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国际贸易和FDI的技术溢出经济论文

解析国际贸易和FDI的技术溢出经济论文（精选6篇）

篇1：FDI与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 全球范围内的产品内分工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生产布局的主要方式, 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推动生产过程的国际分散化和生产组织的非一体化, FDI和国际外包作为两种主要且有较多联系的产品内分工方式也逐渐成为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两条十分重要的渠道。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的新形式下, 我国如何通过全球价值链的有效参与来实现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 所以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 技术进步无疑至关重要。因为无论是想摆脱价值链的低端锁定还是想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一个国家都必须有技术进步作为根本性支撑条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力资本和R&D投资严重不足且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大国, 试图通过本国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产业结构的升级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因而通过积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主动承接国际外包业务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

2 文献综述

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阿罗的“干中学”。Arrow最早用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他认为新投资具有溢出效应, 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 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Romer (1986) 沿着Arrow的研究视角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知识的溢出效应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 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而技术进步或知识的生产通常被认为是厂商追求垄断利润而进行R&D活动的理性行为结果。中间产品种类增加模型认为企业家可以通过对R&D的投资而丰富现有中间投入品的种类, 进而扩大企业的生产可能性;产品质量改进模型认为通过对新知识的投资可以改进现有中间投入品的质量, 企业可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在以上理论框架的基础上Coe&Helpman (1995) 进一步构建了用于分析国际R&D溢出效应的模型, 即一国全要素生产率对本国R&D资本存量和其他国家的R&D资本存量的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其他国家的R&D投入对国内的生产率具有正效应, 随着国内对外贸易的开放度的提高, 这种正效应也在逐渐加强[2]。

从理论上讲, 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R&D投入等因素能够通过示范——模仿、竞争、前后关联、人力资本流动等多种溢出机制促进东道国生产率的增长[3]。Mac Dougall (1960) 首次提出FDI中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随后不断有学者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 90年代以后, FDI技术溢出理论得到系统的发展。Kokko (1992) 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技术溢出的途径, 认为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示范、模仿、传播和竞争两个方面产生的。尽管理论分析证明FDI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但就大多数文献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我们并不能形成清晰肯定的结论。实证分析的结果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认为FDI能够在东道国产生溢出效应, 如Blomstrlm and Kokko (2002) 认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当地企业的频繁接触可能促使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和技能不通过市场交易就转移到东道国的当地企业, 即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另一类则认为FDI并未在东道国产生溢出效应, 如何洁 (2000) 认为FDI的大量引入在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的情况下会抑制本土企业的发展从而抑制其创新能力。

关于国际外包技术溢出效应的经验分析也得到了支持性的结论, 我国学者徐毅、张二震 (2008) 通过1997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表分析了外包对本土技术创新的影响, 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外包与行业的科研人员占比呈正相关关系, 这说明了外包导致人力资源配置向有利于本土技术创新的方向发展[4]。此外樊秀峰等运用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及2001~2010年制造业的行业数据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国际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的纵向溢出效应, 结果表明国际服务外包对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前向溢出显著, 而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后向溢出显著, 并且不同服务外包行业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影响程度不同[5]。

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检索, 可以发现尽管研究FDI和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很多, 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母国视角, 虽然近年内国内基于东道国视角对FDI和国际外包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也比较多, 但都是对二者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单独分析, 鲜见将二者放在一起来考虑它们对我国溢出效应的。但从产业组织角度来看, FDI和国际外包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重新组织生产的两种不同选择方式, 而这两种方式在我国都占较大比重, 因此将二者置于同一框架内分析其在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很有必要的。

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在Coe&helpman (1995) 对贸易带来的国际技术扩散的研究以及大多数国内研究国际技术扩散效应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国的技术进步主要有内外两种力量所推动, 一种是通过国内的自主研发和创新, 另一种就是通过各种有效方式积极吸收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而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FDI和国际贸易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主要方式, 外包的承接通常会表现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融合因而也会存在扩散效应。所以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其中TFPt是需要估算的, 本文采用索洛残差法进行估算。假定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且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 表示为下式:

(1) 式中R为国内研发投入力度, 用全国研发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FDI为外商直接投资, 用全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值来衡量, 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是用美元来表示的, 所以应先用相应年份的人民币和美元的年均汇率将其折算成人民币表示;OSS为国际外包承接, 国际外包考虑的是以中间产品为基础的一种国际贸易, 为此要衡量外包首先需要确定中间产品。广义经济分类法 (BEC) 将所有商品分为资本品、中间商品、消费品, 这为中间商品的贸易量计算提供了可能, 本文根据BEC中7类商品的代码中对应中间商品的代码进行了汇总, 基于接包方视角外包承接程度就可以用中间商品出口与全部商品的出口来衡量。本文使用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UNcomtrade数据库。

