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深层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深层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共4篇）

篇1：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深层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深层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摘要]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我国一次分配存在缺陷；二是公共服务不到位；三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破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对策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二是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

[关键词]收入分配；不公；制约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2-0018-04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2006年6月表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0．47。长期进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实说，“横向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比一些南美和非洲国家略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制约因素

最近二十来年，我国已经“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持续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沉淀了许多社会矛盾，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有些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严重程度，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政府近年来所实施的各项改革的核心。那么当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深层次的原因有那些呢?

1、一次分配存在缺陷。一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如果在一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一次分配中市场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改变收入分配差异的重点一直放在二次收入分配上。中央政府进行以分税制为主体的税制改革，以及从上个世纪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到近年来的中部崛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这一政策也体现在诸如扶贫和建立社会低保政策等举措。没有人否认二次分配的重要性。但是，问题不仅在于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尤其是执行的力度不够，而且也在于光是二次分配不足以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从现实情况看，至少有两大不利因素在有效地制约着我国政府改变分配的努力：

(1)一次分配制度保障不足。如果一次分配出大问题，那么二次分配怎样努力也会无济于事。要追求分配的公正性，就首先必须从一次分配人手，在这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一次分配制度没有法制上的保障。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致使一部分人的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我国尽管有最低工资制度，但法律上名存实亡。譬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已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譬如在许多省份都存在着“最低工资标准”得不到落实、致使工资比“最低”还低的普遍现象。并且最低工资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只针对城市居民。值得注意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我国有一亿多流动人口，表明至少这部分人口的最低工资是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呼吁要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但在各级政府和资本利益者结合—体的情况下，法律和政策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2)行政性的经济垄断。经济垄断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的差异影响最大。在国家“抓大放小”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形成了一些巨大无比的国有企业。这些特殊的行业和特殊的企业掌握着垄断性的权力和垄断性的资源。它们与其它一般的行业和一般的企业处在不平等竞争的地位，这些垄断性企业，如电力、铁路、电信、银行、证券、保险、烟草和石油等。尽管不同的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异过大的现象主要是通过垄断行业造成的。国有垄断企业分配失控，是造成分配秩序混乱的根源，主要表现为分配规则的混乱、无序，资 1

金渠道过多、过滥：国家垄断经营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差额利润，并没有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本金，而是直接或变相地转化为职工收入和福利，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越是垄断性的行业，工资管理越是失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要这个结构还存在，不仅改善收入分配情况没有任何希望，而且也会导致公共资产的严重流失。

2、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短缺”。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的严重不足。提供公共产品应该说是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情况的手段之一，也是政府二次分配的主要内容。公共交通、基本教育和医疗是公共服务产品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年来，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努力不少，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更是近年来政府改革的目标。但现有的公共产品显然没有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1)公共产品“短缺”且不合理倾斜。提供公共产品对我国政府来说还是一个新概念，一种新的实践。公共服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如果“以钱为本”，那么就难以提供真正的公共服务。更为严重是，现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中大多是向有钱人群倾斜的。无论是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更多地是为富人提供方便，而给穷人设置种种障碍。尽管近年来这些领域的各项基础设施获得了很大发展，但穷人仍然是处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景况，乘车难也到了使人望而却步的地步。教育的过度市场化把穷人的孩子排挤在校门之外。医疗改革的利益性导向使一些人选择死亡。城市交通改革为个人汽车提供方便，公共交通则难以改善。而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向富人倾斜主要是因为富人有更多渠道去影响政府的决策。要想实现分配公平，就必须使社会的各种利益主体都能够在制度约束与市场竞争下各得其所。要实现这一点，政府部门必然要直面体制弊端，相关改革措施要真正敢于触及某些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建立起符合和谐社会需要的利益均衡机制。(2)公共权力的“寻租”行为使收入分配扭曲变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老百姓最不满的是权钱交易，是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发横财的，暴富的。所以，社会争议的真正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一个突出问题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一些掌握着行政权力和稀缺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寻求在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产生的巨额的政策“租金”，权力的介入造成机会的不平等，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腐败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占多大的分量?应该加以估量。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双轨”价差牟利，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近年来土地批租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中的“圈钱”等腐败现象。近期突出地表现在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的划拨与交易、贷款及各种许可证的发放、稀缺资源的调配、上市指标和各种投资项目的审批等方面。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极大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引发了广大人民的不满。

3、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不仅没有逐步缩小，而且呈现拉大的势头。据资料分析，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28倍，2003年扩大到3．23倍。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有所松动。但至今“二元结构”特征在一些地方仍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国城乡居民不平等的经济待遇。特别是差别明显的城乡就业福利政策。并未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完全消除。比如，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仍然受到多种有形无形的歧视和制约。加之公共财政对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就业竞争能力不强，其转移致富的难度加大。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不高。整体经济增速偏低工业基础脆弱，财政实力不强。当地财政根本无法加大对农村和农业扶持的力度，致使“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欠发达地区仍然停留于一种美好的愿望，而难以在改变农村落后现状中产生实质性效果。

