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样读书

我们应该怎样读书（通用11篇）

篇1：我们应该怎样读书

2011.5月读书笔记

读《我们应该怎样做教师》有感

大一班潘欣

偶然的一次机会得到了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应该怎样做教师》一书，该书虽由两位中学校长所著，但其中许多教育教学案例隐含的意义使我们幼儿园教师也深受启发。书中的言语亲切自然，发人深省，故此书令人爱不释手，其中有些句子引起了我的共鸣。

为了建立积极的纪律，孩子们首先应具备的思想是分清好坏；教师的任务在于使孩子不要混淆好和不动，也不要混淆坏与活动，然而旧的纪律常常把它们混淆„„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积极的纪律、工作的纪律、良好的纪律．而不是建立静止不动的纪律、被动的纪律、屈从的纪律。

反思目前幼儿园的常规教育，大多希望孩子安静地坐着、听着，认为那样才是好孩子，才叫守纪律。我曾观摩过一次音乐活动，教师通过巧妙的图谱设计，专业的音乐技能引领，使幼儿完全浸润在唯美的“山谷回声”中，幼儿的活动兴趣和能力完全被调动起来，大家手舞足蹈。可当个别幼儿忍不住站起来配合教师进行和声部分练习时，教师立刻加以制止。这种现象在幼儿园里并不少见。表面看来，教师似乎维持了良好的课堂纪律，但实质上混淆了“好和不动”，从而扼杀了幼儿灵动的表现力。我想，让幼儿静而灵动、动而有序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为此，我们要摒弃“好是不动，动是不好”的思想，用好的教学内容与形式吸引孩子，让爱“动”与爱“静”的孩子均能积极参与到学习中来，而不是静止不动或游离在外。

真正有个性的思考常常跳出习惯思维，在美好的教育情境中，教师应该认可与欣赏学生思考中那些建设性的、创造性的甚至与标准答案激烈冲突的想法——教师应该相信，所有思维火花都是值得谈论的，而值得谈论的问题当然是有益的，只有思与思的碰撞加之心与心的接纳与宽容，才会有教育的超越。在教育教学中，奇思异想是创造的火苗，万不可轻易掐灭!

这段话给我们的感触特别深，很多教师能够欣赏学生建设性的、创造性的想法，但很难接受学生与标准答案存在激烈冲突的、有悖常理或道德的想法。笔者曾观摩过一个活动“忙忙碌碌的夜晚”，它的主要目标是让幼儿了解夜晚有许多人在辛勤工作，以引发幼儿的感激与敬佩之情。活动中，教师问：什么人在晚上工作?大多数幼儿说保安、医生等，其中一个幼儿的回答出乎意料：小偷。这当即引起了其他幼儿的哄笑，而教师也马上给予否定。如果当时教师能认识到“另类”答案很可能说明该孩子有与别人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并采取一些有效的方法，如引导幼儿谈论“小偷这样做对吗?‘偷’是工作吗”，那么就有可能了解他已有的经验，保护他的自尊心和积极性，促使他进一步思考。

学生不是橡皮泥，而是刚刚挖掘出来的树根。在雕塑家的眼中，橡皮泥是可以按着自己的意志任意揉捏成想要的形象的。但“根雕”的原则正好相反，你必须尊重那树根的原始形状，尊重它的本质特征，然后因势象形，装饰它的优点，夸张它的造型，才能将它塑造成完美的工艺品。

纵观我们的学校教育，确实有不少教师把学生当作橡皮泥。教师将一切预设得相当周全，在活动实施过程中，一旦节外生枝，教师便会及时制止。或采用“巧妙的方法”把他们硬拉到预设的框架中。如，在一次大班科学活动中，在讲菱角的外形特征时，教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请你们看看菱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摸摸有什么感觉，闻闻有什么味道。于是，幼儿开始观察、触摸菱角。有一幼儿叫道：“老师，某某小朋友在掐菱!”教师马上制止幼儿的“掐菱”动作，强调是看看摸摸闻闻。在这里，教师把幼儿当成了橡皮泥，不顾幼儿的实际表现，按自己的意志揉捏。其实，教师让幼儿摸菱的目的是感知菱的软硬，难道“掐一下”就远离教育目标了吗?我们认为教师应把幼儿看成有待雕塑的“树根”，尊重他原有的探索方法，因势利导，如：“你掐了一下发现了什么?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以引导幼儿围绕教育目标积极思维，促进幼儿获得新的发展。

书中像这样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的句段随处可拾。轻轻地掩上书本，等待下一次的重读„„

篇2：我们应该怎样读书

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教师肩负着这样重要的使命，决定了教师是一项崇高的职业。教师应该尽心尽力地地从事本职工作，要敬业爱岗，因为教师培养的是社会中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较高的群体，这就要求教师要绝对地热爱本职工作，它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基础，敬业爱岗的具体体现就是教师必须遵守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诸如教师教学工作的规定等。“规范”的目的是激励教师勤恳工作，忠于职守，在当前特别要强调教师的敬业精神，直接体现在他对教育事业精力的投入。

教师要真正做到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应该说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现在近乎于天职异化。这要解决一个观念问题：教师要教好书一般都认同，但育好人似乎是做思想政治工作同志的事，殊不知教师上课的一言一行都和育人有直接的关系。教育工作要时刻意识到“百年树人”的历史责任。教师永远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活的环节，是克服人类无知与恶习的重要的社会成员，是历史上一切伟大人物与新一代之间的中介人，因此，衡量教师的价值绝不是当年的升学率，而是看后，甚至后培养了多少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

教书育人还必须建立起积极和谐的师生关系，这样的师生关系是以尊重师长爱护学生为基础的，每个教师都应对学生倾注热情和爱心，从多方面关心他们。现在的学生求知欲强，渴望创造，但他们还不成熟，如果教师上完课一走了事，学生有了问题无法找教师解惑，当然就谈不上育人了。

教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教师的一言一行无不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有的甚至影响学生一辈子，因此教师一定要在政治思想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真正为人师表。在孩子眼里，教师具有无可怀疑的威信，教师是一切美好的化身和可资效仿的榜样，教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对每一个现象的态度，都对学生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教师要充分发挥人格力量的引导作用，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一个好教师，要具备传统美德，要有坚强的意志与奉献精神，还要有健康而丰富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当今世界，教师要以教学生“学会学习”为最重要职责，更应成为实践“终身学习”理念的楷模，加强继续教育，加强信息交流，力求掌握本学科最前沿的信息和科研成果，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教师从事教育工作，必须遵循教育规律，诸如“因材施教”、“注意学生个性发展”等等。

教师还要用自己既尊重知识又不迷信权威、独立思考、锐意创新的学风感染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生气勃勃充满创造精神的优秀人才。

教师要用爱心去开启学生心灵的窗户，了解他们的个性和精神世界、在学生眼里，“公正客观”被视为理想教师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孩子们信赖的教师和基础，爱学生就要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创造精神，与他们平等相处，用信任与关切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创造欲。每一位教师要像培育幼苗一样，悉心呵护每个学生的心灵。

篇3：我们应该怎样爱孩子

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马卡连柯说:“父母对子女爱得不够, 子女就会感到痛苦, 但是过分的溺爱虽然是一种伟大的感情, 却会使子女遭到毁灭。”这种毁灭性的溺爱使孩子心理和生理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病态反应。

一、什么行为的爱会给孩子带来压力、让孩子无法承受呢?

