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协议终止协议

2024-08-09

投资协议终止协议（通用10篇）

篇1：投资协议终止协议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

1.房东(以下简称“甲方”)：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2.租户(以下简称“乙方”)：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根据甲乙双方达成的共识，现就租赁房屋的终止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租赁房屋的基本情况

1.房屋地址：

2.房屋面积：

3.房屋状况：

二、租赁期限

1.租赁起始日期：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2.租赁终止日期：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立即终止。

三、租金与支付方式

1.租金金额：

2.租金支付方式：

3.租金已经支付情况：

四、押金

1.押金金额：

2.押金支付方式：

3.押金退还情况：

五、房屋交接与归还

1.房屋交接时间：本协议签署后____日内。

2.房屋归还时的状态：

3.房屋归还时的检查：

六、维修与保养

1.房屋维修与保养责任：

2.双方在维修与保养中的责任：

七、提前终止协议的原因及双方权利义务

1.乙方提前终止协议的原因：____。

2.提前终止协议的后果及双方权利义务：____。

八、其他约定事项

1.____。

2.____。

3.____。

九、争议解决方式

如在执行本协议过程中，甲乙双方发生任何争议，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房东)：__________乙方(租户)：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日期：__________

篇2：投资协议终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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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房屋租赁协议终止协议____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____年____月____日签署：

1.(以下简称“房东”)：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地址：

2.(以下简称“租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地址：

根据双方意愿，现决定终止双方于____年____月____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以下是协议终止的主要条款：

一、终止日期

本协议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终止。

二、房屋返还

租户应在终止日期前将租赁房屋恢复至租赁协议签订时的状态并归还给房东。

三、租金支付

租户应支付至终止日期的租金。如果租户在终止日期前搬出，但未按时支付租金，房东有权要求租户支付滞纳金。

四、其他条款

对于租赁协议中未涉及的事项，双方约定按照以下条款处理：

五、争议解决

如双方在执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无果，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协议生效和终止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并在租赁期限结束后自动终止。除非双方另有协议，否则本协议不得续签。

房东(签名)：__________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租户(签名)：__________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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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投资协议终止协议

富士通公司移动电话部门总裁Minoru Sakata表示，通过与Tensilica携手开发富士通移动终端，我们看到Tensilica DPU正成为富士通工程师不可或缺的平台，Tensilica的定制DPU可帮助我们以最低功耗在高吞吐量和数据密集型信号处理移动无线设备上实现最佳性能。

Tensilic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ack Guedj表示，Tensilica与富士通最优秀的工程师已合作两年多以协助他们设计用于新一代移动电话的LTE产品。鉴于我们的DPU内核可用于高端移动电话的LTE基带调制解调器、音频处理和其他许多应用，富士通决定使用其风险投资基金对Tensilica进行战略投资，对此我们深感荣幸。Tensilica将与富士通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拓展其他芯片设计项目使得富士通更好的受益于Tensilica技术。

篇4：投资协议终止协议

谷歌代表4月3日与美国书商协会及鲍威尔图书（Powell’s Books）联系，称将终止谷歌电子书全球经销商合作。2月份，谷歌恢复部分销售量低的下属商店时，与独立书商的这一项目就暂缓进行。从2013年1月31日起，谷歌电子书将在其最近上线的“谷歌官方商店”独家销售。

美国书商协会首席执行官特尔切（Teicher）在4月3日致书商协会会员的信中说，对谷歌的这一决定表示失望，距谷歌电子书代理销售项目停止还有一段时间，书商协会将给独立书商提供其他电子书产品或选择。在过渡期，谷歌电子书仍继续在书商的网站上销售。

鲍威尔图书总裁艾米莉·鲍威尔（Emily Powell）发表声明，称这一消息非常让人失望。鲍威尔三年前决定与谷歌合作，提供谷歌电子书，这是鲍威尔在竞争激烈的电子书行业的一个重要举措。她指出，鲍威尔也提供其他渠道来源的电子书，包括英格拉姆集团（Ingram Content Group）的电子书，今后也将会寻求新的机遇，扩大业务范围。

谷歌发言人称，该项目未能如期望的那样带来客户或零售商，因此决定停止。在过渡期内，谷歌仍将继续目前的合作。

Kindle用户借阅图书馆书目超10万本

亚马逊称，Kindle用户借阅图书馆目前已有图书超过10万册，3月份每本书被借出一次，作者可收到2.18美元。例如，《我的暂时生活》（My Temporary Life）一书作者马丁（Martin Crosbie）一个月销售及借阅收入共达4.5万美元，远远超过两个月前他未加入这个项目时的收入。

