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竞争法的制定：欧洲和美国的经验

中国竞争法的制定：欧洲和美国的经验（精选5篇）

篇1：中国竞争法的制定：欧洲和美国的经验

中国竞争法的制定：欧洲和美国的经验

像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符合自己的制度、传统和目的的竞争法。虽然盲目移植任何模式的法律都是不可取的，但在决定制定竞争法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至少应考虑一下其他国家已经形成的一些概念和制度。本文将论述中国制定竞争法的过程中应有的关键性决策以及作出决策时应如何借鉴国外的经验。

这里我并不是指明中国的决策者应该做什么，我的预见作用是很小的。我主要是对中国有可能从中引进一些概念和制度的两部重要法律――欧洲和美国的竞争法加以评论……

一、竞争法的制定：移植的作用

从国外法律移植概念和制度对于中国的决策者来说具有明显的吸引力，因为它比建立一套全新的概念和制度要容易和有效得多。移植在某种法律制度中已经有了明确含义的概念，通过移植就能够增加人们对其在新法律制度中含义的理解。同样，已经存在的制度在移植前都有可供考察的历史，这样就为评估它在新法律制度中将发挥的作用提供了依据。另外，移植那些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运用的概念和制度，能够加速外国的律师、官员及商人对其合理性的认识和接受。

但是，成功地移植法律概念和制度也是很难的，因为它失去了被移植的法律概念和制度所处的背景和条件，这就像使用工具而不知道该工具制造的目的及用法。因此，为了判断这些法律概念的价值及用途，就应当考察它们是怎样被制定的、制定的原因、如何演变、和其它法律要素的关系，以及适用它们可能会产生的后果等。这个知识对于竞争法的制定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样，确立了的基本目的和建立了的基本制度才不会轻易发生改变。

本文将集中阐述竞争法立法的两个问题――目的的确立和机构的设置。这两个问题是竞争法运作的核心。因此，与它们相关的移植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我通过比较欧洲和美国的竞争法来讨论这两个问题，并且评论它们对中国立法的潜在价值。

二、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经验：目的和方式

(一)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制定

美国反托拉斯法是在1890年在民众的政治压力下制定的。由于发现几个大的“托拉斯”(即企业集团)滥用其经济优势，排挤竞争对手，强迫其供货商采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并提高产品的价格，从而引起民众的愤慨，要求制止这些大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注：关于制定《谢尔曼法》的权威性论述，参见Law and Economic Policy in America：the Evolution of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1981);Herbert Hovenkamp &Geoffery Hosking，Enterprise and American Law，1836―1937(1991);and RudolphPeritz，Competition Policy in America，1888―1992。)

适应这种要求，国会制定了一个简单的法律，即《谢尔曼法》，它规定“限制贸易”和“垄断”行为违反联邦法。(注：15 U、S、C、§1()、)英美法系普通法的判例法中早就存在这两个概念，但它们在19世纪的美国和英国都很少被适用。《谢尔曼法》仅是把这两个概念纳入了联邦法，并对违法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它使用了极其普通的语言，而且没有对立法的目的做出解释。此外，它也没有创设适用该法的机构、程序和方法。该法既可通过政府起诉，也可通过私人在普通法院起诉而得到法院的执行。如果私人起诉，胜诉的原告可获得三倍的损害赔偿金，这种规定是为了鼓励起诉行为。

(二)制度的发展

美国反垄断法在其目的和执法机构方面的发展对中国决策者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美国发展中的状况和中国目前的状况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意味着美国的经验不能完全适合中国。我这里仅指法律环境。然而，两国的政治制度、人口和社会环境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竞争法目的的变化

在美国竞争法的发展过程中，联邦法院的判例已经指出了竞争法的目的，这包含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价值。然而，不同的时代对于公正(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机会平等、经济自由等都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法官判决中所提及的竞争法目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变化。但是，直到最近，法官们审理反垄断案件时仍然提及到很广泛的标准。

然而，在最近几年，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目的变化较大，这已在一些涉及反垄断法目的的判例中表现出来。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提倡“法律与经济”运动的学者们就反托拉斯法的目的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与传统观点不同，他们认为，反托拉斯法的目的是比较窄的，即仅仅应当参考经济理论。这种观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从而使竞争法重新定位。这个“法律与经济”的革命对于我们今天的分析很重要。(注：参见Richard A、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Law(5[th]Ed、)。)这场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多胜利，但它是片面的，不像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成功。然而，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2、方式和机构

《谢尔曼法》从颁布以来，美国竞争法执法机构的基本框架从未发生显著的改变。19设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但是在整体上，执法机构的`变化是很小的。法院仍然是最终的裁决者。由于种种原因，法院仍然适用普通的民事诉讼法，而不是与竞争法相关的特殊的程序法。司法部仍然是重要的执法机构。

但是这个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反托拉斯法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法院的一般程序。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40年代以来扩大了对当事人的调查权。这个发展是一个程序法的演变，即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享有广泛的权力，可以要求从另一方当事人(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向其他人)取得信息。原则上，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有权要求提供信息，如果这些信息涉及到被法院采纳为证据的事实。这和大多数国家是不同的。因为在其他国家里，只有法院才能要求提供信息，而且只有当这种信息有望被法院采纳为证据时，才可以提出要求。

这种差别对反托拉斯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往往会得到在别的国家所不能得到的但对裁决却有重大意义的大量信息。这也影响了法官判断事实的方式，并且从而提出了一些理论上十分周详而且与事实密切相关的法律原理。但是，这也往往会使诉讼费用变得更为高昂，程序更为复杂。

(三)为中国提供的价

值

对于美国竞争法的发展历史是否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人们基本持两种观点。其一是，把美国的历史看成是创立“最佳”模式的过程。这种观点受到美国反托拉斯法专家们的普遍支持。其理由是：美国竞争法的历史比其他任何国家都长，而且经过了反复实践，一些无效的制度已经被抛弃，这从而就产生了一些值得其他国家移植的先进制度。从这个观点看，目前美国的“法律与经济”理论应该成为指导中国确立竞争法目的的准则，中国应当建立一个以法官和经济学家为核心的竞争法机构。这种观点还认为，美国经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因此，对中国有价值的经验，同样也适合于其他国家。因此，他们认为各国的国情和政治目的具有相同性。

