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文献中文翻译资料

外文文献中文翻译资料（精选6篇）

篇1：外文文献中文翻译资料

.轻型发动机设计方案

摘要：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新一代汽车发动机燃油效率并不是像我们预料中的那样会有所降低。其原因：汽车重量的增加。通过对汽车发动机整车重量以及部分重量的分析知：曲轴箱作为一个单一部件具有潜在的可减少重量的部件，这篇论文讲述的是通过利用轻型材料和现代的设计手段减少发动机重量的方法。

将轻型材料应用于曲轴箱设计构思中包含着广泛的设计理念，这种设计理念就是尽最大可能利用被选材料所具有的可能性去减少汽车重量，以下我将详细的谈论关于直列式和V-型发动机特殊方法的构思，发动机重量减轻也可以利用中小型发动机来代替又大又重的发动机，现代技术以被应用于现存的发动机设计构思中从而增加发动机功率重量比，使发动机性能得到提高因此它的市场价值也得到提高。

新型轻型发动机设计方案中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传统发动机设计理念相比要尽量减小发动机零部件数量，因为这样对于减少整车重量有着非常重要作用。

介绍：

汽车在生态方面和将来继续充当普通交通工具的要求已经显著提高尤其在美国和欧洲。通过合法的要求使那些有压力的顾客在这方面得到缓解。必需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对于燃油的消耗，排放，回收在利用这些中心问题要有一个回应。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汽车发动机的发展取的了进步，使发动机功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在降低发动机燃油消耗和排放方面已经付出巨大的努力。通过应用直喷，废气涡轮增压和多气门技术于柴油发动机中，使发动机的性能得到显著提高。

新车取代与在它之前所有具有相类似功能车时，其新车发动机工作效率的提高并不是通过对原有车的有效改进。整个交通工具工作效率停滞不前甚至降低的原因是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增加了15%~20%的车辆（图1）。尽管轻型材料的使用不断增长以及设计者有意识的向轻型结构方面设计但是重量减轻却被其他方面所弥补。读者可以通过以下方面得知：

多余的汽车外形 安全方面的改进

关于NVH舒适度方面的改进

持续性动力输出方面的提高以及汽车工作情况的改进 可靠性方面的改进

图1.交通工具重量减轻（由数据2反映）

车体增重并不是汽车发展的倒退。持续增长的顾客需求和严格标准要求向重型车方向发展，因此人们开始认识到消除这不利因素的最便利方式是减少车辆数量但是要保持发动机性能不变，所以曲轴箱引起我们特别注意因为它占整个发动机重量的21%~25%。大部分柴油机曲轴箱点火上峰值压力可达到16兆帕，在这样的压力下能够引起相当高的部分载荷。减少油耗，排放可以有利于改进车子的性能，也有利于降低车子零部件的制造成本。这篇论文讲述的是关于减轻现代高性能发动机的构思。图2显示的是典型2升排量汽油机核心部分示意图。一个显著的部分是曲轴箱，因为它具有将汽油机重量减轻10%～12%的可能性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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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发动机主要部分重量示意图

每种材料的使用情况都需要被改进，新的轻型材料的使用必须要从技术和经济性两个方面得以考虑。车体重量的减轻不仅仅局限于发动机的构思。

拥有大功率重量比和扭矩的发动机在减小发动机重量方面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对于现代柴油机能够达到最大功率强度所采用的直喷和废气涡轮增压技术是一项非常关键的技术。四气门技术应该被考虑到应用于缸径为75cm或更大直径的发动机上以便提高发动机功率重量比，但与此同时还得考虑到越来越严格的排放法规。图3表明在发动机生产周期是基于发动机结构的小改变来提高发动机的功率重量比来得以实现的。

通过诸如直喷和涡轮增压技术来进一步提高功率质量比和扭矩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因为有更严格的排放法规来限制。因此在将来从结构方面下手会使发动机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应用轻型材料的设计理念于现代曲轴箱设计构思之中对于减轻车体重量是非常必要的。

图3.功率强度的提高

轻型材料的设计理念---不同单一或综合方案，它可以有效的应用于去减少典型车用发动机的重量。图4展示了四个有关轻型材料的设计方法。基本发动机构造，综合设计以及材料选择都是有很强的联系的因为它们与结构强度计算和有关声学方面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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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重量减轻方案

对于曲轴箱设计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边界条件就是生产过程和功能要求。创新的设计方法对于使轻型材料的优点得以发挥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更高的材料成本，简单材料去取代那些高成本轻型材料铁，轻型材料的联合使用以及发动机和零部件的创新设计方法导致发动机更轻，零部件更便宜（图5）。

图5.部件的优化和轻型材料的成本

利用特殊的轻型材料去寻求最优化设计的努力经常被限制，因为额外的要求总是被强加在发动机家庭化设计中。例如专业生产线需要考虑到各个方面如令人厌烦的空间，顶部高度等要有连贯性，然而提高现存发动机市场份额也是很容易的，如可以通过材料替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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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求被替代材料要具有机械制造性和装配过程连续性。完成一个重新设计仅需改变材料的性能。如图6所示。

图6.材料替代品CI→铝[3]

图7.AVL桁架系统构思的核心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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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顶部板面设计

曲轴箱设计修正在机械制造过程中具有适应性，同时在新的曲轴箱设计中要求有更多的修改自由空间，有一个曲轴箱采用AVL桁架系统构思来进行制造的例子[4]。AVL桁架系统在采用硬结构构思方面具有非常大的重量减轻的可能性。其它优点就是在声学方面和曲轴箱通风系统的整体性以及连接水平通道的油道设计方面。

首先这种桁架构思是采用压缩铅粉铁（以下简写为CGI）来设计曲轴箱[5]但与此同时也证实这个设计是基于灰铸铁曲轴箱[6，7和8]。

CGI曲轴箱中有一种敏感性材料被用于汽车顶部板面设计中，在图8中得到说明。有优良的声学效果和有可能减小顶部板面重量的板面最厚处约为10～14mm是应力集中区。较小的应力集中区域的壁厚约为3.5mm。在尽可能情况下采用轻型材料来作为曲轴箱凸缘区域最优化设计与那些通过付出昂贵的代价使壁厚达到最小化设计相比前者显得更好。]

图9.曲轴箱材料和设计的影响

材料选用构思---图9表明曲轴箱可能使用的材料，设计理念以及所选材料对零部件重量影响的一个变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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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直列式汽油机曲轴箱构思

CGI材料告诉我们：尽管CGI与氯具有相同的材料密度但是将其融于轻型材料设计方法中那么CGI材料大约能将所设计的曲轴箱重量减轻10%的可能性。所示的部件是采用特殊的构思方法设计。由有气体和螺栓力的含铁材料所制成的复杂钢骨架使整个气缸成为整体，同时对整个气缸盖和轴主要突出部位造成一定的威胁。通过对钢部分溶解知：密封钢外部是由铸造的薄金属构成的。对铝部分溶解知：其是由铝合金构成的。低成本曲轴箱构思的应用受到限制其原因是由于复杂的骨架致使形成额外成本。为高速柴油机选择唾手可得的轻型材料是比较容易的，可以通过制造CGI 来分别镶嵌或者用球墨铁镶嵌在包括气缸在内的每个主轴承壁上。

今天，用重量可以减轻40%的铝材料设计取代了过去用铁的设计方案，尤其使用含有氯的亚铅制成的铸形曲轴箱已经被证实对于大部分用次曲轴箱的发动机都可以将其溶解，之所以这种方案原因除了具有突出的重量减轻的可能性外，还有：

优越的热传导性

具有支持复杂和精致结构的先进制造工艺的可能性 具有整体性可能 更小公差范围 市场优势

镁，是应用于曲轴箱中最轻的材料，尤其将其用于高速柴油机设计中是极富挑战性。镁在自然界中是广泛存在的。对于大部分采用镁材料曲轴箱研究发现，它会对有益于曲轴箱的铝部分进行溶解，燃而根据材料所具有减小重量的可能性将镁和铝用于曲轴箱最小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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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处是不可能的。

用于典型发动机曲轴箱所选择的材料涉及到已被定义的参数以及如果满足发动机零部件性能需要所作出对材料的选择而引起的一些问题。表1主要材料的性能。结构硬度是由Young模数和材料密度之比来确定的。拉力和Young模数主要影响曲轴箱静力强度，主轴承所能承受的力以及气缸盖上的销子所产生的力。对于动力强度和可持续性峰值点火压力的主要参数是受材料的屈服强度来限制的。曲轴箱设计中材料的其它重要特性包括热传导率，机械制造性能，热屈服强度，在高温时爬坡阻力，湿度系数，热膨胀系数，抵抗冷却水、矿物油、盐水的腐蚀能力尤其是在重量减轻方面。

设计理念---汽油机直列式曲轴箱设计标准是具有高压力含氯的铸有铝的曲轴箱并且要具有大约4.5 mm厚的轴壳或者具有能进一步减轻重量现代化轻型曲轴箱的构思。以一种床板形式被安装的机轴（图10，左）具有能够进行对其外壁处理和连接着裙部的铝制梯形框架的设计构思（图10，右）。每个缸仍然可以通过铝套或者其它热传导套来代替氯衬套将其重量减轻大约0.5千克的可能性，同时取代氯衬套也有益于来自燃烧室的热进行更好的散发，从而可以避免在氯衬套与周围材料之间因热胀冷缩而形成沟槽。用镁取代曲轴箱以前所使用的材料可以进一步减轻重量。

图11.直列式柴油机曲轴箱构思

峰值燃烧上限压力可达到16兆帕的直列式柴油机曲轴箱所采用的普通衬套材料一般是氯。现代曲轴箱采用深裙部构思方法，正如所说的球墨铁（以下简写为SGI）轴承壁和铝制梯形框架。（图11，左）

