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学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不同

从国学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不同（共7篇）

篇1：从国学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不同

从国学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不同

最近一段时间把道德经和孙子兵法有系统的研究了一遍，很久以前专门学过一段时间国学，但是当时是为了学而学，现在是感兴趣，所以对于词义的理解和引申就多了几分，对照着我们国家的国学，结合着当前的企业管理现状，真是感触良多。我们的老祖宗有那么多的真知灼见，从治国到经商，从管理到为人等等，拿到现在都一样可行。对比现在的企业管理现状，有多少企业的管理者对西方的管理学简直是趋之若鹜，奉为上师，但是西方的管理学生搬硬套的拿到我们国家就一定能用吗，在将西方管理学神化的当今，绝大多数的人忘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标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一味的吸取。

传统的西方管理学是一种刚性、机械的管理，“以制度、流程为中心，以量化的考核为形式”，将人视为无差别的管理对象，其实，当今的西方管理学的发展已经陷入了困境，他们开始反省，希望在东方的智慧中找到走出困境的要旨。韩国、日本的一些成功企业家就充分的汲取了佛教等东方智慧。东方智慧下的管理不是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压给被管理者，而是按照事物自身的规则来管理，激发每个员工内在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关心人的心灵，尊重人的价值，重视人的成长。很多企业人士，“以人为本”总是他们挂在嘴边的管理名词，可如何与我们的国情、与我们的传统国学智慧结合，真正落到实处，却是难题。东方智慧式管理与西方传统管理学的不同之处有如下三点：

第一，平等。佛教对一切生命都无条件的加以尊重、关爱，所谓“**无高下，花枝自短长”，一个睿智的管理者不应该将自己凌驾于被管理者之上，而要共同努力，合作无间，从而一起走向成功。

第二，敬重。古代有一个寺院的大饼做的非常好，香客纷纷捐出重金以求得品尝大饼的机会，一个乞丐拿着三文钱也想买一个大饼，方丈收下了钱，给了乞丐一个饼。十几年以后i，事业有成的乞丐专程上山拜谢禅师当年的一饭之恩。方丈施给乞丐一个大饼是为了让他不挨饿，而收下那三文钱则是为了给他尊严。这样的一种尊敬可以激励人的一生，精神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第三，包容。规章制度若定的太死，被管理者就没有了任何弹性与空间，管理的绩效反而会大打折扣。“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篇2：从国学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不同

“理性人假设”概念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它最早起源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人是理性的, 人的行为是出于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 他们工作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这里的理性是指人总采取能使个人利益最优的行动方案, 也就是说:人是趋利避害的。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这里“利益”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 它的涵义得到了扩展, 不但包括经济利益, 而且扩展到了人的其他需求方面, 比如荣誉感、归属感、被尊重的需要和爱的需要等层面, 马斯洛的六层需求论即体现了这点。

笔者认为, “理性人”无所谓善恶, 也无所谓高尚和低劣, 这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理性人”在既定的规则体系之下, 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 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需求”最大化。马克思说过:“人们所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的利益有关。”, 可见, 马克思也是承认人类的趋利避害本性的。

二、“理性人假设”原理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

我们都知道, 水往低处流, 这是水流的特性。这个特性是双刃剑, 若运用不当便会为祸一方, 如若驾驭得法, 那就将造福于人。鲧和禹都治过水, 鲧败于堵而禹成于疏, 大禹成功之处就在于尊重规律, 充分利用水的特性, 疏导为主, 给洪水指明了方向, 设计了道路, 让它按自己的意愿, 乖乖的流经山川大岳, 灌溉千里良田, 最终汇入大海, 从此大患变大利。

“理性人假设”原理中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也是双刃剑, 如果尊重规律并运用得法, 可以用以引导人、规范人、激励人从而管理好人, 反之就会起到负面作用。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国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 “包产到户”这一貌似不起眼的、小小的制度变革为什么能在一夜之间如此显著地提高生产力?小时候曾听人讲起过那个年代的事, 当时不解:不明白为什么地还是那些地, 干活的人也还是那些人, 生产工具也没有改善, 为什么包产到户后能带来如此巨变?父亲后来一语道破天机:包产到户以后没人偷懒了, 谁再偷懒就是害了他自己。

包产到户后同样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 这一现象背后其实就是同一个机理在起作用:“理性人”的趋利避害本能。西方很少进行公民道德教育, 也不常搞爱岗敬业之类的宣传教育, 但还是能做到社会井然有序, 公司、企业高效运作, 大家遵守纪律, 各司其职, 为什么?一句话:有周密的制度并能严格执行之。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是著名的城市花园国家, 在新加坡几乎见不到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和个人卫生习惯和公民素质关系不大, 而主要是因为在新加坡吐一口痰要罚款折合人民币2500元, 这随意的一口痰代价实在是高昂, 足以令每个人都小心翼翼了。

三、管理目标的实现途径

在任何一个单位, 管理的实质目标无非是让被管理者的行为和管理者的目标相吻合。实现途径无非是三种:

一是加强对员工的思想教育, 最终依靠员工的思想觉悟, 形成自觉, 从而和单位的目标相吻合。

二是加强情感交流, 通过情感培养, 让员工对单位、组织产生认同感、归属感等情感体验, 从而让员工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对为单位奉献、付出。

三是通过明确周密的制度体系, 奖优罚劣, 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为我所用, 为单位所用。这实质上是引导员工在工作实践中把个人利益和单位目标统一起来, 在保证个人自身利益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 也水到渠成地达成了单位的管理目标。

在前面提到的三个途径中, 前两个的目标是管理中最理想的境界, 如果能达到思想觉悟上的极大提升、情感上的高度融洽, 那自然是非常和谐和理想的, 但在实践中, 我们发现如果仅仅依靠前两个途径, 实际效果往往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一是在现实生活中, 一定人群里思想道德高尚和品格低劣的人都占少数, 绝大部分是普通人群, 其特点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 同时他们也愿意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勤奋工作, 然后获取与自己付出相对应的报酬”, 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相合的;二是靠单位的情感培养, 往往和单位的企业文化, 价值取向乃至领导的个人魅力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 虽然从根本上我们应该以加强思想教育, 增加员工的情感认同为根本途径, 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期望所有人短期内都有高尚的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不现实的。在当前阶段, 重点考虑如何通过制度管理, 通过奖优罚劣, 充分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为我所用、为单位所用无疑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思路。

四、机关单位管理工作的特点和难点

众所周知, 在机关单位中, 人的管理一直以来都是难点, 这是由机关单位本身固有的工作特点决定的。

特点一:工作情况难以量化考核, 不同工作部门之间难以直接比较, 勉强比较则难以服众。这是机关单位管理工作最根本的特点和难点所在, 这和企业不一样, 如果是有实体产品的企业, 可以通过考察产品数量和质量来考核;如果是服务性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对象的反馈来考核;如果是商业银行, 也可以通过存贷款指标、业务量进行考核等等, 都有可行的办法供选择。而机关单位, 在定量考核中存在很大的难点, 不同的部门和岗位可能在工作量、风险程度方面有很大差别, 这方面处理不好, 可能会给员工造成不公平的感觉, 而公平意识是人与生俱来的意识之一。孔子2000多年前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公”。这意思是说, 大家可以接受物质的贫乏、条件的艰苦, 但很难接受不公平的待遇。

