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创新工作

检察院创新工作（精选6篇）

篇1：检察院创新工作

扶风县检察院三项措施，提高在押人员监管质量 今年以来，陕西省扶风县检察院积极履行检察监督职能，深入探索，采取三项措施，提高在押人员监管改造的质量。

一、创新突破常规，使役情得以控制。扶风县检察院驻所检察室把办案过程中的风险预警机制运用在日常的每一次巡查中，每一次和在押人员谈话中，每一次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中。今年8月份，在查出一名在押人员患有肺结核时，正值气温高，湿度大，看守所的监室又不通风，最易滋生细菌和传染疾病，驻所检察室立即向看守所提出，并协助联系县疾控中心和省结核病医院，对所有在押人员进行一次役情检测。经过检查，有8名在押人员已患有肺结核，检查报告单为阳性。对3名严重结核病患者驻所检察和看守所及时建议办案单位改变了强制措施，对5名轻微结核病患者也要求看守所及时进行了隔离治疗。有效的预防了疾病的进一步传播蔓延，把一场肺结核役情扼杀在萌芽之中。

二、创新激发活力，焕醒人犯的良知。扶风县检察院驻所检察在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的情况下，还加强了对人犯、特别是重刑犯、未成年犯的思想教育。在驻所检察室的积极建议下，看守所为在押人员上法制课2次，受教育人数100余人，及邀请县关心下一代委员会成员刘志轩对在押人员进行了《树立正解三观，走向全新人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三观道德教育。

三、创新发挥能动，为社会和谐做贡献。扶风县检察院驻所检察对在看守所留所服刑的7名罪犯逐人建立了档案。档案的内容有：罪犯的判决书，罪犯每个月的思想汇报，驻所检察和罪犯的谈话记录。罪犯通过每个月写思想汇报，进行个别谈话，对其心理是一个矫治的过程，使他们能够安心服刑，遵守监规，早日回归社会。为了扶风的和谐、稳定，扼制再犯罪，罪犯在出所后驻所检察对其进行回访。今年以来，留所服刑犯出所后没有一起再犯罪发生。

（富清保毋紫萍）

篇2：检察院创新工作

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情况汇报

区政法委：

今年以来，XX检察院把如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结合实际，不断探索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既不突破法律框架，又积极采取新举措，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我院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多次召开了党组会进行专题研究布置，制定了规划，明确了任务，落实了人员，严明了纪律，细化了责任，要求全体干警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进一步提高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做好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加强督促，落实任务。为将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落到实处，我院形成了由一把手牵头、分管副检察长督促、相关科室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并做了以下工作：一是积极建立行政执法部门联席会议制度。今年3月，区委批复同意我院召开全区行政执法部门联席会议后，我院作了全面的会务筹备工作，并拟定以会代训的方式，把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工作也一并纳入会议议程，目前筹备工作已经完成，准备于5月11日上午在我院六楼会议室召开；二是积极落实法制副 1

校长制度。我院挑选了法律知识丰富、沟通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的检察官来担任法制副校长，目前正等待区教育局将挑选出来的检察官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学校；三是进一步完善犯罪青少年跟踪帮教制度。为此，我院成立了犯罪青少年跟踪帮教领导小组和青少年维权岗。在实施帮教中，我们坚持“三见面”制度：一是与未成年犯的家长见面，掌握成长轨迹，个人兴趣爱好，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帮教；对判处缓刑且有固定住址的，则与其家长签订协议进行协同帮教。二是与所在学校、单位及社区、村委会见面，掌握其平时学习、工作、交友等情况，共同制定帮教措施加以纠正。三是与其所在的当地派出所见面，使未成年犯被判处缓刑、管制、拘役或刑满释放后，能继续落实帮教措施，促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新人；四是设立了警示教育基地。目前我院已经完成在市监狱设立警示教育基地，并已经挂牌。

三、下一步打算：

1、坚持思路创新，主动承担起推进社会管理的责任。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积极探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主动融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2、坚持机制创新，延伸触角，拓展功能。创新接访机制，通过开门接访、预约接访和巡回接访等实现“零距离”接访，并依托我院互联网门户网站平台，24小时受理群众的举报、控告和申诉，做到受理群众举报、控告、申诉不“下班”;创新办案机制，推行带案下访、定期巡访等措施，依法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千方百计实现“案结事了”;创新服务机制，通过设立乡镇检察室推进检力下沉，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3、坚持方式创新，完善管理，促进和谐。要急群众之所急，积极融入群众生活，既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处理案件，又要解开群众“心结”，做化解矛盾的“灭火器”、打开百姓心锁的“金钥匙”。

