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道路交通的历史

新疆道路交通的历史（精选6篇）

篇1：新疆道路交通的历史

新疆道路交通的历史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的交往历史悠久，新疆与内地与境外交通历来以陆路交通为主，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通贯全境。丝绸之路的开通，沟通了中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维护了国家统一，增强了汉民族与新疆各少数民族的团结。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西方的交流就已开始，北南两条丝绸之路开始形成；汉朝张骞两次通西域，加强了与当时西域的关系，西域都护府的设置，维护了丝路交通，中西的商贸交往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隋唐时期，丝绸之路已形成南中北三条畅通无阻的主干线，还分出许多支线，陆路交通初步成网；五代至宋，内地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和政治交往日趋频繁；元代年间的中央政府通往西域和中亚的道路已畅通无阻，新疆与内地的牲畜、丝绸交易空前活跃；清初乾隆年代，内地通往新疆的道路交通进一步改善，清朝中后期通过整修驿道，架设桥梁，设置驿站，新疆南北驿道遍布，连接成网，驿道主线已有1.3万余里，驿站二百多个。清末光绪年间，开办迪化(乌鲁木齐)至塔城畜力客运，到宣统三年(1911年)伊犁将军府所属官商合办的羊毛公司从波兰购进2辆小汽车，开通惠远至宁远(伊宁)间汽车客远，自此新

疆开始有了汽车客运。

从新疆道路交通，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化，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疆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变化与交通的发展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民国初期至1949年9月新疆解放前夕，新疆道路交通发展缓慢，直到民国17年(1928年)，新疆才有了第一条公路，比中国修建的第一条公路足足晚了21年，1949年9月新疆解放时，全疆仅有简易公路3361公里，公路分布仅限于经济相对发达，地理环境较好的北疆乌鲁木齐市周围，通行能力很差，而南疆和北疆大部分地区还处于不通公路的封闭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时，新疆仅有简易公路3361公里，公路密度0.2公里/百平方公里，通行能力很差，自治区的公路交通就在这样低水平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五十多年来，新疆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经历了公路交通恢复和初步建设(1950—1957年)、公路交通建设初步发展(1958—1980年)、公路交通建设稳步发展(1981—1995年)、公路交通建设快速发展(1996—现在)四个时期：

（一）公路交通恢复和发展时期（1950年—1957年）

为了保证新疆政治局势的稳定和经济恢复，在这个时期，主要是恢复和小范围改善乌鲁木齐通往星星峡、伊犁、喀什、阿勒泰、塔城等公路以维持交通。这8年中，主要由国家投资3500多万元(不含交通部第一次对新藏公路的投资)，到1957年底，全疆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2039公里，公路通车里程比1949年底增加了3.6倍。这一时期的公路建设，保证了当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公路交通建设初步发展期（1958年—1965年）

这个时期，在“全党全民大办交通”的口号推动下，自治区掀起了公路建设高潮，建成的干线公路有：乌鲁木齐经胜利达坂至库尔勒公路，阿勒泰至独山子公路以及新疆第一条沥青路面公路——乌鲁木齐至独山子公路，新疆第一座永久式公路桥梁——呼图壁大桥；县乡公路迅速发展，达到7467公里。同时，在南疆公路干线上修建了跨越开都河、孔雀河、阿克苏河、叶尔羌河、玉龙喀什河的永久式桥梁；

对国道312线乌鲁木齐至伊犁、314线大河沿至喀什段铺设了沥青路面。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武警交通第二总队前身)基本完成了天山独库公路新建工程，基建工程兵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治区交通部门的施工队伍在坚苦的环境下进行了315线(青新公路)茫崖至和田段的建设工程。这个时期，公路通车里程虽然增长不大，但技术等级有了质的变化，到1979年底，公路通车里程2.38万公里，但已有沥青路面5810公里，新改建了一批干线公路上的重要桥梁。

（三）公路交通建设稳步发展时期（1981年—1995年）

这15年中新疆公路建设有了较大发展。这个时期公路建设投资为23.8亿元。竣工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有：315线茫崖至和田段，天山独库公路，314 线玉尔滚大桥及野马渡伊犁河大桥；并对通往天池旅游区的天池公路进行了改造。1985年新疆实现了一级公路“零”的突破，建成了当时西北第一条一级公路乌昌公路和乌鲁木齐市迎宾路、人民路两座互通式立交桥。

“七五”期间，公路建设投资3.88亿元。完成的主要项日有：国道312线星星峡至哈密、梯子泉至七克台按二级公路标准建成；呼图壁至克拉玛依二级公路；焉耆开都河北桥；中巴公路喀什至红其拉甫段扩建工程。国道216线北屯至大黄山三级公路，312线昌吉至呼图壁二级汽车专用公路和哈密至梯子泉二级公路的建设。

“八五”时期公路建设总投资达22亿元，这期间完成的建设项目有：国道314线赛尔墩至马鞍桥公路(即干沟工程)；博乐至阿拉山口、塔城至巴克图、清水河至霍尔果斯的口岸公路；巴楚至莎车公路。

（四）公路交通建设快速发展时期（1996—现在）

这一时期，新疆公路交通得到快速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96至 2004的九年中，公路建设实际完成投资320.43亿元，其中国家直接投资118.3亿元（中央预算和国

债 48.1亿元，交通部车购税70.2亿元）,占37％（九五国家直接投资占27%，十五占51 %）。这一时期，全疆相继完成了国道312、314、217、219、315重点路段的新建、改建任务。吐－乌－大、乌奎高速公路的相继建成，标志着新疆公路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小草湖－和硕、和硕－库尔勒、奎屯－赛里木湖、阿图什－喀什等高速和一级公路的开工建设，对加速现代亚欧大陆桥国际大通道的形成、强化南北疆的联系、加快新疆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2001年开始进行的通县油路（建设2228公里，总投资32亿元）、县际公路（建设4500公里，总投资99亿元）、通达工程的建设（1500公里），更是揭开了新疆公路建设史上新的一页，成为新疆公路建设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建设质量最好的时期。

“十五”计划执行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新疆纳入交通部建设计划的项目—-国道主干线、西部通道、口岸公路建设速度加快。与此同时，自治区人民政府加大了对公路建设的支持力度，决定从2003年起，每年投资7亿元用于农村公路建设。所有这些政策的实施，客观上加快了新疆公路建设的步伐，许多远期规划的项目已提前到“十五”来实施，“十五”预计完成投资350亿元，一个五年完成了原来二十年规划目标的55%。

2004年，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下，在自治区党委和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各族人民群众关心、支持下，交通系统各族干部职工团结拼搏、扎实工作，公路交通建设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全年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00.4亿元（其中公路建设完成完成投资99.4亿元），创历史的新高。从1950—2004年的55年中，新疆公路建设投资累计达到 352.65亿元，其中国家投入141.3亿元,占40%，（1950—1995年这四十六年中，公路建设共完成投资 32.22亿元，而1996—2004年九年中完成完成投资320.43亿元，近九年完成的投资额为前46年完成数的10倍），截止2004年底，全疆公路总里程已达到86637公里（含兵团公路24306公里），其中：高速公路431公里，一级公路437公里，二级公路6631公里，三级及以下公路54832公里；全疆15个地州市全部通二级以上油路，85个县市全部通三级以上油路，99.5%的乡镇和93%的行政村通公路；农村公路建设使144个乡镇改善了通行条件，257个不通公路的行政村通了公路，257万人直接受益，同时解决了860个行政村通油路问题。公路等级、质量和车辆通行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到目前为止，新疆已经基本形成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以国道干线为主骨架，环绕两大盆地，辐射地、州、市、县、乡和农牧团场，东联甘肃、青海，南接西藏，西出中亚、西亚各国，北达蒙古国的干支线公路交通网。

截止2004年底，全疆民用汽车保有量为50万辆，其中，营业性客货汽车18万辆。在全区四种运输方式中，公路运输承担了新疆全社会客运量的95%和货运量的83%，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字（91%和75%）。全年完成营业性道路运输客运量2.1亿人次、旅客周转量187亿人公里，货运量2.4亿吨、货物周转量281.5亿吨公里，分别比2003年同期增长24.8％、20.5％、5.1％和11.1％。涉外运输也得到迅速发展，目前新疆相继开通15个与周边国家的公路边境口岸、53条国际间客货联运线路，全区道路出入境客运量18.6万人次，进出口货运量143.2万吨，同比增长70.1％和29.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随着公路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疆道路运输得到较快发展。随着农村公路建设的发展，农村客运迅速发展，全疆861个乡镇客运班车通车率达到98%，9250个行政村客运班车通达率达到76%。作为支持保障系统的道路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汽车客运站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截止2004年，自治区首府、14个地州市所在地和85个县（市）都建成汽车客运站，有66个乡镇也建设了客运站，方便了各族人民群众出行的需求。