1. 以爱的名义实行占有。

有一些家长, 希望孩子能继承自己的事业, 弥补自己曾经的遗憾, 或完成自己未完成的理想, 于是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孩子;有一些家长把孩子当做自己生命的延续, 觉得孩子就是“属于”自己的, 所以她可以对孩子做任何事情;有一些离异的, 或者夫妻之间沟通不好的家长, 便妨碍孩子跟另一方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希望孩子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表面上是为了防止孩子受到伤害, 其实是自身的不安全感, 导致对孩子产生了很强的占有欲。

2. 以爱的名义实行要挟。

有些家长嘴里经常念念有词地对孩子说:“孩子, 为了你, 父母就算是累死、病死也心甘情愿, 只要你能……”父母说这些话, 就是让孩子觉得对父母有所亏欠。这种做法, 让孩子觉得父母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为自己付出那么多, 自己如果不为了父母做些什么, 或者不按父母的想法生活, 恐怕也太不懂事、太不孝顺了。背负着这种爱的孩子, 往往会更容易迷失自己, 或者会因为压力过大而产生更多负面的影响。

3. 以爱的名义实行控制。

“爸妈不让你做这件事情, 完全都是为了你好!”“爸妈给你准备了这些吃的东西, 都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爸妈这么做, 是因为妈妈爱你呀!”什么时候, 爸妈都是“为了你”。因为是“为了你”, 所以孩子必须要接受他不喜欢的事情, 因为是“爱你”, 所以孩子必须要心甘情愿地接受父母的控制。但是孩子是有思想的, 他在心里也知道自己是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强行改变孩子的意志, 可能会导致孩子变成一个严重缺失自我的人, 让孩子失去那份原本就属于他自己的快乐。

二、懂爱的父母才能给孩子真正的爱, 我们应该给孩子怎样的爱?

1. 爱要与理解、尊重结合。

柏拉图曾说过, “初期教育应是一种娱乐。”父母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 剥夺他成长的自由与快乐。父母们要牢记一点:孩子的成长永远比成功更重要!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 他们也有自己的尊严, 任何一种对尊严的践踏, 都会刺痛他们的心, 令他们产生强烈的反感。孩子也有自己的梦想, 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 但不是父母生命的简单重复, 更不是父母人生道路的升级版本, 而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孩子有自己的需要和兴趣, 他们应该受到正确的教育, 应该受到尊重。

尊重孩子与溺爱孩子不同, 尊重孩子是满足他们合理的要求, 培养他们的自信和接受教育的自觉性。父母与孩子之间要有民主气氛。情感的爱必须与理智的爱相结合, 这才是您应该付出的爱, 才是孩子所需要的爱。

2. 爱与教育必须结合。

爱是孩子精神需要中最珍贵的部分, 它是一种营养, 是培育孩子美好心灵、高尚品德的源泉。然而, 如果只有亲子之爱, 而没有教育引导, 容易演化成溺爱;只有说服教育而缺少爱心, 则易滑向刻板的说教。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 才会使孩子既能感受、沐浴父母温馨的爱, 又能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和行为。

3. 爱与严必须结合。

篇4：我们应该怎样讲述灾难？

大学时在书摊买过一本奇书，名字叫《山坳上的中国》，作者何博传，听说后来没有再版过。对当时三观混沌的我来说，那本书的作用不下于鸿蒙初辟。书中对中国环境危机的描写，现在再读无不一一应验，令我对作者的远见卓识一拜再拜。从序言中，我第一次知道了西方有个“罗马俱乐部”，他们的使命说好听点叫盛世危言，说难听点叫唱衰西方，所以他们被称为悲观俱乐部。从《山坳上的中国》里，我还第一次知道“乌鸦文化”，西方人有一种乌鸦文化，而中国有喜鹊文化。用这两种鸟形容东西方文化，既形象又精准。

作家刘震云写过一本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这其实是一篇调查笔记，是对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田野调查。今年，导演冯小刚将其拍成了电影《一九四二》，如今电影上映，灾荒话题成了近期大热点，相关报道和文章密集推出。将大灾荒、中国灾难史和灾难叙述推入公共空间，作家和导演联手做了一件早就该做的好事。

近百年来，中国发生过几次大的饥荒和其他自然灾害，既包括民国时期，也包括共和国时期，从官方和民间对那几次灾难的记忆，可以明显看出，我们对待灾难、历史、记忆时表现出的传统和文化。

1942年，灾荒发生的时候，《大公报》记者就写过长篇报道《豫灾实录》，总编王芸生更撰写社论《看重庆，念中原》：“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隋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并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不仅是杰出的新闻报道，也是关于1942年大灾荒历史的忠实记录。但蒋介石暴怒之下，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以为惩戒。当时也有《时代》周刊等外媒对灾荒做出了报道，为此还和国民政府搞得很僵。

对于1942年大灾荒，我村子里的老人讲过一次，说的是蚂蚱过黄河，遮天蔽日的蚂蚱飞到黄河边，他们的飞行能力不足以渡过黄河，于是他们裹成大团漂浮过河，到对岸后蚂蚱死掉大半，但剩下的继续前进。老人最后的总结是：“你看蚂蚱能不能！”

1942年之后，更大的灾荒无论从规模、地域还是死亡人数，都远远超过了1942年。那几年，我家乡的村民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但当我问他们那三年大旱还是大涝，他们又觉得那几年的老天爷似乎还可以，但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自然灾害”的解释。

我的老爷爷辈中的一位在三年饥荒中饿死，我爸爸回忆起这件事愤愤不平，他说村里人称我老爷爷是懒死的，因为村里人半夜都去偷生产队的玉米，但我老爷爷不去，饿死了，所以是懒死的。这种民间讲述，其实也是历史的一种讲述方式，只不过已经被变形了。

这就是我们对待灾难的方式，也是对待历史的方式。

冯小刚的《一九四二》刚刚公映而议论者众，就在于它的稀缺。在中国，讲述死人、灾荒、灾难不受有些人待见，不仅人祸不能说，天灾也不能乱说，这种必须唱赞歌不许说坏话的喜鹊文化，正是中国当代史云山雾罩看不清楚的根本原因。

但愿《一九四二》的公映，是一个好的开始。现在，有些人正致力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们通过顽强的叙述，向公众揭开被遮蔽的历史，告诉我们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比如作家杨显惠，通过夹边沟和定西孤儿院的考察采访，还原了反右的悲惨历史；比如杨继绳对大饥荒的调查；比如，一批人对中国远征军、国军抗日老兵的采访……他们坚持做不招人待见的乌鸦，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为这真的艰难。

篇5：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生命？

“好死不如赖活。”就是要我们珍爱生命，尽管你的生命有残缺，不能自理，也要好好的活着。比如：着名的作家霍金，顽强地抗击疾病的恶魔。尽管自己只有两只手指能动弹，但还创造了一部部优秀的作品，创造了生命的奇迹。盲人之所以听觉相当敏锐，是因为他们都在顽强地，乐观的活着。“车到山前必有路”他们因为眼睛看不见了而获得了常人不能达到的敏锐的听觉，展示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对于那些不珍爱生命的人，我们应该怎么说呢?那些吸毒的人，在吸毒的同时有没有想到自己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难能可贵?有没有想到对不对得起自己的父母?醒悟吧，不要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要下决心拒绝毒品!

“好死不如赖活”并不是指人可以随便践踏自己的生命。一些人为了赚取不义之财而丢弃了自己的尊严，那样活着有意思吗?比如一些人因自己没什么本事赚钱，而去拍色情电影。即使他们赚到了钱，他们的朋友会怎么看他们?以后还怎么见人?即使自己赚不到钱，也可以做一些苦力劳动，虽然辛苦，钱只够糊口，但是过得舒坦。

我们也要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精彩，如学习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样可以把自己生活的乐趣加增。

让我们共同度过精彩人生吧!