从这种普遍的观点看问题，美国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美国法院是从许多角度看待复杂的问题。因此，研究美国的判例及其原理可以领悟许多特殊问题及其理论发展的总方向。当中国法院及行政人员把这些概念及原理运用于实际问题时，美国的判例法就具有特殊的价值。近年来美国关于“法律与经济”的学术研究详细分析了特定的协议及行为对经济的影响，这对于制定中国的竞争法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作为适用美国法基础的“理性人”的假设，这可能会限制它在中国的适用。

第二种观点是对美国经验是否适用于中国持怀疑的态度。美国法确立的目的、执法机构方面的经验对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具有价值吗?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的经验对中国来说其作用是有限的。

美国制定竞争法时的国情与今天中国的国情很少有共同之处。首先，当时别的国家都没有竞争法，(注：加拿大竞争法虽在此前已经制定，但它在竞争法发展史上的作用却是有限的。参见加拿大法：An Ac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Suppression ofCombinations Formed in Restraint of Trade，S、C、1889，ch、41(Can、)。)从而也没有外国的经验及模式可供国会借鉴，国会无法展开比较法的分析。相反，今天中国的决策者有许多外国经验可供参考，而且他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去认真思考，他们对竞争法的考虑几乎已经超过了。第二，美国当时已经有了保护竞争的概念。国会仅是将已经存在的普通法概念联邦化而已。据我所知，目前中国的法律中还没有这样的理念。第三，竞争本身在美国受到了高度重视，个人商业机会均等的观念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而这些在中国是很有限的。最后，美国法官的独立性以及他们创造法律的职能已经确立，而这些在中国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

所以，美国竞争法的发展对中国很难具有特殊的价值。美国依靠法官来阐述法律目的的做法，从政治上来说也不可能被中国所接受，特别是中国法官的地位、经验及作用，也很难让人期望他们能履行这项职责。此外，追求经济效益的狭隘目的，也和中国竞争立法中的政治期望不相适应。美国在执法机构方面依赖普通法院、普通程序的做法看来也和中国法院及其程序的功能不一致。

三、欧洲竞争法的经验：目的和方式

欧洲确立的竞争法目的和执法机构的经验与美国不同，对中国的竞争立法具有直接适用的价值。(注：这里我把欧洲各国法律看成一个体系，把欧洲各国的经验看成一套经验。虽然这种做法从技术意义上来说，是不正确的，但就象我在别的场合已经表述过的一样，欧洲各国竞争法的发展过程是相互交织的。)我所著的《二十世纪的欧洲竞争、法：保护普罗米修斯》一书，论述了欧洲竞争法的目的和模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 指出了国家及后来的地区(即欧共体)的决策者们在建设保护市场经济和保护民主政治制度方面的努力。

(一)欧洲竞争法模式的发展

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竞争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奥地利，其目的是鼓励经济增长，促进竞争，减少工人和企业主之间以及不同种族之间的对抗。并且，根据这种思想，虽然应当给予行政官僚们一定的经济行政权，但是要防止他们滥用权力，过多地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注：我详细地再三考虑了这个发展。见David J、Gerber，Law andCompeti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Protecting Prometheus(1998;pbk，2001)。)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政治家们，特别是代表中小企业的政治家们便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然而，由于当时的德皇不希望他的工业及军事发展计划受到影响，这种思想便没有得到实践。待战争结束和成立了德意志共和国之后，这些思想的倡导者们便通过当时所谓的《卡特尔法》(Kartellverordnung，1923)提出了早期竞争法的模式。这个法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德国经济和法律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人之所以对竞争法感兴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认识与前述奥地利人是相似的。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几个欧洲小国也仿效德国的立法制定了竞争法。其中，挪威竞争法的发展和变化最大。在挪威，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们既把竞争法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又把它作为保护工人、雇员和消费者的手段。

竞争法的制定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在随后的十年里，人们对于制定竞争法的必要性以及竞争法应采取何种模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人们基本的认识是：那些公正且由专家组成的政府机构可以执行竞争法，以阻止具有显著经济优势的市场主体滥用优势地位损害经济活动。我把这种模式称为竞争法的“行政控制模式”，目前它仍然是欧洲竞争法的基本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欧洲国家把竞争法作为促进经济竞争、减少阶级对抗、发展刚刚重新获得但仍旧十分脆弱的自由的手段，以便使人们对战后的艰难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事实上，这些竞争法的制度都是以战争期间的思想和经验为基础的。所以，大部分国家的竞争法都植根于阻碍其效力的经济管制框架中，很少能得到经济、政治以及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是，这些竞争法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经济政策，有些只是通过逐步地发展超过了作为经济政策的程度。

战后德国的竞争法呈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对于欧洲联合以及战后欧洲的历史进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变化是由纳粹期间的一批新自由主义者所推动的，他们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秘密讨论一些关于战后德国应如何重建的思想。(注：关于这个讨论，见David J、Gerber，“Constitutionalizing the Economy：GermanNeo―liberalism，Competition Law and&nb

sp;、the‘New Europe’”，41 Am、J、Comp、L、25(1994)。)根据他们关于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的理念，经济自由和经济竞争不仅是经济繁荣的基础，而且还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因此，法律上应当保护竞争。此外，这种观点还认为，仅当竞争法的实施基本上是根据司法的原则和司法程序，而不是根据行政的自由裁量时，竞争法才能够实现这一目的。

这些观点就成为德国1957年颁布的《反对限制竞争法》(GWB―Gesetz gegenWettbewerbsbeschran―kungen)的基础。该法已经有过多次修改，目前仍然生效。这种法律框架是作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值得社会信赖的市场经济的关键因素而构造的。它体现了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特色，在战后欧洲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成就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57年欧共体的建立扩大了竞争法的功能，并使竞争法处在战后欧洲历史的核心地位。竞争法消除了成员国间的贸易壁垒，并为建造一个成功且具有吸引力的欧洲市场创造了条件。欧共体委员会和欧洲法院共同缔造了一部被普遍认为能够有效实现这些目的的《欧共体竞争法》。

