喊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毫无作用时，人们开始变得麻木，开始认为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开始为其辩护，开始羡慕公务员这个职业，更是羡慕“当官”这个职业。

在中国“当官”绝对是个褒义词，并且是“事业有成”的代名词。“当官”并不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也仅仅是为了“有机会、有更多的机会、有权力、有更大的权力为己、为亲友谋取私利而已”。许多人们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但这并不代表其痛恨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本身，只是痛恨自己没有机会、没有权力像“贪官”那样，毫无顾忌为己谋取私利，其一旦掌握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权力，其也会心安理得的去“犯错”。在“官位”，你不取谋私利，有人会说你是“傻瓜”；谋取了私利，这才叫正常，这才合情合理，并且越多越好，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反而你的家庭、你的亲友会以你为“荣”。

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无一例外的有一个共同现象：那就是犯罪持续的时间较长。从初犯到被捕，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在这个“漫长的作案岁月”里，我们竟未发现“人民公仆”在为侵害人民利益之事，是犯罪手段太隐秘，我们不易发现？还是我们的监督部门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在“睡大觉”？是怠于监督？还是不敢监督？抑或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是利益联盟？若是犯罪手段太隐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提高一下我们的侦查手段呢？事实上，他们的犯罪手段一点也不隐秘。在我看来，他们简直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毫无顾忌的犯罪。若是我们的监督者老是在“睡大觉”，怠于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那我们要这样的监督者何用？惹是监督者不敢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那我们就得应该思考一下监督者不敢监督被监督者如此怪现象的原因了。若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是利益联盟，那监督者当然就不会去监督被监督者了，都是“哥们儿”嘛。

我们以往、现在，或许到将来对待国家公职人员的作法是：加强教育，再教育，争取把国家公职人员教育成为大公无私的人，教育成为清心寡欲的人，教育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教育成为党和人民可以放心的人，最好能教育成为圣人。所以凡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员，从一开始进入国家机关至直离开，时时刻刻都在接受着这样的教育。然教育活动一直在搞，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却依然有增无减地存在。我们不能否认这样的教育在防止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也不能否认国家公职人员当中确实存在大公无私之人，清心寡欲之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人。但现实告诉我们：教育在防止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通过接受教育的国家公职人员，一时是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但并不等于可以一世让党和人民放心，今天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并不等于明天也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有的人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并不等于所有的人可以让党和人民放心。看来国家公职人员是无法让党和人民放心的，通过努力仅依靠教育把“党和人民不放心的国家公职人员”教育成为“可以让党和人民永远放心的人民公仆”是没有一点可能的。

篇6：贪污腐败案件观后感

3月24日，计量中心检定一班组织观看了深圳金宏威案和河南中能案两大腐败案件的反腐倡廉警示片，片中揭示了涉及金宏威案件的多达66名领导干部和普通员工利用职务之便在招投标工程建设中谋取个人利益，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腐败行为，以及河南中能集团刘某采用招摇撞骗手段在云南省公司某领导帮助下承揽工程贪污枉法，在个人欲望和利益的的驱使下逐步淡漠了法制观念，最终受到法律制裁。这些案件材料的教训是深刻的、令人痛心的，前车之鉴，后车之师，我们定要从这些案例中吸取教育，引以为戒。

这些案件中的领导干部都是从基层一步步走上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岗位，随着职位的提高，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地位观发生扭曲，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收受巨额贿赂，所作所为,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害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事业，背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而这些案件中犯案的商家，正是利用这些领导干部的私欲与贪念，采用或精确围猎或招摇撞骗的非法手段，为自身谋取私利、贪赃枉法。案例中的领导干部们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辜负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与寄托，因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直至走向了人生罪恶的深渊，成了金钱的奴隶，沦为阶下囚，其现实警示令人振憾，无不再次向我们敲响了廉政建设的警钟。