篇6：我们应该怎样做学术

作者：杨卫强

文章来源：转自《山东大学报》

“学术”一词，在古代中国是指追寻研究学问的方法与水平。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学术是对存在物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论证，泛指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从事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学科与文化群体常被称呼为学术界或者学府。高校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致力于培养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

学术，又是和孤独联系在一起的。孤独是什么？孤独也许是我们学习的时候没有人陪，也许是我们吃饭的时候相互沉默不语。依我看，孤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也赋予了我们更加宝贵更加实在的安全感和存在感。因为孤独，我们清醒地追逐梦想，畅想未来；因为孤独，我们更加清晰地衡量自己，定位自己。于是，研究生、学术、孤独三者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由此构成了象牙塔里面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研究生的学术之路是孤独的，但是，依笔者之言，学术，乃是最宽广的孤独，最诗意的孤独。笔者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试从三个方面剖析我们应该怎样做学术。

学术，“不学”当然“无术”

如今的社会早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各种各样的论文信息获取渠道已经使得我们的学习方式产生了很大的改变。网络是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极大便捷的同时也对我们传统的阅读、学习习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冲击。此外，研究生培养中学术诚信与学术道德缺失问题日益凸出，学术浮躁情绪日益蔓延，这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密切关注的热点。对于身处校园的研究生而言，喧嚣浮华的社会充满了太多的物质诱惑，过于纷繁的物质与娱乐生活占据、蚕食着我们宝贵的做科研写论文时间。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往往是，静下来潜心做学术已经成为一种奢侈，甚至变成了“异类”。在种种险恶的格格不入的学术环境面前，那些发自内心希冀能够脚踏实地地研究学术的研究生们究竟该何去何从？笔者认为，仅凭一己之力也许无法扭转信息化之时代潮流，但作为研究生自身，要做到以下几点：

1.学博观约取。较之前辈查阅文献的繁琐与困难，现在丰富的网络资源实际上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但是，网络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要提高个人素养和文化素养，不能完全依靠网络。研究生要彻底静下心来，博览群书，积累材料，脚踏实地，孜孜不倦，而不是在“复制”、“粘贴”、“拼凑”他人论文上下功夫。试想，一个人压根儿就没有读过几本书，但是著作“丰裕”，这难免让人产生“拾掇”他人成果之嫌。

2.学思考。思考是一种习惯，在研究中思考，在思考中研究。知识和书本是死的，但思维是活的。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若非有自己独立思考的本事，有强大的自我调适能力，未来的你永远是在随波逐流。

3.学交流。学术交流是推动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力量，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手段。通过交流，各种新知识、新思维相互碰撞、相得益彰而共同进步。

功夫要死，心眼要活

在这里，我要借用国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山东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张忠纲先生经常告诫他的研究生的一句话。张先生行年已经七十有三，但是读书治学仍才思敏捷，坦诚勤恳，孜孜不倦。也许正是凭借这种读书治学之精神，张先生终成我国唐宋诗研究的著名学者，对杜甫诗歌用力甚勤，是目前杜甫研究的优秀学者之一。“功夫要死，心眼要活”是张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谓鞭辟入里，让人受用不穷。

何谓功夫要死？不妨举例说明。董仲舒（前179—前104），从少年时代即开始治《春秋》之学，神志专一，异常刻苦，据说他三年之间未曾窥视过园圃，终成一代儒宗。苏轼在《晁错论》中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诚然如此！读书治学，必先有厚积方可薄发。倘若不读书、不治学，而习一些外道招式，投机取巧，沽名钓誉，终其有朝一日，必因胸中空无点墨而贻笑于他人。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想到民国时期及上个世纪末学术辉煌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学界泰斗，并为他们读书治学不为名不为利的无私奉献精神深深折服。脑海中，梁启超之治学情形、王国维之治学情形、陈寅恪之治学情形、钱锺书之治学情形„„历历在目。也许有人会说，陈寅恪、钱锺书他们都是天才，很有天分。我们看了他们的手稿就会明白，他们的成就也是刻苦学习、潜心钻研的结果。斯人已去，学风犹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后生们在读书治学困顿迷茫之时仍想见其雄风。

何谓心眼要活？研究生在读书期间，不要死读书，不要读死书，不要墨守成规、闭门造车，换言之，读书治学，要灵活变通。东汉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学问极为广博，大至天文历象，小至草木虫鱼，举凡社会政治制度，无不了然于胸，而又能融会贯通。他不囿于学术宗派的偏见，博采众长，故能超过前人。学术的延续既有承袭又有创新，为学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反对盲从书本和迷信古圣贤，因为怀疑是为学的重要条件。时下，许多研究生面对所学领域庞大的知识体系感到无所适从，茫然不知自己的兴趣在何方，或许还没有摸进科研工作的大门，虽颇为用功，但仍难以窥见其中的无穷乐趣，这就需要研究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众所周知，研究生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质量，而培养质量的关键在于创新，如果说，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那么，创新就是研究生教育的灵魂。研究生读书治学可以关注前沿，但并不代表可以盲目跟风，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际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课题，然后勤奋积累，推陈出新。

养吾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这个术语，是孟子首创。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指一种做人的豪迈气概。拥有了“浩然之气”可以使人感到自己生命的无比刚劲、无比高大，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孟子还认为，“浩然之气”是“养”出来的，而非临时制造出来的。孟子的“浩然之气”说是指人的，笔者窃以为，这种“浩然之气”同样也可用于学术研究。做学术，也需要一种屹立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学术研究上的“浩然之气”，是对源远流长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深刻感知和忠诚坚守，是一种根植于内心深处的精神守望。崇高的道德境界和伟大的人格风范来源于我们灵魂深处积蓄已久的力量，来自于我们在精神的升华中对人性之崇高、生命之伟大的切身感受。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重大的人生考验面前无所畏惧，才表明我们有了伟大的人生信念，有了“浩然之气”。

时下，学术浮躁之风盛行，科研成果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精神极度匮乏的时代，人们很容易迷失自己，丧失信念，找不到精神家园。于是乎，坚守学术上的“浩然之气”亦极为必要。作为国家，要积极探索我国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的长效机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完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相关制度。作为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一定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勤奋求知，严谨治学，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国家培养研究生的学术期望。

篇7：我们应该怎样做教师

总以为拥抱了二十几年的耕耘，便拥有了秋天般累累的硕果，总以为积聚了二十几年点点心血，便可以驾驶事业的小舟。但至从我看了《体育课》这个哲理故事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我常常扪心自问，作为教师我们是否做到了爱每一个学生？面对“后进生”，我们是否做到了永不放弃？

马林是刚刚上任的镇小学体育教师，上班不久，他就发现二年级三班有一个特别的孩子。这个孩子叫杨灿，腿有残疾，呈严重的O字形，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以前的体育老师不准杨灿参加体育课，每到上课时，杨灿就会独坐在角落里干看着。久而久之，杨灿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他经常在课堂上捣乱，偷同学的东西，还在操场上丢了很多小石块，同学们一不小心就会崴了脚。校方对此很是头痛，教育不过来，开除又不忍心，进退两难。

这天夜里，马林来到了林灿的家。杨灿看到马林来了，一句话没说，扭头进了里屋。杨灿的爹妈得知马林是学校老师，又是倒茶又是上烟，杨灿妈还赶紧拿出花生在大锅里炒了起来。

寒喧片刻，马林灵机一动，他向屋里喊道：“啊灿呀，你妈炒的花生快熟了，可真香呀，你不过来一起吃？”别说，这招还真奏效，杨灿的小脑袋从门缝里钻了出来。马林趁热打铁，赶紧凑过来说：“啊灿，今天老师给你出道题，你肯定答不上来。”

杨灿一晃脑袋：“吹牛。”

马林捡起一颗落在地上的花生，把它放在了灶沿上：“我问你，你说这颗花生与锅里的有什么不同呀。”

杨灿面无表情地回答说：“一个少，一个多。”“错。” “一个生，一个熟。”“错。” 杨灿抓了抓头，再也答不上来了。

马林笑着说：“你摸摸这颗花生，再摸摸锅里的就会知道了。”