3月，畅销电子书排行榜前100名中由Kindle商店独家销售的占16本。这些书在Kindle用户借阅图书馆中也可得到，包括安迪（Andy Borowitz）的《意外扭伤》（An Unexpected Twist)、科特（Kurt Vonnegut）的《基础训练》（Basic Training）和卡伦（Karen McQuestion）的小说《易被逗乐》（Easily Amused）。

Kindle内容副总裁鲁斯（Russ Grandinetti）说起图书馆借阅项目表示，马丁这样的例子越来越普遍，这对Kindle用户借阅图书馆也有很大好处。

美数字公共图书馆将于2013年成立

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郑重宣告，非营利的“美国数字公共图书馆”将于2013年4月成立，这是一个面向全国推广数字化和提供免费借阅、数字图书和特殊文集的项目。达恩顿在哥伦比亚法学院举办的第25届“贺拉斯管理讲坛”（Horace S. Manges Lecture）上发表主题演讲“数字化、民主化：图书馆和图书的未来”，做出这一承诺。

在演讲中他从版权和图书贸易的历史讲起，直到最近的谷歌数字化计划。他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民主化和商业化”间的关系。他承认商业利益应该受到尊重，但问题是，在技术和能力已能够提供更广泛的接近文化产品的机会时，怎样平衡这二者的关系。他以谷歌图书馆扫描计划为例，称该项目主意很好，但不合法，已变成了商业图书馆，没有任何公共的考虑和公共目的。

他坦言，这一计划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乌托邦”。对于是否有作家参与该项目计划的问题，达恩顿说，指导委员会并不以作家或出版人身份划分组成，不过大多数委员，包括达恩顿本人也是作家，他们在意作家的需要。

电子书价格调查或有结果

据美国媒体报道，欧洲和美国对电子书价格的调查结果或将出炉。据《华尔街日报》和科技资讯网（CNET News）消息，苹果、企鹅和麦克米伦仍有问题未解决。

《华尔街日报》称，三大国际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哈珀·柯林斯和阿歇特图书集团倾向于和美国司法部和解，而被调查的苹果和另外两家出版商不愿与美国和欧洲反垄断机构和解。报道还称，情况仍不确定，随着司法部反垄断起诉日临近，还有可能出现变化。

科技资讯网报道称，企鹅和麦克米伦不愿接受目前的条件。《华尔街日报》指出，和解条款包括取消“最惠国”条约，据这一约定，出版商同意不在苹果图书商店低价出售电子书，以及出版商和零售商继续现有交易的“冷却期”。

美国司法部自2011年底对“代理定价模式”进行调查。

欧盟委员会自去年3月英国公平贸易办公室停止自己的调查后，正式接着继续对苹果和欧洲出版商的交易进行调查。

2012年3月，欧盟管理者透露他们意欲和欧洲出版，开启代理模式，由出版商自行定价，但为了遵从欧盟反垄断的规定，必须取消一些条款。具体取消哪些条款尚未知。

亚马逊英国因未缴税遭调查

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显示，过去三年里，亚马逊在英国的总销售额逾76亿英镑，但却未缴纳任何的公司所得税。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 Revenue & Customs)并未表示已对英国亚马逊展开调查，其对英国亚马逊的询问可能是常规审计。不过，美国、中国、德国、法国、日本及卢森堡等国已对亚马逊展开了税务调查。

不过亚马逊英国的业务所有权并非英国人所有。为寻求避税，亚马逊在2006年将英国业务的所有权转移至卢森堡一家公司，亚马逊英国现由亚马逊欧盟有限责任公司(Amazon EU Sarl)负责管理。亚马逊英国业务也仅被定位为订单履行，亚马逊英国所有书籍、DVD及其他产品的销售额都直接归到卢森堡公司。英国部门仅是一个配送机构。

亚马逊欧盟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的账目显示，该公司仅有134名员工，销售额逾75亿欧元(合65亿英镑)。而同年内，亚马逊英国拥有员工2265名，营业额却只有1.47亿英镑。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2010年，亚马逊在英国的销售额在23亿英镑至32亿英镑之间。过去三年，亚马逊在美国地区的平均利润率为3.5%，而其在英国的销售额在76亿英镑至103亿英镑之间。若以相同的利润率计算，亚马逊的应税利润在2.66亿英镑至3.6亿英镑之间，所产生的英国公司所得税最高1亿英镑。

不过，在2003年至2011年间，亚马逊英国所累积的净值税仅有300万英镑，其中有190万英镑产生于2011年。这些并不是亚马逊英国向英国税务海关总署所支付的实际税费，由于英国政府不要求企业提供现金流量表，无法得到该类相关信息。

亚马逊拒绝就税费问题置评。不过，该公司在一封邮件中称，“亚马逊欧盟公司为欧盟数千万用户和卖家服务，为他们提供了多语言的网页方面客户使用，产品配送范围包含了欧盟27国。我们的欧盟总部位于卢森堡，拥有数百名员工，所有这些复杂的运营操作全由他们负责。”

