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艺术特色（通用6篇）
篇1：余秋雨散文艺术特色
论余秋雨散文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当代文坛群星璀灿，优秀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而余秋雨的散文却恰似一株奇葩傲立苍穹，格外引人注目。他的散文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散文文体的束缚，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他将散文艺术有机的融合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史学当中，深入浅出的将深奥的历史文化展现于世人，表现出了一种历史浓郁的厚重感与沧桑感。他的散文是澄澈精致、万物溶情的，同时也是兼收并蓄且耽思旁讯的，这是一种知识的积淀、理性的升华，它可以启人心智、教化人伦。
【关键词】艺术特色；文明；文人人格；人文色彩；历史与文化。
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问世以来，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广泛好评和关注，他相继又推出了《出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文明的碎片》，创造了“文化散文”这一全新的形式，从而形成了“秋雨文化”现象。与此同时，他散文中的文化批评、人文反思、人性溯源也引起了文化学术界的批评和讨论，见仁见智，葆贬皆有。那么余秋雨散文的文化魅力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他的散文是什么原因如此引人关注和思考呢？
一、对散文传统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余秋雨散文对于散文传统模式有了较大的突破与创新，适应了文学发展的时代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篇幅上得到了拓展。在散文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古典散文等同于“小品文”，即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以小见大”是它在选材立意上的基本原则，形成了简约的审美规范。由于传统文体篇幅的束缚，使得散文的发展固定在短小简约的模式，极大地制约了散文的表现内容。例如被称为“范文”的杨朔的《荔枝蜜》、《香山红叶》，冰心的《笑》、《小桔灯》等。但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从全新的角度透视中国文化，选取大场景、大题材，表现大主题。首先从篇幅上，给人的感觉就是磅礴大气、容纳古今、气象万千的鸿篇巨制，《遥远的绝响》14000余字、《苏东坡突围》有10700余字、《一个王朝的背影》近13012余字，《十万进士》26700余字，连《柳侯祠》最短，也有2800余字，这些篇目的特点是字数多、容量大、历时长。情节复杂。两者相较，前者仿佛温文尔雅的“小溪轻流”，而后者则为磅礴壮美的黄河泰山。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吞吐古今、驰骋万里，仿佛他作品里的“三叠泉”，裹挟着自然的冲击力，雷霆海啸般翻卷而来，带给人审美的强烈震撼，仿佛长河落日的圆融气派，又仿佛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令人荡气回肠，从精神上为之一振。
2、从形式上，理性与抒情相结合；从内容上，诗化的语言和理性的思考相结合。他说：“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①客观地说，从写作手法上，秋雨散文的核心成分是议论，但又多以抒情的笔法来表达，这种议论与抒情相结合的有机融合，使文章的议论灵动起来，富有情趣，如《莫高窟》“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苏东坡突围》“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这些典雅抒情又充满睿智的文字描写，使读者在理性的思考上获得一种愉悦的精神享受。正是这种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才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所经历的苦难历程，中国文人所独有的悲剧性命运，促使人们从心底反思：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是什么？中国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可以说，余秋雨散文中的亮点不是生动细腻或大气磅礴的场面描写，而是这种用抒情的笔法，进行理性思考和议论。
3、余秋雨散文创作中的“余氏两难结构”。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我们体验到的是一种人类精神的超越、是一种内心而发的思考，这种思考带给读者的是心灵深处的震撼，而这种心灵震
撼的效果，来自于作者内心深处“两难境地”的宣泄。余秋雨在谈到“两难结构”时，以话剧《曹操与杨修》结尾为例，说“如果你写大的东西的时候，要表述出你无法找出结论，但又牵动你感情的部位，不仅牵动你的感情，根据你的体验也能牵动广大读者的感情，但是简单的结论是没有的。”②如在《道士塔》中，他写到：“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又如《白发苏州》“我突然有些害怕，怕那个门庭打开，涌出来几个人：再是长髯老者，我会既满意又悲凉，若是时髦青年，我会既高兴又遗憾。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道士塔》揭示了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作者告诉我们“家天下”的制度是民族悲剧的必然产生的现实因素，文化认知意识的落后则是这一悲剧产生的根本性动因。而《白发苏州》中作者在思考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何去何从，在历史紧要关头的回放中，如何抉择，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如何面对？这种两难选择绝不是简单的是非曲直，而是复杂曲折的，是难于下结论的。“余氏两难结构”，既是他对于人生态度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同时也给读者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唤醒了潜藏于中国人心中的民族意识和人文神经，激起了强烈的文化共鸣。
二、主题和题材的扩展超越
贯穿余秋雨散文的主题是：对文明的召唤和呼喊。“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地为它呼喊几声。”①可见其散文的主题和题材并没有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更加深广。他的散文主题和题材的扩展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寻找隐藏于山水古迹的文化意蕴
余秋雨的散文大多以景物为题名，但是他不同于以往散文只关注景物的自然现象，多以个人的感情抒发和自我表现为主，而是用他深邃的目光，透过这些现象，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这些自然景观背后所沉淀的文化内涵上。正如作者所说的：“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②这就与以前或偏重于时代精神的激扬，或沉迷于个人感性生活的抒发的散文有了迥然不同的风貌，开辟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新的艺术空间。如《阳关雪》，对阳关雪的描写其实只是作为一个引子，“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他们的法术，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文章。作者在此要表现的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价值和他们作品的魅力，来突出他们在官场上的尴尬与在文坛上的不朽地位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风雨天一阁》对天一阁也未多作描述，而突出写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其人，写其超强的意志力与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从而显现天一阁本身的存在价值。
2、关注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