杨灿照马林的话做了，然后兴奋地大叫道：“知道了，知道了，是一个凉，一个热。”马林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便起身告辞了。

第二天，体育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学生们都聚集到了操场，杨灿的父母也站在了校门口，是马林嘱咐他们来的。马林没有立刻开始上课，而是叫学生分排站好，然后走到杨灿身旁蹲下，低声说道：“还记得昨天我给你出的题吗？”杨灿微微点了点头。

“那好，如果你想做一颗热花生，就到那边的大锅里炒一炒吧！”说完，马林起身便走开了。

当马林起身走开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杨灿身上。突然，杨灿猛地站起，抹了抹鼻子，就一摇一晃的跑向了操场，然后站到了同学们的队列中。

马林从一个筐里倒出了很多足球，问道：“同学们，这是什么？” 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是足球。”

“很好！”马林从其中拿出了一个掉了一块外皮的足球。，“我再问一下，这又是什么？”

“破足球。”“损坏了的足球。”“废足球„„”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回答。马林扫视了一下队列，然后“啪”地一下用力将球踢向了空中，然后拍了拍手，说：“这个足球是有缺憾，但说破大天，它还是一个真正的足球，我们给它力量，它照常能腾空而起！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

操场上一时间鸦雀无声，同学们都把目光投向了杨灿。

“好了！我们上课。今天我们来比赛短跑，不过，这次我们来一个趣味赛跑，我要求你们全部都要双脚向内撇，看谁首先跑到终点，这也是我们这个班今后体育课的保留项目。”

大家显然都被调动起了兴趣，全体摆好姿势一字排开。只听马林一声令下，立时操场上尘土飞扬、笑声四起，操场边杨灿的父母跳着脚为自己儿子加油，恰好路过的校长也被这个场面吸引住了，边看边点头。

比赛结果，杨灿拿了第三名，几个男同学一起动手将他托起，围着操场转起了圈。杨灿双手不住地挥舞着，沾满尘土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灿烂的笑脸，当然还淌着激动地热泪。

阿基米德说：“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可以撑起整个地球。”我想，对于后进生来说，我们就是支点，只要给他们爱、给他们鼓励。他们也可以像《体育课》中的那个掉皮的足球一样腾空而起。那么做为教师的我们应该怎样爱他们、鼓励他们呢？我认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收起可怕的偏见，做一位有爱心的雕塑家

我发现在世俗的眼光里我们教师已经染上了一种可怕的陋习——偏见，我们常把后进生当成“坏学生”,说是“朽木不可雕”,“顽石不成材”,严重地伤害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心。有一则寓言讲的是一个农夫伐倒一棵大树，用笔直的树干盖了一座小木屋。他打量了一番，心想：把这剩下的树根劈成柴，要费多少功夫哇！于是就将它扔在了野外，一位雕塑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树根，如获至宝，他小心地把根带回家，精心雕刻，终于制成了一件精妙绝伦的根雕艺术品。这虽然只是个故事确引人深思：农夫厌弃它、瞧不起它，树根就只能是一件废品；而雕塑家喜爱它、关心它、发掘它的潜力，它又变成了一件有价值的东西了。这和我们的教育不是同样的道理吗？我相信任何一个学生的本质都是可以教育、培养、转化、雕塑的，学生某方面的差是表面的、暂时的、相对的，只要我们给与更多的爱和鼓励，他们同样也可以成为无价之宝。

二、做一位善于发现的“伯乐”

“先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调查发现多数后进生最初由于课程变难而学习赶不上时，开始还想努力，但最后就放弃了，成为课堂的“客人”，为什么呢？因为冷落、否定的评价、失败的体验太多了，没有人看到他们的努力，更没有人肯定他们的进步，这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尊严。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有句名言:“人性最深刻的原则就是希望别人对自己加以赏识。”一个没有受过激励的人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而当他受到激励后,能力可以发挥80%-90%。对于小学生来说最大的赏识就是表扬，因此我们应该及时肯定学生的每一点进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为他们树立自信心。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3．加强家校联系 与家长构建和谐的关系

家庭是儿童首先接受教育的地方。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儿童的思想行为和习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学校的一堂课，教师的一次谈话要深刻得多。因此我们应该经常与家长联系，团结更多的教育力量，及时了解学生以及使学生发生变化的原因，做到防患于未然。

篇8：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教育

“教诲、事业的基础”“宽容”“放纵”, 特别是“恨中学老师”“心里一下空了”, 这些关键性的词, 再次触发了我对“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教育”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给学生“解开心结, 奠定其事业发展的基础”, 不正是我们最朴素的教育价值追求吗?“宽容”、适度“放纵”, 不正是新时代中学生对教育方法的期盼吗?

教育需要宽容。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任育才学校校长时, 有一天发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自己的同学, 便将其制止并叫他放学后到校长办公室去。放学后, 陶行知来到校长室, 见王友已经等在门口, 便掏出一块糖递给他:“这是奖励你的, 因为你按时来到了这里, 而我却迟到了。”接着又掏出一块糖给他:“这也是奖给你的, 我不让你打同学, 你立即就住手了, 说明你尊重我。”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果塞进王友手里:“我调查过了, 你砸同学, 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这说明你有正义感。”王友哭了, 说:“你打我两下吧, 我错了, 我砸的不是坏人, 而是我的同学呀……”陶行知于是又掏出了第四块糖果递过去:“你已经认错了, 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 我的糖果奖完了, 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陶行知“四块糖果”的故事, 包含着很高的教育艺术, 对待犯错误的学生, 不应该是狂风暴雨、疾言厉色地训斥, 而应是尽量唤醒学生的良知, 启发学生的觉悟, 让学生从心灵深处产生改正缺点和错误的愿望。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只有从心里发出来的, 才能触动心灵的深处。

教育需要引导与鼓励。在美国,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句普通的话, 改变了一个学生的人生。“我一看你修长的小拇指就知道, 将来你一定会是纽约州的州长。”此话出自美国纽约大沙头诺必塔小学校长皮尔?保罗之口, 话语中的“你”是指当时一名调皮捣蛋的学生罗杰罗尔斯。小罗尔斯出生于美国纽约声名狼藉的大沙头贫民窟, 这里环境肮脏、充满暴力, 是偷渡者和流浪汉的聚集地。小罗尔斯从小就受到了不良影响, 读小学时经常逃学、打架、偷窃。一天, 当他又从窗户上跳下, 伸着小手走向讲台时, 校长不但没有批评他, 反而诚恳地说了上面的那句话, 并给予语重心长的引导和鼓励。当时的罗尔斯大吃一惊, 他记下了校长的话并坚信这是真实的。从那天起, “纽约州州长”就象一面旗帜在他心里高高飘扬。罗尔斯的衣服不再沾满泥土, 语言不再肮脏难听, 行动不再拖沓和漫无目的。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间, 他没有一天不是按照州长的身份要求自己。五十一岁那年, 他终于成了纽约州的州长。“皮尔?保罗一句话”的故事, 包含着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 对待犯错误的学生, 不能全盘否定, 而是积极地从他身上寻找另外的一些“闪光点”, 经过正确的引导和鼓励, 必将调动学生健康成长的积极性, 增强自控意识和能力。

教育需要有意义而适度的“惩罚”。英国当代著名解剖学家约翰?麦克劳德读小学的时候, 特别淘气。有一天, 他想亲眼看一看狗的内脏是怎样的, 便偷偷地将校长的宠物———一只可爱的小哈巴狗给杀了。校长知道后气得七窍生烟, 他决定惩罚这个“无法无天”的学生。怎么罚?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他既没有批评这名学生, 也没有开除他, 而是罚他画一幅人体骨骼和人体血液循环图。约翰?麦克劳德被校长的宽容所打动, 从此以后, 发奋钻研解剖学, 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医学科学巨匠。试想, 假如当年这位校长采取粗暴严厉的批评方式或者开除这名学生的学籍, 那么这个著名的医学巨匠也许就会夭折。在感叹这位校长的高明的教育方法的同时, 我们也该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