4 实证结果分析及政策建议

虽然本文采用的变量均为时间序列数据, 但数据都不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 可以直接应用OLS方法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因为截距的回归很不显著, 故本文直接对不含截距的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一国的研发投入力度与其技术进步正相关, 在统计上十分显著, 研发投入的增加有利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特色技术体系的形成, 对技术进步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一国的外包承接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正相关, 在统计上高度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外包多集中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 例如我国的外包承接主要集中在ITO (信息技术外包) 、BPO (商务流程外包) 、KPO (知识流程外包) , 故在这些方面的竞争力的培养对我国的技术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FDI (外商直接投资) 则对一国的技术进步并不具有显著的作用, 回归显示FDI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一国的技术创新, 这可能FDI主要用在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业上面, 由于跨国公司只是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成本优势, 将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低端环节交给我国生产, 而将高端的研发和销售与我国隔离。所以通过FDI形成的有效联系相对较少, 因抢占了本地资源而不利于我国的技术创新。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一国不仅要通过增加本国研发投入力度来提升本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还要在技术相对落后的情况下, 重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来学习其先进技术知识, 这样可以通过国际技术扩散的诸多途径和机制促使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机制的形成, 寻求可能的后发优势。国际技术扩散有多种方式, 比如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专利引进等, 但哪一种方式或者哪种国际技术扩散渠道组合方式最有利于一国吸收国际扩散的技术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来决定的, 此外, 它还会随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动态变化。就文中分析的FDI和外包来看, 现阶段我国外包业的发展, 尤其是服务外包的发展对转变我国对外贸易方式, 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都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所以政府应大力支持外包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外包的发展, 与此同时, 还应注重引入外资的利用质量, 提高其服务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 增强其技术扩散的效应。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快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一方面, 加快高校服务外包相关学科建设, 提高高校学生的相关素质, 增强其与外包企业需求的契合度;另一方面, 还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来拓宽社会上各种非学历外包人才的相关知识和技能。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努力可以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外包型人才的业务素质和能力。与此同时, 还应从政策方面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 积极吸引海外高级外包人才来华就业。二是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和服务外包园区建设。一方面, 可以建设专用数据业务接入平台, 这种平台的构建有助于实现服务外包企业通信网的大容量、高带宽、全线速传输;另一方面, 通过建立专门的服务外包园区, 引导和鼓励同类外包企业的集群式发展。与此同时加快服务外包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服务外包园区基础公共资源的共享平台。通过将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外包园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节省成本, 还可以实现外包产业的规模化效应。三是多方面提升企业能力。鼓励加大企业信息技术设施投入,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提高消化、吸收引进新技术的能力。支持大型外包企业做大做强, 中小型外包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实现有机整合。支持有实力的外包企业参加国际质量认证, 加快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服务外包品牌建设。在重视服务外包发展的同时, 也要重视提升我国外资利用的质量, 对流入国内的资本进行有意识的引导, 使其能够进入产业关联效应强、技术效应扩散快的行业里, 提升外资服务我国经济发展的能力, 此外, 还必须重视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6]。只有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加快我国的技术升级创新, 才能提高我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 才能实现我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目标, 进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张秋菊, 朱钟棣.跨国外包的承接与我国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VECM的长、短期因果关系检验[J].世界经济研究, 2008 (06) .

[2]Coe D.T., Helpman E.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 39 (05) .

[3]胡昭玲.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07 (06) .

[4]徐毅, 张二震.外包与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 2008 (01) .

[5]樊秀峰, 寇晓晶.国际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纵向技术溢出效应[J].国际经贸探索, 2013 (05) .

篇2：解析国际贸易和FDI的技术溢出经济论文

关键词：服务业FDI；国际服务外包；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一、引言

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全球产业结构迅速调整，服务业在各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服务外包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对我国而言，服务业FDI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也是推动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近年来，服务外包却因其时代特征和技术溢出效应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不但可以转变我国的外贸增长方式，而且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技术进步。

理论上看来，两种承接模式在对中国的经济效应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且各有利弊，而且存在着行业部门之间的差别。从以往的研究看来，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在每一种模式对承接国如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却少有将两种模式放在一起研究甚至进行技术溢出效应的对比的；而且，由于服务业国际转移兴起较制造业要晚，所以对此的研究的深度要远远低于制造业；服务业相关数据统计的局限性使得原有的研究深入程度和准确度也不够。

二、文献综述

国际相关研究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并未有深入的进展，如Antras（2003）[1]的模型确实阐释了两种形式的转移对母国的福利影响而非东道国。现存的很少有把垂直FDI和外包区分开的模型讨论其对东道国的技术提高的影响。如Helpman（2004）[2]探讨了在垂直FDI和外包之间的选择，但并没有探讨他们对东道国的生产力的影响。因此，在所有这些关于垂直产业转移的模型中，研究基本都是从发包公司和母国的视角进行的，对东道国的关注有限。

虽然缺乏对此种技术溢出效应的直接研究，但相关的地，学者们在关于这两种国际转移方式的选择和取舍上却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果：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的东道国进入模式的选择方面，学者们假设，在一个产品周期中，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转移可以通过FDI和外包进行，就必须选择其中一种，如Ottaviano and Turrini（2003）将出口，FDI和外包定义成互相排斥的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方式。如果公司想避免技术外溢他就必须通过固定的投资而是先内部转移，雇佣他们自己的熟练劳动和东道国的非熟练劳动，或者，如果公司不怕技术外溢，他就可以进行外部转移；从东道国的角度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Anti Grove：（2007）基于东道国福利效应比较的研究，作者构建了一个从FDI向外包转化的过程，比较东道国的实际GDP和人均工资水平，用数理模型的推到得到了一个临界点（Threshold），从而得出了东道国对两种模式的不同选择的临界条件，而这个临界点是用东道国的技术吸收能力来表示的，虽然其正确性并未得到数据上的检验，但至少是为此方面的研究首开先河，对该方向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计量模型的建立

我们借鉴Feder（1982）的研究思路，把整个服务业国际转移分为FDI和承接国际外包两部分，每个部分都可以用一个生产函数表示。通过建立一个能测度两种承接模式影响下的服务业的生产函数来分析FDI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情况。

我们假设国际转移对服务业的外溢效应主要来自国际转移对其资本的运作，

即国际转移的资本积累对服务业的产量增加发生间接的影响。如果国际转移的资本积累促进了服务业产量的增加，那么国际转移对服务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正；