特点二:由于体制等诸多原因, 难以做到真正赏罚分明, 尤其是处罚, 很难真正实行。这给个别不自觉的人员造成了钻空子的空间, 各种消极现象随之出现:偷懒、懈怠、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作上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等等, 但只要我不严重违规, 你能奈我何?这就是个别不自觉人的心理状态, 这部分人, 人数不多, 但消极影响很大。一个这样的人, 可以影响几个、十几个乃至更多勤恳工作的人, 使他们也心理不平衡, 甚至也变得态度消极起来。为何个别人有这样大的影响力?这是由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的, 同样是职工, 同样的学历, 同样的地位, 同样的收入, 别人可以偷懒耍滑, 为何我要辛辛苦苦?这就心结所在。

鉴于以上这些特点, 造成了机关单位管理困难, 由于不容易“包产到户”和难以“横向比较”, 导致人浮于事, 工作效率低下,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其他的不良影响。经过归纳、抽象大概有这么几种典型现象:

现象1:某单位, 打算从改善劳动纪律入手, 加强管理, 改进作风。方法是派专人值守实行签到制度。由于宣传到位, 加上职工本身素质也可以, 因此这个决定也得到了大家支持。一开始情况很好, 迟到现象没有出现了, 气象一新。过了几天, 有个别人不自觉, 偶尔迟到了, 签到值班人碍于人情, 代他签了。很快, 其他人觉得自己吃亏了, 纷纷效仿, 于是该制度形同虚设, 最终单位整肃劳动纪律的计划破产。

现象2:因工作需要, 某单位计划对部分岗位进行轮岗, 起初很顺利, 后某岗位人员不愿重新适应新岗位, 以年龄、能力为由拒轮换, 最后不了了之。再往后, 对其他人员轮岗时, 单位领导发现阻力倍增, 无法实行, 轮岗计划因而流产。

现象3:单位每年均进行评先评优活动, 初衷是希望通过评先评优鼓励员工、激励员工从而推动工作。但实践下来发现效果并不理想, 甚至有时会产生负面作用, 比如影响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团结、对评选公平性的质疑等。原因是实际情况复杂, 难以制定统一可行的评选规则, 从而导致这类评选很难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与此相对应的是:一些有明确标准, 需要严格考核、打分的, 或者需要拿出具体成绩的项目, 获得的认可度就高得多, 如业务竞赛获奖、发表信息、文章等。

现象4:岗位分配。单位各工作岗位的特点不一, 工作量、工作要求、风险大小都不尽相同, 然而在分配岗位的时候, 领导往往要从全局考虑, 结合个人的特点能力, 有可能部分人做的岗位相对辛苦、风险大, 而部分人作的岗位相对清闲、风险小, 但在现行机制下, 各岗位的收入差距不大, 因而导致部分人产生不满和抱怨。

五、尊重规律, 因势利导, 为我所用

以上现象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人的道德和思想素质问题, 归根到底是一个管理问题, 而背后起作用的还是“理性人假设”原理。从这个角度讲, 管理层注意力仅集中在加强职工的思想道德教育上是不够的, 作为管理者, 应该因势利导, 充分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引导人们的行为, 使人们的行为和一个单位、一个集体的目标相吻合。具体来说建议从四个方面入手, 即:整章建制、从严执行、奖惩分明、实质公平。

首要的是整章建制。一定要建立细致、严密的制度并合理设置岗位分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烦复的工作, 但这是必要的前提, 付出再多人力物力也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明确、有效的行为规则。大家在这个规则之下, 都对自己的行为有明确的预期, 并在这个预期之下约束自己的行为, 而管理者, 也通过制定特定的规则使自己管理意图得以体现。

第二是从严执行。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制度、规则体现了管理者的思路和管理意图, 而这制度能否切实执行, 决定了这个意图能否实现。任何制度体系一开始不可能尽善尽美, 总有不够合理、周密甚至不够公平的地方, 但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严格执行, 哪怕它不够完善, 不够合理, 也要一边严格执行, 一边不断修改, 使之日臻完善。

制定了确定的规则后就严格执行, 可以允许执行有缺陷的制度和规则, 但绝不能允许执行不严的情况发生。规则有缺陷可以不断修订, 不断改进, 总有相对完善的时候, 但一旦出现执行不严的情况, 员工就会对自己和其他人的行为后果出现不确定的预期, “理性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就可能在这时候凸显出其消极的一面, 对单位、对组织造成损害。

《资治通鉴》里有则小故事叫“商鞅立信”。原文摘录如下:“商鞅令既具, 未布, 恐民之不信也, 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之南门, 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 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 辄予五十金, 以明不欺。民信之, 卒下令”。这则典故说的是"民无信不立"的道理, 也体现了严格执行既定制度从而民众相信的管理思路, 这是治国的根本原则之一, 用到今天的单位管理上, 也并不过时。

第三是奖罚分明。这也非常重要, 直接给了人们一个预期,

一个个导向, 让大家知道, 什么样的行为会让自己获得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利益, 什么样的行为会导致负面的后果。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 “理性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预期, 大家在作为的时候, 就会以确定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这就建立了单位目标、导向和个人行为之间的纽带。

“商鞅立信”的故事也体现了赏罚分明的思路, 不仅要分明, 而且得重奖重罚, 奖要奖得人眼红, 罚要罚得心惊肉跳。

第四是实质公平。公平意识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 孔子就曾经说过:“民不患寡而患不公”。按照现代经济法的理论, 公平可以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形式公平是基础, 可是, 形式上的公平并不一定可以导致真实的公平”, “经济法上的公平, 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 即实质公平”。

显然, 对单位而言, 会存在一个形式公平 (起点公平) 和实质公平 (结果公平) 如何取舍的问题, 比如以前平均主义的时代, 干多干少大家所得基本一样, 形式上公平了———因为大家分到的利益基本一样, 而实质上是不公平的, 因为人的能力、态度、贡献有差别, 这个差别有时还很大, 此前提下大家收入基本一样, 实质上是有失公平的。所以我们今天提倡要适当拉开收入差距, 这也是实质公平理念的一个体现。在机关单位, 寻求实质公平必然要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开, 这个是必然, 前提是岗位划分要细化, 要把不同岗位的工作量、难易程度、责任、风险等诸多差异充分体现在收入的差异中。

以上是从“理性人假设”角度作出的粗浅分析, 当然, 实际工作和生活中的情形远远要复杂得多, “理性人”假设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下的模型, 实际上, 人类不但有趋利避害的本性, 也有“善”和“无私”的一面, 不但有理性的一面, 还有感性的一面, 这也是“理性人假设”理论始终存在的局限性。作为机关单位的管理者来说, 既要重视制度管人, 充分发挥人趋利避害本能中积极的一面, 又要重视思想道德教育, 重视以情感人, 充分培养并发扬人性中“善”和“无私”的一面, 才是既治标又治本之举。

尽管如此, 在当前的现实条件下, “理性人假设”在管理工作中仍然有它的合理内核, 充分运用这一理论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通过赏优罚劣, 充分发挥惩戒作用和激励作用, 对我们做好机关单位的管理工作, 提高机关单位工作效率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摘要：管理是一门科学, 更是一门艺术。机关单位和容易量化管理、考核的企业相比, 有不同的特点, 在机关单位中, 如何行之有效地进行管理, 使员工最大化地为单位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使整个单位持续、高效运行一直是一个难题。本文拟从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设”原理的角度出发, 粗浅探索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约束和制度激励, 合理利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 引导员工的行为, 使其个人利益和单位利益得到统一, 让每一个员工在不自觉中, 最大限度地为单位的总体目标作出贡献。

