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佛教为主要的国家

信仰佛教为主要的国家（通用2篇）

篇1：信仰佛教为主要的国家

佛教观音信仰的渊源

一、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起源及其发展

（一）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起源

观音是舶来品，并不产生于中国，而是起源于印度的佛教。而在古代印度中观音到底来之于何处，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观音是阿弥陀佛之子，也有人认为观音为莲花所化生，更有甚者说观音是由人转化而来的。目前，学术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观音是婆罗门教的“双马童神”的神话传说演化而来的。

古代印度信奉的婆罗门教约成教于公元前7世纪，以《吠陀》为经典，后因佛教的广泛传播逐渐衰落。《吠陀》以古梵文写成，主要是对神的赞歌、祭词、咒词等，共有四部，以《梨俱吠陀》产生最早。《梨俱吠陀》中涉及许多神，其中一位即双马童神。传说大梵天创造了世界之后，感到自己很孤独，便从他的心灵、眼睛、嘴巴、左耳、右耳、鼻孔等处生出六个儿子。这六个儿子的后代中有一位名叫苏里耶，他由于天生一副怪相而被哥哥们改造成为凡人，他由此成为人类的始祖。苏里耶的妻子萨拉尼尤不愿意同凡人过在一起，宁愿变成一头母马，消失在北方的茫茫草原上。后来，苏里耶为了寻找自己的妻子而毅然变成一匹公马。萨拉尼尤深受感动，两人便又以马的形象过在一起，开始了真正有爱的生活，生下了一对孪生兄弟，名叫阿湿波，双马童就是阿湿波（梵文Asvin）的意译。双马童其后成为婆罗门教、印度教崇拜的神明，其主要的功德就是救苦救难，尤其能治病。他俩能使瞎子复明，残废复全，能使无奶的牛产奶，阉人的妻子生子，使老女得夫，沉船获救。双马童神的神通，传说其行动比思想还快，无论哪里有灾难困苦，只要呼唤其名字，他就立即奔赴救援。显然，双马童神是古印度人民，特别是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下层百姓的一种美好寄托与慰藉。后来，大乘佛教受其影响，塑造了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继承了双马童神的全部功德。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双马童神有许多特征都和后来的观音信仰一致，如美丽、慈悲善良、助人为乐、闻声而来、神力无边和称其名号则可获得感应与救度等。密教著名的马头观音，也为观音来源于印度双马童神的说法提供了佐证。

（二）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发展

观音信仰在其产生之后的发展盘根错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观音信仰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而盛行的。在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词典》“双马童”的词条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大乘佛教受其影响，塑造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形象。”

观音信仰为何随大乘佛教而盛行？这就要从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的观念——菩萨说起。大乘佛教也叫“菩萨乘”，它是以菩萨信仰为其理论和实践体系的核心的。何谓“菩萨”,菩萨是“菩提萨唾”的简称，在大乘佛教里，是仅次于佛的第二等果位。对菩萨的含义，《翻译名义集》卷131僧肇释：“菩提，佛道名，萨唾，秦言大心众生，有大心入佛道，名菩提萨。”引法藏释：“菩提，此谓之觉，萨唾此曰众生，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救众生”。所以菩萨的职责就是“上求菩提（觉悟），下化有情（众生）”。菩萨是佛教的高级职称，在大乘佛教中为第二等果位，高于罗汉，却次于佛。菩萨的职责就是帮助佛，用佛教的宗旨和教义，救度在水生火热中的芸芸众生。大乘佛教致力于普度众生，以菩萨作为理想的修行对象，认为如果一下子不能达到佛的境界，至少可以先做佛的候补者，而小乘是根本不承认菩萨的。