曲轴箱设计理念是基于因工业发展而形成的占主导的AVL发发动机隧道式构思[1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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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种构思是从声学角度考虑的，因为主轴承会受到高燃烧气体所产生的力作用以及曲轴箱里的声波辐射。这种设计会导致主轴承发生相对柔性变化但是隧道式却能形成大扭矩和大的屈服硬度。第一台AVL-LEADER发动机模型所采用的是单隧道铸形曲轴箱，此结构对于现代化大排量发动机是不可采用的，因此所展示出来的最优化曲轴箱产品要求采用两隧道设计[13]，同时油泵、吸油管要求在梯子形框架内采用整体式。

图12.V-型发动机曲轴箱设计

铝合金在柴油机上的使用和铝制直列式家用发动机曲轴箱设计成功提供给我们联合化生产的机会。今天铝已经成为汽油机曲轴箱标准材料但是将铝广泛应用于高速柴油机仍然受到各种问题的捆饶如怎样解决主轴承壁应力集中问题，气缸套、顶部板面以及其它活动部件的扭弯问题。

有这样的零部件构思：在保证结构的高硬度情况下尽量减轻曲轴箱重量，经过调查发现砂型铸造铝或镁曲轴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如图11曲轴箱右边采用通销孔设计而曲轴箱采用镶嵌式床板并要求其具有支撑主轴承外壳功能的设计。在这些镶嵌中整体式线形突起部位也要能够去取代通销孔，同时这样也可以避免昂贵的装配工序。

表1.主要材料性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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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产品V-型汽油发动机曲轴箱设计已经被完成。同样还有直列式汽油发动机曲轴箱是一种高压铸铝曲轴箱，同时其具有通过取代氯衬套来进一步减轻重量的床板。目前大部分V-型柴油发动机曲轴箱是采用氯衬套制成，因为它具有高峰值燃烧压力。通过机轴中心线和采用SGI轴承外缘深裙部设计独立平面的床板设计已经被证明是可行的构思。每个主轴承上都有四个插销同时每个轴承边缘上又额外增加了水平插销，这对于缓解轴承边缘上的载荷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由于CGI优秀的材料特性使我们想到了将其运用到V-型柴油发动机曲轴箱设计中。尤其在主轴承周围有高载荷影响情况下所采用的氯衬套其重量减轻问题已经被解决。对于V-型柴油发动机曲轴箱不同设计所面临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被用于有限元素分析法之中进行比较。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选择砂型铸造曲轴箱一般采用成90°角的V-型8缸发动机（图12，左）。有限元素分析法认为每个轴承壁上要用四根插销，为了减小主轴承热膨胀所带来的不利应该用大约4mm厚的轴承外壳来弥补。

图13.有限元素模型 有限元素分析法

有限元素分析法被广泛的运用于直列式和V-型发动机曲轴箱半缸3D设计中。有限元素模型法是由曲轴箱，床板部分，半轴承壳，气缸头以及轴承销组成（图13）。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在主轴承壁周围的关键区域要进行持续性峰值燃烧压力计算。

不同变化的有限元素模型被负以静主轴承销力用来估算不同峰值燃烧压力同时还要考虑到发动机不同温度下动载荷。峰值燃烧压力受被估算的安全因素以及在静、动载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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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轴承变形情形两方面限制。在这次调查研究发现不同变形必须采取笔筒的变形材料如AlSi9Cu3,AlSi10MgWa,砂型铸造镁合金用 SGI和CGI法镶嵌部分块，图14摘录了这些结果。先前的估算形成家用直列式柴油，汽油发动机高压铸形曲轴箱只能承受13.5兆帕最大压力，其床板采用增加镶嵌方法来分析。

图14.峰值燃烧压力极限（气缸内/核心部位=1.12）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当在没有使用砂型铸造镁合金时，直列式曲轴箱（图11，右）屈服峰值燃烧压力最大可达11.5兆帕，而AlSi9Cu3可最大承受13.0兆帕，如果在没有采取镶嵌方法情况下要想使承受压力达到14.5兆帕必须采用AlSi10MgWa.CGI或SGI镶嵌铝或镁合金基本结构中时可允许峰值燃烧压力达到15兆帕甚至更高。

V-型发动机曲轴箱设计与直列式发动机曲轴箱相比，铝镁合金的V-型发动机曲轴箱设计要求更多条件。每个主轴承要求承受两个气缸载荷而不是一个。对气缸盖和主轴承进行必要的力平衡补偿是不可能的。与直列式发动机曲轴箱相比强制减小V-型发动机曲轴箱峰值燃烧压力具有相同的效果。

由于它们上述的一些基本原理应用于以上的发动机设计中，V-型发动机可以允许更轻点但是其零部件成本将偏高。采用铸形CGI或 SGI骨架适应于将峰值燃烧压力提高到14.0兆帕甚至更高（图12，右）。对于缸头销和主轴承壁强度的弥补要求使用复杂的框架而不是对每个主轴承壁采用独立镶嵌。如果采用多部件喷雾式衬套、铝衬套或热表层而不是采用骨架整体室衬套那么可使曲轴箱重量减小0.5千克。概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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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采用最小壁厚的轻型材料相比，采用薄壁技术的含铁曲轴箱想进一步减轻重量已经受到限制。另外由于铅材料的密度小，汽油机、柴油机联合生产使铝合金的使用成为可能。现代曲轴箱应用轻型材料关键之处在于可以满足尤其是高速柴油机主轴承强度要求，满足缸套和顶部板面扭力的要求以及满足轻型曲轴箱声学要求。

将轻型材料应用于V-型发动机曲轴箱受限于可实现的强度。如果没有安装增加强度的装置的话，从有限元素分析法知，对于直列式发动机曲轴箱所承受最大压力为14.5兆帕而V-型发动机曲轴箱所能承受最高压力为14.0兆帕。在主轴承壁面上装有额外的镶嵌物（SGI或CGI）对于阻止现代化高速柴油机所产生的高峰值燃烧压力（15.0兆帕或更高）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复杂的铸骨框架仅适用于V-型发动机曲轴箱因为在更高级的交通工具中允许使用材料更轻成本偏高的零部件。骨框架结构最适用于在主轴承壁存在两缸负载。气缸套在骨框架结构中最好被设计成整体式。

尤其对于高速柴油机将最轻型材料镁应用于曲轴箱设计中是极富挑战性的。我们还得继续对含镁材料曲轴箱设计进行研究探寻其潜能。

发动机轻型曲轴箱的发展不仅仅是被选择材料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发动机构思和设计方面的问题。在这篇论文里所涉及的轻型材料正在被逐渐引进到许多产品设计中，被应用于轻型发动机曲轴箱设计尤其现代化高速柴油机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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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外文文献中文翻译资料

超声波测距 中英文对照资料外文翻译 超声测距系统设计 原文出处：传感器文摘 布拉福德:1993年 第13页摘要：超声测距技术在工业现场、车辆导航、水声工程等领域都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目前已应用于物位测量、机器人自动导航以及空气中与水下的目标探测、识别、定位等场合。因此，深入研究超声的测距理论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为了进一步提高测距的精确度，满足工程人员对测量精度、测距量程和测距仪使用的要求，本文研制了一套基于单片机的便携式超声测距系统。关键词：超声波，测距仪，单片机

1、前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发展建设加快，城市给排水系统也有较大发展，其状况不断改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合成时间住的许多不可预见因素，城市给排水系统，特别是排水系统往往落后于城市建设。因此，经常出现开挖已经建设好的建筑设施来改造排水系统的现象。城市污水给人们带来了困扰，因此箱涵的排污疏通对大城市给排水系统污水处理，人们生活舒适显得非常重要。而设计研制箱涵排水疏通移动机器人的自动控制系统，保证机器人在箱涵中自由排污疏通，是箱涵排污疏通机器人的设计研制的核心部分。控制系统核心部分就是超声波测距仪的研制。因此，设计好的超声波测距仪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2、超声波测距原理2.1 压电式超声波发生器原理 毕业设计（论文）英文翻译 压电式超声波发生器实际上是利用压电晶体的谐振来工作的。超声波发生器内部结构，它有两个压电晶片和一个共振板。当它的两极外加脉冲信号，其频率等于压电晶片的固有振荡频率时，压电晶片将会发生共振，并带动共振板振动，便产生超声波。反之，如果两电极间未外加电压，当共振板接收到超声波 时，将压迫压电晶片作振动，将机械能转换为电信号，这时它就成为超声波接收器了。测量脉冲到达时间的传统方法是以拥有固定参数的接收信号开端为基础的。这个界限恰恰选于噪音水平之上，然而脉冲到达时间被定义为脉冲信号刚好超过界限的第一时刻。一个物体的脉冲强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物体的自然属性尺寸还有它与传感器的距离。进一步说，从脉冲起始点到刚好超过界限之间的时间段随着脉冲的强度而改变。结果，一种错误便出现了——两个拥有不同强度的脉冲在不同时间超过界限却在同一时间到达。强度较强的脉冲会比强度较弱的脉冲超过界限的时间早点，因此我们会认为强度较强的脉冲属于较近的物体。2.2 超声波测距原理 超声波发射器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时刻的同时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途中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停止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为 340m/s，根据计时器记录的时间 t，就可以计算出发射点距障碍物的距离s，即：s340t/