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必然性，问题在于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否违反了社会公平的原则，是否损害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离开了具体的公平原则，就无法对收入差距合理性作出判断。

二、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不可避免。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极易出现所谓_“拉美现象”，拉美的教训是：总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低层民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一旦这个群体被排挤在发展之外，那么这个社会很可能孕育危机，经济也可能无法持续稳定的发展。

我国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个经济问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换言之，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不能太直截，就分配而谈分配，而是应该寻根溯源，从根本上入手。其形成主要原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人手。亟须政府进行自我完善，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确保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因此应从以下方面思考对策：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性安排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现阶段，应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

(1)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体来讲，政府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同时，政府要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寻租行为的发生，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另一方面，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收入再分配，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真正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集中财力解决医疗救助、义务教育以及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另外，要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2)公共权力的“寻租”行为使收入分配扭曲变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老百姓最不满的是权钱交易，是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发横财的，暴富的。所以，社会争议的真正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一个突出问题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一些掌握着行政权力和稀缺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寻求在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产生的巨额的政策“租金”，权力的介入造成机会的不平等，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腐败造成的收入不

平等占多大的分量?应该加以估量。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双轨”价差牟利，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近年来土地批租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中的“圈钱”等腐败现象。近期突出地表现在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的划拨与交易、贷款及各种许可证的发放、稀缺资源的调配、上市指标和各种投资项目的审批等方面。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极大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导致了收

本文原文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引发了广大人民的不满。

3、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不仅没有逐步缩小，而且呈现拉大的势头。据资料分析，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28倍，2003年扩大到3．23倍。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有所松动。但至今“二元结构”特征在一些地方仍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国城乡居民不平等的经济待遇。特别是差别明显的城乡就业福利政策。并未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完全消除。比如，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仍然受到多种有形无形的歧视和制约。加之公共财政对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就业竞争能力不强，其转移致富的难度加大。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不高。整体经济增速偏低工业基础脆弱，财政实力不强。当地财政根本无法加大对农村和农业扶持的力度，致使“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欠发达地区仍然停留于一种美好的愿望，而难以在改变农村落后现状中产生实质性效果。

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必然性，问题在于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否违反了社会公平的原则，是否损害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离开了具体的公平原则，就无法对收入差距合理性作出判断。

二、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不可避免。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极易出现所谓_“拉美现象”，拉美的教训是：总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低层民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一旦这个群体被排挤在发展之外，那么这个社会很可能孕育危机，经济也可能无法持续稳定的发展。

我国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个经济问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换言之，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不能太直截，就分配而谈分配，而是应该寻根溯源，从根本上入手。其形成主要原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人手。亟须政府进行自我完善，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确保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因此应从以下方面思考对策：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性安排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现阶段，应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

(1)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体来讲，政府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逐步取

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同时，政府要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寻租行为的发生，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另一方面，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收入再分配，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真正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集中财力解决医疗救助、义务教育以及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另外，要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

(2)消除行政性行业垄断，避免垄断利润转化为不平等收入。行政性行业垄断的存在，是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行政性垄断的范围和价格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行政性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铲除滋生腐败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土壤。具体来讲，政府要做好以三件事：一是加强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企业内部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二是制定消除垄断引入竞争的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三是加强对特殊行业的监管，审计企业利润，规范员工收入，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3)促进机会均等，避免机会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人们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在获得收入之前，就已经处在不同的起点，机会的不均等，必然会导致人们收入的不平等。我国人口众多，只有部分人可以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裕起来，一旦起步他们将占据更多的资源，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处在后发位置，这时政府是否可以协调资源，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变得至关重要。然而，现阶段政府在很多方面的工作还不到位，人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融资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不均等。以教育为例，现阶段我国仍然没有实现全面的义务教育，很多地方的人们缺乏基础教育，这就导致这些人缺乏竞争力，收入自然得不到提高。以就业为例，现阶段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大量农民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选择工作，只能从事那些“脏、累、苦、险”的工作，收入自然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再以融资为例，现阶段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愿意给大企业提供资金，而小企业、农产很难得到贷款，只能小本经营原地打转。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

为此，政府要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积极推动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确保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逐步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三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逐步实现所有人拥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机会；四是进一步完善投融资体制，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融资机会。

2、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面对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政府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和判断，除完善和规范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外，更应引导社会形成积极的舆论导向，采取一些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

(1)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抓好“低保”政策的落实。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

