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共8篇）

篇1：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交警无法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的责任分配

【裁判要旨】

在交警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时，法官可以运用“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分配交通事故赔偿责任。适用“优者危险负担”，应当在确定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过错比例之后，再考虑各自的危险负担能力，分配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

【案情简介】

2006年11月9日17时55分许，丁红军驾驶车牌号为浙BQ0655的大中型拖拉机自西往东行驶，在驶上浙江省慈溪市三北江桥超越同方向骑自行车行驶的徐松娥后，在下桥时又遇自东向西驾驶浙BBW175二轮摩托车的姚月平（与准驾证不符且未戴头盔）。在两车交会过程中，姚月平驾驶的摩托车倒地。因无法查明双方在交会时发生事故的过程，交警部门无法认定本起事故责任。姚月平经治疗，已产生医疗费用等各项损失363899.82元，遂向慈溪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丁红军赔偿相关损失。

另外，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对现场的勘验记录如下：事故现场道路是混合式、桥梁的一般坡道路，水泥平坦路面，双向宽度为4.8米，交通控制方式为标志标线，道路类型为四级。原告驾驶的摩托车右侧与三北江桥北侧发生剐擦，被告拖拉机的车体无明显痕迹。

【裁判要旨】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驾驶大中型拖拉机，在驶过双向宽度为4.8米的三北江桥时，应按交通标志标线行驶，即应在桥面中心线右侧行驶，而被告超越同方向徐松娥时，已轧中心线行驶，在下坡时又与自东向西行驶的原告相遇。与原告摩托车相比，被告驾驶的大中型拖拉机回避危险的能力较强，即便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系被被告所驾车辆碰撞其摩托车或其身体后跌倒受伤，但从事故现场图、证人证言综合分析，至少能够认定被告驾车超越时与原告距离过近，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了危险，导致原告避险措施不力，造成原告驾驶的摩托车右侧与三北江桥北侧护栏发生剐擦而倒地受伤。故应认定被告对本案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原告未戴头盔，驾驶的摩托车又与其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因交警部门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综合原、被告过错程度，以同等责任认定为宜。判决被告按50％承担原告各项损失计181949.91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理评析】

本案中法院运用了“优者危险负担”原则，分配了交通事故责任。

一、关于优者危险负担原则。

所谓“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是指在受害人有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到双方对道路交通注意义务的轻重，按机动车危险性的大小以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分配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机动车之间判断危险的原则是：以质量、硬度、速度、车辆自身控制力等因素来认定机动车的危险性大小。本案中，被告驾驶的大中型拖拉机的危险性显然大于原告驾驶的摩托车。在认定事故事实发生争议时，从有利于弱势车辆的角度作适度推定是符合公平原则的。本案适用优者危险负担原则，不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关于对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按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规定的突破，而是对该规定的细化，是在过错原则下法技术的衡平。

二、如何确定原、被告的过错程度。

适用“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的关键，是确定双方的过错程度。

—1— 本案所涉交通事故的发生，是由造成险情方(本案被告)的过错行为与避让险情方（本案原告）的过错行为共同造成的，即属于险情＋避让模式下的道路交通事故。被告制造了险情，而原告处在险情之中，避让不当，且原告自身也有过错（与准驾证不符且未戴头盔）。

在混合过错中，判定双方的过错程度，通常的标准有：一是根据注意义务的内容和注意标准来决定过错轻重；二是根据行为危险性大小和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决定过错轻重。

一般认为，造成险情方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直接原因，其交通行为状态对险情避让方的避让难易程度有着直接影响。在“险情＋避让”的特定情形下，确定发生险情行为在发生交通事故中的作用大小，要从交通事故发生的基本规律，即时空规律出发，分析行为人的注意义务。

注意义务之设定一是考虑社会共同生活基本秩序的保护，确立人们对他人行为注意程度的合理预期。二是考虑合理限定原则，使注意义务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既可以加强行为人的责任心，增强其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的精神，又不能使注意义务无限扩大，使人因注意程度太高而“无法注意”，从而影响人们的正常业务和行为。判断注意义务之合理，我们必须确立注意之基准：(一)“注意之合理”的判断应考虑注意义务的承担者，即谁应该具有注意义务。(二)“注意之合理”的判断应该考虑诸多因素，如法律政策、损害的可预见性、可能结果的严重性、社会的合理期待、社会价值等等。