4、增添措施，力争全面完成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任务。一是在6月份前完成区委中心组学习会上进行职务犯罪预防授课。二是在本周三召开行政执法部门联席会议后，根据各行政执法部门反馈的意见，对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案件的移送通报以及案件查询信息共享机制等方面再出台具体的措施；三是加强与区教育局的联系，将法制副校长制度落到实处；四是进一步完善犯罪青少年跟踪帮教制度，积极推行 “三个一”工程，即采取每季度召开一次帮教会，对在押的未成年犯进行统一的法制教育，使他们增强法制观念，并写出心得体会；在重大节日里向在押的的未成年犯发一封慰问信，激励和坚定其改过自新的勇气和信心；向未成年犯提供一本进步书籍，引导他们学习政治法律、道德修养和文化知识，以更好地改造自己；五是积极争取在省监狱再

设立一个警示教育基地；六是尽快召开全区警示教育大会和在党政网设立职务犯罪预防专页；七是认真落实职务犯罪预防报告通报制度；八是尽快建立非法利益群体预谋侵害国家利益的预警对策机制。

篇3：检察院创新工作

一、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检察院民行检察工作情况

1.办案情况

2008年至2010年4月, 我院共办理民行提请抗诉案件31件, 市院经审查采纳30件。这些案件中, 人民法院已再审结案29件, 其中, 改判16件、调解4件、维持5件、法院再审维持后申诉人上诉改判4件。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9件, 法院全部采纳。办理国有资产流失督促起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共9件, 为国家挽回国家经济损失20余万元。查办民行审判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1件, 使相关审判人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创新工作开展情况

办理督促起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共4件, 为国家和企业挽回经济损失6万余元。取得了“企业欢迎, 法院赞同, 被告人服判”的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执行监督和支持起诉案件正在开展还无结果。

二、我院民行检察创新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分析

(一) 民事督促起诉难

由于民事督促起诉的范围限定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企改制中的国资流失。

如在国有资产转让时, 违反法律政策规定无偿或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转让给组织或个人, 造成巨额国资流失。

2. 国有资产拍卖、变卖过程中的民事违法导致国资流失。

如国有资产拍卖未经国资管理部门审批、未经评估或拍卖中出现串标等违法情形, 损害国家利益, 而监管部门又监管不力的。

3. 土地出让、开发中的不法行为, 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如不少地方企业占地开发、经营, 却迟迟不付土地出让金, 恶意拖欠, 而政府部门为了吸引企业投资, 追讨土地出让金不力。又如低价出让国有土地, 往往通过国有单位签订合同形式进行, 国有监管部门可以责令国有单位通过民事诉讼, 请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 挽回国资损失。

4. 公共工程招标、发包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如政府机关将桥梁修建工程发包给不具有建筑资格的单位或个人。

5. 其他因有关监管部门监管不力或滥用职权, 造成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发生的。

如财政部门将相关经费出借, 使用该项资金的单位长期不还, 而财政部门又放任不管, 财政资金面临流失的危险。

(二) 民事督促起诉工作案源少、成案难

纠正民事审判、执行、行政诉讼活动案件线索少。司法实践中, 来检察机关申诉的当事人大多数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他们无钱在法院打官司, 所以只有到检察院来申诉。也正是因为不花钱, 便导致一些无理申诉、无理缠诉的现象发生。再有, 就是有些当事人, 往往是出于对法院或对某一位法官的一腔怨气或者是对法律的不理解、不懂法, 来检察机关申诉, 往往是来倾诉、咨询或抱着一个试试看的态度。这些案件往往不符合监督条件, 无法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

(三) 检察建议难

由于法律没有将检察建议明确规定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之一, 所以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时, 法院往往以无法律依据或无法进入再审程序为由拒绝接受。另外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以及对于检察建议发出后, 人民法院通过什么途径或依据什么程序来纠正审判活动的错误, 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可以依循的程序。这些问题影响了检察建议的监督力度, 也降低了检察建议的监督效果。

(四) 业务指导少

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 新的法律法规的出台层出不穷。对执法者来说, 怎样理解与适用新的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是非常必要的。但这些年从最高检到省院来讲, 对基层院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基本没有, 全靠基层院广大民行检察干警自己摸索学习。而法院则不同, 每一部重要的法律法规出台后, 他们都要从上至下搞业务培训。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业务学习和培训工作实在太少、几乎没有, 不符合检察工作发展的时代要求。

(五) 办案指标高

上级院确定的民行创新工作指标过高, 严重影响了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但这些年来, 民行创新工作指标一直是居高不下。实际工作中, 法院也在狠抓审判质量, 其自身纠错能力和机制也在不断加强和完善, 法院也不愿弄出个明显错判来让检察机关来纠违法。所以, 案源匮乏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院。对基层院民行工作来说, 完成上级院确定的创新工作指标, 是全年硬性的工作任务, 不完成不行, 可完成又谈何容易?所以每年为完成上级院确定的指标, 我们全科干警是绞尽脑汁, 想尽一切办法, 求法官、求律师、求当事人, 求上级院, 到处说小话、拉关系、要案子, 严重影响了法律监督者的形象, 也严重束缚了基层院民行检察干警的手脚。我们认为, 办案指标过高是当前我院民行检察工作存在的最大困难和问题, 亟待解决。