大乘与小乘都是佛教教派的名称。小乘佛教又称为“原始佛教”,即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直接传承。到了公元一世纪左右，一个新的佛教派别诞生了，就是大乘佛教。一般认为，大乘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以龙树、提婆所创立的中观学派为代表的初期大乘（1-5世纪）和以无著、世亲所创立的瑜伽行派为代表的中期大乘（5—6世纪）以及密教流行的后期大乘（7-12世纪）三个阶段。密教是大乘佛教后期学说,是大乘佛教吸收了婆罗门教禳灾、祈福和多神信仰观念,以及中观、唯实及瑜伽术的修行方法,于公元7世纪出现在印度的一个新教派,其基本的特征表现在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语密”)、手结印契(手势和身体姿势,“身密”)、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应,可以即身成佛。7世纪《大日经》和《金刚顶经》产生以前的零散的密教形式被称为“杂密”，以后的密教有了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则被称为“纯密”。

伴随着密教的发展，此时的观音信仰也开始了全面密教化的进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各种观音咒术的出现，例如著名的观音咒——“六字大明咒”，该咒翻译成汉语发音为六个音节，即“唵嘛呢叭咪吽”，其意思是“归依莲花上之摩尼珠”。此真言为阿弥陀佛对现世观音菩萨的赞叹语，被密教认为是一切福德智慧及诸行之根本。不仅如此，各类密教观音均有其独特的神咒和印契，观音逐渐成为密教宣扬其教义理论与修道方法的重要凭借；其次是出现了大量密教型观音信仰的经典，例如《观咒》、《观世音说随愿陀罗尼》、《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观世音说应现与愿陀罗尼》、《观世音除业障陀罗尼》、《观世音现身施种种愿除一切病陀罗尼》等等；最后，密教化的观音信仰受到“身密”的影响，形成了大量不同造型、不同身姿、不同手印、不同相貌的观音形象，著名的有圣观音、千手观音、十一面观音、马头观音、准提观音、如意轮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

正是在大乘思想的催化下，佛教把个人修行转变为具有丰富社会内容的“菩萨行”，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也就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主张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因此观音被视为理想的菩萨形象，广为人们所接受。再加上，当时的大乘佛教积极鼓励信徒制造、供养佛像，以累积功德、福报，使得各地大量制造佛像，其中当然也包括观音像。菩萨观念再加上造像风盛行，观音信仰的传播就越来越广了。

二、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基本特征

（一）慈悲为怀

观音是以慈悲得名的，《悲华经》中有云：宝藏如来寻为授记：“善男子！汝观人天及三恶道一切众生，法大悲心。欲断众生诸烦恼故，于令众生住安乐故，善男子！我当字汝为观世音。” 这说明菩萨因具有大悲心，普令众生离苦得乐，因此宝藏佛为其命名为观世音。所谓“慈悲”即怜爱、怜悯、同情等意思，在大乘佛教中“慈悲”有特定的内涵，指的是“大慈大悲”，“慈”是给人以快乐，“悲”是解除人们的痛苦，两者合起来意即“拔苦与乐”。《大智度论》卷27解释说：“大悲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小慈但心念与众生乐，实无乐事，小悲名观众生苦，心苦，怜悯而已，不能令脱。大慈者念乐众生得乐，亦与乐事；大悲悯愍众生苦，亦能令脱苦。” 这都说明了观音慈悲博爱的精神。

（二）救苦救难

观音的神职功能以“悲”为核心，就是要把人从现实的苦难中解救出来。悲心是希望他人解除痛苦，悲行是帮助他人解除痛苦。世间众生的磨难悲苦最能与观音的大悲心相契应。观音的大悲愿就是将世间众生从苦厄中救拔出来。观音在《悲华经》上曾说：“我行菩萨道时，若有人遭受各种苦恼恐怖、忧愁孤穷，不能救拔，用尽心力也无法脱离痛苦。心中若是称念我的名字，无论我在何处，都将用天耳倾听，用天眼观看，解脱他的苦恼。只要还有一人无法解脱烦恼，我誓不成佛。”

（三）寻声救苦

《法华经》：“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这是就菩萨的利生法门而言，即通常说的寻声救苦。

（四）法力无边

在佛国世界里，每个菩萨都有自己的愿力，像地藏菩萨为人“消灾延命”，药师如来能为人“治愈疾病”，文殊菩萨为人带来“大觉智慧”等等，各有所擅。但是观音菩萨就没有这些限制，他悲智勇猛，愿力具足，能以千遍万化之身以及各种无穷的威力，满足人们的各种生命愿望。观音拥有 闻声救苦的神力，这是其他的菩萨所不能企及的。