首先，上到领导干部下到基层群众，都应当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共产党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案例中的领导干部正是随着职务的升迁，权力的增大，个人的精神世界逐渐发生了变化。读书学习、艰苦朴素的作风逐渐淡化，民主开明、勤奋务实的风格悄然离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扭曲，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最终没有抵制住各种诱惑，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党员领导干部更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抵御住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不可心存侥幸，不可存在故作糊涂的底线。反观各个落网的贪官污吏，无不是因一次的获利初尝甜头，之后心存侥幸，一次次的窃喜让他们变得更加贪婪，侥幸的心理战胜了恐惧心理，这使得他们在思想上已难以自己回头，贪婪的步伐一步一步向前，一步比一步大，唯有在梦醒之后才幡然醒悟、在狱中悔不当初。古语有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梦醒之时可惜为时已晚。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在大事上一定要泾渭分明，小节上时刻从严把握，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脑子里要有明确的界限、清晰的底线，定要带头慎权、慎欲、慎微、慎独，以身作则，树立良好形象。

再者，作为普通员工的我们也应从中自省、引以为鉴，要坚定信念始终保持廉洁自律的行为规范、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始终坚定共产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党和国家一直教育我们要廉洁奉公、严格自律，经常向大家敲警钟，我们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恪守党的宗旨，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始终不渝地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同时，严于律己、自觉自律、洁身自好，不让不法商家有机可图，用纪律约束自己，时刻牢记不越界。纪律是行动的保证，只有时刻模范地遵守和践行纪律，永远不去跨越廉洁自律的“高压线”，才能做到警钟长鸣，才能真正感受到工作之乐，生活之美。

篇7：腐败贪污案例

贪污腐败

贪污贿赂罪 经济犯罪

预防与监督近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投资开始大幅攀升，社会资金大量涌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不完善的制度结构相结合，出现的最引发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即交通行业贪污腐败日趋严重。那么在交通行业，贪污贿赂犯罪有什么特点和规律，它的发生有什么原因及如何进行预防，笔者结合自己的学识，谈一些体会和认识。

一、贪污贿赂罪概述贪污贿赂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经济犯罪，它是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损害党群干群关系、败坏党风的严重腐败行为，是侵入党和国家肌体的毒瘤，必须坚决予以铲除和预防。

（一）、贪污贿赂罪概念和主要特征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主体工作人中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玷污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行为。贪污贿赂罪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污贿赂罪的犯罪主体，绝大部分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少数犯罪可以由单位或一般主体构成。如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等。还有一些只能由单位构成，如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

2、贪污贿赂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犯罪动机多种多样，不影响本类犯罪的构成。

3、贪污贿赂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使用公私财物的行为。这类犯罪行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大部分犯罪都与一定的职务或职责密不可分，二是都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4、贪污贿赂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活动，同时，多数犯罪还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empirenews.page--]

（二）、贪污贿赂的主要犯罪

1、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2、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的行为。

3、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

4、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的行为。

5、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而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

6、隐瞒境外存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隐瞒境外存款不申报，数额较大的行为。

7、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且数额较大的行为。

8、私分罚没财物罪。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行为。

二、交通行业贪污腐败问题的现状近几年，交通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规模大、投资多、交通行业成为腐败问题的多发、易发区。全国交通系统腐败案件的持续高发，不仅极大地损害了交通行业形象，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对交通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交通系统在思想上、社会舆论上、工作上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从1996年以来，全国有12个省、区交通厅的21名厅级领导干部受到查处，其中厅长10人。据不完全统计，还有367名处级及以下人员被查处。其中的教训发人深省，形势相当严峻。从案件的种类来看，串案、窝案较多；从案件的性质来看，贪污受贿案居多，而且涉案金额巨大；从作案的手法来看，大多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直接干预插手招标投标、工程分包、物资采购、资金拨付等经济活动，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收受巨额贿赂。分析这些腐败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从主观方面讲，是他们放松世界观改造，背弃党的理想和宗旨，私欲极度膨胀的必然结果。但是，其中也暴露出交通系统管理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些腐败分子钻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漏洞，谋取私利，给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提供了条件。加之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监督弱化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监督部门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工作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管理体制的漏洞，客观上导致了监督的弱化和管理的盲区。

