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身份证明

当事人身份证明（共13篇）

篇1：当事人身份证明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法人当事人用)在我 任 职务,是我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住 址: 电 话: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注: 本件的“年、月、日”上方应写明单位全称,加盖公章后递交人民法院。

篇2：当事人身份证明

职务，是我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附：上述法定代表人的国籍：

住址：

电话：

电传：

电报挂号：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篇3：当事人身份证明

一﹑我国身份证立法的权利基础

(一) 公民平等权

平等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为我国《宪法》第33条所确认, 如我国身份证法通过扩大申领身份证的主体范围体现对公民平等权的尊重。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取消了领证的年龄限制, 如身份证法第2条将申领居民身份证的主体由以前的年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扩大到包括未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二是该法第2条还规定了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享有申领居民身份证的权利;三是该法第9条确认了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及外国人、无国籍人等特殊群体申领居民身份证的权利和义务。

(二) 公民迁徙自由权

自由与平等都是人类的自然权利。霍布斯认为, 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平等地享有自然权即天赋自由[1]。而作为最重要的自然权, 自由迁徙权在我国身份证法第1条得到明确的体现。自由迁徙权不仅确保了内地与沿海公民之间就业的平等权, 保证了农村与城市居民小孩的受教育权, 而且也保障了归国华侨和在我国境内居住的无国籍人享有与我国公民同等的权利。

(三) 公民信息隐私权

信息隐私权常被解释为“不受侵扰的权利”, 它是指任何人对自己情报的控制权, 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获取自己情报的权利。”[2]我国身份证法第17条加强了对公民信息隐私权的保护。因为, 尽管第二代身份证中的视读和机读的信息在某种范围内属于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 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在不经信息权人的同意, 利用自己工作的便利, 私自将证件持有人的以上信息泄露或转卖仍然可能会导致信息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潜在的侵犯。

(四) 公民救济权

我国身份证法对公民救济权的体现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公民拒绝权。我国身份证法第14条规定了公民拒绝人民警察合法查验居民身份证所应承担法律责任, 这也间接表明, 如果是违法查验, 公民有权拒绝。二是请求换证权。身份证法第11条规定了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更正, 换发新证。换言之, 居民如果发现身份证登记事项出现错误的, 同样有权请求公安机关及时更正, 并换发新证。

二、我国身份证立法中的制度缺失

(一) 身份证的权威性不显著

尽管身份证法第13条明确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 需要证明身份的, 有权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 有关单位和人员不得拒绝。”但整个法律条文中并未对身份证的效力作出任何规定, 因此, 在身份证与其他证件的证明效力上, 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的权威性并不显著。

1.身份证与户口簿。我国身份证法规定公民身份证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 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但公民身份证上的信息只能证明公民的出生地, 而无法及时反映公民变换的个人的信息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同时, 身份证法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应当填写《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 交验居民户口簿。而且与公民密切相关的就业、升学和社保、购房等方面也多需要交验或抵押户口簿,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证明公民身份的不是居民身份证而是居民户口簿。

2.身份证与其他身份证明证件。近年来各大城市相继推出了与身份证制度并存的“暂住证”、“居住证”制度, 这些制度作为一种政策不仅损害了身份证立法中所推行的平等权利基础, 而且使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的的权威性再次受到挑战。如广州孙正刚由于没有暂住证被收谴站打伤致死的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假设广州没有推行“暂住证”制度或者我国身份证法明确规定身份证的证明效力高于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那么这样的惨剧是可以避免的。

3.身份证与公民档案。在职工档案与身份证对真实年龄的证明效力上, 我国有关政策法规明确规定“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 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 (1) 实质上这一政策性规定再次削弱了身份证证明身份的最高权威性。

(二) 身份证的使用安全无保障

在日常交易中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的作用十分重要, 尤其是在电子商务中, 往往需要输入身份证号来确认身份。于是, 与身份证有关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概括起来, 我国身份证法在保障身份证的使用安全方面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实践中第二代身份证从技术层面上加强了防伪功能, 但因身份证上承载信息简短, 极易被仿造, 且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存取款及挂失等业务中对身份证只予以形式审查, 不负有鉴别真伪之责任。二是在立法上, 尽管我国身份证法第17、19条规定了对身份证侵权主体规定了行政、刑事责任, 但是并未规定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尽管该法第19条第5款规定了人民警察并未对其他行政主体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而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是我国其他法律中也并没有对“隐私”作出明确的界定, 也没有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条例。

(三) 身份证侵权救济不完善

1.对公民拒绝权规定只是一种义务性规范。如我国身份证法第15条规定了公民不得行使拒绝权的具体情形, 但这并非保障公民的拒绝权, 而是限制公民拒绝权。我们认为, 虽然对于公民来说, “法不禁止即可为”, 然而根据我国行政法规定, 行政行为生效后, 对有关各方主体所产生的法律约束力, 非法定主体不可随意变更和撤销[3]。可见, 行政行为一旦作出, 除特殊例外情况外, 一般都不予停止执行。因此, 义务性规范所体现的公民拒绝权不利于公民进行权利救济。

