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度读后感（精选9篇）
篇1：民国风度读后感
民国风度读后感
民国过去很久了，民国中的那些响当当的人物，也都基本上离开了我们。但是民国的历史却让我们无法忘记，那是一个经济和政治上一塌糊涂的年代，却又在文化教育思想学术上取得了炫目的辉煌。即便是现在，几乎在每个领域中，都可以在民国中找到让我们敬仰的名字，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不要说大师即便是贩夫走卒，也有数不清的故事。随着时间的远去，民国中的人物不但没有让我们忘记，反而让我们感觉越来越高大。中国历史上，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可以和先秦“百家争鸣”相媲美的时代的话，那么答案一定是民国。原因无它，只因为这两个时代都是思想大解放、人性大解放的时代，正因为这种“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时代特质，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创造力均出现了让世界惊羡的“井喷”现象，也由此奠定了中国的品格。遗憾的是，虽然民国那些人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曾经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什么是民国风度，其实那个年月的人，有各种各样的风度，书里面提到的每个人，都是很有个性很有性格的又风度的人。这些人随便拿出来一个，就会让你侧目，你会找出很多他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想这是因为那个年代，因为乱，所以具有了一个好处，就是自由，无论你是留辫子穿长袍，还是穿西服打领带，都会有人反对，同时也都会有人支持和赞美。于是各种文化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使劲发展，让你看得目不暇接，这就是民国的魅力所在吧。
今天读徐百柯所著《民国风度》，见识了那个时代众多专家学者和科学家，比较他们追求真理的执着、热情、风骨尤为感慨，也许那个时代的学者更有书生气而少有铜臭气，也许那个时代的学者更有钻研精神而少有投机取巧，民国时期的那些学者，有着与今天的学者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在全然不失风骨、风趣和风雅，内心都坚守着一个“人”字和一个“士”字，虽性格特立独行而不失硬朗，却又都懂得生活的乐趣着实好玩得有趣。
虽然民国的那些人物，以前也多少了解一些，至少也混个耳熟，但是也仅仅是一些模糊的印象，要是较真起来，还很难说准确了。在这本书里，却把这些人物几乎一网打尽，一个一个娓娓道来。如果说有人缺席，那么就是缺少了两种人，一种是军人，一种是政治家，也许是这两类人太敏感，很多问题现在还不好说吧。总之书里面的人物都是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明星。
《民国风度》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民国风度》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让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
徐百柯的《民国风度》以钩沉的方式，通过追忆梅贻琦、张伯苓、马相伯、许崇清等早已成为中国名校名片的一校之长，李济、叶企孙、丁文江、何廉等基础学科在中国的奠基者，张季莺、胡政之、张元济、王云
五、徐伯昕等行业前辈，赵元任、张申府、卢作孚、曹聚仁、周太玄、丁西林等既可以叫天才的奇人，也可以叫奇人的天才，还有黄远生、方大曾、王小亭等不应被忘记但事实上已经被遗忘的人物。追忆民国那些人，让我们感受到一代大师们的风骨与才华，感受到独特的民国风度与民国精神。与《民国那些人》相比，本书无论是序言中杜涌涛的《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还是钱理群的《谈谈“民国那些人”》；无论是延伸阅读的《大学氛围不存，大学精神焉附》和《过去的中学》，还是作为后记的《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这些新增的内容与“民国那些人”相得益彰，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民国精神。钱理群在《谈谈“民国那些人”》的演讲中，将民国精神总结为“有所担待，独立精神，自由精神、创造精神”。其实，从逻辑上进一步分析的话，有所担待和创造精神应该是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必然结果，而“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是任何一个有活力、有魅力、有创造力的时代所共有的特征。无论是先秦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还是中世纪后欧洲的“文艺复兴”，无论是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还是中国的民国时代，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唯一不同的是，不同的时代背景，其历史使命有所不同而已。