本案中的交通事故空间要素是在双向宽度为4.8米的桥面，时间要素是在原、被告交会之际，正处于能见度不强的秋季的傍晚（11月9日17时55分许，天气为阴天）。被告以驾驶大中型拖拉机的营运为业，其注意义务为职业所要求的注意义务。被告的优势车辆对交通安全负有更重的注意义务。而被告未能举证证明自己已履行了充分的注意义务，尽可能地回避自己所驾驶车辆对周围的危险。原告驾驶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上路，且未戴头盔，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明确规定的注意义务。原、被告各自的行为对形成事故的原因力是均等的。所以，一审、二审法院判令被告承担50％的责任，既体现了尊重生命的基本价值理念，又符合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2—

篇2：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参阅案例15号

施建新诉南通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认定工伤的行政职权以及对相关事实调查核实的职责。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损害，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应由社会保险部门依法做出认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履行工伤认定职责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不是前提条件。

在道路交通事故一方逃逸，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未明确认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交通事故是否属于非劳动者本人主要责任做出判断。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为由，不予认定工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件事实】

原告施建新为第三人南通开发区力强钢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强钢丝公司）职工。6月12日6时20分左右，原告施建新驾驶摩托车前往公司上班途中与一辆白色小型货车碰撞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因白色小型货车逃逸，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去人事故责任无法认定。10月29日，力强钢丝公司以施建新在上班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为由，向被告南通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南通人社局经审查认为，因原告施建新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无法认定，其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工伤，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故决定不予认定工伤。但根据南通人社局与南通市公安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职工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申报工伤的处理意见》的规定，“责任无法认定”也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情形，可以认定为工伤。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施建新所受伤害为工伤。

【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在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的情况下，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认定应否成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2）原告施建新在本起事故中的责任应当如何判定。

【一审判决】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

（一）关于在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的情形下，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否成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郑州劳动争议律师www.zzldzyzxzx.com/）

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事故责任认定的唯一形式。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能够分清责任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一种是成因无法查明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穷尽手段仍然无法查清事故责任的情况。尽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交通事故的法定处理机构，但交通事故认定应当是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的参考性证据之一，而不应该成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但该规定仅是引导性说明而非法律强制性条款，其目的在于指引申请人尽可能详尽地提供有效申请材料，以便于准确作出工伤认定，因此，上述规定并不能成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前提条件的理由。本案中，被告南通人社局以申请人未能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为由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应属对该规范性文件的曲解和片面理解。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不排除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收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从该条文的文义看，收到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的认定为工伤需具备“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性条件，但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施建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确认为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并未排除的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的情形。此外，依照被告南通人社局与南通市公安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职工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申报工伤的处理意见》中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要求申报工伤的，应当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非本人主要责任（包括本人负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无责任和无法认定的情形）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依据”，原告施建新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情形符合该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至于被告南通人社局提出该文中要求提供的是“交通事故认定书”而非“交通事故证明”的辩驳意见，当属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事故认定结论形式的不当理解，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论是作出事故认定书还是事故证明，均是对交通事故责任的一种认定形式，被告南通人社局的辩驳意见不能成立。

最后，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至第十五条规定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工伤认定的职权以及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的职责。只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受理案件的事实进行调查并及时作出认定结论。在工伤认定案件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于工伤认定是否适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享有取舍权、判断权。即便申请人无法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也应当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综合各种情况，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准确判断是否属于事故过程中的非本人主要责任，及时正确地作出行政确认认定。本案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经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在要求申请人提供《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现实，也不可能。由于白色小型货车驶离现场，至今未能查获，致使原告施建新试图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确定事故的责任承担都已成为不可能。在此情形下，如果将劳动者所受的伤害一律不认定为工伤，实质上等同于让弱者承担了全部的事故结果，亦与保护弱者的社会法价值取向相背离。而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如果对这类情形的伤害一律不予认定工伤，那么，形式上看虽然保留了劳动者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主张工伤保险的权利，但一律不认定工伤的结果实质上变相剥夺了劳动者获得救济的途径。

因此，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应成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充分履行调查核实职能，对是否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作出判断。

（二）关于原告施建新在本起事故中的责任认定应当如何判定

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执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由此可见，工伤保险的立法目的核心要义在于对受伤害的劳动者的工伤救济与补偿。目前，《工伤保险条例》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能否认定工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受伤害的劳动者救济与补偿优先的立法目的，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至于本案被告南通人社局提出的原告施建新无证驾驶未年检车辆的问题，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并没有无证驾驶或者车辆未经年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遭受伤害的不得认定为工伤的禁止性规定。