2.身份证侵权的责任制度不完善。一是责任承担主体不适格。尽管我国身份证法第19条规定了人民警察因违法行政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但并未对其所属行政主体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然而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行政诉讼只能以行政机关为被告, 由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承担法律责任。因此, 在我国身份证法中仅将公务员作为责任的承担主体, 不仅有悖行政立法精神, 而且不利于公务人员积极行政。二是归责主观要件不明确。该法第19条规定人民警察存在法律规定的五种违法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分或刑事制裁, 其中, 该条文一到四款中明确规定人民警察泄露居民身份证信息的主观要件必须是故意, 而第5款中对于是否包括故意和过失却规定得不明确。三是归责的客观要件不明确。根据身份证法第19条规定, 责任主体应当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同时该法第11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 公安机关也应当承担责任, 即及时更正, 换发新证。那么归责的客观要件是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 还是居民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 还是两者必须兼备。四是缺乏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

3.救济制度不具体。“无救济即无权利”。尽管在受到行政权力侵犯时, 居民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是对于公民进行救济的程序、期限等事项, 是否可以适用我国其他行政立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身份证立法并未做出规定。

三、我国身份证制度立法的完善

为实现身份证“一证走遍天下”的管理模式, 当务之急是增加身份证的技术含量。如可以借鉴香港实行的智能式身份证的成功经验, 在我国的芯片身份证中增加指纹等生物认证技术, 但更重要的是完善新身份证法和与身份证相关的制度。

(一) 完善民法典及人格权制度

由于身份权是最重要的人格权, 身份证的侵权涉及到一个人的人身规划等, 建议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增加我国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类型, 即人身计划权[4]。通过权利的确定, 从而可以弥补身份证立法的救济制度之缺失。

(二) 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建议通过司法解释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居民的身份证信息隐私权和人身计划权 (2) 纳入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使由于国家机关信息采集或登记错误导致居民的人生计划受到影响的公民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方式获得国家赔偿, 从而保障我国居民的合法权益, 加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自觉性。

(三) 完善我国身份证法

1.界定居民身份证的性质。建议在身份证的芯片中增加公民个人身份电子信息, 在身份证法中赋予身份证作为证明公民身份的权威性和唯一性, 户口簿单纯承担人口信息统计和社会管理职能[5]。

2.保障公民查询权和信息修改权。建议在立法中明确规定, 只有法律、法规规定, 或公民直接授权,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查验居民身份证信息, 从而防止行政机关权力的滥用。同时, 立法中公民个人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也可申请提出查询或修改本人身份证信息的条款。如对由于居民的过错导致年龄登记错误, 又可能导致身份证持有人的人身计划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居民应当有权要求公安机关更正, 换发新证, 从而保障公民身份信息的正确性和及时性。

3.完善法律责任和救济制度。在身份证立法中应当增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错误登记身份证信息的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 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从故意扩大到过错责任;同时还应当增加救济制度条款或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以便居民按照法定程序及时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参考文献

[1]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美]玛格丽特·安·艾尔文.信息隐私权的法律保护[A].陈雪娇, 王继远译.梁慧星.民商法论丛.V O L·23[C].香港: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02.

[3]方世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4]苏林, 左鹏.关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J].北京观察.2001, (3) .

篇4：宋辽刺事人地域、身份探析

关键词：辽文化；宋朝；刺事人；地域性；身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09-04

宋辽时期的间谍活动在以前各代的基础上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双方为及时了解对方动向，以便制定相应对策，积极开展针对对方的谍报搜集活动。目前学术界对宋辽时期的刺事人多从谍战的角度进行研究，如陶玉坤《辽宋和盟状态下的新对抗：关于辽宋间谍战略的分析》；杨军先生的《北宋时期沿边城市的对辽间谍战》等。本文着意于对这一社会群体的探讨，就从事情报搜集活动的刺事人（或称谍者）的地域、身份作初步探析。

一、宋方刺事人

宋朝以各种形式培养、拉拢一些刺事人，使他们为宋朝探得辽方信息。宋人李焘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苏辙的《龙川略志》，提及为宋方服务的刺事人有姓名者就有20人，具体见下表（本表参考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附录《宋辽间谍》，有所补充和调整）：

由此表可知，这些刺事人中来自于辽朝的有13名；宋边民，如雄州人有6名；新罗人1名。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为宋朝服务的刺事人中辽人占了65%，说明宋朝非常重视利用辽人来获取辽朝信息。如向宋朝献契丹国书的涿州进士梁济世、久为宋朝探事的幽州人杜清等，他们都为宋方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除了为宋朝刺探辽朝的情况外，他们也兼有侦察辽方刺事人（宋人著述中往往称奸细人）的任务，如曾刺事北界，又告发辽刺事人的程诠、程岊、程景、李弼一干人等就是如此。