同时，在二战后的前里，原来根据行政控制模式而制定的竞争法也逐渐“司法化”。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具有独立性的裁判者和越来越专门的程序规则等司法因素，在竞争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行政性标准的作用却越来越小了。

竞争法在欧共体所处的核心地位也被许多成员国所效仿。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许多成员国或者是第一次制定了竞争法(如意大利)，或者是修改和完善它们的竞争法，从而使它们的国内法与欧共体竞争法更加趋同(如法国)。

(二)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当中国的决策者们考虑制定中国的竞争法时，欧洲确立的竞争法目的以及制度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就可能具有建设性的价值。因为在许多方面，欧洲曾经有过同样的问题，而且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往往使用和中国相似的法律手段。

1、立法目的

表达立法目的的方式在竞争法的实践中就是一个核心因素。在这个方面，美国主要采取司法的方式，欧洲却主要采取立法的方式。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也将使用立法的方式。因此，中国确立竞争法立法目的的方式和欧洲曾经使用的方式有相似之处。

表达目的的方式对于确立目的的思路会产生影响。欧洲竞争法规定了广泛的目的，而且在同一个时期包含好几个目的。相反，美国竞争法的目的却减少了，目前只有经济效益这个惟一的目的。考虑到中国可能期望竞争法承担多个任务，欧洲的经验要比近年来美国的经验更具有建设性的价值。下面，我将讨论对中国来说可能是重要的几个目的。

欧洲竞争法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和维护共同体市场，而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非常强调统一市场的目的。市场建设有许多因素，但是我的评论仅限于两个方面。

市场建设的第一个要素就是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为了有效地经营，市场主体必须享有公平竞争的自由，其目的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为了满足政治目的的要求。他们必须能够自由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怎样销售以及按照什么样的价格进行销售。如果政府阻止或限制这些决定，他们就阻碍了市场的建立或损害了市场的运行。在欧洲，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思想常常成为发展竞争法的巨大动力。实际上，在上个世纪，所有欧洲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这些管制要么是战争期间政府干预经济的延续，要么是作为基本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竞争法的目的就常常被用于减少这些管制。竞争法被用于制止单一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对市场的扭曲，尤其当这些企业得到了政策援助或政策保护时，这个目的和中国对许多市场的改革举措是一致的。

另一个市场建设因素涉及到竞争和交易中的地区壁垒。统一市场的目的是欧共体竞争法的核心，欧盟东扩计划也确认了欧共体竞争法在许多年内的优先地位。中国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消除人为的地区壁垒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与市场的建设和统一相关的是，确保政策上和广大群众对市场活动的支持。我把这个目的称之为是“公共”的目的，因为它强调了认识市场活动是在一定民众中进行的重要性。如果人们认为一个市场是“不公正”的，或者认为大企业是在剥削消费者或者剥削劳动者，那么市场行为所得到的民众支持就将会减少。

这种保护民众利益的目的在欧洲竞争法的发展中常常是重要的。比如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经济公平及分配公正问题就成为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控制或者深刻地影响许多政府，就是因为它们特别强调这个问题。而在这个方面，竞争法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它是被用来作为禁止大企业滥用经济势力、剥削消费者或不公正地妨碍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竞争机会的手段。这个功能在德国最突出。德国的竞争法不仅成功地创造了经济繁荣，而且还成为追求社会公正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利益在许多欧洲国家仍然是重要的。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这有可能成为特别重要的目的。

竞争法的另一个相关的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在欧洲战后的几十年里特别重要，因为当时的经济短缺非常严重，通货膨胀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人们还担心那些受到政府保护的大企业会操纵市场，进而窒息人们孜孜追求的经济发展。所以，竞争法被视为通过与限制经济增长的卡特尔及垄断行为作斗争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通货膨胀的一种方式。

虽然欧洲的这些经验看来对中国的决策者特别有用，但我仍要提醒大家，这些相似性是与被称之为竞争法的“工具性”目的，即竞争法本身的外部目的相关的。在这些目的中，竞争法取得了一些政治或经济政策上的“支持”。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欧洲的竞争法还与其内在的目的和价值有关。例如在德国和欧盟，经济自由本身被视为是竞争法的目的结构中的一个部分，这也是竞争法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一个因素。在这个方面，欧洲和中国的差别很大，因为这些差别的存在，与竞争相关的内在价值就很难发挥作用。

2、执法机构

欧洲竞争法中关于执法机构的经验对中国的决策者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欧洲竞争法中的行政控制模式的确立旨在追求上述目的。这种机构框架所依赖的环境及其建立中的法律依据，与中国的情况极其相似。中国竞争立法中有两个要素特别重要，这即是建立机构的出发点和机构的体制。

(1)机构设置的出发点

欧洲设置行政控制机构的出发点，往往与中国决策者面临的情形相似。因此，这 些经验对中国的决策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欧洲，发展竞争法的力量往往是拥有较 高职位或者有着广泛政治权力的行政官员，他们同时也有着广泛的管理经济的权力。因 此，在建立竞争法的执法机构时，就产生依赖行政机构的强烈愿望。行政领导们提供了 重要的(也许是必须的)政治支持。而且，他们的支持也减少了竞争法对现存政治关系的 威胁。

这种

行政控制的模式还具有其他的优点，它能够通过较低的成本和精力来实施法律，因为行政官员只需换一个新的办公地点就行。而且，这些官员也不必做很多的工作。当政治形势对严格执行竞争法不利时，他们可以放慢手脚。总之，行政执法模式不仅有利于制止大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而且还有利于发展竞争法方面的专业知识，提高了人们保护竞争的信念。

中国决策者所处的以下背景与欧洲相似：第一，行政机关对经济发展(至少是单个企业行为)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想通过建立以法院为中心的美国模式以彻底和及时地消除行政管制在政治上可能是比较难的，也许还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的行政机构有权威，有地位，这样做就特别难。由于行政机关在政治体制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如果某个机构的设置对其利益极为不利时，它就会妨碍竞争法的发展。因此，如同欧洲国家的情形一样，那些根据竞争法作出裁决的官员需要时间和经验提高他们对竞争法原理的认识，他们还负有教育和培训企业的任务。