三、加强基层院民行检察创新工作的措施和建议

1.针对案件少、成案率低的问题, 我们应强化宣传手段, 克服“等、靠”思想, 采取多种形式, 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主动开辟案源。另外, 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努力提高自身的执法服务水平, 使人民群众相信检察机关, 愿意来检察院申诉。

2.关于检察建议。我们认为应当通过立法将检察建议规定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法定方式, 这是保证检察建议监督力度的前提;其次, 明确适用检察建议的案件范围。将争议金额不大、影响不大、裁判错误不是十分严重的案件, 作为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最后还应明确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 应当启动的纠错程序。可以规定人民法院通过简易程序或者不开庭审理或者直接以裁定纠正错误。

3.监督范围问题。我们认为, 任何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都不能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抵触, 法律的权威性应在工作实践中加以维护。

4.关于业务指导和培训问题。我们认为,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加强对干警的业务本领和业务能力的培训是极其重要的。就民行检察工作来说, 监督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 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民行检察干警队伍, 监督者如果不具备相应的业务知识能力, 何谈监督别人?所以建议从最高检到省院再到地、市级院都应多组织一些切实有效的学习培训, 以提高民行检察干警的执法监督能力。

5.关于办案指标高的问题, 我们基层院已经向上呼吁多少年了, 可问题就是得不到解决。省院姜伟检察长在全省检察长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多深入基层, 了解基层的疾苦, 倾听基层的呼声, 多为基层着想。”省院张中华副检察长在全省民行检察工作座谈会上也强调:“基层院的工作是整个民行检察工作保持生机和活力的关键, 是开展民行检察工作的基础和窗口, 全面推进民行检察工作, 基层院的工作必须要研究, 必须要重视, 必须要抓好。”看来, 基层院工作已被列入重点, 我们期待民行办案指标高的问题切实能够得到解决。

摘要：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与完善, 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需要与时俱进。但是, 民事督促起诉难, 纠正民事审判、执行、行政诉讼活动案件线索少, 检察建议提出后法院接受难, 民行业务遵循的政策与法律依据少而上级要求的办案指标高等问题束缚了基层检察院民行业务的创新。要加大培训与指导力度, 赋予基层院充分的自主权, 并且不拘泥于刻板的形式与僵化的指标要求, 让民行检察工作能更好地监督民行审判, 并为政府的规范行政工作提供助益。

篇4：检察职能变迁与工作创新

[关键词] 检察制度 工作创新 诉讼监督 自身监督 法律监督

新中国检察制度是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的。诞生以来，共和国检察制度经历了初创阶段的艰难探索，经历了波折阶段的中断取消，经历了恢复重建后的创新发展，而今正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蓬勃发展的春天。回顾历史，梳理检察职能的发展变迁脉络，探寻不同时期检察改革与创新的亮点，对把握检察制度发展完善的方向无不裨益。

建国初期：尝试“一般监督”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旧法统的彻底废除，我国掀起了一个学习和移植前苏联司法制度的高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建设经验师从苏联是唯一的、必然的选择，检察制度建设也不例外。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在第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强调：“人民检察机关，不仅在任务和组织制度方面，应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学习苏联检察制度的经验；而且要在检察工作方法、作风和方式上，也学习苏联检察人员的精神”。[1]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政法专家苏达里可夫作了专题报告，对苏联检察制度进行详细介绍。

苏联检察制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一般监督”制度。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逐步提出了他的法律监督思想。1922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苏俄检察条例》，建立了一种集一般监督、诉讼监督、犯罪追诉等职能于一身的新型检察制度。这种检察制度模式，在1936年《苏联宪法》中得以定型化。该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苏联总检察长对各部和各部所属的各机关、公务人员及全体苏联公民是否确切遵行法律，负最高的监督责任。自此，“一般监督”制度逐步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传播，一度成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标志性制度”。

1954年9月，我国第一部《宪法》颁布。这部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在同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也获得通过。根据法律确定的职能，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了五个业务部门，即第一厅（一般监督厅）、第二厅（侦查厅）、第三厅（侦查监督厅）、第四厅（审判监督厅）、第五厅（监所、劳动改造机关监督厅）。从当时的检察机关职能排列顺序看，一般监督在检察机关各项业务中居于首位，地位相当重要。

一般监督制度建立后，各地纷纷尝试推行，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例如，1956年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对该省人民委员会颁布的《禁止滥宰耕牛暂行办法》中规定刑事处罚，以及关于配设乡护林员的通知中规定护林员有拘留权两项违法决定，分别提请该委员会作了纠正；安徽省萧县等人民检察院纠正了当地有些农业社以流通券代替人民币的违法事件。总体上讲，一般监督的监督对象宽泛，监督内容丰富，是一种综合性的“守法监督”。这种监督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守法水平，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特别是能够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

最具有典型性的监督，莫过于人民检察理论的奠基人王桂五先生在其著作中收录的这起事例：1956年9月，广东省阳春县人民检察院发现本县人民代表大会及人民委员会会议未按法律规定的期限召开，于是发出了《建议书》，要求县人民委员会加以纠正和改进。《建议书》主要内容摘录如下：[1]

