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精选6篇）
篇1：反垄断
反垄断论文：反垄断 私人诉讼 制度设计
【中文摘要】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大宪章”,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离不开公力执行与私力执行的互相配合。反垄断私人诉讼是私力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指的是一方私主体受害者因为另一方私主体进行了违反反垄断法规则的行为,受有损害时而提起的民事诉讼。美国是立法和实践中最早引入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国家,大约90%的反垄断案件由私人提起。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反垄断私人诉讼的重要性,在反垄断法中增进和完善相关规则,促进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实施。2008年8月1日我国的《反垄断法》正式生效实施,纵观我国的《反垄断法》,尽管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是这显然过于笼统,具体操作性不强。而且我国有着重公力执行而轻私力执行的传统,私主体受害者维权的意识较弱,加之我国行政垄断严重的特殊国情,使得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面临较多困难。从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第一案至今两年多的实践来看,我国的反垄断私人诉讼除了少数以和解结案的之外,私主体受害者作为原告胜诉的案件几乎没有,反垄断法私人诉讼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推进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完善,以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有效进行来促进反垄断法的更好实施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文力图探讨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内涵,在考察外国尤其是以美国为主的反垄断私人诉讼具体制度的同时,进行比较分析,结合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实施的现状,力求最大化的利
用本土资源,引进外国可为我国利用的相关具体制度,促进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实施。主要采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兼采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引言,包括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及意义、文献综述和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从理论上分析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概念、特征与公共实施的关系及意义；第三章从美、日、欧的立法内容进行对比,着重分析了损害赔偿制度、集团诉讼制度、取证制度、反垄断主管机关对反垄断私人诉讼提供帮助等具体制度；第四章剖析了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面临的困难；针对此,在第五部分,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拙见,包括适当扩大原告资格,赋予较高级别法院以管辖权,选择直接执行的反垄断私人诉讼模式,建立可分配的三倍损害赔偿制度,引入并完善集团诉讼制度,规定较长的诉讼时效以及加强反垄断主管机关对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支持。最后一章为结论,对本文进行了总结,指出反垄断私人诉讼的重要性,提出在我国建立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
【英文摘要】The antitrust law as the great charter of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nomic law.The life of law is implemented.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ntitrust law is relied on the mutual cooperation of public enforcement and private enforcement.Private antitrust litiga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private enforcement.It is a civil action in which a private party is injured by another private party
as a result of a violation of the antitrust law.The United States introducted antitrust private litigation in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at first.Approximately ninety percent of antitrust litigations are caused by the private sector.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nd regions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antitrust private litigation, improving the rules in antitrust law,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trust private action.Our antitrust law is implemented from August 1,2008,.Throughout our antitrust law,the fifth term clearly states that the “monopoly act operators, causing losses to others, shall bear civil liability.“.It is very general and specific operability is not strong.And China has the traditional of focus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wer and neglect of private power implementation.The private victims have week Awareness of rights,coupled with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so the private antitrust action is facing more difficulties.Seeing our more than two years private antitrust litigation since the first case,victims as the plaintiff win are little,apart from a small settlement close the case,the effect is not Satisfactory.Thus, facilitating the system of our private antitrust litigation to promote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anti-monopoly law is an
important issue.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content of the antitrust private action,us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y inspecting the system of foreig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Combin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trust private litigation status, seeking to maximize the use of local resources, introducing the foreign countries’ system,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trust private action.This article mainly using the method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adopting both the histor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The first chapter, is introduction, including the background, purpose,significance,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article.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s the concept, the character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ntitrust private action in theory and represents the relation between antitrust private action and public implementation.The third part compares the contents of legis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particularly analyzes the specific systems of damages, class action, evidence collection, the help of antitrust authority on private antitrust litigation and so on.The forth part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of private antitrust litigation in our country.And for this, in the fifth part, I put forward some of my own humble opinions, including