关键词：理性人,趋利避害,管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82页

【2】孔子“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季氏》)

【3】田辉《对经济法实质公平理念的分析》

篇3：从国学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不同

关键词：弟子规 儒家 西方 管理思想

1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人本主义

《弟子规》中有：“待婢仆 身贵端 虽贵端 慈而宽 势服人 心不然 理服人 方无言”意思是主人要爱护与平等对待仆人，主人是一家之主，延伸到现代企业，就是老板与管理者。儒家思想从组织的角度来关心人、爱护人，维护人的生存权利，根本目的是维持组织的稳定性。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人本化，把企业的成长与员工的成长看得同样重要。美国轰动一时的《掌握人性的管理》提出激发员工的管理黄金准则是：你希望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该如何待人。恰恰是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思想。中国企业家胡小林先生带头学习《弟子规》后，以人为本，赢得员工一致爱戴。

2 儒家的“仁”与西方现代管理的“关怀”相通

《弟子规》中有：“凡是人 皆须爱 天同覆 地同载”。 意思是对天地万物都有仁爱之心。“ 仁” 是儒家人本哲学的中心概念。孔子解释是“爱人”，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由此推而广之去爱别人，甚至去爱物类。管理者都对员工关心和爱护，员工也都很热爱自己的工作。过去的人事管理职能以“控制”为主，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职能则以“关怀”为主，力求营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同时，企业对外也有仁爱之心，就会乐于从事慈善事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东方首富李嘉诚先生的仁爱致富与西方首富比尔盖茨的利润分享的经验同为一理。

3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学习

《弟子规》中有：“但力行 不学文 任己见 昧理真”，说明了一个人学习的重要。又有“读书法 有三到 心眼口 信皆要 方读此 勿慕彼 此未终 彼勿起 宽为限 紧用功 工夫到 滞塞通 心有疑 随札记 就人问 求确义”，讲解了学习的方法。《论语》首篇第一句话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与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建设“学习型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现在，很多企业鼓励员工继续教育，企业大学也不断涌现。例如，首钢第二炼钢厂组织职工网上学习、网上考试、网上攻关、网上管理、网上交流等方法，使职工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

4 儒家“道之以德” 与西方“以德治企”相通

儒家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弟子规》是一本道德教育读物，很多地方体现了德育重要。“首孝弟 次谨信 泛爱众 而亲仁”是道德总纲。细述很多，比如“物虽小 勿私藏 用人物 须明求 倘不问 即为偷 ”“无心非 名为错 有心非 名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 倘掩饰 增一辜”“彼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莫闲管”“人有短 切莫揭 人有私 切莫说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之 愈思勉”。“己有能 勿自私 人所能 勿轻訾 勿谄富 勿骄贫 勿厌故 勿喜新 ”“能亲仁 无限好 德日进 过日少 不亲仁 无限害 小人进 百事坏”“恩欲报 怨欲忘 报怨短 报恩长”。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思想也强调“以德治企”和企业文化建设。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受东方传统伦理思想和管理观念影响，西方管理学界正经历着一次由“科学管理”和“行为管理”向“伦理管理”的重大变革。领导要有德行才能服众，员工要德才兼备才会重用。

5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重视信用

孔子认为为政的要素有三：兵、食、信，其中“信”最为紧要。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弟子规》中有：“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妄 奚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惟其是 勿佞巧 奸巧语 秽污词 市井气 切戒之”，意思是说话要重信用，才能被人信任。这与现代企业文化所倡导的经营理念相一致。信用是个人与企业最大的无形资产。企业的诚信经营，首先表现在经营方针的正确，即儒家所说的“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平，改变社会不良的风气为己任。再次就是要“守信”。安然破产事件就是反面典型。美国安然能源公司，曾经居世界500强第7位，2000年营业规模过千亿元。可是，能源巨人几乎在一瞬间倒塌了，原因在于安然公司隐瞒关键财务报表，掩盖经营危机。

6 儒家与西方现代管理都慎重细节

《弟子规》中有：“见未真 勿轻言 知未的 勿轻传 事非宜 勿轻诺 茍轻诺 进退错” 意思是说话与承诺都要谨慎。“冠必正 纽必结 袜与履 俱紧切 置冠服 有定位 勿乱顿 致污秽” 意思是举止要端正。西方管理有句话“细节决定成败”同理。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重视细节，获得成功。比如，海尔的OEC管理法，即Overall（全方位）、Every（每人、每天、每件事）、Control&Clear;（控制和清理）简称“日事日毕，日清日高”。1995年2月巴林银行倒闭就是反例。巴林银行的倒闭是由于该行在新加坡的期货公司交易形成巨额亏损引发的。由于前台首期交易员（而且是后台结算主管）里森业务熟练，被视为有才干的人，对其委以重任，却疏于监管，甚至当问题暴露出来后，管理层也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使事态逐渐扩大，导致银行的倒闭。

参考文献：

[1]黄灿.《弟子规》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1.

[2]李月彬，李竞雪，安然.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弟子规》[J].内蒙古教育（职教版），2013（02）.

[3]郑秀芬.《弟子规》中的儒家文化传统及现代价值[J].新闻爱好者，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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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从国学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不同

作为当今西方戏剧界公认的最为重要的导演之一, 彼得布鲁克以他超乎寻常的作品俘获了全世界观众的心。《马拉/萨德》和《李尔王》被认为是具有“革命性”的作品, 在空中演出的《仲夏夜之梦》、具有反传统意味的《卡门的悲剧》, 以及长达九个小时的印度神话巨作《摩诃婆罗多》都使他的戏剧创作呈现出不拘一格的气象, 也让他成为一位能吸引不同类型观众的艺术家。

诚然, 在彼得布鲁克的戏剧演出中有诸多似曾相识的东方艺术元素不时跳动出来, 这一定意义上能够说明东方美学传统对他的影响。实际上, 这种情况的出现, 也存在其必然性。

首先, 从外部环境来看, 从上世纪中叶至今, 社会的科技信息量愈加发达, 特别是最近十年, 各国在艺术以及各个领域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也越来越频繁。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相互渗透和影响, 使得彼此受益, 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日益开放拓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当下各国戏剧从风格样式、题材选择、表导演手法、舞台制作手段都变得异常活跃和丰富。彼得布鲁克在巴黎成立的国际戏剧研究中心———北风剧社, 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多国部队”式的剧团里, 演员来自五湖四海, 十七个不同国家的演员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戏剧素养和艺术个性, 在一起分享着他们因着各自的天赋和文化在舞台上所带来的精彩碰撞。

由此看来, 东方传统元素在彼得布鲁克戏剧中的出现并不令人惊奇, 彼得也许确实对东方传统中的某些部分进行了“借鉴”。但如果把这种“借鉴”一味理解为在表现形式上的临摹, 却又言之偏颇。那么西方当代戏剧舞台对所谓“东方传统”的“借鉴”, 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个人以为, 对于以彼得布鲁克为代表的西方的戏剧创作者们来说, 与其说他们在舞台创作中对“东方传统”进行了借鉴, 倒不如说成是他们对剧场空间中戏剧样式呈现所进行的试验、探索和尝试。