阳春县人民委员会：

我院根据副检察长列席你会委员会初步所发现的问题，对你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情况依法进行了检查，经检查结果发现有下列問题：

1、阳春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6月27日召开，至现在已两年又两个月，仅于1956年1月7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二次”的规定。

2、阳春县人民委员会于1956年1月10日正式成立之后，于2月18日、7月16日、9月14日先后召开三次委员会会议。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的规定。

……

根据上述情况，我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八条的规定，向你会提出建议书，要求你会采取措施，纠正和防止违法，以保证国家法律的贯彻执行：

……

兼检察长 叶 超

副检察长 柯金水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检察机关的监督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县人民委员会接到建议书后，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提出了纠正的措施，《人民日报》对这一监督事例进行了报道。此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将阳春县检察院的建议书转发全省各县检察院，要求各县都进行一次检查。不久，《南方日报》报道了广东全省各地纠正不按期召开人代会的情况。

不过，在一般监督工作的试点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地方监督范围过宽，例如某市就把一些国营商店螃蟹跑掉、韭菜烂掉、工厂劳动环境差等问题纳入“一般监督”的范围，令人啼笑皆非；有的时候工作方式不当，例如第一厅在农林部搞试点，在列席该部部务会议时引发了对方的反感和不满。这些现象的存在，导致方方面面对一般监督工作的看法不太一致。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般监督制度遭到批判。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认为，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是“专政矛头对内”、“束缚对敌斗争的手脚”，有人甚至指责这项工作“以法抗党”。检察机关内部坚持一般监督工作的代表人物刘惠之、王立中，则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经请示中共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将一般监督从检察机关的日常工作中取消。1958年8月，第四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提出，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职权应该作为一个法律武器保留下来，备而待用。自此，一般监督名存实亡，基本上退出了检察机关的职权体系。就连“一般监督”这个词语本身，也基本上从检察机关的各种文件、会议材料中消失了。

从1957年开始，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受到很大冲击，整个检察制度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几经波折。196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务部三个单位的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提出《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经中央批示下发后，最高检察院及各地检察院被先后撤销，检察制度至此中断，一般监督制度也退出了中国的法治舞台。

恢复重建至今：强化诉讼监督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检察机关恢复设置。一年后，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部法律首次将检察机关的性质确定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不过，此时的“法律监督”主要局限于刑事诉讼监督。这部法律规定检察机关行使五个方面的职权：（1）对于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2）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3）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4）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5）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显然，这五项职权都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方面的内容。对这一变化，彭真委员长在对法律草案进行说明时解释说：“检察院对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只限于违反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至于一般违反党纪、政纪并不触犯刑法的案件，概由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和政府机关去处理”。

1979年至2012年的33年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只于1983年进行过一次小的修订，其中关于检察机关职权的条款并没有发生改动。不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重要立法涉及到检察机关的职权变化，检察职能的内涵及检察机关的工作范围在事实上不断有着新的变化。首先是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这部法律在总则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由于当时立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如何参与民事诉讼看法不尽相同，检察机关内部的认识也不统一，《民事诉讼法（试行）》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检察监督的具体方式、程序等内容。此后，检察机关对如何开展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进行了调查研究，在一些地方进行了试点，积累了不少经验。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行政诉讼法》，除了在总则中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还在分则中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两年后，《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这部法律在分则中增加了4个条文，进一步完善了检察机关对生效民事裁判的抗诉程序。以这两部法律的颁布为标志，检察机关开始告别“刑事检察院”的单一局面，检察职能从单纯的刑事诉讼监督向全面的三大诉讼监督发展。最近十年来，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业务一直稳步发展，每年提出监督意见的案件平均约为1.5万件。201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出民事、行政抗诉10332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0411件。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民事、行政抗诉案件8239件，其中改判3124件、调解2305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960件，原判改变率为77.6%；采纳再审检察建议8033件，采纳率为77.2%。

在这一时期，强化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法律、法规还包括1990年国务院颁布的《看守所条例》，其第八条规定“看守所的监管活动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又如1994年《监狱法》，其第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1996年全国人大第一次修订《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監督的原则写入总则，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活动进行监督的职权。2001年，国务院颁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其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接受人民检察院和监察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

2008年以来，全国掀起了一波强化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热潮。随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第一家通过了加强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决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立法机关纷纷跟进，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推动诉讼活动法律监督。截至2011年底，除港、澳、台外，全国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全部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法律监督或诉讼监督工作的决议、决定。刑事诉讼监督方面，各地的决议确定了检察机关加强诉讼监督工作的重点，要求着力加强对立案、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重点环节和关键岗位的监督。河北等地人大出台的决议、决定，把不该立案而立案等问题纳入立案监督的重点；青海将监督重点拓展到立而不侦、侦而不结、立案后违法撤案等违法立案的行为，充实了立案监督的内涵。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方面，青海等地规定，积极开展民事督促起诉、支持起诉工作，探索对适用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程序等审判活动和对民事执行行为的监督；海南提出要规范民事、行政诉讼申诉案件的受理、立案、审查、抗诉程序，健全监督听证制度，加强检察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的衔接、配合等。