篇2：新疆道路交通的历史

新疆“三史”是指新疆历史、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

新疆的历史与发展

新疆简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陆地边境线5600公里，周边与八个国家接壤，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

据2000年统计，新疆人口为1925万人，其中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为1096.96万人。

新疆现有47个民族成分，主要居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民族，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

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并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寓意“故土新归”，这就是今天“新疆”这一名称的由来。

一、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今新疆的主权是从汉代开始确立的，汉朝时称今新疆大部分地区为“ 西域”,“新疆”是近代才开始使用的一个名称。其时西域的地域不仅包括今天的新疆，还包括中亚部分地区，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当时的西域各国也处于漠北强国匈奴的威胁之下。为抗击匈奴，汉武帝决定联合西域各国，对匈奴形成夹击之势，于是派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张骞历尽千难万险，历时二十余载，最终不辱使命，成功说服西域各国与汉朝联合，并将西域冶炼铁器的技术带回，改良了汉朝军队的武器装备，大大增强了汉朝军队的战斗力。其开辟的进出西域的路线也成为最早的丝绸之路。

二、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 民族分裂主义及其危害

1、民族分裂主义也称民族分离主义，指多民族国家内部，某个民族的一种极端势力，以“民族自决”和维护“民族利益”为幌子，主张国家分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反动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行为。

2、民族分裂主义危害：民族分裂主义在中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西藏**集团进行的“藏独”分裂活动以及新疆的“东突独”分裂活动。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建立民族共和国，企图把西藏、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藏独”和“东突独”尽管它们产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表现形式和组成成分各不相同，但他们主要特点和反动目的却是相同的。即一是编造谎言，歪曲杜撰历史是分裂主义势力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的手段；二是与国外势力敌对势力相互勾结，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是所有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共同行经；三是乔装打扮，以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自居，极力鼓吹民族独立，是分裂主义的共同幌子；四是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对立，是分裂主义势力的惯用手法。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所谓的民族独立国家，分裂祖国统一，破坏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3、民族分裂主义是危害国家统一和安全的主要危险

西藏和新疆在我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一直不断地在西藏、新疆等地培植民族分裂势力，利用他们来遏止中国的发展，进而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

“藏独”和“东突独”的分裂活动对国家安全和统一构成了极大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破坏民族团结、危害国家统一和安全；二是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由于“藏独”、“东突独”的分裂活动，使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三是在国家社会和社会发展方面，由于民族分裂主义的破坏活动，不仅给各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而且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旗帜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

1、新疆“三股势力”的由来

“三股势力”是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的简称。民族分裂势力是指奉行民族分裂主义地一种社会政治势力，是多民族国家某些民族中某些民族中的少数人为进行民族分裂，企图建立单一民族国家而形成的行动组织或团伙。

宗教极端势力是指奉行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是指奉行暴力恐怖主义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

2、“三股势力”的反动本质和危害性 “三股势力”的反动本质就是反对和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分裂国家的统一，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安宁和幸福的生活，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妄图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家。

新疆境内外的“三股势力”，他们以西方敌对势力为靠山，一方面加紧国外势力的整合，企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另一方面，以“人权”、“民族”、“宗教”为幌子，疯狂地向我宣战，向意识形态进行渗透，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充分认识“三股势力”是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它的危害：一是对新疆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二是对新疆的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三是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四是给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三、感恩国家政策，共建和谐美好新疆

新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迅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新疆，国民经济是以农牧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工业十分落后，没有一寸铁路，没有像样的工厂和矿山，一些地方粮荒不断，人民生活贫困不堪。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掀开了新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五十年来，新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2001年，新疆国内生产总值达1485.4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52年增长41.9倍，年均递增8.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166元提高到2001年的7913元。

2001年财政收入已达178.07亿元，比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时的1.73亿元增长了101.9倍。

产业结构得到不断调整和优化，2001年，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1955年相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上升16.3个百分点和18.7个百分点。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经过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开发建设，新疆的农田灌溉网络初步形成，现代化装备水平提高。

到2001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村用电量、全疆总播种面积，比1955年扩大1倍；粮食、棉花、甜菜总产量比1955年分别增长4.4倍、61.5倍和4550.2倍。

久负盛名的吐鲁番葡萄、库尔勒香梨、哈密瓜等远销国内外市场，特色园艺业、种植业近年来迅速发展。农牧结合、依靠科技的现代畜牧业不断发展。

2001年，牲畜年末存栏4603.78万头，比1955年增长1.8倍。新疆已成为全国最大商品棉、啤酒花和番茄酱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畜牧业和甜菜糖生产基地。

工业实力迅速增强。

新中国成立初，新疆仅有工业企业363个，年产值0.98亿元。2001年，全区已有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6287个，工业增加值为450亿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成数倍增长，原油、原煤、棉纱、发电量分别比1955年增长590.78倍、42.68倍、80.8倍和358.3倍；机制糖41.98万吨、钢131.83万吨、水泥981.29万吨、化肥72.9万吨。

工业实力大大增强，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形成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导力量，包括石油、石油化工、钢铁、煤炭、电力、纺织、建材、化工、医药、轻工、食品等资源工业为主体的门类基本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

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新中国成立前的新疆，人们远行、运物主要借助畜力，现代交通基本空白。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多年来，新疆的交通运输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2年底兰新铁路的建成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

1984年全长476公里的南疆铁路吐鲁番至库尔勒西段建成通车，1990年全长460公里从乌鲁木齐至阿拉山口的兰新铁路西线顺利建成通车，贯通第二亚欧大陆桥；

1994年兰新铁路复线建成通车，1999年全长975公里的南疆铁路库尔勒西至喀什段建成通车；

到2001年，正线营运里程已达3010.4公里。

1949年新疆只有几条简易公路，通车里程仅3361公里，到2001年底，全区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09万公里； 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沙漠公路，是世界上首次在流动性大沙漠上修筑的长距离等级公路;目前已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以7条国道为主骨架，东联甘肃、青海，西出中亚、西亚各国，南通西藏，并与境内68条省道相连接，境内地市相通，县乡相连的公路交通运输网。

新疆民航现已新建扩建了乌鲁木齐等11座机场，开通了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塔什干、莫斯科、伊斯兰堡的国际航线，至香港的包机航线和跨省（区）航线及自治区区内航线92条，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连接国内外65个大中城市和区内12个地、州、市的空运网，通航里程已达16.18万公里。

旅游业蓬勃兴起。依托神奇独特的自然景观和绚丽多彩的风俗民情，新疆旅游业的发展令人瞩目。2001年，新疆接待国际旅游人数27.3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9856万美元；国内旅游人数达到839.3万人次，旅游收入71.8亿元。旅游接待能力迅速扩大。2001年，全区已拥有涉外饭店250个，其中星级饭店（酒店）173个。旅游业已成为新疆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

教育事业稳步发展。2001年与1949年相比，全区小学由1335所增加到6221所，中学由9所增加到1929所，中等专业学校由11所增加到99所，普通高校由1所增加到21所，高校在校学生数由0.04万人增加到11万人，五十多年来累计培养普通高校毕业生18.5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由0.20万人增加到9.73万人；基础教育不断加强，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区）已达65个；各类成人教育进一步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基本形成。全区受教育人口比例显著增大，青壮年文盲率已降至2%以下。

卫生事业快速发展。1949年，新疆只有54个医疗机构、696张病床，每万人只有1.6张病床、0.19名医生，而且卫生机构都集中在少数城市（镇）。

2001年，已有各类卫生机构7309个，其中各类医院1357所，三级以上医院11所，病床位7.1万张，平均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35.1张；专业卫生技术人员9.7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卫生技术人员3.36万人，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每千农业人口拥有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乡镇卫生人员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大农牧区已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