宋辽和平时期以白沟河为界，宋臣富弼在《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中指出“河北三十六州军内缘边、次边如北京、雄、霸、祁、深、保、瀛、莫、沧、定、镇、冀十二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定、乾宁、永宁七军，总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控制虏寇而不得深入矣。”[2]可见雄州等都属于边界要害州。雄州张文质、赵延祚等处于宋方沿边的百姓，则因地缘关系被发展为刺事人。而这些沿边州城的地方官员也自然成为刺事人群的管理者，他们可称为间接刺事人。宋方对其有固定的人员设定：“缘边安抚司广信、顺安军各四人，雄州、北平军各三人，霸州七人，保州、安肃军各六人。其雄霸州、安肃广信军四榷场牙人，于北客处钩致边情。”[3]这些沿边地方官员分布数量不一，霸州（今河北霸州）7人、广信军（今河北遂城）4人、安肃军（今河北徐水）6人、保州（今河北清苑）6人、顺安军（今河北高阳县）4人、北平军（今河北完县）3人、雄州（今河北雄县）3人。其中广信军、安肃军、保州地理位置接近，共有16人，这三处和霸州分别地邻与辽方南京道的分界，故需多加防范。

至于新罗人洪橘鲜入契丹刺探消息，将情报上报给宋朝，陶晋生先生认为宋朝与高丽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合作关系[4]。笔者以为洪橘鲜从宋朝获得赏赐，并且成为宋朝官员，很可能也刺事于宋，客观上反映出高丽国积极斡旋于辽宋两大政权。

宋朝使者也可以说是宋方刺探情报的人员，他们利用出使辽朝或接伴辽使之便成为临时刺事人。宋方使者“或具备过人的才华，或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5]，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洞察力。如康定元年（1040），王拱辰使辽时从河北百姓口中探得契丹怕土丁，从而进行针对性训练[6]；庆历元年（1041），张沔出使辽朝侦察到其动向而提前修边备[7]；庆历五年（1045），包拯作为贺契丹正旦使出使辽朝，契丹情况皆有所得[8]；童贯于政和元年（1111）出使契丹时收买辽人马植[9]。都是在出使辽朝时趁机探得契丹国情。而宣和三年（1121），宋派画学正陈尧臣为北使则略有不同，陈尧臣出使带有明确目的，主要是“道中所历形势向背”、“绘天祚像”。可见宋朝使者经历了一个由前期作为临时刺事人，到后期则利用使者身份为掩护而搜集特定情报。

上述所言都是留名于史书中的刺事人或临时刺事人，未留名者远多于史书中记载姓名者是可以肯定的。如神宗熙宁七年（1074），吕大忠上报朝廷“河外有土豪三两人，自来皆交结北界权贵，欲自备钱物探事，候有验，乞朝廷推恩。”[10]又如，宋朝边境有一曼妙女子被契丹虏去，“幸于虏主，日夜居帐中，将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合使善结之，虏中情伪如指掌也”[11]。这里提及的女子，倘若真有此人，可算得上是宋方无意间培养的重量级间谍了。

就宋方刺事人的居住地看，多以边民、边吏为主，具有突出的地域性。从这些有姓名的刺事人的身份来看，沿边百姓为多，也有辽方进士，宋方人员则为专事情报工作的官吏。

二、辽方刺事人

尽管宋朝刺事人队伍有一定规模，但宋朝知制诰王存仍觉得：“辽人觇中朝事颇详；而边臣刺事殊疏。此边臣任闲不精也。”[12]说明辽朝刺事人也是令宋朝防不胜防的，他们刺探情报的能力很强。宋咸平六年（1003），曾“罢雄州榷场，时敌入寇，或言谍者以互市为名，公行侦伺，故罢之。”[13]可见，辽朝刺事人在数量上和侦探水平上是让宋朝感到畏惧的。

同宋朝一样，辽方刺事人也是费尽心机，用一些合法身份作掩护搜集情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为辽方服务的刺事人提及姓名者共计16人，详见表2：

表2反映出辽方刺事人主要是辽人和两属民。辽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应属马珠勒格，被宋捕获后，得知其“徒侣甚众”[14]，则表明这是一个有组织且人员较多的刺事人团体。另外，一人同时告发多人的情况，如李福寿、李景等都说明辽方刺事人人数较多。

宋朝在河北缘边设有缓冲地区，成为两属地，居住于此的人户，称为两属户[15]。他们向宋辽双方缴纳赋税，为两地供输人。两属地由宋辽双方共同管辖，这里的部分供输民进行“市马”、私卖粮食等走私活动，秩序较为混乱。在此挑选刺事人，可像冯均等人一样掩人耳目，随意往来于边郡，更易察悉宋方军政国情。