其次，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应当参照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确定责任承担。所谓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是指在难以分清事故双方各自过错责任的情况下，考虑双方对道路交通安全注意义务的轻重，按机动车危险性的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分配交通事故责任。本案中，白色小型货车无论在速度、重量、体积及对让他人的危险性方面，与原告施建新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相比，其应具有更高的避险义务，应当履行更重的安全注意义务。从事故现场来分析，施建新所驾驶的二轮摩托车与白色小货车均自北向南同向行驶，根据公安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痕迹检验报告》，二轮摩托车的左侧有擦碰，可以合理推断白色小货车位于摩托车的左侧，其车身右侧与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擦，从生活常识判断，白色货车从摩托车左侧行驶时碰擦二轮摩托车的可能性更大。本起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白色小型货车逃逸，故推定由具有更高危险性和负有更高注意义务的逃逸方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更符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的精神。因此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原告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

因此，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根据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并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定。

综上，被告南通市人社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据此，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于12月3日作出（）港行初字第0070号行政判决：

一、撤销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9月29日作出的（）第65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施建新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重新认定。

【审理结果】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篇3：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刘某是某铜业有限公司员工,2014年4月,刘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铜业有限公司、刘某家属述称:2014年4月2日22时许,刘某在上班途中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往公司所在地行驶,在行驶中与道路右侧路旁树发生碰撞,造成刘某当场死亡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铜业有限公司、刘某家属申请认定工伤。

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核实,刘某于2013年3月被铜业有限公司聘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成立。2014年4月2日晚22时许,刘某因到单位上班,驾驶二轮摩托车到公司途中遭受道路交通意外事故死亡。2014年4月30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当事人刘某驾驶二轮摩托车往单位行驶时,与道路右侧行道树发生碰撞,造成刘某当场死亡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调查取证并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

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决定:刘某受到的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因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未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未作出责任划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不符合认定条件,不予认定为工伤。

刘某家属不服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认定决定,向一审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家属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次认定交警部门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但本次交通事故责任并非不能作出认定。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调查核实权。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的函》(人社厅函〔2011〕339号)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均要求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以司法等有权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为依据,但其并未限制在没有上述法律文书的前提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认定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同样明确了在上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不明确的前提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事实进行相关认定,法院也应当就其作出的认定进行审查。交警部门经调查取证并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结合刘某夜间驾驶摩托车撞到行道树这一事实,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的证据成立。其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不应认定为工伤。

刘某家属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人民法院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经调查无其他相反证据的前提下,根据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证据材料,以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事故未作出责任划分为由,作出对刘某所受伤害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议焦点

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当有关机关未对道路交通事故作出责任划分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如何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职工家属方认为:一是刘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无法查清交通事故成因,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份证明未作责任认定,因此公安机关并未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仅排除了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伤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限制在无法认定责任情形下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未认定责任的情形未排除在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之外。二是有权机关未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是不合法的。

当地人社部门认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二条“《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的规定,工伤认定申请人应该向人社部门提供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应该提交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应当知道无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责任划分的有效证明,将会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案例评析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调查核实权。因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核实此次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单车交通事故,刘某驾驶的摩托车与道路右侧行道树发生碰撞。行道上的树是静止不动的物体,刘某驾驶的车辆是运动的,是人可控制的。事故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证明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人社局调查收集的现有证据判断,刘某自身的过错是发生此次事故的全部原因,其应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

因此,本案中,在没有有权机关作出事故认定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根据其收集的证据、调查核实的情况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作出认定,并结合其他相关事实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篇4：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那么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职工的工伤能否认定？近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2015）15号参阅案例回答了这个问题。

2012年6月12日早晨6时20分左右，施建新驾驶二轮摩托车前往公司上班途中与一辆白色小型货车相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事发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现场。施建新因此受伤，经医院救治诊断为左肩锁骨关节脱位、左多发性肋骨骨折。由于小型白色货车逃离，2012年8月2日，当地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2012年10月29日，施建新所在单位力强钢丝制品有限公司以施建新在上班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为由，向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2013年9月29日，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施建新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无法认定，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认定工伤的情形，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施建新不服，向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港闸区法院审理认为，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事故责任认定的唯一形式。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能够分清责任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一种是成因无法查明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社会保险部门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不排除受害职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施建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为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并未排除的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的情形。

最后，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本案由于肇事车辆至今未被查获，使原告试图通过民事诉讼确定事故责任承担方式已暂不可能，如果将此情形下劳动者所受伤害一律不认定为工伤，等同于让弱者承担了全部的事故结果，这与社会法保护弱者的立法目的亦相背离。而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如果对这类情形的伤害一律不予认定工伤，那么从形式上看虽然保留了劳动者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主张工伤保险的权利，但一律不予认定工伤的结果实质上变相剥夺了劳动者获得救济的途径。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根据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并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定。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

综上，港闸区法院认定被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职工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的工伤认定