现在，全区的85个县（市），县县都有医院、卫生防疫站和妇幼保健机构，乡乡都有卫生院，村村有医疗点。农牧民缺医少药、备受疾病折磨的历史已经结束。医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自治区及地州的一些大医院已装备了一大批现代化诊疗设备，医疗专业分科日趋完善，很多疑难病症已能在区内得到诊治。全区有卫生防疫站207个，地方病等专科防治所（站）17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危害各族群众健康的地方病、传染病已基本被消灭。以自治区、县（市）、乡（镇）为单位计划免疫接种率达到85%，传染病发病率显著下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自治区大规模地开展改水防病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改水受益人口达850多万，其中饮用自来水人口达到810万。妇幼卫生工作受到重视，目前，农村新法接生率达70%以上，住院分娩率达50%左右;孕产妇系统保健管理覆盖率，城市达90%，农村达50%;儿童系统保健管理覆盖率，城市达70%，农村达30%。

居民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迅速增加。2001年，农民平均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22.3辆、电视机93.3台、洗衣机22.13台、录音机53.1台，仅与1985年比，分别增长78.4%、8.3倍、9.5倍和6.1倍。2001年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07.39台、电冰箱84.47台、洗衣机94.69台、照相机41架，分别比1985年增长1.9倍、7倍、76.7%和3.3倍；另外还拥有影碟机42.96台，录放像机18.59台，组合音响17.33台，移动电话15.89部。从住房的变化情况看，2001年农民人均住房面积为18.04平方米，比1981年增长1.3倍;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15.54平方米，比1981年增长1.6倍。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710.44元，实现温饱有余；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0278元，城镇居民已经整体上实现小康。

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比重）逐年下降。从农村居民看，1978年恩格尔系数高达60.8%，2001年则降至50.4%；从城镇居民看，1978年恩格尔系数为57.3%，2001年降到35.5%。

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

保障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从1983年起,自治区政府每年都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和赋予时代特点的内容，集中、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使平等、团结、进步成为各族人民相互关系的主旋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谅解成为各族人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根据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在行使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同时，还行使立法权、对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上级国家机关决定的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权、经济发展权、财政权、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权、发展教育和民族文化权等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权力和新疆的实际，制定了适应新疆特点和需要的各种法规和决议，依法保障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截至2000年底，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119件，法规性决议、决定71件，批准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31件，单行条例3件；自治区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173件。

少数民族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自治区政府于1988年和1993年相继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使用管理暂行规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进一步从法律上保障了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无论在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还是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广泛使用。自治区机关执行公务时，同时使用两种以上语言文字；各自治州、自治县机关在执行公务时，也同时使用自治民族的语言文字。少数民族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选举或诉讼。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广泛使用民族语言文字。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五种语言广播，新疆电视台有维吾尔、汉、哈萨克等三种语言的频道节目，维吾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各民族都有本民族文字的报纸和书刊。

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受到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与宗教信仰密切相联。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央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规定。为保证少数民族特别是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特需食品的供应，人民政府颁布法规，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要求大中城市和有穆斯林群众的小城镇保持一定数量的清真饭馆;在交通要道以及有少数民族职工的单位，设立“清真食堂”或“清真灶”；供应穆斯林群众的牛羊肉，按照其习惯进行宰杀与处理，并单独储运和销售；各少数民族在自己的传统节日，如“古尔邦节”和“肉孜节”期间，都能享受到法定的节日假期和节日特殊食品的供应；在有土葬习俗的少数民族中，政府不推行火葬，并采取划拨专用土地、建立专用公墓等具体措施予以保障;对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民族风俗习惯，如婚丧仪式、割礼、起经名等都不加限制。

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和保护。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信仰宗教，有的民族群众性信仰某种宗教，如维吾尔、哈萨克、回等民族群众性信仰伊斯兰教，蒙古、锡伯、达斡尔等民族群众性信仰佛教。各民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新疆现有宗教活动场所2.4万余座，其中伊斯兰教清真寺23753座；宗教教职人员2.68万人，其中伊斯兰教教职人员2.65万人。政府每年还拨专款用于维修重点寺院教堂，仅1999年中央政府就拨款760万元人民币用于重修乌鲁木齐的洋行大寺、伊宁拜图拉清真寺、和田加麦大寺。

国家对新疆发展的支持

加大在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

中央政府制定实施的十个“五年计划”中，始终把新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业基础发展项目、现代工业体系建设项目等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出台一系列优惠和特殊的政策，保障计划的顺利实施。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新疆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1950年至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5015.15亿元，其中中央投资2662.23亿元，占同期全社会投资的53.1%；累计建成投产项目9万多个，其中包括178个大中型项目和一大批对新疆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为支持新疆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给新疆以巨大财力支持。据初步统计，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的1955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给新疆的财政补助累计达877.41亿元。

特别是1996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财力的增强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央政府给新疆的一般性财政补助逐年增长。中央政府还通过各种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加大资金的投入和支持。

通过石油天然气开发造福新疆。新疆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为促进新疆经济的发展，坚持对新疆油气大勘探、大开发和大投入的方针，以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为实现把新疆建成全国最大的石油化学工业基地的战略构想，在国内外油气价格下跌，而新疆油气勘探开发成本较高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逐年加大了新疆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投资力度，1995年为181.96亿元，2000年为292.23亿元。已经开工建设的以新疆为主要气源的“西气东输”工程，计划投资额达1200多亿元。

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新疆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及各项政策上给予新疆以倾斜。颁布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的有关法规

提出搞好新疆的粮棉生产基地建设，建设“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防护林以及防沙治沙工程；

执行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 建设边境公路，完善配套边境口岸公路设施； 加快塔里木河生态和水资源综合治理，优先在新疆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财政支持，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的比重。

2001年，中央政府在《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中，规定和提出了十八个方面的68条具体优惠政策。

全国其他省区市大力支持新疆。几十年来，各省区市向新疆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和人才支援。在新疆工业企业发展落后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把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工厂全部搬迁至新疆，从内地调进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到新疆初建的骨干企业中去，并选送一大批少数民族工人到内地先进企业进修实习，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新疆培养起一支工程技术骨干队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新疆与内地各兄弟省区市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人才的互相流动日益兴起和扩大，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以“物流”、“人才流”为特征，以优势互补为原则的新的支援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式已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近年来，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浙江等20多个较发达的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的各地州市，取得了明显成效。

篇3：新疆道路交通的历史

关键词：新疆媒体传播道路,复杂性,客观条件,革新,融入本土特色

2014年、2015年新疆经历了不平凡的一年,遭受了多起暴力恐怖事件的侵袭:2014年4月30日,暴徒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站口接人处持刀砍杀群众,同时引爆爆炸装置。案件造成3人死亡,其中1名系无辜群众,2名犯罪嫌疑人当场被炸死;2014年7月28日凌晨,莎车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造成数十名维汉族群众伤亡,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车被烧;2014年6月21日,一伙暴徒驾驶车辆冲撞喀什地区叶城县公安局办公大楼,并引爆爆炸装置。民警果断处置,击毙13名暴徒,3名民警受轻伤,无群众伤亡;2014年5月22日7时50分许,有2辆无牌汽车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一早市冲撞群众,此后2辆车发生爆炸起火,造成31人死亡,90余人受伤;2014年3月1日21时,云南昆明火车站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2015年1月12日,新疆疏勒县城一商业区群众发现一可疑人员携带爆炸装置,立即报警,警方迅速出警,暴徒持斧袭警并欲引爆爆炸装置时被击毙。随后又先后有5名暴徒欲引爆爆炸装置袭击,被公安民警果断击毙。2015年9月18日凌晨,一伙暴徒袭击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海拔2600多米一山区偏远煤矿,并设伏袭击前往处置的民警,造成11名各族无辜群众死亡、18人受伤,3名民警、2名协警牺牲,暴徒逃窜深山负隅顽抗。

这些事件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成了各地各界媒体不得不报道的特殊性突发事件。新疆媒体所采用的报道传播方式更是直接影响了全国各地民众及媒体对于发生在新疆的暴恐事件的认知方向。本文将从新疆媒体传播道路面临的复杂性及当前新闻传播方式选择所受的客观条件限制两个方面,分析新疆媒体如何应对传播道路革新已迫在眉睫的任务,并阐述怎样将新疆本土特色融入传统传播道路,营造健康有效的新闻界传播氛围,产生正面的社会效益。

一、新疆媒体传播道路面临的复杂性

从民族成分上看,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现有13个历史悠久的常住民族: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还有其余如东乡族、壮族、撒拉族、藏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等47个民族居于此地。新疆的民族成分经过长期的迁徙、流动,早于清末就确立了多民族分布的格局,民族成分的多样性决定了多种宗教在新疆并存与传播。近代以来,新疆地区传统的伊斯兰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道教,又有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陆续传入,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到近代确立了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总体格局,此格局延续至今。