(2)法律传统的问题

关于法律传统的广泛讨论也使欧洲的经验对目前的中国具有价值。中国的法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成文法的解释为基础的。法律条文加上行政的、政策的以及司法的解释就构成了法律运作的框架。在欧洲大陆的法律制度中，通常也是如此。尽管在欧洲一些国家，司法或法理学的解释比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以成文法为中心和由此而引出的教育、理念以及机构的设置，仍然代表了欧洲基本的法律运作机制。因此，欧洲竞争法体系的法律文化和今天的中国是相似的。当然，在分析法律传统的一致性时，还应当考虑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这个作用使得中国的机构框架及政治形势不同于欧洲。它引起了吸取欧洲经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篇2：中国竞争法的制定：欧洲和美国的经验

创意产业是一个新兴的并且具有活力的产业, 其内涵十分丰富。世界各国, 甚至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对该产业范围的界定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不同的国家对于创意产业不同的分类:对中国、北美、澳大利亚、英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北京市的文化 (创意) 产业分类标准进行比较, 分别对应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分类;北美行业分类系统 (NAICS) 中的5l大类:信息与文化产业, 71大类:艺术、娱乐、体闲业, 及54大类:专业、科学、技术服务;英国创意产业分类与标准产业分类对照 (SIC2003) ;香港、台湾创意产业分类;澳大利亚文化与休闲产业分类 (ACLC) 表明, 广播、电影电视行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类。广播电视产业链由设备制造商、设备供货商、软件开发商、软件供货商、系统集成商、网络运营商、内容创作商、内容集成商、服务提供商等构成。

二、广电行业国际竞争力模型的构建

1、模型总体介绍

模型的建立基础是基于波特的钻石模型, 结合创意产业的相关理论和特性, 从产业内外部环境对钻石模型进行调整, 提出了产业资源禀赋、产业运作状况、支撑产业情况、政府支持力度、具体行业状况五要素构成的创意产业广电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模型。

2、模型要素

具体分类以及选取指标原因见表1、表2。

三、测度方法的选取

利用熵值法确定本文建立的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所占的权重。 , 其中Wp则为熵值法所确定的第p个三级指标在合成二级竞争力指数时候的权重。

一级指标的竞争力公式是:

同理上式中Wk为合成一级指标时的权重, 也同样用熵值法计算。

在计算各地的广电行业国际竞争力指标的时候也运用到了熵值法来计算权重。

上式中, j=1, , …, 5, 表示一级指标个数, Fij表示第i国家 (或地区) 第j个一级指标的竞争力指数, Wj表示第j个一级指标在合成广电行业国际竞争力时的权重。

四、数据的处理

1、数据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 (U N E S C O) 、世界遗产名录、世界品牌500强、中国统计年鉴 (2005——2009) 、北京统计年鉴 (2005——2009) 、广东省统计信息网、E U R O S T A T欧洲统计网、E U R O S T A T Y E A R B O O K (2005——2009) 、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货币组织等。

2、对绝对量数据对极差变换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对三级指标中的绝对量数据, 采用极差变换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消除指标体系中的社会经济指标带有不同的量纲给综合测评带来的困难。计算公式为:

4.3二级指标竞争力——利用M A T L A B进行熵权法计算

把各个三级数据计算出权重之后利用上述公式加权并相加。得到二级数据的结果。

以下, 同样通过熵权法计算二级指标的结果如下表3:

同样方法计算一级指标的权重, 得到如下结果见表4:

利用上表的权重来加权之后得到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一级指标数值, 经过等权处理之后得到总的各个行业的创意产业国际化指标, 结果如下表:

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排序如下见表5:

五、结果分析

从法国的结果可以看出, 要素竞争力发展并不是很协调, 其支撑产业情况和产业运作情况落后于其他要素。法国是传统文化大国, 其创意产业在雄厚基础上得以发展, 所以, 在所选的国家和地区中, 其数据显示, 法国的创意产业综合实力排名第一。对于广播、电影电视这样的行业, 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影业, 对于市场机制不甚重视的法国, 因其过多着重文化的本质而相比之下略为忽略文化的“产值”, 所以造成了支撑产业和产业情况的数据相对落后。另外, 对于电影市场影响较大的因素来自于法国为了对抗英语文化的侵略, 强调自己母语的优越性而造成的电影市场略为市场疲软。图1

在广播、电影电视行业西班牙的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为0.5603, 列居第二, 和法国的创意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仅有微弱的劣势。综合分析来看, 各指标的结果比例为:1:1.1341:1.0321:1.0999:1.4243。这个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平衡。图2

意大利的政府支持力度是在五个国家或地区排名第一名, 但是在产业资源禀赋、产业运作情况分别排名第三名和第五名, 各个要素发展及其不平衡。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产业资源排名第三位, 但是是相比于同样文化传统悠久的法国和西班牙而言, 而且数据差别并不大, 但是产业运作情况却与以上两国有着明显的差距。意大利的创意产业相比发达的美国、英国等国家, 起步比较晚, 但是由于拥有着良好的基础和的知名度, 发展潜力还是很大的。图3

分析北京的广播、电影电视行业可知, 产业运作情况的优势是十分可喜的, 究其原因, 与近年来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广电市场从入世以后开始的飞速发展相关。广电产业中最先于市场竞争机制接轨的就是电影产业, 这一产业在入世之后的十年之内都以高于G D P增速的产值在增长。在电视产业方面, 由于寡占型的市场结构不利于将电视媒介运营收入的大幅提高, 所以北京的电视产业一直在运作方面推行竞争机制, 导致整个电视产业摆脱了寡占型, 而走向了竞争型, 所以运作的情况给总体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作用。图4

在广播、电影电视行业, 广东的综合竞争力排名最后, 各个指标的比例为:1:1.3109:1.225:1.3229:1.7238.从下图中可知, 各个指标比较均衡, 总体发展水平与欧洲各国还有差距, 甚至与北京都有一定差距。图5

六、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结果分析, 可知北京和广东相比于欧洲创意产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上有一定的差距, 从分析中提炼出的建议有:

第一, 我国产业资源禀赋重视“硬件”不重视“软件”的通病尤为明显, 应该着手提升软实力。而且, 有些电视台内部的部门还存在着沟通不畅, 资源重叠现象, 例如几个部门对同一事件分别进行采访, 这样浪费人力、物力和时间, 增加了成本却浪费了资源。在人员的管理上, 受到以往的行政化操作的死板陈旧的氛围的影响, 中间环节较多, 对人员的开发利用都没有做到效率, 节目上面依然局部实行着计划经济下的指令分配模式, 所以在资源的禀赋和开发两方面都没有得以充分利用, 但是这也同时说明, 在北京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市场中, 在资源禀赋的开发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提高空间和潜力。

第二, 支撑产业方面, 由于欧洲创意产业发展的比较成熟, 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支撑产业也相得益彰的加以推动, 而北京由于近年来才大力的发展创意产业, 政府支持和产业具体状况的提高可以短期之内做到, 而支撑产业和创意产业的磨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所以北京在支撑产业方面比较欠缺自身的优势, 需要在相关支撑扶植方面加以提高。对于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机制创新是贯穿于节目研发、节目生产和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目前对于电视产业, 广东的电视产业缺乏有效的科学论证, 节目样式雷同, 节目形态落后, 电视手段使用不到位。广电行业要有一个有效的研发机制作为支撑产业, 而且需要很好的创新机制, 而目前广东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广播电影电视行业的支撑力度还是不够的, 仍然需要加强。

第三, 政府支持力度方面, 广东排在北京之前, 政支持只是个杠杆, 为的是“抛砖引玉”, 带动金融机构向文化企业投融资。由于文化产品的价值难以量化评估, 在其起步阶段很难获得市场青睐。政府的评估和支持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 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尽管北京市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对广播电视和电影事业的投入, 但是由于广播、电影电视的公益性和准公益性的再划分, 应该就目前来看, 全国的舆论调查对外宣传和区域倾斜的全部内容, 以及公共服务与高雅文化的部分内容, 应属于公益性, 由国家财政基本保证。地方的舆论调控的全部内容, 也属于公益性, 由地方财政基本保证。除此之外, 还剩下全国的公共服务、高雅文化的部分内容;地方的公共服务、高雅文化的部分内容;以及地方的区域倾斜、对外宣传的全部内容;都属于准公益性, 也就是经营性事业。经营性事业就意味着, 它是“事业”, 电台、电视台必须办这些节目, 由于它们有较大的公益性, 财政要给予适当补助;它又是“经营性”, 办这些节目要考虑效益和成本, 并保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广电事业的比例, 同时又要落实这笔资金, 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的效率性。这也是向欧洲借鉴经验的关键点。

摘要：目前, 世界正经历由信息经济到创意经济形态的演进。而无论是在任何国家对于创意产业的分类之中, 广播、电影电视行业都作为关键的行业尤为引人瞩目。在本文中, 以需求为导向选择了北京、广东、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五个国家或地区的广播、电影电视行业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钻石模型进行改进适应对于创意产业的分析, 结合熵权法和雷达图分析, 综合比较欧洲和中国创意产业中的广电行业发展的不同特色并对我国的广电行业如何发展提出建设性建议。

关键词：广电行业,欧洲,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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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页岩气开发的美国经验和中国难题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丰富的页岩气储量，比如中国、阿根廷、墨西哥、南非、俄罗斯等，为什么页岩气开发在美国率先获得了成功呢？我想，这首先归功于一代代公司的技术创新，几十年来，页岩气开发的先驱们创造了水力压裂以及水平钻井这两大关键技术，使得过去的边角料成为了今天能源供应的重要矿种之一。与此同时，市场也培养了成千上万家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服务公司，如成像技术、油气井技术、设备技术、数字技术，它们大大地提高了采收率，延长了油气田的寿命。

页岩气在美国能够形成气候，跟美国的市场开放有很大关系。美国有1万多家各类油气服务公司，服务于钻井、地质勘探、地质测试等不同环节。正是由于不断的竞争和技术创新，使得页岩气的生产成本大幅度地下降。我曾经看到一组数据，刚开始时页岩气钻井要钻100多天，而现在只要20天的时间。

此外，美国的管网非常发达，目前的天然气管网有40.1万公里，从1994年就已经做到了开发商与运输公司全面分离，管网对第三方无歧视的准入条件，这样你开发出来的东西才可以上网输送。当然，美国页岩气开发的成功还有赖于很多条件，比如非常明晰的矿权和矿权交易机制，成熟的融资市场、政府对非常规资源的开发的优惠政策，以及完善的监管等。

从目前的评估数据来看，中国陆域页岩气地质资源潜力为134.42万亿立方米，其储量至少不低于美国。中国对这一新兴能源产业期望很高，各方也有强烈的开发愿望，但是在大规模开发页岩气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要面临着各种不同的挑战。中国的页岩气相对于美国要深埋很多，地表和地下的结构都非常复杂，因此对页岩气开采的技术和成本要求都会更高。

但是，更多的挑战恐怕还在地上。首先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四川、贵州等矿区连道路都没修好；管网也不够发达，到2012年底，中国的管网只有5.5万公里，大部分的管网都在“两家油”手上，管网的准入还有待于明细。此外，中国的页岩气开采还面临水资源不足，相关的政策以及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不过，我认为最大的挑战还是在矿权方面，美国的矿产资源主要是在私人手上，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套现地下的资源，油气公司获得这些资源也就有了一定的便利，而我们的矿产资源是国有的，石油公司又代表国家在行使这一部分的权利，这种资源垄断的局面对于开发页岩气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我个人的建议是，国家应该尽快制订页岩气作为新矿种的相关勘探管理条例，建立完善的页岩气区块准入与退出机制。也就是说，你拿到了页岩气开发的矿权，就必须按照报备的计划去执行，如果不能够实现，应当有一个退出机制，重新把区块推向市场。此外要引入竞争机制，页岩气的开发要对私营企业、外国企业放开。同时，要尽快建立起一整套页岩气开发的环境标准以及有效的监管体系，以保障开发过程中的环境和生态安全。