23、超声波测距系统的电路设计 系统的特点是利用单片机控制超声波的发射和对超声波自发射至接收往返时间的计时，单片机选用 C51，经济易用，且片内有 4K 的 ROM，便于编程。电路原理图如图 1 所示。‐1‐毕业设计（论文）英文翻译 图 1 电路原理图 ‐2‐ 毕业设计（论文）英文翻译3.1 40kHz 脉冲的产生与超声波发射 测距系统中的超声波传感器采用 UCM40 的压电陶瓷传感器，它的工作电压是40kHz 的脉冲信号，这由单片机执行下面程序来产生。puzel： mov 14h 12h；超声波发射持续 200mshere： cpl p1.0 ； 输出 40kHz 方波 nop ； nop ； nop ； djnz 14h，here； ret 前方测距电路的输入端接单片机 P1.0 端口，单片机执行上面的程序后，在 P1.0端口输出一个 40kHz 的脉冲信号，经过三极管 T 放大，驱动超声波发射头 UCM40T，发出 40kHz 的脉冲超声波，且持续发射 200ms。右侧和左侧测 距电路的输入端分别接 P1.1 和 P1.2 端口，工作原理与前方测距电路相同。3.2 超声波的接收与处理 接收头采用与发射头配对的 UCM40R，将超声波调制脉冲变为交变电压信号，经 IC2运算放大器 IC1A 和 IC1B 两极放大后加至 IC2。是带有锁 定环的音频译码集成块LM567，内部的压控振荡器的中心频率 f01/1.1R8C3，电容 C4 决定其锁定带宽。调节 R8 在发射的载频上，则 LM567 输入信号大于 25mV，输出端 8 脚由高电平跃变为低电平，作为中断请求信号，送至单片机处理.前方测距电路的输出端接单片机 INT0 端口，中断优先级最高，左、右测距电路的输出通过与门 IC3A 的输出接单片机 INT1 端口，同时单片机 P1.3 和 P1.4 接到 IC3A的输入端，中断源的识别由程序查询来处理，中断优先级为先右后左。部分源程序如下：receive1：push psw push acc clr ex1； 关外部中断 1 jnb p1.1right；P1.1 引脚为 0转至右测距电路中断服务程序 ‐3‐ 毕业设计（论文）英文翻译 jnb p1.2left；P1.2 引脚为 0转至左测距电路中断服务程序return： SETB EX1； 开外部中断 1 pop acc pop psw retiright：...； 右测距电路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ajmp returnleft：...； 左测距电路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ajmp return3.3 计算超声波传播时间 在启动发射电路的同时启动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 T0，利用定时器的计数功能记录超声波发射的时间和收到反射波的时间。当收到超声波反射波时，接收电路 输出端产生一个负跳变，在 INT0 或 INT1 端产生一个中断请求信号，单片机响应外部中断请求，执行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读取时间差，计算距离。其部分源程序如下：RECEIVE0： PUSH PSW PUSH ACC CLR EX0 ； 关外部中断 0 MOV R7 TH0 ； 读取时间值 MOV R6 TL0 CLR C MOV A R6 SUBB A 0BBH； 计算时间差 MOV 31H A ； 存储结果 MOV A R7 SUBB A 3CH MOV 30H A SETB EX0 ； 开外部中断 0 POP ACC ‐4‐ 毕业设计（论文）英文翻译 POP PSW RETI对于一个平坦的目标，距离测量包括两个阶段:粗糙的测量和精细测量。第一步：脉冲的传送产生一种简单的超声波。第二步：根据公式改变回波放大器的获得量直到回拨被检测到。第三步：检测两种回波的振幅与过零时间。第四步：设置回波放大器的所得来规格输出，假定是 3 伏。通过脉冲的周期设置下一 个脉冲。根据第二部的数据设定时间窗。第五步：发射两串脉冲产生干扰波。测量过零时间与回波的振幅。如果逆向发生在回 波中，决定要不通过在低气压插入振幅。第六步：通过公式计算距离 y。

4、超声波测距系统的软件设计 软件分为两部分，主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主程序完成初始化工作、各路超声波发射和接收顺序的控制。定时中断服务子程序完成三方向超声波的轮流发射，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主要完成时间值的读取、距离计算、结果的输出等工作。

篇3：外文文献中文翻译资料

1. 翻译不当造成的文化信息缺损和扭曲问题

翻译中由于译者对史料理解不透彻，或疏忽失误，造成了南浔景观资料中存在许多翻译问题，导致不该有的文化信息缺损和扭曲。

1.1 翻译不当

在南浔诸多景点中有用词不当、搭配不当、不符实际、指代不明、滥用拼音等翻译不当情况。

例1.在嘉业藏书楼中关于刘氏的介绍中，出现了明显的用词不当问题，说到“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多次提到刘承干先生”，其中“书信”一词译为“mails”欠妥，“mails”是指邮件、信件、邮包的统称，而文中根据年代特征特指通过邮递系统传递的信件，“书信”正确的翻译应为“letters”。

例2.对张石铭故居进行介绍时，提到张“在文化艺术上也颇具造诣”应译为“have accomplishments in...”，而译文却犯了明显的搭配不当问题，搭配不当包括形容词-名词的错误搭配、名词-名词的错误搭配、动词-名词的错误搭配、动词介词的错误搭配、固定搭配错误等，将其译为“...was accomplishments”，混淆了名词和动词的搭配方式。

例3.在对备弄进行介绍时，提到有大事和迎接贵宾时开“大墙门”，译为“big door”，而在《21世纪大英汉词典》“big”的解释为“(体积、面积、宽度、数量、程度、规模等方面)大的，巨大的”，用其形容“大墙门”与实际概念不相符，正确地应根据其实际意义译为“portal”。

例4.在对张静江的简介中，介绍其名“一名增澄，又名人杰，号卧禅”，中文表达甚为具体严谨，而译文直接译为“had some another names such as...”，没有将三个不同意义的名字有效对等，失去了原意的准确性，出现了指代不明问题。

例5.小莲庄一处醒目标识语“禁止吸烟”，与其相对应的英文却是是“JIN ZHI XI YAN”，很明显，这里译者直接纯粹用汉语拼音法表达，不但不符合国际化的潮流，更是一种偷懒、不负责的表现。

1.2 翻译错误

翻译错误是南浔古镇译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拼写错误、语义错误、时态错误、词性错误等。

例6.在售票中心上方的一块旅游告示标牌，“中国十大魅力名镇”的英文中把“town”错误拼写为“toen”。

例7.景区内醒目的警言语“保护古藤人人有责”中出现拼写错误，将“responsible”拼写为“resbonsible”，这样低级的语言错误势必会使外国游客对南浔的第一印象大打折扣。

例8.对尊德堂中的介绍中有“系张静江祖父张竹斋所建”“was built by Zhang Jingjiang’s father Zhang Zhuzhai”，“祖父”却被译为“father”。属于典型的语义错误，造成人物身份不对等，应改为“grandfather”。

例9.懿德堂中“张石铭早年丧父”，译为“During the childhood Zhang Shiming’s father pass away”，有明显时态错误，“pass”作为英语动词，在词句中有严格的时态要求，必须使用过去式“passed”，这正是英汉的不同之处。

例10.“家中事物都由其母操持”，译文是“his mother operated all household affair”，“affair”在英语中是可数名词，必须译成单数“a affair”或复数“affairs”, 或者，并特指在其前面加相应的限定词。

例11.描绘雕刻图案“造型优美，栩栩如生”的译文为“The pictures are fine and lifelikeness”，从词性看，“lifelikeness”是名词与另外一个形容词词性不一致，违反了语言表达一致的原则，应将“lifelikeness”改为“lifelike”，与“fine”词性对等，作为对等翻译更符合英文表达。

1.3 漏译

漏译主要是译者因疏忽或其他原因而漏掉翻译，漏译会造成文献资料内容信息的遗失。

例12.在对芭蕉厅作介绍时，译者未对“天花板棋格”作出相应的翻译，汉语特征介绍是为突出该建筑外形构造中式的特点，而删去有碍原意表达，使其景观的特色未能得到凸显，应增添“the hall ceiling in chessboard structure”。

例13.小莲庄景点中的“青藤植被”阐述特征时，遗漏植被的颜色“青紫色”，应增补颜色词“cyan”。颜色作为植被辨认的显著的外部特点，在翻译中是不可忽略的。

例14.在景区游览门票价格表中，中文须知的第四点中有个括号中补充解释了“外语导服费另计”，对应译文为“the fee of tour guide service in foreign language is differently counted”。而英译相对应的第五点中却没有传达相对的信息，易引发日后的价格纠纷。

2. 处理文化信息缺损的策略

旅游景观资料使用双语的目的除对外传递该地深厚的文化，主要是扩大南浔古镇的影响，吸引外国游客促进古镇旅游业的发展。

2.1 景点名称音译+意译

一个景点的名称翻译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中英专家公认的格式，其指导原则应是始终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取向的(陈刚，2002:8-10)。

景区内的景点如果均采用音译，对外国游客来说，仿佛是毫无意义的符号的堆砌，达不到介绍中国文化，让游客看懂、听懂的目的。此类音译如尊德堂(Zun De Tang)、南浔百船舫(Naxun bai chuan fang)，译名没有涉及相应的文化内容，易造成游客理解上的障碍，译为“Zun De Hall”和“Boats Museum”更明了。

完全意译对保留原文形象及文化、历史内涵至关重要，但是完全意译存在源语和目的语完全等同的局限性。例如，张石铭旧宅用于待客的“花厅”，根据源语中的词逐一译成目的语为“Flower Hall”，未考虑文化背景，不利于传递出地名的信息。花厅作为一个古代建筑专有名词，指旧式住宅中大厅以外的客厅，多建在跨院或花园中，为表达其文化意义译为“Parlour”更妥。

在翻译中采用最多的是音译+意译。例如“懿德堂”大厅译为“Yi De Tang Hall”，前半部分是采用拼音音译“Yi De Tang”，而后半部分是采用英语的对等词“hall”。音意双译一般都采用专名音译、通名意译的方法，牵涉到历史上和传说中的人物时使用最多(朱益平，2005:162)。例如：