在余秋雨的笔下，闪现出一大批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们都是才华横溢而又命运多蹇的人，苏东坡、范仲淹、柳宗元等。他们都具有“高贵又苦闷的灵魂”，他们因富有才华和个性而不容于朝廷，受到小人的诋毁。他们被冷落、被流放、被贬谪。他们的生命力受到挤压和摧残。但是，无论他们处在怎样的险恶条件之下，都有不变的文化良知。恶劣的环境没有折服他们，相反，反而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他们更大的智慧，绽发出更灿烂的文明之花。《苏东坡突围》中苏辙指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作者描写了伟大诗人苏东坡一次次地被小人诋毁，一次次被贬谪到更加偏远的地方。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化的探索，相反，官场的失意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事实证明，他的大多数优秀作品是在被贬谪的时候创作的。作者通过对传统文人的悲剧性命运的展示，使人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文明史是一部苦难深重的文明史，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和专制制度及愚
昧野蛮不断进行抗争的搏斗史。
3、以独特的视角探索中国文化
作者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独特的视角去看待中国的山水风古迹，更加人道主义，更加深刻、透彻。《都江堰》中，作者认为，都江堰比长城要伟大得多，长城是雄伟的，但更多的是排场，背后是让人惊悸的残暴。而都江堰是质朴的，它造福千年，永久地滋润和灌溉了中华民族。“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而都江堰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作者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掩盖历史的创痛和丑恶，指出了长城背后的残暴，而肯定了都江堰的实用与贡献。
4、重建评判坐标
在对中国文明历程的展示中，价值观念不受民族、政治、地域的功利局限，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以一种公平的视野去鸟瞰中国发展的历史。如《一个王朝的背影》深刻地批判了姓氏正统论和民族正统论，“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人特别需寻找人类历史的整体坐标，以人类历史作为价值坐标去分析看到的各种文化现象。”对待历史人物，用诚实的理性的态度去对待，不受任何主观因素的影响。众所周知，秦桧是南宋的奸臣，人们都痛恨他咒骂他，没有人会为他说话，但余秋雨还是客观地理性地留出空间让他申辩。而对于苏东坡的好友沈括，也不避揭露其短，他曾因妒忌而陷害过苏东坡，他所检举的诗句，正是苏东坡分别时送给他的诗句。秋雨散文不同于以往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理性审美意识所支撑起的恢弘气度。
三、对小说艺术形态的借鉴
为什么我们阅读余秋雨鸿篇巨制的散文不会觉得枯燥，相反，会爱不释手呢？我认为，这跟他散文的小说化艺术形态不无关系。读他的散文，你会觉得你同时也在享受一篇小说，作者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喜欢。其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
传统的散文一般不注重故事的完整性、顺序性，一般都是为了体现某一主题而截取某一故事片断，把他们结合起来，使之突现主题。而余秋雨的散文则不同，他注重故事情节的塑造，并且做得非常好。《道士塔》中，给我们呈现了敦煌文化沦丧的整个过程，王道士如何愚昧地将壁画刷白，与外国人进行廉价的交换，中国官员如何对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视之不理，最终敦煌的研究者只能从外国买来文献的胶卷进行研究。整个故事完整生动，让人如身临其境。尤其是某些精彩场面的描写，更是让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信客》、《柳侯祠》、《遥远的绝响曲》、《漂泊者们》、《华语情结》等篇也都包含着一个或多个生动的故事。秋雨散文的小说化艺术形态使得散文具有小说的强烈感染力。
2、历史现场还原似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
一般认为，散文应当是写人的真情实感，历史散文的内容应当符合历史事实。但是，许多历史散文作家，就是由于太拘束于历史事实，导致其散文成了考古学，枯燥而无新意。余秋雨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而概括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如《阳关雪》中，描写王维“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我们都没有身临其景，都不知道王维的友人是否帮他打点行李，也不知道他是否“瞟了一眼”，是否“微笑着”，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渲染了朋友离别的气氛，呈现给我们一个具体而生动的画面，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王维当时的心境，更能够体会作者的情感。作者就是通过合理的想象，让历史再现，让人如身临其境。
四、散文创作中的“戏剧表现”
余秋雨文化散文还有一个重要特征便是散文的小说化艺术形式，对此，我把它概括为“戏剧表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戏剧形态与散文形态的相互融合余秋雨文化散文具有戏剧的四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把散文与戏剧的特点相结合，注重故事情节的塑造，有连续性、完整性、生动性的特点。而传统散文为了体现主题只是截取一个历史事件或某一场景，用以凸现主题。如《风雨天一阁》给我们讲述了天一阁作为文化象征传承流转的整个过程。如创始人范钦在为官生涯中如何费尽心力地收集书籍孤本，对于天一阁的文化传承如何处心积虑，清代姑娘钱绣芸为了自己的文化渴求如何嫁到范家；而同时对范钦的健全的文化良知、天一阁对《四库全书》编纂的历史贡献，以及民国初年遭到盗毁的打击等等进行了具体描述。对于故事的完整性、生动性的情节塑造，非常到位。特别是生动的细节描写：“ 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这些戏剧性的表现形式：如倒叙式、细节性描写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转换，悬念设置等，使散文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
2、丰富的想象和悲悯的人文情怀
运用合理的想象和小说式的虚拟手法，把抽象而概括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如《苏东坡突围》中，描写苏东坡被押解的场景：“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等等，时空阻隔，我们都没有身临其境，也不知道苏东坡当时遭流放时的真实场景，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擦一把脸、喘一口气”，但通过作者合理的想象，细腻传神的描写，让历史再现，使我们更深刻地贴近到苏东坡尴尬的境地和孤苦的内心世界，更能够体现作者的情感和内心感受。
作品中还充溢着悲悯的人文情怀。《风雨天一阁》中描写清代女子钱绣芸嫁到范家，却没有看到天一阁的任何一本书，带着遗憾逝去了。作者写道：“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忧郁的目光„„而是写在那很少有人文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个姑娘的生命如何强韧而又脆弱的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在天一阁的整个鸿篇巨制中，作者特意将笔墨濡染了一个封建时代女子的文化渴求，并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关注，这反映了余秋雨悲悯的人文情怀，使人读了仿佛也感觉到了钱绣芸那哀婉的目光，并为之感动、为之叹息，这种悲悯的情怀不仅突出了天一阁的文化价值，而且也增添了作品的人文色彩。
五、强调“崇高”
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崇高”也是其一真被强调的对象。这与他平时注重对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是分不开的，在涉及到美的崇高的问题时，庄子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这种“大”就是美的一种崇高形态。在他的作品中这种美的观念从较多角度被体现了出来。