（五）显灵应验 观音信仰得以在古代印度流行，一方面是通过大量的观音经典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灵验事迹来体现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观音信仰依据的主要经典之一，经中对观音菩萨救难解危得应验的表现作了详尽的描述，现摘录如下：“若是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诸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杻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冤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齐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其名者，于此冤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瞋志，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从生，常应心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从以上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观音应验表现在方方面面：救火难，救水难，救风难，救刀杖难，救罗刹、恶鬼难，救牢狱之难，救脱盗贼难。

除此之外，《观音慈林记》、《观音经持验记》、《关世音灵验记》中也记载着许多观音菩萨灵验的事迹，在此不一一赘述。

（六）引导开悟

有关观音的经典流传最广的当属《般若心经》，经文的最后写到：“掲谛，掲谛，婆罗掲谛，婆罗僧掲谛，菩提萨婆诃！” 大意是说：“去吧，去吧，和众生一起去到生命彼岸。完全到达彼岸的人，才是真正领悟生命智慧的人。”世人敬拜观音往往只是满足现世的利益,我们从《心经》中可以看出观音菩萨来到娑婆世界的目的是希望众生都能够真正领悟生命的智慧,获得自由解脱,这一点是世人所常常忽略的。正所谓: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

篇2：信仰佛教为主要的国家

元代影青菩萨坐像与青白釉水月观音像不只能在仪态娴静优美, 璎珞帔、花冠镯缀的华丽又缤纷活泼的视觉印象中突出其属神法像的身份;更在能够享受宗教的快乐和融汇理想的联合中获得意义:自由、静观和无虑的精神客体和虔诚的实践主体在这里聚合:答案依然是启发注意力、精神的进化、灵性的成长以及灵性的升进得以到达的喜乐——无执着——静观的自然。

结跏趺坐于犼兽上的元代龙泉窑骑兽观音像, 喻示着普渡无量众生。其不同于青白釉观音像的仪态、塑造、釉饰以及赭红胎色, 都不过是适应信徒们的不同需求而显现的不同形象罢了。

除德化窑外, 明代传世、出土的陶瓷佛造像还有洪武青釉带座佛像、青花布袋僧像、哥釉达摩坐像、青釉布袋僧像、米色釉阿弥陀佛像、密宗千手观音像和白胎五智如来像龛以及明三彩佛像等, 它们在树立信仰所能到达的、技艺所能实现的——资源与传统、技艺与特色的这种多样标志着佛教作为能动的宗教的发展, 明代佛像自身呈现的多样性已经告诉我们各种倾向和差异的表现是什么。此外, 这各种倾向不是相等的, 它们具有不同价值。

明代何氏佛像的范式给瓷塑佛像的建构诠释更高级的意义, 在观想中存在的意义。其核心概念是与神连接, 从中产生一种可靠的意义, 这个意义形象——不论达摩亦或观音都无限细致、复杂、细腻、厚重, 它们是清晰的、神性的、精神的和被宣传的。何氏佛像的超凡脱俗对抚慰被掩饰和封闭起来的内心, 是一种有疗效的精神法。神韵光环滋养着人们的精神实践, 宗教化的实践和朴素的诉求实践。它无限地编织佛像的神圣的多, 把它放在了艺术的目标上, 造出神话概念的一种增补性的再现, 以及以意义为指向的艺术。色泽上, 白釉不再向我们呈现已经存在过的白色, 而只是德化所是的“如脂似玉”, 它是灵性的光耀, 它因此而达到神话, 并因此而始终区别于它白, 并成就了充分发展的白色与胎、形、神合一之间存在极致的程度。其突破由佛像造像的历史化所提供的既有样式, 宣布这些神话的人物都作为更卓越的存在而存在, 同时, 这里更有对“空静”和“无思虑”的伟大注释, 其不可简约的神圣性稀释着现实世界的尘嚣。何氏佛像作为实践信仰的观想物, 对应于开解现实世界的诱惑给心灵设置的障碍, 其观、想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何氏佛像作用于心灵的可见的力。

