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历史

中国百年历史（共8篇）

篇1：中国百年历史

三

历史是客观的，但对它的认识、理解和描述却是主观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各有所好。而所好不同，撷取的方式，叙述的手段自然迥异。我的感觉是，《百年中国》的编导们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放弃了对百年历史匆忙作结论、下断语的冲动，也无意沉湎于抽象概念的迷宫中来图解历史。他们发现的不仅是真实的历史，而且是有震撼力、感性的历史。在拍摄之初，陈晓卿总编导对分集编导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最新发现的揭秘史料，此史料应得到学界公认。

2、极具震撼的历史镜头，应该是观众从未见到的部分。

3、重大事件的当事者言。此人的历史证言也应为观众所未闻。

4、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在当前史学体系许可的范围重新审视历史，寻找历史中有意义的巧合及诸多戏剧性因素作为结构语言的初始动机。同时，他也强调，《百年中国》应该不同于同类的其他节目，编导的个性发挥和独立思考均应得到鼓励。

为了再现历史的场景，编导们辛苦地寻觅遗迹，捕捉一个个镜头，他们寻找尘封已久的诏书、诰令、文件、档案、图书、报纸、契约、广告等，让它们为历史作证。就像总撰稿肖同庆一再强调的，我们要通过捕捉一个个鲜活生动，足以照亮岁月的历史细节，使观众体验感悟一部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历史。《百年中国》还注意人物的塑造：悲情的光绪皇帝、敢为天下先的孙中山、为民主而死的宋教仁、思想锐利的陈独秀、恂恂儒者的蔡元培、农民大王彭湃、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他们的复活也是历史的复活，历史不再是历史，而融进了我们现实的人生与社会。面对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传统上的反派人物，《百年中国》也无意脸谱化的丑化，而是将他们的行为与时代环境结合起来。对主持签订《辛丑条约》的李鸿章，片中没有一味追究他个人的责任，而是从李鸿章洋务事业的叙述中，提示观众应该注意导致1900年大悲剧的苍凉背景。一个民族将一场灾难完全归罪于最后奉命签字画押的人是不可取的。值得一提的是，长达1800分钟的《百年中国》在解说词的风格上也是相当统一的，在这一点上，总撰稿肖同庆的努力恐怕功不可没，配以赵忠祥富有魅力的声音，整个片子的解说发散出的韵味是悠远而典雅的。政权的更迭不再突兀，人物的命运不再突兀，社会的发展有脉络可寻。不夸张地说，《百年中国》给二十世纪的中国留下了相对完整的影像资料。仅从这一点，纪录片《百年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初衷。而在年的史学界，在百年历史的回顾方面并没有影响巨大的著述，也许历史界在与电视界的合作中可以得到许多的启发，对目前普遍存在的重分析而轻描述；重文字史料，而不重视其他口述、实物、照片、影像等史料；重资料罗列，而不重视表述技巧的误区应该有所警觉了。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录片《百年中国》在史学方面的价值就会不断显现出来，毕竟很难再有机遇重作这么浩大的工程了。同样，我也希望“影视史学”在中国会有乐观的前景。我想，这是所有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愿意看到的吧。

《百年中国》：历史现场的还原

篇2：中国百年历史

悠悠历史,已被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的篇章,回首顾望,有让我们敬畏的人物,有让我们愤怒屈辱的事件,更有让我们永远深埋在心中的记忆。愤怒,那些侵占我们领土残害我们同胞的侵略者;敬畏那些为了名族利益而不断战斗,无谓牺牲的战士们。沧桑年华,在一次次的革命战斗中,逝去的鲜活生命将成为人们永久的歌颂者。

在中国,辛亥革命成为了一次重要的转折点, 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这个在后来人们眼中既算成功又是失败的革命, 推翻了满清，成就了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从此中国进入了长期混乱的局面,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不可否认,辛亥革命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

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无产阶级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就近代而言,对中国造成极大混乱的就是“文革十年”,那个让众多知识渊博的学者从此再无宁日,让众多人民饱受摧残的革命,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正在这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革命都有有利有弊的一面, „文化大革命‟ 它提供了反面教训, 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篇3：百年茅台的历史传承

茅台酒有着悠远的工艺、质量和地域品牌起源。在我国历史上,关于酒的最早的溯源,既有“酒星始酒”“上皇兴酒”的典故,又有“仪狄作醪”“杜康酿酒”的传说。人类酿酒已有近万年的历史,而我国既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首创用酒曲发酵酿造粮食酒的国家。我国酿酒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茅台酒始于何时?当从赤水河酿酒的历史说起。赤水河发源于云南镇雄,古称大涉水、安乐水,后为赤虺河,再后称赤水河,因沿岸土壤为紫红色,雨水流入河中成红色而得名。“集灵泉于一身,汇秀水而东下”的赤水河,是一条美酒飘香的河,也是我国历史记载的最早酿造美酒的地区。

除了神奇的传说,历史上最早记载赤水河畔酿酒史的为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公元前130多年,汉武帝刘彻饮到夜郎(今黔北一带)所产的名酒“枸酱”,“甘美之”。以后便有了汉武帝派大将唐蒙到贵州开拓夷道,专门绕道茅台所在地仁怀的历史,有道是“汉家枸酱为何物?赚得唐蒙益部来。”为此,清代著名诗人郑珍诠释道:“枸酱乃从益部来。”茅台古称益部,而枸酱经考证为仁怀赤水河一带生产的用水果加入粮食经发酵酿制的酒。