第一、从文章的题目中便可见一斑。譬如“《莫高窟》、《都江堰》、《三峡》”等，众所周知，这些著名景点作为一种人文构建，既可以使人从视觉的角度来感受其宏伟、高大之美，也可以使人从文化的角度来感受到洪厚、庄严之美。这些人文景观以其特殊的文化地位和实用性为世人所瞩目，它们是独具特色的景观，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是一种豪放的雄伟、是一种奔腾的力量。他们可因其“大”而振奋人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激发民族的自豪感。第二，余秋雨的散文是情与景的交融，灵与肉的碰撞，而使得艺术审美者在体味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的同时，也会明显的受到他思想的浸润与牵制，你会一起和他感同身受到好与恶、荣与辱，血与泪的情感宣泄，这是一种共鸣现象，这期间除了倾听到作者的痛苦，激荡、欣喜的心声之外，也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荡感。而这些情感的波动也正源于对崇高的体验。这是美的升华。在《道士塔》中，我们一方面为道士王圆篆因愚昧和贪婪而使莫高窟中的经文、锦帛流失海外而对其切齿。一方面又因清朝官吏只注重贪图个人享受而对莫高窟不管不顾、听之任知，而对其痛恨有加。现实丑已成为即定的历史，任何人也回天乏力。直面历史百感交集，然而在痛定思痛后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被空前强化了，崇高的历史使命感袭上心头，以至于使艺术的审美者脸红心跳、热血沸腾，这时在其意识形态当中个人的得失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升腾了民族大义、民族气节。
第三、在余秋雨的散文当中，他常常以哲人的眼光洞穿历史。他可以不受身观局限而贴近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或置身于历史人物的灵魂深处，让其用最具说服力的事实去说话，使审美者对这些“事实”进行了理性思考后产生的对历史人物高尚情操予以认可并滋生的敬畏之情，这种敬畏之情源于对崇高的体验。在《风雨天一阁》中，作者尽情的叙写了以藏书为乐的范钦和甘愿放弃田产而继承“天一阁”藏书的范大冲。藏书对文化的积累与延续至关重要，因而古往今来颇受有识的士子文人津津乐道与青睐。众所周知，藏书的意义虽大，却没有经济价值可言。而范欣却苦心经营到80岁临终之时。更有甚者，其长子范大冲为了“天一阁”的藏书甘愿放弃了对田产的继承，其魄力不小，勇气可嘉。范大冲的人格、情操也因其得以升华。这种取舍直承历代文人的精神实质，值的讴歌与弘扬。范大冲其人也因其“壮举”而成为美的典型。这篇文章，作者以平和的语气娓娓道来，使人可信，感人肺腑。它不仅具有了刚健，雄伟的美的实质，而且也能使人产生一种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当然，对崇高美的表述在余秋雨的作品中表现甚多，难以穷尽式的罗列。
综上所述，余秋雨的散文，跨越了纯文学的界线，走向文化领域。他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以崭新的范例拓宽了当代散文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散文审美形态，使散文的河流改变了流向，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个体意识的抒发到到整体精神的张扬。余秋雨的散文集于史学、哲学、美学于一身，把高深的历史文化问题融入世俗，开辟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
【注释】
①、余秋雨《文化苦旅》自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版 第1页
②百家讲坛余秋雨演讲内容
[参考书目]：
《文化苦旅》余秋雨著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3月版
《山居笔记》余秋雨著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8月版
《霜冷长河》余秋雨著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版
《秋雨散文》余秋雨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文明的碎片》余秋雨著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版
《千年一叹》余秋雨著作家出版社2003年2月版
【作家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
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
篇2：余秋雨散文艺术特色
摘要：余秋雨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散文文体的束缚，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余秋雨的文 化散文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从尘封的史料和那平淡无奇的山水中挖掘出深厚的内涵，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哲理与形象相交融，进而呼唤“文化传承”，呼唤“建立健全的文化人格”，呼唤“对文明的思考与追求”，让人们去思考历史、自然、人生。关键词：艺术特色，历史主题，对文明的思考 《文化苦旅》的问世，标志着“余秋雨热”的开始，此后，余秋雨的散文与广大的读者就如同干柴烈火一般，相遇就意味着燃烧，这股燃烧的热情随后就席卷了神州大地，同时也点燃了许多海外华人阅读的狂热。《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作品的相继推出，犹如火里加薪，让“余秋雨热”长热不熄。《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没有这种重叠，生命就会失去弹性，很容易风干和脆折，苏东坡左手牵猎狗，右手托苍鹰，一任欢快的马蹄纵情奔驰，显得洒脱、放达，却自称“老夫聊发少年狂”，而那时苏东坡也还不到四十岁，可见苏东坡是同时在享受着老年、中年和少年。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将老之际把日子过得颠颠倒倒又有滋有味——做自己想做的事？于是有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历时两年写成，虽然只有区区十一篇文章，却已力图把对历史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山居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之中，把艰辛的结果拿出来分享，不但没有让人感受到艰辛，而且还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那些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霜冷长河》是漫步河岸的遐想，是从黑河出发，先向东，到瑗珲，再向西，到呼玛，最后回黑河的漂流，余秋雨在梦中的长河与现实的黑龙江在遐想与漂流中交织成霜冷长河的背景下，像饭后茶余一般，谈人生，谈文化。《千年一叹》是一本日记，记录了余秋雨亲身越野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探讨了世界上的文明兴亡宿命的疑问。《行者无疆》则是北极圈的欧洲一侧，二千年的最后几天，余秋雨站在雪地里，喝上一口鹿血酒，抬头看星星，辨别方向，对着十五年前的自己，长长的思索，思索自己离开书斋的目的与意义，然后对比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李白说，行路难。但他一直在走，走到生命的尽头。他把滔滔江水中明月的倒影，作为一生脚步的句号。谁也不知道那天夜晚他究竟是酒醉还是失足，是主动还是被动，但谁也想不出另一种更好的结束方式。他的明月就是他的故乡„„①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开始就呈献出关于行走的文章，但不管地点怎么变换，他的散文总是有那么一个向心力，指向中国文化，指向中华文明，这就是他的散文受到欢迎的原因——以中华历史为散文主题。通过对文化传承、建立健全的文化人格，追寻文明的踪迹和穴位，思考中国历史的重大难题，文明和野蛮构成的对应和传承等的探讨，余秋雨独立地发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历史、面对文化、面对山水、面对文明时内心真切的声音，发出了一种娓娓道来、侃侃而谈的批判，一种不露声色的批判，一种商量性的批判，一种构建多于破坏的批判，所以他赢得了社会大众的认可。余秋雨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散文中的文化批评、人文反思、人性溯源引起的文化学术界的批评和讨论，见仁见智，褒贬皆有，但无论是崇拜他的人还是批评他的人，观点不免都会带上自己的情绪。应该认识到的是余秋雨只是个文化的拓荒者，是个文化的建设者，要客观地评价余秋雨，就必须从他的作品入手，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艺术特色，的确是当代散文界中的一个闪光点。1.中国历史是鲜明主题 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是余秋雨散文鲜明的主题，“文学的历史情怀，是作家自身生命与历史的对晤。他要寻找自己与浩翰历史长河的关系，因此不得不在历史中寻找合乎自身结构的底蕴，寻找那些与自己有缘的灵魂。这种寻找可以是精细的，也可以是鲁莽的，却都带有情感。一旦寻找到，还需要长久地逼视、追索，并与之默默对话，最后就产生一种责任和关爱，情感愈来愈深，襟怀愈来愈阔，一旦有机会诉诸文字，则必然将历史和生命混同一体，他因历史而博大，历史因他而鲜活„„” ②显而易见余秋雨把“历史”作为自己思考的核心材料，试图与历史对话，与历史共鸣，在自身与历史的对话中形成他自己独特的历史语境与历史情怀。