其次, 从内部的联系来看, 所有艺术形式都是人的艺术, 都会去研究美、创造美。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所面对的艺术创作, 其内容本质都是一样的, 因为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美的本质的探索是一样的。东西方艺术审美和取向虽有差别, 但追求美的终极目的是相同的。比如说, 中国的传统艺术创作中所包含着的美学精神, 与西方很多领域中名家的论断不谋而合:古希腊美学家认为“美在形式”, 传统美学则提倡“美在意象”;柳宗元说:“美不自美, 因人而彰”, 休谟认为美“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歌德说美是“自然秘密规律的表现”, 叶朗说美“是照亮、创造、生成”, 但是又“绝对离不开宇宙自然和人类的物质及精神生活”。戏剧方面, 对于东方来讲虽是舶来品, 但是对于艺术的创作本质而言, 东西方依然有着灿烂的交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强调演员要创造人的“精神生活”, 认为舞台上的生活和真实“必须是真正的、不加粉饰的, 但又是剔除掉多余的日常生活细节的”, 这与传统美学中“传神写照”和“不似之似似之”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彼得布鲁克评价契诃夫的剧作, 是作家“无限轻柔而小心翼翼地从生活里提取成千上万细薄的层次”, 通过精心的呵护和培养, 使得它们“既优美精巧, 匠心独运, 又不乏丰富的寓意”。而传统美学中荆浩也强调艺术创作是“删拨大要、凝想形物”的过程。这些对美的认识跨越了时间和地域和民族, 交织成了一片大美的星空, 见证了人类的智慧和心灵。我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方面强调了民族文化中有着无法替代的地域性、独特性, 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民族艺术与世界文化之间内在的关联性, 即追求美、创造美的本质是不变的!

第三, 我们一直在讲“东方传统”, 那么, 所谓的“传统”究竟指什么?我认为, 所谓传统, 并非守旧, 对于当今所谓的传统, 实则是几千年以来先人对生命、生活、社会、艺术、美的智慧性、哲学性、科学性的发现与创造。说的通俗一些, 它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某一地区、国家、民族中逐渐积累形成的, 至今还在广为流传和接受的人们共同的智慧、经验和习惯。它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部分, 本文提及的传统, 是专指东方古典艺术创作中, 至今还能够适应并引领当代艺术创作的精华。传统之所以能成为传统, 是因为它渗透在各个领域中代表着民族文明的主要的精神和思想, 超越了时间、地域, 至今依然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 我们称之为经典。古往今来, 真正的大师都是通过研习前人之法, 参悟半生而得心源, 最终才能另辟蹊径、独成一家。

由此可见, “传统”并不是僵死的, 而是具有广泛的生命力和无限创新的可能性。它是“旧”的, 因为之所以能称之为“传统”, 必然是经历了悠长的岁月积淀;它更是担得住一个“新”字, 因为这些智慧、经验、习惯不仅此时对人们的生活、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 它们还会和新的事物结合, 迸发出新的影响、新的生命、新的火花。我们不知道彼得布鲁克是否对中国和东方的传统有着深刻的研究, 但有一点非常明确, 他所做的, 是对剧场、对戏剧演出、对空间不断的寻找和探索,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 所谓的“东方传统”对于彼得布鲁克来说, 是从未接触过的, 是值得加以运用和融合的, 是创造崭新剧场的新鲜血液。即使对这些“东方传统”的了解并不透彻, 但对于艺术触觉及其敏感的艺术家, 足可以把它们拿来, 为我所用, 却丝毫不影响自己的戏剧观念。事实上, 彼得布鲁克一直在不断用这样的方式吸收和借鉴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各种新鲜的艺术元素, 借此丰富自己的创作。而这样做只能更加丰富他自己心中的剧场空间。可见, 传统于今人来讲是“旧”, 而对于先于创造他们的古人来讲却是“新”;现代对于当下来说是“新”, 而对于未来的社会却是“旧”;东方传统对于深谙东方智慧的中国人来说是“旧”, 但对于老彼得这位外国友人来说, 却是不折不扣的“新”。

中国的古人很久之前就尝试着辩证地解读这个问题。“学诗者不可忽略古人, 亦不可附会古人”。叶燮在强调对传统继承的同时, 激发了人们超越前人勇于突破的勇气。先守, 后破, 再立, 这不仅是艺术创新所必经的过程, 更是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所谓不立不破、不破不立。新与旧, 继承与创新, 是不可分割、相互依托的。创作者应该做到“取古人之长皆为己有, 自存面貌之真不与人同”。只不过对于彼得布鲁克为代表的, 对戏剧舞台传统了然于心的创作者们来说, “取古人之长”, 变成了“取世人之长”, “取东方之长”而已。

二

放眼古今中外, 有不少例证可以说明在我们看来的一些古人流传下的所谓“旧”的东西, 却在近现代的西方艺术中神奇地找到了某些契合点。

上世纪五十年代, 张大千夫妇曾经在法国的尼斯与毕加索有过一次会面。让张大千没有想到的是, 当时已经是西方乃至世界级大师的毕加索对艺术的追求和好奇依然如饥似渴。他拿出了五本自己临摹齐白石的画册, 请张大千给一些建议, 张大千把中国画的精神和技法精要与毕加索分享。之后毕加索将中国水墨技法的精神加以吸收运用, 用自创的“揭底染刻”工艺, 创作出了著名的《斗牛》系列。他之后的绘画和陶艺创作中也经常运用中国画的线条和笔墨元素。

再如, 1935年, 布莱希特在俄国看到了梅兰芳的演出, 深受震撼和启发。且不谈他对于中国戏曲的认识和解读是否全面、正确, 但是梅兰芳与布莱希特这次在俄国“未曾见面的相遇”, 却为布莱希特创造性的提出了“陌生化效果”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从这个层面讲, 在我们看来布莱希特对于中国戏曲的认知, 对戏剧创作而言却是一种创造和馈赠。就在不久前, 一位欧丁剧院的驻场导演曾经说过:现在很多欧洲的导演都在对东方, 对中国的传统戏曲产生着浓厚的兴趣, 不是因为它的程式, 而是在程式里蕴含着的, 有益于戏剧舞台创作的迷人的东西。

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便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彼得布鲁克所做的事情了。即使是处在一个银幕作品繁盛的时代, 彼得布鲁克依然痴迷于剧场创作。在他的艺术生活中, 他竭力尝试着让剧场艺术保有持久生命力, 并凭着勇气、纯洁的目的、对艺术价值孜孜不倦的追求, 努力寻求一切剧场艺术创作的可能性———砸碎一切桎梏, 无论是“新”或“旧”, 只要是能滋养于戏剧艺术的因素, 都会吸引他在剧场中进行尝试和探索。彼得布鲁克何尝不是这样做的呢?他用九个小时的时间创造出一部以古代印度史诗为基础改编而成的舞台剧《摩诃婆罗多》, 可是并没有带着观众回到三千年前的古代印度, 没有模仿印度人或印度的艺术, 他和他的演员们所做的, 是取其精华, 不仅如此, 彼得布鲁克更是发挥了采众家之长的精神, 用了二十五周的时间将那些年在亚洲、非洲旅行和探索的所有成果都运用到了这部作品中。正如美国著名批评家、评论员玛格丽特?克劳登所描述的:“仪式戏剧、东方的说书人、印度古典戏剧、魔法和小丑;史诗舞台剧的宽广视野;莎士比亚悲剧式的语气和音调;残酷戏剧的野性。由一群具有国际背景的演员表演的古典戏剧体现出一种奇怪的特色, 表情丰富的面孔、多变的风格和形体动作让这部作品难以归类。”《仲夏夜之梦》也是如此。一直以来, 《仲夏夜之梦》使人联想到的都是翩翩起舞的精灵、绿色的森林。对此很少有人打破常规, 但彼得布鲁克却这么做了———忠实于莎士比亚的原文、当代空间的设计、弗洛伊德的效果。导演选择了在一个明亮开放的白色舞台空间中演出。全团的演员没有化妆, 穿着白色的缎子斗篷在鼓声中开始他们的表演。在白光下, 魔幻的世界展现在眼前———空中的飞翔, 瞬间改变颜色的衣服, 具有杂技意味的形体展现, 种种神奇的场景让人难忘。精灵们的穿着打扮并不具有任何时代特征, 她们穿着灰色绸缎的衬衫和休闲裤, 背景音乐放的是理查德?皮斯利用非洲鼓、管钟、伊丽莎白时代的吉他弹奏出的无调性音乐, 却与中国戏曲里的锣鼓点儿有几分相似。而通过这一切, 在舞台黑洞中溢出的, 是一泓具有质朴视觉美感的甘泉。