辽朝出使宋的使臣和迎接宋使的接伴使也有刺事的责任。如赵庭睦作为贺正旦副使打探宋与西夏战况[16]；耶律虎古使契丹还，探得宋人必取河东[17]；贾师训以正旦国信使的身份侦得宋人军国事宜[18]。这些都是刺事较为成功的代表。辽朝统治者也十分重视这些使者，就像贾师训以正旦国信使的身份出使宋朝获得情报，“上阅之，不释手者数日。迁枢密直学士。”说明贾师训带回来的消息很有价值，对辽朝十分有利而得以升迁。另外，从宋人语录中也可看出些端倪。北宋使者陈襄出使辽朝时每到一处必然有辽馆伴使探问朝中大臣近况[19]，且询问皆非一人，可知辽方馆伴使有所企图。

此外，《乐全集》记载辽朝刺事人还以高丽使者身份入宋刺事[20]；《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辽朝曾遣蔚、应、武、朔等州的僧人到五台山出家，刺探边事[21]。

以上看来，辽朝更侧重于从境内和两属地培养刺事人。辽方刺事人的史料记载不多，但从宋人的记载推测，水平似高于宋方，且辽方刺事人组织性更强。

三、宋辽双重刺事人

宋辽双方都有既为本朝服务又为敌方提供情报的人，姑且称之为双重刺事人。如天禧三年（1019），辽派去打探宋朝沿边“金谷兵马之数”的刺事人，被宋将李允则捕获，重赏之下，“反出辽中兵马、材力、地里委曲以为报”[22]。安忠信、李文吉本来为契丹“刺事雄州”，但后来却投归宋朝[23]；熙宁十年（1077），辽人科格依投宋，并为宋朝“辨彼国刺事人”[24]。

关于宋方投奔辽方的刺事人，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但从宋使出使辽朝皆有两名皇城卒陪同监察以防使者泄露本朝机密[25]，对宋境官员、百姓以及两属民进行严密监视来看，这种行为可能是出现泄密和被辽策反刺事人后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

综上所述，宋辽时期的刺事人有的是政府专门培养的专职刺事人员；有的作为边地官员或使者，本身兼有刺探敌情的职责；有的则为利禄自愿充当刺事者。这些情报搜集者除本身具有刺事职责的专兼职官吏、使者外，边民、两属民尤其是双重刺事人多因利禄而刺事，他们并不在乎为哪一方获取情报。总而言之，宋辽刺事人是宋辽关系史上的特殊群体，他们以边民居多，具有地域性；他们中出身低微者居多等，或以平民百姓的身份，或以僧人、商人、家庭教师的职业作为掩护而从事窥探机密情报的职任，而为官者充任暂时的刺事人则是出于职责和维护所在政权利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黄富成.中国古代间谍史[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

〔2〕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3〕〔6〕〔8〕〔10〕〔12〕〔13〕〔14〕〔16〕〔21〕〔22〕〔23〕〔2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5〕王慧杰.宋朝遣辽使臣群体出身研究[J].北方文物，2014（3）.

〔7〕（宋）刘敞.公是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宋）王称.东都事略[M].济南：齐鲁书社，2000.

〔11〕（宋）苏辙.龙川别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5〕陶玉坤.也论辽宋间的两属地[J].宋史研究论丛，2005（6）.

〔17〕（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9〕赵永春注.奉使辽金行程录[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

〔20〕（宋）张方平.乐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5〕李琛.宋朝间谍问题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责任编辑 孙国军）

Abstract： Espionage became more active during in Song and Liao period，people who engaged in this activity reach a certain size.They serviced in the Song Dynasty or Liao Dynasty，and some serviced in both sides.Most of spies were in border with regional，and their identifies were not the same ，in order to humble origin of ordinary people as much.

篇5：当事人单位出具出生证明格式

根据 的档案记载，兹证明(男/女，身份证号码为)是我单位职工，于 年 月 日出生于 省 市 县，的生父是，的生母是。

特此证明！

经办人（签名）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加盖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公章)

篇6：当事人身份证明

在没有书面合同作为证据的情形下，当事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证明合同的内容呢？律师建议，当事人可以从其他物证或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方面入手，这些材料可以起到对合同内容的证明作用。

其他书证、物证，如合同双方在协商合同内容的过程中所接触的书面文件、包括传真、订单，也包括往来电子邮件、QQ聊天记录等，虽然这些材料并不是书面合同，但是有可能对合同的内容起到一定的证明作用。下面我简要分析另外两种常用的证据形式，证人证言和视听资料：

所谓证人证言指，证人在诉讼过程中向司法机关陈述的与案件情况有关的内容。一般说，凡能了解事实、能够正确表达的人均可以作为证人，在此需要注意的是，证人对当事人说的话语并不是证人证言，而是证人向法院或侦查机关作出的陈述才是证人证言。

所以，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找到了解合同内容的证人，让证人证明合同的内容。证人就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或侦查机关所作的陈述。以本人所知道的情况对案件事实作证的人，称为证人。

所谓视听资料，是以录音、录像带、或电子计算机相关设备存储的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音响、活动影像和图形，统称为“视听资料”。