新疆除自古就形成的多民族、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之外,到了当代,经济发展紧随国家改革开放步伐,逐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目标。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交通条件的改善,五湖四海的外来人口开始涌进新疆,错综复杂的生活习惯在这里交汇贯通,这里聚集着内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人们的认知模式。并且由于特殊的地理坐标及政治地位,新疆形成生产建设兵团行政与地方行政共推进新疆发展的独特管理模式,这就意味着一个地方两个政府机关并行。

新疆多民族、多种宗教、多地区人民、多政府并存的格局决定了这个地区多元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认知习惯、处事方针的存在,这些也都揭示了新疆媒体传播道路所面临的复杂性,告诫新疆媒体仅用一种传播方法必将违背新疆多元化的元素,将新疆媒体行业引入死胡同。

二、新疆媒体传播道路选择所受的客观条件限制

由于暴力恐怖事件给新疆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的威胁,近几年来,新疆媒体行业的发展遇到了很多政策变更带来的务必遵守的条件限制。政策虽是从主观上去制定推行的,但终究是由于不可更改的已发生的事件现状所决定的,所以笔者认为新疆媒体行业的传播道路的选择是受客观因素限制的。

从传播技术角度而言,现今互联网技术是媒体行业发展逃脱不开的最重要的传播技术手段之一。然而,新疆从7.5事件之后断网近一年的时间,在近几年的暴力恐怖事件出现之后,网速也受到限制,使新疆媒体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报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一)就传播平台而言,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平台匮乏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主流媒体中的少数民族语言具有其明显的特点,区别于其他媒体的特定受众群,它是通过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向其他可以听懂的受众传播信息,如维吾尔语受众,一方面,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部分受众已不满足于维吾尔语主流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另一方面,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中有部分译制节目,如译制新闻、译制电影和电视剧等,而民语自办节目相对较少。那么,信息内容不够丰富、形式缺乏多样性、新闻信息的时效性不强等因素,使传播信息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二)就传播群体来看,多民族受众众口难调

新疆是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在47个民族成分中,有13个是世居民族。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2014年,新疆总人口为2322.54万人,其中维吾尔族人口为1127.19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45.83%,汉族人口为859.51万,占新疆总人口的37.1%,其他的民族:哈萨克、回、柯尔克孜、蒙古、塔吉克、锡伯、乌兹别克、俄罗斯、塔塔尔、满、达斡尔共13个民族是新疆的世居民族。此外,还有东乡、撒拉、藏、苗34个民族成分,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兄弟省区陆续来新疆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9人。据2012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新疆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为231.99万人,高中(含中专)、初中、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9.19%、29.49%和15.23%,仅传播群体受众的复杂性就使传播信息导致众口难调的尴尬局面。

(三)从传播内容上来看,可选择性较少

新疆媒体行业受以上客观条件的限制,当媒体行业报道各类重大事件时,要面对维稳被提上议程的现状,这个时候新疆媒体会选择安全又规范的“议程设置”传播方式: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显而易见,新疆媒体行业选择此种传播方式,不仅仅是为了起到新闻人传播信息的效用,更希望能通过此传播方式将维稳意识提升到最重要的传播方向上,根植于新疆每个民众的内心。

“议程设置”理论告诉我们: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但是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这就要求新疆媒体考虑到新疆各族人民接触大众媒介的频率、效率。然而,新疆少数民族与新闻媒介接触的普及度是远远低于汉族人民的,并且文化程度高的群体在这方面远高于文化程度低的群体。这种信息获取的不平衡现象,使得“议程设置”所带来的议程大都走进了文化程度比较高的群体及大多数汉族人民中;而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又往往包含了更多的少数民族,被隔离在议程之外,因为他们可能听不到、接触不到信息平台,可能由于语言障碍听不懂大众议程,又可能听懂了却理解不了、感知不了议程的重要性。

普通的“议程设置”传播方式行于特殊的新疆就将遇到以上的现状,而这些现状又会给新疆媒体的传播道路产生恶性循环的影响:“沉默的螺旋”在新疆愈演愈烈。这样一个现象遍及新疆各个地区:较少接触或是接触不到媒介议程的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都会小心谨慎,尽量说与他人相符合的观点,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特殊时期只有这样受到广泛欢迎的观点,才能积极参与进来,才能大胆地畅谈和扩散。这个时刻,观点的深度与准确性之于他们而言就相应地被忽略了,这群知识匮乏、不亲近媒介的人只想远离法律的边缘,做一个普通的人,不想因为一个观点的倾斜成为人人喊打、法律制裁的“嫌疑犯”。所以,在这种时刻,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选择保持沉默,再加上文化程度较低,使这个群体缺乏辨别真理和本质的能力。这类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新疆信息平台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新疆人民文化程度的落差导致“沉默的螺旋”在这里愈演愈烈,真理和本质将在这里逐渐被忽视,人们的认知都流于表面现象与观点的切合。

这些都在告诫新疆媒体工作者,新疆“议程设置”的传播道路的选择虽然是受客观条件限制,但所产生的不良效果也需要媒体积极面对,不能让“沉默的螺旋”愈演愈烈。新疆媒体传播道路革新已迫在眉睫。

三、新疆媒体传播道路革新已迫在眉睫

第一,新疆2014年、2015年面临现状是:新疆的典型突发事件、新疆走入全国人民眼中,却倍受争议。暴恐事件发生时,面对如此有张力的新闻事件,新疆主流媒体选择传播道路效应的利弊分析。“我们不再沉默”的联名信,11名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联名信、5名新疆农业大学辅导员联名信、13名新疆籍海外留学青年联名信一夜成名,他们均以发表公开信或署名文章,每一个对新疆负责、对民族负责、对自己负责的人都站出来,戳穿暴恐分子反社会、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本质。这些公开信在关键时刻发声亮剑,但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却在下降。

第二,暴恐事件揭示出新疆面临的真正危机,绝非人身安全问题那么简单,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对于科学知识认知匮乏及缺乏对媒体行业传播内容了解的现象也暴露无遗(参照《维吾尔族的危机不是失去传统,而是错过现代化》一文)。这对新疆媒体传播道路革新提出了挑战。

四、如何将新疆本土特色融入传统传播道路,营造健康有效的传播氛围

究于新疆本土元素,对新疆媒体行业传播模式从形式到内容上的革新产生以下启发,只有将新疆自身的本土特色融入传统的传播方式中,才能更好地营造新疆健康有效的传播氛围。

(一)媒体应从新疆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选择新的传播角度

论及新疆时政建议从经济角度切入,从经济“跨越式”发展、市场公正公平等角度引申政治的稳定,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响应了国家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习近平还表示,新疆应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作为古丝绸之路的核心要道和毗邻中亚诸国的关键省份,新疆如何参与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否成功建成产生重要影响。就政治角度而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中国21世纪中亚地区战略的关键环节,“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新疆的重要作用明确显示了新疆对于国家全局经济发展尤其是在中西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近些年来,可以从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所处的地位、日益彰显的作用、产生的效益等方面来渲染新疆与毗邻中亚各地区大和谐的局面,同时用经济的大发展来铺垫政治大稳定的报道传播。

(二)媒体面临暴力恐怖事件时,其报道应松紧有度地把握好传播内容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明确指出,新疆主流媒体要主动而为,运用多种有效手段主动引导,利用多种方式回应群众关切、释疑解惑,打好舆论主动仗。

暴力恐怖事件在我国并非都发生在新疆,但是新疆却从未脱离过与暴力恐怖事件的绝对关联性,就好像暴恐事件一旦发生就一定与新疆有关,这样尴尬绝对的认知局面,要求新疆媒体应松张有度地把握好传播内容。媒体在遇到像暴力恐怖事件这种有张力的新闻事件时,应全方位调动自己的新闻敏感性,第一时间掌握真相,真实详尽地剖析事件,在拥有大量真实材料的基础上,占有报道传播的主动权,选择真实的、有效的、有力的报道内容进行报道;同时,在传播节奏方面,要注意松与紧相结合,也就是说,血淋淋的、让人神经紧张的画面以及机械的伤亡数字不能在此类事件发生时成为报道的唯一重心选择,事件背后的感人故事,以及事件的本质都应该与上述内容协调报道。这种做法不仅能提升媒体在社会上的公信力,更能改变少数群众掌握真理,多数群众保持沉默的现状,把真相第一时间传播给每一个想知道和需要知道的受众。