这不是宣扬什么“普世价值”，而是因为只有自由成为一种天赋的人权，人们才会放开的去思考，去创造，只有自由成为一种被普遍崇尚的精神，生活在这个自由国度里的人们才会发自内心的去爱国；只有真正的人格独立，人才能成为有非凡创造力的智慧动物，而不是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只有人格独立成为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一个民族才能避免衰败甚至被淘汰的厄运。民国几十年，战火纷飞，满目疮痍，可偏偏又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唯一的解释就是民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加上“独立人格、自由精神”这一普遍的价值所形成的“民国精神”所致。
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他们是故去的名校校长，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金融界的精英、马上赋诗的将军„„他们是梅贻琦、蒋南翔、张季鸾、胡政之、刘文典、杨荫榆、陈西滢、梅汝璈、顾维钧、卢作孚、陈望道、蒋百里„„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秩事，通过《民国风度》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再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复活„„。
能静下心来读书真是件美好的幸福的事情，我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书，特别喜欢在雨夜小阅，边听外面的雨声，边和书中的人物交流，我感觉好象自己就站在那些人的身边，看着事情的发生结束，感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有时候我甚至能听到他们的叹息，能清晰地看到他们流泪的双眼。我站在历史的边缘，我悲伤着他们的悲伤，幸福着他们的幸福„„。看了这本书，我真的很想说些什么，提笔又惭愧于自己的文笔不精，我想说但说不出来，我更怕言语间表达不清的情感会辱没这些前辈的风采，但是我真的被感动了，尤其是这样的一段话：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相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
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 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汉不已。
“一抹背影，悠悠水长。斯人已逝，后人敬仰”。
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这让“民国热”再次升温。我们追忆民国那些人，重温民国历史，重拾民国精神是为了对抗因种种原因造成的断裂、遮蔽与遗忘，让“有所担待，独立精神，自由精神、创造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源泉。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青年，是那样地热情昂扬勇敢激进，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就产生在这个群体里面，今天这个群体中的先驱已经实现了理想执掌了政权，可是现代的知识青年们却没有了他们固有血性，我一直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扼杀了他们的活力，阻断了他们当年反帝反封建的勇气？
我觉得当今的大学生们，如果抽空看看这本书，会明白怎样求学、求索，会知道怎样做人、处事；如果官员抽空看看这本书，会明白什么是人才怎样使用人才和尊重人才。总之阅读此书，会觉得民国时中国学界群星璀璨，他们是中国文化传承东西的中坚，是中华民族厚重的脊梁。
篇2：民国风度读后感
读到这里，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了。他让我明白了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那么，我们还怕什么呢?学习上的困难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去克服，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以便将来更好的报效祖国。
篇3：《民国风度》
作者: 徐百柯
九州出版社
定价:29.80元
【书摘】
赵元任 ：“好玩儿”的语言
内容简介：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
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难怪人们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時，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篇4：民国风度500字读后感