工伤认定案件关乎普通劳动者的生存保障，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伤认定中的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本案即为工伤认定的又一起典型案例。当前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作出责任无法认定结论的现象十分普遍，作为肩负工伤认定职权的劳动保障部门，如果一味草率地根据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将这类事故中受害职工置于工伤保障大门之外，无异于变相拒绝履行劳动保障职责。

《工伤保险条例》属于《劳动法》的范畴，根据《劳动法》第一条的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该法的立法精神。在《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和《工伤认定办法》第一条中，也均体现了该立法目的。因此，劳动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时，应当适当向劳动者倾斜，以体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本案中，施建新对交通事故是否负主要责任处于难以认定的灰色地带，根据立法本意，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并进而认定为工伤。

篇5：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

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将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次要责任。

1、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

2、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3、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

4、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期限的时间：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现场调查之日起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在查获交通肇事车辆和驾驶人后十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应当在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期限的时间：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下列内容进行审查，并做出复核结论。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认可的处理办法一：行政救济途径: 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审查认为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责任划分不公正、或者调查及认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应当作出复核结论，责令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认定。

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认可的处理办法二：因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在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中，要对其进行当庭质证，对其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法庭提出自己对事故认定书有异议，并阐明理由，人民法院有权决定是否采纳，并有权决定事故的赔偿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1、除未查获交通肇事逃逸人、车辆的或者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以外，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1)交通事故当事人、车辆、道路和交通环境的基本情况;

(2)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

(3)交通事故证据及形成原因的分析;

(4)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

篇6：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期限

2005-09-0

2交通事故认定期限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

1、除未查获交通肇事逃逸人、车辆的或者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以外，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1）交通事故当事人、车辆、道路和交通环境的基本情况；

（2）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

（3）交通事故证据及形成原因的分析；

（4）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者意外原因。

2、未查获交通肇事逃逸人和车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要求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的书面申请后十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受害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有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的责任；无证据证明受害人有过错的，确定受害人无责任。并送达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当事人。

篇7：刮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刮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本文转自东莞交通事故赔偿网

同向刮蹭交通事故

1、一方在变更车道过程中形成的同向刮擦交通事故，变更车道一方承担全部责任；

2、一方超越另一方过程中形成的同向刮擦交通事故，另一方在本车道内正常行驶的，车速较快的一方承担全部责任；

3、一方超宽且未按规定设置明显警示标志，另一方在超越过程中形成的同向刮擦交通事故，超宽方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另一方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4、一方超宽并在与另一方并行或者超越另一方过程中形成的刮擦交通事故，超宽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5、一方在车道内停车，形成的同向刮擦交通事故，停车一方按规定开启了危险报警闪光灯并设置了警示标志的，另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6、一方在车道内停车，形成的同向刮擦交通事故，停车一方未按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和设置警示标志的，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对向刮蹭交通事故

1、一方骑压中心线行驶或驶入对向车道形成的对向刮擦交通事故，该方承担全部责任；

2、一方超宽，对方在本车道内行驶形成的对向刮擦交通事故，超宽的一方承担全部责任；

篇8：网约出租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一) 相关案例报道

新型出行方式“专车模式”在市场推广后一直备受关注与争议, 而对于专车运营平台 (以下简称“专车平台”) 的侵权责任的认定却未予明确。2016年7月28日, 交通部及其他几个部门共同发布了正式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1) (以下简称“《办法》”) 。随后, 交通部紧接着于2016年7月29日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服务规范》”) 。其中《服务规范》的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专车运营平台需要对交通事故承担先行赔偿,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乘客及驾驶员转移运输服务风险。

当然, 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厘清了专车运行交通事故中的侵权责任: (1) 交通部出台的仅是征求意见稿, 效力还不确定; (2) 即使“先行赔付”制度得到正式认定, 也不意味着专车运营平台承担了最终的不利后果, 因为先行赔付并不否认专车平台可能拥有的追偿权; (3) 交通部之规定只是部门规章, 其规定之合理性仍值得探讨, 对于侵权责任的探讨仍需从侵权法本身出发。同时, 现实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专车交通事故案例, 法院判例也已经出现, 但法院之裁判也不一, 并未形成对于专车侵权责任的统一观点。 (2) 因此本文论证的便是专车运行模式中, 出现交通事故后侵权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

(二) 文献综述

在学术类文章中, 尚没有专门对专车平台的侵权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 但是对于此问题的观点阐述则较为丰富, 例如, 有人认为如果是私家车作为专车使用, 那么对乘客十分不利:在发生车辆损失时, 乘客人作为车辆承租人应承担损失;在发生人身损失时, 乘客作为司机雇主亦应承担损失。照此, 乘客作为消费者将承担最大的不利益。 (3) 也有人通过保险制度揭示出私家车辆在事故发生时用于专车经营, 实际上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 因而可能违背了保险法及保险条款、特别约定的规定, 最终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4) 然而, 此类文献论证性不足, 一部分还是针对具体案例讨论, 系统性不强而且数量较少, 没有做到类型化研究。