the appropriate expansion of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s, given the jurisdiction to the higher courts, selecting the direct execution of private antitrust litigation model, establishing assigned three times the damages system, introducing and improving the group litigation system, providing a longer limit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of antitrust authorities on private antitrust litigation.The last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as a summary of this article.It pointes out that the importance of antitrust private litigation, proposes the necess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private antitrust litigation,and stresse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nti-monopoly law can not do without each person’s participation.【关键词】反垄断 私人诉讼 制度设计
【英文关键词】Antitrust Law private litigation design of the system 【目录】反垄断私人诉讼研究4-6Abstract6-7
摘要
1.1 选题的背
1.3 文2 反垄引言11-14景与问题的提出11献综述和研究方法断私人诉讼基本理论14-16
21.2 研究目的和意义11-121.4 论文结构安排12-1
414-212.1 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基本涵义
2.1.2 反垄断2.1.1 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概念14
实施中公共主体与私主体的关系分析诉讼的特征16-1716
14-162.2 反垄断私人
2.2.1 诉讼主体的范围相对宽泛
2.2.3 诉讼2.2.2 举证责任的分配较为特殊16-17本质上体现一定的公益性1717-18
2.3 反垄断私人诉讼的类型
2.3.2 2.3.3 个2.3.1 排除侵害诉讼和损害赔偿诉讼17直接执行的私人诉讼和审决前置的私人诉讼17-18人诉讼、集团诉讼和团体诉讼1818-211919
2.4 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意义2.4.1 私人诉讼对垄断违法行为具有巨大的威慑力2.4.2 私人诉讼可以监督制约反垄断执法机关2.4.3 私人诉讼能够节约政府成本19
212.4.4 私人3 国外反垄断私诉讼可以使受害人利益得到有效保障人诉讼的考察21-3621-2
33.1 国外反垄断私人诉讼的主要立法
3.1.2 日3.1.1 美国的反垄断私人诉讼21-22
22本的反垄断私人诉讼22-2323-3626-2729-3031-33
3.1.3 欧盟的反垄断私人诉讼3.2 国外反垄断私人诉讼的主要内容3.2.1 原告资格23-263.2.3 取证制度27-293.2.5 诉讼时效30-313.2.7 诉讼模式33-3
43.2.2 管辖法院3.2.4 集团诉讼制度3.2.6 损害赔偿制度3.2.8 反垄断执行机关4 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在反垄断私人诉讼中的作用34-36立法与实践36-4136-38
4.1 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的现状4.1.1 《反垄断法》中关于执行机制的相关规定
36-374.1.2 反垄断法中执行机制的问题37-384.2 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面临的困难38-41方面的困难38-393939-40
4.2.1 原告资格确认
4.2.2 原告在承担举证责任方面的困难4.2.3 确定垄断行为民事责任形式的困难4.2.4 诉讼程序方面的困难
40-41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设计的建议41-4841-43
5.1 适当扩大原告资格
5.3 选择直5.2 赋予级别较高法院以管辖权43接执行的反垄断私人诉讼模式43-44损害赔偿制度44-4545-46
5.4 建立可分配的三倍
5.5 引入并完善集团诉讼制度
46-4747-48
5.7 加强反垄6 结论
个人简历、在5.6 规定较长的诉讼时效断主管机关对反垄断私人诉讼的支持48-50参考文献50-52
致谢52-53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53
【采买全文】 139938848 13811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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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反垄断
的确，垄断者只是极少数企业的“荣誉”。而放眼全球IT，微软和英特尔是最大的两个垄断企业。枪打出头鸟，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反垄断法的作用远远超越了这一两家公司。而是适用于很多细分领域，很多企业的一部大法。否则，反垄断法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市场经济的宪法”这样高大的称号。
市场经济的核心当然是市场竞争，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而这里有一个悖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由、公平的竞争之上，而有时候竞争造成的集中又会让竞争失效，形成垄断，形成死结。尤其是滥用垄断，更多竞争环境造成极大伤害。所以，根本上来说，反垄断法是为了打开竞争造成的死结。或者说，它是清除竞争造成的一些“癌细胞”，使得市场这个肌体始终保持健康，
所以，一切利用市场主导能力妨碍竞争、谋取超额利润、窒息弱小创新、损害消费者的行为，都可能成为反垄断法制裁的目标。所以，在互联网实验室即将发布的《中国高科技领域垄断状况调查报告》（简称《垄断报告》）中，微软和英特尔是两个重要调查对象，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两个企业，而是放眼整个高科技产业的各大领域，各个细分市场。所以，我们的报告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大家此前都没有意识到的垄断者：比如IBM在IT服务，尤其是金融等领域的绝对垄断地位；又比如国外互联网领域的Google，国内的腾讯、百度和支付宝；比如通信领域的高通，手机领域的Nokia；软件领域的Oracle、SAP、Adobe等。《垄断报告》对50家左右涉及垄断问题的中外高科技企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当然，这项工作需要不断深入。
所以，反垄断法不需要言必微软。我们应该放开视野，让这部“市场经济的宪法”真正发挥巨大作用，帮助每一个领域的大小垄断者增强自律，规范各个领域的合理竞争，帮助激活我们中国的各大产业的竞争力，最终为了中国更好的发展。
来自：fxd.bokee.com/6767592.html
篇3：反垄断
2011年11月9日, 中央新闻报道了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已就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互联网宽带接入问题进行价格反垄断调查 (1) 。该新闻报道引起了大家对中国自然垄断行业中大企业垄断行为的关注。中国对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已有三十余年, 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 为了满足建设资金的需求, 有些垄断被打破, 管制有所放松。在此期间, 中国民航、电力、电信等自然垄断行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二个阶段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以“拆分切割”为基本途径的战略重组垄断行业改革。在此期间, 中国一些垄断行业形成几家大的垄断企业, 如中国电力行业的五大发电集团和两大电网公司, 中国电信行业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六家电信企业;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到目前为止,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正在暴露出许多新问题。如目前, 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存在的几家大的垄断企业虽然存在竞争关系, 但是基本是划分势力范围的地区性垄断, 竞争并不如想象中激烈, 远未达到有效竞争局面。同时由于其在位优势, 对于一些与其有竞争关系的中小企业给予打击和限制, 企图在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或者保持垄断地位。与此同时, 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问题也成为近期大家关注的问题。