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创造性地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把沉重的文化反思与沧桑的文化古迹、秀丽的自然山水艺术地融合在一起，如余秋雨最初是到甘肃敦煌，在那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散文《文化苦旅·道士塔》、《文化苦旅·莫高窟》、《文化苦旅·阳关雪》，透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到余秋雨面对历史、文化、山川、人物进行深刻的反思后倾吐的文化感受，也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思考和期盼。在《山居笔记》中，余秋雨阐述了一些历史问题和难题，触摸了中国历史中的痒处和痛处，《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以清王朝的兴衰为例，演绎了历代王朝兴亡中的辉煌和悲凉；《山居笔记·千年庭院》以岳麓书院的演讲过程，阐释了中国教育的某种程度的宿命，表达了一个教师在很多时候的无奈心境；《山居笔记·乡关何处》试图阐释千古难解的乡关情结，表达面对乡关的困惑。可以感受到余秋雨用他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敏锐的艺术眼光赋予了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以浓重的忧患色彩，而这些忧患色彩的落脚点却是活生生的现实，也就是说，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历史主题，不是简单地回顾历史，而是要正视现实，正是因此，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鲜的散文，是活的散文，是扎根于人心的散文，是能触动忧患意识的散文。2.深刻的文化内涵 纵观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可以发现，余秋雨对几大文明的思考，并没有超出古往今来众多哲人的思考，不过，他确实已经用他的笔传达出了他的思考：文明如何衰落？文明又能否重新更生？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的文明呢？我们中华文明又如何参考别的文明？别的文明衰落了，而我们中华文明能够强盛地挺立着，需要吸取些什么，需要我们这些子孙为它做些什么呢？余秋雨所触及的文化、人格、历史、民族、文明等等主题，在当代社会里面，可以说都是有待于重建、有待于重新审视的话题，而余秋雨就是在这个重建和审视的过程中用散文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呼唤“文化传承”，呼唤“建立健全的文化人格”，呼唤“对文明的思考与追求”，这种呼唤，不是空泛的，而是带着实质性内容的；不是粗浅的，而是深入的；不是虚假的，而是诚实的；并且他声言己任，身体力行，为了文化跋山涉水，让目光穿透历史，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对应，艰难地找出自己的支点，苟延残喘，而后又继续他的苦旅。虽然他没有超越古往今来众多哲人的智慧高度，但他尽量在思考里面挖掘出属于自己的独特认知和理性剖析来。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历史回顾而已，不仅仅是对文明失落的叹息和探索而已，他更重要的是寻找一种建设，一种建构，他探求的是一个向度，一个目标。《文化苦旅·废墟》是站在现在人们对待历史遗留下来的废墟的态度的角度提出了废墟文化，审视了中国文化的断层，阐述了对废墟文化的深邃见解，令人由废墟而顿悟，由此而又生发对人生、文化和历史的深沉思索，狠狠地批判了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两个对待废墟的极端。《文化苦旅·笔墨祭》洞察了中国文人的交点——笔墨文化，揭示了笔墨文化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存在的自然性和必定性，提出了文化渗透，呼吁在当代或未来的文化交替中不可只留下文化的根而卷走文化的魂，而应该正视文化，用心去
学习和感受文化的内涵与魅力，从根本上去继承，从而将文化发扬光大。可以看出，文化传承，文化人格的呼吁和建构设想，文明的思考和追求，在他的苦旅行之中总是与现实对应，而且都是从中华文明的角度考虑的，有其现实意义和文化建设的意义。所以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能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无论学者还是普通人。3.“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 “形散”与“神聚”结合起来，这是散文创作所极力追求的，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典范。从“形散”一面说，余秋雨的散文想象丰富、说理畅达、冲谈平和，这些因素构成放纵的张力，使他的笔如同奔马，纵横驰骋，叙事、联想显得自由自在、游刃有余，表现出情溢于言，理胜于辞的文章气势；从“神聚”一面说，他的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总是贯串着在低徊、感伤的历史氛围中。在题材的剪裁、缝合和表现主题的过程中，散文的线索成为内在的凝聚力，使叙事、写景、议论和一切知识性材料，时时、处处都紧扣住说理或抒情的“中心”，散而归一，杂而不乱，形散而神不散。在他的每一篇散文中，都叙述着鲜为人知的掌故、轶闻、趣事、传说、故事以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这些丰富的历史知识，有助于思想的敏捷，想象的翱翔，以及作品内容的深厚和境界的开拓，同时又在大的背景里把主题收束在历史范围内。在《文化苦旅·上海人》一文中，作者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举重若轻地把文史等多方面的知识积累融入了感性的叙述中，写了徐光启的文化性格和上海的历史等，其实却又是在阐释构建上海文明新形态这样一个主题思想，应该说《文化苦旅·上海人》是在祭奠古上海文明的同时对当今上海文明又作出的充分肯定。《山居笔记·千年庭院》、《山居笔记·十万进士》等都是以思想的线索贯串全篇，并注意运笔的轻重浓淡，抑扬张驰，在波起云涌的变化中间取得结合的形神的统一。“形散”与“神聚”的结合，使得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做到寓控制于放纵之中。
4.情与理的融合统一
余秋雨能用散文般流利的语言叙述艰涩的哲理问题，把诗性的抒情和智性的议论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使深奥的理论包含着情感色彩，情与理统一了起来。理中有情，情中有理，情理合一。《行者无疆·落伍的疯狂》中先是对纳粹与新纳粹的一番描绘，最后“理性的启蒙，良知的传递，文明的呼吁，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这类恐怕的灾难？”突出表达了对纳粹行为及思想的警醒，也包括对中国文革中的狂枉与愚昧的反思。《霜冷长河·关于友情》中墨尔本海岸的“十二门徒”“长风残照下一个个独立在大海中，宣告着门徒们对师道的忠诚，对友情的挚守，宣告着一切崩坍总有例外„„但这些门徒互相不能靠近，不知哪个夜晚在激浪的冲击下终于站不住，冲走一个，在冲走一个„„”字里行间透露的是残柱的沧桑，隐约流露出一种对友情的疑惑，思索友情的可靠性，最后才在“人生在世，可以没有功业，却不可以没有友情。以友情助功业则功业成，以功业找友情则友情亡”中肯定人的情感是生存立命的基础。《霜冷长河·关于善良》中余秋雨由签名、街市、书房引起关于善良的思考，在“人类伟大而又无奈。只要时时仰望太空，面对旷野，就会什么也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字：善和美。”中呼唤真善美是人类走向文明永久的课题。《文化苦旅·道士塔》开头一段：“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朔风凛冽的莫高窟，孤独、悲哀、寂静地耸立在一片大漠之中，这可以说是作者将自己的感受、思考都倾注其中，在无言的莫高窟中寄寓了强烈丰富的思想感情，这样使得全文有了一种诗的意韵，结合文章中莫高窟敦煌文书所遭受的历史厄运，这孤落的塔群便是在诉说无奈的悲哀，同时也是历史的悲哀，从而使讽刺来得更加猛烈，更加深沉。
5.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篇3：浅谈姚鼐游记散文的艺术特色
姚鼐 (1732~1815) 中国清代散文家。安徽桐城人。字姬传, 一字梦谷, 室号惜抱轩, 世称惜抱先生。姚鼐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作家, 他继承了同乡方苞、刘大櫆、姚范的古文之学, 在桐城派的形成过程中, 被公认为是清代影响力最大, 流传最广的散文流派——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和领袖人物。姚鼐的文章极少涉及时政, 但是他对自然山水却情有独钟。姚鼐被后世传诵的名文大多都是山水游记, 如《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游媚笔泉记》、《游双溪记》、《观披雪瀑布记》等。有些文章如《左仲郛浮渡诗序》虽不是记游山水的文章, 但是基本内容也是歌咏山水, 厌倦了官场生活的姚鼐, 把精神寄托到了山水上, 这从他辞官归田便能窥出一二。乾隆二十九年末, 他辞官归里之前曾经专程去游览泰山。他说:“余驾怯无状, 又方以疾退, 浮览山川景物, 以消其沉忧。” (《晴雪楼记》) 在姚鼐心目中, 官位越来越觉得无可留恋, 而家乡江淮的山水却越来越吸引着他这个宦海中的游子。他经常赞美家乡的自然风光之美:“夫黄、舒之间, 天下奇山水也” (《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 , “江淮之间山川雄异。” (《吴荀叔杉亭集序》) 。此外, 姚鼐钟情于山水田壑, 也是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影响。姚鼐在《庄子章义》序中写道:“若道之本, 则有不离其宗, 谓之天人者, 周盖以天人自处, 故曰‘上与造物者游’”。这便是一种大化之境, 姚鼐认为, 人要“遗世事而乐其生”, 就要亲近山林涧壑。庄子说“天与人不相胜”, 人与自然息息相关, “天人合一”, 人对自然有一种认同感, 亲和感。姚鼐对于庄子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是理解和认同的, 这也正是他“好山乐水”的另一大根源背景之一。