步建立起来的条件下，结果不平等问题也应当认真对待。当务之急是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低保”(最低生活保障、最低教育保障、最低医疗保障等)。然而，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社会保障对劳动者的覆盖率比较低，医疗、失业保险覆盖还不到20％，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针对这种现状，政府应该不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除了对贫困者提供救济之外，更建立了覆盖所有人口的福利制度。首先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五年规划中的一个约束性指标。这是目前国家财力完全能够做得到的。另外一方面，是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这件事也是目前的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2)完善收入调节机制，为三次分配提供多样化的渠道。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白津夫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强调三次分配尤为必要。”目前，政府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主要是通过税收来实现的，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来贴补低收入者，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进而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针对这种现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媒体专访时，强调仅仅依靠以效率为主的初次分配和以政府财税为主的二次分配，并不能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应该大力提倡慈善事业等三次分配，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二次分配要讲公平，而三次分配则要讲社会责任，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政府可以鼓励高收入者从事慈善事业，资助失学儿童、建立希望小学或者建立敬老院等，还可以鼓励高收入者拿出部分收入成立非盈利性基金，完成一些针对低收入者的资助项目，对于从事这些捐钱方式的高收入者，政府可以考虑适当的减免税收。这些方式在发达国家是非常常见的，形式多样，而在我国还比较少见，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其中比较好的方式，为高收入者提供多样化的捐钱渠道。

(3)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是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条件等公共品的投入。让我国广大农村和农民逐步享受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温暖；二是要改变以往简单化地加快城市化的做法与倾向，真正本着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的要求，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首先消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切制度性障碍，彻底打破劳动力市场人为的地域分割、城乡分割的状况，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人们在参与收入的创造和分配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平等的机会。帮助农业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和产业之间实现有效转移。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在缩小收入差距上起了显著的作用。三是要在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和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从而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总之，解决我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同时要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有效功能。从根子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问题。实践证明，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举措都已经证明不能有效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要达到收入分配正义，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够保证基本社会正义的政治体系，而且也是一个能够提供基本社会正义的经济体系。

篇2：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深层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对策

XH 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当前内需不足主要根源是居民收入偏低。分配制度不够合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关系到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将中国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分配结构区分开来，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即使是比起金砖四国，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仅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罗斯和印度。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根据王小鲁博士过去三年对灰色收入所作的系统取样和研究，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远远大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5这个危险临界点。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差距的急剧增长。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

与很多人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去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密切相关。例如国有能源、电信和运输行业的正式员工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补助，就构成了家庭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例如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过度产业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就包括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扭曲的国内经济结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日积月累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和年轻人群体当中，这种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为严重。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网络舆论中充斥的不满情绪，更反映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和修改最低工资条例，缓解贫富分化并减轻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不过，这些政策目前的成效并不很大。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发展规划》中，中央政府宣布要系统地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虽然我们尚未看到这些政策细节的出台，但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产业和所有制形式下经济效率的差别。现在，人们日渐认识到，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比如，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非绝对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业垄断和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致。这种情况在“灰色收入”主导的收入格局中就更加纷繁复杂。灰色收入是指在正式收入之外的，未计入国民收入统计的那部分家庭收入。对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灰色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要大于50％。

如果我们对比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各种研究均表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全国各行业都是最高的。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对于任何一个央企而言，一般一个人的年均劳动报酬大约是12万，这比全国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5倍。众所周知，这并不是因为垄断行业本身效率要比其他行业更高，员工比其他行业更勤奋，而是由于国有资源的垄断收入所致。这些资源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应该是归一般国民所享有。

比起垄断行业员工，公务员系统和部分事业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也不遑多让。多年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级财政的急剧扩张，再加上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寻租行为的猖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实际收入的增幅。而一般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格局下，一方面要面对组织化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国家的支持，而且又没有可靠的工会组织，最后拿到的只是维持温饱的基本收入。即使是在《劳动法》颁布这三年以来，普通劳动的实际收入增长仍然低于GDP、垄断行业与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这恰好证明妨碍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尚未革除。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根据中国家庭收入统计项目1998-2002的资料，以福利市场化为标志的上一轮社会改革就严重损害了中下层的利益，大大抑制了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据估计，如果把国有单位的住房福利这部分隐形收入算进来，那么早在2002年房价激增之前，住房补贴就导致了16％的城市收入差距。当然，在房地产泡沫的驱动下，现在这一比例更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住房补贴只是各种隐形补贴的一种。同理，权力位置也给予公务员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更多的额外获利机会，这就必然导致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恶化。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换句话说，这反映了劳动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这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正如王小鲁推测，高收入家庭绝大部分的灰色收入并非劳动收入，而很可能正是从这些渠道中获取。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比官方数据更严重；这种差距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我们必须承认，强势的国家是主宰中国“财富蛋糕”分配的关键力量。我们可以把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90年代初，税收和工资占GDP比重都从15％开始下降，而月工资的比重下降得比税收要缓慢，但90年中期来，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工资的相对停滞，已经导致财政收入达到GDP的20％，而工资总额却进一步下降到10％。中国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就是显而易见的。“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不公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经济机会分配问题也是近几年来边疆省份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例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事件。当小部分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少数民族青年，不能很好地整合到现存市场经济结构之中，他们对经济意识更强、机会更多的汉族人就容易怀有敌意，误认为汉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他们对机会垄断相关。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仇富”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种病理学反应。近年来，围绕着“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网上讨论不断，激烈言论层出不穷。富二代和官二代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地位不公的标本，频繁受到中下层的激烈批判。而事实上，这只是社会经济差距拉大的一种集中反映，在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存在于富人阶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通过经济增长得到消解，一旦增长停顿或者物价失控，就难免爆发。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要想调整收入分配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借助劳动市场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当务之急。这不仅仅涉及分配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而且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科学发展观”的方向发展。这种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利益集团之一的政府本身，不必从自身寻找初始动力，而是通过适应市场向市场借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中国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近年来，虽然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调整分配格局，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取经。事实上，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政府能直接影响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要真正改善劳动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所以，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只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