如果国际转移的资本积累抑制了服务业产量的增加，则我们认为国际转移对服务业没有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四、技术溢出效应比较的实证结果

（一）数据选取与描述

1. 服务业年产值y。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可以反映服务业FDI或者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提升效应。本文用第三产业总产值代替服务业的总产值y。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第三产业年产值。

2. 服务业FDI。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Kf来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我们选取1995-2011年服务业FDI实际流入量作为一个解释变量。

3. 国际服务外包额Ko。我国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额作为一个解释变量，用来衡量国际服务外包的参与程度。本文用服务业出口额代替国际服务外包额。

4.劳动力投入L。选择年平均从业人员作为劳动力投入的衡量变量，表示服务业的提高对劳动力投入的依赖程度。

（二）服务业总体层面上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FDI和外包两种服务业承接模式对第三产业生产总值Y的不同影响可以由两者的系数来比较：FDI对Y会产生217.2640个单位的正向影响，而out会对Y产9.227856个单位的正向影响，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服务业总体层面上，外商直接投资和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对中国服务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明显的技术溢出，但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生产总值的提升作用要比外包大，即服务业FDI能比国际服务外包更大程度地提升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

（三）不同服务业部门层面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为了从服务业不同部门层面上对FDI和国际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实际比较，本文根据《统计与预测》1985年第一期中的《三种密集型产业的划分标准》一文中提到了划分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标准——技术人员与职工的比例这个标准把服务业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列出来，对其进行技术溢出效应比较。

实际上，从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而言，本方程的回归系数有些不显著，但本章的研究目的在于大致的比较而非精确的以系数代表的程度，所以回归方程可以作为以下分析的一个参考。由Kf1的系数0.04204和Ko1的系数0.20157足以得到我们想要的比较效果：对于服务行业中技术密集性行业，两种承接模式下，国际服务外包能比服务业FDI更大程度的提升中国的技术溢出。

（四）差异存在的原因分析

首先，行业结构的不同来说，服务业FDI多属于市场寻求型和成本节约型，其投资东道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东道国宽广的市场以及廉价的劳动力，由于服务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可分离性，这就使得基于市场寻求目的的跨国公司须将子公司设立在东道国，并且尽可能多的投资于这种特质的服务产品部门。

其次，技术密集性不同。基于成本寻求的服务业FDI，更多的是为了利用东道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东道国设立跨国公司的离岸中心，为母公司提供技术含量不高的业务流程服务；而服务外包主要是跨国公司的“结构瘦身”和非核心业务的剥离，跨国公司在选择承包商时考虑的更多的是承包商的劳动力素质以及是否具备这些高端业务流程所需要的外语能力和高端的专业知识，这就体现了服务外包更高的技术密集性和对熟练劳动力的偏好。

最后，技术外溢效应不同。由于东道国与投资国的发展阶段的不同，伴随FDI的“一揽子”性质的服务业转移带来的也是相对投资国而言较低层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东道国承接外包则不同，由于跨国公司的高要求，本土公司要不断提升自己以适应外包逐渐提升的技术要求，需要本土与发包方进行一定的交流、互访和共同研发等活动，这样本土企业所得到的技术外溢就不只局限于外包服务中包含的必须的技术水平的学习，这种外溢效应显然要比FDI的外溢效应要多。

五、结论与建议

按照文章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总结全文，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在服务业总体的层面，中国承接服务业FDI可能比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更高程度的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中，承接服务业FDI具有更高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在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门，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更高。

中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中政策设置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在FDI和国际服务外包两种承接模式中独立的选择一种，而是需要制定一种以最大化提升本国技术水平为目的的综合性政策体系：

（1）在服务业总体的层面上应加大力度引入FDI，引资领域侧重于传统服务业。

在服务业国际化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我们“不仅要继续引资，还要引对资”。一方面，我们要充分牢记服务业FDI市场寻求和廉价劳动力寻求的本质，抓住我国服务业市场广阔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区位优势，在服务业总体继续加大引入FDI的力度；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经济背景的前期作用，服务业FDI对劳动和资源密集型服务业的偏好依然存在，如餐饮、零售、交通运输、医疗保险、房地产和旅游业等，我们要使这种优势得以继续保持。

（2）在特定的技术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层面要加大力度促进对国际服务外包的承接。

首先，我国要在政策方面放宽这些行业的准入限制，适当的减免外包投资方进入的许可和审批手续，为其提供政策绿灯；其次在技术层面，加大力度建立国际服务外包企业转往，提升企业跨区域跨时间的大容量数据传输能力，使服务产品的空间和时间的不易分离性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此外，通过改进和完善相关立法和执法程序，如知识产权保护法等与国际商业惯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的建设，降低跨国外包公司进入的交易成本和技术流失风险；最后，在政策优惠方面，我国需要借鉴印度等承接外包先行国家的经验，实行对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以上措施均基于一个目的，加大外包投资方在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进入程度。（作者单位：东华大学）

参考文献

[1]Antras，P.，“Firms，Contracts，and Trade Struct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8（4），（2003），pp.1375一1418.

[2]Grossman，G. and Helpman，E.，“Outsourcing versus FDI in Industry Equilibrium，”

[3]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1（2一3），（2003），pp.317一327.