学者马晓玲曾在《论姚鼐山水游记》中指出:“姚鼐的山水游记是他的散文中, 也是整个桐城派散文中, 艺术性, 文学性较好的作品, 融考证于写景之中, 贴切自然, 不留痕迹, 寓情于景, 彰显了汉代考据学对姚鼐游记散文的影响”。就笔者的探究来看, 这些还远远不能概况姚鼐游记散文的艺术特色。就姚鼐游记散文的艺术风格来说, 具有“考证助文”、“阳刚阴柔”、“淡雅简洁”、“色华不靡”等特色。
一、考证助文
姚鼐散文的突出特色之一是:考证助文。考证之学的兴起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代学人积极参与的以正本清源, 回归儒学原典文化为基本指向的文化反思与学术检讨运动。当时清政府对考据、义理两学采取“崇宋学之性道, 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兼收并蓄的政策。由于姚鼐所处时期的特殊, 所以在他的游记中多融入了考证的内容。姚鼐曾说:“以考证助文之境, 正在佳处” (见《与陈骥士》) 。姚鼐首先从学术角度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说。他在《述庵文钞序》中云:“余尝论学问之事, 有三端焉, 曰:义理也, 考证也, 文章也。是三者, 苟善用之, 则皆足以相济, 苟不善用之, 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 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 固文之陋也……”“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各有独立性, 但到了姚鼐手中, 却要溶为一体。将考证助文巧妙地融合到写景之中, 这样即便是一些纯粹考证性的内容, 在姚鼐笔下也能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出之。例如《登泰山记》:“泰山之阳, 汶水西流;其阴, 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 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 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 在长城南十五里……”此文的一大特点就是描写泰山的地理位置及山、水、道路的走向, 是有意在创作中溶进考证之学, 但又绝无考据文字的冗琐, 而是写得简要清晰, 严谨有序, 与游记之体和谐统一, 更能增强游记的实感。按姚鼐游济南期间, 写过《泰山道里记》, 可见他对泰山一带的地理, 是专门下过一番考证工夫的。再如《游灵岩记》, 详细记述了泰山余脉灵岩, “泰山北多巨岩, 而灵岩最著”。写山势“状如蛤石为城墉, 高千余稚, 周若环而缺其南面……”这一段考证性的文字可以看作是《登泰山记》中对泰山周围地理环境描述的补充说明。此外, 在姚鼐的《观披雪瀑布记》中:“其地南距县治七八里, 西北距双溪亦七八里;中间一岭……”直对地位置、距离都做出了精确的考证, 读起来仿佛身临其境, 深刻体现了姚鼐游记散文中“考证助文”这一大艺术特色。
二、淡雅简洁
姚鼐游记散文的突出特色之二是:淡雅简洁。淡雅就是恬淡、雅正。《毛诗序》云:“雅者, 正也。”其意重在内容的正确、健康;刘勰“习有雅郑”, 指高尚的审美情趣, 曹丕“奏议宜雅”, 是指典雅的文体风格。“雅”, 也可指语言的纯正规范。姚鼐一直遵循于桐城派追求的简洁文风, “文到高处只是朴淡意多” (出自 (清) 刘大櫆《论文偶记》。) 姚氏之文很注重语言的文雅、精练、准确, 叙述、描写、议论之语, 均做到朴华适当, 表达自然, 文气灌注, 富有神理。例如《登泰山记》, 泰山为五岳之首, 是著名登览胜地, 写一篇观览游记, 作者下笔自然、轻捷, 注意点和面的结合。全文的重点是日观亭看日出, 这是泰山的特点, 也是作者此次登临感受最深之处。但是如果只写看日出, 纵然写的再细致, 也不免单调, 不能使人一窥泰山全貌。作者恰到好处的概括介绍, 简要记叙和生动的描写相结合, 使文章生了辉。开头作者先通过叙述汶水和济水的流向来勾勒出了一个泰山的轮廓, 用笔很简括, 却把泰山的地形和位置清楚的摆在读者面前。接着写登山, 作者用语亲切有味, 似一个导游, 引导读者一路攀登, 到达山顶后, 有两句写景, 凭高俯瞰景物, 寥寥几句, 写得很生动、简洁。随后写山上的建筑和古迹, 写得又十分简括, 提到岱祠、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以及道中石刻, 只点明它们的位置及存废情况。略作点染, 便使人真切感受到泰山上的自然物候。纵观这篇文章, 作者层层写来, 有主有次, 有详有略, 既有宏阔的全景, 又有精微的细节。语言明净简约, 无废词冗句, 而又描写生动, 色彩鲜明, 可以看出姚氏锤炼语言的功夫。如最后一段:“山多石, 少土。石苍黑色, 多平方, 少圆。少杂树, 多松, 生石罅, 皆平顶。冰雪, 无瀑水, 无鸟兽音迹。”这些句子非常简短, 两个或三个音节一停顿, 读起来明快、轻巧。而且文辞淡雅清丽, 极富神采情韵。又如《游媚笔泉记》, 全文只有二百六十八个字, 包含的内容却极为丰富, 不仅写了山势、溪流、奇石、树木、鸣禽、深潭、怪石、大树、泉水、圆池等自然景物, 而且还涉及李龙眠、何如宠、左学冲等人, 安排的有条不紊, 读来身历其境, 似与作者同游。其中刻画景物往往喜用短句, 如“十余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枞、槐、枫、栗、橡, 时有鸣巂。”“溪有深潭, 大石出潭中, 若马浴起, 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 俯视溶云, 鸟飞若坠。”表现了姚鼐惜墨如金的作风和字词烹炼上的坚实功底。
三、阳刚阴柔
“阳刚阴柔”是姚鼐游记散文的第三大特色。以“阳刚阴柔”论文章风格也有其悠久的历史。追溯其源头, 出自于《周易》。“阳刚”与“阴柔”这对范畴是《周易》的核心。《周易》最先用阳刚、阴柔的互动来说明宇宙、天地、万物、生命的变化和发展。然而, 中国文论史上直接用“阳刚”与“阴柔”对文章之美进行质的把握的, 则是清代桐城巨匠姚鼐。姚鼐在文学风格理论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传统的“阳刚阴柔”的观点, 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了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 从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学风格理论。姚鼐在《海愚诗钞序》中说:‘文章之源, 本乎天地, 天地之道, 阴阳刚柔而已, 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 皆可以为文章之美’。” (姚鼐:《海愚诗钞序》, 《惜抱轩诗文集》) 在此, 姚鼐把“气”分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型。同时姚鼐认为, 阳刚、阴柔是由作家的德、性、才、学等方面的修养和气质所决定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作家气质的阳刚阴柔虽有偏颇, 但纯阳、纯阴、纯刚、纯柔是不足为美的。所以, 姚鼐的理论说文章之美虽千姿百态, 但总的来说, 不外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大风格类型。在姚鼐散文创作中, 牢牢遵循这条法则。姚鼐为文擅长用比喻, 如在《复鲁洁非书》中以“如霆, 如电, 如长风之出谷, 如崇山峻崖, 如决大川, 如奔骐骥”等比喻“阳与刚之美者”, 以“如升初日, 如清风, 如云, 如霞, 如烟, 如幽林曲涧, 如沦, 如漾, 如珠玉之辉, 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来比喻“阴与柔之美”, 使得文章大气磅礴, 生动形象。再如《游媚笔泉记》, “溪有深潭, 大石出潭中, 若马浴起, 振鬣宛首而顾其侣。援石而登, 俯视溶云, 鸟飞若坠。”姚鼐比喻的巧妙运用, 使得文章中的景物生动形象, 富有波澜。本篇采用由远及近的写法, 先写媚笔泉的所处位置, 随后写游览时一路的优美景色, 体现阳刚之美时偏重于动态和力感;写阴柔之美时又侧重于静态和柔感。景物里动中含静, 静中寓动, 阴阳结合, 刚柔相济。
四、色华不靡