刘氏梯号———the former residence of Liu Tiqing

张石铭旧宅———the former residence of Zhang Shiming

嘉业藏书楼———Jiaye library

2.2 删减和增补

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删减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例15.对刘墉书法真迹描述中“此件系他的好友同朝翰林院待诏徐山民珍藏而至今，艺林珍品，一睹为幸”译为“The

work was collected by his friend Xu Shanming”，译文省略了原文

中复杂的官名和华丽的四字词组，用浅显易懂的一句话简单地传递了文献信息。

增添是指加入理解原文内容所必须的背景知识，对字、词、句的字面意思予以解释，加入特有历史人物事件背景的介绍，更有利于外国游客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例16.张石铭故居的简介中提到“八仙”，只根据字面译为“eight fairy men”，外国游客肯定一头雾水。“八仙”是指民间广为流传的道教八位神仙：铁拐李、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何晓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曹景休)，应依据文化背景加以一定的解释“eight fairy men (Widespread civil eight immortals of Taoism)”。

例17.介绍“张静江旧居源起”中说“1862年又专营盐务，遂成巨富，为南浔富豪‘四象之一’”。而译文直接翻译为“..dealt with salt specialty in 1862, so he became rich and powerful.People called him‘one of the Four Elephants’in Nanxun”。而此“象”非英语“elephant”的蕴意的完全对等，西方对“elephant”的理解不甚相同，它在该语言环境下喻指拥有财产百万两以上的豪富，应通过增添为“one of the Four Elephants (Elephan denotes the rich and power)”帮助外国游客区分并理解其隐含义。“紫藤”的介绍中提到“刘锦藻在《小莲庄略》中记述……”，译为“in the Records of Lotus Garden Liu Jinzao (the second son o the owner) says...”，添加了对人物的介绍，使外国游客对其有更深的印象。

3. 结语

以上探讨了南浔古镇旅游文献资料翻译不当、错译和漏译、物质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词汇空缺与词汇冲突等问题，留给我们的启示是：翻译不当，不仅达不到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而且由于文化成分的遗失或扭曲还会导致文化差异障碍。相关文化信息的增译能使外国游客在南浔享受更好的旅游服务，而且更有利于将江南水乡古镇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底蕴传播给世界。

摘要：本文通过对南浔古镇旅游景观文献翻译中文化缺损的分析, 研究了有关翻译不当造成的文化成分的缺失与扭曲, 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关键词：南浔古镇,旅游景观文献资料,文化信息缺损,翻译不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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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刚, 跨文化意识——导游词译者之必备[J].中国翻译, 2002, (2) .

篇4：外文文献中文翻译资料

【关键词】 外文文献出版;外文文献翻译;文化任务

【作者单位】蔡婧宇，牡丹江师范学院西方语言学院。

【基金项目】2014年度黑龙江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研究项目课题（外语学科专项）项目（WY2014052-C）的阶段性成果。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外文文献的引进日益频繁，相关的翻译工作的意义也越发重要。且外文文献所展现出来的内容并非静态的，从本质上讲，外文文献是动态地将特定文化置入到更为广大的文化场景之中。在我国，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文化产物就是外文文献的汉译与出版。因此，要研究和探讨外文文献翻译出版工作的文化任务，就需要对出版者、翻译活动及其文化产物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思考。

一、外文文献翻译出版活动的文化属性

翻译活动具有两种趋向：一是追求语言信息在形式意义上的准确翻译，译者力求目标语文本与源出语文本在字词使用方面的无缝对接，从而顺利地将外部文化引介到自己的文化中来;另一种则是保护不同文化的独立性与独特性，翻译者不会刻意地去追求目标语文本与源出语文本的语言元素的形式一致，而是将文化沟通这一任务限定在“意会”的层面。两种不同的翻译趋向折射出翻译者基本立场的差异，但也都彰显出翻译者及其翻译活动在文化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种文明自其生成起，就要时刻警惕自我僵化的危险。当一种文化充分地自给自足而缺少与外部交流的环境之时，就会逐步陷入孤芳自赏、自我僵化的境地。故而，文化的内在限度需要以外部文化作为评判参考，若外部的评判缺失，特定文化的内在维度便会模糊不清。同时，正因为文化的发展与文化的外向性不可分离，任何一种文化的延续，都要具备包容外来文化与影响外部文化的能力。而外文文献的引进和出版活动是文化发展的需要，它从属于文化演进的总体过程，并且外文文献的选择和出版活动是一种双向的文化活动。

一方面，目标语文化群体的内在需求反映在外文文献的选择范围上。一种文化之所以对外部具有吸引力，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文化社群享有高水准的生活品质。人们在追求优质生活的同时，也必然倾向于探寻其背后作为支撑的思想要素。文化认同为外文文献的翻译和出版指明了选材的大致范畴，另一方面，对源出语文本的选择是一种复杂的文化活动。出版者自身所处的地域和经济环境，都会影响到出版者对源出语文本的选择，继而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母体文化的发展。

二、外文文献翻译出版活动的文化地位

外文文献的选择与翻译是不同文化思想之间碰撞的第一步。这种思想碰撞往往反映在不同语言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冲突上，其背后的文化冲突才是根本。

首先，外文文献翻译出版活动是通过语言了解外部文化并反观自我文化的过程。文化是语言的灵魂，对于不同民族与国家来说，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满足其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融通。一个掌握了外语的人，未必会成为一名翻译，但他已具有了观察外部文化的能力，也就自然而然地行走于两种或多种不同的文化之间。而外文文献的翻译工作势必需要更加主动地去体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一工作的职责或大或小——可能仅对日常生活中的简单信息进行传递，也有可能译介、传播不同文化的精神内涵。

文化思想根植于社会生活，一个人只有通晓某种特定社群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其文化的叙述者。因此，一个人要掌握外文文献的核心内容，须通晓其他国家民族的生活状态。作为叙述者，外文文献翻译者的目的是将不同的生活状态充分地呈现出来，也就是揭示出另一种语言体系中的言语、思想和文化内容。在不同文化交流的境遇之中，翻译者的翻译活动带有一种对自我审视的意味。这种审视的目光是由翻译者所处的文化地位所决定的。即使翻译者精熟外国文化，但当其进行翻译之时，他仍然会以自己的文化作为重要的思考立场。当他面对文化冲突时，便会自发地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

第二，外文文献的翻译和出版激发出文化自信与文化反思的能力。外文文献的翻译和出版首先具有工具性的特征，即将目光限定在现实生活的层面。然而，这一活动终将演进为不断上升的递进运动，即外文文献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会逐步跳出生活范畴内的束缚，关注精神思想对生活运行的影响。因此，外文文献出版的目标呈现出多层次的张力：在生活层面上，它的目标是基于语言的辅助，关注生活本身的流转过程，实现两种或多种生活方式的沟通;在精神层面上，它处于两种或多种文化的直接交锋之中，其本质便不仅仅是对异质文化的推介，而是会逐步演化成对不同文化演进过程的推动。

归根结底，外文文献的翻译和出版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入到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的核心地带，主动或被动地成为文化传播与文化发展的直接作用者。

三、外文文献翻译出版活动的文化任务

从本质上讲，外文文献的出版和翻译肩负着推动文化演进的任务，然而，它介入文化范畴的方式又容易限制其优势的充分发挥：

第一，外文文献的出版和翻译并非完全从文化的角度出发，现实利益驱动往往是其工作的更大动力。出版物的选择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经济效益直接关系到出版机构的生存态势。因此，尽管外文文献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能最早接触到异质文化，但它并不会因此成为思想探讨的先声。两种不同思想的真正交流产生于批判，外文文献的翻译和出版者则较容易为纷繁的生活内容所吸引并受束缚。如果是这样，则外文文献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就无法抵达文化交流的最深处，只能停留于社会生活的浅层面了。

第二，外文文献的翻译者需要对外部文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比较深入的认知，才能够完成自身的文化任务。外文文献的选择和翻译存在着一个潜在的理论预设：母体文化思想是主体思想，外部文化思想即使再先进，也仅能居于“用”的位置，叙述者无须对外部文化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然而，文化体的独特性恰恰建立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解决文化问题并不在于努力消解文化冲突，而在于使两种文化孕化出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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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而论，外文文献的翻译和出版应当着力承担母体文化与外部文化之间的整合与推动母体文化向前发展的任务。

首先，出版者要认清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生活细节的确应当是文化交往的最初切入点，但文化工作的视野却要不断提高，自觉地发现经济运行的具体方式。翻译和出版活动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只有在经济社会模式成熟稳固的条件下，或者说在特定文化接近成熟的情况下，翻译与出版工作的内外张力才能充分地显现出来。经济活动的追求并非简单地改善生活，其目标是成为生活创造性的源头，而生活结构与方式改变的内在核心便是文化的演进与延续。当经济活动推动了社会结构与方式的转变，而文化内核却没有相应的变化时，文化与经济创造力之间的衔接就会出现新的矛盾。两种文化的冲突，实际上是两种经济原动力之间的冲撞。而经济的原动力乃是科学创造性，科学创造性与经济活动的持续性就表现为文化发展的稳定态势。如果文化体自身的文化不能与科学创造性有效地衔接，它的实力就会处于后发的追赶境地。因此，出版者对外文文献的选择和译介要以深刻理解自身活动的文化影响为前提。

其次，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理解文化的包容力。在外文文献的译介过程中，出版者是否应当预设某些原则，如坚持母体文化一定优于外部文化，从而不允许外部文化对母体文化的任何冲击？类似的做法显然过于理想化。“拿来主义”之论批判了机械的工具性思维，思想从来不会因为传播而消亡，它的消亡与否取决于自身存在的基础与意义。特定文化族群的思想乃是其基本生存方式的精神内核，昭示着文化体的创造能力。文化习惯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在文化交流过程之中，文献的译介是较浅层次的，它需要理解文化演进的流动性与过程性，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跟随着文化自身的流动性来确定自身的立足之地，充分挖掘出本土文化的潜力，使其在与外部文化交流融通的过程中寻找自身的生长点。

如前所述，文化的演进是一种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动态过程。至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够稳固地把世界统一在一起，这正说明了世界的多元性与间性特征。照搬某种先进文化的做法并不可取，外文文献出版翻译工作的任务正是推动外部文化与母体文化的沟通与协调，从而促进母体文化的不断发展。

[1] 蒋童. 走向一种翻译文化：韦努蒂2009以后的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2013（4）：12-15.