暴恐案件发生后的舆论走向,每一个细节,每一次起承转合,都有新疆媒体发挥主体作用,都有着舆论引导的烙印与轨迹。

1. 及时发声,公布真相。

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后,新疆主流媒体应该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刊载或播出消息。与此同时,新疆媒体应及时报道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与维稳相关的系列举措。

2. 抗击谣言,依法惩戒。

谣言是暴力恐怖案件中的一个毒瘤,谣言的产生和蔓延,常常导致次生或链式事件的产生,使案件或事件更加复杂。谣言虽然不能“撼天动地”,却能“扬起沙尘”。面对复杂的谣言传播局面,新疆媒体要发挥信息发布渠道的功能,以现场发布事实真相,使暴恐案件激起的各种谣言不攻自破。同时,及时发布公安机关查处网上编造传播的行为,号召广大网民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发现传播谣言者及时举报,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传播模式:依据新疆多元素,塑造新疆多元传播方式

1. 双向互动传播模式。加大受众与媒体间的互动。新疆维吾尔族等受众希望参与媒体互动并表达诉求和看法,其中,非常希望参与媒体互动并表达诉求和看法的受众高达80%以上。面对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缺乏节目互动的现状,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应该增加与受众的互动,多提供与受众的互动渠道,调动起受众的参与积极性。例如,收集受众对各议题的看法与建议,并且对其看法提议进行分析解答,通过这种互动形式,提高受众对传播的信息内容与文化的认同感和接受度。此外,除了要更加关注传统媒体中的读者来信和来电,丰富传统媒体中的这类内容,采用专栏或专题的形式,也可以加大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合作,通过新媒体增加受众与媒体的互动,如短信、微博、微信等。

2. 系统传播模式。

广播、报纸、电视、网络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以其强劲的传播优势渗透到受众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媒介文化的产生,媒介内容的译制也随之产生,虽然媒介内容的译制为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但是只通过媒介译制来传递媒体的声音是远远不够的。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各有不同,且译制水平也会对民族语言主流媒体的内容有所限制,同时,调查数据显示,有近一半的受众认为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的节目和汉语媒体节目区别不大,译制汉语节目多,自办少。一方面,自办节目的信息内容应有所偏重,倾向于受众喜爱的信息内容,其中包括民族信息和本地信息等;另一方面,新疆维吾尔语自办节目应带有本民族的特点,这样有利于维吾尔族受众对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的接受和依赖。与此同时,面对其他媒体对受众的分流现状,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应了解其他各媒体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长处与创新点,取其精华,以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

(四)传播范围:尽量缩小知识鸿沟,能让新疆各个民族同胞公平享有掌握信息及分享信息的权利

面对市场的变化和激烈的竞争,新疆少数民族主流媒体要不断增加文化、综艺类节目内容。例如,新疆维吾尔语主流媒体可以制作一些反映民风民俗及民族文化内涵的纪录片,纪录片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生活方式作为素材,注重捕捉民族文化中的闪光点,反映民族文化内涵。不仅可以增加受众较为喜爱并且渴望了解的信息内容,满足受众的需求,也可以打造新疆形象并进行推广,从而减缓汉语媒体对受众的分流现状;可以针对新疆维吾尔族受众的偏好,增加各类文艺类节目。与此同时,要注重文艺类节目的质量,减少在节目内容、形式等方面雷同的情况。同时,加大受众与媒体间的互动。

1. 主流媒体的特点是点对面的传播,即“以单向为主的职业化的社会性传播”。

它是相对于非主流媒体而言的,其影响力大,在传播中起着主导作用,能够代表或左右舆论,主要是指中央、各省市区党委机关报以及中央、各省市区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一些大报大台。

2. 网络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覆盖范围广和超文本特性的优势。

现如今,新疆网络媒体虽已具雏形,新疆的宣传主管部门、传媒和信息技术部门应该联手打造一个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的网络媒体集团,以第一现场、第一时间、第一手资料发布新疆的新闻信息,正确地引导网络舆论,形成巨大的声势。其中,天山网维文版从2002年开始对外试运行。

2016年4月,阿克苏地区开通了中国电信版维、汉文手机报,这是扩大宣传工作的覆盖面,提升宣传工作影响力的现实需要,也是传递地区重大决策、宣传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全力打造“城乡一体化信息平台”的现实需要。这也是积极探索新媒体传播规律、提高传播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和方法。《阿克苏手机报》真正成了让疆内外甚至世界了解阿克苏、让阿克苏走向世界的桥梁和纽带。

因此,在新疆要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优势,实现新闻“立体化”传播,既有文字报道,也有图片新闻;既能使用音频、视频传播手段,还可以借助电脑动画来演示新闻的发展经过,从而实现新闻“立体化”的传播方式。同时,还要提高网络媒体的时效性。近些年来,在一些重大暴恐案件和突发性新闻事件中,网络媒体由于是24小时可以随时编发,其影响力有时超过了传统媒体。而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其政策性强,这就要求网络编辑要练就“火眼金睛”,加强网络新闻真实性的辨别能力。

实践证明,每一次暴恐案件的发生,都无疑会给新疆形象带来负面效应,影响新疆的经济发展。针对如何将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将真实的新疆现状传播出去,新疆媒体如何发挥最大化的舆论引导和宣传作用,本文进行了全面阐述。

参考文献

[1]王拴乾.辉煌新疆[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1-23.

[2]萧春雷.维吾尔族的危机不是失去传统,而是错过现代化[J].华夏地理,2014(8):1-4.

[3]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沉默的螺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6-72.

[4]赵启正.中国网络新闻事业发展现状和趋势[J].新闻战线,2000(2):11-12.

篇4：希望更多人知道新疆的历史

这个题之所以没有被毙掉，除了有那么一点出于对一个有经验的媒体人的尊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拓和提的书名叫《中世纪维吾尔社会》。而新疆问题，怎么说也是当下中国的一个焦点所在。

初稿共两部分，可能是多少有点担心拓和提无人熟悉，综述帽子戴得有点大，因而稍显凌乱。但对话部分非常精彩，除了谈及拓和提自身的学术经历，以及他对新疆历史的看法之外，曾园还将话题引向了张承志的《心灵史》中的伊斯兰元素。而碰巧的是，拓和提在日本留学期间，和张承志一起在日本东洋文库担任外国人研究员，在同一个指导教授的研究室学习、研究。因而拓和提对张承志和《心灵史》相当熟悉，这也成了文章最为出彩的段落之一。

在稿子的修改阶段，我对稿子的未来产生了良好的期待。我跟曾园提了一个意见，综述部分的开口要收窄，将拓和提的求学和写作经历交代清楚即可。

在做版时，我原将文章题目拟为《拓和提：热情与勇气之书》，旨在向他在“没有任何地方给予立项资助的情况下写作”致敬。副主编李霞提出，知道拓和提的人不多，用他说过的话来起标题可能效果更好。于是，经过短暂的琢磨，我俩几乎同时找到了这个句子：“对于新疆历史，我们所知甚少。”其实，不但是对于新疆史，对于这个世界，对于那些在默默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和信仰的人，我们也所知甚少。譬如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拓和提。

接下来的事发生得很自然，在周刊的微信公号推出此文的当晚，频频转发的微信刷了我的朋友圈。到目前为止，它在微信上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3万2千多次。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拓和提和他的书籍。

Q A

没想到朱玲玲还有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啊，不知道她有什么拍摄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遨游宇宙的猪，深圳）

学理科出身的罗朱玲玲学习摄影的路径是“实用主义”的，看到喜欢的照片就存起来，去和老师讨论，这张照片是怎么拍到，如何做到这样的效果的，用了怎样的光圈快门组合。反倒不执着于某个大师。她甚至觉得摄影可以发挥她在逻辑思维上的长处，她将远近、光线、光圈、快门全都变成逻辑步骤，计算组合。（洪玮）

老虎在我的印象中一直都很凶猛。我很想知道，除了文中说到的非法盗猎，还有什么事情让老虎们饱受威胁呢？（Flora，北京）

篇5：新疆**的历史与文化根源

昨日昆明火车站发生了持刀砍人的恐怖袭击事件，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今早确认是新疆分裂势力策划组织。在此背景下，我们不该迁怒于新疆人，以及维吾尔族，而是应该正视新疆社会的结构问题。不要把少数极端分子的暴行与无辜的新疆民众去画等号，此为其一。