言之有序, 色华不靡, 为桐城文章之“家法”, 也是姚鼐游记散文的一大特色。姚鼐在《陈仰韩时文序》中提出:“文体和而正, 色华而不靡”。这里的“色”, 可以理解为辞藻色彩。就是说为文时要和顺雅正, 辞藻要鲜明而不绮靡。在桐城派的古文体法中, 方苞的“义法说”曾予以探讨过古文的音节辞藻, 刘大櫆的“神气说”对此有所发明, 而姚鼐对此论述为:体制、法度、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 都随意与气而转移, 声音辞藻之美在于作品的意与气主辞, 意与气所主之“辞”, 不仅包括声与色, 还包括格与律。姚鼐的作品, 多以叙述为主, 其间又有描写穿插, 安排恰当, 言之有序。如姚鼐文集中的一些“记”, 或是记游, 或是记人记事, 叙述和描写并重, 自然生动, 文学色彩浓重, 被人广为传诵。如《游双溪记》, 先说双溪的得名, “盖龙溪水西北来, 将入两崖之口, 又受椒园之水, 故其会曰双溪。”姚鼐笔下的双溪迷人而又萧瑟, 远望, “松堤内绕, 碧岩外交, 势若重环。处于环中, 以四望烟雨之所合散, 树石之所拥露, 其状万变。夜共一镫, 凭几默听, 众响皆入, 人意萧然。”这段文字色彩娟丽, 随着作者的心情而忽明忽暗。作者写双溪岩石青碧, 仿佛染了颜色, 松树茂密如长堤, 婉曲如双环。置身环中, 四望烟云, 或分或合, 树石又忽隐忽显, 一时间, 色调变幻万千。最后, 夜深人寂时刻, 点灯静坐, 松声、风声、水声、蛙声不绝于耳, 凄清的夜里更令人增添了几许惆怅、几许失落。以色调鲜明、通感隽永的辞藻, 把作者当时的心情与环境巧妙的结合, 使文章显得自然有序, 格峻气清。其他如《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游媚笔泉记》、《吴塘别墅记》《观披雪瀑布记》等, 都显示出了姚鼐游记散文中“色华不靡”的艺术特色。
篇4：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特色
余秋雨（1946—），浙江余姚人。学者，著名作家。荣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
曾以散文集《文化苦旅》震动文坛，打出“文化散文”的旗帜。其代表作品《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被公认为是目前华人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
余秋雨的很多散文貌似记游，实则包含了对人文内涵的深刻思考，给喧嚣浮躁的浮世众生注入了一种静默、安详、理性和深沉的品质。近年来他的作品多次被选入中考语文试卷。
应当说，作为一名大文化散文的写作者，余秋雨的散文语言别有意味，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语言言简意赅，字约意丰，并且非常注重语句之间的抑扬顿挫、音节上的铿锵悦耳，具有声音美、意象美以及句法美，从简单又简约的普通文字中发掘出他人无可比拟的独到品质，构造他特有的语言品位。可以说，语言运用是余秋雨散文的第一因素。他少有繁冗的词句、多余的赘言，也少有随心所欲的心绪流露。他的语言凝练，简约，并且深思与言情完美结合，其灵性的发挥，心志的醇美，抒情的律动以及结构的绵密，都达到了一种极致，并且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是书写得如此轻松与自如，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无做作穷尽之感。
（李瑞龙《论余秋雨的散文艺术》）
余秋雨这个名字，和当代的许多热点论争联系在一起。这可以从报刊、网站一波未平又起新浪的批评论战中感受到，也可以从一本又一本的论争文集中阅读到。如果当初他安心做一名史论学者，恐怕只在学术圈中享有知名度，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他将学者的睿智灌注到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中，进而形成了一个系列，筑成了一种风格。
（秦晓帆《简析余秋雨文化散文的创作动机》）
余秋雨的散文以其优美的文笔、浓郁的抒情、丰富的联想、睿智的评点等等吸引着广大读者。他的文化散文，讲古论今，引介知识，描写景物，关注中外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命运，从尘封的历史遗址和人文山水中挖掘能够给人们带来启迪的精神内蕴。读余秋雨的散文，我会不自觉地惊叹余秋雨敏锐的洞察力，感慨自己何以不是那“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会不由自主地被余秋雨文中的激情与叹息所裹卷，却不能“吞吐千年”。
（王汉英《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特质》）
篇5：浅析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特色
【摘要】：说到现当代中国文坛，余秋雨是一位始终绕不开的作家。特别是他标志性的历史文化散文，更是引领了文坛一股鉴史伤古的散文创作潮流。其《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散文集更是成为近一二十年年来经久不衰的畅销书，余秋雨可以说是现当代历史文化散文的开创者和领跑者。本文结合余秋雨散文的具体描写，试通过对其文章的探究以及写作笔法的剖析，浅析其历史文化散文的特点和特色。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
余秋雨
历史文化散文
特色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成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便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余秋雨是中国现代文坛最著名的散文作家之一，著有《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国文脉》等文集，被公认为全球华人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多从“历史文化”视角写人状物，余秋雨总能注入相关的文化历史知识，传达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深刻思考与文明批判，将人、自然、历史与文化浑然融为一体，具有广博而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但其一些历史散文中也不免为了突出情感而故作矫情，给人一种虚假做作之感。下文将从历史的追忆、人文情怀、主体意识和诗意的语言、以及部分片段的做作矫情等几个方面对余秋雨的散文特色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对历史的追忆
作为历史文化散文，对名胜古迹的凭吊以及对历史的追寻与反思自然是第一位的。余秋雨的散文都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对历史的追寻。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是永远无法也不能为人们所忘却的文化传承，中国的历朝历代都 有写史的传统，可见历史在中华民族中的特殊地位以及独特情感。余秋雨在散文 作中将历史与文化相融，使其作品散发出强烈的历史厚重感。
在余秋雨笔下，历史并不是没有生命的，而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漫漫长河，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在文化历史中紧密相连。余秋雨写过敦煌，写过都江堰，但写到最后一篇却是《这里真安静》，是一片荒凉的坟墓。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写道：“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悠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在《莫高窟》中，他写道：“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这是何等的气魄，在余秋雨的笔下，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前人留下的骨架，而是充满了血肉、永远不会凋零的生命。在《道士塔》中，余秋雨面对面前的断壁残垣，想起了：“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
口在流血。”这一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余秋雨重新诉说历史时，想象了一些细节，进而使感情更加浓烈。这是作者对那些卑劣行径的的声讨，对那段屈辱历史的的哀叹，是以史为鉴，敦促现代人不走过去的老路，更好的保护中华民族古老绚烂的文化。
《一个王朝的背影》等许多文章也是这样，余秋雨重现历史却不拘泥于历史，通过遗迹和历史故事抨击那些曾经肆意践踏我们民族文化的行径与当时国人的愚昧，从而对现代人产生积极影响，这是历史的根本意义，也是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出发点。
二、强烈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一般认为发端于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其核心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尊重人的理性思考，关怀人的精神生活等。在余秋雨追寻历史过程中发现，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观念以及价值取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在他的文章中，关注的不仅仅是历史本身，而是延伸出对人本身的关注，希望借自己的笔去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影响人们做出更利于自身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选择。