篇7：当事人身份证明

民事裁判文书的生效日期，是民事诉讼程序中非常重要的日期，涉及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身份关系的确定或解除时间，义务人的履行期限、权利人的申请执行期限、当事人申请再审和判决不准离婚、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以及判决、调解维持收养的案件的原告再次起诉的期限的确定。

一、生效日期的确定

(一)调解书的生效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诉法》)第89条“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民诉法意见》第96条规定：”调解书不能当庭送达当事人的，应以后收到调解书的当事人签收的日期为调解书的生效日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 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

因此，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民事调解书自双方在民事调解协议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的外，以当事人签收调解书之日为民事调解书的生效日期。如调解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应以后收到调解书的当事人签收的日期为调解书的生效日期。

(二)一审判决书的生效日期

《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这就是说判决的生效日期是上诉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那么上诉期间如何确定呢?《民诉法意见》第165条“一审判决书和可以上诉的裁定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期从各自收到判决书、裁定书的次日起计算。”先收到判决书、裁定书的当事人的上诉期届满后，判决书、裁定书并未生效，只是该当事人不能提出上诉了，因为后收的人仍有权提起上诉，要等后收到判决书、裁定书的当事人的上诉期届满后，判决书、裁定书才生效。

因此，一审判决书的生效日期是上诉期间届满之日的次日。判决书如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应以后收到判决书的当事人的上诉期届满的次日为判决书的生效日期。

(三)二审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以及依法不准上诉的判决书的生效日期

《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一百五十八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二审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以及依法不准上诉的判决书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但其生效日期，民事诉送讼法及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上述判决是终审判决，不能提起上诉，但仍存在生效日期的确定问题。是判决书的作出之日，还是送达当事人之日?笔者认为，应是送达当事人之日。因为判决书只有送达才能产生法律后果，当事人才能按照判决书来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在判决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时，应以最后收到的判决书的日期为生效之日。虽然当事人收到的时间有先后，但同一判决的生效日期只能是一个，否则当事人也无法正确地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

因此，二审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以及依法不准上诉的判决书的生效日期为当事人签收之日。如判决书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的，应以后收到判决书的当事人签收的日期为判决书的生效日期。

(四)支付令的生效日期

《民诉法》第191条规定：“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十五日清偿债务，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债务人在前款规定的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第192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债权人可以起诉。”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期限是十五日，在此期间内债权人不能申请执行，因为债务人只要提出书面异议，支付令自行失效。从表面上看支付令似乎一送达就生效，因为债务人如没有异议，应当在15日内清偿债务，但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生效，还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支付令还有可能自行失效。

因此，支付令的生效日期是债务人收到支付令之日起第十六日。

(五)裁定书的生效日期

民事裁定书主要是处理程序问题。由于民事裁定内容

篇8：当事人身份证明

零知识证明的基本思想是:证明者Peggy拥有某些知识 (如某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问题的解决方法) , 在不将该知识的内容泄露给验证者Victor的前提下, Peggy可以向Victor证明自己拥有该知识。零知识证明协议至少应该包括两方, 一方称为证明者P (Prover) , 另一方称为验证V (Verifier) 。P向V证明某个断言为真, 但又不让V知道他证明这个断言所用的关键信息。也就是说, P可使V相信某个断言为真, 但不将证明的方法告诉V (由于V缺乏一些信息而无法证明该断言) 。或者说P知道某个秘密, 但又不向V泄漏秘密内容。当然V可验证P是否真的掌握这个秘密。这样的证明被称之为零知识证明, 其证明规则就称为零知识证明协议。

这里的知识在密码学中通常指的是某种形式的密钥。零知识证明可以是交互的, 也可以是非交互的。交互式的零知识证明方式需要P和V双方共同参与证明的过程, 而非交互式的证明方式是单向的, 证明者和验证者之间不需要任何交互。也就是说, P公布一些不含有她的秘密信息, 却能让任何人相信这个秘密存在。特别是在执行大量密码协议的大型网络中, 非交互式零知识证明可以大大节省信息交互所花费的时间, 从而使得非交互式零知识证明有更广的适用范围。

2 M-H背包公钥密码体制

2.1 背包问题的一般性问题描述

设有n个物品, 其重量各不相同, 问能否将这n个物品中的若干个放入一个背包中, 使其重量等于一个给定的重量。其公式化描述如下:

背包问题 (0-1Knapsack) :给定n个正整数w1, w2, ..., wn (可以有相同的) 及一个正整数w, 是否存在一个n元0-1向量 (b1, b2, ..., bn) , 使

b1w1+b2w2+...+bnwn=w

求解背包问题的困难性可以作以下理解:已知n个整数的集合A={a1, a2, …, an}和整数s, 要找出A的一个子集, 使得该子集中元素的和等于s是困难的。背包问题又称子集和问题, 其时间复杂度为O (2n) , 是一个NPC问题, 因此可以将背包问题用于密码学中用于加密和解密消息。