具体到电信行业改革过程, 中国电信业改革是由完全垄断走向竞争, 由政企合一转变到政企分离, 从两个竞争主体到多个竞争主体的过程, 走过了一条“在发展中改革, 在改革中发展”的道路。1994年以中国联通的成立为标志, 电信业开始逐步打破垄断, 引入竞争。1998年后, 电信业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 实现了政企分离、邮电分设, 并重组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正式成立了中国移动。2001年, 电信业以打破固定电信领域的垄断为重点, 实施企业、资源、业务和市场重组, 成立了新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 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卫通、中国铁通六家基础电信企业竞争的格局。2008年进行的电信重组, 鼓励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 (包括资产和用户) , 中国联通与网通合并, 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 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 (2) 。在这种背景下, 出现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反垄断案, 确实能够引起我们反思前期垄断行业改革成果, 以及如何继续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本文试图从经济学视角并结合反垄断相关法律分析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垄断行为以及该行为的后果, 并通过分析该问题, 得出当前深化中国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一些启示。
资料来源:苏东水.产业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213-232.
二、垄断行为的判断
对于垄断行为判断, 主要是从经济学视角判断, 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以下简称《反垄断法》) 也是根据经济学来制定垄断行为标准 (3) 。这是中国第一部反垄断法律, 其意义相当深远。该法制定的目的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 保护市场公平竞争, 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根据《反垄断法》, 垄断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是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是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对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反垄断调查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第二、三方面进行调查。所以, 判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是否存在垄断行为就是看两家企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否有排除竞争对手、限制竞争的问题。具体到经济学上, 垄断判断标准, 一是两家企业市场份额是否达到垄断所要求的份额, 二是有无价格歧视, 有无针对性的打击竞争对手, 从而达到垄断目的。
(一) 市场支配地位的判断
判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首先要了解在互联网宽带接入市场中的企业和市场类型。在该市场上, 主要存在三大系统: (1) 电信运营商:电信 (电信宽带+卫通宽带) /中国联通 (中国联通宽带+网通宽带) /移动 (铁通宽带) ; (2) 广电运营商:广电 (租借电信运营商的宽带+自己新建的高速宽带) ; (3) 中小宽带服务商 (ISP) : (租借其他电信运营商的宽带) , 如长城宽带、铁通、歌华等。其次, 分析互联网宽带接入市场类型, 判断一个市场类型通常用市场集中度来测量。最常用的市场集中度指标是n个企业集中度 (CRn) , 即最大的n家企业的市场份额之和CRn=S1+S2+S3+S4+……Sn, 其中最常用的是4企业集中度 (CR4) 和8企业集中度 (CR8) 。因此, 如果在一个不完全竞争行业中, 四个或更少的企业达到了100%的集中度, 那么这些企业就被认为有很高程度的垄断权力。而一个由很多小企业的行业集中度可能为10%或20%, 那么这个行业被认为只有很小的垄断权力。一般认为, 集中度达到70%或80%的行业具有很强的垄断权力。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已基本查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互联网宽带接入市场, 两家企业共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份额 (4) 。如果再加上第三、第四位的大企业, 在宽带接入市场上, 估计CR4已达到70%左右。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和表1贝恩和植草益市场类型的划分, 基本可以判断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行业, 是一个极高寡占型垄断的市场结构, 并且是一个双寡头垄断市场。因此, 虽然在该市场有三大系统宽带运营商, 但是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只有两家, 即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它们在该市场上具有很高的垄断权力, 也就是具备一定的市场支配地位。因此, 总体上可以判断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 而且应该属于双寡头市场。
实际上, 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市场形成目前这种市场结构, 并不是市场竞争造成, 而是由政府人为造成的。在该市场具有难以翻越的市场准入壁垒, 而且是一种政府壁垒。政府壁垒一般是指政府部门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障碍进入管制, 如许可证制度等等。在互联网宽带接入市场主要就是进入许可证的管制。更具体,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形成垄断是2008年中国电信行业体制改革所造成的, 因此, 它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大企业。尤其是在宽带互联网骨干网方面, 中国只有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家, 而中国电信主要在南方21省, 中国联通主要是北方10余省。所以, 两家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毋庸置疑。不过, 从另一方面说, 当前,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形成的垄断, 主要还是归因于中国电信体制改革和当前宽带战略。
(二)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限制竞争行为的判断
在《反垄断法》中, 对市场支配地位的定义: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 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反垄断法》一共列举了7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主要违反了第十六条第六款, 即没有正当理由, 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实际上这就是价格歧视。
下面讨论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是否采取了与其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价格歧视政策, 即对同一种商品, 对不同消费群体实行不同的价格。实际上, 在中国互联网宽带接入市场的价格形成主要是靠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形成, 而不是像水电煤气市场执行的是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正是因为这种价格形成机制, 才有可能导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利用其垄断地位, 有能力对批发商或者消费者采取价格歧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依据各自在互联网骨干网上面具有垄断地位, 一个占据南方市场, 一个占据北方市场。对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它们的用户有批发商和其他类型的终端用户, 如一些居民和企事业单位。这里的批发商主要是一些中小宽带服务商, 如铁通、长城宽带、歌华等。这些批发商和用户受政府许可证的限制, 无国际互联网和骨干网入口许可证。因此, 这些弱势中小宽带服务商必须通过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才能享有国际进入口和进入骨干网。这样,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就与这些中小运营商形成了供给方和需求方, 而且是一种卖方垄断。再者作为主要的互联网骨干网的运营网, 中小宽带服务商必须向电信和中国联通来租用其骨干网的容量, 否则就连不上。另外一方面与此同时,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自身也要发展自己的终端用户, 如大企事业和居民用户。而中小宽带服务商在这个市场上也是卖方, 它们和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又形成了一种竞争关系。正是因为这种竞争关系,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为了争夺用户在卖给中小宽带服务商和自己用户相同流量时, 却给出了不同价格, 实行价格歧视。据报道,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给予这些中小互联网接入服务的提供商的价格非常之高, 比如是每千兆比特每月100万甚至更多。而另一方面, 给自己的用户, 尤其是大用户, 比如大的银行或者企事业单位, 同样的带宽, 每个月只有20到40万, 甚至更低。这样批发价几倍于零售价, 这在任何行业都是反常的。除了对这些中小宽带服务商采取价格歧视行为, 它们还借助其在上游骨干网宽带资源, 卡下游的中小宽带服务提供商的竞争者。如, 2010年中国铁通和长城宽带不堪重负, 不向电信和中国联通租用骨干网的宽带, 而转租其大用户, 以求降低成本。而中国电信察觉到这种行为后, 认为竞争对手成本降低了, 有能力和其竞争, 就对中国铁通采取了清理穿透流量行动, 造成了广东大面积断网, 直接影响到用户的利益, 投诉达万人 (5) 。