在此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商配合，以会签文件的方式积极落实中央司改任务，检察改革与工作机制创新获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有两项：一是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会签下发了《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可以采取调查、建议更换办案人等方式进行监督，强化了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的法律监督工作，使检察机关依法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手段更加完备；二是会同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会签下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和完善了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范围和程序，将生效调解和民事执行明确纳入检察监督范围，同时还解决了长期困扰基层检察机关的调卷难、检察建议监督缺乏依据、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难落实等问题。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次修改是一次“大改”，涉及证据、强制措施、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刑事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检察机关的修改之处较多，特别是新增加了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的几项重要规定：（1）第七十三条第四款：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2）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在复核死刑案件过程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3）第二百五十五条：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4）第二百八十九条：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显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更高的要求。可以预计，今后数年内检察改革的重点将围绕应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而展开。

回首检察机关恢复重建至今的职能变迁历程，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中“强化法律监督”这根主线一直清晰可见。

回应社会关注：完善自身监督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进程中出现了第二根主线：“完善自身监督”。

在一些场合，时常会听到有学者发出这样的疑问：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专门监督别人，但“谁来监督监督者？”对于这个问题，西方人的答案是三权之间互相监督、权力制衡，但这种监督模式显然与中国宪政体制不吻合。中国古代曾经采用过的办法是：再设一个监督者来监督它。明朝，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立锦衣卫，“掌直架侍卫、巡查缉捕”，其北镇抚司成为直属皇帝的刑事特别法庭而凌驾于三法司之上。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东厂，成化十三年（1477年）增设西厂，“令宦官访缉谋逆大奸”，监督包括锦衣卫在内的文武百官，锦衣卫指挥使见到厂主竟要下跪叩头。因东、西厂权势过大，正德三年（1508年）竟又设立内行厂，其职能与东、西厂相同，但侦缉范围更大，“东西厂皆在伺察中”。后来，统治者也看到了这种“叠床架屋”式的机构设置方法的弊端，四年后将内行厂与西厂一并撤销。

检察机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加强和完善对自身的监督。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曹建明检察长在第十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话来讲，就是“检察机关要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必须首先努力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为此，检察机关在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过程中付出了诸多努力。其中，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项改革措施是建立、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

2003年，为了加强对检察机关自身执法办案活動的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了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探索由来自社会各界的“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中“三类案件”、“五种情形”进行监督。截至2010年，全国共有3137个检察院开展了试点工作，占全国各级检察院总数的86.5%，共选任人民监督员21962名。试点实践证明，人民监督员制度有效规范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提高了办案质量，体现了诉讼民主，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赞同。在充分总结试点经验、深入开展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10月下发了《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同时将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方式改革为由上级检察院统一选任，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扩大到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中具有终局性决定权的主要环节。在今后一段长时间内，这项工作都将在检察机关着力推进的改革措施之列。

此外，检察机关还在一些具体制度上完善自身监督措施。1998年10月，全国检察机关开始推行“检务公开”，将检察公共资源提供给社会，同时也将检察工作置于阳光之下，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监督。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扩大了检务公开的范围。

2006年，检察机关开始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同步录音、录像实行讯问人员和录制人员相分离的原则，讯问由检察人员负责，不得少于二人；录音、录像则由检察技术人员负责，对录制人员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这一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检察机关加强对讯问环节的监督，能够有效防止检察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讯问行为的发生，同时也有利于及时全面固定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翻供。

其他改革措施还有：通过侦查权与抗诉权相分离的改革，完善内部分权制约机制。为切实强化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各环节中不同性质权能之间的有效制衡，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央有关司改文件的要求，于2009年9月下发了《关于完善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规定》，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职权与职务犯罪侦查职权应由不同业务部门行使，规范了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内部职责分工和协作配合，防止因同一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侦查权被滥用。

推行职务犯罪审查逮捕程序改革。针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逮捕在同一检察院内操作，制约效果不明显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9月下发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规定省级以下（不含省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这被称为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改革，改革措施对市、县两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质量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

建立和完善检务督察制度。2007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务督察工作暂行规定》出台。根据这一规定，检务督察突出事前督察，督察部门拥有知情权和责令纠正权，对于重大案件的办理情况和上级检察院的制度、决策的执行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同时将办案安全防范措施的落实、警务区的规范化建设、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执行、重大职务犯罪的现场搜查、赃款赃物的扣押等列入事前督察的重点，在功能设计上将主动防错的预防功能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有效地预防检察权的出轨。

今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加强自身监督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新刑事诉讼法有条件地延长了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拘传时间，赋予检察机关对重大贪污贿赂、侵权案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权，规定检察机关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嫌疑人可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查询、冻结财产范围中增加规定了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形式，等等。这些新增加的措施和手段都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权利、通讯秘密、个人隐私等基本人权的限制和影响，必须严格依法行使。因此，刑事诉讼法修改涉及检察权行使的相关内容，在今后几年中也将成为检察机关完善自身监督的重点。