税收正义网(Tax Justice Network)的理查德·墨菲(Richard Murphy)表示，应对税收政策进行修改，以防止出现像亚马逊英国这样的情况。他说，“问题的关键是，在这里售出的产品还是向这里出售的产品？而问题的答案就是，将远程商家看作是在英国进行销售行为的英国居民。”

篇5：终止租赁合同协议书(自然终止)

甲方:（即出租方，下称甲方）

乙方:（即承租方，下称乙方）

为避免纠纷和明确各自的责任，甲乙双方就解除联销合同事宜经充分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兹因乙方租赁合同期已满，乙方并不再续签。租赁合同自然终止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甲乙双方所签署的租赁合同，甲方收回坐落于______市______区______路______号______层______号的商业用房。双方同意解除原租约中有关终止租约、权利担保及管辖法院等条文仍有效外，余悉依下列协议履行：

一、双方于签订本协议书时起即终止原租赁关系。

二、乙方应于终止租约时起支付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_

月______日的物业管理费_________元整。电费_________元整。总计：________元整。所有款项应于年月日前付清。

三、如在上述期限内乙方无力付清物业管理费及电费给甲方的，乙方承诺，甲方

有权全权处理将该商铺内及仓库内所有物品，乙方不得提出任何异议。

四、乙方因在结算完所有款项后的规定期限内把该商铺内所有物品移出，如不在规定期限内移出，甲方有权处理该商铺内及仓库内所有物品并做废弃物品处理，乙方不得提出任何异议。

五、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如有未尽事宜，通过双方友好商，另行签

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六、本协议在履行中如有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应向甲方管

辖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八、甲、乙双方在明确清楚、了解相关法律之情况之下，签署此协议。

甲方：章亦男乙方：

委托人：委托人：

签字盖章：签字盖章：

日期：2010-5-15

篇6：设计合同终止协议

设计单位：（以下简称“乙方”）

由于合同细节磋商未达成一致原因，致使甲乙双方于年 1 月 24 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以下简称“原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双方协商后达成以下协议：

一、乙方已完成设计工作包括：。

二、合同费用结算：原合同的设计费总额为元（币种为人民币）。根据乙方设计工作实际完成情况和原合同中对设计费的.约定，甲方应付共计元，甲方已付元，甲方应付未付元（大写：元整），除此之外甲方无需支付乙方任何其他费用。

三、甲方拥有包括设计成果在内的本项目资料的著作权。甲方保留在本项目中继续使用、深化该设计、或将设计成果提交其他第三方设计单位参考的权利。

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本协议生效、原合同终止。

五、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签字）委托代理人：（签字）

协议签订日期：年月日

篇7：工程合同终止协议

乙方：熊昌勇

甲、乙双方于分别签订了丰都县峡南溪村花地堡移民安置房(丰都县新县城新绿州外侧熊昌东等73人移民安置住宅楼4单元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3份合同)，占地总面积243平方米，乙方签订合同后至截止，完成了部分工程量，现由于多种原因双方自愿解除原施工合同，现经丰都县三合街道办事处滨江西路居委会王书记、何主任调解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要求收回该工程，乙方同意甲方收回，原签订的工程承包合同(3份)同时作废。

2、签订解除合同时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前期工程人工工资、机械设备、水电费、材料等一切所有费用共计80000元(大写：捌万元整)，乙方放弃其它一切权利。

3、签订解除合同后，乙方在3日内退出施工现场，并将施工现场交给甲方。

4、在解除合同后乙方前期工程所该的债务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

5、本协议一式五份，双方签字生效，任何一方违约，付守约方违约金3万元(大写：叁万元)。

协议补充：略

篇8：投资协议终止协议

关键词：《投资协议》,防御性条款,东盟

►►一、《投资协议》文本法律问题的分析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 《投资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 于2009年8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正式签署, 这标志着双方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协议》包括27个条款, 通过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公平公正待遇, 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 为双方投资者创造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环境, 进一步促进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然而, 自由化投资条约无疑是对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限制, 《协议》审慎设计了一些针对性、防御性的条款, 在投资自由化和国家主权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一) 澄清一些关键术语

投资的范围定义得越宽泛, 东道国承担的义务就越大。《协议》针对1.1 (4) 中相对宽泛的投资定义作了防御性设置, 如规定资产应是一方投资者“根据另一缔约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后者境内投入的”。缔约方意在引导投资者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政策, 一旦发生投资争议被提交国际仲裁解决, 东道国可基于该规定将仲裁适用的法律指向其国内法, 主张所涉资产不构成条约项下的投资。