岁月无情也有情。伴随着从教年轮的增加, 我的教育行动更趋理性, 教育追求更加朴实:基础教育不再是仅仅培养政治领袖、商界奇才、学界精英, 而是让学生“解开心结”“奠定基础”, 使每个受教育者都得到长足发展。要实现这样的价值追求, 只有让你的教育对象理解你的教育行为, 认同你的教育方法, 接受你的教育措施, 在成长中践行, 养成优良习惯, 内化为一种品质, 最终形成高尚的人格与正确的价值观。

篇9：我们应该怎样评课

对于听评课活动，领导指出最多的，往往是教师听得多，记得多，听完一节课差不多就是课堂实录，能肯定的是教师听课的认真态度，但需要指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重听轻评，点评比较少，总评也不多，教学研究实效性不强。究其原因，一是教师习惯使然，因为听完课后，自己不用发言，懒于动笔写自己的感受;二是不知道怎样去评课，不会评;三是评课的时候，临时说几句大面上的话，糊弄过去就行;四是害怕说得不合适，言多必失，弄得人际关系紧张;五是害怕暴露自己的真实水平，以免自己谈得肤浅，谈不好看法，引来别人的看不起……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评课呢？

一、要学用结合

我常想自己在一线教学的经历，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自己确实不会评课，评课的方法也多是从教研员和同组老教师那里学来的，更没有读过比较系统的关于评课方法的文章和书籍，到后来，听得多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而然也就会评了，评课不外乎就是将优点说足，不足说透，最后提出改进的意见。但由于没有多少理论作为支撑，评课也就很难取得多好的实际效果，因此，就下决心读了一点怎样听评课的理论书籍，充实了自己，为自己听评教师的课堂教学有了一点底气。因此，我给大家的第一点建议就是要善于学习，虚心向教研员学习，向同行教师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全国名师学习，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是为了更好地为自己所用。

教师的研究是一种同其日常学习、工作、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情景研究”，具有建构性、反思性、对话性的特征。到现在，我认为好的评课方式，要能够帮助教师认清作为情景参与者在视阈、认知、情景上的局限，在问题探讨中引发教师的内在冲突，在积极互动中撩拨教师的心智，在真诚合作中促进教师的反思。对话式、体验式、互动式的交流可能对教师的专业成长更有效。

二、要寻找扶手

为了帮助教师评课从不会评到会评。从评不好到评得好，我们考虑了不少办法，如，听完课后大家聚在一起，言简意赅抓住重点简单地评评课;或者先让执教者说说意图，大家再交换一下意见;或者是利用班空，指定一两个骨干教师谈谈看法等，这都属于以上讲学习的范畴。所谓的“扶手”，就是我们针对年轻教师、成熟教师和骨干教师分别提出的“1+1+1”“N+1+1”“五有四度”的评课策略。“1+1+1”就是听课之后年轻教师至少要提出一条优点、一条不足和一条建议;对于成熟教师要提出N条优点;“五有四度”则是从更高的角度要求大家去分析课堂教学中学生的“自主程度、合作效度、探究深度、生成高度”，师生之间是否有“一次精彩的展示、一次巧妙地生成、一次得意的发现、一次真实的感动、一次会意的微笑”。

有了这些扶手，教师在评课的时候就不会茫然。

三、要有评价标准

什么样的课是好课？一堂好课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明确了这两点，评课的难度就会降低。

什么样的课是好课？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在这里，我们不谈巢宗祺教授、叶澜教授、朱永新教授的好课观，只是简单提一下我们区的好课观，这可能更实用一些。“学生参与度高、检测达标度高、训练量适中的、教学方法采用学为主体、教为主导、启发诱导、学思结合的、预设与生成相得益彰的、收放自如、课堂评价更加关注学生的注意状态、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情绪状态、生成状态的、师生关系和谐的、多媒体等教学手段使用得当的”课才算得上是一堂好课。

一堂好课的评价标准是什么？2014年山东省教研室在评选省级优质课的时候制定了十条标准，但在解读《评价标准与细则》的时候，却用了大量篇幅，希望教师关注，从网上下载下来好好研读一番。假如让我谈谈课堂教学评价标准的话，我会有重点地从以下八个方面去考虑：一是看三维目标的预设与生成;二是看是否会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三是看教学方式的选择;四是看学习方式的运用;五是看教师的教学素养如何;六是看教学效果;七是看教学个性，有无教学思想;八是看教师的评价是否有效。

有了评价标准，我们的评课就有了依据，最起码评课方向不会偏离，也不会出现无话可说的局面。但若要评好一节课，让执教者有所顿悟，还需要大家深入钻研，灵活运用，拾级而上，逐步地提高我们的评课水平。

以上所言只能算作是给大家提供点参考资料，评课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技术。世界上没有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也没有谁是神仙，要想悟到真谛，还需我们终身学习和研究。

篇10：我们应该怎样承担责任

你们读过石韬写的《悠悠寸草心》吗?那是一篇具有很强教育性的文章。主要讲的是一名日本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去应聘，一个社长问他有没有替父母洗过澡或擦过身。青年人很老实地回答：“没有。”社长安慰了他一番后要他明天再来，并且要替父母洗一次。青年一口答应，回家后，他给母亲洗脚。他发现母亲的脚已经像棒一样僵硬，他不由得搂住母亲的脚潸然泪下。原来这个青年在刚出生不久时父亲去世了，只有靠母亲做帮佣挣钱，母亲为了他直至今日还在外拼命挣钱，青年此时才明白他以前心安理得地花着母亲如期送到的学费和零花钱。那是母亲的血汗钱啊!第二天，他去公司，对社长叙说了昨日的感受，社长满意地点了点头，要他明天就来上班。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父母，那么，他不会爱任何人，因为他不完整。与那个青年相比，我觉得我也是一个不完整的人。因为，我没有替父母洗过澡，擦过身，也没有替他们捶过背，惟独一次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我替妈妈洗了一次脸，但是我只是拿着毛巾胡乱地在妈妈的脸上抹一下，确信已经擦去了污点。唉，我真是惭愧啊! 如今，我们都长大了，长大了意味着承担责任。不是吗?我已经能从父母的皱纹中认识责任，从老师的眼神中读懂责任，也能从墙上的一张张奖状中理解责任……无论你身上承担着多少东西，可你无法抛弃任何一物，因为这就是责任。因为我得到过关爱、鼓励，所以我得在成长中把这些回赠给曾经授予我这些关爱的人。在学校里，努力学习，更好地充实自己，这是责任;在家里，为长辈承担家务，分担忧愁，这是责任;走出家门，损坏了不是自己的物品，要及时承担赔偿，这还是责任。将来，建设国家，为人民，为子孙后代造福更是责任! 这是责任 ，云有雨的责任，太阳有光明的的责任，万物万事万人，都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篇11：杨奎松：我们应该怎样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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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有关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讨论在一些人中相当热烈，并且有很激烈的争论。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究竟怎样的民族主义才是积极的，怎样才算是爱国，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是怎么看待这种问题的？

杨奎松：我想，这种争论中国近代以来久已有之，不足为奇。不仅今天和过去会有争论，就是今后多少年内，也很难统一认识。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恐怕是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的问题。实际上，真正能够了解近代以来的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民族主义也好，爱国也好，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个人或政党，包括政府，都是有着与我们今天很不同的表现的。很难认为，爱国有一个亘古不变的标准，并且是越激烈、越彻底就越真诚。