其二，新疆的恐怖暴力有其滋长的社会土壤，这恐怕不是一纸政令可以解决问题。它是汉人社会问题的延续和发酵。如果看不到症结所在，胡乱用药，只会加深矛盾，无益于安定团结和稳定。

希望此文可以引起各位观众对新疆问题的重视和理解。

作者：黄章晋

新疆民族问题向来十分敏感，特别是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中共对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级，外界较少能够了解新疆维族社会的真实状态。16万元切糕赔偿事件作爲一个热点或将很快淡出公众视野，但它在被公众讨论时，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视为这个社会创口的矛盾和问题，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随时会爆发。“新疆小偷”、“切糕党”这类标签在内地汉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现的是中国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问题和由此带来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维吾尔世界，小偷和切糕党，似乎更应归类为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表征，在我看，它是一个远比内地汉族社会与新疆人关系如何更为重要的问题。

或许用新疆维吾尔传统社会正陷入一种濒临瓦解崩溃的危局来描述有夸大事实之嫌，但极高的失业率、严重的吸毒贩毒、愈来愈多人群深陷非正当营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头、社会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滥等现象，放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可将之描述为一场严峻的社会危机。而切糕党、小偷仅仅是这个危机溢出到内地的一部分。内地人能看到的，仅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内地的维吾尔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党这个问题时，会反覆强调说，这不是维吾尔人的全部，维吾尔人不应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视这类正在日益腐蚀维吾尔社会肌体的现象，尤其是它背后整个的社会危机，维吾尔社会很快会变成一个让人痛惜的沉沦的民族。

在新疆维吾尔主流社会，对各种在内地谋生的维吾尔人统统用“口里齐”这个称呼，“口里”即内地，“齐”即汉语中者的意思。对那些在内地从事正当职业的人来说，被人称呼为口里齐是个非常郁闷的事，因为它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暗示是不良职业从业者。对热爱商贸的维吾尔人来说，并无轻视小商贩的传统社会成见，对口里齐的成见则来自这个群体极大比例在从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动。因为他们太熟悉知道周围某个并无一技之长的人从内地回来后突然富起来是因为什麽原因。而南疆的旧手机市场上，那些手机来自哪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对在内地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来说，往往他们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动的普遍程度，要明显高于汉族社会，因为他们才能更敏锐细致地发现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卖餐饮，实际上底下是在贩毒或做盗窃团伙的活动据点。而流浪儿的小偷问题，也不仅仅只是拐卖和扒窃，还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问题。

官方习惯性的报喜不报忧，甚至讳疾忌医地打击社会问题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维吾尔知识分子群体只能在每一轮类似问题发酵在舆论被引爆时进行被动解释时，汉族社会看到的新疆问题只有两个方面：东突问题、犯罪问题，而上述问题真正的社会土壤：维吾尔族的社会危机几乎无法进入公众视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汉族人已经在内心里认为，维吾尔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许多现在宣称是新疆问题研究者的人，其言语中流露出的观念也是如此。我最担心而且认为事实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种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团会普遍认为，维吾尔社会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未必是他们最在意的工作），仅仅是因为维吾尔人自身的问题，比如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种观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为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现在严峻的社会问题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与内地警方对自己眼皮底下从事非法活动的维吾尔族人群视而不见且禁止公开讨论一样，说是为了“不伤害民族感情”。

如果将来注定有更大的灾难，我想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人口和就业双重压力

新疆维吾尔社会今日面临的问题，是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完全无法融入现代社会、按照民族大学伊力哈木先生的说法，就是无法由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商业社会。

维吾尔族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万人密集居住在几片互不相联的绿洲中，人地矛盾极爲突出。维吾尔族社会平均年龄大大低于汉族，而青少年几乎找不到进入现代工商业的就业机会。南疆小县城里，因爲大量年轻人无所事事，遂有了台球爱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许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观。

此外，内地的廉价而丰富的物资以及规模化的资本在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对城市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冲击。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是新疆维吾尔社会危机的物质因素。

道德和传统价值崩塌

同样严重的是精神因素。现代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流行和影响，迅速在维吾尔社会依照年龄和身分（吃国家饭与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形成了巨大的观念鸿沟。维系一个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溃，或转身更虔诚地投入宗教的怀抱以寻求慰藉。传统维吾尔社会，阿訇或“长老”是道德秩序的体现者和维系者，今天旧城改造和社会组织的重构，使这种基于熟人社会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早已无法维系。像吸毒贩毒问题，在第一波经商致富者出现时，就开始出现并四处泛滥。

精神危机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维吾尔社会，一方面在乡村和一些城镇，有着远比内地汉族社会更淳朴和善良的民风，另一方面，社会风气和道德败坏，同样远非汉族社会可比。切糕党、小偷、贩毒、卖淫等现象，带有极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对当地不同职业的居民收入对比，都构成了极大影响。这不能不认为是道德和价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坏车示范效应。

不能不提的是，面对现代化冲击的恐慌，对社会礼崩乐坏的排斥，愈来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怀抱以求宁静，这种剧烈的变化，甚至可以从最近几年人们服饰妆扮的变化看出来。宗教的抬头当然会被地方政府视为不安定因素，强力打压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紧张对立则是势所必然。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东突分离主义远没有人们通过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复杂深切的民族矛盾却要比我们所能感受到的要广泛得多。甚至我曾从内地民间反扒小组那里听来这样的故事，他们在抓获小偷后，居然有人跑来要人，且声称偷点东西为什么要抓，你们从新疆抢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偷几个手机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动为自己寻找到了政治上的正当性，你难道仅仅是将之视为一种狡辩麽？我听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内地协助打击小偷的维吾尔族警察，从一个受强烈民族自尊心驱使的尽职尽责试图拯救堕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绝望压抑最终变成有一大帮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败社会”

今日中国深陷严重社会危机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像大批人进入内地从事非法活动的问题，当然远非维吾尔人，只不过由于维吾尔人在语言上异于汉人，更容易被观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类问题，只会在警察那里因为犯罪登记时被注意到，地域性的问题也很难像维吾尔族那样上升为对整个民族的印象。社会问题带有强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维吾尔族，四川凉山州的彝族，问题还要严重得多。

但两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卖在内地从事扒窃甚至入室抢劫。据一位从事相关领域工作的专业人士统计，凉山被抽检到的孕妇中，HIV 感染者比例已经接近10%。仅从这个数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来看，说它是个失败社会应无不妥。

两者对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受巨大冲击的同时，都无法有效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无法进入汉族人主体的社会分工当中。凉山州彝族社会的问题更大，或许是因爲其人口总量较小，原有的社会组织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无法有效融入归结为那些可以看得见的直接因素，语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所以，在新疆，一个补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广双语教育。

我们即便不谈双语教育实质上更像强推汉语教育，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备师资力量的部分贫困落后地区实际上两种语言都无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担心它最终的效果。尤其是，虽然官方大力推行双语教育，但教育资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极大不平衡的局面并无根本改观。如果涉及到一个传统生产生活的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观念重建、价值重建的种种困惑，这个问题就要更为复杂而艰难。

就今日的汉族社会而言，虽然转型痛苦尚不算严重，但从精神和价值上而言，还不能认为已走出前现代社会。而面临着现代化与汉化无法区分困境的维吾尔精英（官方推进的现代化显然就是汉化），在平衡现代与民族传统上，要解决的问题复杂得多。何况，他们只能自己呆在家里独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环境中，这种公开讨论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远离现代社会的维吾尔农民，其实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与现代文明绝缘。此前，官方在民族问题上的投入，以及汉语世界本身搭载的现代信息和观念就少，维吾尔语和汉语作为渠道，在接受现代信息上差别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场的伟力使汉语成为一个搭载现代信息和观念极高的平台，至于维吾尔语，严厉的市场管制和官方投入的减少，维吾尔人已很难从其精英那里获得现代信息。他们是一个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抛弃的人群。小偷和切糕党，是这个社会能自发找到的极少数融入其中的手段。

寂寞梁门人去后

章立凡

2010年11月2日上午，前往世纪坛医院送别梁从诫先生。越靠近目的地越难走，交通台的广播说，复兴路一带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此前章诒和曾告诉我，梁家只想办一个小范围的告别；消息在虚拟世界以几何级数传开以后，居然引发了现实中的某种紧张。

一个家族的背影

医院终于到了，进门后直奔告别室小院。送别者有秩序地排队静候，满院密密麻麻排列着各种字体的挽联挽幛，在寒风中飘荡，绝大部分是“自然之友”等环保NGO及志愿者敬献的，他们要通过这种集体表达方式，向这位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开创者致以最后的敬意。