篇4：中国竞争法的制定：欧洲和美国的经验

一、“普及化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普及化阶段的判断标准

根据马丁·特罗的理论,高等教育的发展将经历精英、大众和普及三个阶段。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有数量和质性两个方面。在数量方面,以入学率超过15%和50%划分为界,小于15%为精英阶段,超过15%为大众阶段,超过50%为普及阶段。其中入学率方面日本学者金子元久、天野郁夫及中国学者别敦荣都有采用过高等教育的净入学率指标,即高等教育受众的适(同)龄人口与适(同)龄人口总数之比。在质性方面,马丁·特罗指出了9个将产生变化的方面:(1)对入学机会的态度;(2)高等教育的功能;(3)课程和授课形式;(4)学生的就学形态;(5)制度的形态、特性和分界线;(6)权利和决策的场所;(7)学术水平;(8)升学与录取;(9)管理运营的形式[2]55-57。

(二)普及化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具有极为多样的侧面,日本学者金子元久曾设定和分析称谓“普及化”现象的理论框架[3]30。(见图1)他认为“普及化”概念的核心,是高等教育参与机会的扩大,它决定于个人参与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形态,及作为高等教育提供方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组织结构这两因素的相互作用。因而有必要关注普及化阶段的三个侧面:横向扩大、纵向延长和高等教育体系中无界限化与高质量核心的形成。

横向扩大主要指在同年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比率的扩大,即高等教育的净入学率指标[3]31。纵向延长是着眼于每个个体的升学行为,从高中到短期大学或4年制大学,进而到研究生院,在校学习的时间逐渐延长,以及大学毕业生就业后再次入学的断续性就学行为[3]31。在横向扩大带来的传统大学与非传统高等教育机构的分化,以及就学行为纵向延长后,非全日制就学制度化的背景下,在普及化的高等教育中形成了高质量的核心,即普及化阶段的精英教育,而教育体系周边的无边界化加剧[3]31。在金子元久普及化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聚焦美中两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部分,从就学者个体及院校群体两个维度对其进展变化和特征进行分析,美国部分将主要以社区学院为代表。

二、迈入普及化阶段过程中的美国高等职业教育

(一)普及化阶段的判断

在横向扩大方面,金子元久选用美国高等教育的净入学率作为判断“普及化”阶段的数量指标。美国高等教育净入学率计算为高中毕业生直接升入大学的人数与该年17岁人口的比,该比例是根据美国高中毕业生升入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比例与17岁人口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两项指标相乘得出的。从图2可知,从1960年代至201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净入学率大致保持与高中毕业生升学率类似的趋势,在小幅范围波动的情况下缓慢上升。1960年,美国的高等教育净入学率指标为31.4%,到1984年达到40.4%后,一直在40%~50%之间波动,直至2005年突破50%,达到了51.7%,进入了金子元久认为的从横向扩大层面意义上的“普及化”阶段。

(二)横向扩大及纵向延长方面美国社区学院的情况

在横向扩大方面,美国的社区学院并不是主力。根据统计数据,1973年美国17岁适龄人口进入社区学院的比例为11.2%,直至2008年才突破到20.7%,2013年该比例为19.2%。总体而言,伴随着高中毕业率的上升,进入社区学院的17岁人口数亦不断增加,但其占比始终未超过23%。从图3可知,更多的17岁人口进入了4年制大学。所以仅从普及化的横向扩大方面,社区学院发挥的作用不及4年制大学。

注:根据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2015,Table302.20和Table 219.10绘制。

但是从纵向延长方面,美国的社区学院帮助女性、少数种族及低收入群体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作用显著。这可以从社区学院在校生规模、不同性别、就学形态、种族及年龄等学生类型方面的变化趋势得知。

美国社区学院在校生数(enrollment)[1]。如表4所示,从2002年以后,在数量指标上,中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而且无论是应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还是高等教育的净入学率指标,加之考虑到两个指标的年增长量变化趋势,可以预见在未来4~5年内,中国的高等教育将迈入普及化阶段。但是如果将国际上认为的15~64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和中国认定的16~60岁人口为劳动年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进行比较,尤其是中美两国之间,就会发现有很大差距。有统计表明,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15.8%,2014年美国2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20928.7万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58.6%……可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离普及化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还需要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实现[1]。

(二)横向扩大及纵向延长方面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情况

在横向扩大方面,与美国的情况不同,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作用显著。如表4所示,2002年至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净入学率从15.8%上涨至45.4%,其中高等职业教育对净入学率指标的快速提升有很大的贡献。如图5所示:2002—2008年间,中国18岁适龄人口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就读的比例均高于本科高校,从2009年起,虽然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几近和本科高校平分秋色的地位。

纵向延长方面,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为非全日制、女性、少数民族及低收入群体的学生创造了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延长受教育年限的机会。发挥高等职业教育多种办学形式的优点,成人高校、承担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的高校及培训机构主要为非全日制的就学者提供了学历高等教育服务。由于我国并没有对非全日制的就学者进行专门统计,现仅以2008—2014年成人高校与网络教育专科的招生数据为例,进行观察。因为自2008年以后,教育部已禁止成人高校招收脱产学生,另考虑到网络教育主要是服务业余学习者,故将两者的招生对象视为非全日制学习者。从图6可知,非全日制的招生规模总体上一直处于增长态势,并且网络专科的增幅更明显。经统计后发现,2008—2014年间各类专科共招生4004万人,其中成人专科和网络专科合计招生1774万人,两者占7年累计高等教育专科招生规模的44.3%。

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的2014年教育统计数据中“各级毛入学率”数据,高等教育净入学率数据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的2002—2014年各年教育统计数据中“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学生数”中的“普通本专科招生数”与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移算得出的18岁人口相除计算得出。

注: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的2002—2014年各年教育统计数据中“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学生数”中的“普通本科招生数”“普通专科招生数”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移算得出的18岁人口相除计算得出。

在女性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比例方面,选取可得的2004—2014年这11年进行统计,如图7和图8。可以发现女性在高等教育在校生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并成为了多数,其中专科生在女性中的比重又接近一半。2004年中国女性在校生总数为935万人,其中专科生423万人,分别占当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1)2000万人的46.7%和23.9%;发展至2014年,女性在校生已增至2002万人,其中专科生增至914万人,分别占当年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3559万人的56.3%和25.7%。具体到不同的类别,如图8所示可知,在以接收非全日制学生为主的成人专科和网络专科中,女性在各类别总在校生人数的占比又明显比全日制专科生更高。