2000多年前的汉朝,产品不可能有品牌。但赤水河畔益部(茅台)所产的地域性酒类产品“枸酱”成为茅台酒酿造技术的起源,也应该有必然联系。可以肯定的是,茅台酿酒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产自茅台的所有美酒中,最好的当数被后人以地名冠名的茅台酒。

在我国的酿酒史上,真正完全用粮食经制曲酿造的白酒始于唐宋。此时赤水河畔茅台一带所产的大曲酒,就已经成为朝廷贡品。至元、明时期,具有一定规模的酿酒作坊就已在茅台镇杨柳湾(今茅台酒厂一车间片区)陆续兴建,值得注意的是,茅台当时已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回沙”酿酒技术工艺。所产优质白酒顺赤水河入川后经长江远销,陆路则由马帮驮运翻山越岭销往贵阳等地。

至明末清初,随着当时经济、交通的发展,仁怀地区的酿酒业已呈现出村村有作坊,户户闻酒香的兴旺景象。在此期间,茅台独有的回沙酱香型白酒已臻成型。到了1704年,茅台白酒的品牌开始出现。以“回沙茅台”“茅春”“茅台烧春”为标志的一批茅台佳酿,以优质的贵州白酒品牌而闻名遐迩。

“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清朝乾隆年间贵州总督张广泗向朝廷奏请开修疏浚赤水河道以便川盐入黔,次年工程完工后,濒临赤水河的茅台镇便成为黔北重要交通口岸。便利的水运不仅带来了盐业的发展,也促使茅台酿酒业更加兴旺,到嘉庆、道光年间,茅台镇上专门酿制回沙酱香茅台酒的烧房已有20余家,最有名的当数“偈盛酒号”和“大和烧房”。到1840年,茅台地区白酒的产量已达170余吨,创下我国酿酒史上首屈一指的生产规模。“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成为那个时期繁忙酿酒景象的历史写照。

茅台酒质量特别好,这是茅台地区在过去数百年间靠质量不断积累的产品诚信和品牌诚信。赤水河畔悠远的酿酒历史,茅台地区特殊的气候、水质,独具匠心的酿酒工艺,早为古人所知并加以总结。清道光年间的《遵义府志》载:“茅台酒,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料用纯高粱者上,用杂粮者次。制法:煮料和曲即纳窖中,弥月出窖烤之,其曲用小麦,谓之白水曲,黔人称大曲酒,一曰茅台烧。仁怀地瘠民贫,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这段记载,准确地描绘了当年茅台酒的品牌、酒质、制作工艺及生产规模,同时也描绘了茅台酒生产过程中的诚信行为。

到了20世纪初,茅台已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酒品牌。支撑品牌美誉度的关键是产品质量,而产品质量的恒久保证却要靠生产者的诚信行为去维护。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数百年的孜孜以求,世代相传的茅台酿酒人坚持不懈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成就了茅台酒的高品质。

靠质量最早走向世界

茅台酒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国际金奖,成为享誉世界的3大名酒之一。茅台为我国赢得的荣誉,其实是世界对中国优质产品的肯定。我国的自主品牌成为世界的品牌,茅台百年诚信品牌的构筑,也从这一年开始在世界的瞩目下迈步,享誉全球的茅台也由此开始对百年诚信品牌倾情呵护。

作为世界3大蒸馏名酒之一的贵州茅台酒,享誉世界的历史是从1915年开始的。

茅台走出去了,初次走出国门就一鸣惊人,首次登台亮相便享誉世界。

1915年,美国为隆重庆祝巴拿马运河这一工程的竣工,决定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为了办好这届博览会,美国政府早在几年前就向世界各国发出邀请。45个国家参加了这次大型国际博览会。中国送去很多展品,其中就有茅台镇上成义、荣和两家烧房精心酿制的茅台酒。

也就在这届国际博览会上,参展的茅台酒虽然其貌不扬,但经过各国评委反复比较、品评,一致认为其色、香、味俱佳,堪为世界名酒,于是,茅台酒与法国的科涅克白兰地、英国的苏格兰威士忌共同被评为世界3大蒸馏酒,并授与金牌和获奖证书。茅台酒从此走上世界舞台,高居世界3大名酒之列。

茅台酒获得国际金奖,成为世界名酒,偶然中蕴涵着必然,这个“必然”,就是茅台酒佳韵天成的独特风味和亘古相传的卓越品质,在这背后,是茅台酿造人世世代代对产品的挚爱和诚信。而茅台百年诚信品牌的构筑,也从1915年开始在世界的瞩目下迈步。

1935年3月16日,红军攻占茅台地区。为了保护闻名遐迩的茅台酒生产作坊不受损失,根据军委领导的指示,军委政治部分别在茅台镇上生产茅台酒最多的成义、荣和、恒兴3家酒坊门口贴上布告,不让任何人闯入酒坊,严格加以保护。布告写道:“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于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制的茅台老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巴拿马大赛金奖,为国人争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甑、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今天,从茅台国酒文化城中陈列的这张布告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红军对知名产品的高度重视。

此外,对于当时的红军队伍来说,茅台酒恢复疲劳的功能和治病疗伤作用更是终生难忘。著名作家成仿吾在其《长征回忆录》中写道:“因军情紧急,不敢多饮,主要用来擦脚,解除行路的疲劳。而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大家莫不称赞。”