我与内子手持菊花走近告别室，梁先生的公子梁鉴很快发现了我们，随后又见到了梁夫人方晶女士和小女梁帆，章诒和、蒋彦永、牟广丰等友人也陆续到达。据广丰说，正在帮梁家寻觅一片林地树葬，以了却逝者守护大自然的心愿。我提起香山梁启超先生墓园，里面不是还葬有梁氏家族的后人吗？他说墓园已经交公，现在无法安葬族人了。

10点整，告别的时刻来临，先是梁氏族人入内告别，很快轮到我们。

鲜花丛中，梁先生的遗容比生前清癯，头颅微微后仰，嘴好像没有完全闭上，就定格在灵魂离去的时刻了。三鞠躬后，依次将菊花献上；环绕一周行将走出时，我停步回望逝者，觉得他仿佛挣扎着，要为保护地球母亲发出最后吼声……

其实这只是我的想象，梁先生在去世前好几年，就无法正常思考了。我们和梁先生等几家朋友，每年照例有几次聚会，直到有一回发现他反应迟钝，往后的聚会就无形中停止了。后来得知，他得了阿尔兹海默氏症。

从告别室出来，听蒋大夫追述了梁先生辞世的经过，相对唏嘘而别。途中取出仪式上分发的纪念折端详，上有生平简述、生活照、亲友的送别寄语，以及梁太夫人林徽因女士在他出生后写的一首小诗，母亲深情地对儿子吟唱：“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绿地封面上是梁先生的遗照，一副孩童般的笑靥，用调皮的眸子凝视着我，也回望着人世间。

梁从诫的逝世，唤起了人们对一个近代名门的历史记忆：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梁思庄……这些在中国知识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到他这辈已是第三代了。梁从诫留下的“三代人都是失败者” 这句话，此刻正被热议且令人永远痛心，他自己也曾总结说，悲剧的成因是由于“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消逝的空间

梁启超先生是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和学术宗师。他出生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受过完备的儒家传统教育，在中西文明对撞的历史环境中成长。清王朝前期曾有严酷的文字狱历史，但自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在强势的工业文明冲击下落败，国人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尤其是甲午战败之后，办报、结社、讲学成为社会风气，戊戌政变后虽一度处于低潮，但在国难深重的背景下，改革专制制度、实行宪政逐渐成为朝野共识。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后，颁布了《结社集会律》和《报律》，后来在舆论的强烈批评下，修改了其中某些限制人民自由的条款。《报律》令国人办报有较为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注册登记手续极为简单，言论相当自由，举凡时政、制度、法律、政策、腐败、社会黑幕等等，包括圣旨在内，皆可公开批评。《结社集会律》打破有清以来严禁结社集会的罗网，只要不是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和会党，一切公开的政党和团体均有合法存在的权利。

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政闻社，尽管因清廷对康、梁的通缉令而无法登记，但仍可凭借报刊的平台发表大量言论，并与革命派展开论战。民国成立以后，他不像康有为那样敌视民国，坚持保皇复辟，而是组织进步党继续参政，在议会政治中与国民党分庭抗礼。袁世凯称帝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策动蔡锷发动反袁起义，保卫了共和政体。

或许正是由于经常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梁启超才能保持逆向思维，并在思想学术领域大放异彩。他深刻认识到“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以“作育新民”为己任，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以极富感染力之文笔，发表《少年中国说》、《新民说》、《新大陆游记》等政论、散文，率先批判消极落后的“国民性”，提出政治、宗教、民族、生计的四大自由，提倡“新文明再造”。晚年脱离政治后所撰《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名著，将中国历史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视野中研判，从方法到观点，开新史学之一代先河，对后世影响甚巨。

应该看到，当年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争，其终极目标都是宪政，惟方法手段有别。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虽政见分歧，私谊仍在，保持了君子风度。孙中山逝世时，他还亲往吊唁。党派利益的极端化，是引入苏俄政治模式之后的事，变成了两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党派政治的一元化意识形态，令从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所开辟的多元文化空间逐渐缩小。

生于1901年的梁思成，属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造就的一代学人。多元文化空间中百家争鸣的学术气候，涌现出胡适、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批学术大师，梁思成也是其中之一。身为建筑学家，他不像父亲那样在政治和学术两个空间中自由行走。而是在专业领域内，将自己的才华发挥到极致，至少前半生是如此。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便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那样的独裁，有《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钳制言论自由的法规，但学者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仍享有较大的学术自由空间，即便是李达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还是有著书执教的环境。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都不是热衷政治的人。北平围城期间，他们被未来领袖保护故都古迹的诚意深深打动；然后与无数善良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时代满怀憧憬，热心地设计了新国家的国徽。江山定鼎之后，意识形态彻底定于一尊，不容任何异见，即便是专业人士的学术见解，也会作极度政治化的解读。梁氏夫妇在内战中保护了北京城，进入和平年代，却为了同样的原因遭遇厄运，眼睁睁地看着古城墙被一步步毁掉，同时被摧毁的，还有自己的学术生命。如果能学某文化大佬摧眉折腰，或许能坐享安贵尊荣到老；但梁启超的后人不是这种人，既然别无选择，就只有坚守学术良心。

无异见则无大师

纪念折的寄语中说：“梁先生，您在六十岁时放弃学术研究，选择了民间环保之路，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国家角度来说，都可谓从零开始……。”

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人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几十年。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降生在错误的空间。1932年生于北京的他，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如果没有各种政治运动及其后的选择，他应该是我的同行。在有限的生命被浪费之后，他没有继续历史研究，却选择了历史使命，在新一轮改革潮中成为民间环保的先驱。

我1979年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打工时，梁从诫正主持《百科知识》杂志。在同事口碑中，他是一个对工作要求相当苛刻的人。如今回想，他应该是继承了母亲林徽因的完美主义个性，对他人、对自己、对环境都是如此。他曾不顾情面地指责破坏生态人文环境的大小官员，曾骑着老旧自行车去政协开会，曾回收使用别人丢弃的的家具和文具……，有次他留给我一张名片，还特地说明是用再生纸印的。

有朋友调侃说，梁从诫是位没有著作的大师。我凭吊他留下的博客，人去楼未空，里面的文章寥寥可数，其观点中不乏异见，但也确是真知灼见。梁先生是梁门理念的践行者，从争取结社自由而言，他创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从争取言论自由而言，他不断推广自己的理念，将中国民间的环保声音变成了政协提案（尽管效用有限），传达到各种国际性会议和组织。他以花甲之年从零开始的生命行走，浇铸了一本大书。

梁先生当了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自称是“爱国的反对派”，也曾对我谈及政协官员对他的“善意警告”。在“政治养老院”中，他只是思想解放年代的孑遗标本，“歌德派”稳居主流，理性的“爱国反对派”越来越少。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民族主义声浪的勃起，社会上“爱国愤青”越来越多……

梁门祖孙三代中，都出了“反对派”：梁启超想通过改良拯救中国，梁思成要通过保护北京城拯救中国文化，都失败了；轮到梁从诫，想通过保护中国生态拯救地球。他的抱负其实比前两辈人都大，奔走守护十八年，辞世之际，大陆生态环境已到了空前危急的程度；一地烂污中，横陈着无数GDP数字和官员们“不容置疑”的政绩……。

望着梁门三代人寂寞的背影，感叹大师辈出的时代已成历史。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是对人类有限知识的怀疑与拷问；所谓大师，就是一批有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们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发出质疑，不断提出新解读、新主张、新方案。一个失去了文化多元性且不容异见的社会，不会有思考与进取，不会有文明的创造力，也不会产生大师。

2010年11月23日 风雨读书楼

《文史参考》2010年第23期（发表时有删节）

“蝴蝶效应”与反腐前景

章立凡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4年02月17日

“蝴蝶效应”是混沌学上的一个比喻：“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如今，又有一只蝴蝶在加勒比海上扇动翅膀，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陆，空气中弥漫着飓风的气息。据说，这是一只“转基因蝴蝶”。

加勒比海上的英属维尔京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又译“英属处女群岛”，缩写：BVI），是一处度假胜地，有着美丽的珊瑚礁和沙滩，浴场、酒吧，生意兴隆。旅游业和金融服务业被称为当地经济的“两大支柱”。旅游业占当地收入的45%。主要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业；而在经济层面上，金融服务业更加重要，近50%的政府收入直接来自离岸公司的牌照费。这里是加勒比海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