在彼得布鲁克看来, 不论是东方传统还是西方传统, 不论是亚洲还是非洲, 不论是演出的样式风格还是舞台、灯光、服装、音乐……都在自己“为我所用”的原则下, 在或解构、或颠覆、或试验的导演构想中, 化身成了一个个闪耀的新元素, 在舞台上迸发出新鲜的活力;这些新元素, 也帮助他实现着作品中那些个不凡的导演意图, 如《仲夏夜之梦》中暧昧的爱情、性欲的不确定性、怪异的下意识图景以及爱的疯狂迷乱;《摩诃婆罗多》中, 关于权利的占有欲、嫉妒和仇恨的根源以及人们破坏性力量的提问等等……或者这样说, 对于彼得先生和他的剧场, 一切新鲜的、有益于戏剧产生改变的元素都是他的“试验品”, 用它们, 在空的空间里可以创造出, 更为宏大壮阔、色彩缤纷、奇幻神秘的别样世界。

三

于是, 西方的艺术家们对东方传统的所谓的“借鉴”行为, 究竟意味着什么, 答案应该很明确了———就是一种永不停息的创造精神。彼得布鲁克说过:“一出生机勃勃的戏剧当它认为能远离像时尚那样无聊的玩意儿时, 便将枯萎下去。在戏剧中, 每一种形式一经诞生便注定要灭亡。每一种形式都必须进行重新的组合, 而且这种新形式所包含的新的概念将会带有周围一切影响的印记。”所以对于他来说, 所谓的“借鉴”跟他每一次对于剧场形式和空间的创新和尝试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的借鉴在每个艺术领域都存在。彼得布鲁克在他的著作《空的空间》里郑重提出:“戏剧必须前进, 它不能活在过去甚至现在。”事实上, 在他执导的许多重要作品, 像《仲夏夜之梦》与《摩诃婆罗多》, 他都在努力实现着自己这一创作理念:“创造一种新的剧场空间———在这里, 剧场性得到赞美。”

不仅是彼得布鲁克, 一大批的戏剧工作者都在做着这样的尝试和努力。《安魂曲》中人扮的小屋、月亮和树林, 举着铁丝做的马头疲惫前行的“老马”, 坐在台口游弋于戏里戏外的歌者;《唐璜》中唐璜与仆人落水, 单凭两匹白布、灯光的变化以及演员的表演, 就把渔民救人的水下场景表现的惟妙惟肖……如同彼得布鲁克所说:“一个空荡荡的舞台有什么错吗?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在舞台上摆放上各种道具?”

其实, 遑论彼得布鲁克的初衷是什么, 他又是采取了何种形式来实现, 在我看来, 就是他通过艺术创作的境界, 完成他艺术心灵境界的过程。能够把宇宙、自然、社会万千气象, 和繁芜纷杂的世事人心、悲欢离合中的最深意义呈现于舞台之上, 那是创作者深邃博大且丰盈充实心灵的写照, 观众在这样的写照中获得了超脱、宽容、满意的愉悦, 看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彼得布鲁克艺术创作的过程, 何尝不是心灵对自然和生命的一种回归呢?

剧场是有生命的, 它总能孕育出各种艺术的胚胎, 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结出五彩的果实;做戏的人就是辛劳的园丁, 他要凭智慧、勇气和努力在这片土壤上去耕耘、灌溉。只要是能够滋润作物生长的雨露和土壤, 都可以加以利用。彼得布鲁克正是这样一位园丁, 他所做的, 正是最大限度地去挖掘剧场性, 利用一切养料来滋养自己的作品。事实上, 他对东方传统的借鉴, 就是对剧场新形式新内容的尝试和实验。这是种情理, 也是种必然———只要是有益于其创作的, 为什么不能借鉴呢?或许于当今中国的戏剧创作者来讲, 这种“借鉴”未免有些少吧!

彼得布鲁克在1970年接受采访时就曾经豪情万丈的说过:“我从一开始就拒绝相信, 一部音乐剧比一部大型歌剧更好或更差, 或者一部电视剧比诗歌更好或更差。我从不相信任何功利价值, 或者什么根本的文化价值, 说一种价值比另一种更好对我毫无意义……我试图从这种快乐的实验中获得直接经验。我感到快乐的只不过是不断地改变场景而已。我所做的也就是我全部的人生。”

我深以为然。

摘要：彼得布鲁克作为当代欧洲极富创造力的舞台巨人, 在近半个世纪里不断的通过剧场带给人们各种惊喜。在我们看来, 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或多或少的蕴含着“东方艺术元素”。也有评论认为这是西方当代戏剧舞台对“东方传统”借鉴的典范。作为当代西方戏剧的领军人物, 彼得布鲁克的艺术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某些代表性。纵观西方戏剧近几十年来的发展, 我们不难看到, 越来越多的东方艺术元素出现在西方戏剧舞台上, 越来越多的西方戏剧导演对所谓的“东方传统”审慎地尝试着运用它们来丰富自己的创作。然而这是否就能说明, 西方当代戏剧舞台对“东方传统”进行了某些借鉴呢?答案可能仁者见仁,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彼得布鲁克的作品, 从另一个角度, 来重新反思一下这所谓的“借鉴”。

关键词：西方当代戏剧舞台,东方传统,借鉴

参考文献

[1]《空的空间》, 彼得·布鲁克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

[2]《彼得布鲁克访谈录1970-2000》, [美]玛格丽特·克劳登著, 河西译, 新星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

[3]《美从何处寻》, 宗白华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

[4]《中国美学史大纲》, 叶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篇5：从国学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不同

摘要：借助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以及其美国译者Evan King的英译本 Rickshaw Boy，文章重点论述了处于西方意识形态下的译者在选择人名的翻译策略时，如何通过采取怪诞的译意策略，带着自己的文化烙印来满足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

关键词：人名翻译；东方学；文化想象

引言

在翻译行为中，文本通过译者，方可到达迥异的另一种文化中。译者，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由于文化的迥异，世界观，道德观，意识形态等等的迥异，带着自己文化烙印的译者，在选择或者处理一些译文时，会不同程度地带着自己对源语文化的想象，同时，为了迎合目标语读者，也会使译文满足读者对源语文化的想象。文章借助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及美国译者Evan King的英译本 Rickshaw Boy，通过仔细深入地研究译者对原文中人物名字的翻译，论述其翻译如何满足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