从以上种种行为可以看出,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利用其上游的垄断地位和价格歧视策略, 对与其在零售市场有竞争关系的中小宽带服务商, 进行排挤竞争, 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这种价格歧视就是排挤与其有竞争关系的中小宽带服务商, 试图垄断用户市场的行为。弱势的中小宽带服务商则在整体发展中受到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支配或者是排斥。
实行价格歧视是有条件的, 而在互联网宽带接入市场中, 正好具备这些条件。如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是隔离的, 而且二者的需求弹性也不同。根据价格歧视相关理论, 一级价格歧视 (企业对每一单位产品都按消费者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出售) 和二级价格歧视 (对不同的消费数量段规定不同价格) 通常会比垄断统一定价带来更大的产出。因此, 一级价格歧视和二级价格歧视通常是增加整体社会福利的, 它们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相关法律关注的重点。三级价格歧视 (对同一种产品在不同市场上 (或对不同的消费群) 收取不同的价格) 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价格歧视方式, 它的福利含义是含糊不清的。一般来说, 对最终消费者实行价格歧视并不违反《反垄断法》, 但是, 在企业之间进行旨在影响市场竞争的价格歧视时, 某些行为可能会有限制竞争的效应。通过对竞争产生负面影响的价格歧视只有在企业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时, 对其才是有利可图的, 在企业拥有一定市场势力的情况下, 价格歧视对市场结构和市场竞争行为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 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支配地位是对价格歧视进行反垄断执法的重要前提。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判断,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互联网宽带接入方面确实存在垄断行为、价格歧视、限制竞争和滥用垄断市场地位的行为。本来形成市场垄断是体制改革问题, 而进行价格歧视行为, 就是企业自身的市场行为。这种行为损害了中小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应该受到政府制止, 进而维护市场秩序。
三、垄断行为的后果
一般认为, 随着企业规模不断壮大, 垄断企业会运用其拥有的实力缩减产量, 提高价格;其次, 拥有垄断权力的企业通常都能够限制其他企业进入该行业, 因此, 产生了产量限制和高价格问题, 并且阻止了资源从价值较少的用途向更有价值的用途流动。最后, 它们也有可能从事非价格竞争, 浪费社会的稀缺资源。垄断还损害社会福利, 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带来损害。因此, 大众和政府不希望看到大企业的垄断权力, 各国政府都特别重视现有的和潜在的垄断问题。
具体对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垄断和滥用市场地位的后果, 一方面是损害了中小宽带服务商的利益, 降低其在价格上的竞争力, 限制了市场竞争。根据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 当前,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集中了95%的互联网国际出口宽带, 90%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 99%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商 (6) 。由于它们垄断互联网宽带上游资源, 并借此优势卡住中小宽带服务商, 利用低价格吸纳大型网络内容服务商 (ICP) , 垄断接入用户。同时, 它们利用双轨价格控制弱势运营商和第三方增值服务商, 损害了后者及其接入用户平等接入骨干网的权益。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提供给自己的终端用户宽带价格时, 有时比中小宽带服务商从他们租来宽带成本价还要低, 造成了中小宽带服务商的利润率降低, 甚至出现亏损。这样上游宽带资源被他们垄断, 下游受到他们低价阻击, 中小宽带服务商就像被卡住了脖子, 陷入生存两难境地, 随时有可能被驱逐出市场。另一方面, 也间接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由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提供给中小宽带服务商的宽带资费较高, 最终高价会转嫁到具体消费者身上。如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降低宽带资费和骨干网 (电信、中国联通) 与中小宽带服务商的网间结算费用, 中国互联网消费者宽带接入费用将大大降低。
四、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反垄断案对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启示
本文根据反垄断法相关法律和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垄断行为、垄断后果进行判断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确实存在垄断行为,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并利用它们在互联网上游资源的优势地位, 采取价格歧视行为排挤下游竞争对手, 确立在互联网宽带接入市场的垄断地位。但是,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这种垄断地位, 是中国电信体制改革造成的, 而价格歧视行为则是两家企业的市场行为, 应该给予的处理和处罚。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反垄断案也给予当前的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提供一些政策启示。
第一, 保持深化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势头, 逐步打破垄断格局。中国在第二阶段垄断行业改革进行战略重组时, 虽然目的是消除垄断, 达到充分竞争的目的, 但是, 由于大部分改革都是划分地域进行, 各大垄断企业在各自区域市场占据垄断地位, 没有形成有效竞争状态。对于一些已经改革的自然垄断行业, 也存在倒退到原先的可能一家垄断或者多家垄断企业瓜分市场的状况。深化当前垄断行业改革, 主要改变当前垄断行业管理体制, 继续进行政企分离改革, 放松进入管制, 适度多发经营许可证, 使市场达到有效竞争。同时有可能的话, 可以进一步对一些垄断行业的竞争环节继续拆分。如针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 可以把数据中心业务拆分出来。
第二, 对具有网络结构的行业, 进行互联互通。对自然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 很多是“拆分切割”式, 造成了几家大的企业在各地划分势力范围。而许多自然垄断行业具有网络经济性, 如电力行业中的电网、电信中的互联网以及水、煤气行业的管道, 由于各个集团为了自己利益, 不进行互联互通, 造成了社会配置资源效率低下。如电网归属不同的公司, 没能互联互通, 就容易经常性电荒, 有时北方有剩余电力, 南方出现电荒。这种互联互通问题在电信行业中比较严重。因此, 增加互联互通点, 强制性规定互联互通不收费, 既降低成本, 又使得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据工信部统计, 目前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之间直连宽带为261.5G, 仅占两公司拥有1078G国际出口宽带的24.3%。从互联质量看, 两公司2011年1～9月骨干网互联时延和丢包率也均不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这表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未实现充分互联互通。
第三, 继续增加自然垄断行业中竞争数量。英国著名学者李特查尔德教授认为, 竞争是反垄断力量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最有效的手段 (或许是最终唯一有效的手段) , 政府管制则是防止滥用垄断力量的必要手段, 但是不能替代竞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竞争越多, 价格机制在多种用途之间配置资源的作用就越大。虽然中国自然垄断行业进行了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的改革, 企业数目增加了, 但是并不代表就有竞争关系。即使有的有一定的竞争关系, 如几大电信公司、发电集团等等, 但是, 大多是划分地区范围的垄断, 与原来的独家垄断区别不大。只是原来在全国垄断, 现在是在某一个地区垄断而已。