[2] 王宁. 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与翻译的文化协调作用[J]. 中国翻译，2012（3）：5-12.

[3] 张从益. 翻译文化的本体功能思辨[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0）：47-50.

篇5：区角活动外文翻译(中文)

借鉴蒙台梭利教育法开展幼儿园区域活动

幼儿园区域活动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下，结合幼儿园现有的条件，根据幼儿现有的发展水平和能力，由教师为幼儿提供合适的活动场地、材料、玩具和学具等，让幼儿自己选择活动内容，通过操作、摆弄、发现、讨论、拼搭等来自主学习、获得知识、发展能力的一种教育形式，是对集体教学活动的有效补充，是促进幼儿全面发展较理想的教育手段之一，是近年来幼儿园广泛采用的一种活动形式。

幼儿园区域活动在运用的过程中已有了许多可取的经验出现，但也还存在着一些缺失，如教师在设置区域活动时较少系统地思考该活动模式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在幼儿园的区域活动中，时常出现这些场景：老师精心设计的区域有的只是摆设，没有操作性；还有的因为材料的不足或陈旧，孩子们会争抢玩具或把玩具撒的到处都是，而老师总是不停的提醒孩子们要遵守活动规则„„这些现状值得我们深思。这实际上是幼儿在用行动告诉我们，教师设置的区域活动已经和孩子成长的需要发生了背离。教师需要努力寻找一种有效的区域活动指导方法让环境和材料适应幼儿的特点和需要，能引导幼儿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去获得发展。

蒙台梭利独特的儿童教育理念和教育法被公认为高品位、优质的教育传遍世界，享有盛誉。她的教育法对于我们开展区域活动有什么指导意义呢？

首先，蒙台梭利提供“有准备的环境”的理论对我们创设幼儿园区域活动空间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其次，蒙台梭利以“自由选择”为基础的教育方法，与我国《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提出的“支持幼儿自主地选择和计划活动”教育精神是一致的。第三，蒙台梭利关于教具制作及其使用规范的教育理念能启发教师更好的开发和运用幼儿园区域活动材料，使教具充分发挥教育作用。借鉴蒙台梭利教育方法开展幼儿园区域活动，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面貌。

一、环境的创设

区域活动时如果活动区的设备和材料摆放混乱，幼儿注意力容易分散，破坏环境和随手乱扔材料的事情也会时有发生。

蒙台梭利要求为幼儿提供“有准备的环境”。怎样为幼儿提供适宜的环境支 1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持幼儿的自主探究呢？教师要结合幼儿园教育的需要和孩子一起精心准备和设计一个安全、整洁、美观的区域活动环境。

1、提供的设备和用具美观，实用，摆放合理，适合幼儿年龄特点，方便幼儿使用。

2、东西必须放在固定的位置，可以用贴画或文字提示物品的摆放位置。

3、允许幼儿在活动中自由选择材料。，教师要把一切设施布置得井然有序，区域的划分要符合幼儿生理、心理特点。如美工区放在离盥洗室近的地方，便于幼儿取用水源；角色扮演区则适宜安排在教室私密、宽敞的拐角地方使幼儿的活动免受打扰等。提供的教具材料要符合幼儿发展的需要，摆放的位置能方便幼儿的取放。每种操作材料可以只有一份，用托盘或者盒子盛放，便于幼儿搬动。良好的区域环境能让幼儿在活动中始终保持着一份积极投入的探索状态，因为有了更多的自主活动空间，他们才会乐此不疲的投入在这项活动中。

“有准备的环境”还应提供大量连续的时间让幼儿根据自己的意愿多次地重复活动；幼儿在有序的环境中专注于一个活动，延长了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提高了活动的效率，使区域环境成为幼儿成长的促进因素。

二、规则的建立

幼儿在区域活动中常会出现争抢活动材料、干扰别人活动、操作马虎等情况。孩子们总是急于拥有想要的材料并热切期待着下一个活动项目；总觉得同伴手中的东西比自己的好并想占为己有，与同伴协商不成就出手争抢或者有意破坏，于是，处理幼儿告状占去了老师指导区域活动的很多时间。蒙台梭利认为“孩子的自由，就其限度而言，应在集体利益范围之内；就其行为方式而言，应具有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良好教养”。因此，在区域活动中制定必要的规则是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和保证，但教师制定规则时，在内容和方式上应当考虑幼儿的实际需要和实际理解，并且多从幼儿的角度来批判性地考察现有规则是否有大量不必要的规定使幼儿活动处处受到限制。

1、多使用具有某种倾向性或暗示性的规则。如在美工区里面放一个废纸篓就可以起到暗示幼儿不随地扔垃圾的作用，而不必教师三令五申地宣讲不随地扔垃圾的道理；在活动区域的入口处贴几个鞋印或表示人数的标志，就可以起到限制人数的作用。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2、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不断调整、完善规则，提高要求。不同年龄的幼儿，对规则的理解也就不同，教师对幼儿提出的要求也就不能雷同。（1）小、托班幼儿区域活动规则养成的方法

教师对小班、托班幼儿制定的规则要简单、具体、反复。由于该年龄段幼儿的思维、理解能力还不成熟，不能完整详细的记清要求。教师就要利用各种手段，反复纠正、练习。如：利用游戏、故事等形式反复渗透；还可以把各种规则绘制成一幅幅形象有趣、色彩鲜艳的标记图，设置在相应的区域中，提示幼儿作出相应的行为反应，促进良好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小班幼儿在玩活动区时，往往不知去哪个区域好，我们设计了一种小装饰物的挂牌，让幼儿知道，根据自己选择的挂牌进相对应的区域，否则就不能进去了。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和思维的发展，直观形象的标记图可以慢慢过度到抽象的符号标记，让幼儿愉快地去遵守各种活动规则。

（2）中、大班幼儿区域活动规则养成的方法

中、大班幼儿的思维、理解能力慢慢成熟，对外界事物已有了一定的认识能力，而且有了自已的想法和主见。这时教师不能把一切要求强加于幼儿身上，而应该让幼儿自已了解活动规则的作用，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如：在玩“小司机”游戏时，如果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在玩角色游戏“医院”时，病人如果不排队看医生，医生就无法工作等。区域的一些规则可以让幼儿自己尝试拟定，让大家自由讨论发表各自的意见，各区域规则应该有哪些，在玩的过程中如果违反了规则要求，应该怎样处理。通过规则的制定让幼儿知道活动中说话要轻，不能乱闯到别人的活动区，进入时须经别人同意，不能抢玩具等。如果想进的区域人员已满，要学会等待„„这些都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幼儿在玩的过程中，自已总结出来的。这样既减少了教师的包办代替，无形中也提高了幼儿的自主性，让幼儿成为班上的“小主人”，自觉遵守各种规则。

规则建立的过程需要长期一贯的坚持，以正面的、积极的方式对幼儿提出要求，并能以身作则，做幼儿的楷模。另外，班级三位老师在工作中应共同合作，互相支持，在规则要求上形成统一的规范。

三、材料的投放

操作材料是幼儿园区域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幼儿活动时关注的焦点。蒙台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梭利教具堪称教具中的精品，是蒙特梭利实践伟大教育理论的媒介。蒙台梭利教具至今已有三百四十九种之多，但实际上哪些是蒙台梭利自己所创制，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可见有一些必是经由后人自己发展出来的。其实这相当符合蒙特梭利“教育的发展必会有些因循，也有所创新。”的教育精神。她希望老师能协调“智能启发”与“文化常规”的双重要求，自己研制教具，准备环境。

在区域活动中“提供丰富的可操性材料，为每位幼儿都能运用多种感官多种方式进行探索提供活动的条件”。教师要根据教学需要或幼儿能力发展需要而投放材料，材料要安全、卫生，具有科学性、趣味性，体现出教育的目的性和拓展性，使区域活动成为教育的延伸过程。

区域活动的材料可分为：

1、成品材料：如幼儿园的各种玩具；现实生活中的用具，造型可爱的碗、杯、勺等，小巧的铲、扫帚，簸箕和各种手工操作的工具等。

2、半成品材料：在生活中寻找，变废为宝。教师幼儿家长可以共同收集废旧材料如纸盒、塑料盒、饮料瓶等，引导幼儿对所投放的材料进行充分的探索和尝试，幼儿能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相应的材料制作，使操作材料发挥应有的效力。

投放区域活动的材料需考虑：

1、提供有意义的材料。

材料既暗含着有价值的教育内容，又能引起幼儿的探究动机和兴趣。

2、要根据幼儿的年龄和发展特点投放材料。

如：小班阶段操作区宜投放小勺喂娃娃、舀豆子、夹木夹、抓沙、捏石头、瓶盖袜子培配对等；

中班阶段操作区则宜投放筷子喂娃娃、舀玻璃珠、编辫子、饶线团、镊子夹等；

大班阶段操作区通常投放编织机、刺绣、帮娃娃梳头穿衣、夹圆玻璃珠等。逐渐增加肌肉活动的精细难度，提高幼儿的动手能力。

3、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投放材料。

材料的投放要做到有计划，不能一下子投放多种新材料，在新的材料投放在区域中时，教师应引导幼儿对所投放的材料进行充分的探究和尝试，如果有的操作材料使用规则性强，则要向幼儿示范操作方法如：使用编织机等。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四、教师的指导