余秋雨从历史的丰富与深邃入手 ,聚焦于人的灵魂底蕴。他在《霜冷长河》中大谈友情、名誉、善良等问题，指出友情应真诚付出，没有目的，面对名誉当有淡然的心态，善良之心则应广博开阔等，希望读者能够铭记历史但不沉溺于过去的辉煌和屈辱，为他们构建出面对人生百态时应有的人格与良知。这也是我们所讲的“文学担当”。文学作品的生命源泉便在于文学担当，文学担当就是其作品是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益的，能够帮助劝导人们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读者自己的某一方面发展，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无疑具备强烈的文学担当的，他对历史的追寻追根到底是为了引导人们去反思自身、引导社会去反思历史。他从沉重的历史中，以及紧迫的现实中试图去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表达作为中华儿女心中的拯救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愿望。
可能同为文人，更能明白历代文人的心理活动。余秋雨散文中更多关注推崇的是历代文人。在他眼中“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 ,不是帝王 ,不是贵妃 ,不是将军 ,而是这些诗人。”可是这些封建文人大多只能成为权力的附庸，少数不愿趋炎附势的文人只能寄情山水、云游四方、独善其身。所以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说“小人牵着大师 ,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 , 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这也正是文人和社会的无奈。余秋雨通过这些叙说，表达了作为文人的他对前辈的哀叹以及对自由的向往。他所期望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是对人的灵魂的触碰和指引，而不是少数人操纵的虚假文学。这些体现了他作品中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文学担当。
三、第一人称以及诗化的语言
余秋雨的散文中多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好像在讲他自己的故事，但读者都能从“我”中发现自己的影子。他通过描述“我”的情感体验与心理活动，把“我”放在当时的大的时代背景下，让读者看到了“我”的个性。在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我”就像是一个向导一样，为读者讲述历史故事，带领读者游览古迹，更兼顾着评论员的身份，为读者来解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让人身临其
境，给读者更好的阅读体验。在余秋雨的《抱槐山西》中，“我”用感性的语言为读者描述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宅，让读者感受到当年晋商的豪迈，进而了解晋商的兴起与衰落，跟随着“我” 的讲述，读者不知不觉的走入作者的情感中。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都带着自己浓厚的情感体验，作者将读者带进了主体情感世界，对历史进去思索和追问。
所谓诗化语言,即语言具有诗的韵味、诗的意趣、诗的风格。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中就充满了诗意的语言。他的散文语言表达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他继承了前人的文风，并更加的抒情诗化，有着独特的风味。他的文章是诗与散文的结合，既有诗的柔情，又有散文的行云流水。
在他的文化历史散文中，作者利用“我”的情感体验来确定主题，并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表达，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使“我”的形象变得更加生动、丰满，以小见大，以小“我”见大“我”，从自身出发去探究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全貌。
四、部分片段的虚构做作
余秋雨说:“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他的散文无疑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历史传递中华文化。然而，读多了余秋雨散文的人也会发觉，他的散文几乎都是一种模式，《文化苦旅》中《道士塔》、《一个王朝的背影》、《西湖梦》等文本的叙事模式，一般是以历史名胜古迹为文章的出发点，然后讲述与历史景物、自然山川有关的人文景观，又突出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作者又会自然而然地阐述自己的历史观感，对整篇文章进行升华。余秋雨的这种写作模式中，全凭主观感情的拿捏。有时为了突出特别的情感，在还原历史时会参杂一些细节描写，但这些细节与情感大多是作者的主观臆造，给人以虚假之感。余秋雨在有一段关于王道士生活起居的描写：“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作者的这些细节不知从何得来，可能是为了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愚昧守旧而故意捏造。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是为了营造一种感伤的气氛、悲剧的色彩，故意构造一些虚假的故事，读多了会给人不真实的阅读体验。
抒情，即表达情思，抒发情感。指以形式化的话语组织，象征性地表现个人内心情感的一类文学活动，它与叙事相对，具有主观性、个性化和诗意化等特征。抒情是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余秋雨的散文中表现的更为突出。余秋雨的散文成功的运用了抒情的语句，但在一些片段上他为了抒情而抒情，给读者无病呻吟的感觉。在《这里真安静》中作者写道：“多少倩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了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这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不愿让人接近......”余秋雨为了追求文章的华丽，喜欢用排比和比喻句，但用多了就不自然。情由心生，不能过度的追求华丽的词藻，为了抒情而抒情，最后只能是矫情做作。
【结语】：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余秋雨的评价各人之间也不尽形同。但不可改变的是，余秋雨引发了当代社会的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的热潮，成为很多人学习模仿的对象。他是一位具有极强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的学者，他的散文是对历史的重现、对文化的的传承，表现出当代文人对历史的追寻以及
未来的期望。作为现代散文的领军人物，也将在中国散文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其散文具有很多特点，本文选取以上四个方面进行浅薄分析，希望老师能够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余秋雨
篇6：谈杨朔散文的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杨朔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杰出的散文大家，他的散文，取材广泛、篇幅短小、构思精巧、意境优美、诗意浓郁，既放得开、又收得拢，做到了艺术与思想的完美统一，充满了诗情画意，加之语言精美、含蓄、新巧、音韵和谐，就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深受读者的喜爱，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关健词：杨朔
意境
托物言志
结构艺术
转承技巧 个人简介
杨朔（1910－1968），原名杨毓（王＋晋），字莹叔，蓬莱城里人。当代著名作家。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扬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扬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於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代表作品有《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香山红叶》、《画山绣水》、《茶花赋》、《海市》等。
杨朔是当代杰出的浪漫主义散文家，同时又是一位勤奋的诗人，深厚的古典诗词的文学素养，把散文当作诗歌来写的创作主张，诗文并举、诗文互济的写作方法，成就了一篇篇充满诗情画意的散文佳作，以其独特的诗化散文，为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主要从诗的意境的创造，托物言志，结构艺术，转承技巧，语言等方面分析、探讨杨朔散文的艺术风格。