三、我省交通行业贪污腐败典型案例及分析

（一）、三任交通厅长被查处1、1997年曾锦成。曾任职务:周口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1989年9月至1996年2月期间，曾锦成利用其担任省交通厅厅长和周口行署专员职务之便，先后在其办公室和住处内，收受他人贿赂，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共计37次。收受14.5万元人民币、0.95万美元，以及录像机、空调、电视机、照相机等贵重物品，价值8.7万余元。所收受赃款、赃物除案发前曾锦城主动退回0.9万元外，其余在案发后全部被追缴。判刑:1997年10月6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曾锦城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全部予以没收，上交国库。[!--empirenews.page--]

2、2001年张昆桐。曾任职务: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喊出“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口号的张昆桐在任建设厅副厅长和交通厅厅长期间，先后受贿21起、37笔，共计100多万元。其中，他在建设厅任职时受贿近37万元，在交通厅任职时受贿约31万元和4万美元。张昆桐在涉嫌受贿和挪用公款被采取措施时，距他的前任、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因犯受贿罪被判处15年徒刑的时间仅1年零10个月。判刑:2001年3月27日，受贿100多万元、挪用公款10万元的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张昆桐，被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2003年石发亮。曾任职务: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继原河南省交通厅长曾锦成、张昆桐先后因巨额经济犯罪被判刑后，后任的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2003年2月又涉嫌重大违法违纪行为被纪检部门立案审查。石在上任之后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但据有关方面现已查实的情况，石发亮涉嫌经济犯罪的数额及实施犯罪的手段[1][2][3]下一页 已超过了前两任。

（二）、三任交通厅长“前赴后继”被查处的原因分析

1、建设工程：诱人的金山。据了解，我国高速公路每公里平均造价超过3000万元。以浙江省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沪杭甬高速公路每公里造价为3000万元；其后的甬台温、杭金衢高速公路每公里造价升至4000万元。

2、工程层层转包：腐败产生的关键环节。我国现行的招投标管理体制，对招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管由多个部门负责。这种多部门管理的格局，虽然有利于发挥各有关部门在专业管理方面的优势，同时也造成了多头管理难以避免的弊端，使建设工程招投标各自为政、部门分割问题突出，形成行业垄断。这在客观上为领导干部插手分散自主管理的专业工程项目提供了机会。

3、绝对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我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是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采用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一切规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再加上不受制衡的招投标市场，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

4、管理机制政企混合。在资金运行，材料运行程序上也暴露出内部管理机制上的问题。有的领导部门和下面企业分不清，如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兼任企业的董事长，虽然是个别现象，而且现在这种现象少多了，但还没有完全杜绝。

5、用人机制问题。腐败现象暴露出来我们的用人机制有问题，干部任用、考察，包括上任以后的监督，控制、教育。我们党的用人制度没有问题，但我们对领导的选拔、考核、任用、管理、监督、教育机制等有问题。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更多是靠自觉。现在管理权力过于集中，领导干部面临的腐蚀诱惑大，现在施工量和施工单位的矛盾是突出的，加上交通建设中利润空间大，这部分资金(主要是国家资金和贷款)赚钱后大部分可以如期到位，这也是对干部不利因素。

6、监督真空。由于体制上的原因，驻部纪检组在监督过程中也有很多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如:地方的交通厅长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应该由地方党委和纪委管。交通部门不是垂直领导是业务归属指导的关系，因此很多情况下监督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但从全行业上，交通部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有作为行业主管监管的责任，也有对普遍出现问题，调查研究，提出改正意见的责任。[!--empirenews.page--]

四、交通行业贪污腐败现象的预防与监督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指出“从实践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以展变化，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要求，是加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根本举措”。我们要按照这一要求，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深入推进全省交通系统反腐倡廉工作。