《民国风度》，79个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79篇民国时代的经典传奇，来自《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金牌专栏“钩沉”，“史与诗、学与识、才与情、新与旧的融会贯通”很好的总结了这本精华集的特点，栏目的定位本来为记录故去的学人点滴，却在编辑的笔下，慢慢延展，成为对一个时代的缅怀。“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书中所涉及之人物，无论是蔡公时、蒋百里这样的民族豪杰，梅贻琦、傅斯年这样的一校之长，还是胡政之、邵飘萍这样的铁胆文人，罗念生、施蛰存这样的风流名士，亦或是张申府、、吴兴华这样的英雄义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风骨”，名士的风骨是其核心，一种风骨没了，“风趣会降调。风雅会流俗”。昨日和友人吃饭，还在谈论为何当今值得称颂敬仰的文人名士越来越少，而颇多所谓“专家”的言论被世人不屑，我想在那个风骨犹存的时代，学术大家们追求的是真，而现如今追求的是名。“学术腐败”这个词，几年前成为热门词汇，各大高校都打出旗号，严格遏制学术腐败，还一片纯净学术天空，可到底是什么构成学术腐败的温床呢?我觉得无论是政府、学术机构，都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篇5：民国风度500字读后感
从没有给一本书照过这么多的相片，呵呵，以前都是抄书的，现在果然是懒了，或者是时间变得宝贵了吧，有点悲哀。
“那批学人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因而形成一种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可谓千人千面，但里内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然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
“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篇6：民国风度读后感
【素材一】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文革”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素材二】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35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 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素材三】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
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林语堂的两个姐姐因家庭困难只好过早地辍学，回乡嫁人。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离家去上海读书时，二姐送给他四毛钱，并对他说：“和乐，你到上海要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素材四】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 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 ” 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然而，在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20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素材五】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逝世后，其弟梅贻宝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素材六】 傅斯年——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篇7：民国风度读后感
除了对人物外形特点的细致表现、对最佳神态的敏锐捕捉，这张照片的构图和光影也可圈可点。画面约三分之一的上部，是当时共产党人办公和居住的窑洞，分割建筑物与作报告空场的是略向右上方倾斜的地平线，与地面上平行排列的三个对角线方向的细长人影走向基本一致；而窑洞上一扇凹陷的宽阔窗子和两块矮墩墩的建筑投影，则与这些同样是深色的细线呈垂直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结实稳定又不失优雅从容的背景框架，十分恰当地衬托出前景中央站立的主席形象。他前倾的身形在这个精心营造的构图中显得生动、潇洒，又充满均衡的庄重感。尤为有趣的细节是画面右侧的小方凳，它的前倾角度与主席几乎完全一致，就像一个压轴的小音符，为整个乐章划上完美的句号。
这张照片与白求恩大夫的照片曾一直挂在吴印咸的房间里。他曾幽默地说：“人家的座右铭是格言，我的座右铭是照片。”而这两张“座右铭”，恰是吴老进入延安之后拍摄的最广为人知的照片。如果说，这两张照片中，精湛的摄影技艺来自吴印咸早年在上海的学习与工作经历，那么人道主义的观念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则是延安教给吴老的另一笔财富。