在区域活动中，经常看到教师把玩具分发给孩子后就松了口气，孩子自己玩，老师正好休息一下；也会有老师非常关注孩子的操作，孩子一遇到困难，老师就忍不住上去帮忙。蒙台梭利则要求教师：“以启发和诱导为手段，让孩子乐于自由、自动地去动脑筋，使智力和体能不断地增长。”区域活动中教师的指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重视观察

区域活动的指导首先是观察。教师在活动中凭借观察来抓住反映幼儿某一活动发展水平的创造性表现，从而较准确把握幼儿活动的动态和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有目的地、灵活地投放或更换材料，并提供适时、适当的指导，提高区域活动的水平。为了更好地实施观察，我们设计了观察记录表，为每个幼儿的活动情况进行个案记录，观察内容分三个方面：①幼儿的兴趣和行为表现，以此了解哪个区吸引孩子；② 幼儿的学习特点和个性特征，了解哪个孩子喜欢哪个角；③操作记录，反映玩到什么程度。同时为了防止观察出现偏差，我们采取了两位 教师 同时分区负责的方法，根据观察记录情况作出分析、判断、研究，尽可能地使指导工作做得细致实在。

2、适时介入

在区域活动中教师是活动的组织者。她要在教室里走动，仔细观察每个孩子的活动情况，为单个或小组幼儿提供经验、指导，帮助幼儿解决活动中的矛盾和问题。当教师发现幼儿不能充分发挥活动材料的作用或活动遇到困难时，在没有得到请求帮助时不冒然干预，只是观察幼儿如何独立完成。如果幼儿有请求，教师也应先鼓励幼儿“再想一想”，“换个方法试试„„”等等。当幼儿在活动中遇到困难实在无法解决时，教师最好以游戏角色身份进入。

在区域活动中，教师鼓励幼儿根据自己的愿望、能力各自选择不同的活动。当幼儿寻求老师的注意、赞许时，教师是以一个鼓励的眼神、拥抱、抚摸来对幼儿的每一点进步给予肯定；而另一方面，当幼儿出现缺点（干扰别人活动）和错误时，教师也要以个别谈话、暗示、提醒等形式，使幼儿意识到错误并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

在向活动区投放新材料时，教师要引导幼儿充分探索和尝试，努力发挥操作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材料的效力，有些需要示范操作的材料则要做到讲解细致，操作方法正确，力求让幼儿看得清楚；教师语言简短、明确、客观，提问有启发性，活动过程中要了解儿童的自由表现，观察儿童对教具材料的兴趣及兴趣持续的时间，改进和幼儿交流的方法。

以动手操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幼儿园区域活动不仅充满童趣，还处处展示着幼儿的才能，是幼儿自己的快乐天地。在区域活动中，教师应更多地将着眼点放在幼儿的活动态度上，放在 幼儿 的活动过程中，重视指导中的适机评价而谈化“ 总结 讲评”的形式，同时要把握好过程中的指导，尊重幼儿的发展特点及其需要是教育的一个基本依据，做到不过多干预，指导应留有余地，尽量让孩子自己去探索，自己去发现。

篇6：文献综述、外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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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074

唐明婷

中国从资本市场建立开始，上市公司也随之不断地发展，上市的公司从行业、类型到地区、规模都呈现多样化趋势。中国的上市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中的ST公司，存在着严重的财务风险问题，财务风险比较大，对上市公司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问题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对这一领域大量文献的研究，从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评价体系及控制三个角度综述，加强分析，以期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借鉴和指导。

（一）国外研究综述

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提出了风险的概念，认为风险是经营活 动的副产品，经营者的收入是其在经营活动中承担风险的报酬。从狭义上看，企业的财务风险是指由于利用负债给企业带来的破产风险或普通股收益发生大幅度变动的风险。这种观点立足于企业筹资时过多举债或举债不当。西方国家强调全面风险管理的观念是从资金运动到资本经营整个体系的过程，对财务风险的控制包括风险预警、风险识别、危机处理等内容。

美国经济学家富兰克.H.奈特(Frank H.Knight)在1921年出版的(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书中认为：风险是指“可度量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指不可度量的风险。风险的特征是概率估计的可靠性，概率估计的可靠性来自所遵循的理论规律或稳定的经验规律。与可计算或可预见的风险不同，不确定性是指人们缺乏对事件的基本知识，对事件可能的结果知之甚少，因此，不能通过现有理论或经验进行预见和定量分析①。

②Ross, Westerfield, Jordan(1995)在《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提到债务筹资会增加股东的风险，使用债务筹资所产生的这部分额外风险称为公司股 ①

[美] Frank H.Knight,王宇，王文玉译.《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M]．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05； ② 此段原文如下：“The debt finacing increases the risks borne by the stockholders.The extra risk that arises from the use of debt finacing is called the financial risk of the firm equity.In other word,financial risk is the equity risk that comes from the financial policy(i.e.capital structure)of the f1rm.”Ross,Westerfield,Jordan,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1995 东的财务风险。也就是说，财务风险是指由于公司财务政策(如资本结构)所产生的权益风险。

③James C.Van Horn, John M.Wachowicz Jr(2001)在《Fundament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里面更宽泛地说明了财务风险包括可能丧失偿债能力的风险，以及由于使用财务杠杆而导致的每股收益变动。

美国学者小阿瑟·威廉姆斯（C.Arthur Willianms)和理查德·M.汉斯（Richard M.Heins)在1985年合著的《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中将风险定义为：“在给定情况和特定时间内，那些可能发生的结果间的差异。如果肯定只有一个结果发生，则差异为零，风险为零；如果有多种可能结果，则有风险，且差异越大，风险越大。”④这种观点强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可以从客观角度来衡量。

在财务控制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有：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1948年创立的控制论；1932年FitzPatrick开展的一元判定研究；Altman在1968年首先创立的zeta模型等。

总体看来，国外财务风险研究起步早，理论体系完善，应用领域广，且研究成果多且系统。如，国外的多家风险管理协会、风险管理学院对企业风险管理事务、专业证书考试制度极具贡献，其中，美国全球风险专业人员协会每年举办财务风险管理人员专业证书考试，多家协会和学会出版风险管理方面的刊物杂志，还出版较多的财务性风险管理书籍等。

（二）国内研究综述

1989年北京商学院的刘恩禄、汤谷良发表的“论财务风险管理”[7]，第一次全面论述了财务风险的定义、特性及财务风险管理的步骤和方法。

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向德伟博士在1994年发表了“论财务风险”[8]，全面而细致地分析了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认为“财务风险是一种微观风险，是企业经营风险的集中体现”，“企业财务风险，按照财务活动的基本内容来划分，包括筹资风险、投资风险、资金回收风险和收益分配风险四项”，为更深一层推进财务 ③ 此段原文如下：“Broadly speaking,financial risk encompasses both the risk of possible insolvency and the added variability in earnings per share that is induced byt he use of financial leverage.” James C.Van Horne,John M.Wachowicz Jr,Fundament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2001 ④小阿瑟·威廉姆斯等著，陈伟等译．《风险管理与保险》[M]．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4； 风险理论奠定了基础。

唐晓云在2000年发表了“略论企业财务风险管理”[9]，认为企业财务风险是指在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各种难以预料或控制的因素的影响，财务状况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使企业蒙受损失的可能性。她进一步将财务风险分为筹资风险、投资风险、现金流量风险和外汇风险四种。

以上观点虽然对财务风险的分类不同，但都认为，企业财务风险是因企业财务活动中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企业财务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因而造成蒙受损失的机会和可能。企业财务活动的组织和管理过程中的某一方面和某个环节的问题，都可能促使这种风险转变为损失，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降低。这种观点是一种广义观。

胡华在2004年发表了“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原因及防范”[10]，认为财务风险的成因是由以下五点构成的：

1．负债经营是财务风险产生最为根本的原因。

2．企业资产流动性弱、现金流量短缺，是财务风险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3．企业经营不善、投资失误是导致财务风险产生、财务状况恶化最为重要的催化剂。

4．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是财务风险产生、财务危机出现最为综合的因素。5．外部环境的多变性是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重要外因。

2009年，王宏发表了“浅谈公司财务风险的成因及防范”[11]，认为造成财务风险原因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1．企业财务管理的宏观环境复杂多变,而企业管理系统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

2．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对财务风险的客观性认识不足 3．财务决策缺乏科学性导致决策失误 4．企业内部财务关系不明

根据我国学者们的观点不难推出，分析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离不开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也将从上市公司的内外部环境来分析财务风险发生的原因。

易晓文（1999）发表了“上市公司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12]，作者在文章中对公司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及指标的选取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

桂文林,舒晓惠,伍超标（2005）发表了“上市公司财务评价历史分析和展望”[13]，以上市公司财务评价现实意义为前提, 系统地分析了上市公司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各种评价方法的比较以及实证研究三项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 为进一步发展上市公司财务评价的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2009年西北大学的孙金莉发表了“基于企业现金流量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研究”[14]，在认真研究了建立企业现金流量财务预警系统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建立健全企业现金流量财务预警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企业现金流量财务预警系统。

李季在2010年发表了“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指标研究”[15]，作者认为目前为止国外已开发出若干财务危机评价模型,有的模型在信贷风险评价与管理企业资信评估等实务中已得到广泛应用。而我国对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仍使用传统的经验范式,因而探索我国企业财务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具有较强理论意义与较紧迫的现实意义。