以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候的作为为例。没有人能够否认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但是，熟悉近代史的读者都知道，孙中山自走向革命道路之后所做的第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1894年的广州起义。问题是，这次起义的背景是什么？是中国正经历着中日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惨败，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而且，孙中山不仅选择这个时候发动起义，他还想利用敌国日本的帮助，来实现推翻满清政府的设想。

结果，这边日本正在北方进攻中国的海军和海防，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壮烈牺牲，那边孙中山却在广州几度秘密求见日本领事，要求日本给中国革命者提供武器帮助。

尽管日本政府这时没有理会孙中山的请求，孙所发动的起义没有成功，但是这件事无疑留给后人一个颇多困扰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那个时候邓世昌他们更爱国的话，那么，孙中山他们的行为又该如何理解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再来看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我们知道，1915年日本乘着一战爆发，占据了原为德国所占据的中国胶东半岛，并且利用袁世凯想要称帝、需要得到列强支持的机会，向袁政府提出了变相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

自1960年代以来，就有资料显示，孙中山了解到日本政府的这一阴谋后，曾力图抢在日本政府与袁政府达成条约之前，以日本帮助中国革命为前提，率先与日本达成一个类似的秘密盟约。

围绕着这一事件的真伪，学界已经进行了长达40年的激烈争论。一些学者坚信孙中山不可能做出这种行为，因而认为这些资料不可信。但是，其实在这个时期，更重要的，可能还不是这个没有签成的盟约的有无真伪的问题，而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已经乘日军占领胶东半岛之机，在日控区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并且开始从日本占领区向当时中国政府所控制的山东其他地区发动进攻。

要知道，日军占据胶东半岛这件事，后来恰恰是爆发1919年全国范围的五四爱国反日运动的关键所在。然而，中华革命党这时却利用日军的占领，在日本军方帮助下，建立起一支骨干为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级军官的革命党人的军队，试图以此来发动军事革命，推翻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如果我们不是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大概是不会把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的这种行动与“爱国”两字画上等号的。

也许会有人强调说，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些革命组织，不过是些资产阶级的革命党。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从来就是不彻底的，他们爱国自然也不可能彻底。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有共产党参与的例子。

1924年春天，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双方却爆发了第一场公开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外蒙古的地位和前途的问题。

外蒙古这时还在中国的主权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北京政府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顾不暇，因此已经失去了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权。苏联不仅乘机进入了外蒙古，并且在外蒙古扶植起一个人民党，还利用它建立起一个亲苏的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北京政府极力反对，并拒绝与苏联政府发生外交关系。双方几度谈判，均不得要领。为牵制北京政府，苏联这时也和南方的孙中山进行积极的接触。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态度与北京政府略有不同，他与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一个联合宣言，宣布在苏联方面承认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赞同苏联红军可以暂驻外蒙古。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这时的态度又与孙中山和国民党不同。他们为了推动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协，公开主张对外蒙古的问题应当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行事。即应当允许外蒙古人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是继续保持与中国关系的现状，还是选择高度自治，抑或干脆独立出去。可以想象，中共的这一看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民党人的激烈批评。今天大概没有人会说共产党人不爱国吧？那么，何以共产党当年对于维护中国在外蒙古主权问题上的态度，还不如国民党坚定呢？ 问：您提的这些事情真是让人吃惊。实在是惭愧，大家也都学过历史，甚至很关心中国的近现代史，但对您谈的这些事情几乎是闻所未闻。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又该怎样来理解这些事情呢？

杨奎松：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我在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时候，一上来通常先给同学们放一些投影，或留一个作业，让同学们看不同朝代的历史地图，比较不同时期古代中国的疆域和版图有什么区别。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同学们在学习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时候，脑子里先有一种历史感。就是要知道，中国近代以来的疆域和版图，并非古已有之。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的变动是非常大的，始终都是不确定的。

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到清末就停止了。严格地说，它一直延续到了1940年代。如果具体到每一条具体的边界的划定，某一小块土地或岛屿的归属，甚至延续到今天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最终的解决。

试想，在这种并不确定的状态之下，我们又如何能够要求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在对领土主权等问题的认识上，一定要保持同一的观点，甚或按照我们今人的认识来行事呢？ 问：逻辑上这似乎是不错的，但是，近代国人真的对领土主权没有一致的看法吗？就以东北地区而论，中俄之间也早就签订有《瑷珲条约》等相关的界约啊？为什么东北的主权归属在近代以来还一直会受到挑战呢？

杨奎松：这恰恰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领土和疆域长期以来不能确定？

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落后，因为中国近代化、或我们今天讲的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得太晚。

我们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国家，包括近代以来的中国，与古代的或中世纪的国家，是根本不同的。欧洲30年战争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主权和领土的观念，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确定的国家的概念。这个地方今天是你的，明天可能就是我的。

直到这种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战争实在打不下去了，1648年弄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于是才开始有了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建立国与国之间平等外交关系及其共同遵守公认的国际法之类的观念，渐渐地产生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此以后弱肉强食的局面就改变了。尤其是对欧洲弱小国家和欧洲以外其他落后民族，这种情况其实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愈演愈烈了。

近代的中国之所以会被列强瓜分来瓜分去，几度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就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想当初，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就是因为根本不懂国际法，又没有外交常识，才会把治外法权拱手让出，并且主动与列强去协定关税的吗？

在1840年以后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志士仁人第一位的目标就是要建国，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立统一的中国。

至于这个国，究竟应当有多大、能够包括哪些地方，在开始的时候，国人之间自然也不会有很统一的看法。

尤其是那些当年的革命者，公开以反满为号召，因此，他们最初的建国目标往往也不出“复明”的范围，即试图恢复明朝的疆土。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孙中山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所提出的宗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就能够明白。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当时意图建国的范围。按照同盟会这时的建国设想，它自然是不包括关外，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地区的。问：但是，这样的主张，当时多数的中国人都能够接受吗？

杨奎松：当然有人不接受。在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及其疆域范围这些问题上，当年主张“保皇”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想法，远比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想法，要更符合今人的认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们是站在当时清政府的角度来认识国家民族问题的，和造反的革命党人不一样。他们除了相信光绪皇帝尚有可为、值得信赖外，还因为以满清的国家为国家，故不愿看到因为孙中山等人的反满革命而使中国旧有的版图四分五裂。

问题是，康有为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有多少代表性呢？我们要知道，在当年，一个国家落后，不仅会招致侵略，更重要的是会造成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的淡薄。

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要拿1895年的公车上书运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略作比较，就可以明了其中原委。

我们知道，公车上书运动的发生，与五四运动的发生，具有大致相同的背景，都是针对日本割占中国领土一事所进行的抗议，并且都是针对相关的正在签订中的条约。

所不同的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国损失的是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而1919年的巴黎和约则使中国无法收回胶东半岛。两相比较，马关条约的危害无疑要更加严重得多。今天有学者质疑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是否实际发生过，但肯定当年确曾有过全国性的上书现象。问题是，这种爱国举动，仅仅集中在文武官员和一些中心城市的举人中间，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几乎没有太多反响。不仅如此，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当时在广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还在秘密联络日本领事，希望取得援助，乘机发动推翻朝廷的武装起义。这种情况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五四运动的爆发，全国各大中城市几乎都有响应。其实际参与者，既有上层政府官员，更有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甚至还有相当多的普通市民。参加人数超过公车上书运动不知多少倍，影响也大得多。

也正因为如此，公车上书运动对政府签约几乎没有造成任何阻力，五四运动却能够迫使政府向列强表示了拒签的态度。

这两次目的大致相同的运动，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呢？这里面原因很多，但有一条值得注意，即1895年的中国，要远比1919年的中国更落后。