在上海：学画、买相机和拍电影
就在拍摄这张照片的同一年，吴印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在袁牧之的动员下，他从香港抵达上海经武汉到延安，最初只是为了拍摄一部反映延安地区抗战情况的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吴印咸原本打算拍完纪录片便返回武汉，可是，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次多少有些偶然的延安之行，竟然成为人生的转折点。
吴印咸，字至甫，1900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他的父亲是一位清末秀才，毕生以教书为业。尚在父亲创办的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时，吴印咸便表现出超常的艺术天赋，尤其喜爱绘画、书法、篆刻，深得父亲赏识。1916年高小毕业适逢沭阳水灾，印咸考入半工半读的江苏省立第四工厂。在这家生产棉布和线毯的工厂，他半天学文化知识、半天当织毯工人，还设计出新颖的地毯图案，获得技师的认可和市场的欢迎。1919年，在亲戚和朋友的资助下，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训练。
这时的上海美专，已经突破了初创期传习所性质的教学水平，办学宗旨“由单纯培养图画人才转变为力求改变中国现状，促进艺术振兴，同时也反映了对西方文化艺术吸收融合的基本思想”。①课程设置发生重大调整：“一九一六年六月改绘画科为西洋画科，定修业期限为三年，学习实用技艺外并重各种原理，添设透视学、美学、美术史，废选科。一九一八年，鉴于各处学校艺术教师之缺乏，设技术师范科，实技手工、图画并重，并注意各种原理。一九二零年重订西洋画科、国画科、雕塑科、工艺图案科、高等师范科、普通师范科；普通师范科修业期定为一年半，其余各科学程均为三年。”②在教学方法上，把“写生”作为西洋画教学规范也是从这里肇始的，陈抱一记述道：“以当时的情形，固未能一步即开始人物写生，但至少感到临画教法大可废除，而代之以写生法为主要的基本课程。”③吴印咸入学后，上海美专的教学已经步入正轨。雄厚的师资力量不仅提供了社会关系和资金支持，也带来综合性人文教育的机会，如20年代曾请梁启超来讲过《美术与人生》《达芬奇的生平和艺术成就》《论创作精神》等。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吴印咸既通晓了写生造型的技法，又接触到理论文化的熏陶。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旧货场用三块银元买来的一台美国产的勃朗尼牌旧照相机，改变了吴印咸的学画之路，从此他与拍摄影像结下了终身的缘分。1923年他在江苏老家任教期间，拍了早期摄影作品《晓市》，剪影的人物在城门框出的拱形空间中形成清晰的节奏感，体现出他在光影、构图方面对摄影的探索。1930年拍摄的《力》，也是一个从美学角度探索画面因素的好例子，明暗对比和投影构成的肌理效果，刻画出男人体健美的姿态。1934年的《田螺》还获得了瑞士摄影沙龙荣誉奖。如果说这些作品与他的艺术学习有直接关系，那么几乎同时，吴印咸也对社会现实问题倾注着一个艺术家的关怀和思考。1924年的《饥寒交迫》和1930年的《赌》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时在照相馆任职的吴印咸结识了左翼进步人士沈西苓、田方、司徒慧敏等人，从此进入左翼电影人的行列。
1935年在夏衍的《风云儿女》中，他第一次担任了电影摄影师。次年又拍摄了袁牧之的 《马路天使》，这部影片可谓是中国电影的里程碑：“可以说中国电影从《马路天使》起，无论在叙事方式、表演水准、摄影技巧、电影音乐还是在美术设计与制作等方面，开始具有了好莱坞电影模式的民众梦幻般的社会图景。”④1982年的“中国电影五十年回顾展”开幕式上放映了《马路天使》，意大利影评家达西拉奇惊叹不已，他在《团结报》上以显著标题写道：“新现实主义诞生于上海”。而在此之前，国际上始终认为“新现实主义”是意大利对世界电影的一大贡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就是吴印咸的创作。他借鉴了美国好莱坞商业片的场景调度和蒙太奇手法，以写实的镜头编辑出超现实的空间关系，凸显人物刻画。宫林认为，这部电影“主要的场景关系就是上海的‘下之角’贫民窟⋯⋯每个人生活的空间关系是不明确的，总是在明灭不定的光影中出画入画，遮掩了具体的、实在的空间质感”。⑤吴印咸在《马路天使》时期已经基本建立起自己的拍摄风格，这种通过精心设计的构图关系来衬托主体人物的拍摄手法，一直体现在延安的纪录片和照片中。
“左翼电影在对过去漠视现实生活、宣传侠道商业电影的反拨中，倡导关注现实、反映社会时代精神的创作，对电影创作产生了积极作用。中国电影的题材得以扩大，清新气息得以出现，真实生活内容得以复现。30年代成为中国现实主义兴盛的第一个高潮时期。”⑥ 吴印咸参与了这个现实主义的高潮，更加明确了艺术创作的价值观。1937年应西北电影公司之邀，吴印咸赴太原拍摄影片。由于“七·七”事变爆发，拍摄中断，但留下了这次拍摄的反映战时饥荒的《乞斋果腹》，这是一张纪录片式的静态摄影作品，也可以视为他后来选择留在延安的先兆。
到延安：拍摄纪录片、白求恩和领导人
袁牧之邀请吴印咸来延安拍电影，第一件事却是让他在武汉与荷兰导演伊文思秘密接应，接收伊文思赠送的 “埃姆”摄像机和胶片。由于延安地区缺乏摄影设备，而正在拍摄《四万万人民》的伊文思又无法获得进入延安地区的官方许可，所以他想把自己的设备送给中国自己的摄影师，来拍摄延安的纪录片。这可以算是吴印咸第一次执行党组织委派的工作，当黑暗中伊文思匆忙地把东西交给他，并用不熟练的中文低声说“延安，延安”时，吴印咸与伊文思握了握手，便离开了。20年后他们才又见了一次面，终于看清了对方的容貌。司徒兆敦曾说：“后来他（指伊文思）和吴印咸见面握手时，我说你们俩是世界上唯一握过两次手却只见过一次面的人。”⑦