[4]方慧.服务贸易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1991-2006年数据.世界经济研.2009（3）

篇3：解析国际贸易和FDI的技术溢出经济论文

1.1 模型构建

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分析,已经指出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FDI作为一个集资本、技术与管理的大型集合体,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外国直接投资是技术在国际扩散与传播的纽带,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在其中扮演者重要作用。

为了估算FDI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借鉴了Zhang(2001)、Levin and Raut(1997)和Feder(1987),包群等(2002)研究思路来建立模型。

考虑建立传统的Cobb-Dougle生产函数: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里将技术进步视为由常数项At所代表的残值,以此来度量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了研究FDI技术溢出的两种效应,本文以内生性增长理论为理论基础,假定FDI是影响我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建立FDI内性化的技术进步模型如下:

其中:Yt为GDP,Lt为劳动投入,Kt为国内资本存量,Ft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β1为劳动力弹性系数,β2为资本弹性系数。At为样本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它由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GDP之比(反映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果)来内生化的确定。θ为外资与国内的相对生产率弹性系数,其反映了外资对要素生产率优势促进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Bt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残值,代表了一些能够影响技术进步的其他因素。

(2)式中λ为FDI存量占GDP的比重的弹性系数,其估算了外资企业技术外溢的效果。有关FDI技术外溢的理论研究多基于以下假设:FDI在东道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越大,东道国的国内企业将得到更多的学习机会,因此FDI技术溢出效应越明显。

λ的经济涵义为:如果λ大于零,表明FDI对我国国内企业存在着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如果λ小于零,表明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企业技术进步可能存在一定的阻碍效果。当外资企业对东道国企业既没有示范-模范效应,也没有竞争效应,或者外资企业的示范—模范效应与负面的竞争效应都不显著,这时λ会等于零。此时,(2)式为At=BtFtθ,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没有对我国当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用。

通过对(2)式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依靠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增长,主要依靠两种渠道:其一,提高θ,即外资企业自身的相对生产率不断上升。其二,提高λ(当λ>0),即通过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产生正的技术外溢效果。因此,FDI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综合效果由λ和θ确定,令外资企业对我国技术进步综合促进作用为ω,依据(2)可以推导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综合效应为:

将(2)代入(1)式,可得:

At=Bt[1+λ(Ft/Yt)]FtθLtβ1Ktβ2对上式进行去对数,得到:

当很小时,log(1+x)≈x,对(4)式中第二项做近似估计,则(4)式改写为:

(5)式就是我们要使用的基本公式,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计量分析模型为:

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1)GDP(Yt)数据:对原始数据采用以1978年为100基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全部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GDP,单位:亿元。

(2)外商直接投资存量(Ft)数据:使用年均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转换为人民计价,单位:亿元。

(3)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Ft/Yt)数据: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单位:%。

(4)劳动投入(Lt)数据:各年年末从业人员人数衡量,单位:万人。

(5)资本存量(Kt)数据:单位:亿元。由于我国没有公开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年终价值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为标准。具体为:

根据张军等,It为t年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表示,δ为折旧率,按照已有文献将折旧率确定为9.6%。

2 模型检验与结果分析

2.1 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经济变量中产生“伪回归”现象,必须对上述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因此,需要采用单位根检验来判定数据的平稳性。本文通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滞后阶数由AIC和SC原则确定,对lnY、lnFDI、lnFDI/GDP、lnL与lnK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的结果见表1。

注:1:检验形式为(C,T,K),其中C,T表示ADF检验带有常数项和趋势项,N表示无常数项和趋势项,K表示了滞后的阶数,由AIC和SC准则确定。2:***,**,*,分别表示变量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3:△:表示一阶差分。

通过上述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下,lnY、lnFDI、ln(FDI/GDP)、lnL与lnK在水平值的ADF绝对值都小于5%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四个变量的水平值都存在单位根,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是在5%的显著水平下,各变量的一阶差分都平稳,因此,五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I(1)过程,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稳定、长期关系,需要采用协整分析对(6)式中的各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进行分析。

2.2 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lnGDP、lnFDI、ln(FDI/GDP)、lnL与lnK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关于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序列进行检验的E-G两步法;Johansen(1988)和Juselius(1990)年提出的基于VAR模型的回归系数的检验方法(简称JJ法)。E-G两步法仅适用于检验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JJ法适用于多个变量模型,本文分析采JJ法。协整检验对于变量的滞后阶数比较敏感,不恰当的滞后阶数可能导致错误的协整。

在确定了最后的滞后阶数后,还有必要进一步确定协整方程的形式,时间序列中的协整检验主要有5种形式。由表1可知:本文中五个变量都含有时间趋势,且都含有常数项,因此选择协整方程中含有常数项和线形趋势,VAR模型中没有趋势项的检验形式。在上述检验形式下,采用O-L临界值标准要比采用MHM标准更为准确和科学,检验的结果如表3(a)、(b)所示。

注:1:**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2:临界值采用O-L标准。

注:1:**表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2:临界值采用O-L标准。

依据表3(a)、表4(b)报告的是采用特征根迹检验与最大特征值检验来综合判断可知。对于至少有三个协整向量原假设的迹统计量为21.1495大于5%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15.4947,拒绝原假设,说明至少需要有三个协整方程。而对于“至多四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其迹统计量的值0.30319小于5%的临界值3.841,接受原假设,说明lnGDP、lnFDI、lnFDI/GDP、lnL与lnK直接按存在的4个协整关系。同样,我们采用最大特征值检验也可以得到五个变量之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我们选择包含上述五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方程为:

在(8)式中,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表示在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3 结果分析

通过协整方程(8)可知,λ=0.0817,θ=0.2334,使用公式(3)可以得到ω=(1-λ-θ)(0.2334+0.0817)/(1-0.0817-0.2334)=0.4601。这表明在外企自身要素生产率一定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我国GDP的比重每提高1%,将提高我国技术进步率0.0817%;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我国GDP比重一定条件下,外资企业生产效率每提高1%,将带来我国技术进步率提高0.2334。当外资企业提高自身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我国GDP比重同时上升1%,两者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是0.4601%。