篇3：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分析

在实现公平的分配中,制度公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指出,制度是“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作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的“行为规范”的制度,是指在一个社会组织或团体中要求其成员共同遵守并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制度公正则是指规范化、定型化了的正式行为方式与交往关系结构的公正性[2],它包括2个

收稿日期:2010-06-17

作者简介:王金燕(1962—),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方面的理解:一方面强调制度本身应当是公正的,即制度的设计具有公正的道德根据,被赋予了公正的属性,以现代的理念来讲,自由与平等原则、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公平与差别原则、社会补偿原则都是制度公正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是制度运行的过程必须公正,即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守制度的规则和程序,杜绝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公共制度的执行机关应该依据制度规则平等对待每个人,充分发挥制度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组织和调控作用,以维护社会公共生活秩序。具有公正属性的制度才能得到全社会公民的认同和遵守,并确立对制度的价值信仰,自觉捍卫制度的准则并努力确保其公正运行。

公正不仅是对分配制度的伦理要求,而且是分配制度的首要价值。实现公平的分配,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公正的制度保证社会公平分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制度公正,一方面要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分配规则并按其进行分配,用程序正义来促进结果正义。另一方面要制定对不公平结果进行调整的制度。既保证社会的生机活力,又不至于两极分化,使现代化建设按自身的客观规律发展。健全和完善公正的分配制度,必须首先遵循对人的基本尊重的原则,即社会在进行利益分配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对“人之为人”的基本尊重,应保障社会全体成员都平等享有最基本的权利。也就是无论一个人的价值贡献大小、成就高低,他都应当作为人而受到起码的尊重,享有与所有其他人同样的基本权利,没有任何人是可以被歧视的。同时,要遵循等值待遇的原则,这是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它强调在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普遍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就应按照其价值贡献大小来给予其相应的待遇回报。一个人付出了多少劳动,贡献了多少价值成果,为增进人类的福利作出了多大贡献,应是衡量他应得待遇的主要依据和尺度。在这两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我们要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竞争的条件和机会平等。既要关注公平的结果,也要关注公平的起点、条件、环境和过程,同时要保证社会成员利益分配相对均衡。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激励性、效率性、保障性收入分配有机结合,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利益分配格局,保证社会成员得到公正合理的分配收入。

制度公平是收入分配公平的根本保证,是因为制度公正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有利于维护与促进人自身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相对以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实行的劳者不获和获者不劳的分配制度来说,这是最大的制度公正。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即按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体现了按贡献进行分配的公平原则,这是现阶段最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但是,也要看到,在我国的一些具体的分配制度上,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问题,如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分配不公、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产生的分配不公、垄断行业依靠政府权力获得的垄断收入、某些权力部门通过权力寻租获得的非法收入以及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等,因此,只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形成公正、合理的社会分配结构,才能使每一个人的创造活力、创造本性普遍地得到发挥,才能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公正合理和和谐融洽的局面,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正常进行。

2 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性因素

2.1 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是造成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下的分配,是社会成员通过自己劳动付出或按生产要素对社会经济做出贡献之后获得的收益而进行分配的。在我国市场体制转型期,物质产品交换未形成充分的竞争以及生产要素未完全的市场化,直接导致了劳动者之间分配的不公平。与其他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要素市场不健全,劳资双方集体谈判、政府协调管理的工资形成机制尚未形成,普通劳动者在工资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劳动收益很容易受到侵蚀。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激励和约束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国家对国企收入分配缺乏科学和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造成工资总额管理、管理层薪酬和职务消费等方面的不规范等。同时,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计划与市场之间还存在着摩擦。市场在其准入、竞争、资源配置等方面没有实现其应有的公平,条块分割、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权钱交易等等,都严重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由于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如市场发育不全,缺乏法规管制,一些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或所处特殊地位和特殊关系非法牟取利益。不仅如此,一些人违反市场规则违法聚敛钱财,一些人以非经济手段、利用工作职务之便获取非正当收入,一些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获取大量的非法收入。