第四, 政府管制应该逐步从价格和准入管制转向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管制。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要强化竞争, 适度管制。在管制内容上, 加强社会性管制, 即环境、卫生健康、医疗、服务质量和工资问题, 减少经济性管制, 即进入管制、价格管制、投资管制等;在经济性管制上, 要加强价格监管和维持市场秩序。因此, 消费者利益得到保障。中国有些自然垄断行业经过改革后, 政府对其的经济性管制减少, 特别指出, 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监管, 以提供公平竞争环境来促进有效竞争, 最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1]唐要家.反垄断经济学理论与政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安塞尔、查尔斯、保罗.社会问题经济学 (第十五版)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戚肇东等著.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4]王俊豪等著.深化中国垄断行业改革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篇4：反垄断
关键词：反垄断管制竞争反垄断立法
一、反垄断管制放松的原因分析
反垄断管制源于1890年的《谢尔曼法》的出台，主要用于规范三种限制竞争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水平或垂直的兼并行为、限制竞争协议(卡特尔)。之所以把以上各项列入管制范围，是因为在进行仔细的福利分析之后发现，以上各项内容都或多或少地含有限制竞争的效果，并因此而损害了整体的福利水平。特别是其中的掠夺性定价行为、固定价格协议以及分割市场协议等行为限制竞争的效果更是十分明显。
从1890年至今的100多年时间里，反垄断管制的内容、形式、手段都不断发生着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受技术条件的影响和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世界各国的反垄断管制都出现了放松的趋势。
(一)政府管制的失灵
实行政府管制的本意是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但是由于个人私利、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政府管制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它不过是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由政府“提供给有效政治利益集团”的一种商品或服务。受管制的产业部门客观上受到政府的保护，可以稳定地得到高额收益，因而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普遍存在创新不足、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的问题。卡恩指出：“(管制)压制了创新，庇护了低效率，鼓励了工资一价格螺旋上升；价格与边际成本的不一致促进了资源的错误配置，推动了以成本扩张、浪费为主的竞争，否定了公众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选择，而公众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的选择原在竞争性市场上是可以实现的。”在人们意识到被管制行业低效率的同时，也深深地意识到了对行业进行管制这种形式本身以及管制主体——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管制俘获理论的广泛传播使人们对管制的信心锐减。正如塔洛克所言，“事实上，管制机构通常由被管制机构设立”。这一领域存在的问题使人们认识到用政府管制去代替市场的调节不过是以政府失败代替了市场失灵，并不会产生一个完美的结果。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失误、规模的不断膨胀、管制费用不断上升以及严重的寻租行为都使人们逐渐地认识到，政府不过是“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而远非理想化的“慈善的专制者”。政府管制中的“内部效应”实际上危害更大。
(二)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
政府进行经济管制的主要依据是自然垄断，即由于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或者由于大规模固定资本的投资所造成的沉淀成本的原因，市场上只有一个企业的社会生产效率最高或成本最低，因而从全社会的利益出发，政府需要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管制。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里，西方自然垄断管制实践的经验与传统的理论模型之间出现了冲突。近期的研究证明，关于自然垄断的恰当定义必须建立在部分可加性而不是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就是说，即使规模经济不存在，平均成本上升，只要单一企业供应市场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的成本之和，由单一企业垄断市场的社会成本就仍然最小，该行业就仍然是自然垄断行业。因此，应该改变对自然垄断就一定需要管制的传统看法，并根据平均成本的升降、企业承受力大小采取不同的对策。由于20世纪初以来，技术发展步伐日益加快，改变了传统的行业特点，使原来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相关领域实行管制的理论依据丧失。如通信领域的延展业务，像长途通信、电信增值业务的发展并不需要太大的投资，而这部分固定资本的投入也非沉淀成本，这使得新企业参与竞争成为可能和可行，电信领域原有的自然垄断特性逐渐地模糊了。而且，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大，也给新企业的进入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求放松市场管制，扩大供给，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三)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二战以后，随着体现在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管理国际化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展开，对各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国际贸易、跨国投资、战略联盟等国际合作要求有一个开放、公平、自由的环境，现有的政府管制人为地阻碍了人、财、物的自由流动，因此迫切要求解除政府管制；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使经济安全问题凸现，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何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既维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又不损害市场环境的发展，是摆在各国反垄断实践面前的大问题。具体说，就是依据何种原则进行管制，使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站在同样的国民待遇基础上进行竞争?依据何种原则进行合并管制，以达到既提高规模经济效益又不限制竞争?依据何种原则理解和掌握对滥用支配地位行为的认定(特别是对外资企业的行为认定)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这里不仅仅是放松管制的问题，而且是如何放松的问题。在整体上呈现放松趋势的同时，处于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反垄断管制中所面临的重点也不完全相同。发达国家这一领域的工作是建立在相对完善的市场基础上的，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已获得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如何剔除垄断的弊病、维护竞争的自由；后起的发达国家则要解决在容忍一定的垄断弊病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而转型国家面临转型中的现实问题，像如何对待遗留下来的垄断企业、如何对待政府干预或者行政垄断问题等等。但不管是在哪种市场环境下，事实上都存在着管制与放松管制两种力量的博弈。管制依赖于政府以强制力量对经济的干预，而放松管制是市场力量得到张扬的体现，二者并存同时发展。实际上，管制与放松管制是一种两益取其重、两害取其轻的动态权衡，其关键在于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管制体制和机制以达到双重的目的，使垄断的行业具有竞争性，使竞争的行业具有合理的规模性。
二、我国的反垄断管制立法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市场处于典型的转型期。在反垄断管制整体上呈现放松的趋势下，反垄断管制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专注于解决垄断本身的问题，而是肩负着另外一些使命，如解决转型期的行政垄断问题、充分认识与理解反垄断法的管制对象并做出合理的管制决定、建立权威的管制机构并正确处理管制机构与其他管理机构的关系问题等等。
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草案”(2006年)是在广泛征求国内外专家意见并充分借鉴德国、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与地区的成文法并得到了OECD、IMF、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等组织的支持和大力帮助，历经12年的时间才出台的，基本包括了限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企业合并三部分的内容，符合国际惯例。并且在充分考虑中国现阶段过度时期行政垄断现象严重的现实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列人其中，具有中国特色。考虑到中国入世的潮流，《草案》特别引用了有关“适用范围”的扩
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从事违反本法规定，并对境内市场产生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具有域外效力。《草案》强调了反垄断法保护竞争，反对垄断的理念，对“自愿”“平等”“公乎”“诚实信用”等民法典倡导的原则进行了修改，保证了法律的严肃性。