3 结论

FDI通过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效应、竞争效应、示范—模范效应、人员培训与流动效应等四种渠道对国内企业实现技术溢出。外资的技术溢出净效应是上述四个效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东道国市场规模与市场结构、国内外企业技术差距、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都对FDI溢出效应产生影响。

篇4：FDI技术溢出接收能力的分析

Kokko（1994）认为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时，东道国可以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效应以及前后向关联效应这四种方式获得技术溢出来提高东道国产业的技术水平，垂直专业化分工与技术溢出正相关，并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胡昭玲与张蕊（2008），王中华及赵曙东（2009）]认为东道国技术的提高可以促进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接收能力

基本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模型）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各国间要素禀赋差异的基础。贸易理论认为，由于不同的国家拥有的资源数量的多少具有差异性，导致同一个产品的生产成本在不同的国家中亦会产生差异。如果国家1拥有的劳动力生产要素多于国家2，则国家1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具有优势；如果国家2拥有的资源生产要素多于国家1，则国家2在资源密集型产业中具有优势，这种拥有的要素量的差异程度决定了两国分工和贸易关系格局。

从模型中可以推出，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具有大量的资金与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满足本国需要的同时，出口到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主要从事于资源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在满足本国需要的同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分别以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进行

交换。

如果在两个国家分别独立的情况下，两国分别独立生产两类产品，在这两个国家内部都存在完整的产业体系，既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又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当两个国家的经济不再独立，而从独立到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在利益驱动下，两个国家都逐渐减少自己不具有要素优势的产品生产，而越来越多地用进口来替代，最终各自都集中于自己具备要素优势的产品上进行生产，形成双方间的产业分工格局。

边际产业理论

1978年日本学者小岛清提出“边际产业理论”。其认为，投资国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首先对外进行转移，即是投资国的边际产业。相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进入转移的行列；在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密集型高的生产环节首先进入转移行列；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例高的生产环节首先进入转移行列；在同一产业中，企业效率低下的比企业效率高的先进入边际企业的行列。中国学者贝毅、曲连刚（1998）与小岛清观点一致。其认为国际产业转移往往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开始，进而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往往是从相对发达的国家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再由次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样逐层

推进。

转移阶段理论

中国学者石东平、夏华龙（1998）提出产业转移三阶段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产业转移由以下三个阶段组成，首先在产业承接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并向产业承接国提供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为产业承接国提供接触先进生产技术的机会，其次，产业承接国利用从产业转出国获得的机器设备与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随着产量不断提高，产业承接国逐渐减少此种产品的进口，直至产业承接国停止从产业转出国进口，并逐渐提高向产业转出国出口该种产品的份额；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实现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间产品的当地采购，生产使用的中间产品不再来自于产业转出国。

垄断优势理论

1960海默（s · H · Hymer）指出，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障碍，如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差异，文化冲突，汇率风险等，在这些方面和东道国企业相比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但跨国公司能够在这些不利条件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说明它有能够超越这些不利因素的独特优势，这就是垄断优势。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主要是技术优势、管理和营销网络优势、规模经济优势、资金优势等，在构成垄断优势的诸要素中权重最大的是技术优势。正是垄断优势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在抵消了不利因素对利润的侵蚀后仍能获得高于国内投资的利润。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美国学者维农认为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生产地点的选择会有所不同。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产品初创，产品成熟，产品标准化三个阶段。首先，在产品初创阶段，生产地点集中在国内。新产品针对的是本国市场的消费者，为了贴近主体市场，保证反馈和调整的效率，生产地点集中在国内。虽然在发达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成本较高，由于没有竞争者，技术垄断在创新企业手中，所以通常将生产地点选择在其所属国家；其次，产品成熟阶段，技术日臻完善，企业对市场和技术的垄断都逐渐被竞争者打破，企业的垄断利润渐次下降，而到国外的目标市场进行靠近市场的生产就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最后，产品标准化阶段，企业的技术垄断不复存在，技术门槛下降到不再成为进入障碍的程度。同时市场趋向完全竞争，降低成本成为企业生存的主要手段，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于是这些原来在发达国家生产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结论：随着市场一体化与生产分散化趋势的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产业垂直专业化分工成为促进产业发展，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如果承接产业转移的水平过大，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形成市场垄断，也不利于东道国的产业发展。从质的方面来考虑，如果东道国与产业转出国的技术差距太大，一般认为其不会促进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如果选择承接产业的技术水平差距太大，会导致东道国产业在吸收外来技术的过程中出现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不但导致东道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无法提高，也导致产业转移方依赖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抢占市场，削弱东道国产业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张小蒂， 孙景蔚. 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J]. 世界经济，2006， 5： 12-21.