另一类文献则是关于“网络交易平台的侵权责任”问题研究, (5) 针对此类文献, 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 根据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概括性地讨论民事责任, 得出网络交易平台的主要义务 (例如保证网络交易平台正常运行、保证交易安全义务、制定和公示交易规则的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保密义务、合理审查义务、信息监管义务、资料存储管理义务、信用管理义务等) , 但不说明具体承担何种责任;第二, 从归责原则角度出发, 笼统地得出适用过错原则或无过错原则;第三, 对于具体性、不同的交易平台讨论比较少, 其中只有对买卖类交易平台分析较多, 同时也涉及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分析, 但其他交易类型的交易平台讨论较少。

(三) 研究范围的确定

专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 根据不同的受害人, 可产生不同的请求权和法律效果: (1) 搭载专车的乘客受损害; (2) 进行专车服务的驾驶员受损害; (3) 交通事故致使专车乘客与驾驶员以外的第三人受损害。

乘客与第三人作为损害人时, 其侵权请求权的分析其实是一体的, 较为明显的区别是在于乘客与专车平台之间仍有合同关系, 故在请求权的选择上, 乘客较第三人多一层合同请求权的选择。驾驶员与专车平台的法律关系则需要分类讨论, 其法律关系是否使得专车平台承担雇主责任, 也会影响到第三人对侵权人的请求权。故在三个类别化的请求权分析中, 会重点分析第三人的侵权请求权。而在赔偿责任主体方面, 将重点关注专车平台公司在各类情形中是否承担责任及承担多大之责任。

二、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和请求权基础规范

(一) 责任主体

网络预约出租车 (专车) 是以传统出租车为原型, 在互联网模式下发展出来的新型出行方式, 因此预约出租车 (专车) 营运中交通事故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主体可参考借鉴传统出租车交通事故对第三者的赔偿责任主体的认定。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主体的判断标准, 一般来说学术界和实践中大致均以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认定责任主体, (6)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9条至第52条也体现了这一标准。其中, 运行支配是指事实上支配、管领机动车的运行, 运行利益是指因运行本身而生的利益。对于出租车交通事故, 也有学者依据此标准进行专门论述, (7) 例如文学容、郑太服认为应依据传统出租车不同的运营模式如挂靠、承包、出租等, 通过分析不同的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赔偿责任主体。

(二) 请求权基础规范

在我国, 受害人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请求权基础主要规范在《侵权责任法》第46条至第53条, 其中, 第50条至第53条有关转让、拼装或报废汽车、盗抢、逃逸等情形非为一般交通事故的正常情形, 在此不予讨论。其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适用过错原则,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适用无过错原则, 以及机动车一方的免责事由。最后,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对更多主体进行了规定, 以上均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可能提出的请求权基础。

三、乘客为受害人时的交通事故责任分析

(一) 专车平台与乘客的法律关系

1. 专车平台担任承运人角色

《办法》第16条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 应当保证运营安全, 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从此条也就可以得出, 专车平台与乘客之间的合同关系是客运合同。此前, 有观点称专车平台承担的是居间人的角色。 (8) 然而, 本文认为专车平台与乘客之间绝非居间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专车平台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决定价格, 尤其是决定了对乘客的收费, 这与《合同法》中居间人承担的“提供交易机会”义务相差很大, 在传统的居间过程中, 决定合同的内容是双方当事人而非居间人。在专车服务交易中, 乘客最主要的义务就是支付费用, 而此费用由一个“居间人”决定, 于传统法理不合。而《办法》第20条则直接明确:“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合理确定网约车运价, 实行明码标价, 并向乘客提供相应的出租汽车发票。”由此, 可看出专车平台并非是居间人。

2. 专车平台在保险方面的义务

《办法》第23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依法纳税, 为乘客购买承运人责任险等相关保险, 充分保障乘客权益。”这也就意味着, 在追究最后的侵权责任之前, 乘客在交通事故中受损首先能得到承运人责任险的赔付。承运人责任险来源于《道路运输条例》第36条的规定。 (9) 承运人责任险的实质是承运人对乘客的合同责任的风险分担, 而非对其侵权责任的风险分担。在专车模式中, 专车平台被认定为客运经营者, 因此被要求为旅客购买承运人责任险。