一、名字在中西文化中的差异

美国当代知名翻译理论家泰谟兹克提出：“名字在很多文化中不仅仅有词汇意义，还担任着社会语言学的功能符号，表明部落和家庭关系，性别和阶级、种族、民族、国家、宗教身份等等。它们指代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因此，文本中的名字在翻译的过程中，带来很棘手的问题，部分原因是名字符号常常具有非常特殊的文化意义并且依赖其文化范式。”（泰谟兹克223-224）

在中国文化中，人物姓名，承载着很深的文化内涵和所指。中国的姓名，往往承载着丰富的信息，如：“洛生” “沪生”等这样的名字，传递出孩子出生地方的信息，“秋生”、“春梅”、“晨曦”透露出孩子出生时辰和季节等，更多的中国人姓名，寄托着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和美好祝愿，如名字中含有“福”、“贵”，“安”等等。小说中作者将主人公命名为“祥子”，表达出一种美好的祝愿，而他的妻子命名为“虎妞”，向读者传达出她丑陋的外表。从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姓名的丰富内涵，但从翻译的层面也体会出 “中国名字的翻译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在汉语中，声音序列往往和特定字符或者意符甚至书写因素相关联，这些因素往往有他们自己独立的一套规则。”（泰谟兹克240）

那么在英语文化中，名字又有什么样的规则呢？泰谟兹克在他的论著中这样描述到：“在英语中，具有语义的名字好似没有良好的文化声望，在英语语境中，有语义的名字往往带有贬义色彩，因为有语义的名字和殖民地文化有关系------美国印第安人，非洲人，印度人以及爱尔兰人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弱势，没有强有力的地位，他们文化的命名总是带着很多的语义，而且，在英语名字中，通常把有语义的名字用来命名动物和女性”（泰谟兹克233）。

含有语义的名字，在中国文化中，往往寓意美好，而在英语文化中，却成了弱势群体的象征。

二、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

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中，描述了东方在西方眼中的特点：“壮观、专制、残忍、性感、没有自治、艺术、非理性的、不合逻辑、阴谋、狡诈、嗜睡、堕落、幼稚、充满异国情调的、被动的、神秘的、沉默、软弱和黑暗”（鲍德威 69）。在对东方的研究中，因为研究行为的主体是西方，而整个东方处于被研究，被言说的客体，在整个东方学研究中，东方世界处于失语状态，而西方世界掌握了言说东方的话语权，因此，无论东方世界对自己的认可和评价和上面罗列的这些多数为贬义的词有多大的差异，在西方世界中，对东方的想象，正如萨义德描述所用的那些刺眼的词汇。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些词汇多少成分是合理的，多少成分是歪曲的，只是了解东方在西方眼中的特点。这样的了解帮助读者理解翻译中的策略选择，帮助读者了解一下译者如何通过翻译来满足西方读者对东方的想象。

三、译者有意识地满足目标读者对东方的想象

人名的翻译，国际一般的通行惯例是使用译音方法，无论是采用韦氏拼法，还是拼音拼法，更多的是关注名字在生活当中的指称功能。因为在一般的交际中人们而更注重名字的指称功能，而不去过多地关注名字寓意，因此，在不同语言之间的人名翻译大多采用译音法，仅对某些知名人物名字的翻译会按约定俗成或者其他具体情况来特殊处理。

针对老舍作品《骆驼祥子》中的一些人名，美国译者Evan King在他的译本 Rickshaw Boy 中是这样翻译的：祥子（Happy Boy），小福子（Little Lucky One），二强子（Second Vigorous Son），虎妞（Tigress），小文（Little Elegance）。Evan King翻译的名字完全舍弃了通用的译音策略，失去了原文名字的音韵效果。

仔细分析Evan King 的名字翻译，小说中人名在他的翻译中，有种怪异，莫名其妙的感觉，失去了人名的特点和功能。或许译者认为这些名字寓意深刻，并且有意想要读者领悟名字的种种指称意义之外的语义，可以采用某种手段加以再现，但是应在合理的限度内部分再现。所谓合理的限度我们参考一下《红楼梦》杨译本为弥补译音造成的名字意义的损失而采取的合理做法：如：甄士隐Chen Shih-yin，熙凤Hsi-feng。杨先生采取了对部分人名的翻译，采取了音译，但为了弥补涵义的缺失，名字首次出现时以脚注形式加以补充解释，之后就只用音译，不做解释。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人名翻译方法，既注重了人名的指称功能，又兼顾到文化内涵。

进一步看Evan King的人名翻译，即便是译者通篇使用译意的人名，《骆驼祥子》中人名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丢失很多：比如 “小福子”中的“福”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刻内涵的字眼，包含有：幸福，福气，美好，顺心，丰收等等美好涵义，而Evan King仅用一个“lucky”来翻译，损失了太多“福”字丰富内涵。endprint

那么，Evan King采取通篇译意的人名翻译策略，仅仅是因为语言的差异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萨义德认为 “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显示出对东方什么样的态度，最后，他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和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中心主义者。”（萨义德 260）Evan King生活在英语语言文化中，他深知“现代英语文化中的名字很少有明显的语义。”（泰谟兹克 230）因而充满了语义和内涵的中国名字给他以及这些英语文化中人们一种新鲜和奇异的感觉，同时也符合西方世界眼中的东方处于弱势的想象。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中，对翻译的操控有很多因素，比如赞助者，目标语读者，译者的文化意识形态等等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到译者的翻译。译著的出版，赞助商必须要考虑市场的接受和销量，销量来自读者的接受，在选择译者时，赞助商和出版商会有意选择符合他们利益的人选，因此，被选中的译者Evan King采取这样的翻译策略，明显是考虑到目标语读者，为了让读者接受这本来自东方的文学作品，就必须满足读者对东方的想象：非理性的、不合逻辑堕落、幼稚、充满异国情调的、神秘的等等。

四、译者无意识地满足自己对东方的想象

美国译者Evan King对《骆驼祥子》人名采取译意的翻译策略，更深层的因素还有他所处的文化意识形态。

西方国家和东方世界无论在文化价值观，道德观，还是经济发展阶段都有很大的差异。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东方诸多国家都遭受到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殖民的历史，以及经济发展的差距，再加上不同的意识形态，在西方世界看来，东方属于一种“他者”形象，和“他者”相关的想象还有贫穷，愚昧，丑陋等特点。译者Evan King生活在这样的西方世界，成长于这样的文化意识形态中，那么审视东方世界时，他和他的目标读者都会带着一种有色眼镜来观望东方，包括中国。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偏见无论我们想怎样有意地避开，都会是一种徒劳。无论我们怎么做，“无论走到哪里，我们的社会或道德价值观永远形影不离，摆脱不掉。”（Freud 69）因为这种偏见经过文化上千百年的承载和重复已经存在于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当然也包括译者Evan King的无意识当中。

译者有意用这种不符合常规的名字翻译策略除了有意为目标读者营造一种东方的奇异怪诞感，以吸引读者，同时，作为所属的西方文化中的一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对待原语文化的态度往往是其所身属的文化对待原语文化的态度，是其身属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孙会军67），因此，可以说译者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下，采取这样的翻译策略，也满足了他对东方世界的想象。

五、结语

通过Evan King 对《骆驼祥子》中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处于西方世界的译者，为了满足目标读者，会有意识地满足西方读者对东方的想象，而同时，成长于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当中，也会被“集体无意识”影响，满足了自己对东方文化的想象。从中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的表层传译，翻译是受各种超越文字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包括译者对源语文化的想象。

【参考文献】

[1]鲍德威.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泰谟兹克.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早期爱尔兰文学是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2004.