2.2 M-H背包公钥密码系统

在M-H背包公钥密码系统中使用了超递增序列背包。对于超递增序列的定义是:一个正整数序列{a1, a2, ..., an}为超递增序列, 当且仅当对任意的j>1, 有。即该序列的任意一项都大于它之前的所有项之和。超递增序列背包问题可用穷搜索法在时间O (n) 内解决 (即线性时间) 。

假定在该系统中, Alice是明文的发送方, Bob是密文的接收方。则算法主要包含了以下3个步骤:

2.2.1 参数选定

(1) Alice秘密选定一个超递增序列A={a1, a2, ..., an}, 并选定整数M与W满足及gcd (W, M) =1; (2) 选择{1, 2, ..., n}上的一个置换П, 并计算bi=WaП (i) modM; (3) B= (b1, b2, ..., bn) 是Alice的公开钥, 而 (A, П, W, M) 是她的私钥。

2.2.2 加密运算

设Alice有信息明文m=m1m2...mn (m的二进制表示) 要秘密发送给Bob, Alice利用公钥B计算出密文v发送给Bob:

v=b1m1+b2m2+...+bnmn

2.2.3 脱密运算

Bob收到密文c后计算

S=vw-1modM

对超递增序列A= (a1, a2, ..., an) 及整数S利用超递增序列背包问题求解算法, 求得r1, r2, ..., rn。对i=1, 2, ..., n, 令mi=rП (i) , 则恢复出明文m=m1m2...mn

2.2.4 以下步骤证明该协议的正确性

说明脱密运算中求得的rπ (1) , rπ (2) , ..., rπ (n) , 确为m1, m2, ..., mn, 即准确地恢复出明文rπ (1) rπ (2) ...rπ (n) =m1m2...mn=m。

2.3 身份识别的过程实现

身份识别的过程主要在以上第2步加密运算中进行。假设Bob要想确认该密文确实是由Alice发出的, 就需要通过一个协议来确认Alice的身份。在该协议中, Alice通常又称之为证明者, Bob称之为验证者。

Alice与Bob之间通过如下步骤进行交互, 从而实现Bob对Alice身份的识别和认证, 参考图1。认证过程如下: (1) Alice随机选取矢量r= (r1, r2, ..., rn) , 计算x=Σbiri; (2) Alice将x作为证据 (亦称之为承诺, Commit) 发送给Bob; (3) Bob发送挑战c (Challenge) 给Alice。c的值为0或1; (4) Alice计算y=ri+cmi; (5) Alice将y作为应答 (亦称之为响应, Response) 发送给Bob; (6) Bob验证x+cv与Σbiyi是否相等。若相等, 则重复上面的步骤 (1) - (6) 若干次;若不相等, 则Bob拒绝接收Alice的身份, 协议停止执行。

其中, 验证函数v=Σbimi, bi (i=1, 2, ..., n) 为Alice与第三方之间共享的公钥, mi (i=1, 2, ..., n) 作为Alice的私钥, ri (i=1, 2, ..., n) 是Alice选取的随机数序列。这些数据引用与前面M-H加解密过程中的数据是一致的。

等式的证明过程如下:

因为x+cv=Σbiri+cΣbimi, 而Σbiyi=Σbi (ri+cmi) =Σbiri+cΣbimi, 所以x+cv=Σbiyi成立。

以上身份识别的步骤中, Alice如果猜测c=0, 那么可以将y=ri交给Bob来验证, 这是不需要知道私钥mi的;如果猜测c=1, 那么必须将y=ri+cmi交给Bob来验证, 而这是需要知道私钥mi的值的。因为c的值是随机的, 因此Alice在没有掌握私钥的情况下, 每次能够做出正确预测并通过验证的概率是1/2。

此协议重复执行t圈, 若全部通过验证, 则Alice欺骗的概率是1/2t。当t很大时, 概率近似为零。也就是说, Alice在不掌握密钥的情况下, t次都能够做出正确判断并通过验证的几率是很小的。

由此可见, 该交互式证明过程满足了以下3个方面的特征:

(1) 完备性。如果P证明S为真, 那么V拒绝接受S的概率非常小。在该身份识别的过程中, 若Alice真正掌握了密钥, 就能够对Bob发起的每一个挑战做出正确的应答, 从而让Bob相信自己确实拥有密钥。

(2) 合理性。如果P有欺骗行为, 则V接受S的概率非常小。在该身份识别中, 若Alice没有掌握密钥, 那么对于Bob发出的每次挑战只能猜测, 只要有一次没有通过验证, Bob就可以确信Alice的身份是不可靠的, 协议自动终止, 不再对Alice进行验证。

(3) 零知识性。V除了相信S外不能获得额外信息。Bob可以对Alice验证, 但在验证的过程中无法获取和Alice私钥相关的任何知识。

这些特征满足了S.Goldwasser、S.Micali及C.Rackoff于1985年提出的零知识交互式证明系统模型3要素, 因此该协议的执行过程是零知识的。在实际的M-H背包公钥密码体系中, 可以将该思想用于加解密过程中的身份认证。