（一）、加强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反对腐败，教育是基础。对大多数党员干部而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要还是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在教育的内容上，要从四个方面加强教育，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要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充分认识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利，而不能用来谋取个人私利。三要加强求真务实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第一职责，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第一标准，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四要大力加强党风党纪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遵纪守法，做到令行禁止。要不断改进教育方法，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根据形势发展，不断摸索和总结，创造出更多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进一步提高教育的效果。要继续抓好警示教育，运用反面典型，进行直观、形象、具体的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育教训，防微杜渐，做到自警、自醒、自律。同时，还要总结、宣传先进典型，进行示范教育，广泛宣传勤政廉政的党员干部，大力弘扬正气，鼓舞士气。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纪检监察部门等各方面的作用，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形成教育的合力。通过教育，促使广大党员干部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筑起不倒的精神长城，自觉抵御各种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的侵蚀。

（二）、健全制度，从根本上防止权力腐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起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沿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缝隙和漏洞，为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了空间。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内部运作机制，使腐败分子无缝可钻，无机可乘，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严格按照中央提出的“四项改革”和“四项完善”的要求去做，即：加强行政审批、财政管理、投资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四项改革，完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四项制度，要结合我省交通行业特点，以对权力制约、资金监控和干部任用为重点，在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清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交通建设规划、计划管理办法、质量管理办法、材料设备采购管理办法以及招投标监督实施办法，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要进一步完善业主、设计、施工、监理招投标制，坚决杜绝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招投标的行为和暗箱操作、明招暗定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项目、计划决策制度，在政府投资项目的确定和安排上，实行各市申报，交通部门现场考察，交通、发改委共同审批，真正做到公开透明，集体决策；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制度，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进一步抓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方便基层和群众办事；建立健全以现金流量控制为重点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继续落实“收支两条线”等规定，加强对资金的监管，特别是要加强对国企改革和各公路建设项目公司的财务监管，推行派驻财务总监的做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或利用改革之机谋取私利，化公为私，规范国有企业和项目公司负责人的行为，防止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实行阳光行政，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把交通建设的有关政策、目标、内容向社会公开，把项目选择制度改革，逐步创造一个民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定期考核的用人机制，健全一种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管理体制，完善一套纪律严明、制度完备、群众参与的监督体系。[!--empirenews.page--]

（三）强化监督，以权治权。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权利缺乏监督，就容易滋生腐败。反腐败的决定性胜利在于使权力支行得到有效监督。从这些年揭露出来的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的权钱交易行径之所以能够得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软弱乏力。由于现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漏洞，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同级党委不敢监督、同级纪委也不敢监督。为了强化党内监督，中央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监督方面的经验，并从制度上加以保证，开启了党内条例监督的先河，必将有力推进由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的进程。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条例》精神，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监上一页[1][2][3]下一页 督要突出重点，一要加强对工程建设中招投标、工程分包、材料采购、设计变更等重点环节的监督，及时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二要加强对计划、财务、征收、人事等重点岗位的监督，尤其对收费站内外勾结倒票等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要坚决严厉查处，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三要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委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决不允许个人说了算。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自觉接受监督。加强监督要完善事前监督的预防机制，加强对权力“源头”的控制，把监督关口前移；要完善事中监督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行为的控制，保证权力的正确使用，避免权力运行脱离轨道；要完善事后监督的惩戒机制，惩处违法违纪行为，起到警示作用，遏制腐败现象的发展和蔓延。加强监督要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监督覆盖面，务求取得实效。

（四）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共产党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党员，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的权力，唯有如此，才能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对各类腐败案件，一经发现，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秉公处理，严惩不贷，绝不手软。通过查处违法违纪案件，震慑和打出腐败分子，使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心理上后悔莫及。查办案件既要坚决又要慎重，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在重点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还要着力查办一批发生在老百姓身边、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依照职责、权限和程序，依法有序办案，加强案件审理，确保案件经得起检验。要重视信访举报工作，认真排查案件线索，既要严惩腐败分子，又要保障党员的合法权利。