基于上述原因,1949年末,中央就来电,要求贵州省委、仁怀县委正确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保护好茅台酒厂的生产设备,继续进行生产。贵州省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成义、荣和、恒兴3家烧房在经济上给予有力支持,帮助其发展。对烧房经营者还给予较高的政治待遇。1951年,贵州省将最大的成义烧房收购,并将另外两家烧房合并进来,成立了国营茅台酒厂。政府随即调入得力干部,投入大量资金扩大生产规模,茅台酒从此开始了快速发展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晚宴在北京饭店举行,主菜为21道淮扬名菜,主酒为茅台。茅台酒开始成为国宴用酒,茅台品牌从此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高端品质孜孜不倦的追求

1952年9月,全国第一届评酒会在北京举行。中央领导再三叮嘱,要认真组织,严格把关,评出好酒。评酒会由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主持,全国各地送来了上万种参评样酒,到评酒会正式开幕前,已筛选出103种酒样供评酒会品评。经过来自全国的酿造专家、评酒专家及学者的认真品评,最终选出并命名了中国8大名酒,茅台酒名列榜首,被公推为“国酒”。

从此以后,茅台酒不仅成为规格最高、彰显高贵的国宴酒、外交礼仪酒,而且也成为市场上弥足珍贵的上乘佳品。同时,国家对茅台酒的生产和质量保证也给予了高度重视。1956年、1958年国务院领导曾经两次指示,“茅台河水不容污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茅台酒更是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大步走向国际舞台,发挥着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我国与世界沟通最多的品牌。

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和国际友人都在中国喝过茅台酒。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经常赠送的礼品是茅台酒。我国驻世界各国大使馆礼仪用酒是茅台酒。在中日建交、中美建交、国际交往,在我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生活的重大时刻,茅台酒都扮演了重要的外交角色。茅台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国礼酒,代表了我国产品的高品质。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到国酒茅台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末,茅台酒连续14次荣获国际金奖。从1953年开始通过香港、澳门转口销往国际市场以来,茅台酒已销售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外销近3亿元,成为我国出口量最大、外销国家最多、吨酒创汇率最高的高端白酒类商品。

从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昔日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产品,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之后,到今天大部分已不见踪迹,像中国茅台这样,成长为一流白酒企业的更是凤毛麟角。2006年,茅台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中国价值品牌20强之一,并以13.2亿美元排名第八;同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25家“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茅台是白酒行业惟一的上榜企业。去年,胡润中国品牌榜,茅台以440亿元的品牌价值排名第九。也就在去年,茅台集团销售收入一举跨越100亿元,企业效益、品牌价值、发展前景均成为我国白酒行业和证券市场上的翘楚。

为什么近百年的国际荣誉茅台品牌能够一以贯之?茅台集团8个大字的企业精神作了最好的诠释,这就是“爱我茅台,为国争光”。

结合茅台集团多年所推行的百年诚信品牌构筑措施,企业总结了其中的重要几点:坚定不移地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效益;坚持不懈地推进企业诚信文化和诚信品牌建设;坚持以顾客和市场为中心,恪守质量诚信、企业诚信和品牌诚信的发展宗旨,真诚地用优质产品和优质服务为广大消费者“酿造”高品位的生活。

篇4：中国百年历史

大陆学界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似乎已经到了顶峰，解构开始在某些枝节、某些具体问题上悄悄进行，从去年底到近期，在中山、广州举行的几次相关学术会议上，出现了关于辛亥革命研究的话语系统问题的争论。一些中年一代的学者不满于辛亥革命叙事的话语系统多年来没有更新，老一辈学者对此则有不同看法。还有，对“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传统命题，过去有国外学者和台湾学者提出质疑，现在大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关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也有人针对传统结论提出了不同观点。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还有对清政府宪政改革的评价，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等问题。所有领导人中，只有孙中山在国外待的时间最长，当然他是被迫流亡，但这也使他广泛了解国外革命的实际状况，以至于能够提出“以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的策略——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弊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毕其功于一役。应该说，辛亥革命的叙述、话语建构及遗产都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政府、政党、民间社会等不同层面来考察，这方面我们过去关注比较少，现正在努力进行。近代史研究中还有一个缺陷：我们总是局限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段，而不去考虑它与当下的关系、对现在的影响，虽然我们总说要加强长时段的研究，但是实际做得还不够。

关于百年以来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也值得回顾与梳理。从武昌起义后不久即出版的苏生著《中国革命史》问世，以及民国初年首次以辛亥革命命名的渤海寿民编《辛亥革命始末记》出版，对辛亥革命历史的叙事也经历了整整一百年的发展演变。

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早期相关著作，大多仅限于罗列资料，记述史实，学术性不强，但也较少受党派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民革命期间至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后，辛亥革命历史叙事则较为明显地在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下而不断地再建构，并很快形成了“辛亥”叙事中居主导地位的“正统学派”，其特点是大力宣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缔造了中华民国，“以中国国民党所组织之合法政府为正统”。稍后出版的冯自由著《革命逸史》、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罗香林著《国父之大学时代》等著作，虽不乏学术参考价值，但均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党派成见，带有某种官方色彩，打上了国民党正统史观的烙印。“写组织源流，以兴中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写革命领导人，以孙中山为中心；以一党一人画线，衡量是非，褒贬人物，不乏删削史实、涂饰功过之弊。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由于突出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历史功绩，竟被国民党政府以不符事实为由查禁。”（严昌洪、马敏：《二十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二○○○年第三期）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一隅，为配合“反攻大陆”仍继续加强国民党统治正统性的宣传。“正统学派”的主要代表性学者，也都跟随国民党到台湾，在此特定政治背景之下台湾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依然基本上承袭了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所谓“正统观念”，由此也使原有“正统学派”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得以继续发展。