《协议》将投资者中“一缔约方的法人”的界定也进行了细化, 根据第15条“利益的拒绝”揭开法人的面纱, 以排除非缔约另一国的国民在缔约另一国借壳成立或控制的公司为投资者。由于《协议》中包含了“保护伞条款”, 这种做法可以有效避免投资者通过在东盟国家设立公司从而成为条约中的适格投资者, 发生争端时将中国诉至国际仲裁。

(二) 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防御性设置

《协议》第14条详细规定了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争端解决机制, 其中, 14.1适用于因东道国违反下列条款对某一投资的管理、经营、运营、销售或其他处置等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或损害的投资争端:第四条 (国民待遇) 、第五条 (MFN) 、第七条 (投资待遇) 、第八条 (征收) 、第九条 (损失补偿) 、第十条 (转移和利润汇回) 。14.2 (1) 适用于:本协议生效前已发生的事件引发的投资争端、已解决的投资争端或者已进入司法或仲裁程序的投资争端。笔者特别注意到, 通过穷尽式地列举相关协议条款, 排除了东道国因违反其他条款义务的行为而被诉诸国际仲裁的可能性, 其中最重要且可能被违反的是透明度条款;并通过列举管理、经营等处置行为而将“准入、设立、获得、扩大”排除在外, 否定了投资者将东道国在外资准入阶段的措施提请争端解决的可能性, 大大减损了准入前MFN的实际价值。

NT和MFN条款的例外规定也对争端解决起了防范作用。首先, MFN在投资领域并不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其适用及内容是缔约方约定的结果。借鉴NAFTA明确MFN条款不适用于协定所包含的解决投资者—国家间争议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协议》5.3规定, MFN不包含要求给予另一投资者除本协议规定内容之外的争端解决程序, 从而将MFN限制在实体性规范, 避免了如Maffezini案类似问题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协议》第6条, 它规定NT和MFN不适用于任何现存的或新增的不符措施及这些措施的延续或修改, 但各方应当尽力逐步消除不符措施。通过这种“冻结条款”的嵌入, 保证东道国能够继续实施并维持现有的与NT、MFN不同的保护措施;又通过“回撤条款”表明东道国承诺以后取消现有歧视措施。这于中国并不鲜见, 但豁免“新增的”不符措施尚为中国投资条约的首例。它允许协议生效后还能采取不符措施而不违反条约义务, 这使得了NT和MFN两个条款有名无实。

公平与公正待遇也是投资保护中的核心制度之一。然而国际条约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有不同的规定, 没有确定的标准可循, 因而易被投资者用来作为索赔的依据, 使东道国政府遭受讼累。《协议》的第6条在规定给予投资者公平公正待遇的同时, 从两方面提高了其适用门槛:一是它仅指缔约方在任何法定或行政程序中有义务不拒绝给予公正待遇;二是违反本协议其他规定或单独的国际协定的决定, 并不构成对该待遇的违反。这样实际上就将公平与公正待遇排除在投资者的可诉事项之外, 使其在条约的解释和适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 例外条款的适用

从投资条约的实践来看, 为避免国家基于安全、重大利益等采取的外资管辖措施受条约义务羁绊, 在条约中设置例外条款是最为直接且运用非常普及的安全模式。

中国对外签订的BIT很少规定将一些国家“重大安全例外”排除在国际仲裁的适用范围之外, 如2003中德BIT和中国—荷兰BIT就没有相关例外规定。《协议》在此处借鉴GATS设定了三个例外条款:第11条“国际收支平衡保障措施”、第16条“一般例外”和第17条“安全例外”。这些

规定都是在基本沿用GATS的基础上添加GATT的某些要素, 因此对三个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或可参考WTO相关案例。

《协议》17.2中“基本安全利益”、“紧急情况”等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措辞, 如缔约方能否援引第17条作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外资管制措施的例外?条款列举的事项大都涉及国家军事安全领域、公共安全健康问题, 似乎不包括经济危机。然而, 与GATT和GATS不同的是, 《协议》17.2加入了“包括但不限于”的字眼表明上述列举并非穷尽。因此, 缔约方有理由为其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限制投资措施辩护。

►►二、对《协议》的评价

透过《协议》具体条款, 可以确定其对投资的保护水平大体上与中国2000年后签订的BIT相当, 但《协议》第6条“不符措施”使得MFN和NT的实际效力大打折扣, 此处对投资的保护力度逊色于其他新签订BIT。其主要原因是东盟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若采取与各国单独签订BIT的方式则可能不会出现此种限定;过度自由化也会使我国在与加拿大、美国的BIT谈判中受到牵绊, 可见我国在投资待遇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决不为局部利益所左右的, 保护投资者利益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之间的一轮轮博弈, 使得《协议》中自由化条款与防御性设置齐飞的景象处处可见。另一方面, 投资协定不像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往往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多方面的规则, 其实现缔约方之间利益交换与平衡的难度较之FTA更大。在NAFTA等FTA的示范和WTO贸易自由化推动下, 晚近签订的FTA多数包含了投资自由化内容。《协议》将违反准入前MFN、透明度等带有FTA色彩的条约义务的东道国行为排除在争端解决机制适用范围之外, 使得该协议更像是FTA中的BIT, 蒙上了些许传统BIT的色调。