首先是信息传递的方式落后。1895年时，中国内地之间的交通基本还是靠马和马车；即使是发生了甲午战争、闹出了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这样的大乱子，稍远一些的城市要想听到消息，通常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当时虽然已经开始使用电报，但多半也还只是官方通讯的一种特殊手段，能够由此得到消息的人数非常有限。由于电报技术不普及，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报纸，普通人对于这类消息只能靠道听途说，难以确认。再加上当时信息传播的方式还是用文言文，一般百姓被隔绝在外，其对社会影响之微弱，可想而知。

其次是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由于1895年既未开始向欧美日本派遣留学生，在国内也还未开始办新学堂，城市作为教育和文化集散地的功能尚未形成，新式知识分子和接受新式教育的、自我感觉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学生群体也尚未出现。

换言之，即使有割地赔款之类的消息传出，因为没有容易受到这类消息刺激的受众，也难以形成群众性的抗议浪潮。以康有为那时的热心，且又身在京城，能够组织数百上千举子进行公车上书，最后竟因顾及会试而不了了之，亦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了。

五四运动何以浩浩荡荡、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一，电报通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巴黎和会的消息转瞬间即传遍全国各大中城市；第二，新式知识分子人数众多，再加上青年学生齐集各大中城市，思想观念与1895年的举子秀才根本不同，视爱国为己任，极易受到此种消息的刺激，故而一呼百应；第三，帝国成了民国，民众观念上也大不同于晚清时的臣民思想，国家民族之事，在许多城市居民看来，也与自己息息相关，从而也就有了五四运动的群众基础。

两次爱国运动，两种不同规模，影响到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大不相同。孙中山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时还可以在广州联络日本领事，而五四运动一发生，他连与日本进行秘密外交都不行了。

史料记载，孙中山在五四之前还一直试图与日本谈判，取得其援助呢。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就不仅公开地批评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而且再也不曾和日本人谈论过用满蒙地区之类的权益来交换援助的事情了。中华民族主义运动之渐进及其效用，由此可知一二。问：关于这个问题，外界有些不理解。为什么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事实上辛亥革命已经创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和同盟会也已接受了“五族共和”的观念了，为什么这之后他还会一度尝试拿满蒙地区的权益来交换日本人的援助呢？

杨奎松：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先来谈一下何谓民族国家的问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或民族，指的都是近代意义上的。它是根本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国家的。其区别，除了有得到国际公认、受到国际法保护的确定的边界和独立的主权问题以外，更重要的则是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古代的或中世纪的国家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朕即国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就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我们所以不能同意说被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中、以排外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是民族主义运动，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什么？是NATION STATE，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国家”，即建立在“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基础上的国家。

在这种国家里，每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国民，不仅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权，而且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可以定期通过选票来决定谁来代表他们行使管理国家和服务国民的权力。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因为，它是由那些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一个个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国民集合而成的。

因此，我们今天所高唱的“爱国主义”的口号，不是诞生在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也不是诞生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而是诞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

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人民才会相信，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他们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也才会有所谓的“爱国主义”产生出来。如果当时的法国仍旧是路易十六的，法国人还会那样热血膨湃地去投身于爱国战争吗？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多少能够明白孙中山当年是怎样看待这种问题的了。很显然，他之所以会那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满清皇帝统治下的中国，还是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都不是他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的国家。

在他心目中，中国作为汉族国家的基本疆界是很清楚的。即使中华民国的最初建立，肯定了满蒙地区属于中国的版图范围。

但是，第一，在孙中山等人看来，满蒙从来不在中国历代汉族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如今也仍旧鞭长莫及；第二，与其让满清皇帝或另一个汉族皇帝袁世凯长期统治下去，使中国人永远不能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不如暂时做出一些权益上的牺牲，创立真正的国民的国家。

而类似这种观念，在共产党人其实也是一样。如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围绕着《苏日中立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争论，就很典型。

当然，也不仅是革命党人，那些爱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杨天石教授就考证过胡适1930年代中期为了给国家建设争取时间，力主用承认伪满洲国的办法来避免中日战争的情况。问：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为一种政治谋略？问题是，一般民众恐怕很难理解。毕竟，国家民族的权益，在他们眼里是实实在在的。

杨奎松：其实民众对国家的认识和要求是非常不同的。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真正实实在在的是生活。在具体的生活层面之上，也有城与乡、中心与边缘、受过相当教育与很少受过教育等等的不同。他们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感受和主张因此也就不会是完全相同的。

何况，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的认识也会变化。即使历史发展到抗日战争，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识也并非就都一致起来了。一个我们提得最多的例子，就是中国举国抗战的时候，也正是汉奸倍出的时候。而如果我们能够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就不应该简单地断言：凡是与日本人合作的，就一定是汉奸。我想，应当有不少人都看过姜文导演的电影《鬼子来了》了吧？影片反映的，是抗战期间黄河边上一个村庄的农民，在日本人枪口下艰难地讨生活的情形。

那里算不上是中国最落后或最不发达的地区。但是，情况却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许多农民从小到大没有进过城，没有上过学，更没有读过书报。他们连中国过去有怎样的历史都不大清楚，你怎么要求他去爱国？

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主士绅和地方官吏在租税关系中体会到的。因此，他们其实无法真正感觉到国家能够带给自己什么。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历史上可以为了生活而揭竿起义，却不会像士大夫那样关心到底由谁来统治他们。在他们看来，哪个朝代的租税轻，哪个朝代的皇帝就是好皇帝。想一想历史上外族入侵时农民普遍表现出来的漠然态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姜文电影中的农民没有我们通常在教科书中看到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激情了。

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一个例证莫过于1944年发生在河南的事情，当时已经是抗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了，日本人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横扫黄河以南的国民党守军时，当地农民竟蜂拥而起帮助日本人打中国军队。

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农民太痛恨国民政府驻守河南的将领汤恩伯及其军队了。由于守军的残酷压榨，导致那里的农民宁愿接受日本人，也不愿受自己人的统治。从这个例子中很容易看出当年民族主义在中国普及的程度如何。

当然，简单地认为这种事情只是发生在农村，也不公平。1947年底中共占领石家庄后，当时负责指导城市接收工作的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就发现，石家庄老百姓里普遍存在着一种“人心思汉（奸）”的情况。

何以如此呢？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接收”变成“劫收”，导致民间怨声载道；再加上战争不断，经济恶化，许多市民转而怀念伪军统治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社会要更有秩序得多，生活安定得多。

同样，像东北这样的地方，苏军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关东军，结果因为其军纪不佳，再加上一度土匪横行，东北老百姓中间也长时间流传着日本人比老毛子好的说法。而熟悉战后台湾史的人也知道，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以后，因为太过腐败，和日本占领时期形成巨大反差，在台湾民众中间自然也就发生了类似的心理。这种心理延续之久，甚至在国民党领导台湾经济起飞之后，也依旧无法消除。

我举出上面的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水平、环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改善了，就简单地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甚或简单地去批评过去人如何如何国家民族意识薄弱，轻易地指责谁谁是汉奸。

我们必须理解，很多情况是不同的历史条件或认识角度造成的。包括我们今天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也都是在历史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成的。即使到今天，即使是在国家、民族这种问题上，这种历史的渐进也还是在继续其步伐。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时，世界上只有60多个国家，经过60年后，如今的联合国已经达到200个国家，几乎是二战结束时的三倍。

换句话来说，在这60年里，尽管已经不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不再有一个国家吞并另一国家的战争，国家的分裂、新的民族和国家的崛起，却仍旧在不断地发生着。因此，我们要庆幸，中国因为太大和有悠久且统一的文化传统，因此没有被列强所瓜分；中国因为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恰好赶上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历届政府或政党在外交上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因此才得以保有今天的领土和疆界。如果我们因为中国没有被瓜分，因为我们能够有今天，反而自我膨胀起来，相信应该去找历史的后账，甚至动辄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如何如何来看待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中国在世界政治当中的地位，那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注定要犯错误的。问：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应当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一种关系？