行政垄断多出现在经济转轨国家，其形成的主要原因：第一，经济转轨国家在过渡时期，以法治为基础的完善的、国家权力有明确界限的社会结构还未形成，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权大于法”仍然在起作用；第二，不管是地区封锁也好，指定交易也罢，还是强制组建企业集团，体现为部分地区和部门为追求地方利益、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国家利益；第三，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产品供需矛盾突出，原材料分布不均匀，限制了各地的均衡发展，为保护各地区的利益，出现地区封锁或其他限制竞争行为。
鉴于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一样会造成破坏市场秩序限制竞争的后果，也鉴于在现阶段中国转型期的市场环境下，行政垄断相比而言影响更大，所以作为市场经济“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当然有必要加以规范和调整。实际上，利用反垄断法解决行政垄断的问题也是其它许多国家的做法。多数的经济转轨国家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反垄断法中有关于行政垄断的内容，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等国家均如此。
《草案》中另一个备受瞩目并引起争议的内容是关于反垄断执法机关与程序的规定。草案规定了“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双层架构模式。“反垄断委员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法学、经济学专家组成，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反垄断工作。负责反垄断执法的机构主要是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发改委。
但《草案》未对反垄断法的地方性机构做出规定，这是一个缺陷。中国是一个大国，反垄断问题又是市场发展的头号大事，我们应该设立反垄断的地方执法机构与反垄断主管机关共同处理繁多的相关案件，提高执法的效率。
《草案》关于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内容没有涉及到新设立的执法机关与现有的相关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怎样协调的问题。现有的基础设施部门铁路、民航、电力、电信等行业都有各自的法律法规，如铁路法、民航法、电信法等，对各自的行业监管机构的职责权限进行了规定。这些行业监管机构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面临同一行业的企业垄断行为时应如何裁决?由谁裁决?国际上可以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权力共享型的合作方式，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电力、电信与银行领域的企业合并审查方面。第二种权力配置模式是以新西兰为代表的模式，即以反垄断权代替监管权，将反垄断权和监管权都集中在反垄断机构身上。
篇5：电信反垄断调查
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发改委从今年4月就启动了针对电信、联通的反垄断调查，调查的直接原因是有人举报。种种迹象表明，所谓的举报材料或者关键材料之一就有来自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针对互联网接入领域的调研报告。
据参与调研报告的高红冰告诉记者，在宽带反垄断的调研报告整理出来之后，其实往各个层面的政府机构都有递交，当然包括发改委、工信部等等，“因为研究成果上报相关部门是很正常的事情”。
最终，发改委启动了调查，但发改委反垄断调查的推进似乎并不顺利。让事情得到真正发酵的是央视以直接采访发改委的形式曝光了整个事件。随后，公众对反垄断的呼声群情激昂，各利益方也透过媒体展开了舆论战。
“事情炒作成这样，绝不是某一单方面的力量能够促成的。”有知情人士称，“很大程度上也不是因为消费者的意见才进行的。”
根据以往的经验，“为了消费者利益”往往最终会沦为各大利益集团斗争的借口。就如同当初电信自己查“流量穿透”也是打着“扫黄打非”的名头一样。
不管是否有人“设局”，从而引发了宽带反垄断问题，随着事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利益方已经开始介入，大家都希望把事情引向最有利于自己的结局。也有既得利益者担心，这样的反垄断一旦开头，是不是会继续向其他行业延伸？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体改所主任史炜指出：“从国家改革的层面考量，电信行业的宽带领域是存在垄断，但不是关键问题。未来改革的核心是能不能改变石油石化以及电力等央企的行政垄断问题。”
多方博弈 背后的利益竞争太多
一些运营商的高管私底下十分羡慕其他行业“大家一齐涨价，回家乐呵呵数钱”的和谐画面，而在通信行业，价格战已经是最基本的竞争手段，另外还有每年开学针对新生“校园争夺战”。为了抢大客户甚至还有剪光缆、堵机房之类的事件。
这样的背景也解释了为什么宽带的垄断能得到调查和曝光，因为背后的利益竞争太多。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之间，电信、联通和中移动之间，整个通信行业与广电之间，其实都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关系。
以电信和联通之间为例。2008年电信重组之后，这两家运营商所面临的情况最为接近，都有不错的3G牌照，在固网方面有自己的资源，在移动网络方面都是挑战者，所以他们之间的竞争手段也最为接近。
当然，这两家运营商在面对中移动的时候，则会不约而同地把矛头转向后者。
篇6：市场竞争与反垄断
内容提要：进一步开放政府垄断的行业和市场，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在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实施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不但有利于解决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一些难题，而且对于形成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廉洁高效的政府，从制度上消除腐败并以此凝聚民心，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
当前，国民经济面临两个比较急迫的问题。第一，受到需求方面的严重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对就业、收入和收入分配形势产生了持续的压力。第二，市场秩序混乱，妨碍社会公正的普遍实现，对人民群众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信念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能不能顺利解决两大问题，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解决上述两大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进-步开放政府垄断的行业和市场，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在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实施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关键之举。
政府垄断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及其体制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国家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在原先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市场竞争已经展开，按照价格机制配置的经济资源，其范围和深度都大大增加。我国各类经济主体凭借各自掌握的资源在市场上追逐收益、福利和利润，正在成为新的经济行为准则。
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垄断经营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市场经济。主要表现是，原来由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始享有决策自主权;在许多命脉部，独家国有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正在变成数家国有公司之间的“寡头垄断竞争”：虽然还是政府定价为主，但是价格形成开始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在许多命脉产业的边缘地带和有关联的产业环节，非公有经济包括外资开始进入。所有这些，使得我国原先政府独家垄断经营的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在投融资和经营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
但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性垄断没有得到根本消除，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呈现了一种“半行政、半市场化”的体制特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严重障碍。无论政府垄断命脉行业和部门在过去有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的状况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提出深化改革的任务。我们必须看到，打破政府行政垄断、在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开放市场竞争，不但有利于解决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一些难题，而且对于形成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廉洁高效的政府，从制度上消除腐败并以此凝聚民心，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