了解到延安的条件如此艰苦，吴印咸用自己有限的钱买了三台照相机带到延安。一台是德国“维阿他”135相机；一台是德国“伊可弗莱斯”120双镜头相机；还有一台是专门拍摄4英寸以上照片的木壳照相机，后来因为在延安搞不到专业胶片，改作放大机使用。吴印咸用就是用前两台照相机，在延安和华北抗日前线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其中包括八路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垦荒场面、白求恩大夫冒着火线逼近的危险抢救伤员的珍贵画面，还有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延安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音容笑貌。
1938年，延安电影团成立后，拍摄了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有一次，吴印咸和助手徐肖冰刚刚把摄影机拆开准备修理，便遇上日机空袭。一颗炸弹落在附近，震塌了他们所在的房子一角，吴印咸一下子扑到拆开的机器上，不顾一切用身体挡住掉下来的碎石和瓦砾。飞机还在天空盘旋，吴印咸和徐肖冰从碎石土中爬出来，把拆开的机器零件收拢，然后才躲到墙角。事后一看，不仅主机完好无损，就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丢失，大家感到非常庆幸。周恩来和谭政得知后特地赶来看望，专门慰问了吴印咸。在这般出生入死的考验中，吴印咸被延安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打动，以令人尊崇的敬业精神留在这里。
1942年，吴印咸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生命和中国革命事业紧紧相连，和共产主义事业紧紧相连。在袁牧之离开延安到苏联之后，吴印咸担任电影团的领导工作。由于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物质供应极度匮乏，电影团的胶片所剩不多，已经无法开展正常的拍摄工作。吴印咸带领同志们开荒种地，当年做到粮食自给有余。他们还用废旧胶片制成纪念章出售，开办照相馆为群众服务，举办各种形式的摄影展览，这样，电影团解决了办公用费和生活开支，还自筹资金盖了六间新房。
对于电影团来说，比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更为困难的是在几乎不具备开展摄影工作的基本条件下，拍摄、制作影片和照片资料。胶片是最珍贵的东西，常常买不到。吴印咸多次告诫同志们并身体力行尽一切可能节约胶片。每拍摄一项活动，他都要仔细观察，反复思考，写出提纲，制定计划，选好角度，精打细算。在南泥湾拍摄《生产和战斗结合起来》时，吴印咸硬是把1500英尺胶片用上了1300英尺，损废比例降低到最小的限度。还做上字幕，用手摇小马达带动扩音器，用留声机放音乐唱片，用小喇叭当话筒播送音乐和解说词 。这种全部用土办法搞的“有声电影”，放映的效果竟和真的有声电影不相上下。
胶片拍摄出来了，冲洗、制作的难度更大。“没有自来水，就一担一担地挑来延河水，用明矾澄清后使用。没有拷贝机就用摄影机代替。没有电灯洗印照片，就在窑洞的窗口再开一个小窗孔，用多层黑布遮盖住不使漏光。印制照片时，就用手把印相架推出黑布围绕的小窗外边，利用日光曝光。没有红绿灯，就用纸壳子做成长方形的套子，在纸套中间前后挖两个小圆孔，在上面贴上红绿纸，套在油灯上当红绿灯供冲洗底片和放大照片时使用。没有放大机，吴印咸带着同志们砌了一个平顶而四周没有窗子的小亭子，顶部中央开一个长方形小天窗，在窗口钉上木槽。木槽的大小，是按一只折叠式照相机的大小做的，在照相机的背上，加一个能夹底片的玻璃框子，放大时将相机插入木槽里，使底片向着屋外的天空，就可以利用日光进行曝光了。另做一个木架子，上面放置放大纸，根据放大的要求，上下移动。放大时，小亭子的外面有一个同志观察光线照射的强弱，向里面工作的同志报告，以便正确控制曝光时间。这种原始的古老的“暗房”可能绝此一家。没有洗片机，就将胶片剪成20尺一段，一段一段地在小木盘里冲洗，全部洗完之后，再接起来。这一切无论在中国电影史上还是世界电影史上都是奇迹！”⑧
这张《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的报告》，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拍摄出来的。每次听毛主席讲话、为毛主席拍照，吴印咸都深深感到毛主席身上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艰苦朴素的延安精神，中国革命领袖的高大与质朴，是这张照片感动人心的灵魂；而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吴印咸仍能保持着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从容地发挥摄影师的专业积淀，让艺术语言与主题完美交融相得益彰，不能不说靠的是一段风流激越的民国风度。这同样的风度也体现在毛泽东等开国元勋的举手投足之间，启迪着后来更加伟大的新时代。
激励人心的座右铭