(二) 承运人责任险与交强险

发生交通事故后, 运营车辆有承运人责任险与交强险的赔付。交强险的赔付规定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但其赔付并非是侵权行为所致, 保险人也非侵权人。承运人责任险是基于承运人违反安全送达义务而需赔偿乘客的次生义务, 进而由保险人对此进行赔偿的第三者险。承运人责任险规定在《道路交通条例》第36条, 其也是强制险的一种。在正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中, 任何受害人都可以先向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范围内请求赔偿, 但并非任何受害人都可以向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人请求赔偿。乘客基于客运合同中的乘客地位, 使得其在受到损害后, 既可以基于承运人的合同责任进行主张, 也可以基于侵权人的侵权责任进行主张。而当其选择合同请求权时, 其就可以向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人进行主张, 要求赔偿承运人应该基于违约行为赔偿的范围;对于保险不足以覆盖的部分, 则依然由承运人进行赔偿。如其选择侵权责任, 则在交强险赔付之后, 应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找寻责任主体, 此时可以参考下文第三人受损害时的责任主体讨论。

四、驾驶员为受害人时的交通事故责任分析

(一) 专车平台与驾驶员的法律关系

1. 三个主体、三个许可

在专车运行模式中, 存在着四方主体:专车运营平台、汽车提供方、驾驶服务提供方、乘客。其中, 前三方都是为乘客而服务, 可谓是一种商业运营。因而在《办法》中的第6、7、8、13、14、15条规定, 三者都需要得到许可证才可以经营。其中专车平台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运营车辆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驾驶员需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此三种行政许可规范的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 无此行政许可, 此三者仍与乘客产生合同关系, 只是由于此三者的内部法律关系例如劳动关系的存在与否, 最终会影响法律效果。

2.《办法》专车平台与车辆、驾驶员的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 《办法》将专车平台明确规定为承运人, 其是整个交易中的经营者。而专车平台与车辆提供方、驾驶员的关系尤为重要。

(1) 专车平台对使用车辆的保证义务。《办法》第17条要求专车平台需要购买“相关保险” (10) , 任何车辆都要求购买机动车交强险, 《办法》第17条的“营运车辆相关保险”, 应该是指作为客运车的车辆, 应购买上述第23条中确认的承运人责任险。需要注意的是, 《办法》第13条虽然规定的是“车辆所有人或专车平台公司”为其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但此处购买承运人责任险是专车平台公司的义务, 因为其才是承运人。但具体的承运保险投保费用由谁缴纳, 可以由专车平台公司与车辆所有人进行约定。

(2) 专车平台与驾驶员的法律关系。“劳动合同或者协议”一词, ○11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中只能够签署“劳动合同”有很大差别。此也就意味着, 专车平台与驾驶员之间可以是劳动合同关系, 也可以是其他的协议关系。

(二) 驾驶员侵权请求权分析

驾驶员和承运人并非一定是劳动合同关系, 《办法》中使用了“劳动合同或者协议”一词, 也就意味着驾驶员和承运人之间可能存在其他关系。结合现在专车运行中常用的B2B和B2C模式, 驾驶员与承运人之间可能存在的法律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劳务派遣关系以及其他关系。

在B2B模式中, 车辆一般来源于租赁汽车出租公司, 驾驶员可以是自己招募, 也可以是通过劳务派遣公司进行劳务派遣。这时专车平台公司就是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 双方受《劳动合同法》相关条文的约束。此时若驾驶员在交通事故中受到损害, 其可以向用人单位请求工伤赔偿。

在B2C模式中, 车辆一般为司机的私有车辆。原来交通部曾不允许私家车的接入, 但出台的《办法》规定在取得车辆和驾驶员进入该行业的许可时, 车辆可以登记在车辆所有人名下, 而驾驶员和自己的车辆均取得经营许可。只是, 其不得独自从事营业, 必须通过取得许可的专车平台公司提供服务。○12为建立此种联系, 《办法》规定, 专车平台与司机可以签署劳动合同或其他协议。如专车平台与司机非为劳动合同关系或非劳务派遣关系, 而司机受到损害, 则司机是否可请求专车平台承担工伤赔偿或侵权赔偿, 本文在下文结合案例讨论。

五、第三人为受害人时的侵权责任分析

(一) 现实案例分析

第三人为受害人时, 可能存在专车与其他机动车的交通事故, 以及专车与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只有当专车与其他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中存在过错时或者专车与非机动车的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时, 才需要讨论专车平台公司可能的侵权责任。