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期至六十年代上半期，在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以高度评价以后，大陆史学界也开始重视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一批较有影响的资料集、专著、论文陆续出版和发表，逐渐形成被西方史学界所称之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新正统学派”，即主要强调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其重要地位与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辛亥革命又是一次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最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借鉴了辛亥革命的宝贵经验教训，完成了辛亥革命未能完成的革命任务。在西方与港台学界看来，这种对辛亥革命历史叙事的新解释体系，也难免蕴含着论证中国共产党大陆统治合法性的政治意味。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史学界的辛亥革命历史叙事有所变化，开始在许多方面明显突破了以往“正统学派”的传统研究格局，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向。这一时期虽然早先的“正统”性研究成果仍占有相当比例，但做出的评价却相对平实客观，学术性更强，政治性则开始有所减弱。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辛亥革命史研究“一元化”时代不能入流的诸多研究内容，均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产生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与此相反，大陆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不久就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停滞期，辛亥革命历史叙事也难免受到所谓“影射史学”的影响。“文革”时期的“儒法斗争”同样贯穿于辛亥革命史，被贴上“反儒尊法”标签的辛亥人物章太炎大受称赞，甚至出现抑“孙”扬“章”之情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均被“立足于批”而予以否定。

八十年代是海峡两岸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快速发展时期。尤其是在大陆，辛亥革命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九十年代以后发展势头虽有所减缓，但至今也仍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与之相伴随的是，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内容更为丰富，新领域、新课题不断开拓，新观点、新见解也层见叠出。起初是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会与资产阶级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清末“新政”、立宪派与立宪运动有了不同的认识与评价，随后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外交乃至整个社会，也都有比较扎实的专题研究，对辛亥革命是否属于资产阶级革命也出现了争议，甚至还有个别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负面作用与影响也不应忽视。

篇5：百年历史人物

齐福丕，是南宫中学的创始人，也是南宫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齐福丕1867年出生在南宫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酷爱读书。清光绪十一年（1885）中秀才，十九年（1893）中举人。

光绪廿七年（1901）至廿九年（1903），齐福丕先后在邯郸书院，直隶优等师范学堂任教员。他勇于探索教法，以新科设制，建议设省视学若干人，督促基层的教育工作。1904年齐福丕任省视学职务。不久被直隶督办派赴日本考察学务，著有《东瀛游记》一卷。归国后，任省学务处副科长。齐福丕对教育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小学又是教育之本。经悉心研究，他提出许多发展教育的具体意见，然上司竟不予采纳，遂愤然辞职归家。

从此齐福丕专心致力于发展南宫的教育事业。他接任了县立两等小学堂的堂长。该学堂初建于光绪廿九年（1903），是南宫县城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学堂。宣统元年（1909），为使远方无资求学的高等小学毕业生得以深造，齐福丕以小学结余经费增设初级中学班。1911年开始，中小学堂分设，建立了独立的南宫县立中学堂，成为南宫及周遭县邑的第一所中学。学制初为四年，后改为三年。他坚持“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在开设国文课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新增加了英语、数学、理化、史地、博物、法制经济、乐歌等新的学科。

因其在南宫办学成绩显著，直隶总督奏奖以知县之职。宣统四年（1912）齐福丕出任山东惠民知县。他十分注重教育，大力拓充学校。同时，又极力倡导依法治政。

不久，回家后，因县中秩序大不如前，县里正为选人而发愁，便请他继任南宫县公立中学校长。他上任后，对学校进行了一番整治。1919年8月16日病逝于家中，年仅53岁。齐福丕先生病逝后，学校也因校长后继无人和经费拮据等问题被迫停办，直到1921年才恢复开学。

虽然其间只毕业了五个班，但却为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的栋梁之才。这其中有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今北京师大）的鞠海峰、庄子毅，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韩轶南、刘德泽、赵文波、李子金、魏灿东等，后来这些人都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为南宫，甚至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篇6：AEG百年辉煌历史

电力照明迅速发展传遍世界，机械工程师埃米尔·拉特劳高瞻远瞩敏锐的洞觉了这一发明在德国的巨大潜力，不久之后的1884年在柏林的鲍尔咖啡馆里亮起了当时看起来非比寻常的电灯。一年之前也就是1883年在取得爱迪生发明专利之后拉特劳成立了德国爱迪生电力应用公司。

1887年公司更名为通用电力公司，AEG诞生了，公司领导人是埃米尔·拉特劳，至此德国更大范围内的电器拉开了序幕。

柏林十九世纪末德意志帝国正在大踏步迈向工业化，此时AEG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很快就发展为德国最大的电力集团和世界一流的企业。自那时起AEG以及他自身的发展不断改变世界推动技术向前发展。