参考文献

[1]协议第15条规定缔约方可以拒绝给予另一方投资者本协议的利益:1.另一方投资者, 如果该投资是由非缔约方的人拥有或控制的法人进行的, 且该法人在另一方境内未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2.另一方投资者, 如果该投资是由拒绝给予利益一方的人拥有或控制的法人进行的

[2]Chapter23Dispute Settlement of FTAA (Draft Agreement) , footnote 13, http://www.ftaa-alca.org/FTAADraft03/ChapterXVII_e.asp, 2011年6月3日访问

[3]Maffezini v.Spain案认为MFN条款适用于程序性待遇只要不违反公共政策且没有明确把争端解决排除于MFN条款适用范围时就可以适用。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v.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ARB/97/7, 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paras.54-59

篇9：投资协议终止协议

当前，中美双边投资协议谈判正在有效推进，本文一方面简要地分析了美式BITs负面清单的内涵与实施特征，另一方面也探讨了中国应对中美BITs谈判的策略，并建议在中美BITs谈判中适当将技术标准等准入限制移出负面清单，同时将对外资企业设立企业和新建项目的核准制度予以整合。

一、美式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中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内涵

（一）国民待遇的核心在于内外资企业在任何环节在法律上享受同等待遇，并不等同于“法无禁止即可行”

根据美国公布的双边投资协定2012年范本，国民待遇的含义是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境内设立、并购、扩大、运营、转让或其他投资处置方面，给与不低于本国国民享有的待遇。通俗地说，就是指对外资和内资企业“一视同仁”，和“法无禁止即可行”的概念并不一致。只有在我国已经对内资企业实施“法无禁止即可行”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才能够和“法无禁止即可行”基本挂钩。

（二）负面清单是指立足于国内法，对外资企业行为采取有别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的所有管理措施

各国在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时，出于经济安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等因素，普遍对外资在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业绩要求和董事会成员等方面设置一定的例外措施，简称“负面清单”。一般而言，负面清单的大部分条款均基于国内现有法律规范制定，但也包括诸如“在某种情况下允许对外资采取非国民待遇”的灵活性条款。

（三）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负面清单概念并不等同于核准环节的负面清单概念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领导人多次指出，要在核准环节推广“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之外的事项由社会主体依法自行决定。这里的“负面清单”，强调的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并不是指外资企业的非国民待遇。因此，这里的“负面清单”和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中的“负面清单”虽然用词一致，但内涵并不相同。即便双边投资协定规定某个行业对外资企业采取国民待遇，只要其新建项目和新设立企业仍需政府核准，则仍属于核准环节的“负面清单”范畴。

（四）负面清单是一个全面涵盖对外资企业各种行为限制的清单，而非仅仅是外资准入的行业限制清单

在BITs2012年范本中，负面清单针对的是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业绩要求和高管董事会四项条款的例外条款，而这四项条款几乎涵盖了外资企业的一切行为，因此针对外资企业任何行为所采取的区别于本国企业的各种管理和限制，均应列入负面清单范畴。这种管理和限制可以是针对某些行业的准入限制，也可以是在高管人选、采购本土产品比例等业绩方面的特殊要求；可以是针对个别行业的特殊限制，也可以是针对全行业外资企业某些行为的一般性限制。从目前亚太地区各国实际签订的各类协定文本看，负面清单中既有针对具体产业准入限制、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的相关条款，也有针对所有行业所设置的本地劳动力比例、差异化许可程序等条款。此外，负面清单的相当一部分条款并不直接对外资企业各种行为予以限制，而是在涉及国有资产产权、传统文化习俗等“特殊情况”下赋予签约国不遵守国民待遇等四项原则的权利，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

二、目前亚太区美式双边投资和贸易协定中负面清单的特征

目前亚太区域采用美式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的数量日益增多，除美国参与的BITs和FTA均采用此管理模式外，韩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之间所签署的BITs和FTA也多采取这种模式。本文基于三个有代表性的BITs和FTA——美国乌拉圭双边投资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韩澳自由贸易协定的文本，对目前亚太区域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具体条款特征予以总结。