现实中已经出现此类案例,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高某与上海和平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先锋智道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13一案。案情主要是:原告甲搭乘案外人张某的A车, 与乙的B车相撞, 责任在乙。乙虽为B车的车主, 但该车登记在丙租赁公司之下, 丙将其出租给先锋智道 (AA租车背后的专车平台公司) , 同时乙作为驾驶员从事专车运营。王某向丁保险公司同时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现原告请求乙租赁公司与先锋智道赔偿。法院最后的判决为:乙的行为为履行职务的行为, 先锋智道应该承担交强险和商业险以外的损害赔偿;而被告丙租赁公司作为乙车的登记车主, 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丙租赁公司对事故发生有过错, 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此则判例是典型的第三人受损的情形, 其中, 专车一方有三个主体, 真正的机动车主乙, 登记车主丙租赁公司, 以及专车平台先锋智道。该案例中, 法院没有对王某与先锋智道之间的法律关系作过多的说明, 而是直接认定为劳动合同关系。因此认定在交强险和商业险之外的赔偿, 应由先锋智道承担;而原告由于没有证明丙租赁公司的过错, 因丙不承担任何责任。其依据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项及《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第16条。

(二) 商业险保险人的赔偿义务

上述案例的判决中, 出现了商业险的赔偿。虽然该案判决商业险应当赔偿, 但现实中另有其他案例以及有不同观点认为, 专车所有人投保商业险时, 其按照家用车投保, 当其用于专车运营时, 实际上改变了该车的使用方式, 并且增加了其使用风险。而“根据保险法及保险条款、特别约定的规定, 被保险人擅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 并未履行通知义务办理批改手续的, 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14在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的一则机动车交通事故案中○15, 被告之一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抗辩道:被告的车辆是用于滴滴打车营运, 其向人保财险南京分公司投保时是按照家用轿车来投保的, 实际用于营运, 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 增加了保险公司的投保风险, 保险公司在三者险内不应赔偿。

《保险法》第52条规定, 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从此条可以看出, 商业险保险主体如不负有赔偿义务, 需要证明两点:一是私家车用于营运使得其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二是此中显著增加的危险程度与交通事故具有因果关系。笔者认为, 私家车用作运营车辆, 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其使用次数, 而在达到报废的里程数之前, 增加使用次数并不意味着危险程度增加, 更不能意味着“显著增加”。其次, 发生交通事故的原因, 往往是因为驾驶失误或者车辆本身的损坏, 而正常的车辆使用是正常之耗损, 既是正常的耗损, 更加不可能是交通事故的原因。因此, 上述南京一案中, 保险公司的主张是不成立的, 保险公司仍然须承担商业险保险人的赔偿义务。

(三) B2C模式下汽车出租方的过错责任

在上海浦东一案中, 对于租赁公司的责任, 法院是从机动车的登记车主和真正车主来考察。其判词认为“被告某租赁公司作为乙车的登记车主, 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某租赁公司对事故发生有过错, 故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乙将车登记在丙之名下, 而乙实际为真正车主, 乙丙之间实际上为车辆的挂靠关系, 挂靠的目的是为了最后出租给先锋智道, 由乙作为驾驶员从事经营。至于为何乙不能直接挂靠给先锋智道, 因此在此时, 相关法规并未出台, 专车经营有许可争议, 先锋智道并不具有行政许可, 通过丙出租车公司的租用, 正是为了避免出租车经营许可的问题。而挂靠给丙公司, 丙公司并不用于专车经营, 只是用于出租, 并不需要相关行政许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 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然而, 笔者认为, 此种情形并不符合“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因为乙的挂靠虽然最终目的是为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但被挂靠方并非承运人, 如果直接认定适用此条, 也就完全忽略了被挂靠方与真正的承运人 (专车平台公司) 之间的租赁关系, 显属不当。

从《侵权责任法》的第49条考察有关租用借用的情形, 或许更为适当。在租用、借用的情形中, “机动车使用人”对赔偿负责, 而“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中, 机动车使用人显然为先锋智道, 所有人为乙, 似乎不适用此条。但机动车所有人虽非为丙, 但出租人确为丙, 且乙丙之间存在的挂靠关系正是为了与先锋智道合作, 故丙实际上取得了乙的授权进行出租。笔者认为, 虽然在此条描述的是出租关系中的责任主体, 但“机动车所有人”并非是所有的出租人, 对于有权出租人的侵权赔偿, 也应该适用此条, 即适用过错原则。

综上, 笔者认为, 汽车出租公司在专车交通事故中的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 存在过错时承担责任, 无过错即无责任。

(四) 第三人为受害人时专车平台的责任承担

专车平台与司机的法律关系, 不仅影响到第三人受到损害时, 专车一方需要承担责任时, 责任主体是专车平台或司机的问题, 还会影响到司机受到损害时, 专车平台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