从1888年起AEG进入电力机车制造领域，1989年近一年之后这台轨道矿井机车就开始投入使用，在此期间AEG为现代交通技术奠定了工程施工和技术进步的基础。

1891年在撒勒河的哈雷市AEG修建了一套完整的有轨电车系统，这个系统当时在欧洲独一无二，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五年之后投入运行和在建的有轨电车系统已达到了34条。

此时在AEG任职多年被接济人看作是交流电经济之父的设计师米哈伊尔·冯·多力沃·多波罗沃尔斯基研制了三相交流电系统，他首先研发了鼠笼型异步电机，之后是三相三纵新式变压器，电力技术在有了交流电之后才有了真正用武之地，直至今日异步电机仍是应用最广的电机，没有变压器电力传输无法想象。

也在1891年为了迎接在法兰克福的国际电力博览会，AEG在次推陈出新，从内卡河河畔劳芬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AEG建设了第一个远距离高压交流输电系统，其输电线路长度达176千米，输电电压达2万伏。AEG依次向世人证明在能耗很小的情况下电能是可以实现远距离传输的。德国向全国范围内实现电力供应得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1899年柏林斯潘道航运运河旁的默阿比特发电厂开始投产使用，他的输出电压达到6千伏，保证周边很大范围内的电力供应，电站业务自那时起一直都是AEG的主营业务之一。2年之后的1901年企业已在国内外建设了248个发电站，装机总容量将近20万千瓦。1903年AEG在轨道交通方面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企业研制出时速达210.2公里的快速列车，这一速度创造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比特菲尔德和德绍间的铁路线在1911年开始通车运行，这是德国第一条电气化长途铁路线。

除了机械制造AEG在工业建筑领域也颇有建树，企业不断迅速发展成绩显著，而此时的德国已是欧洲大陆经济的领头羊，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1907年埃米尔拉特劳任命羽德贝伦斯为AEG的艺术顾问主管企业总体对外形象。贝伦斯在接下来的几年着手设计了新的企业形象，企业商标从最初的灵感

1912年定稿为几经变化，最终在这样的样式。贝伦斯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全部的AEG产品上，还体现于他在1909年设计的柏林默阿比特涡轮机厂，这座建筑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电线在工业建筑。贝伦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为AEG的产品作出的设计不仅满足了技术方面的硬性要求而且考虑到了大规模生产的工艺流程，在电力照明方面的设计尤其独具匠心，比如这盏电壶灯。贝伦斯将技术要求和现在美学完美结合，并因此成为工业设计师争先效仿的榜样，他所设计的一些建筑至今仍是柏林市景观的重要部分。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AEG领导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埃米尔拉特劳于1915年失世。他的儿子瓦特尔拉特劳接过了对AEG的领导权，战争期间瓦特尔将主要精力放在军工厂的发展上，以此来补偿企业出口订单减小造成的损失，一战之后德国经济受制于对战胜国的战争赔偿，而1922年德国与俄罗斯签订的拉巴洛条约则使德国从孤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瓦尔特拉特劳也是当时的外交部长签订了这一外交条约，AEG从中获益非浅，俄罗斯成为了AEG最大的贸易伙伴，1922年6月瓦尔特拉特劳被人暗杀。

柏林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这咆哮的二十年代为当时的魏玛共和国尤其是电气工业带来了极大的经济繁荣。1923年在柏林的沃克斯豪斯德国第一个广播电台开始播音，通过德迪芬根公司AEG直接参与了这一项目。自1924年来同样以合作的形式AEG参与了新兴媒体电视机的研发，1928年德迪芬根的第一台电视上市，1936年柏林奥运会迎来电视史上伟大的时刻，由AEG德迪芬根研发的巨型光电摄像管摄像机，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可移动的远程电视摄像机，观众们调侃为奥运大炮。这台摄像机将奥运比赛场馆内一大部分的比赛画面传往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在柏林的25个可观看直播的公共观影室。从此这个新兴媒体迅速发展如脱缰骏马不可阻挡。

1945年德国满目疮痍四分五裂，AEG也深受战争荼毒，企业很多在前东德、俄罗斯的工厂被国有化，比如这个位于东柏林德的厂房。而AEG在西德则很快完成了生产线重建，1951企业总部迁至莱恩河畔法兰克福市，此时的AEG和德国一起创造着经济奇迹从厨房炉灶到洗衣机AEG的家用电器在市场上随处可见，很快AEG电器就成为德国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组

成部分。此时成就显著的AEG仍旧大胆创新和发展。

在1967年国际无线电展览会上当时的外交部长威力勃兰特标志性的按下了按钮，传统的黑白电视也有了色彩，这得益于PAL制式这个来自德迪芬根的伟大创新，一年后在于德迪芬根合并后1970年的AEG成为世界第十二大电器企业，雇员人数达18万人。AEG德迪芬根的产品上德国制造的标签就是产品的品质保证。

在工业制造领域AEG也实力雄厚，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建造了各种工业设施发电站、冶炼厂、轧钢厂和水泥厂，AEG还为矿上机械装备传送驱动系统。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AEG在一个伟大的工程上彰显了一个拜年企业的技术竞争力。1977年在非洲的莫桑比克被驯服的赞比西河的巨大水能正源源不断的发电，产生的电能通过高压直流输电被输送到2000公里以外位于南非共和国的约翰内斯保。