篇5：解析国际贸易和FDI的技术溢出经济论文

一、从F D I对中国汽车制造业的溢出效应的角度看缩小技术差距的必要性

在外国汽车生产商进入我国的二十多年来, 国内汽车工业的国产化率和研发能力都得到了提高, 由于跨国公司对国内人员的培训使得这一部分技术人员已成为我国技术方面的中坚力量。另外, 由于示范效应和良性竞争使得国内企业注重在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 使得国内企业的生产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从这些现象来看, FDI对汽车产业确实存在溢出效应, 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得到的结论是, 这种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国内对FDI产业内溢出效应产生的资料显示, “技术差距”、“行业资金密集度”, 以及“行集中度”是对此效应有所影响的三大行业因素。在技术差距大, 资本密集度大, 以及行业集中度高的时候, 溢出效应产生的障碍较大。此结论在汽车产业是具有内在合理性的, 我们知道, 溢出效应是通过竞争与学习过程激发的, 在汽车行业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 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大使得内外资企业采用大相径庭的技术只能在不与外资发生直接竞争的细分市场中运作。另外, 汽车的研发制造成本较高使得汽车产业的行业资本密集度也较高, 大型企业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提升竞争力, 一部分不具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只能选择在狭小的市场空间中运作甚至退出市场, 汽车产业的行业集中度又有所提高。汽车产业天然的壁垒使得惟有缩小技术差距来扩大F D I溢出效应的方式具有可行性。

二、缩小技术差距的对策研究

1. 政府政策引导方面

由于不愿重蹈巴西等国由外国汽车公司主导的汽车生产国的覆辙, 我国政府在2004年出台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就表示, 中国将争取在2 0 1 0年实现国产汽车销量中5 0%以上来自同时拥有产品专利的国内公司生产, 外资在汽车合资企业中只能持5 0%的股利的规定也没有改变。新政策还继续要求一家汽车厂商不能参与多个联盟, 迫使合资企业中的外方不遗余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避免因为现有联盟内的优胜劣汰而将自己淘汰出局。这样就使得在中国市场上, 跨国公司的竞争演变为了合资企业之间的竞争, 尽管不能取得合资公司的主导权, 外国公司还是不得不加大在中国研发投入, 增加向在华合资企业的技术转让。另外国家还引导国内企业与国内高校研究部门, 以及国外独立研发机构的合作, 增强国内企业的自主研发生产能力。对几大汽车集团也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以提高我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由此可以看出, 国家政策的引导方向还是比较有力和明确的, 但是, 在将这些政策落到实处的过程中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外资企业对在华企业的技术转让并不代表合资企业中的中方部门真正掌握了核心技术, 一旦外方撤资, 我国企业是否还能继续生产相同的产品。另外, 外方的技术转移也仅限于合资企业内部, 内资企业未必可以从中获利。

2. 企业管理方面

对企业而言, 首要的还是要明确自主研发, 自己掌握先进技术的重要性。部分企业在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努力。如奇瑞就与瑞士的研发机构合作, 生产出获得良好口碑的汽车产品, 许多家公司还与得到国家支持的高校研究机构合作以获得技术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力图缩小与国外企业的技术差距。

其次, 我国企业还必须重视对员工的培训, 相比国外企业, 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做的相当不足。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一般生产人员, 其素质的提高都可以给企业的发展提供无穷的源动力。另外, 以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吸引优秀人才特别是技术人才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最关键的技术, 缩小技术差距。

最后有一点必须明确, 本文说的技术差距不仅存在于生产制造方面, 还存在于企业经营服务理念方面。国外汽车企业一般都有很高的售后服务水平, 这一点可以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和品牌忠实度。因此我国企业在这方面首先要完善相关的服务体系, 再通过现代的分销渠道扩大市场占有率, 明确并优化品牌形象, 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利用自身对国内顾客心理较为了解的优势生产出让顾客满意的产品, 进一步缩小与外资企业的差距, 提升竞争力。

摘要：本文从分析影响FDI产业内溢出效应的因素的角度出发, 指明缩小汽车产业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的必要性, 再通过研究目前国内对缩小技术差距已做出的努力, 指出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FDI,产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集中度,技术差距,行业资金密集度,政府和企业行为

参考文献

[1]曲伟.外商对化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从投资国角度分析.山东纺织经济, 2007.5

[2]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形势与热点1998——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中国对外经贸出版社, 1998.3 (1)

[3]陈涛涛范明曦马文祥:对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因素的经验研究, 金融研究, 2003.5

[4]柯广林华阳: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以我国的汽车工业为例.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6.3

[5]杜蕾:中国轿车工业发展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篇6：FDI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研究综述

关键词:FDI;溢出效应

Abstract: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oday,many countries have implemented an active policy of attracting FDI. Since the entry of foreign firms than domestic enterprises will usually bring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to produce the host country enterpri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With regard to the impact of FDI on host countries,much study have been done, for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positive or negative,as well as the size of the study,not onl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eat significance,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policies to attract FDI have a very great practical value.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carried out before a certain amount of analysis carried out,and the future FDI spillover effects should be the way forward to make some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FDI,spillover effects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3-0023-05

一、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

纵观这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研究的问题是:对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而言,FDI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第二个层面,一般是建立在第一个层面的基础上,研究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影响?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不同学者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检验结果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的基本方法是相似的:在一个由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出的回归方程中,将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因变量,而将FDI与其他环境、产业以及企业特征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研究FDI是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如果FDI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则认为发生了正面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根据其他特征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可以判断相关因素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另外目前一些新的检验方法,如协整技术和闭值回归分析方法等,在近年的研究中(Kugler,2000;Girma,2002)开始得到初步应用。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实证研究方面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支持正溢出效应的存在,另一种观点反对正溢出效应的存在,见表1。

(一)支持正向溢出效应的研究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I的正技术溢出效应。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Blomstrom和Persson(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和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65—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Sjhnim(1999)在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持类似的观点。

Joze P.Damijan(2003)使用了1994至1998年间中东欧8个转型国家的公司级数据检验了全球技术转移中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作者通过检验FDI在产业间的知识溢出,公司自身的R&D(研发)积累和经由贸易渠道获得的国际R&D溢出与本土企业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关系。与其他技术转移的渠道相比,FDI对其接收企业的直接影响是国际技术溢出最重要的途径,并且提供了正在向这些国家转移的技术主要是通过与外资的直接联系这一渠道进行的证据。