2.2 行政垄断使垄断行业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

行政垄断是指一些经济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斥、限制、干涉本地区、本部门企业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地区、部门企业之间正当竞争的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行业都是垄断,没有垄断性行业和竞争性行业之分。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政府逐步放开了许多领域的经营权,使绝大多数行业成为竞争性行业,但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仍然维持着国家独资和国家绝对控股的地位,政府的行政垄断仍然严重干扰甚至限制市场的作用,造成许多不平等竞争现象。行政垄断限制其他竞争主体对这些资源行业的自由进入,垄断行业则凭借由此而得到的垄断权利制定出高于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的垄断价格,即使现在垄断行业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其价格水平仍高于平均成本,这种非市场定价方式使垄断行业能够得到垄断利润,垄断行业还经常以成本提高为由要提高垄断产品的价格而不注重改进服务质量,而购买垄断产品的消费者却因为没有其他选择权,被迫按垄断价格进行交易,结果竞争部门创造的价值和消费者个人所得,通过这种不公平交易源源不断地流向垄断行业,成为垄断利润的来源。这些垄断行业凭借特殊的垄断地位,并通过多种形式将这些高额的垄断利润转化为职工特别是管理者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2.3 税收制度不完善是产生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税收负担的分配,应体现支付能力原则。衡量个人支付能力标准主要有收入水平、财产存量和消费水平。以收入水平和财产存量为基础的个人所得税对分配调节力度较大,但目前税收制度中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占税收总额比重相当低,而相对中性的增值税是主体。在我国的税收总额中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占税收总额的70.4%,包括法人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19.2%,其中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仅为6.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0%的水平[3]。人所得税制本身存在着诸多缺陷和问题,一是起征点过低,使中低收入群体承担了相当大比例的税负,尤其是工薪阶层承当了主角,而应担当主角的高收人阶层却充当了配角,严重违反了此税种设置的初衷。二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以往实行的是单一分类税制,这对于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却因多项费用被扣除,而承担相对较低的税负。同时,在我国的税种结构设置中,缺乏物业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针对不动产保有环节的财产性税种,缺乏针对与提供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税等税种,使得再分配环节也难以对收入分配不公进行有效校正。此外,我国目前还缺乏对收入监控的能力,税制及征收处罚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逃税”偷税极为普遍,造成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2.4 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滞后造成的分配不公

在经济性支出、社会性支出、行政管理支出三大财政支出结构中,与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社会性支出比重明显偏低,特别是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很小。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2001年德国、日本、英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6.2%、34%和39.5%,而我国目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比例只有12%左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4]。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不公平的主要问题是:一是保障范围小,我们的社保主要是针对城镇职工的,而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仍然没有被完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二是保障水平低,大部分职工的养老金只够解决温饱,医疗保险只能看看感冒之类的小病,失业金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低生活费只能交水电煤等公用事业费;三是保障差距大,不仅全国各地的保障差距较大,各行业的保障程度相差也较大,如公务员的退休金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厅局以上领导干部全方位无条件的社会保障也有失公平。目前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很高,但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平明显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财税体制的再分配调节功能,特别是影响低收入人群福利改善,从而加剧了分配不均衡问题。

2.5 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不公平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这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原因。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二元分割”的制度设计,并由此延伸和固化城乡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保、住房等二元制度安排,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长期不合理的状况难以改变。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首先是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平衡,农村的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资源仅为城市的1/3左右。城市居民享有的种种福利待遇、劳动保护和医疗卫生等,农民却没有“资格”享受,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素质提高,造成了城乡居民在起点上的不公平。其次是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难以形成,阻碍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造成了城乡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进城务工人员也难以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再次是我国长期以来的所有制偏向和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导致城乡之间在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存在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功能,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财产,是“养家糊口”的生产要素和提供社会保障的重要载体。但是,农村土地产权虚置问题突出,农民对土地权益享有明显不足。再加上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征地标准总体偏低,导致土地增值收入分配不合理。此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非农化进程加快流向城市就业成为“农民工”。但是,在现行城乡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中,受劳动力所有者身份差别的影响,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不能与城市职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城市职工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普遍偏低。