[3]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老舍.老舍小说全集（第四卷）[M].舒济/舒乙编.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5]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M].车文博主编.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

[6]孙会军.普遍与差异：后殖民批评视阙下的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篇6：从国学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不同

关键词：重商主义,人文经济,儒家思想

重商主义, 即重视商业, 特别是对外贸易、对货币 (金银) 的追求, 认为贵金属 (货币) 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它是18世纪在欧洲颇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一国的国力取决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而中国重商主义在明清时期一度兴起而后一蹶不振。那么为什么在西欧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就发展不起来呢?

一、政治因素 (Political Factors)

中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 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

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停滞不前,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一直推行遵从“重农主义”。《管子》里揭示了所谓“士农工商”的阶级特点, 即读书为先, 农次之, 工再次之, 商人最后。由此可见,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商人就是最没有地位的。到秦统一后, 秦国从商鞅变法后的传统就是鼓励农耕, 抑制商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重农轻商的政策来维护统治和社会安定。在中国古代, 纵使商业有发展, 那也是在官府的层层控制剥削之下, 因此就算有商业繁荣也是畸形的虚假的繁荣。所以中国的重农思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 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商业的发展采取打击压制之能事。

而西欧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则是为了重商主义的产生奠定政治基础。西欧强调国家干预重商主义, 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的具体措施。封建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 保护本国的工商业, 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国家用管制金银的办法来限制货币外流, 增加本国财富。而晚期重商主义则主张用加强对外贸易管理的办法来使国家致富。总之, 在当时的重商主义者看来, 国家干预经济活动, 是保障财富增长的重要手段, 也是国家致富的可靠保证。要想外国货币大量流入国内, 就必须发展对外贸易, 必须由国家来控制国民经济的活动。以英国政府为例, 英国资产阶级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就需要民族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只有实施特别的保护性措施, 才有可能进行贸易。为了争夺殖民地和商业利益, 甚至不时需要兵戎相见, 直到18世纪中叶, 自由贸易在当时并不是现实的和理想的选择。英国也只是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之后, 特别是通过工业革命形成了绝对优势, 才开始实施自由贸易的。因此, 重商主义者提出巩固和增强中央集权国家的实力, 并极力主张国家采取各种立法手段和行政措施, 制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 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符合扩大出口和货币输入的要求。他们强调国家一切经济活动, 都应服从于促进国家富强及战胜外国劲敌这一目标。凡有利于这个目标的就加以鼓励, 否则就严加干涉。因此, 国家干涉构成了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

二、经济因素 (Economic Factors)

在中国,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小农经济, 尤其是铁犁牛耕的出现, 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 更是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提供了技术保证, 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小农经济下, 农民掌握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 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经营规模很小, 农民在自己有限的土地上, 努力提高耕作技术, 为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压迫与剥削下, 农民承担了沉重的徭役, 小农经济十分脆弱, 每遇灾荒瘟疫, 多数农民家庭就会陷于贫困, 失去土地或破产流亡, 这样的农民极端贫困, 无力购买手工业品, 影响了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商品经济的拓展, 妨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中国的小农经济, 对于人们来说拥有土地可以榨取巨额财富, 同时对国家而言, 农业的发展可使人丁兴旺, 使粮仓充盈。国家认为商人剥削人民, 巨大的利润会吸引农民忽略农业生产。而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农业发展, 也就是休养生息, 轻徭薄赋;反之就是因为百姓承担不起苛捐杂税导致农民破产、人口锐减、经济衰退。中国百姓大多数依靠农业生存, 农业稳定即社会稳定。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人地位低, 乐于经商的人少, 愿作地主的人多。再加上中国农业发达, 小农经济自给自足, 绝大部分地主和农民安于现状。而且明清时期强化了自然经济, 阻碍工商业的发展。最后即使在清末手工业、商业等出现, 也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而昙花一现, 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而在西欧封建社会末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工商业逐渐发展, 商业资本加强的同时, 也为重商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并推动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随着手工工场的出现, 工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工商业资产阶级形成, 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西欧封建社会渐趋瓦解, 商品经济最终取代自然经济, 在这种经济因素的基础上, 人们更加追求现实生活, 崇尚理性与科学, 科技的发展以及知识的不断积累, 为欧洲重商主义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对外政策 (External Policy)

中国认为泱泱大国物产丰富, 长时间实行闭关锁国、海禁的政策。

中世纪 (约公元476年至公元1453年) 的亚洲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 达到大规模开展对外贸易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印度。同时在15世纪时历史的车轮开始转动时, 地图开始流通。自从郑和远航之后, 世界的未来便取决于海洋。谁夺取了海洋, 便打开了财富的宝库, 找到了致富的捷径。当时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国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导致历来中国统治者都自认为完全可以进行国内交易流通, 而不必依靠国外的贸易往来, 对外贸易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 但一般都采取朝贡和互市的方式, 是对臣民小国的恩赐, 而不是平等的交易。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 (商禁) , 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 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 (进贡除外) 。而重商的精髓是向外发展, 这就需要强大海上远航和运输能力, 在出现了伟大的郑和之后, 古代中国并未像西欧那样迎来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反而就此打住, 后继无人。这样中国的闭关锁国和海禁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 抑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也抑制了对外贸易;隔绝了中国也外界的联系, 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可以说中国一直坚持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 基本断绝对外贸易, 商业资本只有在国内发挥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 “重商主义”思想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 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 商业资本发挥着突出的作用, 促进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时, 14至16世纪是各欧洲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 这一阶段欧洲各国的特点就是通过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为发展资本主义积累原始资本。相比中国的雇员辽阔, 欧洲由于长期处于分裂, 国家多且小, 地理和气候原因导致农业不发达, 商品生产分布不均匀, 各国人民需要商品交换来满足生活需要, 商业税收是统治者重要收入, 各国都鼓励商业, 商业发展前景一片大好。在注重国内商业发展的同时, 欧洲国家也急切要求对外贸易。而西方重商主义正是强调靠贸易拉动工业农业 (集中化) 的发展。

四、文化因素 (Cultural Factor)

政府推行儒家思想, 禁锢人们的思想。

对于思想阻碍中国工商业发展, 先举例如下:当西方正准备冲向全球的时候, 中国却自我退缩, 明仁宗“内敛、仁政、实用”的儒家治国思想严重阻碍了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在清朝时期为了维护稳定, 实行比前朝更严厉的政策。打压愚化汉族, 实行文字狱、海禁束缚人民思想和经济发展, 阻遏重商主义的发展;中国在春秋战国时间经历了思想上百家争鸣, 但那个时期割据势力太多, 各地货币不统一, 加上关税重重, 根本就没有商业发展土壤。到汉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正统, 商业更是贱业, 商人地位低下, 商人不能做官。所以中国就没有良好的商业氛围, 也就不会出现重商主义。

中国的儒家思想最主要的意义是, 它对社会的稳定能起很大的作用, 这也是它过去在统一时期君王喜爱的另一原因。而且, 当儒家思想不再作为统治者的驭下工具之后, 它反而能更大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日本、韩国、台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对儒家来说, 禁锢已成为历史, 不必再去否认, 怎样对未来中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 才是今天的重中之重。

而西方的神权可以说是凌驾一切, 教会高高在上, 有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可以和国王“抢人”———争权, 这就是所谓的“政教不合一”。可以这么说, 西方的国民有两个靠山:国家与教堂。国家税收重了, 百姓则可以找宗教一起反抗政府。所以西方国家只能对外夺权;而且西方是选举制国家, 必然会对百姓好, 政府也不敢从国人身上搜刮财富, 所以只有从国家外贸易财富, 发展对外贸易, 发展工商业。