（一）较少对具体行业的外资准入进行限制

1.对工业领域（不包括国防工业）的外资企业，除极少数特殊行业外，均全面给予准入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上述三个代表性的BITs和FTA仅仅将极少数工业行业列入负面清单的范畴。如美乌BITs中，乌拉圭在负面清单中并未列入任何具体工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在美韩FTA和韩澳FTA中，韩国在工业领域仅仅将生物制品、电力、天然气、印刷四个行业列入负面清单范畴；在美国所签署的绝大部分FTA和BITs中，美国仅将核能、矿产这两个制造业领域列入负面清单。

2.对服务业外资企业的限制集中于金融、运输、广播电视等行业。这三个BITs和FTA的负面清单均涉及大量的服务行业，其中金融、运输和通讯服务这三大领域在几乎所有国家的负面清单中都有涉及。在金融领域，三个BITs和FTA均在负面清单中单独设立一章条款予以明确签约方在金融领域的非国民待遇行为，涵盖业务范围、持股比例、审批程序等多个方面。在交通运输领域，各国基本上将国内航空运输、内河航运、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均列入负面清单的范畴。如美国要求只有“美国公民”才能从事美国国内航空运输服务，韩国要求从事韩国国内航运服务的企业必须为韩方控股，澳大利亚甚至要求从事涉澳国际航运服务的企业的法人代表必须为澳大利亚公民，等等。在通讯服务领域，各国在电视广播运营、基础电信业务等领域均对外资实施持股比例、法人代表国籍等方面的限制，在部分领域甚至直接禁止外资进入。此外，教育、科技、房地产经纪甚至广告等领域也常常被列入负面清单之中。

3.为保护本国农民利益出发，部分国家对农业的外资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农业领域的外资准入直接关乎本国农民利益，因此在各项BITs和FTA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对农业领域的外资准入多持谨慎态度，将其列入负面清单。如韩国明确规定外国人不得参与大米种植业经营，而肉牛畜牧业则不得由外资控股；乌拉圭则规定外国人不得从事近海捕鱼业务，以保护本国渔民利益。

（二）对外资的准入限制均有国内法作为基础

按照国际惯例，BITs和FTA中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必须立足于各国国内已经生效的相关法案。如美国之所以能够将原子能行业列入负面清单，禁止外资进入，其法律基础是《1954年原子能法》；韩国在运输、广播等领域对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则是基于《航空法》、《客运服务法案》和《广播法》等法案。

（三）设置了大量的灵活性条款以赋予各国政府更多的政策实施空间

亚太区各FTA和BITs在大量减少对具体某一行业或某几个行业外资的准入限制的同时，为增强各国政府的权利设置了大量的灵活性条款，保留了某些情况下签约国政府不按照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对待外资企业的权利。这些灵活性条款条目繁多，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实际上大大增强了各国政府在外资管理方面的权限。如韩美FTA、韩澳FTA均明确指出，即便韩国国内的《2007年外商投资促进法及执行方案》等法案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条款有冲突，韩国也完全可以基于这些法案进行外资管理；而当外资企业有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获取国有资产产权、各种危险品生产、影响弱势群体利益等十数种情况下，韩国也有权利不实施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澳大利亚、美国和乌拉圭也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设置了大量的类似条款。

三、我国目前对外资的非国民待遇和美式BITs的差异

（一）从法律程序上看，我国目前仍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管理实施两套并行的管理模式

美国原则上对内外资企业实施统一管理，对外资企业的特殊管理措施再用单独的法案予以规定，如美国对核能、输油管道建设等领域外资企业的限制措施，就散见于相关领域具体法案之中。

我国虽然近年来在所得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领域逐渐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标准，但在企业设立、项目核准等环节上仍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实施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外资企业设立主要依据《三资企业法》，需要由商务部门和工商部门共同核准；而内资企业设立则主要依据《企业法》，只需要由工商部门核准；外资企业的新建项目核准依据《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而内资企业则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两者的核准部门、核准程序也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在电信、运输等具体行业领域，我国专门出台了《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管理规定》、《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对外资实施单独管理。

（二）对外资的限制政策分散于各部门的各种规章，缺乏上位法律支撑

美国虽有着大量对外资的限制措施，但这些限制措施主要集中于由立法机构制定的各种法案，如美国几乎所有的限制措施均来自《原子能法》、《公共土地法》等法案。

我国对外资的准入限制规定没有上升为法律，基本上属于各部门公布的规章条例，主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外商投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暂行办法》、《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等一系列具体行业行政法规中针对外资的限制条款。包括在医疗、高等教育等领域，虽然在准入环节并未明确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实施限制，但在人员职称认定、科研项目申报、各种资格认定等方面事实上并未给予民营和外资机构等同于国有机构的待遇。