杨奎松：中国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毫无疑问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

正如我前面讲到过的，形成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至少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首先是它要能够统一成一个民族，有独立、统一并且稳固的政府，因而有得到国际公认的主权地位和领土疆域；其次是要有相当的民主，也就是说，国家不能是少数个人的，而应当与多数国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多数人要认同这个国家，相信自己是可以行使主人的权利的。这样的条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显然不具备。无论是晚清的皇权统治，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北京政府时期，抑或是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府之后，几乎都没有能够实现这两个条件，特别是无法实现第一个条件。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了20多年，连统一的问题和建立稳固的政治中心的问题都没有根本解决。其有效统治范围最大的时候，也不过内地十几个省而已。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它始终没有能够改变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那种隔膜的状况。因此，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应该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逐渐形成起来的。

尽管这里面仍旧有一个渐进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但很显然，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才真正统一起来，它的疆域和政权也才真正稳固下来。

同时，也只有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的民众才如此广泛地被动员起来，变成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使相当多的人相信自己已经在当家作主了。这种感觉很容易让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得到满足。

我想你应当很清楚毛泽东建国之际传遍中国、至今仍旧让人念念不忘的那句豪言壮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理想，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此抛头洒血，前赴后继。

但是，惟有共产党满足了许多忧民忧国者的这种民族主义诉求。这也就难怪，那样多原来寄希望于使中国更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包括大批工商企业人士，在国共两党最后的搏斗中，竟然会逐渐地倒向了共产党一边，欢欣鼓舞地一起欢呼一个统一的中国的诞生。

看看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一书，你就可以了解那些原本崇尚民主的西化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何以会在国共两党最后的搏斗中，大批倒向共产党一边了。问：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也很容易伤害到自己。您是不是认为离开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会使民族主义偏离积极的方向？

杨奎松：的确如此。中国的问题很特殊，它在近代既是一个落后国家，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很长时间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上国”。这种反差极大的情况，很容易造成国人强烈的悲情意识。

这种悲情意识的存在，在国家危亡、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会起到动员民众和激励斗志的作用；而一旦国力上升，却依然受人轻视、甚至只是感觉受人轻视，都很容易反应过激。我发表过一篇讨论建国初毛泽东访苏时中苏两党民族主义碰撞的论文，其中谈到的几点情况，就很反映问题。比如毛泽东动身前往苏联为斯大林祝寿这件事，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就颇多负面。武汉总商会会长等一些工商界人士，就批评新中国领袖不应去外国给外国领导人祝寿。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历代皇帝都是接受别国的朝贡。即使学斯大林，也应该找一个边界地区，把别国的领导人请来会面，才足以显示新中国的自尊。

再比如，新中国建立，急需发展经济、引进资金和技术，经国内地方领导人提议，中央批准，毛泽东和周恩来向苏联方面提出要求，订立了中苏经济合作的具体协定，准备由苏联提供资金和技术，在中国成立包括航空、造船、石油、有色金属等4个合营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

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竟然引起包括北大、清华学生和教授在内的一些人的抗议游行，认为是便利苏联攫取中国经济权益的丧权之举。

结果是，就连毛泽东回来后也认为应当彻底取消一切外资，才足以显示国家主权之独立。因此，不仅一切外资企业从此不复存在，随着斯大林去世，中苏合营公司也很快宣告取消。影响所及，当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时，主动提出，中国南方剩余劳动力多，而苏联西伯利亚地广人稀，需要开发，正好可以互通有无，因此建议中国向苏联出口劳动力。

对此，毛泽东当即反驳道：苏方的这种提议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污辱，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国家是一样的。因为西方国家就是把中国看成是劳动力过剩、需要出口劳力来度日的贫困国家。

很显然，国人中这种看起来相当自负，实际上隐含自卑的矛盾心理，对当时的领导人也不无影响。而以这样一种心态来处理对外事务，自然很容易摆不正自己的地位。问：您说的这种现象的确很值得注意。那么你是不是同意说，在落后国家，正确引导和教育国民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杨奎松：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在文化、教育以及生活水平，包括在政府管理与政治法律制度等许多方面，会存在巨大落差。

这种落差，注定会导致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意识上会存在着差距。正视这种差距，理解人们之间认识不同的由来，应该远比有主观地去引导和教育要来得现实得多。

有意识地引导和教育当然有必要。我们不用举别的事例，只要比较一下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统治下农村地区落后农民民族意识的巨大差异就足够了。

我们前面讲到过汤恩伯的军队遭河南农民围攻的情况。与此同时，抗战期间中共根据地里的农民，却明显地支持抗日。一位山西的农民讲过：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喜欢八路军，小孩子看到八路来了，都抢着去遛马；大人们也抢着去听差。为什么？因为八路军吃喝都给钱，不打骂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晋军强。

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没有一个当汉奸，当汉奸的都是晋军里面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都当八路军了，村子里的人都说：“早一点当八路军，免得给晋军拉去当兵。”在八路军占领区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的农民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当然是和中共在政治上的组织、宣传、引导和教育分不开的。

当然，从上面的例子中其实也可以看出，中共和八路军当年能够把农民吸引过来，动员起来，教育其懂得为什么救国，更多的也并不靠讲什么民族主义的大道理，而是靠他们自身的言行和榜样，来使农民从比较中受到影响。

今天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太多。与其批评指责别人不爱国，讲些大道理，倒不如从自己做起，特别是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台湾高振东教授谈到过一件事，广岛亚运会举行闭幕式，与会的数万日本观众离场后，体育场竟和开场前一样干净，找不到一片碎纸。天安门广场举行活动后，每每满地垃圾，需要十几辆卡车才能运完。

相比之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引导和教育国人向日本人学习，处处注意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自觉地为国争光呢？我想，他的这个说法很有些道理。

以我个人的感想，当我们一些人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四面出击地指责他人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先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问题呢？

只有身正才不怕影斜，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反过来去指责他人，要求他人必须做到，那就不仅不足以服人，而且势必会造成反效果。

正确引导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我看，最好是把那种对外的亢奋心态，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来。

邓小平关于要“韬光养晦”的意见，恐怕不能轻易放弃。实际上，我们如今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我们要国人爱国，首先就要他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不熟悉、不喜欢，又怎么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祖国呢？

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当然就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受教育，而且从小就应当受到优良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不是空洞地强行去灌输一些完全不知从何而来的大道理。要如此，又要首先使人们的生活相对富裕，至少政府要能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维持衣食住行和享受教育、医疗及养老的基本需要。因为“仓廪足”才能“知礼节”；饭都吃不饱，又如何能够去学习爱国的道理。就是学了，又如何能够体会到国家对自己的好处？

还是那句话，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国民而言，更重要的还是现实生活的感受。所谓爱国的情感，理当是由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满足感、乃至于自豪感中油然而生的。

当然，“仓廪足”了，也不见得就一定能“知礼节”。一方面，百姓要真正达到衣食无忧的境界，必须确保礼乐不会崩坏；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建设，国人越来越找不到当家作主的感觉，也就不会有对国家真正的忠诚与热爱。

至于应当建设怎样的政治，在这里，我很愿意借用龙应台最近一篇文章中非常形象的说法，来畅想一下做一个对国家有自豪感的国民的感受：

他应当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整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不会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会舞弊或不公；他进出政府大楼，不必经过卫兵盘查，不需要开介绍信；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各级政府和国营机构的年度开支，包括每一块钱的流向，不会轻易地被贪污和挪用，他可以随时举证要求调查；任何一届政府办事拖拉或服务态度不好，他都有权用选票在下一届选举中来改变这种情况……

总之一句话，与其高唱民族主义一致对外，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好我们面前急需要做的种种事情，让国人能早日以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