展望未来：走向法律监督

如前所述，检察机关目前的“法律监督”主要局限于诉讼监督，离全面的、完整的法律监督还有一定距离。现行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层面上的一种政治考量和制度安排。法律监督制度应该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应该是国家的宪政机关。宪法文本中“法律监督”一词所指的“法律”，并不仅指刑事法律，也绝非仅指诉讼法律，而应该是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但由于法律监督职能的不完善，使得检察机关在性质上“名不副实”，从“法律监督机关”缩减为“诉讼监督机关”，从宪政机关降格为一个诉讼机关。如果检察机关如现状般仅仅是一个诉讼监督机关，那么它就完全没有必要放在宪法中来规定，享有和行政机关、审判机关相并列的宪法地位。时至今日，检察机关职能的发展已经远远突破了彭真同志1979年对检察权的解释。展望未来，检察机关将走向真正的法律监督机关。未来的检察改革，可能会围绕检察机关如何监督地方立法权和行政权而展开。

检察机关监督地方立法权听起来比较奇怪，但它所描述的制度实际上在我国法治框架的设计中已经初具雏形，已具有一定的立法基础。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第九十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根据这一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参与对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合法性的监督。而且，基于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在该条文所列举的国家机关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适合从事这一监督的机构。在我国法治实践中，地方立法涉嫌抵触上位法的情况也时有所闻（如2003年“李慧娟事件”中涉及的某省地方性法规）。但现实是，检察机关目前尚未开展这种监督。原因可能在于，这一条款的授权对象较多，而且是一种倡导性、可选择的授权，并不是专门针对检察职能的设权性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审查要求，当然也就可以不提出审查要求。如果在开展地方立法监督的问题上认识统一，将来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或制定《法律监督法》时只要加入相关的授权内容，使“地方立法检察”成为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那么检察机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这一职权。这样的监督，必定将促进地方性立法质量的提升，对宪法和法律权威的维护及国家法制的统一将大有裨益。

与地方立法监督相比，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监督更加有必要，也具有更大的认可度。虽然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已经建立了行政监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但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仍然不尽如人意。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国务院已明确指出目前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抽象行政行为领域，实践中上至国务院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下至一个行政机关发布的规范性文件，都有可能引起违法、违宪的争议。例如，2001年青岛三名考生认为高考录取分数线相差悬殊，侵犯了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遂状告教育部。引发这一事件的，就是教育部当年下发的“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计划”，原告一方认为该招生计划违反了《宪法》和《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另外一个涉及抽象行政行为违宪的著名案例，是2003年发生的“乙肝歧视第一案”。安徽青年张先著参加当年的公务员考试，虽然笔试成绩名列第一，但因其为乙肝病毒携带者，芜湖市人事局以体检不合格为由不予录取，张先著便将芜湖市人事局告上法庭。这个案件中引发争议的，就是安徽省人事厅、卫生厅发布的《安徽省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实施细则（试行）》。在诸如此类的事件之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职责不应该一直缺位。

具体行政行为领域，行政权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既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又是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一种权力。在目前的行政行为监督体系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外部监督主要靠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然而，仅有人民法院的外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近年来的行政诉讼情况表明，进入人民法院的行政爭议比例并不高，同时行政诉讼中的撤诉率高得出奇，而且相当大部分是非正常撤诉；与行政诉讼缓慢推进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信访浪潮却居高不下。显然，现实中还存在大量的违法行政行为需要进行监督。将来检察改革的方向，建立名副其实的行政检察制度势在必行。

篇5：推进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2007年，我院民事行政检察、渎职侵权检察、监所检察、检察宣传及纪检监察工作分别获得全市单项检察工作第一名，预防职务犯罪、司法警察和检察调研工作分别获得单项检察工作第二名。先后两年获得咸阳市先进检察院、精神文明建设最佳单位、全县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单位。前不久，我院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文明单位。

在新形势下，如何再创佳绩？我认为，要不断增强“三种意识”，坚定方向，找准目标，凝聚人心，推进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一、增强创优意识，再创辉煌业绩

两年前，刚来武功时，我的思想压力非常大。接受的外界信息大多是负面性的东西。面对组织上的选择，我只能坚定信念，没有别的选择。武功县院党组一班人有团结共事的良好素质，干警的思想、作风、工作能力都是很好的，大家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有了无尽的动力，要干就要干好，是我的秉性。不干好，既对不住党组织，也对不住同志们。担任检察长的职务，我边干边学边提高。在纷繁复杂的实践中，提高自己驾驭复杂事物的水平；在纵横交织的关系中，增强管理、服务才能；在瞬息万变的矛盾中，我坚定扭转被动、追求卓越的决心。大家经过两年不懈努力，我院已跻身先进检察院的行列。