景红华（2010）发表了“财务困境研究应基于现金流量指标”[16]，认为现金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现金流量是企业财务的报警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金，因此，财务困境研究应基于现金流量指标。

通过阅读大量关于企业财务风险评价体系的相关资料的，了解到，要知道企业财务风险状况如何，必须从偿债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盈利能力指标及现金流量风险指标方面来研究。

童宏宾在2004年发表了“企业财务风险成因及控制”[17]，简单地从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和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三个方面来对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作出控制。

王海翔（2005）发表了“论企业财务风险及其控制”[18]，较全面地从MM理论和期权理论来研究企业财务风险的控制。

吴景杰、施绍梅（2005）发表了“财务风险的控制”[19]，认为在运用理论方法进行财务风险分析时,需要管理人员对具体环境、方法的切合性及某些条件进行合理假设和估计。另外，在采取防范和规避风险的对策时，也必须以规范、科学的管理为基础，否则因使用对策不当反而有可能招致更大的风险。2009年盛九春和叶波二人发表了“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和控制”[20]，总结了三点防范与控制的措施：

1．完善财务管理系统，提高财务决策的科学化水平2．强化财务风险防范意识，树立正确的财务风险观念 3．建立健全企业财务风险识别与预警系统

孔远英（2010）发表了“关于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几点建议”[21]，认为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是一个逐步显现、缓慢恶化的过程，它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先兆，因此具有可预测性。为了规避和防范财务风险，企业有必要对财务风险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分析，及时纠正、改进、并制定相应的对策，有效地完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我国学者对于财务风险控制问题的解决几乎都离不开规避和防范，观点不一，本本文会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风险控制存在的问题及提出对研究有价值的策略。

三、评述与启示

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安全己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经济安全必须从防范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着手，这已为人们所重视，但人们常忽略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的基础是财务危机。财务危机主要表现为公司资本循环周转被打乱而导致的支付危机，它常常潜伏于财务风险之中[12]。

资本市场的繁荣为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大型上市公司舞弊的丑闻尚未消散，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又席卷了全球。而此前的短短几年间，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空前繁荣，众多上市公司增发新股，许多尚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公司也在积极整改包装上市。尽管股市是否出现明显泡沫尚存在争议，但是没有健康的盈利增长，这种繁荣是难以维系的。谋求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必须从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着手。有效的控制财务风险可以均衡各方利益，规范上市公司行为，使其健康有序的运行。

学者们的研究提高了我们对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视，并且更有助于我们开拓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新思路、新方法，使其在我国企业中得以更好地运用。因狭义的观点明显片面地理解力财务风险，所以，本文将采用广义的财务风险观点，它符合人们对财务概念的理解，便于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研究财务风险。希望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通过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基本分析, 采用一定的方法, 对财务风险加以控制,以达到企业利益最优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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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ohn M.Mulvey,HafizeGErkan.Applying CVaR for decentralized risk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companies[J].Journal of Banking&Finanee.2006;[6] Altman.Credit Rating:Methodologies,Rationale and Default Risk[M]．Risk Books,London.2002;[7] 刘恩禄，汤谷良．论财务风险管理[N]．北京商学院学报．1989(01)； [8] 向德伟．论财务风险[J]．会计研究．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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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王宏．浅谈公司财务风险的成因及防范[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9(4)﹕33-34； [12] 易晓文．上市公司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研究[N]．温州大学学报．1999(3)； [13] 桂文林，舒晓惠，伍超标．上市公司财务评价历史分析和展望[J]．工业技术济．2005(02)； [14] 孙金莉．基于企业现金流量的财务预警指标体系研究[D]．西北大学．2009； [15] 李季．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指标研究[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0(09)； [16] 景红华．财务困境研究应基于现金流量指标[J]．新财经(理论版)．2010(10)； [17] 童宏兵．企业财务风险成因及控制[J]．财务与审计．2004(7)﹕61；

[18] 王海翔．论企业财务风险及其控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5﹕13-24； [19] 吴景杰，施绍梅．财务风险的控制[J]．理财杂志．2005(06)﹕32-33；

[20] 盛九春，叶波．现代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和控制[J]．财经管理．2009(4)﹕203； [21] 孔远英．关于企业财务风险控制的几点建议[J]．海峡科学．2010(03)；

外文资料

会计074 0704043046 唐明婷

Financial firm bankruptcy and systemic risk

In Fall 2008 when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Treasury injected $85 billion into the insurance behemoth 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 themoney lent to AIGwent straight to counterparties, and very few funds remained with the insurer.Among the largest recipients was Goldman Sachs, to whomabout $12 billionwas paid to undoAIG’s credit default swaps(CDSs).The bailout plan focused on repaying the debt by slowly selling off AIG’s assets, with no intention of maintaining jobs or allowing the CDSmarket to continue to function as before.Thus, the government’s effort to avoid systemic risk with AIG was mainly about ensuring that firms with which AIG had done business did not fail as a result.The concerns are obviously greatest vis-a-vis CDSs, ofwhich AIG had over $400 billion contracts outstanding in June 2008.In contrast, the government was much less enthusiastic about aiding General Motors, presumably because they believed its failure would not cause major macroeconomic repercussions by imposing losses on related firms.This decis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in macroeconomic research that financialfirmbankruptcies pose a greater amount of systemic risk than nonfinancial firmbankruptcies.For example, Bordo and Haubrich(2009)conclude that “...more severe financial events are associated withmore severe recessions...” Likewise, Bernanke(1983)argues the Great Depressionwas so severe because ofweakness in the banking systemthat affected the amount of credit available for investment.Bernanke et al.(1999)hypothesize a financial accelerator mechanism, whereby distress in one sector of the economy leads to more precarious balance sheets and tighter credit conditions.This in turn leads to a drop in investment, which is followed by less lending and a widespread downturn.Were shocks to the economy always to come in the form of distress at nonfinancial firms, thes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business downturns would not be so severe.We argue instead that the contagious impact of a nonfinancial firm’s bankruptcy is expected to be far larger than that of a financial firm like AIG, although neither would be catastrophic to the U.S.economy through counterparty risk channels.This is not to say that an episode ofwidespread financial distress among our largest banks would not be followed by an especially severe recession, only that such failures would not cause a recession or affect the depth of a recession.Rather such bankruptcies are symptomatic of common factors in portfolios that lead to wealth loss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any firm files for bankruptcy.Pervasive financial fragility may occur because the failure of one firm leads to the failure of other firms which cascades through the system(e.g., Davis and Lo, 1999;Jarrow and Yu, 2001).Or systemic risk may wreak havoc when a number of financial firms fail simultaneously, a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when more than 9000 banks failed(Benston, 1986).In the former case, the failure of one firm, such as AIG, Lehman Brothers or Bear Stearns, could lead to widespread failure through financial contracts such as CDSs.In the latter case, the fact that so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failed means that both the money supply and the amount of credit in the economy could fall so far as to cause a large drop in economic activity(Friedman and Schwartz, 1971).While a weak financial systemcould cause a recession, the recession would not arise because one firm was allowed to file bankruptcy.Further, should one or the other firmgo bankrupt, the nonfinancial firmwould have the greater impact on the economy.Such extreme real effects that appear to be the result of financial firm fragility have led to a large emphasis on the prevention of systemic risk problems by regulators.Foremost among these policies is “too big to fail”(TBTF), the logic of which is that the failure of a large financial institution will have ramifications for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therefore the risk to the economywould be enormous.TBTF was behind the Fed’s decisions to orchestrate the merger of Bear Stearns and J.P.Morgan Chase in 2008, its leadership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bank loans owed by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LTCM), and its decision to prop up AIG.TBTF may be justified if the outcome is prevention of a major downswing in the economy.However, if the systemic risks in these episodes have been exaggerated or the salutary effects of these actions overestimated, then the cost to the efficiency of the capital allocation system may far outweigh any potential benefits from attempting to avoid another Great Depression.No doubt, no regulator wants to take the chance of standing down while watching over another systemic risk crisis, sowe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examine empiricallywhat happens to the economy when regulators back off.There are very fewinstances in themodern history of the U.S.where regulators allowed the bankruptcy of amajor financial firm.Most recently,we can point to the bankruptcy of Lehman,which the Fed pointedly allowed to fail.However,with only one obvious casewhere TBTFwas abandoned, we have only an inkling of how TBTF policy affects systemic risk.Moreover, at the same time that Lehman failed, the Fed was intervening in the commercial paper market and aiding money marketmutual fundswhile AIGwas downgraded and subsequently bailed out.In addition,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Treasury were scaremongering about the prospects of a second Great Depression to make the passage of TARPmore likely.Thuswewill never knowif themarket downturn that followed the Lehman bankruptcy reflected fear of contagion from Lehman to the real economy or fear of the depths of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real economy that were highlighted so dramatically by regulators.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such risk could cause an economy-wide col-lapse.We focus on two types of contagion that might lead to systemic risk problems:(1)information contagion,where the information that one financial firmis troubled is associatedwith negative shocksat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argely because the firms share common risk factors;or(2)counterparty contagion,where one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llapse leads directly to troubles at other cred-itor firms whose troubles snowball and drive other firms into distress.The efficacy of TBTF policies depends crucially on which of these two types of systemic riskmechanisms dominates.Counterparty contagion may warrant intervention in individual bank failureswhile information contagion does not.If regulators do not step in to bail out an individual firm, the alternative is to let it fail.In the case of a bank, the process involves the FDIC as receiver and the insured liabilities of the firmare very quickly repaid.In contrast, the failure of an investment bank or hedge fund does not involve the FDIC andmay closely resemble a Chapter 11 or Chapter 7 filing of a nonfinancial firm.However, if the nonbank financial firm in question has liabilities that are covered by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Protection Corporation(SIPC), the firmis required by lawunder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Protection Act(SIPA)to liquidate under Chapter 7(Don and Wang, 1990).This explains in large partwhy only the holding company of Lehman filed for bankruptcy in 2008 and its broker–dealer subsidiaries were not part of the Chapter 11 filing.A major fear of a financial firm liquidation, whether done through the FDIC or as required by SIPA, is that fire sales will depress recoveries for the creditors of the failed financial firm and that these fire saleswill have ramifications for other firms in related businesses, even if these businesses do not have direct ties to the failed firm(Shleifer and Vishny, 1992).This fear was behind the Fed’s decision to extend liquidity to primary dealers inMarch 2008 – Fed Chairman Bernanke explained in a speech on financial system stability that“the risk developed that liquidity pressuresmight force dealers to sell assets into already illiquid markets.Thismight have resulted in...[a] fire sale scenario..., inwhich a cascade of failures andliquidations sharply depresses asset prices, with advers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May 13, 2008 speech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conference at Sea Island, Georgia)The fear of potential fire sales is expressed in further detail in the same speech as a reason for the merger of Bear Stearns and JP Morgan:“Bear...would be forced to file for bankruptcy...[which] would have forced Bear’s secured creditors and counterparties to liquidate the underlying collateral and, given the illiquidity of markets, those creditors and counter parties might well have sustained losses.If they responded to losses or the unexpected illiquidity of their holdings by pulling back from providing secured financing to other firms, a much broader liquidity crisis would have ensued.”