Joze P.Damijan(2005)研究了是否在东道国企业革新能力、R&D与外资企业R&D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联系。他研究了斯洛文尼亚1996至2002年间公司级革新活动与公司财务的数据,得出了三个主要发现:第一,公司自身的R&D花费,以及本国和外国公共R&D补贴,外资参与度以及产业内革新的溢出效应确实会影响公司的革新能力;第二,革新作为公司R&D的结果确实会对其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第三,外资的参与度对公司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增强了公司的革新能力,并且它通过高级组织技术以及其他渠道额外地对公司全要素生产力有促进作用。

Yasuyuki Todo(2006)使用了来自日本制造业企业级的数据,并且检验了FDI是否对东道国企业产生了产业间的技术溢出。作者使用了1995至2002年间的公司级数据,这些数据是由日本经济产业省1994年以来统计的雇员在50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组成。作者通过分析发现了外资公司R&D存量与东道国企业生产力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而外资企业的资本存货的大小并不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力产生影响。文章的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技术通过它们的R&D活动而扩散,而不是通过它们的生产活动。另外作者发现产业中外资企业的R&D存货明显要比同一产业中东道国企业R&D存货对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力造成的影响要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高于东道国企业。最后,作者还发现随着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在减小,同时它随着东道国企业R&D存货的增加而增加。以上发现表明从FDI产生的溢出效应大小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

Tae-Young Park(2007)通过对Samsung和LG进入TFT-LCD产业的历史回顾,分析了累积的技术能力是如何从DRAM产业溢出到TFT-LCD产业的。作者选取了Samsung和LG为研究对象,在1980年代中期,这两家公司开始R&D活动,到90年代末他们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位置。作者发现DRAM的技术能力以投资的形式转移到TFT-LCD产业,例如TFT-LCD产业R&D所需要的半导体技术的累积,在科技中做及时的投资,DRAM的生产和质量管理系统,关键人士向TFT-LCD产业的转移,以及组织劳动力的能力。然而作者很少发现有技术溢出发生在技术转移以及来自全球供应网络中。作者的研究为处于“追赶”阶段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参考,即在考虑到技术相关性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利用在现存商业中的人力资源、组织体系以及网络如何多元化他们的经营,对实现快速增长十分有帮助。

(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

Aitken和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与Altken和Harrison的研究类似,Haddad和Harrison (1993)曾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溢出效应。

Driffield(2001)运用英国制造业1989—1992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和产出以及R&D的技术溢出效应。Driffield没有发现任何投资和产出以及R&D能带来溢出效应的迹象。但他发现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要快于跨国公司子公司。Driffield认为,这表明竞争对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Girma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不过,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则存在正溢出效应;同时,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小。Harrison和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分别对三种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即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以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中,第一种是行业溢出效应,第二种是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第三种是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不过第三种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相对要比前两种明显。

Barry等(2001)考察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的负溢出效应,他们将其归咎于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Barrison和Strobl(2001)考察了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4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总体上没有找到任何正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不过在以出口为主的当地企业中,发现了显著的正溢出效应的存在。他们的解释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需要参与国际竞争,使用的技术相对比较先进,技术吸收能力也相应较强,因此能够从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

Beata Smarzynska Javorcik(2004)的分析基于立陶宛公司级的面板数据,强调了计量数据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与以前研究不同的结论,例如投入需求的内生性,标准差的相关性,所选择的变量都是来自企业级的。作者所得的结果是与目前通过后向联系发生的生产力溢出效应相吻合。它们意味着下游企业一个标准误差的增长是与每一个东道国供应企业产出15%的增长相联系。生产力溢出被发现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的由外资拥有的企业所相关,这是与显示很大一部分的本地企业的外购是来自后一种类型的FDI企业。最后,与早期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级数据所作的研究一样,没有证据显示有产业间的溢出效应的存在。

Jonathan E.Haskel (2007)使用了英国1973至1992年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以检验在东道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该行业中外资分支机构雇员活动所占份额之间有明显的正向联系。结论显示外资在英国产业的存在每上升10%,会使该产业的英国企业全要素生产力上升0.5%。在从内向FDI向东道国企业产生的生产力溢出效应中,这一关系是不变的。并没有发现在这一区域的外资雇员比例之间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二、FDI技术溢出的渠道

综合国内外文献对FDI溢出效应的理论阐述,主要包括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跨国公司从竞争的角度出发,会努力避免技术扩散到竞争对手中间。但是由于技术可以被模仿而同时技术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技术扩散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会发生。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当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使技术在当地同类型企业中扩散。

(一)示范效应

Finalay(1978)认为示范效应指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东道国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管理经验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只有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大的技术优势时,才能与本地企业进行竞争。外资企业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扩展了东道国企业的视野。本地企业通过对外资企业的观摩、模仿与学习,不断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溢出效应(Girma & Waklin,2001)。

(二)培训效应

Driffield和Taylor (2001) 提出培训效应是指在外资企业就职并受过培训的雇员流动到本地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培训效应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的。帕克(Pack,1997)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向本地企业扩散了技术,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近50%的工程师和63%左右的技术工人离开了跨国公司,加入了台湾当地的企业。但是,Gershenberg(1987)对肯尼亚工业的研究报告表明,培训效应有限,肯尼亚中人员流动比率高达91%,但只有16%来自跨国公司向本地公司的流动。跨国公司员工向东道国或地区内企业流动较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东道国或地区企业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跨国公司的工资水平。