有必要指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要解决的破除行政垄断问题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垄断”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形成市场的集中和垄断。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主要针对的是具有市场权力的私人公司，防止这些私人公司通过合并、杀价、价格联盟以及将在某一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扩大到其他市场等手段，损害消费者和小公司的利益，阻碍创新、服务质量改善和技术进步。对于发达国家实行反垄断法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关于反垄断法对市场竞争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加以密切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在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行政垄断问题之前，中国不宜贸然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更不宜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反垄断混为一谈。
也必须指出，当前和今后我国从制度上消除行政垄断命脉产业的根源，在实际操作中将不可避免地触犯相当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常常与“国家经济安全”、“意识形态”、“政府监管”、“公共利益”以及“国家竞争力”等等名目纠缠在一起，难以识别和区分。因此，破除政府垄断的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容易操作的事情。为此，有必要将改革目标的明确与实施的分步和渐进很好地结合起来。当前，应该从刺激投资的效果可能比较明显的基础产业部门开始，从中国加入WTO协定已经做出承诺的领域入手。
一、我国“反垄断”实践的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国在国有经济改革、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早就遭遇了“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改革攻坚战。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着手开放原来半军事化管理的民航业，实施独立核算的公司化经营，组织多家竞争，引进市场机制。90年代后，开始了电信和邮政体制的改革，并提出电力、高速公路和铁路投资和营运体制改革的新任务。根据已有的改革实践，以下概略地讨论我国在这些部门开放市场的经验和教训。
1、开放市场、引进竞争、打破垄断的基本方针
我国的基本经验是，以试验、探索、渐进的办法逐步证明原本国家垄断的命脉部门也是可以并应该打破垄断、引进竞争和开放市场的。在思想冲破禁锢的态势下，我们不难发现，各个基础设施部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经济特征，在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层次上引进市场竞争。以电信为例，早先的认识是增值业务可以开放竞争，但基础电信业务不适宜开放。但是，开放电信增值业务的良好效果鼓励我们探索开放基础电信业务的竞争，进而又探索开放基础通信网络的市场竞争。这表明，基本方针对头，就会产生逐步推进的力量。否则，全国六、七家电信营运商拥有独立网络、互相竞争又互联互通的格局，是不可能出现的。同样道理，航空、铁路、电力的市场开放，都是分层次、分环节展开的。
2、政企必须分离
国家垄断的实质是政府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注意美国的管制改革的经验，而必须同时注意西欧国家改革国有化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的计划体制的“行政全能”特征，就是经济活动，特别是命脉部门的经济活动，已经高度行政化甚至军事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成立一些附属于政府管理部门的挂牌公司，断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司与承担市场秩序管理的政府部门之间，有清楚的、制度性的界分。1993年我国政府决定成立联通公司来与中国电信开展竞争，方针是正确的，行动在全世界看也相当领先(其时，新加坡和香港还没有类似行动)，但是，我国电信市场的竞争程度到还远不尽人意。我国对原邮电部实施改革，电信重组的力度举世瞩目，表明政企分开对于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结构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政企分开为未来的市场秩序奠定了制度基础，防止政府的管理权力与市场利益搅在一起。
3、价格机制是关键
传统的观念把基础设施部门排除在市场竞争的体系之外，就是作为命脉部门的经济资源配置不应该以价格机制为归依。基础设施部门的供求远离市场竞价的基本原则，主要靠计划价格加数量配给来调节。结果，我国基础设施部门长期以来就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这实际上已经表明，用行政定价这样笨拙的办法，是不可能在技术变化加速、分工体系日益复杂的条件下，把基础部门与它们形形色色的“客户”有效连接起来。基础设施部门无疑是有特殊性的，但是，它并没有特殊到可以使价格机制失效。多方竞价的体制看起来很“乱”，但惟有如此，才能灵便地调节供求，适应技术和市场千变万化的需要。
4、开放市场与竞争主体的产权改革并举
在
任何行业里私人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会出现竞相杀价、争取顾客的行为。但是，一旦市场参与者的出价在边际上等于其经营成本时，在理论上这家公司就只好退出竞争，因为再低的价格就意味着“亏本”。在市场实践中，就表现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收购缺乏进-步成本优势公司的资产，引发兼并。或者相对弱势的公司主动转业，另谋出路。这表明，公司资产的产权在市场活动中并不是无所谓的，而是竞争行为的约束。有效的产权制约不但引发有效的市场竞争，而且控制竞争的“度”，并在经济合理的原则下“调整结构”。
国有公司的经营权在公司管理层，公司经营好坏与管理层和工人的利益直接相关(程度依改革的进度而定)。从这一点看，进入巾场竞争的国有公司与任何私人公司是类似的，都具有从事经营竞争的动力。但是，国有公司资产的“老板”是政府(并且分散由若干不同的政府部门按照等级制原则控制)，远离市场，难以及时了解市场的变化，决策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并且政府工作人员与政府拥有资产的利害关系非常间接。-旦市场形势涉及资产的价值和安全，政府难以做出灵敏、快捷和合理的反应。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才出现国有公司“杀价直至亏损”的行为，而政府不免在“行政定价的僵化”与“开放价格但国有资本大幅度亏损”这两极之间进退失据。
因此，“开放市场与产权改革”必须并举。这里所谓产权改革，就是变清一色的国有公司为股份化公司，而国家不但有必要出让、转售一部分国有股权，而且要考虑出售控股权，甚至全部股权，主动变成小股东或者全面退出。否则不可能从制度上解决上述矛盾。至于是否叫“私有化”，是一个综合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考虑的词汇选择问题，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经济行为的约束和逻辑没有任何实质关系。
5、在改革中兼顾投资人、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基础设施部门开放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要在动态中兼顾投资人、经营公司和市场消费者的利益，保证协调发展，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投资人包括政府和非国有的境内外各种资本主体。我国的经验是，政府必须取改善基础设施产业整体投资环境的立场，而不是取仅仅保证政府投资最大回报的立场。政府只有保护所有投资人的利益，才能保护自己作为部分投资人的利益。另外，当代世界强国的政府都是靠税收过日子，没有一个靠政府投资的资本收益过日子。政府靠投资取利，或者把政府资本的赢利目标放在首位，与民争利、破坏市场秩序、动摇民间投资信心，从长远经济增长来看，一定得不偿失。
境内外私人资本投资到原本政府垄断的产业部门，有复杂的动机和预期。中国的经验是，香港，甚至欧美主流资本市场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将政府公司的市场垄断权作为投资的目标，并期望借此分享高额的行政垄断租金。但是，一旦政府政策调整，加大市场的开放程度，改变定价政策，原先可预期的垄断公司的高额利润就可能在竞争中烟消云散。就是说，这类投资人除了承担一般的风险，还要承担一项特别的“触礁风险”：他们在做投资的决策时，预期有一大片肥水(垄断利润)将流进他们的腰包，但是等到投资到位以后，不但肥水消失，而且水落石出，使得他们的投资“触礁”。
在一个基本市场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触礁风险”难以避免，如何应对就值得认真研究。矛盾在于，如果强调“投资风险自负”原则，不但容易引发二级市场的股价震荡，而且增加投资人对未来的疑虑;如果“迁就”投资人分享垄断利润的预期，放缓基础设施产业开放市场的步伐，势必抑制市场需求的扩张和消费者利益。我国手机“双向收费”政策的调整引起的香港股市动荡以及后来的“套餐计划”调整了公司、投资人和客户之间的利益，是处理“触礁风险”的一个重要案例。这里最重要的教训是只能在开放市场的总政策下兼顾各方利益。为了矫正预期的偏差，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部门的市场开放，有一个总体的规划，像WTO协定一样，事先公布开放市场的大致步骤和时间表，引导各方建立“市场总要逐步开放”的合理预期，并可根据政策实施的时间表来盘算各自的利益和选择策略。如果时间进程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调整，比如开放的步骤加快或开放力度加大，就应该考虑像新加坡和香港政府提前开放电信市场时的做法一样，给予公司及其投资人适当的财务补助，减少其“触礁损失”。