明代三彩佛像所呈现的既不是唐三彩饱满的视觉强度, 也不是辽三彩直至精神的形式变种。它在实现自身的情况下达到差异的创造, 同时又包含前朝因素——这就是它付出的最大努力。在对信仰和价值的理解中, 它以世俗化, 人格化, 现实化使形象集中, 是其在人们沉浸其中的全部感官体验中呈现的身影。它试图表明, 用世俗化的形象来肯定信仰不只是亲和现实的修习, 而且使现实的修习同时包含神的授权和加持。在此, 世俗化的选择不仅仅是像教的策略, 它呈现给感官的, 感官在形、色中发现的, 是信仰与世俗生活一个置于另一个之中的结果。

清代博及渔人款观音立像依然携带着明德化窑白瓷佛像的唯美基因, 但在法像中存异的不是仪态, 也不是仪态塑造, 不是风格, 而是气质。

在景德镇的瓷佛造像中, 景德镇已经取得的瓷艺成就是这些神祇异彩纷呈的时代支持, 而翻新瓷佛造像又激发了技艺人的创造潜能。古老的瓷艺继续在支撑信仰使命下扩展表现 (从形姿设计到工艺手法) , 翻新模式 (包括生成为某一风格提供范本性模式) , 混合技艺 (集多种装饰于一体, 以及借鉴藏传佛教金铜佛像的样式) ;几乎所有景德镇的制瓷工艺——雕塑的、色釉的和绘饰的, 协力了瓷佛造像的行动。它把向新品的变革、实验的热忱、扩展工艺力量的有意识努力这些主动, 导入造像价值的创造之中。

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它通过捕捉藏传佛教造像的玄奥神秘而显示自身, 粉彩描金——那些奇幻瑰丽的极端浓缩旨在在严格约束的佛像造像量度上把藏传佛教艺术串联起来, 并用一种独一无二的“身之工巧”宣布它在皇家气派的造像中的极致观念。在这里, 技艺挑战性的复杂触及到了属世的永恒性质。御制造像, 实际上意味着担负有极致使命的传达, 它主张工艺与精湛绝对接近, 难度与价值的意义绝对接近, 塑型敷彩与审美的理想性绝对接近。

素三彩十八罗汉群像。塑型既非通用也非奇特, 既非神化也非草根, 既非程式化也非符号;敷彩既非再现也非偶得, 既非附加也非对缺乏的补充, 既非简单的整合也非简单的次要性;表现既非模式化也非特殊化, 既非模仿也非臆造, 既非同一也非差异, 既非标准也非随意;工艺既非奢侈也非平庸, 既非廉价也非昂贵, 既非普遍也非改造, 既非重复也非偶然。罗汉群像——在创造 (形式的形成) 中将组构和主题统一起来的有效工作自动填补形、意接缝。在清代瓷艺的领域里, 这种开拓更加可靠、更加深入。

在清宫旧藏的两套陶塑罗汉群像中, 石湾“十八尊者”的各种准草根用语:渔樵耕容、粗服敝履, 自在中包含了高士们寄托于归田园居的真正自由的精神诉求, 构成了罗汉群像返璞归真的基调。塑手建构性的直觉创造了集泥艺、釉韵、灵心为一体的淡泊自如。悠然的、平静的和“质性自然”的草根应身是这些神圣住世的一种介入, 市民趣味与罗汉造像的关联存在其随机缘显现的人格身之中:我不在, 在那里我是我灵的衣服;我不是我是什么, 在那里我并非非我在。

人类的前进除了物质文明更有求真意志。因为在对世界 (内部的或外部的) 的认识中——也因为在人生无明的“苦”之中一定要有解脱之道, 像教便提供了一种开悟境界的直接方式, 这些陶瓷佛教造像的共同特征就是传递佛像所表达的的主张, 所承载的智慧。作为弘法的直观符号, 造像促使人们在宗教情操上观想教义, 使解读增值, 清晰的表达意图反映了造像本身揭示的佛法智慧, 其意义和内容都在触及终极范畴的价值取向内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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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明娣.《中国古代陶瓷佛教造像述略》.佛教研究, 200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