(三)竞争效应

Aitken和Harrison(1999)提到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国企业被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Mansfield和Romeo(1980)研究了在英国的美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对技术溢出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者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英国企业不得不进行被动的技术学习,模仿,以适应美国企业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Caves (1974)、Kokko(1994)也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

三、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研究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同时,国外学者也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作了分析和探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水平、东道国市场结构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源水平等诸方面。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一些研究跨国公司国外R&D活动的学者(Kotabe & Swan,1994)注意到,跨国公司在国外建立R&D分支最初规模都非常小,而且只是为了其产品更加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东道国销售市场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的国外R&D机构开始专门为东道国市场设计开发产品,国外R&D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Raman Muralidharan和Arvind Phatak(1999)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在34个国家的R&D活动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跨国公司的R&D规模就越大,研究开发活动的水平也越高。这与Ronsradt(1978),Behrman和Fiseher(1980)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也就是说,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二)东道国的市场结构

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FDI技术正溢出效应的产生,此外,市场结构也对FDI的技术溢出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一般认为,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FDI技术正溢出效应的产生。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源,只要能够继续维持其竞争垄断优势地位,它就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向东道国的子公司转移。但如果跨国公司之间、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不断,跨国公司内部国际技术转让的速度就会加快,从而有利于技术溢出。与此同时,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跨国公司对本土供应商提供的中间产品将更加挑剔,更倾向于向其提供技术帮助和信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流动也将更为频繁,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也就有了广阔的空间。Blomstrom(1986)选用墨西哥1970—1975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重点考察了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的影响。结果发现,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并非是外资进入导致行业内的技术转移增加,而是竞争加剧导致当地企业效率提高。Girma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也发现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存在正溢出效应,而在竞争程度低的行业中溢出效应不明显。

(三)技术差距

在国际技术溢出过程中,技术溢出效应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关关系问题争议较大。以Findlay(1978)、Sjoholm(1999)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内资企业越具有追赶和学习的空间,因而从FDI技术溢出中获益就越多。而Haddad和Harrison(1993)对委内瑞拉的研究、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以及Liu和Parker(2001)对台湾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内外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应才是显著的。在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中,采用连乘变量来检验技术差距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发现,当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大时,相应的连乘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表明技术差距太大会阻碍溢出效应的产生。得出这一结论的学者认为,内资企业在技术差距小的情况下才有能力进行学习和追赶,而当技术差距太大时,内资企业缺乏相应的学习能力,无法吸收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Sjoholm(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溢出效应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溢出效应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企业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进行吸收时,溢出效应将与技术差距负相关。Borenztein(1998)和 Blomstrom(1994)等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发展门槛,享受FDI技术溢出带来的益处。

(四)人力资源水平

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早期的研究,如尼尔森和费尔普斯(Nelson和Phelps,196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往往技术进步的程度越明显。后来的实证研究,包括Benhab和Spiegei(l994)、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5)以及BinXu(2000)等都纷纷扩展了人力资本变量,来确定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本的“临界值”。这些实证研究都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就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根据这些不同国家的学者得到的不同结果,学者们进一步认为:第一,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往往随着东道国经济环境、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第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是自发地产生的。

四、测量方法

(一)函数的推导

我们以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

在这里Y是产量,A是效率参数,K是资本,L是劳动力, 和 的值是固定的。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即。在这里我们假定 ,可以大于1,小于1也可以等于1。添加产业(i)和地区(r)以使等式能够适应我们的数据要求。m代表本土企业在产业中所占的比例, 为误差项。

上式中包含了一个未知参数,我们用这个参数来表示规模经济。

(二)定义变量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所确定的效率参数包含人力资本(HumanCap),市场集中度(Herfi),地理集中度(Gini)、外资参与程度(FOR)以及在FDI和本土企业供应商之间后向联系(FIR)。于是我们得到以下的实证模型:

因变量为一个比率,即在某一产业中本土企业中总的增加值比总的员工人数。资本劳动比率是通过在某产业中本土企业账面总资产比总的员工人数而得到的(Persson和Blomstrom,1983)。

我们构建因子表示规模经济。基于最小规模经济(MES),我们可以获得在一个产业中企业达到MES产量时的平均值。MES产量能够通过最大规模企业平均的净产量而得到近似值。对一个给定的产业, 是通过每个企业净产量比该产业中的MES而得到。

接下来我们以同样的模式考察产业间人力资本的变动,产业间市场集中度的变动是通过Herfindahl指数来表示,用企业在产业中所占产量的份额平方之和表示(Kokko,1994)。

我们包含了变量Gini来表示经济中出现的凝聚作用。我们定义Gini为这一地区产业的雇员占在该地区制造业总雇员的比例除以该产业在全国总制造业雇员中的比例。

最后我们定义两个变量来表示FDI的存在。产业间外资参与是由在该地区产业中为FDI工作的雇员数比在该地区产业的总雇员数。对于产业内的外资参与程度,我们使用了本土企业和FDI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来研究外部效应,该变量FIR被定义为:

在这里是地区r部门k被部门i所消费的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五、评述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我们发现,国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己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还是存在着一些空白。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二是影响溢出效应发生的因素研究;三是溢出效应发生的微观机理。但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前两个层次上,而对第三个层次的研究只集中在某些案例文献中以经验总结的方式出现,在计量经济文献中很少见到。其原因是受制于理论研究的落后以及数据来源和检验方法的不足。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和描述,因此很难被度量和追踪,这将是今后进行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Zhiqiang liu: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8,vol. 85,issue1-2,pages 176-193.

[2]Ricardo A.López:Foreign Technology Licensing, Productivity,and Spillovers,World Development,April,2008,Pages 176-193.

[3]Zhiqiang Liu,: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2008,Pages 521-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