3 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路径

3.1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收入分配相对公平

收入分配首先需要内在的市场机制。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发展要素市场,整顿市场秩序,力争在初次分配环节就尽可能的实现相对的公平。为此,必须整合市场要素,力争要素价格市场化,尤其是要充分完善统一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形成劳动力价格均衡;通过立法改变劳动要素在与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博弈中的弱势地位,建立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机制;通过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推行劳资合作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等,采取雇员、工会、雇主和政府四方协商的方式,适时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切实维护劳动者的权益;通过有效发挥普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作用,推动普通职工工资随企业高中层人员工资增长、企业效益提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应较快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同时要通过完善市场体制,加强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严厉打击通过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走私贩私、坑蒙拐骗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行为;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全面调整各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范围,强化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和监督,扩大权力的透明度,推进决策民主化和公开化,从程序上建立起防范权钱交易的机制;通过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而获得不当收入。

3.2 消除行政性行业垄断,控制垄断行业收入

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一是继续推动垄断行业改革。要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竞争,缩小行政性垄断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贯彻对国有垄断行业的分红制度。国企股东无论在名义上还是法理上都归属于全体国民,政府不过是受托者。换言之,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是全民,其收益也必须归全民。通过上交红利,政府可以监管和限制垄断行业形成的超额利润化解为行业性的高收入,有利于调节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政府将国企红利的大部分分别投入到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用作国企改制成本支付以及弥补公共财政缺口,这样可使更多社会弱势群体受益,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三是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的控制和管理。要完善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对垄断行业平均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倍数实行限高封顶。加强对垄断行业分配的监控,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加强对垄断行业职工工资外收入监管,严格规范企业负责人的薪酬制度和职务消费。由于垄断行业经营的资产多属国有资产,为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防止垄断行业将高工资和高福利的成本转移给政府或社会,政府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的审计监督。在具体实施审计监督时,不仅要对企业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的真实性进行审计,还要对垄断行业员工特别是经营者获得的各种货币性、实物性的隐性收入进行重点审计,对违规违法的要加大惩罚力度。同时,应提高垄断行业资产管理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众监督力度,使垄断行业利润、亏损和员工收入等信息透明化。

3.3 完善税制,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

一是完善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而我国目前存在的情况是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而本应是纳税主体的富人阶层则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偷漏税现象的普遍存在,只缴很少的税,这就使我国的个税体系背离了缩小收入差距的本意。为此,必须完善税收申报制度,加大个税申报的监管力度,加大偷漏税的惩罚强度,增加税率级次,增加税率的累进程度,彻底改变工薪阶层纳税主体的地位。适当提高起征点,加大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力度,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课税,使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级次能起到“调高、扩中、提低”的作用。对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实施全方位的监控管理,完善存款实名制,实行纳税人和业主的双重申报制,重点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监控。此外,还要努力减少现金交易,不断扩大信用卡支付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账户及纳税信用纪录,并实现税务系统内的资源共享。二是开征消费税。消费税是直接面向高消费的社会成员,其直接负税者往往是高收入者,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对消费税应适时扩大征税范围,增加应税税目,选择的重点应当是为满足高收入阶层需求的某些高档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将高级裘皮制品、某些高档家用电器、污染环境的消费品等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高消费场所,如夜总会等地方的个人消费行为也应征收消费税,征收消费税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更好的实现社会均等。二是开征消费税。消费税是直接面向高消费的社会成员,其直接负税者往往是高收入者,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对消费税应适时扩大征税范围,增加应税税目,选择的重点应当是为满足高收入阶层需求的某些高档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将高级裘皮制品、某些高档家用电器、污染环境的消费品等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高消费场所,如夜总会等地方的个人消费行为也应征收消费税,征收消费税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更好的实现社会均等。三是完善财产税制。财产税则是对财产价值课税,既包含对财产转让的课税,更包含对财产持有的课税。具体包括调整车船使用税,对内、外企业和国内外公民在我国境内拥有并使用的车船,统一征收车船使用税,并相应调高定额税率;开征物业税,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物业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付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其市值的升高而提高;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抑制个人财富的积聚。

3.4 完善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分配公平

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它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基础。为此,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要加大财政对贫困阶层、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实现财政支持向农业和农村倾斜,有针对性地建立对农民的补贴和救助制度,让公共财政的阳光覆盖广大农村,让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使我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加快推进生产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建设公开透明、按照民主法律程序运行的公共财政体制。使我们的财政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公开透明,接受人民的监督。财政支出和财政概算的编制要细化,要有标准,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严格审议通过才能执行,人大必须监督预算的执行。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为有效解决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必须不断完善再分配功能,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为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基础。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逐步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着力解决不同人群间社会保险待遇差别过大问题,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加快建立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体制,全面推进农民工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完善城乡低保、特困户救助、灾民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制度;大力发展社会慈善事业,放宽准入管理,落实优惠政策,规范非营利运作,发挥慈善组织在社会安全网中的重要补充作用。