The idea that creditors of a failed firm are forced to liquidate assets, and to do so with haste, is counter to the basic tenets of U.S.bankruptcy laws, which are set up to allow creditors the ability to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 assets now under their control.If that value is greatest when continuing to operate, the laws allow such a reorganization of the firm.If the value in liquidation is higher, the laws are in no way prejudiced against selling assets in an orderly procedure.Bankruptcy actually reduces the likelihood of fire sales because assets are not sold quickly once a bankruptcy filing occurs.Cash does not leave the bankrupt firm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a judge.Without pressure to pay debts, the firm can remain in bankruptcy for months as it tries to decide on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Indeed, a major complaint about the U.S.code is that debtors can easily delay reorganizing and slow down the process.If, however, creditors and management believe that speedy assets sales are in their best interest, then they can press the bankruptcy judge to approve quick action.This occurred in the case of Lehman’s asset sale to Barclays, which involved hiring workers whomight have split up were their divisions not sold quickly.金融公司破产及系统性的风险

2008年秋，当美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财政部拒绝85亿美金巨资保险投入到美国国际集团时，这边借给美国国际集团的货款就直接落到了竞争对手手里，而投保人只得到极少的一部分资金。在那些大的受益人当中，高盛用12亿美金来撤销美国国际集团的信用违约互换。这一应急方案通过逐步售出美国国际集团的资产来偿还贷款，而不是保住岗位或者是确保短期贷款市场像之前那样持续运转发挥市场效能。因此，政府避免美国国际集团的系统性风险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美国国际集团的商业伙伴不至于破产。从这一出发点，很明显是信用违约互换当中最好的一个。也是因为这一点，相比2008年美国国际集团多赢得4000亿的合同。在条款当中，美国政府在援助通用汽车时表现的并没那么积极，可能是因为政府确信，通用的破产把损失强加到相关的合作企业，这样不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太大的坏影响。这一决定和宏观经济调查的结果是一致的，即金融公司的破产比非金融公司的破产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大很多。例如Bordo和 Haubrich提到“越是严重的金融事件越是和严重的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同样的，Bernanke反驳道，大萧条如此的让经济衰退是因为银行业的缺陷影响到投资的信用度。Bernanke 假设一种金融加速器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中，经济的一个领域破产导致更多的不稳固的资产负债表和紧张的信贷状况。这反过来就导致投资的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变少的贷款和普遍的经济衰退。如果对非金融企业的经济冲击都是以破产的形式呈现，这些作者们在辩论经济低迷好似不会很严重的。

我们反而认为非金融企业破产的连锁影响远比金融企业的大，就像美国国际集团。虽然通过竞争对手风险渠道，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但并不是说一段时期在大银行间的经济低迷不会伴随冲击很大的经济衰退。只是因为这样是经济失利不会引起经济衰退，也不会影响经济衰退的深度。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企业破产，这样的破产在企业股份中不是常见的导致经济损失的症状。

因为一个公司的倒闭导致其他公司的倒闭形成系统内的一种联级，这样就会产生普遍的经济脆弱的现象。当许多金融公司同时倒闭，系统风险会减弱经济的破坏力度，就像在大萧条时期，9000多家银行倒闭。在前一种案例中，一家公司的倒闭，譬如像美国国际集团，雷曼兄弟，或者贝尔斯登这样的公司倒闭，会导致倒闭现象在金融界蔓延，例如信用违约互换。在后一种案例中，事实是许多金融机构的倒闭意味着不仅仅是货币的供应，而且只要经济活动中的破败，就会降低信用额度。当脆弱的金融系统引起经济的萧条时，经济萧条就不会产生，因为公司可以申请破产。而且如果只是一两个公司的破产，非金融企业会对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样极端且真实的影响是金融企业的脆弱性导致调控者特别强调对系统性风险的预防。这些政策当中，最突出的是“太大以至于破产”(TBTF的逻辑)，这一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大型的金融机构的倒闭将会影响到其分支的金融机构，因此，对经济的风险是很大的。太大而倒闭是2008年随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合并贝尔斯登公司和摩根大通银行之后产生的，在重建银行货代时期的领导是长期资金管理，这一政策的决定是支援美国国际集团。如果结果是阻止了经济的衰退，太大而倒闭的政策将会被证实。然而，如果在这一段时期系统性风险被夸大，或者所采取的措施的益处被高估，资金分配以避免另外一场大萧条的效率代价体系将远远超出任何潜在的利益。

毫无疑问，在观察另外一个系统性风险的时候，没有管理者想乘机撤退。因此当管理者推到一边的时候，我们不能凭经验来考核决定经济状况。当今的美国，很少有管理者同意一家大的金融公司破产的。最近，我们可以看到雷曼兄弟的破产，这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逼不得已同意破产的企业。然而，雷曼兄弟的破产是唯一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表明太大而倒闭的政策是名不副实的，我们只看到中意政策对系统性风险的微不足道的影响。此外，与此同时因雷曼兄弟的倒闭，此外,与此同时,雷曼兄弟的失败的情况下,美联储正在干预商业市场、促进货币资金,而美国国际集团是跳伞了。而且，美联邦储备局和财政局即将散布第二次大萧条的谣言，以彰显其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因此，我们将永远不知道雷曼兄弟的破产是否会导致市场低迷，以及从雷曼兄弟破产致使人们对破产的恐惧反映到现实的经济上来或者管理者对人们的现实经济体中存在的问题的恐惧进行无限的夸大。

在本论文中，我们分析会引起经济崩溃风险的经济体制。我们关注两种可能引起系统性风险问题的蔓延：（1）信息蔓延，一个金融机构的困境会对其他金融企业产生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主要是因为这些企业有许多共同的风险因素。（2）对手蔓延，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倒闭直接导致其他信贷机构的危机，这些危机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引起其他金融企业倒闭。太大而倒闭主义政策的有效性主要依据于这两种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对手蔓延会授权干预每一个倒闭的银行，不过信息蔓延就不会。

如果管理者不介入救助某一企业，要不就是任其倒闭。例如一家银行，处理的过程包括以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作为其产业管理人，使其担保的债务在很短的时间里还清。相反，如果破产的是一个投资银行或者是对冲基金没有参与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这可能是很像第11章和第7章那样的非金融企业。然而，我们所说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由证券行业保护公司承担的，这样的企业是要遵守证券行业保护法令的条例的第7章来停止经济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2008年为什么雷曼兄弟的持股公司申请破产其证券交易子公司不在第11章的备案里面。

对金融企业破产停止运行最大的忧虑在于，减价出售致使倒闭和企业债权人对企业复苏的绝望，这样的减价出售还会使相关联的企业具有负面影响，即便这些企业和倒闭的企业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论是否经过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还是被证券行业保护法令所规定的。这些担忧都是由于在2008年3月联邦储备委员会决定扩大停产决定到初级证券交易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在一次关于经济系统稳定性的演讲中说：“形成的风险就是停产的压力可能迫使交易者们变卖财产到不动产市场。这就将导致低价出售的情形。并且金融市场的普遍低迷和运用的停止将会对资产的价格产生很到的影响，对金融和经济都会产生不良影响。”（2008年5月13日在乔治亚州，联邦储蓄银行亚特南大海岛会议上的演讲。）

对低价销售的恐惧也反映在后来同样的对于贝尔斯登和摩根大通现象出现的原因的演讲里面：“熊市„迫使申请破产„这样的状况会迫使熊市的稳固的债权人和竞争对手来制止潜在的倒闭的可能性，如果市场的流通性不足，这些债权人和竞争对手将要承担损失。如果他们对于其资产的损失和突如其来的流动性不足，是通过撤资投资到其他有保障的金融业里面，这样一来，更大的资金流动危机将接踵而来。”

一个倒闭企业的债权人被迫匆匆冻结资产，这是有悖于美国破产法的基本信条的。美国破产法是让债权人能够使其名下的财产达到最大价值。如果在操作过程中达到最大值，法律就会允许该企业重组。如果在价值在停产之后变更高，破产法是绝不会干扰资产的有序变卖。破产其实是减少低价甩卖的可能性，因为资产不是在申请破产批下来之后立即可以变卖的。