成绩的取得，使我们着实感觉到武功检察院所处的位置。过去工作被动，经常受到上级检察院批评。现在，从处长到一般工作人员，对我们都是刮目相看。2007年，我院以考评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全市先进检察院、最佳检察院。刘世民检察长在讲话中，称“武功县院实现了历史性的新跨越”，这样的评论，出现在市检察院文件中，是绝无仅有的。2月底，在市检察院举行的先进人物报告会上，我院张洪明同志成功的演讲，给全体武检人争了光。市院领导在第一时间告诉了张洪明同志成功的喜讯。形象来自于业绩，业绩塑造形象，就是这个道理。党组班子和全体干警，一定要珍惜目前良好的工作机遇，加倍努力，勤奋工作，创造更好成绩。常言说的好：有为才能有位。大家都要有争先创优的工作意识，部门与部门竞赛，干警与干警之间竞赛，以今天签订的任务书、责任书为目标，树立“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创优意识，整合力量，一鼓作气，全面完成目标任务，在检察工作实践中，展示自己非凡的才能，为武功检察事业创新发展，贡献每位干警的聪明才智。

二、增强忧患意识，认识严峻形势

争取好位次，不容易。保住好位次，更不容易。我们面临诸多压力：一是兄弟院争先创优势头强劲，我们的先进位次能够保持多久；二是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提出更加严峻的考验；三是我院2008年要完成综合大楼搬迁等多项任务，工作头绪非常多。因此，要干好今年各项工作，非常不容易。要夺取检察工作的全面胜利，我们党组和全体干警要树立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尽可能把问题想得复杂些，把困难想得更充分些，把解决问题的办法想得具体些，调动多方面因素，加压紧逼，夯实责任，扎扎实实地搞工

作。行动比语言更响。现在有少数同志，嘴上说的厉害，干起工作来，平铺直叙，没有起色。这样的精神状态，是不提倡的。

目前，我们要干的事情很多。反贪局这阶段给大家带了好头，他们已查办4件，完成全年任务50%。其中1案1人已得到有罪判决。以后要在突破大案上下功夫，全面完成各项任务指标。只有办大案，才能扬检威、树立检察机关惩腐治恶的执法形象。任务指标要完成，更要办一些有震动、有影响的大案。今年，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市院下达自侦案件办案指导数，是依据前三年办案数据的平均值。我院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前三年做的比较好。今年要完成立案4件任务。事实上，也有非常大的工作压力。要提前动手，摸排案件线索，要变被动为主动，找案办案，不要等案办案。侦监、公诉部门要走出去，请进来，请优秀工作者把脉“支招”，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方面多下工夫，建立职能部门协调机制，努力促进工作上台阶。

三、增强团队意识，唱响武检精神

检察工作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武功县检察院是一个密切协作的团队。成绩的取得，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奖牌，是集体力量与智慧的结晶。足球场上，全体队员勇猛顽强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吹、拉、弹、唱，相互支持，汇成一支交响乐，应该是最动人的旋律。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以“忠诚团结、理智谦逊、厚道忍让、勤奋进取”为主要内容的“武检精神”。它是我们检察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以后的检察工作中，大家要继续弘扬这种好的精神，为“武检精神”赋予新的时代涵义，凝聚人心，提升人气，促进我们各项检察工作全面、健康、协调发展。

我院成功的经验就是大家团结意识强。党组一班人团结共事，团结协作，全体干警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出现九牛爬坡、个个出力的良好局面。平常我们大家经常说“工作是缘份”。正是由于工作把我们缔结在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单位。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的。如果因为小事情，闹了别扭、出现四分五裂的情况，就没有必要了。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要团结，就应该有宽阔的思想境界，有良好的基本素质，有心底无私的精神境界。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多一点理解，少一点猜疑；多一份容忍，少一份计较；多一些良好心态，少一些狭隘思维。还是我过去经常强调的话，团结出人气，团结出业绩，团结出效率，团结出好心态，团结出好身体。希望大家都要加强团结，努力营造武功县院团结、高效、敢打、会打硬仗的良好氛围。

目标有了，任务明确了，保障的措施出台了。努力工作的时间来到了。院党组希望各内设机构负责人要认真组织本部门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细化目标任务，抓好落实。

2008年，是我院实现检察工作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一年，随着队伍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机关管理的进一步规范，我院各项工作将会翻开崭新的一页。从现在起，院党组已经全面谋划今年争创全省

先进检察院的各项工作。希望全院各内设机构要唱响主旋律，加压紧逼，夯实责任，努力弘扬“武检”精神，再鼓干劲，再谋发展。

篇6：检察机关干部创新工作（共）

XX市人民检察院：

近年来，我院以素质兴检，以人才强检，以文化育检为抓手，结合 “五型”检察院的创建工作，加强干部队伍创新建设，促进了检察队伍和检察业务的健康发展。

一、基本情况

今年，我院严格按照《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检察机关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的规定，制定了《干部选拔实施方案》、《干部培养措施》及一系列培训办法，较好地落实了干部培养、任用等工作。集中调整、确定了5名后备干部；提拔任用了3名中层干部；调整任用了1名中层干部；交流任用2名中层干部助理；落实反渎局局长级别高配编制；选拔3名检委会委员；落实专职检委会委员职务编制3个；增设2个内设中层机构，并配备中层干部。