篇8：腐败贪污案例

1社会越轨内涵及其特征

违反某个群体或社会的重要规范的行为,就是社会越轨[1]228(social deviance)。这只是普遍性的定义,社会越轨的定义还因地域与时代而不同。比如在西方国家离婚并不会使配偶双方认为是家庭蒙羞,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等允许一夫多妻。其次,还会有文化因素的原因,在美国婚外情被视为正常,而在伊斯兰社会里可能招致死亡。霍华德.贝克(Howard Becker,1963)建议不要将越轨定义为与特定行为相连的品德,而是具有某种行为的人与把该行为称为越轨的人之间社会互动的结果[1]230。越轨有其显著特征[1]230:(1)越轨行为未必就是坏的或不可接受的。有时,行为是越轨了,但由于所违反的规则并未被广泛接受,人们就不能认为这种越轨是不道德的。(2)越轨行为并非总是自愿的。如有生理缺陷人的越轨行为并非其意志所能控制。(3)越轨行为未必就是犯罪。虽然大多数犯罪行为是越轨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越轨行为都是犯罪, 一般而言,一个行动可能是:1既是越轨又是犯罪,如谋杀;2是犯罪但不是明显的越轨,如赌博;3是越轨但不是犯罪,如非特殊情况下闯红灯。(4)越轨行为虽不被赞同,却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它是任何健康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越轨可以是个人干的,也可以是群里或组织所为。某些类型的犯罪和越轨,如私吞公款。笔者认为社会越轨有道德层面与法律层面之分,道德层面的社会越轨行为影响看似不如法律层面的社会越轨行为严重,但它是法律越轨行为的基础,这也许正是道德作为法律的底线原因。

2社会控制与社会越轨

旨在防止社会越轨并鼓励遵从的努力就是社会控制[1]232(social controls)。社会控制主要有两种类型:内在控制和外在控制。内在控制(internal social controls)指那些引导人们自我激励并按照遵从的方式行动的过程。外在控制(external social controls)则是指通过运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制裁促使人们遵从的压力。

2 . 1对社会越轨的内在控制

内化[1]232(internalization)是指某个人对群体或社会规范的认同。 在社会规范内化成功的情况下,一个人常常会主动去遵从,内化是对社会越轨行为进行控制的最有效、最经济途径,但其缺点是现实中很难实现。

2 . 2对社会越轨行为的外在控制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1]232(inform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是初级群体的主要功能。消极制裁的范围包括,由群体的不赞同态度到群体的完全拒绝,以至于在身体上惩罚。同伴的反映常常是重要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但局限于同伴间感情状况。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1]233(formal mechanisms of social control),是由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的局限性而产生的,主要包括专门的社会组织和职位,如法官、警察、监狱等社会上层建筑,由相关机构运用正式的权利来制裁社会越轨行为。正式的社会控制往往是对越轨所造成损害的惩罚,其运作过程中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其优点是具有强制力。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各有其优劣,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慎重采用,特别要注重越轨的主体。