从第三人受到损害的情形来说, 专车一方只有在需要承担责任时, 也即在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中为有过错一方, 或与作为非机动车一方的第三人发生交通事故, 才需要进一步讨论责任主体是专车平台或是司机。而在此之前, 讨论是否存在雇主责任是必要的, 因为只要雇主责任存在, 那么对外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一定是雇主。只有雇员故意或重大过失时, 才承担连带责任。

《侵权责任法》的雇主责任规定在第34条和第35条, 劳动合同关系、劳务派遣以及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会导致雇主责任的产生, 故问题在于专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当专车平台采用自聘司机或劳务派遣模式的时候, 专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合同关系或劳务派遣关系, 在这两种关系中专车平台作为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都需要承担雇主责任。因而惟一需要讨论的是, 除此两种法律关系外, 是否可能存在劳务关系或其他关系的情形。如存在劳务关系, 则专车平台仍然需要对提供劳务的司机对他人造成的侵权承担雇主责任。如果非为上述三种关系一种, 则专车平台在交通事故中只要无过错, 即使有先行赔付的义务, ○16也应有权向真正的侵权主体司机进行追偿。而在目前争议较多的是, 作为私家车的车主, 在闲时提供服务, 从事运营, 此时司机与专车平台成立何种合同关系。○17卢鑫认为应认定为承揽合同关系, 鉴于司机的独立性以及专车平台对工作成果的要求, 更符合承揽合同之特点。○18

笔者认为, 首先, 私家车的闲时运营, 时间上完全由私家车车主自主决定, 但一旦开始运营, 在费用、服务标准、回馈评价等方面就要完全服从专车平台的规定。也就是说, 司机只在进入运营的时间上是自由的, 一旦接单, 那么他的时间和行为就受到约束, 至少他应该根据合同完成此次承运任务。其次, 在进入工作之后, 私家车司机也要如正常的其他类型的司机一般, 接受各类专车平台公司制定的规范。这也就意味着专车平台实际上对工作中的司机是处于控制状态的。故司机的独立性并非卢鑫所说, 可以达到了承揽人的高度独立性。最后, 《办法》关于司机与专车平台的关系叙述为“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 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 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运营等方面的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 一方面从岗前培训和日常教育可看出, 专车平台对司机具有一定的控制;另一方面从“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 可看出法规也是从劳动或劳务合同角度来引导双方法律关系。

因此, 笔者更倾向于认为, 这应该是一种短暂的、一次性的劳务关系。而与传统的劳务关系的区别仅仅在于, 专车平台作出要约, 而司机有权决定何时进行承诺, 并在承诺作出后, 司机如其他劳务关系一般, 需要按照专车平台已经给出的工作规范提供服务。

当然, 无论是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合同还是劳务合同, 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 当司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时, 需要和专车平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即使承担了先行赔偿义务, 也可以向雇员进行追偿。

值得说明的是, 其与劳动合同和劳务派遣的司机最大的区别在于, 如果此类短暂性、一次性的劳务司机发生交通事故后受伤, 是无法得到工伤赔偿的, 而需要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根据过错与专车平台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只要专车平台本身无过错, 那么劳务司机需要自己承担损害。

六、结论

结合上述讨论, 根据受害人不同可以的得出以下结论:

(一) 受害人为乘客时, 乘客可以选择合同请求权或侵权请求权。当其选择合同请求权时, 可以请求专车平台责任险保险人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合同法》第302条请求专车平台赔偿。当其选择侵权请求权时, 其可以请求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险保险人的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4条或第35条请求专车平台或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请求专车平台和司机赔偿。

(二) 受害人为驾驶员时, 驾驶员与专车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为劳动合同关系时, 驾驶员受到损害可以向专车平台请求工伤赔偿。而如为劳务派遣关系, 则可以向用人单位请求工伤赔偿。如为劳务关系, 则在专车平台无过错的情形, 无法向专车平台请求任何赔偿, 包括侵权赔偿损害。

(三) 受害人为第三人时, 第三人可以请求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险保险人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4条或第35条请求专车平台或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请求专车平台和司机赔偿。

(四) 在存在汽车租赁的模式中, 汽车租赁方对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适用过错原则, 即有过错时承担责任, 反之则反。

摘要：为解决现实中网约出租车即专车发生交通事故后的侵权责任认定问题, 本文将受害人区分为乘客、驾驶员与第三人三种情形, 进而对侵权责任分别进行分析, 其中重点分析了专车平台公司在此三种情形中需要承担的侵权责任。本文认为, 当乘客与第三人为受害人时, 可请求机动车强制险和商业险保险人进行赔偿, 不足部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4条或第35条请求专车平台或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请求专车平台和司机赔偿;当驾驶员为受害人时, 如其与专车平台为劳务关系, 则在专车平台无过错的情形, 无法向专车平台请求任何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