瓦尔特拉特劳与俄罗斯自1922年建立起的贸易关系成效显著，至1984年AEG已向前苏联提供了240个大功率涡轮机和压缩机。1987年为保证西柏林的电力供应AEG安装了当时创纪录的功率大20兆千瓦的备用电源蓄电池。不久后企业也研制了大型整流器用于控制电厂发电机，从而提升了电网的复合能力和安全性能。

AEG对快速列车e的研发也做出巨大贡献。从上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AEG为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建设了一整套总长超过27公里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目前AEG仍在为吉隆坡筹备更多系统的建设。

今天的AEG自2003年在其柏林的原址上重建以来守护着这个百年企业科技遗产。崭新的AEG技术成熟实力雄厚亦如既往的走在电力行业前列。新的能源要求提出了新的挑战，提升电网电能质量，建设分散发电系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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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作文

回顾党的发展历程，是坎坷的，但也是辉煌的!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国家的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是什么力量使中华民族重新耸立于世界名族之林?是知识的力量!知识改变命运，一个有知识的爱国志士更有力量去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国之兴亡，匹夫有责!无数革命先辈为国家的存亡而抛头颅、洒热血，无数能人志士为民族的崛起而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我们青少年更应该正视自己，热爱祖国，负担起富民强国的责任与理想，为中华之富强而读书!

爱国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履行的义务!我们要了解爱国，要知道爱国不是不学英语，不是在校服上写写画画的形式主义，恰恰相反的是，这种利用爱国精神而哗众取宠的行径是可耻的!我们要学会爱国，学会用行为去爱国，学会时时刻刻谨记自己是中国人，牢记国家民族赋予我们的重责，把爱国放在心中，刻在脑子里!

现今，90后的我们在蜜罐中成长，成天过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生活，安逸的生活使人丧失斗志，舒适的环境使人不思进取，这是时代给我们的考验，我们要发扬革命前辈不怕苦、不怕累;勇于创新，敢于开拓的精神好好学习，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复兴中华!

爱国是因为国乃家之根本，是因为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是因为作为国民爱自己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了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我们要强国;为了以后在异国的街上可以昂首挺胸的走，我们要强国;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要强国!

篇8：贵州六百年发展历史反思

一、重大历史机遇

在秦王朝统治期间, 今天贵州所辖区域已经纳入了封建国家的版图。秦始皇为巩固政权、便于管理, 下令修建了从四川经黔西北至滇西的“五尺道”。五尺道是贵州境内已知的由官方规划并投资修建的第一条道路, 在贵州交通发展史上有着极不平常的地位。这条一千多公里的道路沟通了秦都咸阳经四川、贵州与云南西部的联系, 揭开了贵州道路开发的序幕。汉武帝时期开辟了从今四川宜宾到北盘江, 途经毕节、纳雍等地的“南夷道”, 进一步加强了贵州与巴蜀和中原的联系。虽然“五尺道”和“南夷道”坎坷难行, 但毕竟是最早开发贵州的两条通道, 促进了贵州与外部的联系和交流。

到了元朝, 朝廷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需要, 在全国大兴“站赤” (驿站) 。此时的贵州分属于四川、湖广、云南三省, 站赤体系将贵州进一步纳入了全国交通网络。从秦汉至元一千六七百年间, 古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未曾开拓经营贵州。元代在贵阳建立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 以控扼黔中。进入明朝, 朱元璋为了统一南北, 巩固西南, 十分重视贵州, 由此开始了贵州大规模开发的进程。

明朝以来, 贵州至少有过四次大的发展机遇:建省、抗战内迁、“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

(一) 1413年建省

贵州正式建省始于明永乐十一年 (1413年) , 贵州建省与其在西南的战略地位有密切关系。贵州处在四川、湖南、广西、云南四省区之间, 历来是西南交通、军事要地。自元代开设驿道以来, 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经过贵阳, 川黔、黔桂驿道也在贵阳交会, 因而成为“西南大通道”, 不但西出东进、南来北往必经贵州, 而且还是通往缅甸、印度及老挝、柬埔寨等国的交通要道。明朝把贵州列为十三个行省之一, 目的就在于“开一线以通云南”, 在巩固云南边防的同时, 加强与四川、广西的联系。

贵州建省与其后的“改土归流”, 结束了过去大小土司各自为政的局面, 政制与中原并轨, 中央政府政令直达全省各地, 贵州能够以行省向中央发言, 这对国家统一与贵州社会进步无疑都具有深远意义。贵州建省后, 中央派来大批干部, 对贵州接纳外来先进文化十分有利。建省后大量客籍官员入黔, 比起原先封闭式的本土人“体内循环”、“近亲繁殖”是一大进步。明清贵州经济、文化、教育较建省前有长足发展, 固然是贵州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与建省带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干部制度改革有密切关系。建省开始了贵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开发。明朝开国元勋刘基 (刘伯温) 曾经想象:“江南千条水, 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 云贵胜江南。”

(二) 抗战内迁

贵州近现代工业起步晚, 发展慢, 基础十分薄弱。抗日战争爆发前当地工业主要是一些铁、汞、锑的开采冶炼以及印刷、皮革等行业。而且历经地方军阀连年混战, 资金、技术缺乏, 大多数的工厂企业仍停留在手工工场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 一些政府机关、文教团体和东南沿江、沿海地区的厂矿、企业被迫纷纷内迁, 其中不少工厂在贵州落户。1935—1943年, 贵州工厂数目增加10多倍, 资金增加50多倍, 民族工业有了较快发展。这些企业的迁入, 特别是部分资金、设备、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的流入, 对贵州近现代工业、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 “三线建设”时期