二、主要措施

（一）创新“以人为本”的用人机制。我院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过程实现“两个突破”，做到“三个坚持”，即突破过去的论资排辈、唯资历论的用人观，坚持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原则；突破了干部工作模式化的樊篱，把好干 部的“入口关”和“出口关”，做到“入”专业人才，“出”高能人才，目前通过公招、调动等方式引进20余名专业人才，输出6名优先人才到上级院，确保干部后备力量；坚持“德、才、勤、能、绩”全面突出的用人标准，把勇于开拓创新、真抓实干的领导型人才选用到干部岗位上来；坚持公开竞聘的选拔方式，通过笔试、面试、评委打分、党组考核、干警评议等综合评定的规范程序选聘干部。选聘过程中，聘请市、县人大和政法委领导做评委，做到了评聘分开，进一步体现了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强化了干警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坚持全面考量，多途径考察干部，在选拔任用干部后，进一步加大对个人的综合成绩的考量，主要以公务员考核，个人先进、立功情况，所在分管和负责科室的业绩等作为考量对象，督促干部积极上级，创先争优，迅速成长。

通过“两个突破”、“三个坚持”的工作方式，我院选拔了2名正职领导后备干部，3名副职及相当职务后备干部，按编办核定的中层干部职数，增任了3名中层干部，1名中层干部助理。

（二）创新以“三化管理”为内容的管理机制。我院在干部管理工作中，一是坚持规范化管理。实施了干部“两标考核制”，即根据市院和本院两个工作目标考核，确定考核项目内容及评分标准后，由检察长同主管检察长、主管检察 长与科室干部明确目标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负责的责任体系，保证工作目标的有效完成。设专人负责根据干部当月两项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将考核结果发布到局域网上，进行公开、透明化管理。年终考核时结合工作情况和平时考核结果进行综合考评，计算出干部工作的得分，进而为干部的评职定级提供科学的依据。二是坚持人性化管理，体现在以人为本的管理工作理念。领导干部带头转变工作作风。院检察长多次深入到实际办案和接访工作中去，为办案排除干扰，解决困难，使积累疑难案件和涉检访案件全部得到了解决。三是坚持制度化管理。把制定、完善干部管理制度作为规范干部言行、激发工作活动的重要课题，改变过去写到墙上应付检查的形式主义，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制定和完善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如制定的学习制度、干部晋职晋级制度、目标考核制度、末位淘汰制度、奖惩制度等，既推动了工作，又体现了公平、公正。

（三）创新“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我院确定的“三位一体”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自我监督。切实发挥领导监督作用，通过签订目标工作责任状，由党组成员对中层干部进行督导;由纪检、政工部门的监督；通过开展党风评议、自查自纠活动、学习教育活动，帮助、教育干部保持清正廉洁。再是发挥民主监督，通过党员干部的述职述廉，让群众打分评议，检验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和廉洁自律情况。二是人大监督。主动聘请人大监督员对领导干部的执法、执政工作、人事制度、重大活动、廉政建设等进行有效监督，切实把人大监督渗透到实际工作中去。三是社会监督。将干部的选拔、任用结果进行公示，公开征求社会的民众意见，并由纪检、政工部门设立检察干部违法、违纪举报信箱和举报电话，对群众举报的问题，由纪检部门进行认真的核实处理。建立了“一书二卡”的家庭助廉机制，由检察院和干部家属签订廉洁自律责任书，将干部八小时工作外的活动置于家属的监督之下。有效规范了干警八小时以外的行为，遏制了干警不规范行为的发生。

三、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院干部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干部补充调整欠佳；培养方式较为常规；后备任用率相对较低等。究其原因，主要有：

（一）因机构改革等工作，组织部门延迟了对我院干部的配备、调整，致使我院干部不能较好的外出交流、提拔任用，不能很好的地激发干部队伍活力。

（二）软件缺失，资金不足，致使一些创新性干部培训计划暂时搁浅，只能运用一些常规性培养方式开展干部培养工作，收效不太高。

（三）在选拔的干部中，由于组织、协调任用上不够及时，部分后备干部不能及时调任领导职务，致使后备干部任 用率不高。

四、工作打算

（一）及时补充后备干部。目前我院后备干部选拔工作滞后，为了充实后备干部，积极考察培养对象，及时联系组织部门确定后备干部人选。配合组织部门和上级院对后备干部的提拔任用，让后备干部不仅仅是本院的后备干部，鼓励、支持到其他单位和其他院任领导干部，不能一直处于备用状态。

（二）创新培养机制。争取干部培训资金，落实培训计划；联系挂职锻炼部门、单位，派遣部分干部上挂锻炼；鼓励干部到高等院校学习，提升学历。

（三）进一步完善干部管理机制。探索创新干部的选被、培养、任用的各项机制，使干部能够发挥应有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