（三）存在大量基于技术标准、环保标准等原则的外资准入限制政策

从国际通行惯例看，在技术水平、环保标准、耕地占用、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对企业的约束原则上不应内外有别，因此我国基本采取运用国内相关标准、技术法规等方式进行统一规范和约束的做法，而几乎不专门针对外资企业在准入环节设置具体的产品、生产工艺等准入门槛，可以称作“外松内紧”。

然而，我国目前相对倾向于由政府认定一些技术水平落后、环保效益差、占用耕地较多的代表性产品和生产工艺，并在外资准入环节对这些产品和工艺实施准入限制，但在企业经营中在环保、技术、资源节约等方面的监管力度却相对不足，可以称作“外紧内松”。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一批本应用国内法律法规予以约束的行为提前到了准入环节予以约束，使其准入环节透明度不高，管理效率也不高，且容易成为发达国家攻击我国实施非国民待遇的借口。

（四）从实际效果上看，我国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往往要高于次国民待遇

虽然从法律法规条文上，我国仍对部分领域的外资企业从准入到经营的各个环节仍存在一些限制，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对外资企业往往给予超国民待遇而非次国民待遇。其原因在于：一是从宏观政策层面，我国本身就同时对外资企业给予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两种政策。对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以及《中西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鼓励类目录，我国目前仍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待遇；外资企业在进出口商品许可方面也较内资企业更为便利；地方政府为推动GDP增长在土地、水、电、基础设施等领域对外资企业也出台大量的优惠政策。二是由于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管理过多集中在准入环节，而对外资企业的环保、劳工、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监管力度仍然不足，外资企业只要通过了准入管理，其环保成本、劳工成本实际上是偏低的。综合来看，我国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事实上要高于次国民待遇。

四、美国在中美BITs谈判中可能对我国的要价

（一）要求我国改变现有的外资管理模式

美国整体上采取了内外资统一管理的模式，对于没有准入限制的外资企业设立的批准程序和内资企业基本一致，也没有单独对于外资企业新建项目的核准环节。与美国不同，我国在企业设立、项目核准等环节上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实施不同的管理模式。如外资企业设立需要由商务部门和工商部门共同核准，外资企业的新建项目的核准程序也不同于内资企业，等等。

从法律层面上看，对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企业设立、新建项目核准等领域实施不同的标准可以被归入非国民待遇的范畴。因此，美方很可能以国民待遇为依据，要求我国取消商务部门对外资企业设立和新建项目的核准权力。

（二）要求我国取消在绝大部分产业领域对外资准入在法律层面上的限制措施

从美国近年来签署的多项FTA和BITs的进程看，美国对各谈判国在具体产业领域的限制持较为严厉的态度。在美国的压力下，绝大部分协定签署国均未针对制造业实施准入限制，对服务业、农业等领域的准入限制也被大大压缩。

从过去的经验看，美方很可能以我国制造业竞争力较强以及国民待遇等多种理由，要求我国取消所有制造业对外资的准入限制。而在服务业领域，美方在电信、旅游、专业服务、科研服务等领域的立场可能会相对强硬，可能会要求我国全面取消各种法律层面纱功能的限制措施；在金融、运输、广播通讯等与国家安全关联度较高的部门，美方同样会要求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但谈判的空间相对较大。

（三）要求我国尽可能减少灵活性条款

由于美国拥有一套成熟的国内法律体系对外资在各个方面进行监管，并不需要在准入环节要求市场竞争、经济安全等予以充分的保护，因此美国在其签署的自贸协定中较少使用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保留对外资实施非国民待遇的灵活性条款。从美韩、美乌、美澳等自贸协定的谈判历程看，美方也倾向于要求其他参与国尽量减少设置相关的灵活性条款。

（四）不允许我国各省、市设定自己的特殊准入限制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其各州和联邦政府并非单纯的上下级关系，虽然在原则上规定了州法规不能违反联邦宪法，但在具体条文上存在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在美国自己的逻辑下，美国在其签署的BITs和FTA中，各州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利实施立足于自身州情的对外资非国民待遇措施。

然而，我国和美国在法律制度上不同，我国的《立法法》明确规定，地方法规不得与国家任何法规相抵触。因此，美方很可能以此为借口，要求我国设置对外资的准入限制时必须有全国性法规为基础。

五、我国应对中美BITs谈判的策略

负面清单的问题表面上是一个谈判中的要价和博弈问题，然而由于我国和美国在负面清单上立场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对于外资乃至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差异，因此我国和美国在负面清单问题中的谈判涉及到我国整体的经济管理模式，其应对策略不仅仅是一个谈判博弈问题，而是涉及到我国整体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设计问题。

（一）在涉及我国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谈判议题中坚持“以我为主，渐进推进”的方针