通过选取2004—2014年普通本专科生中少数民族占比情况的数据,如图9可知少数民族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不断扩大。从总体来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少数民族学生的占比从2004年的5.3%增长至2014年的8.2%,其中专科生少数民族的占比从2004年的2.5%增长至2014年的3.6%。鉴于2000年第五次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少数民族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分别是8.4%和8.5%的情况,更能进一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阶段过程中对增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所做的努力。

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的2002—2014年各年教育统计数据中“高等学校(机构)学生数”中的“普通专科招生数”“成人专科招生数”和“网络专科招生数”数据。

注: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的2004—2014年各年教育统计数据中“各级各类学校女学生数”

注: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公布的2004—2014年各年教育统计数据中“各级各类学校女学生数”与“高等教育(机构)学生数”中各类别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注: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04—2014教育统计数据中“各级各类学校少数民族学生数”绘制。

在推进教育公平、助力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方面,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挥了显著作用。根据《麦可思2015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1至2014年高职毕业生中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不断提高,分别是88%、88%、90%和91%[7];就家庭背景而言,如图10所示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父母是农民或外来工人的比例也均高于4年制大学[7]。

(三)无界限化过程中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变化

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步入大众化阶段,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形式和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了改变。1980年以来,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逐渐形成了专科学校、电视大学、函授、自学考试、职工大学、职业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等多种办学形式,并归属包括教育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及地方和社会力量等多部门管理[8]。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明确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协调和督导评估的责任,管理体制得以理顺。1999年随着“三改一补”(1)的实施和《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的发布,办学主体也被进一步明确为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学院、民办高校、普通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内设定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经教育部批准的极少数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办学条件达到国家规定合格标准的成人高校等机构[9]。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各类办学形式中唯有高等职业院校不断壮大,终于成为承担高等职业教育重任的中坚。(如表5所示)而且自2011年起,教育部对外提供的高等教育学校(机构)统计数据中亦不再区分高等职业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这充分表明高等职业院校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支柱,亦将是未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主要承担者。

注:数据来源于麦可思中国(2011—2014年)大学毕业生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研究。

注:各类型高等教育机构数来源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02年和2010年教育统计数据中“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

在院校的在校生规模方面,中国的高等职业院校实现了快速扩大,为有效缓解适龄青年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与供给间的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表6所示)与美国的情况类似但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公立高职院校也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但小规模院校的占比明显偏低。根据笔者对2016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年度质量报告中公开在校生数的1029所院校的数据统计,有662所高校的在校生数超过5000人,其中82%是公立院校;但相比之下在校生数小于999人的院校只有26所,占比不及3%,远低于美国的30%~40%。从院校性质来考察,民办(私立)高职高专院校数量尽管从2002年的127所增长至2014年的307所,但发展的程度有限,据笔者统计,近1/3的院校在校生数在5000人以下。

注:高职高专院校(含民办)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发展规划司2002年和2014年教育统计数据中“高等教育学校(机构)数”“高等教育学校(机构)学生数”和“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

经过大众化阶段的推进,中国的高等职业院校与4年制大学的功能和定位分化愈加明显,但与普通高等教育4年制大学的沟通和中等职业院校的衔接都进展缓慢。原因主要在于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立体系尚未建立。这个独立体系的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专科直至研究生层次的学历教育体系,二是学历与非学历、职业与普通教育沟通衔接的体系[10]。目前,中国已经通过推动地方本科向应用型高校转型、不断增大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比例等措施,逐渐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次的学历教育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出台学分互认和累计转换制度等措施推动与中等职业教育的衔接和各类型教育的沟通。由于上述系统性的改革和尝试才开始,所以普及化阶段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之间的流动障碍能降低和消除多少,还有待观察。另鉴于目前中国高等职业院校中主要以全日制适龄青年作为教育对象,其院校功能方面尚不及美国社区学院那样多样和丰富,也需随着普及化进程的推进而改善。

四、结语:对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展望

限于篇幅,以上只从入学者和院校两个维度,客观描述了中美两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普及化阶段过程中的横向扩大、纵向延长及无边界化三个侧面的变化,并未充分阐述其变化背后的原因。但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在横向扩大方面,美国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十几年,中国也将在几年后进入,并且其高等职业教育在横向扩大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基于中国庞大的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未来随着高等教育净入学率的不断提升,作为承担普及化重任的高等职业教育将面临巨大的质量保障压力,如何平衡入学人数扩大和质量水平提升将是一个重要议题。像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关于社区学院毕业率的争论就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低毕业率意味着非常多不成功的社区学院学生根本就不该进入大学,但也有人指出以“门户开放”为使命的社区学院,用毕业率衡量其办学成效未必合适[6]25。所以究竟要以什么作为衡量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成就的标准,不仅是美国社区学院在追问的问题,也是普及化阶段中国高职教育要思考的问题。

在纵向延长的方面,通过对比可知,除了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更为显著外,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在扩大非全日制、非传统年龄就学者方面的作用有限。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快速从数量上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并奔向普及化阶段,所以本应在观念、体制和制度上适应大众化阶段的若干质性改变还未完全到位。反映在高等职业教育的部分,就是其开放性、多样性和多功能性的不足。未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将向“老龄少子化”变化、经济结构也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也将发生变化,高等职业教育将作为“个人为生活和学习准备的第一阶段的学习”[2]169融入终身教育领域,并真正成为推进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排头兵。

参考文献

[1]别敦荣.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逻辑[J].中国高教研究,2016(3).

[2]天野郁夫.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现实与课题[M].陈武元,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3]金子元久.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学[M].刘文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2013community college fast fact[EB/OL].(2013)[2016-5-2]http://www.aacc.nche.edu/About CC/Documents/Fact Sheet2013.pdf.

[5]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5,Table 317.10.[EB/OL].(2015-10)[2016-5-2]http://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5/tables/dt15_317.10.asp.

[6]Lisa S,Kelsay and Eboni M,Zamani-Gallaher.Working With Students in Commuinty Colleges:Contemporary Strategies for Bridging Theory,Research,and Practice[M].Stylus Publishing,2014.

[7]上海市教育研究院,麦可思研究院.2015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英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

[8]罗先锋.论潘懋元高等职业教育思想[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5(5).