20世纪60年代, 贵州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在当时贵州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 这场大规模的建设为推动贵州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特别是在铁路交通、机械制造和重工业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为贵州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4年, 在中央的统一规划和领导下, 冶金工业部将大连钢铁厂的两座50吨电炉和本溪钢铁厂的两台巨型锻锤搬迁到贵阳钢铁厂, 迈出了从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搬迁企业到贵州的第一步。

中央决议, 贵州的“三线建设”是以铁路为先导, 以国防工业为重点, 使能源、钢铁、机械、化学工业等相互配套的全面建设。1965年, 川黔铁路通车, 打通了贵州与四川之间的铁路通道;1966年7月建成的贵昆线, 沟通了滇黔两省与外界的物资、文化交流, 打开了西南边疆的大门, 为贵州矿产资源的外运开辟了新的通道;1972年10月, 湘黔铁路建成, 黔桂铁路延至贵阳, 打开了贵阳的南大门, 全国支援“三线建设”的物资可以直达贵州;四川、云南的物资途径贵阳, 中转联运, 通达全国。4条“十”字形铁路的修建极大地改变了贵州的交通状况, 贵阳也因此成为贵州境内铁路网的中心。

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 全国20多个省市的100多个一、二线企业的20多万科技人员及职工, 纷纷搬迁至贵州。1966—1978年。国家对贵州工业基本建设共投资69.26亿元, 先后安排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200多个, 地方配套建设小型项目1000多个, 拥有尖端技术的国防科技工业, 以及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等工业。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 贵州基本建设投资就达46.26亿元, 占全国三线地区同期的12.9%。

“三线建设”促进了贵州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 为以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 西部大开发

自1999年底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 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获得了重要历史机遇, 也取得了重大成就。2000-2010年十年间, 是贵州有史以来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人民群众生活改善最为显著的时期。主要成就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2000-2010年, 贵州全省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5%;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20.3%;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20.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3%;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0%。十年间贵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均增长21.9%。2000年以来, 贵州依托能源、矿产、生物、旅游等资源优势, 不断深化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煤炭、电力、冶金、有色、化工、装备制造、烟酒、制药、特色食品加工和旅游业等特色优势产业逐步发展壮大。

第二, 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西部大开发以来, 贵州以交通、水利、通信、城镇公用事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2000-2010年, 全省公路通车里程由3.46万公里增加到15.15万公里, 其中高等级公路由1.7万公里增加到7.25万公里, 高速公路达到1507公里;铁路营业里程由1642公里增加到1983公里。水利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全省农村人均有效灌溉面积由0.3亩增加到0.6亩, 农业生产保障能力明显提升。

第三,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成效显著。为加快建设“两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贵州积极实施退耕还林 (还草) 、天然林保护、石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到2010年末,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40.5%, 比2000年提高了9.67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 全省共治理石漠化面积6615平方公里, 占全省石漠化面积的20%, 生态环境得到不断改善。

第四, 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教育事业加快发展, 小学适龄儿童、初中入学率分别保持在97%和95%以上,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55%,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0%。卫生、文化、全民健身等事业全面发展;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 为促进全省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覆盖, 农村危房改造和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大。

二、贵州开发战略的历史反思

贵州建省已经六百年, 近年来, 特别是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两大战略实施以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至今仍是“天下最贫瘠之省份”。距离刘伯温生活的年代已不止五百年, “云贵胜江南”的景象远未出现。

造成贵州长期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是未形成富有市场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和区域经济增长极, 无力带动全省经济持续发展。而主导产业和区域经济增长极未能形成的历史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区位因素和自然因素制约, 导致贵州先天不足

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大都是在大河流域产生, 如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恒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贵州处于长江流域的上游, 但却位于喀斯特集中连片高原山区, 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地区。特殊的喀斯特地貌, 崇山峻岭, 沟堑纵横, 筑路异常艰难。在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封建社会, 筑路工程是在手挖背驮、积薪焚石的方式下进行的, 工程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在主观方面, 贵州地处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交界, 长期得不到封建王朝的重视, 在唐宋以前多采取土官自治办法, 虽然政策比较宽松, 但中央政府也寡于直接管理和投资。直到元明时期, 才重视贵州的交通发展, 已落后中原上千年的历史。

建省时的贵州, 属地面积仅及当今的一半, 被称为“蕞尔之地”, 而且“地皆蛮夷, 山多箐广, 流水涵溢, 土无货殖……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经济实力“实不如江南一大县”, 财政长期仰仗四川、湖广协济。

即使到了明朝, 虽然主要驿道的开通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贵州的交通问题, 但是贵州的交通仍然相当艰难和落后。山高路陡, 大多驿道路程不能通马车, 只能行人坐滑竿, 货物用马驮, 行路十分艰难。驿道尚且如此, 驿道之外的其他道路更是难行。明朝大思想家王阳明贬至贵州时描述道:“连峰际天兮, 飞鸟不通”。

由于交通发展滞后的制约, 造成了经济、政治、文化落后, 而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又相互制约, 恶性循环, 形成一个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历史漩涡。