美方可能对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的质疑重点集中于对外资企业设立、外资企业项目核准等在法律层面上与内资企业的不一致性。然而，我国之所以在企业设立、项目审批等方面需要由商务部门进行核准，其原因既有长期针对内外资实施两套管理体系的历史惯性，也与我国国内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对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和运营状况缺乏监管能力的客观情况有关。因此，虽然从中长期看我国统一内外资管理体系已是大势所趋，但这一改革的推行必须和国内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制度的健全同步进行，不宜过早推行。具体而言，在谈判中可适当同意负面清单之外的所有企业，适当取消在企业设立环节的商务部门核准环节。对于项目核准环节，由于涉及对项目技术水平、环保、用地等方面的多种评估，在短期内不能取消，但可基于国民待遇的原则，将内外资项目核准的流程予以统一。

（二）在具体行业的准入问题上谈判中，应坚持区别对待的实施原则，并设定自己的上下限

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谈判的经验看，美国必定会要求我国除金融、国内运输、广播电视、国防等极少数产业外，取消绝大部分服务业和全部制造业在市场准入、业绩要求等方面的非国民待遇。对此，我国应针对不同行业进行区别对待：一是对于青霉素生产、色情、赌博等不涉及内外资差别待遇的微观产业部门，可考虑完全按照国民待遇的原则予以管理，将其移出负面清单。在当前的法律法规体系下，即便将这些领域不列入负面清单予以管理，政府仍然有权利基于本国的法律法规予以实施和内资企业的相同的准入限制，因此，完全不必要选择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上海自贸区在2014年7月3日的负面清单中就依据内外资统一待遇的原则，将色情、赌博等行业删除出了负面清单。二是对于钢铁、有色、化工等本土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重工业，建议同样移出负面清单。然而，在具体的谈判策略上，不宜选择单边开放的策略，则应将上述领域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在其国内金融、旅游、矿产、商贸等领域对我国企业的开放。三是对新能源、生物、3D打印等我国可能未来重点发展，目前并无对外资有关限制的新兴产业，应在原则上保留有关部门的核准权利，但不宜明确设置股比限制等限制措施。上述新兴产业是未来我国能否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位势的关键，对于新兴产业的外资，既不能采取过度保护政策导致企业“不思进取”，也要避免外资在市场中凭借其技术优势形成垄断，损害本土企业的发展。四是对于涉及民族特殊工艺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点行业，应在深入调研具体行业特征的基础上，参考其它国家的经验斟酌制订对外资行为的限制措施。不同的服务行业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不同，因此对外资的限制措施也应有较大区别，如在国防、民族工艺等领域，宜完全禁止外资进入；在金融、教育等领域，则应适当限制外资从事某些具体业务，等等。

（三）在涉及符合中国国情相关问题上，应坚持争取设立相关灵活性条款

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经验看，美方在灵活性条款方面实际上存在着较大的让步空间。为此，我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仿效韩国的经验，在国有企业产权、社会公共利益、少数族群利益、不正当竞争、资源保护、文化传统保护等方面，力争设立大量的灵活性条款。

（四）为加快中美BITs谈判以及实现对外资的有效监管，应加快实施我国国内对外资管理制度的改革

主要针对外资审核与监管，推进从以下几方面的制度改革：一要基于内外资统一管理的原则，加快制定《外资企业法》，统一外资管理的原则和程序。目前对外资管理的根本法——《三资企业法》并未充分涉及安全审查、项目核准原则、地方自主设定外资准入限制等权限的问题，建议制定《外资企业法》，在原则性统一给予各类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同时，对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各部门以及地方设置外资准入限制中的权利等问题予以明确规定，为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提供法理上的依据。二要明确针对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内涵，避免各级政府过分扩充“负面清单”的内涵覆盖范围。我国目前对企业经营的核准管理除了企业设立核准、项目核准外，其他环节实际上是政府权力的“正面清单”问题，与非国民待遇相关的 “负面清单”并无关系。因此，建议明确规定“负面清单”的内涵，避免这一概念被滥用和误用。三要逐步将对外资企业设立企业和新建项目的核准制度予以整合。目前我国对于外资企业的准入管理有两道环节涉及非国民待遇：一是针对企业设立的核准，二是针对企业新建项目的核准，建议逐步取消专门针对企业设立的核准工作，而将“负面清单”的重心转移到对外资企业新建项目的核准上。四要加强对外资企业的安全审查和准入后监管。我国在借鉴发达国家准入前国民待遇这一管理模式的同时，必须强调加强对外资企业的安全审查和准入后监管，建议借鉴美国经验，实施操作性强、透明度高、程序规范的安全审查制度，防范外资进入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的危害；同时，要加强对内外资企业在环保、技术、劳工权益等方面的监管，加强反垄断，以避免外资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垄断国内市场，影响行业稳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