在1974年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战争摄影作品选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部分）》中，这张照片被命名为《毛主席在延安给八路军作报告》。与目前馆藏的这张相比，前景地面上的两个人影被除去了，或许是为了更加突出毛主席的形象。这说明，这件摄影作品可能还有其他副本，而这个删掉人影的版本，也形象地传达了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定的价值判断。1993年，由深圳中央文献出版社发行的《吴印咸摄影作品珍藏》中也收录了这张照片，目录中的名字是《艰苦创业— 毛泽东给晋绥干部作报告》。在这本画册中，照片完全保留了原样，精心设计的画面构图得以还原。吴老在拍摄领袖肖像时，十分注重构图因素。根据徐肖冰的口述，抗战时期的延安没有“拍伟大领袖时应该仰拍”之类的要求，而吴印咸确实拍过一些毛主席的仰拍镜头，⑨其中最知名的大概可以算是《重庆谈判》，毛主席在登机前摘下帽子挥手致意的形象，后来成为标志着这次战争期间重大转折的经典图像。
当时，毛主席看到这张照片非常喜欢，曾风趣地说“这是最有时代感的照片”。时代感，既是指照片直接反映的粗布衣裤、窑洞门窗等艰苦奋斗精神的写照，也是指这张照片代表的事件— 延安整风运动在党内形成的新风气。
抗战爆发后，党内又增加了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因此，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2年春运动开始，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团结— 批评— 团结”的方式，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方法是：在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文件基础上，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和克服错误的方法。党的高级干部还着重对于党的历史进行了学习、研究和讨论。这次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并帮助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转变了思想立场，使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综合而言，这张照片是一位伟人的精彩瞬间，一次思想学习的真实写照，一个时代的珍贵纪念。摄影师把它作为激励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座右铭，也把它看成自己艺术上的一件重要作品。它体现了一代摄影大师吴印咸承上启下的艺术成就，也承载着一段党史故事开拓未来的历史佳话。
（图片版权©吴印咸家属）
①马琳《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5，p123
②刘海粟《上海美专十年回顾》，载《中日美术》1922年7月20日第1卷第3号
③陈抱一《洋画运动过程略记》，载《上海艺术月刊》1942年4月第6期
④宫林《中国电影美术史》，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6，p121
⑤同上，p122
⑥周星《中国电影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p59
⑦司徒兆敦《忆尤里斯伊文思二三事》，载《记录影视》，1998年第7期，p23
⑧《百年吴印咸》画册撰文，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9月
篇8：民国先生读后感
潘晓丰
暑假读了《民国先生》，感触颇深。此书以扎实的史料功夫，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近代教育家和知识分子不为之人知的风采、情意、抱负与挣扎。从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好父亲梁启超，从教育实业家张謇、陈嘉庚、李光前，到出版巨擘张元济、陆费逵，从名人雅集，到友人情谊，本书呈现了民国文化人的人生百态和民国新教育各方面的图景，读之令人感叹。
在近年来的民国热中，民国教育也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此书通过各章角度独到的观察、叙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民国文教生活的全景画，其丰富的内容能让读者对民国教育的情况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此书叙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人往事以及作者的身边事，文字平易而不失文采，娓娓道来像演说也如好朋友之间的聊天，读来十分亲切。
书中以人带事，不但介绍了民国时传统学校教育的情况，也探讨了家庭教育，教育出版，学校音乐教育等问题，令读者在感慨之余，也对当下的教育产生思考。
特别是梁启超先生的事例，更令人受启发。梁启超先生早年投身政治，但出生入死的残酷生活并没有让他变得世故、冷酷、无情或者圆滑，他总是那么生机勃勃，那么重情感，那么富有人情味，他的整个人生观贯穿着“爱”和“美”。他说：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全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那就是“爱”和“美”。