[9]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关于印发《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的通知[EB/OL].(1999-1-11)[2016-4-27]http://www.jcjedu.org/web/jyfg/JYGLZHFLFG/1642.htm.

篇5：美国高铁,不学中国学欧洲

前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新任部长盛光祖上任后，中国铁路的发展方向发生了转变——不再一味追求高速度。铁道部称，计划6月底开通的京沪高铁将从设计之初的最高时速380公里降至300公里，一直饱受争议的豪华座椅将更换为普通座椅，未来的票价可能也更加平民化。

几乎同时，命途多舛的美国高铁建设终于拉开大幕：在经历了一系列挫败之后，5月9日，美国运输部长雷-拉胡德宣布，政府将向东北部、中西部和加州铁路投入20.2亿美元，用于发展下一代高速客运列车。这是奥巴马政府持续为高铁奔走相告之后投入的第一笔资金。

不过，不要以为美国就此进入了高铁“大跃进”时代，目前，许多计划中的美国高铁线路仍无具体的时间表，且为高铁降速、“降温”的呼声仍不绝于耳。

奥巴马的高铁计划“执行不力”

美国贵为“车轮上的国度”，公路系统和航空运输十分发达，但铁路系统却长期落后。在美国坐火车，票价贵、服务差，速度也慢。以美国东北走廊为例，一辆从纽约开往波士顿的直达列车要花3小时40分钟，才能行驶完354公里路程，而这已经是美国速度最快的火车之一了；从伦敦到巴黎，乘坐高速列车“欧洲之星”则只需要2个半小时。

绝大多数的美国老旧铁路都无法与现代的电气列车配套。为了有效升级铁路系统，美国需要建设一些专用的高速线路。但在美国建高铁，不仅花费巨大，而且多数计划都遭遇了费力不讨好的情形。

“没人会坐这趟列车，”这是今年年初频繁出现在佛罗里达地区论坛留言板上的信息。今年2月，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奇·斯科特以州政府难以承担高铁的潜在超支为由，拒绝了奥兰多和坦帕市之间修建全美首条高速铁路的计划。

这条规划中的铁路长135公里，设计运行时速为270公里，乘客半小时内就可从奥兰多到达坦帕，预计耗资27亿美元，美国政府承诺投入24亿美元。斯科特的“大胆犯上”得到了佛州当地居民的支持，但他自己随后因此事被两名参议员起诉。

在加利福尼亚州，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高铁建设进度远超过美国的其他高铁，与此同时，一些帕洛阿尔托市的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官方公布究竟有多少人需要这条铁路的报告细节。在他们看来，高速铁路不仅会产生噪音、引起房屋震动、破坏当地的田园风光，更重要的是将让他们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美国《管理》杂志去年报道称，帕洛阿尔托的市民们非常担心自己的房屋回因为高铁项目被夷为平地。

美国人不喜欢铁路而更青睐开车，这种说法其实值得商榷。事实上，奥巴马的高铁计划并未遭遇航空公司、石油公司等潜在竞争对手的挑战，屡遭阻挠大多是因为政治原因。美国的高铁建设计划多数都经过了长期的严谨讨论，例如，加州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已打算兴建高铁连接旧金山和洛杉矶，但因资金和能否盈利等问题，争议持续近30年时间。

昂贵的高铁一旦出现问题，将会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欧洲经验为美国高铁降速

在美国高铁的各种论证过程中，欧洲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样本。欧洲，尤其是西欧，长期以来建造了世界上最先进、最便捷的铁路系统，稳定成熟的高速铁路为后来者提供了先进经验。

英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提升本国的铁路效率，并在60年代将大量老式列车升级为电气列车。当时，经济学者提出了所谓的“火花效应”：把一条铁路电气化，客流就会随之而来。“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的高速铁路，缩短了26％的时间，随之增加了27％的乘客数量。”伦敦经济学院的铁路专家特里·戈维什博士在最新发表的报告《高铁革命：历史和前景》中写道。

现在，“火花效应”已经是个略显过时的名词，但戈维什仍将它写入了英国第二条高铁路“HS2”的可行性报告中。“无论如何，如果把铁路部门在铁路提速上有所投入，就能获得额外的收益。”这种现象在英国的过去几十年中始终如是，原因是那里的高速铁路远远落后于欧洲大陆。英国唯一的高速列车“欧洲之星”，线路跨越不列颠岛到达巴黎，速度可达每小时300公里。

即便是最先进的欧洲高铁线路，例如法国的巴黎里昂高铁(TGV)、西班牙的马德里塞维利亚高铁(AVE)，开始建造之时都非常谨慎，经过了大量的论证和实验；德国的城际快速列车(ICE)，在上世纪80年代连接了西德的数个枢纽城市，90年代东西德统一后，ICE开设了一些更加合理的路线，从而进入了全盛发展期。

“高铁连接的城市距离非常重要，尤其是主要工业中心到商业中心的距离，”戈维什表示，“在西班牙，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修建一条高铁就很合适，因为对于汽车而言，这段路程太长，高铁则能够在同航空业的竞争中胜出。这就是为什么荷兰的高铁不会取得成功，尽管他们已经建造了从鹿特丹到阿姆斯特丹以及一些其他线路的高铁，但那些地方之间的距离太短了。”

德国的城际铁路获得成功，还在于它与传统线路的混搭——ICE的列车与慢速列车行驶在同样的铁道线上。美国高铁的规划者就面临着这样的选择难题：对于加州和东北走廊的两条高铁，专用线路未免太过昂贵，但如何与旧列车共用线路又是颇为复杂的技术问题——在德国，一条混合的铁路线需要经过数年的时刻和线路方案调整期。

应该说，欧洲高铁的成功带给美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开始降速”。“西班牙的例子对于美国的政客们就是一个警示”，西班牙《世界报》在佛州州长斯科特做出拒绝高铁的决定后这样写道，“政府在高铁上大手笔投入，且拜房地产泡沫所赐，经济一派繁荣景象。”从2000年发迹的西班牙铁路狂热，毫无疑问是该国后来遭遇严重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从去年开始，美国媒体有关高铁的诸多报道都把西班牙作为反面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