(二) 开发战略不利, 导致后天失调

秦统一以前, 从来没有一个中原政权能够对僻处西南的贵州进行有效的直接管辖。秦始皇下令修筑“五尺道”主要是为了加强对西南夷的联系和控制。

明朝政府为了加强对西南边陲的统治, 提高了贵州的战略地位, 把贵州作为控制四川、云南、湖广的军事要地, 贵州建省首先是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开一线以通云南”, 多半的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明朝以后, 中央王朝始终把滇黔驿道当做内陆边防的生命线, 高度重视贵州境域的军事战略地位。

从历史上看, 历代统治者的“治黔方略”都以“治乱”为主。贵州建省是国家意志和军事需要, 而非社会经济文化的聚集发展水到渠成, 既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又无统一的文化形态, 从根本上就制约了贵州的历史进程不是随全国的发展而进退。明代的移民开发带来了贵州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商贸的繁荣, 而文化却以“客居”而存在, 与当地还处于封建领主社会的文化形成鲜明的对峙。到了近现代, 西南经济通道作用日益显现, 带动了国家对贵州公路、铁路的建设, 如抗战移民、三线建设, 西部大开发。但无论是国家军事需要, 还是西南经济需要, 贵州的开发史都烙下了鲜明的“通道”烙印。

贵州自元代起, 是政治、军事、经济往来的“大路”, 通道的天然使命使贵州的开发始终围绕着“保通畅”的目的展开的。如前所言, 贵州不是农业高度发达的区域, 在农业文明时期, 就缺乏自我发展的客观条件, 但是, 中国西南各省的发展、乃至于与东南亚诸国的交往, 都客观需要这个通道提供保证。也就是说, 中央王朝始终掌握的对广西、云南的统治, 中国与东南亚的对外交往, 都是从这一片崇山峻岭中走出去的。贵州自明代以来的开发, 一直到80年代中国计划经济结束之前, 都可以说是对通道的“拓宽”“加固”式的开发, 经济开发未能成为重点。

贵州拥有丰富的矿产、水能, 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生态资源。在中央集权制下, 贵州的这些优势在通道建设的目标下没有能得到充分的开发, 而是被封建时代中央王朝统一上调。新中国成立后, 又是计划经济的统一调配, 贵州仅成为资源贡献、或是优势资源的廉价输出的地区, 对自身经济发展的推动总是被动多于主动, 量变缺乏质变。

(三) 多次丧失从边缘进入主流的历史机遇, 坐失良机

由于中央政府对贵州的重视并不着眼于它的经济发展, 而是着眼于军事、政治的功利。一旦军事、政治目标实现了, 或者其他边缘区域的军事、政治砝码加重, 中央政府对贵州的关注也随之减弱。但是, 如果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央政府能够赋予当地足够的经济决策权;如果本地民智开发充分、能够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历史上数次发展机遇, 尽快形成发挥本地比较优势、具备市场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体系, 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应当大有改观。

建省, 是贵州向中国经济社会主流靠近的先导性的一步。清代疾风暴雨式的改土归流, 客观上也拉近了贵州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流的距离。近代以来, 由于西方列强向东扩张, 东南亚沦为英法的殖民地。与之相毗邻的中国西南地区, 便出现了边缘主流化的倾向。像云南、广西这样的边疆省份走近了主流。相形之下, 贵州更处于近代化冲击波递减的边缘。抗日战争爆发以前, 贵州近代交通网络形成, 特别是当代立体交通网络形成后, 贵州又因固有的弱势, 难尽收通道之利, 却仍承续了通道之弊。近代贵州交通网络形成后, 特别是当代航空、铁路、公路和水运构成了贵州立体通道以后, 由于固有的贫弱, 无力将强势进出的人流、物流、资金和信息长久拦蓄下来。更有甚者, 连自己的一些优势也被周边的强力吸引而不断流失, 其经济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身处西进南下大通道而未能充分利用。长期存在资源贱卖或资源被“掠夺”现象, 使贵州难以靠自身的力量摆脱历史性的落后。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一些领导干部将发展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对立看待, 未能尽快建立特色优势产业体系, 使得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贵州长期发展滞后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未能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体系, 原因在于未能抢抓机遇实现本地要素的充分利用和吸引外部要素集聚。生态文明建设与工业化并不矛盾, 实际上唯有通过经济的加快发展才能更有力地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结论

总的说来, 贵州在历史上曾经“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坐失良机”,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穷问题, 始终未能进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形势需要, 贵州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调整思路, 积极应对, 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2010年下半年, 贵州省委、省政府借鉴历史经验, 力排众议通过了工业强省战略, 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促进贵州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央政府肯定了这一战略, 于2012年初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2〕2号) , 对贵州实施倾斜式支持。这又是一次重大历史机遇, 也是决定贵州未来发展的重要机会。

摘要：贵州是全国最为贫困的一个省份,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州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相对较差, 此为先天不足;历史上中央政府更多关注的是贵州的军事地位和通道价值, 不利于贵州经济发展, 这是后天失调;贵州也曾有过一些难得的历史机遇, 但因多种原因又坐失良机。未来时期, 必须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工业强省战略。

关键词：历史,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坐失良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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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同寿.贵州历史笔记.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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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贵州建省六百年开发研究》课题组.贵州发展与世界发展的文明对话.贵州日报, 2008年7月1日

[5]熊宗仁.历史性反思与历史性跨越.理论与当代, 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