梁启超这种人生态度，对他的孩子们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而他的孩子们也都得到了他的真传，虽然每个人都有一部艰辛的奋斗史，但他们个个生机盎然兴会淋漓，从不悲观，个个都在追求“爱”和“美”，成了人生的成功者。
由于孩子远离身边，梁启超只能在书信中了解孩子们的思想、生活、学习的新情况。收不到他们的信，每次都焦急万分，而收到来信时，则会像小孩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在信中，梁启超常常这样称呼他的孩子：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孩子们、老白鼻……从这些称呼当中可以足见他是多么疼爱自己的孩子。
俗话说，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是向父母讨债的。天下没有一个孩子的成长不必耗费父母的心血，真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同样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也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在梁启超给子女的家信中，也能常常看出作为父亲的煎熬与纠结。
梁思成与梁思永，从小就是一对活宝，专爱调皮捣蛋，对他们的成长，梁启超没有少操过心。1923年5月8日，他在给思顺的信中写道：“你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原来5月7日，思成与思永开着刚从菲律宾带回来的汽车被另一辆汽车撞伤了。时隔三天，5月11日，梁启超在给思顺的又一封信中写道：“前两天我去看他们，思永嘴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真顽皮得岂有此理。”须知此时的梁思成已经是22周岁的大人了，尚且如此顽皮，可想梁启超的孩子绝非天生优秀，全是后天成就。因为这场车祸，梁思成推迟一年出国留学，并留下了终身残疾：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更严重的是他的脊椎受到了严重损伤，后来得天天穿着钢制马甲。但梁启超并未对这样的孩子打骂相加，甚至连腹诽都没有，反而仍在信中给予赏识与鼓励：“这回小小飞灾，很看出他们弟兄两个勇敢和肫（纯）挚的性质，我很喜欢。”对推迟一年出国，梁启超还特别写信给梁思成宽慰他：“盖身体未完全复元，旅行恐出毛病，为一时欲速之念所中，而贻终身之戚，甚不可也。人生之旅历途甚长，所争决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萎畏。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
篇9：民国的底气 读后感
民国的个个学术大家，性格或低调，或张扬，但无一不是没有本事之人，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们前进的呢？我认为是坚持与不羁。
就拿《民国的底气》这本书书中第一个写的人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辜鸿铭先生来说吧！辜鸿铭先生出生于南太平洋马来西亚半岛西北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园主把他收为义子，后把他带到先进的欧洲学习，成为了一个精通西方文化的学者，那么是什么驱使他从先进的欧洲回到中国并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的呢？我从书中读出，一共有四个人以及一种性格。辜鸿铭先生的父亲辜紫云先生在辜鸿铭临去英国时，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哪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义父英国人布朗先生并没有以为他是中国人而欺负他，反而淳淳教诲教诲他要学通中西，担负起富国强国的责任，并且对他的教育倾尽心血。著名作家卡莱尔对他说：“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在新加坡与马建忠与他会晤的时候对他说了中华文明的神妙之处，这一席话对辜鸿铭来说如同醍醐灌顶一般，从此辜鸿铭开始埋头研究中国文化。
生父在祖先牌位前的告诫，义父的淳淳教诲与倾尽心血地教导，卡莱尔对历史的敏锐眼光及强烈的批判精神，马建忠和他的一见如故以及倾心忠言，这些对辜鸿铭后来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光靠外界的力量是不可能成为在百家争鸣，各种思想相互竞争的时代中的大家的，他自身也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辜鸿铭有着先天狂傲不羁的性格，和后天的机智敏捷的辩才与最朴拙的坚持。在初到英国后先生以死记硬背的方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与希腊文。在英国留学时，因为在重大节日时摆祭品，引发出与女房东的辩论；在去柏林的列车上倒读德文报纸的事情，也都显现出辜鸿铭先生与众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