3 结束语

M-H背包公钥密码系统证明了如何将NP完全问题用于公开密钥密码学,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文创造性地将M-H背包算法和零知识证明问题结合起来, 实现了在加解密过程中的身份识别和认证, 使得加密过程更加可信。算法的安全性基于背包问题 (又称子集和问题) 的难解性, 已被证明是不安全的。在实际使用时, 为节约运行时间, 可选M为素数, 置换π为单位置换, 在使用时要尽量选用很多项数的背包以增强安全性。此外, 在身份识别过程中, 为了能够充分验证证明者的身份, 协议应该重复执行很多次, 这可能会导致验证的时间过长, 效率低下。

参考文献

[1]徐茂智, 游林.信息安全与密码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郭宝安, 卢开澄.基于背包问题的身份认证方案[J].计算机科学, 1995 (6) .

[3]佘堃，沈仟，周明天.背包问题在硬币抛掷协议上的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3 (4) .

[4]周先存, 侯整风.一种基于ElGamal签名和零知识证明的身份认证方案[J].微计算机信息, 2005 (5) .

[5][美]BEHROUZ A.FOROUZAN.密码学与网络安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6][美]BRUCE SCHNEIER.应用密码学—协议、算法与C源程序[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篇9：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

这张“基因型身份证”与普通身份证有什么不同呢？又是如何提供独一无二身份证明的呢？

记者来到坐落于武汉市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该院的基因诊断中心，见到了中心主任周新教授。经过一段不算很长时间的采访，对“基因型身份证”有了较完整的了解。

独一无二特征的基因

周新教授对记者的采访似乎早有准备，寒暄几句后，就切入正题。一堂有趣的“基因课”开始了。

周教授介绍说，人体的任何组织细胞中都有基因，“基因型身份证”就是根据各人基因的差异而制成。由于采用国际规定的18个基因位点来分型（除了同卵双生子，在100亿人口中没有两个人的这18个位点的分型结果相同），所以利用它来进行个体识别的准确率可达99.9%以上。

周教授接着说，目前全世界有60亿人，同时出生或姓名相同、长相酷似、声音相仿者都可能存在，传统的身份证在某些时候较难区分个体间的细微差异。基因又是代表个人遗传特性，具有独一无二、永不改变的特征，因此基因可以成为个人的“独一无二身份证明”。

记者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些基因一旦暴露个人存在某些健康隐私问题，比如将来会罹患某种疾病，是否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周教授笑着说，这些担心都大可不必。

原来，人类的基因包括内含子和外显子:内含子主要作为遗传标记，即证明与上一代的关系;外显子用于编码蛋白质的DNA序列，其决定人的容貌、是否会患某种疾病等。制作“基因型身份证”的18个基因位点都是内含子，这与经常提及的“人类基因工程”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只具有个体识别的功能，不能用于疾病诊断。所以，“基因型身份证”不会暴露自己的健康“隐私”。

当记者将此“基因型身份证”称作“中国第一”时，周教授马上纠正说，其实我国第一张“基因型身份证”早些时候已经在成都出现，但它只有9个位点，从理论上讲，只适用于10亿人群。而目前的“基因型身份证”的适用范围已扩大许多。

庐山真面目

关于“基因型身份证”的报道看了不少，但它的模样却始终未曾见到。此时，周教授拿出了一张“基因型身份证”，也就是鲁景轩所持有的我国第一张18个位点的“基因型身份证”。

该证正面印有鲁景轩的相片、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其父母的姓名，18个位点的基因分型（包括性别基因）和血型，反面印有“基因型身份证”字样以及鉴定单位、证件发放单位的名称和印章。周教授解释说，这是婴幼儿型的“基因型身份证”，此外还有成人型。成人型与婴幼儿型的惟一区别是少了父母的姓名。

当记者问起“基因型身份证”在用途上与普通身份证的区别时，周教授如数家珍地讲了以下的作用:①用于鉴定试管婴儿是否为其父母所生;②避免新生儿在住院期间错抱，万一发生，可以此作为依据进行确认，减少不必要的纠纷;③精子库和卵子库的建立尚存不规范之处，那些依靠他人生殖细胞诞生的孩子，在长大后可能相识相恋，如果能够及时了解彼此的基因分型，可避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男女婚配，减少由此产生的疾病;④有助于离散亲人相认。比如，当被拐儿童获救后，可以通过其基因分型很快找到父母，避免因年久失散、容貌改变等原因造成的错认。

持证说明

如何才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基因型身份证”呢？

周教授介绍说，需要办理“基因型身份证”者，必须提供检材，如血液（一滴）、毛发（带毛球）、骨骼、牙齿、皮肤等，较常用的是血液。不能亲自前往提供检材者，可以在干净的纱布上留一滴血，寄往该中心。周教授特别提醒，如在纱布上留血样者，应有足够的量，有些提供者血液留得很少，大多为组织液，这样较难进行有效的检测。