6、逐步改变政府的工作重点
在基础设施产业开放市场竞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都不尽相同。我国在这方面的主要经验是，政府审时度势，确定不同阶段的不同工作重点，尽最大努力消除行政惯性和利益惯性的不利影响。同时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要求，改变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机构设置、干部配备和对政府官员的素质要求。
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实际做法是政府包办命脉部门的投资和营运，所以，要开放这些关键产业部门，非由政府来充当“第一推动力”不可。我国民航、电信体制已经发生的改革，铁路等部门正在酝酿的改革，无一不是由政府主动发动的。经验表明，一个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中央政府可以凭借其权威大大节约解放思想、提高共识、采取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发议论)的成本。中央政府开放市场的坚定决心和意图，是调动各方积极力量的.基础。
在一个产业部门由一家国有公司独家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之后，政府要主动考虑放开对价格的行政管制。必须明确，价格竞争是全部市场竞争的基础;允许数家公司彼此竞争经营、又由政府对定价机制实行行政性的审批和管制，是不可能收到按照经济合理原则配置资源的效果的。对于开放价格后可能引起的企业亏损，甚至行业亏损，要有清醒的认识，进一步通过增强企业的资产产权约束、加强市场重组来解决问题，而不要退回到政府控制价格的老路上去。随着经营职能向竞争的经营公司的转移，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对公司行为的监督和管理。重要的是，无论是关于公司资质的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要逐步减少行政审批的范围。
经验还表明，仅仅有中央政府开放市场的战略决心，没有相关政府部门的具体部署、落实细节并解决转型中无数具体问题，开放市场的大政方针是不可能自动得到贯彻的。但是，主管部门多年的行政惯性以及管制权力在市场条件下的“货币化”，甚至“资本化”趋向，容易形成严重的障碍。为此，在开放大产业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在政府系统强调政治纪律、强调令行禁止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必须按照“政企分开”的总方针，坚决要求一切政府管制部门与所管制行业的任何企业实行人财物完全脱钩。政府和政府部门从一切直接的市场活动退出，是政府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也是消除转型时期腐败的重要措施。
政府部门的设置以及文官的素质要求必须随命脉产业部门的市场开放而变化。总的趋势是，直接控制产业活动具体经营目标和经营行为的政府机构要逐步缩小直至完全消亡，而监督产业部门和企业活动是否符合由法律界定的抽象规则的政府部门要逐步增加和加强。为此，必须适时调整相关部门官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熟知产业部门技术经济、具有“动手能力”的干部要转向企业去工作，而需要更多具有监督能力、具有相关抽象规则知识的官员到政府监管部门工作。必须理解，在政府部门集中了大量具有工程专业背景的干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在开放市场、政府改变职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更多经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专家到政府
部门工作。
二、“反垄断”政策面临的主要选择和约束
1、开放市场的总框架
在加入WTO的谈判和协议中，关于开放我国基础设施部门市场竞争的问题，事实上已经破题。为此，总的说来不必另起炉灶，单独确定“反垄断”的经济纲领。但是，对外市场开放引起的既得利益的重大调整，有可能激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酿成某种复杂局面。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防范，建议近期要适当强调“对内开放”。所谓对内开放，就是那些长期由政府以国有经济形式垄断的产业部门和市场对国内非国有经济成分开放。对内开放的程度，拟等于或者高于中国在WTO协议中承诺的对外开放的程度。
在实施对内扩大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借鉴、照搬我国加入WTO过程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国情，对内开放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如同改革开放、加入WTO等重大决策一样，扩大对内开放市场先要有关于我国和世界大势的战略判断。必须由战略判断来指导战术细节的选择，而不能颠倒过来，由操作细节来决定选择大政方针。特别要防止各种局部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纷繁的“专家意见分歧”绞在一起，失去对大机会和大趋势的把握。
2、明确政府退出市场的顺序
在各大产业部门，政府退出的具体步骤各不相同，但是根据已有的国际国内经验，可以确定如下一般顺序：(1)充当开放市场的第一推动力，实行政企分开，组建数家竞争性公司;(2)从行政定价转向市场定价(3)进一步加大市场准入的力度，特别是消除市场准入方面的所有制歧视;(4)政府转向无所有权歧视的经营公司的资质管理、牌照管理和行为监督;(5)培育多种非政府管制的控制机制，包括竞争者的互相监督、行业自律、消费者及其组织的监督、舆论监督等等，逐步减轻政府管理市场的行政负荷;(6)加强法治意识和实践，使我国历史上的“民举官纠”传统，在现代民商法的轨道上得到发扬光大。
3、考虑多种市场准入的形式
民航可以组建数家彼此竞争的营运公司，电信可以形成并行的基本网络，但是机场、铁路和编组站以及电力的传输网怎样“数家竞争”，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从目前的经验看，我国可以更多地考虑多种市场准入的方式。主要是：
替代竞争。比如所有运输工具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替代，因此，看起来只有“一个”的铁路网，事实上与公路、航空、水运等一样，也是有竞争对手的。消除对“替代服务”的限制，将各类交通手段之间方便地连接起来，可以消除和减轻“独家”的垄断行为。
投标性竞争。对于替代效果相对很弱的产业，例如电力传输网，可以考虑“多家投标进入”的竞争。就是说，电力网是只有一个，但是谁获取经营权是可以数家竞争的。独家的“在位营运商”因为迫于潜在竞标者的压力，其行为与永久性的独家垄断商的行为是不同的。当然，投票程序、中标原则和标期的设计要经过很好的论证。
在法律上开放准入。这种模式的含义是，法律并不禁止多家进入，只是因为新进入者要支付庞大的沉没成本，所以假设预期的收益抵不过成本，市场上就没有第二家竞争公司。这种模式与在法律上只准一家垄断的模式差别在于对在位商构成潜在竞争压力，一旦在位垄断商价高质次达到一定限度，潜在进入的预期收益将上升，竞争就从潜在的状态转变为现实。
4、政府管制机构的管理范围逐步扩大，管制的重点逐步缩小
为了充分发挥替代竞争的作用，政府管制部门的设置要逐步超越按照计划管理产业生产时代的界线，例如，对航空、铁路、高速公路、水运等各式交通的分别管制，要逐步被对整个交通部门的综合管制代替。后者不但要处理每个交通市场开放的个性问题，还要监管各个交通市场之间妨碍替代性竞争的那些行为。又如，在电信与电视传播之间，各种能源市场之间，都有替代性竞争的可能性存在，要跨越目前政府部门的设置，加以综合管理和利用。但是，政府对大交通市场、大通信市场以及大能源市场的管理，重点却越来越集中，就是从直接的市场准入审批和价格管制退向管理竞争者资质、依法监督行为。
5、逐步扩大法院对市场管制的介入
为了更有效地妥善处理基础产业市场里的各种利益矛盾，要把目前“政府管制部门对应被管制市场和企业”这样单一的“上下垂直关系”，逐步改成更多样化的产业利益纠纷的解决机制，形成包括行政管制、法院裁决、市场自组织的仲裁，以及庭外和解等多种方式在内的复合体系，提高信息交流和处理的质量，防止矛盾的积累和问题的拖延，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增加利益协调的程序性权威。为此，建议考虑在相关法规修订、重立的过程中，增加设置专业的市场法庭，比如通信市场法庭、能源市场法庭、交通市场法庭，专门受理这些市场管制中发生的政府管制部门与公司和消费者在管制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矛盾，既限制行政管制的权力、防止管制权力的滥用，也减轻行政管制的负荷和压力，为管制消亡准备条件。
6、为市场重组留有空间
基础设施行业的竞争局面一旦形成，要因势利导，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明确，政府为了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可以组建若干家经营性公司。但是，多家竞争的公司一旦组建，特别是相继进入资本市场之后，进一步的重组(包括分拆与合并)可能成为一项常规事件，要随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完全要政府来定夺公司的进一步重组，可能让政府的决策负担过于沉重，又容易导致过大的风险。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政府应该“善始”，却不一定“善终”。要更多地按照公司法和其他市场法规，将基础产业市场的重组交给市场去解决。以民航、电信为例，因为开放市场竞争的尝试较早，现存的市场结构、公司定位包括业务划分，都要不断随市场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完全指望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完成全部重组。
7、调整国有资产存量来补偿“触礁损失”
制定一个对内对外开放市场的时间表，有助于建立投资人、营运公司和消费者对未来变化的合理预期，有助于持续融资。但是，未来经济局面的变动包含许多变数，其中一部分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控制。一旦情况变化，对各方预期的利益可能发生重大影响。为此，按照国际经验，要建立必要的财务补偿机制。由于开放市场是全社会收益的事项，由此发生的费用一般要由政府的财政来担负。但是，在政府财力不宽余的时候，或者需要补偿的金额超过政府财力，就会发生“承诺无法兑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