一、着力创造散文诗的意境、虚幻之美
杨朔散文的魅力在于，他独具匠心地创造了诗意、形象和哲理熔于一炉的诗化散文的风格，他散文具有诗一样的意境之美，诗一样的结构、布局之美，诗一样的语言之美。
杨朔常常运用多种构思法寻觅诗意。《荔枝蜜》就有这方面的特点。在行文中，作者先采用抑扬构思法，先写“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不大喜欢”，“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后来，作者了解到蜜蜂的生活习性：“最爱劳动”，“酿的蜜多，自己吃得可有限”，“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作者便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多可爱的小生灵啊„„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是多么高尚啊！”接着采用联想和比喻构思法，作者从蜜蜂“最爱劳动”的生活习性联想到辛勤劳作的农民；作者把蜜蜂的高尚品质比喻人民群众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高贵品质。最后，采用虚实构思法，作者在文尾写道：“这黑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表达了作者献身人民，为人类酿造甜蜜的精神生活的豪情壮志，同时也深深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崇敬之情和加入劳动人民行列的心愿。作者从“厌蜂”到“看蜂”，又从“看蜂”到“赞蜂”，再由“赞蜂”到“赞蜂式人物”，最后由“赞蜂式人物”到“梦化蜂”整个情感变化过程中，先抑后扬，善用联想，巧用比喻，先实后虚，把随处可感的生活真实熔铸到艺术的真实里和形象的塑造中，创造出清新可感，耐人寻味，充满诗意的艺术境界。
杨朔散文和诗一样，总是把情景交融作为创造意境的重要手段。作者是写景的大手笔，他的散文往往由一连串异彩纷呈的画面构成，使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但是最使人心醉神迷的是，杨朔总是把自己主观感情了无痕迹地 融汇在景物的描写之中，使景物活了起来，似乎在向你倾诉着缕缕情思。
《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这些情文并茂富有浓郁诗意的散文，立意深刻、构思新颖，常常采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手法，并着力于诗的意境的创造。因此，充满了诗情画意。加之语言精美、含蓄、新巧、音韵和谐，就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意境与诗意是杨朔散文创作的有意识的审美追求，他在《东风第一枝·小跋》中说中国古典诗章，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的意境，于是他就往这面靠扰，在散文创作中以求得诗的意境。
二、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诗言志”、“歌缘情”。“志”和“情”是一切文学作品的主体，如何表现这个主体？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其表现手法，不外乎这两大类：或明述事理，直抒胸意；或托物言志，借景抒情。杨朔的散文，大多采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
如：托茶花的美丽姿质，言祖国欣欣向荣的面貌（《茶花赋》）；借浪花冲击礁石的气势，抒写劳动群众同心协力，创建人民江山的力（《雷浪花》）；托蚂蚁垒起蚁山的奇迹，言非州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力量的雄伟（《蚁山》）；借蜜蜂酿蜜来歌颂当代劳动人民的可贵品质（《荔枝蜜》）。运用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可以更深入地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意境，可以更充分地发挥作品的艺术效果。
运用“托物言志”的手法，一贵贴切。如他在《香山红叶》里借红叶喻老向导就十分贴切。“我”原先带着向往的心情去香山看红叶，“不巧的很，偏偏这天叶子伤了水，红的又不透，看不到一片好红叶，同伴有人感到美中不足”。写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转，说道：“我却摘到一片最可贵的红叶、藏到我的心里去。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得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这个“托物”手法的贴切，不仅在于联系的自然和巧妙上，更在于“红”字的取义上：“红”对 于枫叶，从来就是美的标志，越红越好看，杜牧不是有“停车座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吗？“红”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则又是高尚的思想品质的概括，越红越受人爱，越受人尊敬。
运用“托物言志”手法，二贵新巧。杨朔在《茶花赋》里大胆地以茶花的资质咏叹祖国的面貌，是新颖、独创的。祖国如此博大，如此之美丽，仅就一朵茶花如何容纳得下？仅得一朵茶花又如何比拟得像？这样，这朵茶花的所包含的意义就是十分深邃而丰富，从它美丽的姿态，我们看到祖国的青春健美；从它的饱含春色，我们感到祖国的欣欣向荣；从它生命力的旺盛，我们禁不住喊出祖国万岁；从它们栽培者身上，我们想到祖国江山的缔造者；从它含露乍开，形似新生一代的笑脸，我们欢呼祖国的未来。
运用“托物言志”法，三贵深刻。杨朔的散文所选择的题材几乎都是一些平凡的事物：一花一果，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鸟一虫。„„然而经过作者的精心加工，提炼，尤其是通过作者巧妙的比拟和联想，这些原来不甚惹眼的事物，却会闪射出熠熠耀眼的光彩，显示出深刻的道理来。
三、实践结构的艺术追求
杨朔的散文，一般采用曲径通幽、“卒章显志”的园林式结构，于云遮雾障中间峰回路转，层层叠叠，变化多端，显得缜密精巧，引人入胜。同时，他又善于运用虚实、隐显、疏密、抑扬、张弛等艺术辩证法，对各种材料进行剪裁、缝合、布局和组织文章的波澜。在结构上构思精妙，匠心独运，而于开头，结尾处尤见功力。
杨朔说，他在写散文时，“总要象写诗那样，于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他的确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种艺术追求。《雪浪花》呈示出一个清晰、简单而精致的结构。简单的故事情节，简洁的自然景色描写，以“我”与老泰山的结识，“我”对老泰山认识的深化这一线索串连安排，内容上层层深入而又前后照应，曲径通幽，卒章显志。文字清新、明丽，注重语言的锤炼与遣词造句的精当，连人物对话也具有“诗一 样”凝炼的特色。
四、力求精湛的转承技巧
杨朔的散文，很有它的特点，别的暂且不提，单看他文章的转承技巧，就可以看出他驾驭文字的功力。所谓文章的转承技巧，即是将一层意思推进或转化到另一层意思时，如何转得自然而不流于生硬，深刻而不流于肤浅，别出心裁而不流于一般化与公式化。
《京城散记》叙述作者怕思想发霉，出去看看新鲜景致，就来到陶然亭。在这里作者借用一位工人来将陶然亭的过去作一对比，既渲染了陶然亭之美，更歌颂了新社会的好。作者先写现在不知道古陶然亭在哪儿，这样，顺理成章地让一位工人登场，向他指说：“那不是！”于是作者面对美景，连声叫好。
笔锋一转，作者让那工人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人以为陶然亭原先就是这样么？”
当然未必是，作者知道这地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开辟出来。不过，他，他以外的其他人包括我们这些读者，多半会认为“陶然亭既然先前是名胜古地，本来应该也不太坏。”
文章写到这里、又是再转，那工人忍不住道出了这里“早先是一片大苇塘。死狗烂猫，要什么有什么。乱坟数都数不清，死了埋一层又一层，上下足有三层。那工夫但凡有点活路，谁也不愿到陶然亭来往”。这样写，就使作品的主题和思想内涵得到不断深入的发掘。
五、展示语言的优美、文字的凝练
是优美的散文都有文采。文采的风姿是多样的，有个性风格的散文，总是显示有个性风格的文采，文采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杨朔散文就像一幅清新锦绣的散文展现在读者面前，展示出清新锦秀的诗意美。
杨朔的的语言有一种特殊的韵味，它既平淡又华美，既明快又含蓄，既有清茶似的隽永又如醇酒般的浓烈。杨朔自己说：“选词用字的精练也不容忽视”可见，他在创作中是很重视推敲字句的，杨朔不仅重视推敲字句，而且 喜欢用单音动词，使得杨朔散文用语洗练，独具特色。
如：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
── 《荔枝蜜》
一个“颤”字，不仅能表达出作者此时已经被小蜜蜂的精神折服震动，而且包含了很多感情在其中，有愧疚，对蜜蜂不理解的愧疚；有崇敬，对它生命虽短却有如此伟大精神的崇敬，如果将“颤”换成“震”或“动”字，效果都远远不如“颤”字有感染力。
这就是杨朔的散文，在于选词用字，往往就用一个动词，略加点染，便能精确的传达出事物的细腻入微之处，可见杨朔不愧是千锤凝一字的大师。
杨朔能根据生活的情况，调颜配色，把作品写的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