五、总结 (Summarize)

综上所述, 中国的重商主义没有发展起来是多方面原因综合形成的:政治上政府的不支持、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外没有贸易往来、文化上思想的束缚。也就是说中国在西欧“疯狂”地对外贸易、掠夺财富时, 紧闭国门, 不对外发展。这些原因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慢了世界一大拍。不过反观西欧, 在西欧中世纪人们的思想观念中, 商人及其从事的商业活动是低贱, 甚至是罪恶的。然而随着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 这种价值观发生了根本变化, 使得西欧人从鄙视金钱变成了拜金主义。因此, 为了金钱, 欧洲人开始贩卖非洲黑人奴隶, 在大西洋上当海盗, 在非洲屠杀印第安人。正是“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形成, 才推动了西欧社会由农耕社会迅速迈进了商品经济社会的大门。商品经济发展又推动了重商主义的思想, 而且这一思想很快被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统治者所接受, 变成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加以推行, 并为全社会所接受, 由此促进了西欧社会的巨变。由此又想到中国, 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绝不逊色于欧洲, 特别是当西欧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时, 中国的商品经济远远超过了欧洲。同时, 从西汉司马迁、北宋的苏辙都阐述了类似于重商主义的“富民”思想。但遗憾的是, 中国强大的专制王权从来没有放弃过国家严格控制工商业———“工商食官”的“官本位”思想。“重农抑商”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一条永不更改的定律, 也是历代封建王朝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

当前, 面对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好时机, 我们要紧抓机遇, 要有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观念, 上下一心, 齐心合力, 一定会再现中华民族的辉煌。

参考文献

[1]冯筱才.从轻商走向重商——晚清重商主义再思考[J].社会科学研究, 2003, (2) :123-130.

[2]黄光耀.从推动国家统一到谋求对外扩张——英国重商主义思想嬗变述论[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1, (5) :41-44.

[3]曲延庆.中国对外贸易与重商主义[J].科学时代·综合版, 2008, (1) :16-19.

篇7：从国学看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不同

[关键词]东西方 思维方式 语文教学

几年前,笔者就拜读季羡林老人的文章,季老有关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观点给笔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季老认为东方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西方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分析。他在对比东西方文论家时又作了具体阐释。他说:西方文论家企图把一篇文学作品加以分析、解剖,给每一个被分析的部分一个专门名词,支离繁琐。而东方的以中国文论家为代表的文论家则从整体出发,把他们从一篇文学作品中悟出来的道理或者印象,用形象化的语言,来给它一个评价,比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对李白则称之曰:“飘逸豪放”,对杜甫称之为“沉郁顿挫”,如此等等,例子不胜枚举,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论话语。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论话语的不同就在于读书方式的不同,或者说思维方式的不同,西方以解剖式的分析见长,中国则以感悟式的综合取胜,各有其特点。

作为一个从教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师,我非常认同季老的这一论断。我个人认为,尤其是在学习本民族语言和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过程中,我们理应以我们见长的思维方式去学习,因为在我们炎黄子孙每一个人的大脑里都保存了感悟式综合思维方式的遗传基因。那么,我们阅读经典文章时,就要反复阅读,仔细揣摩,整体把握,咂摸出自己的味来,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有所收获。至于自然学科,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是分析多一点,还是综合多一点,咱姑且不论。

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的语文教学,我想中国的语文教学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教育,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教育,这一时期的教育形式主要是私塾,私塾里的语文教学主要是读经,读经的主要方式是背诵。后人批评私塾里的背诵是死记硬背,主要是因为没理解就开始读背。我倒有不同的看法:在人生的记忆黄金期,多储备点经典,没啥不好,这是其一;其二,谁能否认读背的开始就是理解的开始呢?谁又能否认读背的过程就是理解的过程呢?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这是真理。至于背下来还没完全理解,那就储存在大脑里,什么时候理解都可以。有人说这种背诵戕害了孩子的灵性,抹杀了孩子的创新能力,我看也未必。物理学家钱伟长,从小受的就是私塾教育,四书五经全会背,经史子集也能背相当一部分。考清华时,中文、历史都考了满分100分,物理5分,数学、化学共20分。后来学了物理专业,原因不在这里提及。再后来成了世界级的物理学家,若不是“文革”对他的迫害和贻误,他在物理学领域的建树也许会更大。钱老从小背了很多书,并没影响他的聪明才智,也没影响他的创造发明。相反,正因为背了很多书,才做到了融会贯通,悟性之门开启,对他学自然科学大有裨益。我想这倒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课题。

五四运动以后,西学东渐。中国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私塾教育逐渐被取代。到新中国成立,私塾教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随着私塾教育的离去,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也离我们渐行渐远。建国初期,我们开始学习苏联,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的“红领巾教学法”风靡全国。由此引起对此教学法的讨论,“红领巾教学法”的讨论,建立了现代文教学模式。在“五个环节”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语文教学特别是现代文教学的基本模式:(1)题解,作者介绍、时代背景等。(2)范读,讲解生字生词、学生质疑问难等。(3)分析课文,结构分析、人物形象分析、重点难点分析等。(4)总结主题思想。(5)研究写作特点。不难看出“红领巾教学法”的核心就是分析课文,事实上老师在课堂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领着学生分析课文。此教学法还被延用到古文的教学上。

后来,语文教改几经波折,多种教学法异彩纷呈:什么目标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导读教学法等,不一而足。细看这些教学法,无非是“红领巾教学法”的变种,它们的核心还是领着学生分析课文。一类老师通过自己的反复阅读,细心揣摩,品出文章味道,然后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互动一下,展示一下自己理解文章的思路,这就是所谓教给学生思路。老师之所以品出文章味道,还不是反复阅读,细心揣摩的结果。那干脆让我们的学生直接多阅读、多揣摩好了。另一类老师直接搬教参,然后在课堂上分析课文,把现成结论硬塞给学生,让学生感到味同嚼蜡,真不如让学生多读几遍课文。

近年来,我们又引进了美国的教学理念,让学生自主合作探究。这是一个很好的教学理念。不过我们还是看看我们现在的语文课堂教学吧。现在课堂上常见的教学话语是,“给你们三分钟时间,请大家很快地把课本读一遍”,“前两位同学转过身去,四个人一组开始讨论”,“现在还有一刻钟时间,开始整体把握。”《药》才匆匆读了一遍,便马上讨论:夏瑜的悲剧是个人悲剧,还是社会悲剧?《雷雨》中人物与情节关系尚未理清,便进入正、反双方辩论:周扑园对鲁侍萍的爱是真情,还是假意?结果是热热闹闹,空空洞洞。“阅读是一项高尚的心智锻炼”,全然不见了。阅读需要细细品味,阅读需要用心去感悟。即便是讨论分析,也应建立在反复阅读感知课文的基础之上。

纵观中国百年教育改革的历史,在学习西方的同时,我们也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自然学科方面。但我们的语文教学成绩不容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咱只说语文教学自身的原因。我们学习语文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分析语文的过程,我们成天拿着西方人所擅长的“分析”这把解剖刀来肢解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经典美文。这也许就是我们语文高耗低效的症结所在吧!让我们不要再犯取彼之短舍己之长的错误。让我们语文课堂少一点分析,多一点感悟。犹如一道美味大餐,不在于分析它的成分和评价它的色泽,关键在于吃下去,我们才能获取丰富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