离岸公司的注册为群岛带来相当可观的收益。截止2008年6月，有逾823,502所公司在当地注册。据毕马威会计师楼在2000年为英国政府就离岸司法所作的调查所示，全球41%的离岸公司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由于在群岛注册公司后可省免不少税项，当地一直被称为“避税天堂”。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也起而仿效，纷纷成立离岸金融中心。

自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大陆的权贵富豪们蜂拥而至，在加勒比地区注册离岸公司，为当地的GDP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来自中国的离岸资金，有的直接在海外投资，有的变身“外资”回流本土。中国大陆楼市、股市和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的游资，很大程度上与这类回流资金有关。公民注册离岸公司并不违法，但其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则需具体分析，其中有富人的合法经营所得，亦不乏权贵贪官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脏钱，离岸洗白后成为合法投资。

2013年9月3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的决定”：“拥有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有关情况。”这个将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

自2013年中石油窝案曝光后，年底前，种种反腐的矛头都指向了一只“大老虎”，纷传“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将被打破。2014年1月22日，加勒比蝴蝶的翅膀开始摆动。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宣布，次日将在离岸金融解密数据库中添加37,000多个中国内地、香港以及台湾的离岸投资者名单。该数据库于去年6月首次发布，有70,000多个名字。新资料显示，多名中国权贵的亲属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库克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离岸公司。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有爆料称“大老虎”系中纪委“二号专案”，“一号专案”另有其人；1月18日，香港报纸公布了前总理温家宝致老友吴康民的私信；19日，人民网重新发表了关于温氏家世的一篇旧闻。21日，中国互联网突然发生大面积瘫痪，坊间怀疑与反腐形势变化有关；22日党媒报导称，异常来源是海外某翻墙软件公司，但该公司予以否认，指事件主因是网络封锁升级时操作错误所致。当日接受媒体访问时，我对离岸账户事件有所解读，大体内容如下：

几日来的种种怪事，或可由此见微知著：按例私人信件未经授权不会被公开，温下台前曾希望人们忘记自己，此番高调公布私信自证清白，乃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然效果或适得其反；家世旧闻被热炒引发舆论关注，背景耐人寻味；“翻墙”是中国网民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网络大面积瘫痪令人浮想联翩……

绑架亲属是最经济的牵制战术。从已披露的政要亲属名单看，其他各家算是陪绑，主打目标定位于温、习，前者确有软肋可击，但对后者威胁不大，“老虎”一方则未被涉及。据称名单内有中国大陆官员、富豪数万人，此刻只公布了其中的极少数。当晚会有许多人睡不着觉，通过各种渠道向高层进行关说，阻止打虎行动殃及自身。日后须围观主政者如何应对，若打虎行动就此被牵制住，则说明其权威尚未强大到足以运掌全局。

反腐表象背后，是不同政治联盟的博弈；利用外媒爆料，是权力斗争中惯用的“出口转内销”战略。我愿意相信ICIJ的公正性，但不排除有人“借鸡下蛋”。此项调查一年前已经开始，当时“老虎”一方尚未被围困，有机会预先“喂料”布下险棋。当此生死存亡之际，出狠招围魏救赵，阻击牵制分化对手，目标在于逼和。

当下的博弈，如同两拨水手争夺一艘航船的控制权。任何一方失利，都会被扔到海里。目前航船在争斗中已严重受损，处于下风的一方，采取了不惜炸掉全船同归于尽的策略，以迫使对方罢手。博弈成败在此一举，预计双方回旋余地不大，或已接近摊牌。

事件严重伤及体制自身形象：最高领导人宣示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反腐败，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新公民运动”人士却被交付审判；此番爆料或令公众有理由怀疑：不敢公布财产的反腐是有选择的反腐，甚至只是一种权斗手段。

本人发表上述观点之后，两周间形势微妙：坊间翘首以盼的“大老虎”，千呼万唤未出来；以砍伐前朝故都梧桐闻名的南京市长季建业，于旧历除夕被立案侦查；ICIJ进一步发布信息：发生了多起贪腐丑闻的中国石油业与离岸中心有密切联系。中国三大石油国企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与ICIJ密档中的数十家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有关联。

2月2日，刚受到最高领导人表扬的中纪委，通过其研究室发“狠话”：必须落实“两个为主”：一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二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必须落实“两个全覆盖”：一是“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二是“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

中纪委研究室承认：“体制障碍是最大的障碍，机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言语间透露出某种无力感。最近习近平在俄罗斯接受访问，也谈到进入“改革深水区”的感受：“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他再度强调“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没有宪政的“笼子”，靠内部自查自纠难以禁锢老虎。历史上前车之鉴颇多，远的不说，六十五年前蒋经国“打虎”沪上，也曾是雄心万丈，一旦牵扯到自家亲戚，亦难免黯然收兵。二十八年前胡耀邦清查高干子女不法经商，批准搜查政治局委员住宅，一年后他自己被迫下台……

缺乏监督和竞争的党国体制，造成中央对地方失控，高层对中基层失控，处处是“小国之君”和背景深厚、盘根错节的“窝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政党强力部门的“四面出击”，触动了公务员阶层的全体利益，势必在体制内遭遇消极抵抗，而对权贵则碍难伤筋动骨。

在普遍贪腐的体制内，大家都有辫子可抓。以打虎反贪名义进行的高层权斗，若就此进入胶着状态，势成骑虎之局，打不死老虎，难免有被虎吃掉的危险。春节已过，“两会”临近，央视突爆东莞淫业，警方紧急扫黄，坊间顿生“打虎转拍蝇”之惑。

加勒比蝴蝶舞动双翅，超级飓风万里奔袭；中途会不会减弱为热带风暴？气象云图诡异莫测……

2014年2月9日 完稿

篇6：新疆历史上的十大名人

一、张骞

张骞（前164年—前1），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张骞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建元二年（前139年），奉汉武帝之命，由甘父做向导，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张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二、乌孙公主

乌孙公主刘细君（？—前1），西汉宗室，汉武帝刘彻侄子罪臣江都王刘建之女。元封六年（前1），汉武帝为抗击匈奴，派使者出使乌孙国，乌孙王猎骄靡愿与大汉通婚。汉武帝钦命刘细君为公主，和亲乌孙，为猎骄靡的右夫人，地位在匈奴公主左夫人之下，并令人为之做一乐器，以解遥途思念之情，此乐器便是“阮”，亦称“秦琵琶”。

三、郑吉

郑吉（？—前49年），会稽（今江苏吴县）人，西汉将领。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汉宣帝时，任侍郎，率士卒屯田渠犁，因发西域诸国兵攻车师有功，升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惮率万余人归汉，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将他迎降。匈奴僮仆都尉由此罢。郑吉因功为安远侯，汉置西域都护，治乌垒城，统领西域。郑吉被任命为西域第一任都护，故《汉书·郑吉传》说：“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四、班超

班超（32年—1），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时期著名军事家、外交家，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其长兄班固、妹妹班昭也是著名史学家。班超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但内心孝敬恭谨，审察事理。他口齿辩给，博览群书。不甘于为官府抄写文书，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三十一年的时间里，平定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为西域回归、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世称“班定远”。

五、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Kumārajīva，344－413），一译“鸠摩罗什（耆）婆”，略称“罗什”或“什”，意译“童寿”。祖籍天竺，混血，出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家世显赫，其祖上世代为相，倜傥不群，驰名遐迩。鸠摩罗什是世界著名思想家、佛学家、哲学家和翻译家，是中国佛教八宗之祖。其译经和佛学成就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叡，合称“什门四圣”。

六、法显

法显（334年—4），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早在3，法显等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归国。法显、玄奘将佛教文化引入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很大影响。

七、额敏和卓

额敏和卓（1694年—1777年），清朝乾隆时期新疆吐鲁番的维吾尔贵族，世居鲁克沁地方。是清朝时期吐鲁番地区的统治者，维吾尔族的民族英雄。额敏和卓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推动边疆地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八、左宗棠

左宗棠（18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九、阿曼尼莎汗

阿曼尼莎汗生于1526年，卒于1560年，阿不都热西提之妃。她天资聪颖、能歌善舞、能诗能文，是位才华出众的奇女子，是十五世纪杰出的维吾尔族女诗人，维吾尔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的搜集、整理者。《十二木卡姆》驰名中外，是维吾尔乐舞艺术的稀世瑰宝。今天新疆维吾尔族表演的十二木卡姆，便是经过她整理、规范后的音乐。

十、阿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