记者问到“基因型身份证”的安全性问题，周教授回答道，除了用数字和字母标出的18个基因位点的分型，还通过激光技术编号写成条形码，只有研制单位才能识别，也无法破译和造假，并有存档，若有遗失，补办方便。

篇10：证明人身份证明

在职公职人员证明信

原民办代课教师调查摸底登记工作领导小组：

在，从事特此证明。

经办人（签字）：单位(盖章)

篇11：当事人身份证明

委托单位：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受委托代理人：姓名：

职务：

工作单位：

现委托上列受委托人在我单位与****纠纷一案中，作为我方诉讼代理人。

代理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起上诉或反诉，进行和解、调解，代收法律文书。

委托单位：

****年**月**日

公司职工身份证明书

同志，现在我公司工作，为我公司的职工，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同志，在我单位任特此证明。

****职务，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单位名称：

篇12：临时身份的证明

1、出具所在地公安机关的户籍证明信。

2、学生旅客出具所在学校的证明信。

3、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现役军人持所在部队出具的证明信。

4、外籍旅客持当地使领馆出具的证明信。

5、通过其他方式能够证明本人身份的。

证明信内容必须包括旅客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有效身份证件号码等信息，并加盖证明单位公章。

临时身份证需要本人办理，携带户口本及身份证回执。

二、公民在什么情况下需补领居民身份证，或办理临时身份证？

公民遗失居民身份证时，应当立即向本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告，并办理申报补领新证的有关手续。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可以申领临时身份证。公民补领新证后找到原证的，应当将原证交给常住户口所在地的户口登记机关。

三、公民如何申领临时居民身份证？

具体申领程序是：

（一）具备《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条件的.公民，可以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办理申请手续，要交验居民户口簿、本人近期一寸免冠黑白相片（相片尺寸标准同居民身份证），交纳证件工本费。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由监护人代为申领。

（二）公安派出所将公民个人信息核准后报送县（市）公安局或设区的公安分局审核签发，并负责证件制作。

（三）公安机关在收到申请后的三日内将证件发给申领人。

篇13：《身份的证明》信仰照亮的天空

这也就不难解释《身份的证明》与《集结号》一样,都具有独树一帜的人文关怀,使华谊实现了这一另类主题从电影到电视剧的全面开花。

较之以往谍战剧大多着重于抓特务的过程,本剧重点将笔墨落在抓特务的人的身上。《身份的证明》讲述地下情报人员瞿皓明,在潜伏时期不畏艰险获取了极有价值的情报,并且促成了其所在城市的和平解放。但解放后,由于惟一的上级牺牲,惟一的助手去了台湾,无人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使得革命功臣身处尴尬境地成为“特嫌”。他用后半生的风雨历程,为自己做了身份的证明。

瞿皓明与《集结号》主人公谷子地一样 “轴”,他们都是珍视荣誉胜过生命的人:谷子地本可以不找兄弟遗骨,而作为幸存的英雄过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对兄弟们有着一份心灵的承诺,迫使他必须“自讨苦吃”,即便孤军奋战也要证明兄弟们的“烈士身份”;瞿皓明也可以不再纠结于共产党人的身份,作为投诚的国民党将官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是“身份”是他的最大骄傲,他无法容忍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含糊与妥协。

制作上, 本剧从场景选择到道、服、化都极力吻合所处时代,是部考究的剧目,演绎方面也不愠不火,透着股素淡的人生况味,算是不走哗众取宠路线的原色电视剧。

整部剧气质如同张涵予本人自带的“旧”,不是老气横秋,而是一种岁月沉淀,表面从容、不使劲,内心却波涛暗涌。只是剧中无数次出现梦境碎片,并且没有强烈的逻辑关系渲染,加之音乐没有鲜明特色,致使剧情缺乏高潮。

故事主线倒是十分集中:在那个参军、工作、分房都以政治成分说了算的年代,一个“特嫌”压制了瞿皓明四十余年。期间儿女的参军机会一次次被卡, 自己被根正苗红的同志质疑排斥。身份的证明因此变成“侥幸”——没有那个“直接证明人”,他就永远只能是“特嫌”……47年的工作经历,比不上一个历史的证人,这是本剧带来的最大讽刺。

相较于为各类革命英雄树碑立传的常规影视作品,本剧更为浓厚的人文关怀在于,它用瞿皓明身上背负的政治偏见与向德福背负的变节包袱,真实展现了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以及酷刑与气节的不对称性。这样理念的提出需要很大勇气:一个身份“不明”但内心光明的人,与一个有着光鲜身份但内心灰暗的人,这种讽刺的身份对比对“身份的证明”从根本上进行了质疑。与此同时, 宁死不屈一向是对英雄烈士的褒扬,但无法忍受肉体的酷刑是不是就要将当事人的人格及信仰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