3.5 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建立城乡协调分配体系

首先要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最终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并消除户口与就业、教育挂钩的身份障碍,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改革就业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平等就业的管理制度,提供统一的劳动就业管理和信息,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使所有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获得劳动收入的机会和权利。要改革和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所有权主体不清晰、不完善,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不充分、不明确,缺乏法律法规的有效保护,特别是在土地征用中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成为目前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所以,要加快土地产权制度的法制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使土地的要素功能得到发挥。当前,重点要从法律上赋予农户稳定的和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防止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失。要建立和健全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好农村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农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标准实行差额补助。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与土地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着重解决农民失地后的合理补偿及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问题。要加大财政对“三农”的政策支持力度,特别是要增加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的投入,提高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加大转移支付尤其是对贫困县及城镇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对其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生产项目等的财政扶持;缩小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扩大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进行补贴以及对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进行补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

4 结论

目前中国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一个集中爆发时期,各地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仇富仇官仇警性事件以及其他一些社会越轨性事件均为表象,这是社会深层次结构性的不合理的表层体现,社会分配的不合理是这些事件深层次根源之一,也是制度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解决的唯一方法是调整社会结构,完善社会制度。

[编辑:徐状]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分配不公问题,已经对社会稳定和谐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本文力图从制度层面探讨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采取社会结构分析的方法,研究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各种制度性因素,认为问题的解决必须从制度层面入手,通过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税收制度、行政垄断、社会保障等制度,用合理的制度安排保障社会分配公正。

关键词：分配不公,制度公正,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刘瑞华,译.上海:上海出版社,1999:36.

[2]高兆明.制造公正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0.

[3]陈素燕,李沿围.制度建设是解决分配不公的立足点[J].大连干部学刊,2005(6):26.

篇4：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深层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1.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4;2.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开封475004)

随着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突破国际上公认的红线，接近0.5，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理论界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赵人伟等[1]根据1988年和1995年两次全国居民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不均等程度进行了估计;向书坚[2]运用城乡加权法估算了1981—1995各年的全国基尼系数;陈宗胜等[3]全面测度了1988—1999年中国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以及各种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等。综合来看，由于在资料选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别，这些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收入分配调控措施也各不相同。本文拟在我国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角度来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解读，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表1反映了我国当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状况。可以看出:国内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波动中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则呈持续下降的趋势。这表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严重倾斜的现象。

此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十分明显地存在着“三个集中”的趋向:一是从社会和政府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政府集中。近几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94年的10.4%提高到2008年的20%。二是从劳方和资方角度看，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作为资方的企业集中。1996—2007年，我国企业盈余份额占GDP的比重从19.3%上升到31.3%。三是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角度看，国民收入不断向垄断行业集中。目前我国收入最低行业与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差距高达15倍。笔者认为，正是这“三个集中”导致了“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降低。因此，要提高“两个比重”、增加劳动者与居民收入，就必须从总体上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规范政府、企业与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行为，从根本上解决“三个集中”的问题。

表1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格局%

二、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原因

造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原因可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来分析。

在初次分配领域，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和行政垄断的存在，以及规章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初次分配向企业倾斜，劳动报酬比重过低。(1)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产生了一批垄断行业和大型垄断国企，这些行业(企业)凭借行政手段获得大量垄断利润，在造成要素价格扭曲的同时，也导致初次分配向垄断行业和企业倾斜。(2)在劳动力市场，整体上我国仍存在着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企业与劳动者双方力量明显不对称，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劳动者作为个体或整体都处于弱势地位。企业通过压低、克扣、拖欠工资的方式，使得职工工资增长缓慢，从而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的降低。(3)在企业方面，劳动者缺乏对企业管理的参与权。即使在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的大型国企，监事会也往往形同虚设，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劳动者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缺少话语权，劳动者自身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

在再分配领域导致政府分配比重上升、居民分配比重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1)我国政府收取的税负过重。我国的税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由于政府部门收入的主体是对企业和居民征收的税收，政府收入过多就意味着企业和居民份额的减少。而对企业的征税又常常通过两种渠道转嫁给居民:在劳动力供给弹性较小的情况下，税负可以向后转嫁给劳动者，使得居民劳动报酬降低;增值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可以通过提高消费品价格向前转嫁给居民消费者，降低他们的实际收入。此外，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工资收入者承担了较多税负，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的收入水平。(2)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转移支付还存在盲区，政府没有将收入充分用于民生。(3)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过低。市场和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居民财产性收入获得渠道少。债券、外汇市场等发展相对滞后，股票市场仍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制度性缺陷;农地产权主体虚置和农民住房产权的虚化等都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低。(4)国家税收与财政支出决策的形成和实施缺乏民主与监督，居民缺失国民收入再分配参与权。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税收立法权集中于最高行政机关，这就为有关部门任意决定税种、税率开了绿灯。像证券印花税这样每年征收达3 000多亿元以上的重大决定，以及关系到千家万户利益的提高1倍的新车船税，财政部或国税总局可以不经全国人大讨论而自行决定，甚至连听证会也没有举行，纳税人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就其实质来看，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是按贡献进行分配，而是由相应的地位与权力来决定的:一是按资本权力分配，资本独占利润、侵蚀工资;二是按行政权力分配，国企官员侵蚀企业利润、侵吞国有资产，政府税收严重侵蚀居民收入。