3体育官员贪污腐败与社会越轨及贪污腐败特征

体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社会问题对体育领域的折射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体育利益群体的利益追逐和体育本身竞争的驱动使得体育社会问题成为一种必然现象[2]。体育贪污腐败是指国家体育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造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在判定社会越轨时需要考虑的5个方面可知。(1)体育贪污腐败违反了社会规范,其结果相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是坏的,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损失。(2)体育贪污腐败是自愿的,其主体充分考虑了贪污的成本与收益,并且认为收益高于成本,这也体现出法律在解决体育问题时的局限性。(3)体育贪污既是道德层面的越轨又是法律层面的越轨,其因在于既没有坚守职业道德,又违法了我国《宪法》中规定, 如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实行工作责任制,实行工作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制度,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总体来讲体育贪污问题是一种性质恶劣的越轨行为,而我国体育贪污腐败问题也十分严重。吉林省体育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体坛腐败专业化、隐秘化,也带有“能人腐败”的特征。在好成绩的掩盖下,因为缺乏监督,腐败分子在其擅长的领域有极大的权威, 加上公众和管理部门更多把注意力放在成绩上,腐败行为在“成功光环”下容易被忽略[3]。国家纪检委入驻国家体育总局以来,2014年11月,媒体曝出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前花样游泳部主任俞丽因涉嫌操纵比赛、收受不正当贿赂被带走调查。2015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沈利红已被双规并进入司法程序。2015年6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2015年7月16日,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消息,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免去肖天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职务。 2015年8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另外也不乏有像吴书太(原安阳市体育局长)、王旭(原黑龙江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之类的“苍蝇”。有专家表示,从巡视组反馈的情况,体坛腐败负面影响不容小觑,综合而言,体育腐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1)审批、选派不透明,权力寻租空间大。 (2)弄虚作假,亵渎体育精神。(3)赛事经营“猫腻”多,成利益输送窗口。(4)关于赛事开发经营混乱,违纪违法反映突出问题[3]。体育腐败多年问题累积愈演愈烈,体育反腐也在不断深入。不少专家认为, 由于反赌扫黑,中国足球已经迎来了新生,加大体育反腐的力度, 对于体育界取得新成绩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强调,总局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依然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既要看到取得的成绩,坚定信心和决心,更要正视问题,查找差距,牢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切实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抓落实,坚持打赢这场攻坚战、持久战[4]。实现我国体育强国梦,对体育官员贪污腐败进行有效控制迫在眉睫。

4体育官员贪污腐败的社会控制

根据社会控制理论可知对体育贪污腐败的社会控制有内在控制与外在控制(包括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正式的外在控制主要包括专门的社会组织和职位,如法官、警察、律师及监狱等社会上层建筑,由相关机构运用正式的权利来制裁社会越轨行为,其优点在于高度的强制性。但主要是针对越轨行为发生之后的制裁,具有相对滞后性的缺点。由于体育官员承担着贯彻实施国家体育工作的政策法规;指导和推动体育体制改革,制定体育发展战略,编制体育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协调区域性体育事业的发展;推行全民健身计划,指导并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工作;发展体育产业,拓展体育市场,依法审查体育经营活动从业资格等。体育官员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极其重要的一个关节,事关人民参与体育的权利、资源分配,决定了对其控制的特殊性。体育官员贪污腐败一旦发生就意味着国家、人民遭受巨大损失。笔者认为体育贪污腐败的外在控制虽然有强制性的优点,但针对身份特殊的体育官员而言实属“亡羊补牢”式的滞后选择。

从国家体育总局开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专项监督检查;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学习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 始终绷紧“廉政”这根弦绝对不碰带电“高压线”;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等,不难发现在竭力应对体育贪污腐败问题时,大都是内在控制。该文就体育官员贪污腐败的内在控制提几点建议。 其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很多体育官员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思想层面出了问题,在面对金钱等诱惑时不能坚守思想道德情操,特别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三严三实”(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其二,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艰难困苦,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乐于奉献的英雄顽强的斗争精神。伟大的事业是根源于坚韧不断地工作,以全副精神去从事,不避艰苦。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当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中华体育精神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为国家而战的爱国主义情怀、奋发向上的英雄主义精神、团结友善的个人修养及规范有序的平等主义。在弘扬传统中华体育精神的同时,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一些隐性的、未被发现的中华体育精神价值为体育工作所用。其三,培养敬业精神。中华民族历来有“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传统美德。敬业精神要求每个体育从业者热爱本职工作,树立正确的职业态度、 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在自身岗位上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职业技能,勤勤恳恳、不畏困难、勇挑重担, 发挥主观性、创造性,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力量[5]。坚守敬业精神是体育官员摆脱单纯追求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狭隘眼界,具有积极向上的劳动态度和艰苦奋斗精神;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和务实苦干精神,把对社会的奉献和付出看作无上光荣;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以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和调控职业行为的决定性精神要素。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