三、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对策

综上所述，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与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就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既要积极采取各种具体政策措施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又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权利结构、特别是产权结构，构造新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体系，以纠正扭曲的要素价格，限制垄断。对垄断行业和企业要采用引进竞争或加强管制的方法分类改革。(2)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保护劳动者权益。真正落实《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健全涉及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各项法规，严格保护劳动者权益。要真正做到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不仅要靠公司制、靠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更要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现有的产权制度、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让劳动者联合成为企业的主人，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过程，并按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3)逐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要改变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就要形成劳动者报酬的集体谈判机制，逐步形成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劳动者的代表——工会——以及政府四位一体的劳动报酬集体谈判制度。集体协商制的关键在于明确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产权的主体地位，保障劳动者的剩余索取权，从而合理分享企业的收益。

在再分配环节提高居民收入份额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政府收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政府的税收方面，适度降低税率和调整税收结构并重，通过税制改革，将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调整到合理比例，使税收的增长与GDP的增长大体保持同步。在转移支付方面，政府要加大社会公共事业支出，加大对“三农”、教育、卫生、文化、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居民养老、医疗保障体系。同时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大力压缩行政经费。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规范政府收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根本保障。应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民主化与法治化的基础上，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从全能性政府、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立与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规范政府收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2)扩展居民收入来源，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其关键在于确立居民的个人产权:资本和土地产权。确立居民对其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享有所有、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等权利;大力发展员工持股，使员工成为企业与资本的所有者，获得股息、红利等资本收入。对于农村土地的产权，可在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通过法律界定，直接变为农民个人的财产权，重建农民个人所有制，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使土地产权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源泉。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还要发展完善市场:要进一步加强股票市场监管，要构建统一严密、高效有力的监管体系，保障股票市场积极稳妥发展;应当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建立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的多层次的企业债券市场;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松外汇管制，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建设，拓展农村金融机构业务种类，丰富金融产品，让更多的农民也能拥有财产性收入。(3)加快税收立法的民主化进程，建立民主法治的税收制度。全国人大是被全国人民授权的立法机关，理应享有所有的和最高层次的税收立法权。而税收行政立法仅是授权立法，涉及全国所有企业、事业、个人的税收立法权，以及涉及国家与集体、个人利益以税收形式进行调整的事项等，均应由全国人大通过法律形式予以制定、颁布实施。为此，应尽快为税收立法。在目前大量授权的情况下，各级税收行政立法应当做到公正、公开和透明。国务院的税收授权立法应当是对全国人大上述税收立法内容方面的延伸，应该充分体现全国人大对税收立法的意志。国务院授权其下属的税收主管机关行政立法主要是也只能是如何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国务院所颁布的税收法律和与之相配套的税收行政法规的操作性规章或规程等。为确保税收行政立法的可靠性和严肃性，在严格遵循立法程序过程中，还应该引入以下机制:一是立法回避机制，即凡是涉及税务机关以后行政执法依据的法律、法规，不应由税务部门起草，应由全国人大法工委专门机构起草，以防止部门利益在法律、法规中体现;二是立法公开机制，即所有的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背景资料等与之有关的材料应该在一定范围公开，有的应向全民公开，以提高立法的透明度;三是立法监督机制，即成立专门的立法监督部门，对每一部法律法规的出台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监督，监督内容包括程序、人员组成、公开程度等。应提高税收立法层次，并充分体现民主精神。为防止征税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并防止其对行政立法作出歪曲解释，应对课税要素及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在法律上予以详细明确的规定，而不能由行政法规、规章或其他形式予以规定。这就要求我国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对所有涉及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上予以比较详细的规定，尽量减少税收立法的授权，改变当前大量税收法规及规章层次低、自由裁量权大、解释弹性过大的状况，以维护税法的尊严。应当制定相关法律，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一规定仅仅从纳税人的角度加以规定，即只赋予了公民抗拒缴纳不合法税收的权利，却没有赋予公民通过民主方式决定是否应当征收某种税收的权利。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以此明确我国税收法制的立法原则、立法权限、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权利和义务等基本法则;同时应抓紧制定《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确保征、纳双方法律地位的对称与平等。

[1] 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J].经济研究，1997(9):19.

[2] 向书坚.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测算与回归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1998(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